中国城镇体系 -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以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互相促进的城镇体系发展
二、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以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互相促进的城镇体系发展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公元220～907年），是我国封建经济走向鼎盛的时期，尤其长江流域的开发，至南朝时已形成为与黄河流域并重，国力和经济区域较秦、汉时期有了明显的增强，从而大大促进了城镇体系的发展。概括起来，这一时期城镇体系组织结构较前期的变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城市职能组合结构多样性
我国古代农业生产力发展虽然比较缓慢，但魏、晋、隋、唐时代与秦、汉时期相比，无论农业生产工具，还是生产技术都取得了长足进展。发达的农业带来了封建经济繁荣。综观这一时期的经济繁荣，可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在魏、晋、南北朝、隋及唐前期，其繁荣主要表现在商品性农业生产的兴盛上；自中唐以后，其繁荣则主要表现在工商业，特别是商业的兴盛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城市形成和发展，由于主导因素不同，导致了体系职能组合结构的多样化。
1.商品性农业的发展，手工业城市大量兴起
自东汉末年起，中原地区由于陷入战乱状态，北方经济受到严重摧残，导致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向长江以南移民。下及南北朝时，长江流域农产品的市场流通量开始增加，尤其在南朝刘宋初年和北朝魏孝文帝时更为明显。其时就流通的农产品品种来说，木棉布、麻织品、漆器、茶叶等均成为常见的商品。就产品流通量而言，南方以粮为大，北方以绢为多。
到隋、唐两代，随着人口的大规模南移，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商品性农业生产更见发达。这一时期作为新商品进入市场的有蔗糖、煤炭、粮食、桑叶、蔬菜和水果等项，瓷器已与陶瓷分开，并逐渐代替金、银、漆器成为重要日用品，茶叶也由先前的次要商品一跃而成为重要商品，其种植范围已遍及长江流域及江南许多地区。据记载，其时夔州（今奉节）、东川、峡州（宜昌）、江陵、岳州、衡山、蕲州、寿州、常州、湖州、婺州、睦州等地区都有名茶；四川“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①；安徽祁门，“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②。
正是由于商品性农业促进了手工业的发达，导致了这一时期以新兴手工业为主的城市兴起。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新形成的手工业中心有：纺织中心有定州（河北定县，主产绫）、宋州（河南商丘，主产绢）、益州（成都，主产棉、麻、纸）等；陶瓷中心有越州（绍兴一带，青瓷）、邢州（河北内丘，白瓷）、越鼎（陕西泾阳）、婺州、岳州、寿州以及洪州昌南镇（景德镇）等；制茶中心有安徽祁门、四川剑南等；其他手工业中心，如扬州（铜镜）、宣州（宣纸）、襄阳（漆器）、徽州（墨）、湖州（笔）以及长安（刻版印刷）等。
2.商业兴起，以港口城市为主的交通城市崛起
中唐以后，在商品性农业、手工业迅速发展的条件下，国力开始强大，经济上走向鼎盛繁荣时期。其时不仅商业兴盛，而且商品流通较前更为频繁，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河港（以商品流通为主）城市和海港（以对外贸易为主）城市的兴起与发展。（1）以商品流通为主的河港城市的兴起与发展。唐代的水运较陆运发达，素有“江河帝国”之称。从全国经济发展水平看，长江流域已经成为与黄河流域并驾齐驱的经济重心区，“给京师，备水旱，常漕东南之粟”①。黄河、淮河、长江和大运河即成为全国这两大经济中心区物资交流、汇集的主要通道，沿岸也相应地形成了一批交通贸易型河港城市。据《旧唐书·崔融传》记载，唐时“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诣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可见当时河运发达的盛况。在黄河流域，长安、洛阳自不必说，仅汴州就……舳舻相衔，千里不绝，越艌吴艚，官艘贾舶，闽■楚语，风帆雨辑，联翩方载，钲鼓镗鎝，人安以舒，国赋应节”②，一派河港城市繁荣兴盛的景象。在长江流域，下游扬州，地当南北运河和东西长江交汇点，为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流域和太湖流域物资交流的主要枢纽，“当南北大冲，百货所集”③，成为唐代漕运及盐铁转运中心；中游鄂州，“东南郡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④；大运河沿线余杭（今杭州）、吴郡（今苏州）、楚州（今淮安）、宋州（今睢阳）等也因水运得到很大发展。
（2）沿海贸易港口城市兴起。隋、唐是我国封建经济最强盛时期，对外贸易促进了沿海（港口城市）的发展。就全国而言，扬州以北比较重要的海港城市有淮水入海口附近的楚州（今淮安）、山东半岛北部的登州（今蓬莱）和莱州（掖县），渤海湾北部的平州（今河北卢龙）以及辽东半岛南端的都里镇（旅顺附近）；扬州以南主要海港城市有广州、泉州、潮州、福州、温州、明州（宁波）及上海松江等。其中广州执海港之牛耳，成为世界最著名贸易港口城市。扬州、登州、莱州是唐代中日、中朝以及对东南亚贸易的重要港口。作为制糖中心和茶叶市场的泉州，也成为当时与南洋、日本、南亚间往来的重要通商口岸城市。
（3）陆运交通城市、驿站（镇）的发展。在河港、运河港、海港城市发展的同时，陆路交通城市也得到了发展。如隋时炀帝“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今山西阳曲附近），以通驰道”①，又开御道，广百步，“东达于蓟，长三千里”②；唐时玄宗开大庾岭，使广东与内地通行无阻，宪宗时开福建陆路四百余里，使商路更加方便，形成了以长安为中心，有驿道通往全国各地的陆路交通网。据不完全统计，唐代陆上与驿站一致的商路，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四条：丝绸之路③；陕川之路④；陕——鄂（潭）——洪（今南昌）——岭南之路⑤；以及陕——洛——苏——杭——福——泉之路⑥。据《通典》卷七历代户口盛衰记汴州、岐州一段南北商路盛况为：“东至宋、汴，西至岐州（今凤翔）夹路到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诣南荆襄，北至太原、范阳（北京），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可见当时陆路交通城市及驿站也已相当繁荣。
