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体系 - 城市职能组合结构：双重（政治、经济）职能发展
一、城市职能组合结构：双重（政治、经济）职能发展
如前所述，在自秦、汉至鸦片战争前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我国城镇体系职能组合结构是以行政中心城市为基础的。其时尽管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些商业中心城市和手工业中心城市（镇），但其基本职能仍然是封建地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商人聚居地，具有政治上统治农村，经济上剥削农村典型的封建城市特征。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叩关而入，打开了中国历史二千余年的封建闭关自守门户，被迫开放对外贸易口岸，大量倾销外国商品和输入资本，引进西方近代工业、交通和技术等。在这一特定社会经济条件影响下，我国封建社会经济（尤其沿海、沿江地区）迅速解体，导致了中国城镇体系的职能组合结构的根本变化。主要表现在：商埠开放，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贸易港口城市产生；近代交通（主要是铁路、公路）路线敷设，现代交通枢纽城市兴起；工矿资源被掠夺，近代工矿城市（镇）得到相应发展。
（一）商埠开放，殖民地半殖民地贸易口岸城市形成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腐败无能，在帝国主义胁迫下，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在短短的60多年时间里，通过这些条约，首先迫使我国沿海、沿江地区，以及南方珠江流域和东北黑龙江流域开港开埠，从而形成了一系列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对外贸易港口城市。这类城市与我国封建社会时期的沿海贸易港口城市相比，其本质的区别在于城市（镇）经济贸易为帝国主义所垄断并为其服务，表征为典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特征。这一时期这类计城市仅沿海地带自北而南有：安东（今丹东）、大连、营口、秦皇岛、天津、龙口、烟台、威海（卫）、青岛、海州（今连云港）、上海、杭州、宁波、温州、福州、厦门、汕头、广州、赤坎、淡水等20个城市。沿江地带从东到西计有上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安庆、九江、岳阳、汉口、沙市、宜昌、万县和重庆13个城市。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南北沿海、东西沿江两条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贸易港口城市（镇）轴带。
与此同时，在我国广大西南、西北的内陆边疆地区，半殖民地半封建性陆路商埠城市也得到了一定发展。这类城市在北方地区主要有张家口、库伦（今乌兰巴托）；在西北地区有甘肃的嘉峪关，新疆的喀什、伊犁、塔城；在西南地区有云南的河口、思茅、蒙自，广西的龙州，以及西藏的亚东、江孜、噶大克等，共13个城市（镇）。这些城市与上述沿海、沿江两条贸易港口城市（镇）轴带相结合，共同组成了与世界商品市场联系在一起的具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经济附庸性的贸易商埠城市体系（表6-1）。
（二）铁路、公路建设，近代交通型城市兴起
在门户洞开，贸易商埠城市产生、发展的同时，全国近代陆路
表6-1 近代各省商埠表
续表
续表
资料来源：摘自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下册），第500—508页，南京钟山书局印行，民国24年1月再版。
交通（铁路、公路）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自1876年第一条铁路——淞沪轻便铁路建设，到1913年第一条公路——长（沙）（湘）潭公路建成，是我国近代陆上交通的嚆矢。
在铁路建设方面，1895年法帝国主义第一个掠夺了在我国的筑路权，把铁路从越南修到了中国境内龙州；随后英、俄、德、日等帝国主义也攫取了在我国建设铁路的筑路权。据史料记载，自中日甲午战争后（1896年）到新中国成立（1949年）的半个多世纪内，全国共建设了35条铁路主要干线（表6-2），使我国铁路建设从无到有，从零星建设到部分地区骨干线路形成，促进了我国新型的铁路枢纽城市和水陆交通枢纽城市（铁路与主要河流交会口城市）的兴起。
从我国新兴铁路对城市兴起、发展的影响看，可以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由于铁路修建而形成铁路枢纽城市，如郑州、石家庄、蚌埠和株州等，为数虽不多，但对以后我国城镇体系的发展却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第二，由于铁路通过而促进了原有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如北京、济南、徐州、南昌、衡阳、柳州等；第三，由于铁路建设，改变了区域原有交通线路货物的流量和流向，使原有交通性城市停滞乃至衰落，如大运河沿线的扬州、淮阴、临清，上海附近的浏
表6-2 建国前我国铁路建设状况
续表
注：*号为改建或连网铁路。
资料来源：《中国铁路建筑编年简史（1881—1981）》。
河、嘉定，浙江的南浔等。此外，由于铁路的新建还带动了一系列县城、小城镇的发展，其数量较多，这里不再赘述。
在公路建设方面，我国的公路建设与铁路、水运相比，其兴起较晚，而且由于我国东部地区这一时期主要交通方式是水运和铁路运输，公路大多作为集散物资的辅助运输线，因此对城市（镇）的发展影响一般较小；而在西部地区，一方面由于这里缺乏水运干线，另一方面还没有兴修铁路，因而将公路作为主要交通方式，故其发展则相应促进了沿线一些城市（镇）的兴起。如陕西的宝鸡、双石铺，甘肃的天水、华家岭，四川的广元，云南的腾冲等。
（三）工矿业发展，近代工矿业城市（镇）的出现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者又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并进一步由原来的商品输出发展为资本输出，充分利用港口及交通优势，恣意掠夺矿产、农副产品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纷纷兴办近代工矿业。与此同时，我国官僚买办工业、民族工业也相继出现，从而促进了一系列近代工矿城市（镇）的兴起与发展。
1.近代工业城市（镇）的兴起
我国近代工业是在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才开始发展起来的。据初步统计，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50年中，外国资本、官僚资本、买办资本及民族资本先后共兴办100多个大小企业。在这些早期的近代工业中，外国资本主要兴办了一些与港口、贸易相联系的船舶修造、出口加工等加工工业；官僚、买办及民族资本则以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包括机器工业）为主体，其投资重点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带的上海、香港、广州、福州、天津，以及沿江地带的汉口、九江、南京等城市（表6-3）。其后直到19世纪末叶，我国近代加工工业进一步发展，其分布主要集中在上海及其周围的无锡、南通、崇明、常熟、江阴、杭州、肖山和宁波等城市或县城，上海形成为全国最大的工业中心城市。
甲午战争以后，一方面，由于我国新建的铁路成为生产和消费联系的主要通道，农业经济作物种植面积逐渐扩大，以及旧式钱庄、票号初步转为银行资本，为我国近代加工业的发展提供了非常
注：①从60年代至90年代，一共设立了大小19个军事工业工厂，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等。
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由于帝国主义在华企业的进一步扩张，也进一步推动了我国这一时期近代工业的发展。到抗日战争前，我国加工工业的发展，在南方除上海、武汉、广州三大城市仍得到发展外，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又出现了一些具有近代典型的民族工业形式的较大的工业城市，如无锡、南通等；在北方沿海地区，则又形成了天津、青岛以轻纺为主的两大工业中心，大连、沈阳、济南的新兴加工工业也有所发展。从当时工人数量分布看，上海、天津、武汉、青岛、广州五城市就占全国工人总数的70％，其中上海即达25％。可见上海、天津、武汉、青岛、广州五城市已发展成为这一时期我国主要的加工工业城市。此外，这一时期在沿江中下游有南通、芜湖、九江、安庆、长沙，津浦、京汉、粤汉铁路沿线的济南、石家庄、郑州、宝坻等的棉纺织业，大连的食品工业，都有了发展，基本上奠定了抗战前旧中国加工工业城市（镇）的地域空间分布总格局。