据现有资料统计，其时位居这四条陆路干线上的主要城市，有汴州、宋州、岐州、荆州、襄阳、长沙、交州（梧州）、太原、范阳等交通枢纽城市，以及楚州、洪州、相州（安阳）、凉州（武威）等著名大城市。此外，若按当时三十里一驿计算，全国还有这样的驿站城镇1600个左右，与上述陆路交通城市共同组成了遍及全国各地的陆运城镇网。
3.军镇及“草市”的出现
随着国土开发范围扩大，地域经济繁荣，也导致了边防军事重镇和大城市外围草市的兴起，成为我国小城镇发展的伊始。
（1）军事重镇的设置。据记载，我国军镇设置始于北魏。其时沿长城一线自西而东即设有沃野（内蒙古五原东北）、怀朔（今固阳西南）、武川（今武川西土城）、抚冥（今四子王镇东南）、柔玄（今兴和台基庙东北）、怀荒（张北县境）六个防御柔然等漠北民族的军镇。到唐代这类军镇除仍在北方设置外，范围进一步扩大到西北、西南、东北地区。中宗景龙二年（公元708年）在呼和浩特至河套狼山一带边防地区筑了东、中、西“受降城”①；玄宗开元之后（公元713年），又先后沿边境设立了9个节度使和岭南经略使，掌管一个地区的军事，也逐渐发展成为当时别于行政中心城市的军事重镇。其分布可见表4－4。
（2）草市的兴起。作为我国小城镇前身的草市，兴起于南北朝时期60000395_0063_1②，其起源为城市城门外供农民出售草料（饲料、燃料）等农产品的场所。如《南齐书》就有建康（今南京）城外有草市，专设草市尉进行管理的记载。但这种草市直到唐代前期数量仍然很
少，“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①，即使州、县以上治所，其置废也仍一秉于政府。
中唐以后，由于经济繁荣集中表现在手工业、商业的兴盛上，随着水陆交通的发展，草市的设置也因地方商品经济的需要而迅速发展起来，并且突破了州县以下不得置市的规定，在广大农村交通要道之地逐渐兴起了大批集市，从而发展成为农村的商品交换中心。不仅如此，有些草市由于其形成因素不同，又具有不同的职能，从而向专业市镇发展。如荆州沙头市（今沙市）因地处水上交通要冲，而成为“商贾辐辏，舟车骈集”的草市②；蒙顶山遂斯安因山上产茶而成茶市；四川盐亭县雍江因产盐而成盐市，等等。
（二）城市等级规模的调整及其差别的加大
这一时期随着封建经济繁荣，城市规模有了很大增长，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城市等级系列的逐步调整
如前所述，在汉代我国城镇体系已基本上形成了首都——刺史部驻所——郡级城市——县级城市这四级城市等级系列，而至隋、唐两代，将近四个世纪的统一局面，“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是我国封建经济最鼎盛时期，各种经济因素逐渐渗入到城市，改变和调整了过去城镇体系等级序列。隋代与秦汉大致相当，仍施行郡、县二级制；而至唐代，易郡为府、州作为一级政区，县为二级政区，并设置道为监察区域，形成了由都城——道级驻所城市——府、州级驻所城市——县城——镇及草市组成的比较完整的城镇系统。
在这一时期，不仅被毁的长安、洛阳得到了规划重建，而且新设州、县治所数众多。据不完全统计，魏晋南北朝全国共新设县城近220个。公元589年2月隋灭陈，得州30，县400。并在此基础上按“存要去闲，并小为大①的原则，裁减了部分郡县，并把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郡）、县两级制。唐初承袭隋制，实行州、县二级制。中唐以后为了加强统治，又新设置道制作为监察区，后逐渐成为位于州之上的一级行政单位。
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资料统计，其时都城2（西京、东都）、道驻所12个，府州治所城市314处，县城及县级州治所城市1348处，城市（镇）总数达1676个，其数量远远超过历史上其他任何时期，列表如下（表4—5）。
2.百万以上特大城市开始出现
首先，值得指出的是南朝首都建康（今南京）的兴起，从孙吴开始，经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相继建都，城市规模迅速扩大。东晋初年（公元317年）全城约有居民4万户，每户以4人计，人口规模不足20万，梁武帝时（公元502～548年）“城中二十八万余户，西
表4-5唐代城市等级规模表
说明：（1）本表含渤海、南诏等国城市。
（2）府、州、县建制以公元741年（开元二十九年）为准。
（3）安西、北庭都护府以公元658～702年（显庆三年至长安二年）间建制为准；安北、单于两都护府以公元647～669年（贞观二十一年～总章二年）间建制为准。
（4）吐蕃所属千户所按县城统计；回纥以公元759年（唐肃宗乾元二年）为准；渤海以公元820年政区为准；南诏以公元879年政区为准。
至石头，东至倪塘，南至石子岗，北过蒋山，东西南北各四十里”①，每户以四人计，总人口亦逾百万，成为我国都城发展史上第一个人口超过百万的特大城市，也是当时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城市②。
其次，北魏都城洛阳的复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洛阳长期荒凉的面貌迅速改变，不仅成为北魏的政治中心，也逐渐成为北方最大的商业城市。据《唐六典》记载，“今京城，东西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隋时洛阳在遭受战火破坏的基础上重建，其规模极大，不仅是国家的政治中心，也是重要的工商城市。据《隋书·炀帝纪》记载，大业六年（公元610年），隋炀帝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全城人口也达百万以上①，成为继南京后，第二座百万人口的大城市。
其三，都城长安的重建。隋、唐长安都城在被毁的基础上重新规划建设，城制东西9721米，南北8651.7米，城周长37.7公里，面积84平方公里，规模宏大，相当于今西安城面积的9.65倍，是古代世界最大的城。其中南北大街14条，东西大街11条，东西南北大街交杂，形成108坊。白居易形容说：“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②。堪称“世界首都”。据《新唐书·则天皇后纪》记载，仅天授二年，武则天即徙关内七州数十万人实“神都”。估计当时人口至少也在百万左右，是著名的国际大都市之一③。
其四，东都洛阳虽始筑于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谓之新都，但至唐显庆二年（公元657年）改为东都。其宫城在皇城北，东西四里一百八十八步，南北二里八十五步，周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皇城东西五里一十七步，南北三里二百九十八步，周十三里二百五十步。城中南北四街，东西四街。东京城隋大业元年筑，曰罗郭城。唐长寿二年（公元693年）增筑改称金城。其周达五十二里，城内纵横各十街。凡坊一百十三，市三。若按长安城市人口密度计，人口亦在百万左右。
3.次级中心城市逐渐形成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前期360多年的社会动乱，封建割据，塑造了一批区域性的中心城市；后期320多年，封建经济繁荣，地域经济开发，又促进了一批地区中心城市的形成。使我国这一时期城市等级规模结构与秦、汉相比，次级中心有了明显增加。（1）封建割据，作为国都兴建起来的区域中心城市。自东汉末年，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建立，我国持续了数百年之久的社会大动乱，尤其是中原地区封建割据日盛，许多历史名城惨遭破坏，也必然促进了许多新都城的形成。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约有11座城市作为新都城兴起和发展起来（表4－6），它们中绝大多数发展成为以后唐代城市体系的次级中心。其中最突出的当数扬州、成都、广州、泉州、明州（宁波）、登州等城市，它们与长安、洛阳