2.近代矿工城市（镇）的兴起
自19世纪60年代起，由于工、矿、交通等新兴事业发展，引起了对煤炭的大量需求，计至70年代中叶，采用新法采煤的首先是台湾的基隆煤矿，继之而起的还有（按时序排）直隶的开平，湖北的广济、兴国，安徽的池州，山西的阳泉，河南的焦作，河北的唐山、井陉、滦州，辽宁的阜新、抚顺、本溪，内蒙古的扎赉诺尔，江西的萍乡，山东的淄博、峰县（枣庄）的中兴等煤矿，先后纷纷建成投产。
与此同时，与军事工业相联系的金属矿也采用新法开采。其时开采的金属矿首先是制造子弹所急需的铅矿及铜矿，其次是铁矿及其他金属矿。20世纪以前，中国用新法开采、冶炼的金属矿中，比较重要的有漠河金矿、汉阳铁厂和大冶铁矿，其它如张家口外科尔沁山铅矿、山东淄川铅矿、湖南水口山铅锌矿，以及发展稍晚的铜仁汞矿等。即使山东招远金矿局也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设厂开矿，极盛时期曾雇佣3000多人，监工130多人，可见规模是相当大的①。
总的看来，我国早期的矿业城市（镇）的兴起，主要是由于煤炭、铁和有色金属等矿产资源的开采，而且这些矿工业城市（镇）的形成与发展，与外国资本输入、官僚买办资本投资和民族资本聚集等密切相关，但与早期的商埠城市联系则相对的薄弱。这一时期兴起、对我国以后城镇体系影响较大的城市，主要有抚顺、唐山、焦作、大冶、萍乡、玉门等。
3.内地及边远地区传统封建城市遗留
此外，在我国的广大内地及边远地区，由于外国帝国主义的势力渗入较弱，而以行政统治为主的封建、半封建型城市（镇）仍占主要地位。
综上所述，传统的面广量大的行政中心城市与新兴的贸易港口、商埠城市、近代交通城市、工矿城市相结合，共同形成了具有明显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特征的双重职能结构：其一重是作为封建性半封建性（内地、边远地区）社会城市遗留；一重则来自外国社会、经济、技术对中国城市的影响。明显地表现为我国殖民地（东北、台湾）、半殖民地（沿海、沿江）时期城市体系的二元职能结构总特征。这两类城市对我国现状城镇体系的发展仍具有较深刻的影响。
① 招远县“地名办”：《招远县地名资料》，1982年。
如前所述，在自秦、汉至鸦片战争前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我国城镇体系职能组合结构是以行政中心城市为基础的。其时尽管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些商业中心城市和手工业中心城市（镇），但其基本职能仍然是封建地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商人聚居地，具有政治上统治农村，经济上剥削农村典型的封建城市特征。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叩关而入，打开了中国历史二千余年的封建闭关自守门户，被迫开放对外贸易口岸，大量倾销外国商品和输入资本，引进西方近代工业、交通和技术等。在这一特定社会经济条件影响下，我国封建社会经济（尤其沿海、沿江地区）迅速解体，导致了中国城镇体系的职能组合结构的根本变化。主要表现在：商埠开放，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贸易港口城市产生；近代交通（主要是铁路、公路）路线敷设，现代交通枢纽城市兴起；工矿资源被掠夺，近代工矿城市（镇）得到相应发展。
（一）商埠开放，殖民地半殖民地贸易口岸城市形成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腐败无能，在帝国主义胁迫下，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在短短的60多年时间里，通过这些条约，首先迫使我国沿海、沿江地区，以及南方珠江流域和东北黑龙江流域开港开埠，从而形成了一系列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对外贸易港口城市。这类城市与我国封建社会时期的沿海贸易港口城市相比，其本质的区别在于城市（镇）经济贸易为帝国主义所垄断并为其服务，表征为典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特征。这一时期这类计城市仅沿海地带自北而南有：安东（今丹东）、大连、营口、秦皇岛、天津、龙口、烟台、威海（卫）、青岛、海州（今连云港）、上海、杭州、宁波、温州、福州、厦门、汕头、广州、赤坎、淡水等20个城市。沿江地带从东到西计有上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安庆、九江、岳阳、汉口、沙市、宜昌、万县和重庆13个城市。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南北沿海、东西沿江两条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贸易港口城市（镇）轴带。
与此同时，在我国广大西南、西北的内陆边疆地区，半殖民地半封建性陆路商埠城市也得到了一定发展。这类城市在北方地区主要有张家口、库伦（今乌兰巴托）；在西北地区有甘肃的嘉峪关，新疆的喀什、伊犁、塔城；在西南地区有云南的河口、思茅、蒙自，广西的龙州，以及西藏的亚东、江孜、噶大克等，共13个城市（镇）。这些城市与上述沿海、沿江两条贸易港口城市（镇）轴带相结合，共同组成了与世界商品市场联系在一起的具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经济附庸性的贸易商埠城市体系（表6-1）。
（二）铁路、公路建设，近代交通型城市兴起
在门户洞开，贸易商埠城市产生、发展的同时，全国近代陆路
表6-1 近代各省商埠表
续表
续表
资料来源：摘自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下册），第500—508页，南京钟山书局印行，民国24年1月再版。
交通（铁路、公路）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自1876年第一条铁路——淞沪轻便铁路建设，到1913年第一条公路——长（沙）（湘）潭公路建成，是我国近代陆上交通的嚆矢。
在铁路建设方面，1895年法帝国主义第一个掠夺了在我国的筑路权，把铁路从越南修到了中国境内龙州；随后英、俄、德、日等帝国主义也攫取了在我国建设铁路的筑路权。据史料记载，自中日甲午战争后（1896年）到新中国成立（1949年）的半个多世纪内，全国共建设了35条铁路主要干线（表6-2），使我国铁路建设从无到有，从零星建设到部分地区骨干线路形成，促进了我国新型的铁路枢纽城市和水陆交通枢纽城市（铁路与主要河流交会口城市）的兴起。
从我国新兴铁路对城市兴起、发展的影响看，可以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由于铁路修建而形成铁路枢纽城市，如郑州、石家庄、蚌埠和株州等，为数虽不多，但对以后我国城镇体系的发展却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第二，由于铁路通过而促进了原有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如北京、济南、徐州、南昌、衡阳、柳州等；第三，由于铁路建设，改变了区域原有交通线路货物的流量和流向，使原有交通性城市停滞乃至衰落，如大运河沿线的扬州、淮阴、临清，上海附近的浏
表6-2 建国前我国铁路建设状况
续表
注：*号为改建或连网铁路。
资料来源：《中国铁路建筑编年简史（1881—1981）》。
河、嘉定，浙江的南浔等。此外，由于铁路的新建还带动了一系列县城、小城镇的发展，其数量较多，这里不再赘述。
在公路建设方面，我国的公路建设与铁路、水运相比，其兴起较晚，而且由于我国东部地区这一时期主要交通方式是水运和铁路运输，公路大多作为集散物资的辅助运输线，因此对城市（镇）的发展影响一般较小；而在西部地区，一方面由于这里缺乏水运干线，另一方面还没有兴修铁路，因而将公路作为主要交通方式，故其发展则相应促进了沿线一些城市（镇）的兴起。如陕西的宝鸡、双石铺，甘肃的天水、华家岭，四川的广元，云南的腾冲等。
（三）工矿业发展，近代工矿业城市（镇）的出现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者又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并进一步由原来的商品输出发展为资本输出，充分利用港口及交通优势，恣意掠夺矿产、农副产品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纷纷兴办近代工矿业。与此同时，我国官僚买办工业、民族工业也相继出现，从而促进了一系列近代工矿城市（镇）的兴起与发展。
1.近代工业城市（镇）的兴起