并称八大都市。
（2）地域经济开发，地区中心城市增加。从全国城市等级规模结构看，这一时期与秦、汉时期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仅就各级城市的数量而言，国都及大区中心城市数量没有变化，但作为高于县城以上一级城市的府、州城市，却比秦、汉时期郡级城市数量有了较大的增加，由原来的97个上升为314个，所占全国城市总数的比重增加了一倍以上（表4－7），可见地区中心城市有了明显的增加。
（三）城市发展轴线初见端倪
自东汉末年至唐末是我国封建经济上升时期，城镇体系的地域空间结构变化，主要表现为城市分布范围的扩大和城市发展轴线的形成两个方面。
1.人口大规模南移，城镇分布范围扩大，空间分布重心由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
这一时期由于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我国人口分布发生了三次较大的迁移，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全国城市分布范围的扩大。
（1）东汉末年的人口迁移。东汉末年是我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社会大动乱时期，军阀混战使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受到极其严重的蹂躏，人口迁移规模巨大。据统计，其迁徙路线主要有：其一，由北向南，即由黄河流域向南至淮南，由淮南而至江南；由关中而至汉中，由汉中而至益州；由关中至荆州。其二，由西向东，即由中原和江北向江东。其三，由内地向边疆，即由中原地区至幽州；由关中至陇右。
（2）西晋年间的人口大迁移。这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一方面使中原地区“生民绝减，且将大半”①，许多地方出现了“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户之民，空张郡目”②的衰败境况；另一方面，长江流域、淮河流域人口有了较大的增长。据谭其骧教授统计③，自永嘉至元嘉年间（公元307～453年），北方南移人口（“编户齐民”）共约90万，其中侨寓山东的21万，四川及汉中地区的15万，两湖地区及河南地区的10万，江苏、安徽、江西的40万。
（3）中唐时期的人口迁移。中唐“安史之乱”，使一度稳定繁荣的社会经济局面，又出现了短暂的分裂、战乱。其时“天子去蜀，多士南奔，吴为人海”④。“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⑤。“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止”⑥。这种大规模的人口南迁，直到唐末仍在继续。
由于这三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一方面使我国的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南移，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我国城市空间分布上的明显变化。概括其大的变化主要有三：即南方侨郡、县治城市发展；城市空间分布重心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以及全国城市发展上的空间扩展。
由于北方移民，在南方侨民比较集中的地区侨置州、郡、县各级行政中心，“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两、三”①的现象屡见不鲜，仅江苏镇江一带其时就置侨郡33，侨县75个。
到了唐代，由于社会经济稳定和发展，我国城市的空间分布又表现为向边疆扩展。其时即使在西北地区的新疆，西南地区的西藏等地，城市也有了较快的发展。据记载，唐代在北疆就设有北庭都护治所庭州（今乌鲁木齐以东的吉木萨尔），伊犁河谷平原设弓月城（今霍城一带），吐鲁番盆地设安西都护府（今交河城），后迁今库车，辖龟兹、疏勒（喀什）、于阗、碎叶等“安西四镇”。“丝绸之路”南道途经的伊循（今米兰）、鄯善（今若羌）、且末、精绝（今民丰）、莎车也都是当时重要的商业城市。公元7世纪，吐蕃王松赞干布以大昭寺为中心，在卧马塘建都，开创了西藏高原城市建设的先河。
中唐时期我国县城分布与东汉时期比较（表4－8），很明显，这
说明：（1）由于行政区变动较大，其比较仅为相对数。
（2）西南地区包括了剑南道的一部分，未划出。
（3）剑南道包括姚州16州级县城、戎州8州级县城。
（4）黔中道包括黔州所领16州级县城。
（5）岭南道包括桂州所领6州级县城、邕州所领11州级县城、安南所领5州级县城。
资料来源：《中国历史地图集》。
一时期黄淮海河流域县城废弃甚多，县城总数仅及东汉时的一半，所占全国城市比重，也由东汉时的1/2强，下降为1/5；而长江流域及东南沿海地区则发展很快，县城数增加了一倍以上，约占全国县城总数一半左右。全国城市空间分布的重心明显的由黄河流域转移到了长江流域。再从边疆地区县城分布看，除西北地区基本上保持原有水平（略有减少）外，西南、北方、东北等地区城市都有了明显的增长。
2.沿运、沿江城市发展轴线开始出现
由于上述人口、城市分布空间的变化，至唐末我国城镇体系的地域空间结构开始出现了沿运河和沿长江两条城市发展轴线。
（1）运河城市发展轴线。隋大运河的开凿，把逐渐成为我国经济中心的长江流域与仍作为政治、军事中心的黄河流域以通畅便捷的水运联结起来，成为我国主要商品流通通道和经济发展的命脉。沿河两岸，一方面其腹地经济比较发达，另一方面商品流通便捷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遂使一些通都大邑由此兴旺起来。沿岸的楚州（淮安）、扬州、苏州、杭州在当时并称四大都市；华州（华县）、陕州（陕县）、汴州（开封）、宋州（商丘）、泗州（盱眙）、润州（镇江）、常州也发展成为较大的城市。此外，沿运河在水陆要道或津渡之所又兴起了一批县城和重要集镇（表4-9），形成了我国第一条南北向的轴线。
（2）沿江城市发展轴线。汉、魏以后，中国经济重心逐渐从中原地区南移，长江及其支流赣江、汉水、湘江成为当时主要的交通路线，其沿岸以及“三吴”地区的经济繁荣，大大小小的水道不仅把大城市同重要的农业区联结在一起，而且也把各个大小城市融为一体，发展成为我国又一条东西向的城市发展轴线。在这一时期，南朝首都建康（今南京）为长江下游大港，秦淮河两岸市集众多，成为长江流域最大的商业城市；广陵（扬州）、京口（镇江）、夏口（汉口）、江陵、成都与南京并称长江流域六大都市；沿江浔阳（九
表4-9中唐时期运河沿岸县城分布表
资料来源：《中国历史地图集》。
江）、豫章（南昌）和下游地区的吴郡（苏州）、毗陵（常州）、会稽（绍兴）、余杭（杭州）以及沔水（今汉水）、淮水两岸的襄阳和寿春，都发展成为当时繁盛的商业港口城市。至中唐时期，长江干流（上游至重庆）沿江即有州城15处，县城19处，重要集镇18处（表4—10）。长
资料来源：《中国历史地图集》。
江流域城市发展轴线初步形成。《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无积聚而多贫”。“江淮以南，……无千金之家”。《宋书》孔季恭传论则记有：“江南之为国盛矣。……（会土）膏腴上地，亩直一金，■、杜少间，不能比也。……（荆城、扬部）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对照司马迁和沈约关于长江流域的两种描述，不难看出其地域经济由落后到发达，以致形成全国城市发展轴线的巨大变化。
（四）以水运为基础的城市网络形成
魏、普、南北朝、隋、唐时期，由于政治上从分裂走向统一，经济上由停滞达到繁盛，使城市间的联系较秦、汉时期有所加强；而且这种加强又是与统一稳定的社会经济局面，以及以水运为中心的运输网的形成而密切不可分的。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全国仍处于大动乱时代，城市商品流通又倍受地主庄园经济、官办手工业、“三国”及南北对峙，以及以实物为主的货币流通①四大因素的限制，所以城市间的联系并没有多大改善。
隋、唐政治上的统一，必然带来经济上的繁荣和联系的频繁。其时尽管国家经济机制处于自然经济条件下，尤其地主庄园经济以耕织结合为特征，以一家一户为独立生产单位，使整个农村基本上构成了一个封闭的经济系统，与外界经济联系极其微弱。但由于国内环境相对稳定，农业生产繁荣，商业较前期发达，自然又为手工业商品交换的发展提供了条件。这种数量有限的商品流通以涓涓细流成为滋润自然经济的调节机制，促进了城市体系内部城市间经济联系在原有水平上有了进一步的加强。概括起来主要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
（1）开放的商业政策。在唐代虽然一开始就公布了贱商令，并建立了相应的市场管理制度，但在安史之乱以前，在市场和商业方面仍是实行开放政策，不仅没有实行专卖制度，而且还实行了免征或轻税政策；在流通方面又开关解禁，这些措施都大大促进了城市商业的发展，从而密切和加强了城市间的经济联系。
（2）发达水运网的形成。魏、晋、南北朝以后，长江流域发展成为全国主要经济基地。隋、唐时期长江流域经济水平逐渐超过了其它流域，成为全国首富的农业地区，形成了“国家财赋，仰给东南”的局面。与之相对应，长江水运网包括长江干流及其主要支流如赣江、湘江、沔水（汉水），郁水（今珠江水系）水运网和大运河共同构成了我国南方及东部发达的水运系统，把众多的城市联结在一起，必然也密切和加强了这一时期城镇体系内城市间的联系。
（3）海外贸易的开拓。秦、汉时期我国对外贸易偏重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而至魏、晋、南北朝时，开始逐渐转向东部沿海。在东北方面不仅与朝鲜半岛的高丽、百济、新罗常有贸易往来，而且日本“魏自于齐梁，在与中国相通”①。在东南沿海，“沿海诸国”的贸易“及宋、齐至者有十余国”，“自梁革运”，“航海岁至，逾于前代矣”②。当时大秦（东罗马帝国）、天竺等国商人，也“泛舟陵波，因风远至”，“商舶继路，高使交属”③。到了唐代，海上贸易更加发达，东南沿海的广州执海港之牛耳，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对外贸易港口之一；扬州地当长江、运河会口，距海甚近，成为我国中部河海大港；山东登州（今蓬莱）居朝鲜、日本入国大门，也成为北方的主要港口。这些对外贸易口岸的形成与发展，尽管当时商品贸易量可能很少，但它们与西北通往西域及中亚诸国的北、中、南三条商路，共同组成了我国魏、晋、隋、唐城镇体系对外开放的“开口”和通道，并与沿线城市相联系直达东、西两京，将全国这一时期的城镇体系与世界主要大城市联系起来。
（五）小结
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我国城镇体系发展的重要时期，封建经济的繁荣，使城镇体系的职能组合结构多样化，手工业城市、交通性城市大量兴起，小城镇也开始发展起来。与秦、汉时期相比，城市等级规模差别加大，区域中心城市有了较大发展。在空间分布上，不仅表现为体系重心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以及分布范围进一步扩大，而且出现了沿运河、沿江两条城市发展轴线。应特别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城市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整体结构由相对封闭走向相对开放，成为我国魏、晋、南北朝、隋、唐城镇体系最突出的特征。
① 《唐国史补》下卷。
② 《全唐书》卷280，张途《祁门县新修闾门溪记》。
① 《新唐书·食货志》。
② 洪迈：《容斋随笔》卷4。
③ 《唐会要》卷86，《市》。
④ 《唐语林》卷8，《补遗》。
① 《隋书》卷24，《食货志》。
② 《隋书》卷4，《炀帝纪》。
③ 由长安经邠（今陕西彬县）、泾（甘肃泾州县北）、原（今宁夏固原）、会（今甘肃靖远）、鄯（今青海乐都）、凉（甘肃武威）、甘（今甘肃张掖）、肃（今酒泉）、瓜（今甘肃安西东南）、沙（今敦煌县西）、伊（今新疆哈密）等州，通向西域。
④ 由长安经褒斜山口（陕西凤县东北草凉驿折东南留坝，又南经褒城旧治北鸡头关至斜谷出郿县）至汉中，剑南西川（今成都市），中经兴元（今汉中市东）、利（今广元）、剑（令四川剑阁）、绵（今绵阳东）、汉到成都，然后再延到眉（今眉山县）、嘉（今乐山县）、戎（今宜宾）和彭（今彭县）、蜀邛（今邛崃）、雅（今雅安）诸州。
⑤ 由长安经蓝田、商洛山至襄州，再延伸到隋、安、沔、鄂（今武昌）、蕲（今蕲州镇西北）、江、洪（今南昌）、吉（今吉安）、虔，越大岭（今江西大余、广东南雄交界处）至广州。这条线还从鄂、潭（湘潭）、衡、郴直达韶（关）、广（州）；或由潭、邵（今邵阳市）入桂管（今桂林）、容管（今北流）。
⑥ 由长安至洛阳，洛阳北通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由洛阳至汴（开封）、泗（宿迁东南）、楚（凤阳东北）至扬州，再延伸到润（镇江）、常、苏、杭、越（绍兴）、明（宁波）、睦（建德）、衢（衢县）、建（福建建瓯）、福、泉。
① 东受降城即今托克托城。
② 《贞观纪要》卷1，《论政体》第二。
① 《唐会要》卷86，《市》。
② 《舆地纪胜》卷64。
① 《隋书》卷46，《杨尚希传》。
① 《太平寰宇记》引《金陵记》。
② 南朝梁时，都城颇小，都城附近的小城则更小，且不相接。文中所述范围，其中包括大量农民，所以人口超过百万之说，尚可斟酌。
① 彭子尹：“古都洛阳的城市发展与变迁”，《城市规划》，1982年第3期。
② 白居易：《登观音台望城》。
③ 徐松：《两京城坊考》记载，唐西京外郭城“东西一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一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周六十七里”。
①
② 《宋书·州郡志》卷35。
③ 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燕京学报》，第15期。
④ 《全唐文·顾况送宜歙李衙推序》。
⑤ 《宋书·州郡志》卷35。
⑥ 李白：《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