我国近代工业是在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才开始发展起来的。据初步统计，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50年中，外国资本、官僚资本、买办资本及民族资本先后共兴办100多个大小企业。在这些早期的近代工业中，外国资本主要兴办了一些与港口、贸易相联系的船舶修造、出口加工等加工工业；官僚、买办及民族资本则以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包括机器工业）为主体，其投资重点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带的上海、香港、广州、福州、天津，以及沿江地带的汉口、九江、南京等城市（表6-3）。其后直到19世纪末叶，我国近代加工工业进一步发展，其分布主要集中在上海及其周围的无锡、南通、崇明、常熟、江阴、杭州、肖山和宁波等城市或县城，上海形成为全国最大的工业中心城市。
甲午战争以后，一方面，由于我国新建的铁路成为生产和消费联系的主要通道，农业经济作物种植面积逐渐扩大，以及旧式钱庄、票号初步转为银行资本，为我国近代加工业的发展提供了非常
注：①从60年代至90年代，一共设立了大小19个军事工业工厂，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等。
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由于帝国主义在华企业的进一步扩张，也进一步推动了我国这一时期近代工业的发展。到抗日战争前，我国加工工业的发展，在南方除上海、武汉、广州三大城市仍得到发展外，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又出现了一些具有近代典型的民族工业形式的较大的工业城市，如无锡、南通等；在北方沿海地区，则又形成了天津、青岛以轻纺为主的两大工业中心，大连、沈阳、济南的新兴加工工业也有所发展。从当时工人数量分布看，上海、天津、武汉、青岛、广州五城市就占全国工人总数的70％，其中上海即达25％。可见上海、天津、武汉、青岛、广州五城市已发展成为这一时期我国主要的加工工业城市。此外，这一时期在沿江中下游有南通、芜湖、九江、安庆、长沙，津浦、京汉、粤汉铁路沿线的济南、石家庄、郑州、宝坻等的棉纺织业，大连的食品工业，都有了发展，基本上奠定了抗战前旧中国加工工业城市（镇）的地域空间分布总格局。
2.近代矿工城市（镇）的兴起
自19世纪60年代起，由于工、矿、交通等新兴事业发展，引起了对煤炭的大量需求，计至70年代中叶，采用新法采煤的首先是台湾的基隆煤矿，继之而起的还有（按时序排）直隶的开平，湖北的广济、兴国，安徽的池州，山西的阳泉，河南的焦作，河北的唐山、井陉、滦州，辽宁的阜新、抚顺、本溪，内蒙古的扎赉诺尔，江西的萍乡，山东的淄博、峰县（枣庄）的中兴等煤矿，先后纷纷建成投产。
与此同时，与军事工业相联系的金属矿也采用新法开采。其时开采的金属矿首先是制造子弹所急需的铅矿及铜矿，其次是铁矿及其他金属矿。20世纪以前，中国用新法开采、冶炼的金属矿中，比较重要的有漠河金矿、汉阳铁厂和大冶铁矿，其它如张家口外科尔沁山铅矿、山东淄川铅矿、湖南水口山铅锌矿，以及发展稍晚的铜仁汞矿等。即使山东招远金矿局也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设厂开矿，极盛时期曾雇佣3000多人，监工130多人，可见规模是相当大的①。
总的看来，我国早期的矿业城市（镇）的兴起，主要是由于煤炭、铁和有色金属等矿产资源的开采，而且这些矿工业城市（镇）的形成与发展，与外国资本输入、官僚买办资本投资和民族资本聚集等密切相关，但与早期的商埠城市联系则相对的薄弱。这一时期兴起、对我国以后城镇体系影响较大的城市，主要有抚顺、唐山、焦作、大冶、萍乡、玉门等。
3.内地及边远地区传统封建城市遗留
此外，在我国的广大内地及边远地区，由于外国帝国主义的势力渗入较弱，而以行政统治为主的封建、半封建型城市（镇）仍占主要地位。
综上所述，传统的面广量大的行政中心城市与新兴的贸易港口、商埠城市、近代交通城市、工矿城市相结合，共同形成了具有明显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特征的双重职能结构：其一重是作为封建性半封建性（内地、边远地区）社会城市遗留；一重则来自外国社会、经济、技术对中国城市的影响。明显地表现为我国殖民地（东北、台湾）、半殖民地（沿海、沿江）时期城市体系的二元职能结构总特征。这两类城市对我国现状城镇体系的发展仍具有较深刻的影响。
① 招远县“地名办”：《招远县地名资料》，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