① 李白：《为宋中函请都金陵表》。
① 《隋书·食货志》。
① 《隋书·倭国传》。
② 《梁书》卷54，《海南诸国传序》。
③ 《宋书》卷97，《夷蛮传论》。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公元220～907年），是我国封建经济走向鼎盛的时期，尤其长江流域的开发，至南朝时已形成为与黄河流域并重，国力和经济区域较秦、汉时期有了明显的增强，从而大大促进了城镇体系的发展。概括起来，这一时期城镇体系组织结构较前期的变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城市职能组合结构多样性
我国古代农业生产力发展虽然比较缓慢，但魏、晋、隋、唐时代与秦、汉时期相比，无论农业生产工具，还是生产技术都取得了长足进展。发达的农业带来了封建经济繁荣。综观这一时期的经济繁荣，可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在魏、晋、南北朝、隋及唐前期，其繁荣主要表现在商品性农业生产的兴盛上；自中唐以后，其繁荣则主要表现在工商业，特别是商业的兴盛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城市形成和发展，由于主导因素不同，导致了体系职能组合结构的多样化。
1.商品性农业的发展，手工业城市大量兴起
自东汉末年起，中原地区由于陷入战乱状态，北方经济受到严重摧残，导致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向长江以南移民。下及南北朝时，长江流域农产品的市场流通量开始增加，尤其在南朝刘宋初年和北朝魏孝文帝时更为明显。其时就流通的农产品品种来说，木棉布、麻织品、漆器、茶叶等均成为常见的商品。就产品流通量而言，南方以粮为大，北方以绢为多。
到隋、唐两代，随着人口的大规模南移，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商品性农业生产更见发达。这一时期作为新商品进入市场的有蔗糖、煤炭、粮食、桑叶、蔬菜和水果等项，瓷器已与陶瓷分开，并逐渐代替金、银、漆器成为重要日用品，茶叶也由先前的次要商品一跃而成为重要商品，其种植范围已遍及长江流域及江南许多地区。据记载，其时夔州（今奉节）、东川、峡州（宜昌）、江陵、岳州、衡山、蕲州、寿州、常州、湖州、婺州、睦州等地区都有名茶；四川“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①；安徽祁门，“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②。
正是由于商品性农业促进了手工业的发达，导致了这一时期以新兴手工业为主的城市兴起。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新形成的手工业中心有：纺织中心有定州（河北定县，主产绫）、宋州（河南商丘，主产绢）、益州（成都，主产棉、麻、纸）等；陶瓷中心有越州（绍兴一带，青瓷）、邢州（河北内丘，白瓷）、越鼎（陕西泾阳）、婺州、岳州、寿州以及洪州昌南镇（景德镇）等；制茶中心有安徽祁门、四川剑南等；其他手工业中心，如扬州（铜镜）、宣州（宣纸）、襄阳（漆器）、徽州（墨）、湖州（笔）以及长安（刻版印刷）等。
2.商业兴起，以港口城市为主的交通城市崛起
中唐以后，在商品性农业、手工业迅速发展的条件下，国力开始强大，经济上走向鼎盛繁荣时期。其时不仅商业兴盛，而且商品流通较前更为频繁，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河港（以商品流通为主）城市和海港（以对外贸易为主）城市的兴起与发展。（1）以商品流通为主的河港城市的兴起与发展。唐代的水运较陆运发达，素有“江河帝国”之称。从全国经济发展水平看，长江流域已经成为与黄河流域并驾齐驱的经济重心区，“给京师，备水旱，常漕东南之粟”①。黄河、淮河、长江和大运河即成为全国这两大经济中心区物资交流、汇集的主要通道，沿岸也相应地形成了一批交通贸易型河港城市。据《旧唐书·崔融传》记载，唐时“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诣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可见当时河运发达的盛况。在黄河流域，长安、洛阳自不必说，仅汴州就……舳舻相衔，千里不绝，越艌吴艚，官艘贾舶，闽■楚语，风帆雨辑，联翩方载，钲鼓镗鎝，人安以舒，国赋应节”②，一派河港城市繁荣兴盛的景象。在长江流域，下游扬州，地当南北运河和东西长江交汇点，为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流域和太湖流域物资交流的主要枢纽，“当南北大冲，百货所集”③，成为唐代漕运及盐铁转运中心；中游鄂州，“东南郡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④；大运河沿线余杭（今杭州）、吴郡（今苏州）、楚州（今淮安）、宋州（今睢阳）等也因水运得到很大发展。
（2）沿海贸易港口城市兴起。隋、唐是我国封建经济最强盛时期，对外贸易促进了沿海（港口城市）的发展。就全国而言，扬州以北比较重要的海港城市有淮水入海口附近的楚州（今淮安）、山东半岛北部的登州（今蓬莱）和莱州（掖县），渤海湾北部的平州（今河北卢龙）以及辽东半岛南端的都里镇（旅顺附近）；扬州以南主要海港城市有广州、泉州、潮州、福州、温州、明州（宁波）及上海松江等。其中广州执海港之牛耳，成为世界最著名贸易港口城市。扬州、登州、莱州是唐代中日、中朝以及对东南亚贸易的重要港口。作为制糖中心和茶叶市场的泉州，也成为当时与南洋、日本、南亚间往来的重要通商口岸城市。
（3）陆运交通城市、驿站（镇）的发展。在河港、运河港、海港城市发展的同时，陆路交通城市也得到了发展。如隋时炀帝“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今山西阳曲附近），以通驰道”①，又开御道，广百步，“东达于蓟，长三千里”②；唐时玄宗开大庾岭，使广东与内地通行无阻，宪宗时开福建陆路四百余里，使商路更加方便，形成了以长安为中心，有驿道通往全国各地的陆路交通网。据不完全统计，唐代陆上与驿站一致的商路，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四条：丝绸之路③；陕川之路④；陕——鄂（潭）——洪（今南昌）——岭南之路⑤；以及陕——洛——苏——杭——福——泉之路⑥。据《通典》卷七历代户口盛衰记汴州、岐州一段南北商路盛况为：“东至宋、汴，西至岐州（今凤翔）夹路到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诣南荆襄，北至太原、范阳（北京），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可见当时陆路交通城市及驿站也已相当繁荣。
据现有资料统计，其时位居这四条陆路干线上的主要城市，有汴州、宋州、岐州、荆州、襄阳、长沙、交州（梧州）、太原、范阳等交通枢纽城市，以及楚州、洪州、相州（安阳）、凉州（武威）等著名大城市。此外，若按当时三十里一驿计算，全国还有这样的驿站城镇1600个左右，与上述陆路交通城市共同组成了遍及全国各地的陆运城镇网。
3.军镇及“草市”的出现
随着国土开发范围扩大，地域经济繁荣，也导致了边防军事重镇和大城市外围草市的兴起，成为我国小城镇发展的伊始。
（1）军事重镇的设置。据记载，我国军镇设置始于北魏。其时沿长城一线自西而东即设有沃野（内蒙古五原东北）、怀朔（今固阳西南）、武川（今武川西土城）、抚冥（今四子王镇东南）、柔玄（今兴和台基庙东北）、怀荒（张北县境）六个防御柔然等漠北民族的军镇。到唐代这类军镇除仍在北方设置外，范围进一步扩大到西北、西南、东北地区。中宗景龙二年（公元708年）在呼和浩特至河套狼山一带边防地区筑了东、中、西“受降城”①；玄宗开元之后（公元713年），又先后沿边境设立了9个节度使和岭南经略使，掌管一个地区的军事，也逐渐发展成为当时别于行政中心城市的军事重镇。其分布可见表4－4。
（2）草市的兴起。作为我国小城镇前身的草市，兴起于南北朝时期60000395_0063_1②，其起源为城市城门外供农民出售草料（饲料、燃料）等农产品的场所。如《南齐书》就有建康（今南京）城外有草市，专设草市尉进行管理的记载。但这种草市直到唐代前期数量仍然很
少，“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①，即使州、县以上治所，其置废也仍一秉于政府。
中唐以后，由于经济繁荣集中表现在手工业、商业的兴盛上，随着水陆交通的发展，草市的设置也因地方商品经济的需要而迅速发展起来，并且突破了州县以下不得置市的规定，在广大农村交通要道之地逐渐兴起了大批集市，从而发展成为农村的商品交换中心。不仅如此，有些草市由于其形成因素不同，又具有不同的职能，从而向专业市镇发展。如荆州沙头市（今沙市）因地处水上交通要冲，而成为“商贾辐辏，舟车骈集”的草市②；蒙顶山遂斯安因山上产茶而成茶市；四川盐亭县雍江因产盐而成盐市，等等。
（二）城市等级规模的调整及其差别的加大
这一时期随着封建经济繁荣，城市规模有了很大增长，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城市等级系列的逐步调整
如前所述，在汉代我国城镇体系已基本上形成了首都——刺史部驻所——郡级城市——县级城市这四级城市等级系列，而至隋、唐两代，将近四个世纪的统一局面，“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是我国封建经济最鼎盛时期，各种经济因素逐渐渗入到城市，改变和调整了过去城镇体系等级序列。隋代与秦汉大致相当，仍施行郡、县二级制；而至唐代，易郡为府、州作为一级政区，县为二级政区，并设置道为监察区域，形成了由都城——道级驻所城市——府、州级驻所城市——县城——镇及草市组成的比较完整的城镇系统。
在这一时期，不仅被毁的长安、洛阳得到了规划重建，而且新设州、县治所数众多。据不完全统计，魏晋南北朝全国共新设县城近220个。公元589年2月隋灭陈，得州30，县400。并在此基础上按“存要去闲，并小为大①的原则，裁减了部分郡县，并把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郡）、县两级制。唐初承袭隋制，实行州、县二级制。中唐以后为了加强统治，又新设置道制作为监察区，后逐渐成为位于州之上的一级行政单位。
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资料统计，其时都城2（西京、东都）、道驻所12个，府州治所城市314处，县城及县级州治所城市1348处，城市（镇）总数达1676个，其数量远远超过历史上其他任何时期，列表如下（表4—5）。
2.百万以上特大城市开始出现
首先，值得指出的是南朝首都建康（今南京）的兴起，从孙吴开始，经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相继建都，城市规模迅速扩大。东晋初年（公元317年）全城约有居民4万户，每户以4人计，人口规模不足20万，梁武帝时（公元502～548年）“城中二十八万余户，西
表4-5唐代城市等级规模表
说明：（1）本表含渤海、南诏等国城市。
（2）府、州、县建制以公元741年（开元二十九年）为准。
（3）安西、北庭都护府以公元658～702年（显庆三年至长安二年）间建制为准；安北、单于两都护府以公元647～669年（贞观二十一年～总章二年）间建制为准。
（4）吐蕃所属千户所按县城统计；回纥以公元759年（唐肃宗乾元二年）为准；渤海以公元820年政区为准；南诏以公元879年政区为准。
至石头，东至倪塘，南至石子岗，北过蒋山，东西南北各四十里”①，每户以四人计，总人口亦逾百万，成为我国都城发展史上第一个人口超过百万的特大城市，也是当时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城市②。
其次，北魏都城洛阳的复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洛阳长期荒凉的面貌迅速改变，不仅成为北魏的政治中心，也逐渐成为北方最大的商业城市。据《唐六典》记载，“今京城，东西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隋时洛阳在遭受战火破坏的基础上重建，其规模极大，不仅是国家的政治中心，也是重要的工商城市。据《隋书·炀帝纪》记载，大业六年（公元610年），隋炀帝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全城人口也达百万以上①，成为继南京后，第二座百万人口的大城市。
其三，都城长安的重建。隋、唐长安都城在被毁的基础上重新规划建设，城制东西9721米，南北8651.7米，城周长37.7公里，面积84平方公里，规模宏大，相当于今西安城面积的9.65倍，是古代世界最大的城。其中南北大街14条，东西大街11条，东西南北大街交杂，形成108坊。白居易形容说：“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②。堪称“世界首都”。据《新唐书·则天皇后纪》记载，仅天授二年，武则天即徙关内七州数十万人实“神都”。估计当时人口至少也在百万左右，是著名的国际大都市之一③。
其四，东都洛阳虽始筑于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谓之新都，但至唐显庆二年（公元657年）改为东都。其宫城在皇城北，东西四里一百八十八步，南北二里八十五步，周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皇城东西五里一十七步，南北三里二百九十八步，周十三里二百五十步。城中南北四街，东西四街。东京城隋大业元年筑，曰罗郭城。唐长寿二年（公元693年）增筑改称金城。其周达五十二里，城内纵横各十街。凡坊一百十三，市三。若按长安城市人口密度计，人口亦在百万左右。
3.次级中心城市逐渐形成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前期360多年的社会动乱，封建割据，塑造了一批区域性的中心城市；后期320多年，封建经济繁荣，地域经济开发，又促进了一批地区中心城市的形成。使我国这一时期城市等级规模结构与秦、汉相比，次级中心有了明显增加。（1）封建割据，作为国都兴建起来的区域中心城市。自东汉末年，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建立，我国持续了数百年之久的社会大动乱，尤其是中原地区封建割据日盛，许多历史名城惨遭破坏，也必然促进了许多新都城的形成。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约有11座城市作为新都城兴起和发展起来（表4－6），它们中绝大多数发展成为以后唐代城市体系的次级中心。其中最突出的当数扬州、成都、广州、泉州、明州（宁波）、登州等城市，它们与长安、洛阳
并称八大都市。
（2）地域经济开发，地区中心城市增加。从全国城市等级规模结构看，这一时期与秦、汉时期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仅就各级城市的数量而言，国都及大区中心城市数量没有变化，但作为高于县城以上一级城市的府、州城市，却比秦、汉时期郡级城市数量有了较大的增加，由原来的97个上升为314个，所占全国城市总数的比重增加了一倍以上（表4－7），可见地区中心城市有了明显的增加。
（三）城市发展轴线初见端倪
自东汉末年至唐末是我国封建经济上升时期，城镇体系的地域空间结构变化，主要表现为城市分布范围的扩大和城市发展轴线的形成两个方面。
1.人口大规模南移，城镇分布范围扩大，空间分布重心由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
这一时期由于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我国人口分布发生了三次较大的迁移，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全国城市分布范围的扩大。
（1）东汉末年的人口迁移。东汉末年是我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社会大动乱时期，军阀混战使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受到极其严重的蹂躏，人口迁移规模巨大。据统计，其迁徙路线主要有：其一，由北向南，即由黄河流域向南至淮南，由淮南而至江南；由关中而至汉中，由汉中而至益州；由关中至荆州。其二，由西向东，即由中原和江北向江东。其三，由内地向边疆，即由中原地区至幽州；由关中至陇右。
（2）西晋年间的人口大迁移。这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一方面使中原地区“生民绝减，且将大半”①，许多地方出现了“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户之民，空张郡目”②的衰败境况；另一方面，长江流域、淮河流域人口有了较大的增长。据谭其骧教授统计③，自永嘉至元嘉年间（公元307～453年），北方南移人口（“编户齐民”）共约90万，其中侨寓山东的21万，四川及汉中地区的15万，两湖地区及河南地区的10万，江苏、安徽、江西的40万。
（3）中唐时期的人口迁移。中唐“安史之乱”，使一度稳定繁荣的社会经济局面，又出现了短暂的分裂、战乱。其时“天子去蜀，多士南奔，吴为人海”④。“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⑤。“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止”⑥。这种大规模的人口南迁，直到唐末仍在继续。
由于这三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一方面使我国的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南移，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我国城市空间分布上的明显变化。概括其大的变化主要有三：即南方侨郡、县治城市发展；城市空间分布重心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以及全国城市发展上的空间扩展。
由于北方移民，在南方侨民比较集中的地区侨置州、郡、县各级行政中心，“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两、三”①的现象屡见不鲜，仅江苏镇江一带其时就置侨郡33，侨县75个。
到了唐代，由于社会经济稳定和发展，我国城市的空间分布又表现为向边疆扩展。其时即使在西北地区的新疆，西南地区的西藏等地，城市也有了较快的发展。据记载，唐代在北疆就设有北庭都护治所庭州（今乌鲁木齐以东的吉木萨尔），伊犁河谷平原设弓月城（今霍城一带），吐鲁番盆地设安西都护府（今交河城），后迁今库车，辖龟兹、疏勒（喀什）、于阗、碎叶等“安西四镇”。“丝绸之路”南道途经的伊循（今米兰）、鄯善（今若羌）、且末、精绝（今民丰）、莎车也都是当时重要的商业城市。公元7世纪，吐蕃王松赞干布以大昭寺为中心，在卧马塘建都，开创了西藏高原城市建设的先河。
中唐时期我国县城分布与东汉时期比较（表4－8），很明显，这
说明：（1）由于行政区变动较大，其比较仅为相对数。
（2）西南地区包括了剑南道的一部分，未划出。
（3）剑南道包括姚州16州级县城、戎州8州级县城。
（4）黔中道包括黔州所领16州级县城。
（5）岭南道包括桂州所领6州级县城、邕州所领11州级县城、安南所领5州级县城。
资料来源：《中国历史地图集》。
一时期黄淮海河流域县城废弃甚多，县城总数仅及东汉时的一半，所占全国城市比重，也由东汉时的1/2强，下降为1/5；而长江流域及东南沿海地区则发展很快，县城数增加了一倍以上，约占全国县城总数一半左右。全国城市空间分布的重心明显的由黄河流域转移到了长江流域。再从边疆地区县城分布看，除西北地区基本上保持原有水平（略有减少）外，西南、北方、东北等地区城市都有了明显的增长。
2.沿运、沿江城市发展轴线开始出现
由于上述人口、城市分布空间的变化，至唐末我国城镇体系的地域空间结构开始出现了沿运河和沿长江两条城市发展轴线。
（1）运河城市发展轴线。隋大运河的开凿，把逐渐成为我国经济中心的长江流域与仍作为政治、军事中心的黄河流域以通畅便捷的水运联结起来，成为我国主要商品流通通道和经济发展的命脉。沿河两岸，一方面其腹地经济比较发达，另一方面商品流通便捷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遂使一些通都大邑由此兴旺起来。沿岸的楚州（淮安）、扬州、苏州、杭州在当时并称四大都市；华州（华县）、陕州（陕县）、汴州（开封）、宋州（商丘）、泗州（盱眙）、润州（镇江）、常州也发展成为较大的城市。此外，沿运河在水陆要道或津渡之所又兴起了一批县城和重要集镇（表4-9），形成了我国第一条南北向的轴线。
（2）沿江城市发展轴线。汉、魏以后，中国经济重心逐渐从中原地区南移，长江及其支流赣江、汉水、湘江成为当时主要的交通路线，其沿岸以及“三吴”地区的经济繁荣，大大小小的水道不仅把大城市同重要的农业区联结在一起，而且也把各个大小城市融为一体，发展成为我国又一条东西向的城市发展轴线。在这一时期，南朝首都建康（今南京）为长江下游大港，秦淮河两岸市集众多，成为长江流域最大的商业城市；广陵（扬州）、京口（镇江）、夏口（汉口）、江陵、成都与南京并称长江流域六大都市；沿江浔阳（九
表4-9中唐时期运河沿岸县城分布表
资料来源：《中国历史地图集》。
江）、豫章（南昌）和下游地区的吴郡（苏州）、毗陵（常州）、会稽（绍兴）、余杭（杭州）以及沔水（今汉水）、淮水两岸的襄阳和寿春，都发展成为当时繁盛的商业港口城市。至中唐时期，长江干流（上游至重庆）沿江即有州城15处，县城19处，重要集镇18处（表4—10）。长
资料来源：《中国历史地图集》。
江流域城市发展轴线初步形成。《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无积聚而多贫”。“江淮以南，……无千金之家”。《宋书》孔季恭传论则记有：“江南之为国盛矣。……（会土）膏腴上地，亩直一金，■、杜少间，不能比也。……（荆城、扬部）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对照司马迁和沈约关于长江流域的两种描述，不难看出其地域经济由落后到发达，以致形成全国城市发展轴线的巨大变化。
（四）以水运为基础的城市网络形成
魏、普、南北朝、隋、唐时期，由于政治上从分裂走向统一，经济上由停滞达到繁盛，使城市间的联系较秦、汉时期有所加强；而且这种加强又是与统一稳定的社会经济局面，以及以水运为中心的运输网的形成而密切不可分的。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全国仍处于大动乱时代，城市商品流通又倍受地主庄园经济、官办手工业、“三国”及南北对峙，以及以实物为主的货币流通①四大因素的限制，所以城市间的联系并没有多大改善。
隋、唐政治上的统一，必然带来经济上的繁荣和联系的频繁。其时尽管国家经济机制处于自然经济条件下，尤其地主庄园经济以耕织结合为特征，以一家一户为独立生产单位，使整个农村基本上构成了一个封闭的经济系统，与外界经济联系极其微弱。但由于国内环境相对稳定，农业生产繁荣，商业较前期发达，自然又为手工业商品交换的发展提供了条件。这种数量有限的商品流通以涓涓细流成为滋润自然经济的调节机制，促进了城市体系内部城市间经济联系在原有水平上有了进一步的加强。概括起来主要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
（1）开放的商业政策。在唐代虽然一开始就公布了贱商令，并建立了相应的市场管理制度，但在安史之乱以前，在市场和商业方面仍是实行开放政策，不仅没有实行专卖制度，而且还实行了免征或轻税政策；在流通方面又开关解禁，这些措施都大大促进了城市商业的发展，从而密切和加强了城市间的经济联系。
（2）发达水运网的形成。魏、晋、南北朝以后，长江流域发展成为全国主要经济基地。隋、唐时期长江流域经济水平逐渐超过了其它流域，成为全国首富的农业地区，形成了“国家财赋，仰给东南”的局面。与之相对应，长江水运网包括长江干流及其主要支流如赣江、湘江、沔水（汉水），郁水（今珠江水系）水运网和大运河共同构成了我国南方及东部发达的水运系统，把众多的城市联结在一起，必然也密切和加强了这一时期城镇体系内城市间的联系。
（3）海外贸易的开拓。秦、汉时期我国对外贸易偏重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而至魏、晋、南北朝时，开始逐渐转向东部沿海。在东北方面不仅与朝鲜半岛的高丽、百济、新罗常有贸易往来，而且日本“魏自于齐梁，在与中国相通”①。在东南沿海，“沿海诸国”的贸易“及宋、齐至者有十余国”，“自梁革运”，“航海岁至，逾于前代矣”②。当时大秦（东罗马帝国）、天竺等国商人，也“泛舟陵波，因风远至”，“商舶继路，高使交属”③。到了唐代，海上贸易更加发达，东南沿海的广州执海港之牛耳，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对外贸易港口之一；扬州地当长江、运河会口，距海甚近，成为我国中部河海大港；山东登州（今蓬莱）居朝鲜、日本入国大门，也成为北方的主要港口。这些对外贸易口岸的形成与发展，尽管当时商品贸易量可能很少，但它们与西北通往西域及中亚诸国的北、中、南三条商路，共同组成了我国魏、晋、隋、唐城镇体系对外开放的“开口”和通道，并与沿线城市相联系直达东、西两京，将全国这一时期的城镇体系与世界主要大城市联系起来。
（五）小结
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我国城镇体系发展的重要时期，封建经济的繁荣，使城镇体系的职能组合结构多样化，手工业城市、交通性城市大量兴起，小城镇也开始发展起来。与秦、汉时期相比，城市等级规模差别加大，区域中心城市有了较大发展。在空间分布上，不仅表现为体系重心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以及分布范围进一步扩大，而且出现了沿运河、沿江两条城市发展轴线。应特别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城市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整体结构由相对封闭走向相对开放，成为我国魏、晋、南北朝、隋、唐城镇体系最突出的特征。
① 《唐国史补》下卷。
② 《全唐书》卷280，张途《祁门县新修闾门溪记》。
① 《新唐书·食货志》。
② 洪迈：《容斋随笔》卷4。
③ 《唐会要》卷86，《市》。
④ 《唐语林》卷8，《补遗》。
① 《隋书》卷24，《食货志》。
② 《隋书》卷4，《炀帝纪》。
③ 由长安经邠（今陕西彬县）、泾（甘肃泾州县北）、原（今宁夏固原）、会（今甘肃靖远）、鄯（今青海乐都）、凉（甘肃武威）、甘（今甘肃张掖）、肃（今酒泉）、瓜（今甘肃安西东南）、沙（今敦煌县西）、伊（今新疆哈密）等州，通向西域。
④ 由长安经褒斜山口（陕西凤县东北草凉驿折东南留坝，又南经褒城旧治北鸡头关至斜谷出郿县）至汉中，剑南西川（今成都市），中经兴元（今汉中市东）、利（今广元）、剑（令四川剑阁）、绵（今绵阳东）、汉到成都，然后再延到眉（今眉山县）、嘉（今乐山县）、戎（今宜宾）和彭（今彭县）、蜀邛（今邛崃）、雅（今雅安）诸州。
⑤ 由长安经蓝田、商洛山至襄州，再延伸到隋、安、沔、鄂（今武昌）、蕲（今蕲州镇西北）、江、洪（今南昌）、吉（今吉安）、虔，越大岭（今江西大余、广东南雄交界处）至广州。这条线还从鄂、潭（湘潭）、衡、郴直达韶（关）、广（州）；或由潭、邵（今邵阳市）入桂管（今桂林）、容管（今北流）。
⑥ 由长安至洛阳，洛阳北通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由洛阳至汴（开封）、泗（宿迁东南）、楚（凤阳东北）至扬州，再延伸到润（镇江）、常、苏、杭、越（绍兴）、明（宁波）、睦（建德）、衢（衢县）、建（福建建瓯）、福、泉。
① 东受降城即今托克托城。
② 《贞观纪要》卷1，《论政体》第二。
① 《唐会要》卷86，《市》。
② 《舆地纪胜》卷64。
① 《隋书》卷46，《杨尚希传》。
① 《太平寰宇记》引《金陵记》。
② 南朝梁时，都城颇小，都城附近的小城则更小，且不相接。文中所述范围，其中包括大量农民，所以人口超过百万之说，尚可斟酌。
① 彭子尹：“古都洛阳的城市发展与变迁”，《城市规划》，1982年第3期。
② 白居易：《登观音台望城》。
③ 徐松：《两京城坊考》记载，唐西京外郭城“东西一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一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周六十七里”。
①
② 《宋书·州郡志》卷35。
③ 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燕京学报》，第15期。
④ 《全唐文·顾况送宜歙李衙推序》。
⑤ 《宋书·州郡志》卷35。
⑥ 李白：《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
① 李白：《为宋中函请都金陵表》。
① 《隋书·食货志》。
① 《隋书·倭国传》。
② 《梁书》卷54，《海南诸国传序》。
③ 《宋书》卷97，《夷蛮传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