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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体系 - 城市地域空间结构:沿海与内地发展的不平衡
三、城市地域空间结构:沿海与内地发展的不平衡

在109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由于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自然、经济、地理条件的影响,全国地域生产力空间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而导致了城镇体系地域空间结构上沿海和内地不平衡的加剧,形成了我国现状城镇体系地域空间分布的基本格局。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东北城市集聚区的形成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帝俄、日本和英国等帝国主义势力侵入我国东北,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逐步形成。自1861年营口开港,1894年京奉铁路延长出关,以及1898年东清铁路建成后,东北的大豆、榨蚕丝等农产品开始大量输出。1903年南满铁路建成和大连港对外开放,营口的地位遂为大连所取代。尤其是1904年~1905年间日俄战争后,帝俄势力退居“北满”(长春以北),日本帝国主义以大连为据点,大肆进行南部地区矿产的开发和资源掠夺,本溪、鞍山钢铁工业开始发展;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更占领全东北,先后建立了伪“满洲国”的政治中心长春,工业中心沈阳、哈尔滨,掠夺东北资源的港口大连,军事基地牡丹江、旅顺,扩建了钢铁工业中心鞍(山)本(溪),煤炭中心抚顺,使其都变成为典型的殖民地城市。沈阳的加工工业,辽阳、金州、安东(丹东)的轻纺工业也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这样在短短四十多年间,形成了以辽中为核心,哈大铁路为纵轴,滨绥铁路和沿海港口城市为两翼的以重工业为主体、兼及部分轻工业为特点的东北地区城镇体系地域空间结构。

(二)沿海城市带的兴起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我国城镇体系的空间分布重心,自唐宋以来,随着南方经济的发展,逐渐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乃至东南沿海缓慢推移,但东部沿海地带的海岸港资源并没有得到充分开发和利用,自北而南虽然发展了一些河口港城市(如天津、上海、宁波、泉州、广州等),沿海地带经济的开发仍处于“孤岛式”发展时期。从整体上来看,大量沿海地带始终是城市分布空白地带。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东部沿海地带特殊的自然、经济、交通地理位置,具有天然的水上通道和优良港址,遂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经济入侵,近代交通设施(尤其轮船、码头)建设首当其冲之区,成为他们倾销商品、输出资本的场所,从而极大地刺激了这一地区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从全国城市分布来看,这一时期中国主要城市几乎集中于沿海地带,形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城市分布的一大特点,这在其它国家是鲜见的。如表6-9所示,全国50万以上的10个大城市全都集中在

说明:沿海区为大兴安岭、太行山、河南、湖北、湖南、广西省西界以东地区;内陆区为外蒙高原东部边缘、阴山、大青山、贺兰山、甘肃、西藏高原东缘及云南以西的地区。

资料来源:根据沈汝生:“中国城市之分布”表1、表2整理。

沿海地带,19个中等城市也有16个分布于这一地区,其时全国193个城市,即有147个分布于东南沿海地区,计占总数的76.2%。东南沿海地区城市网密度为中部地区的3.3倍,为内陆地区的41.3倍。

再从历史统计资料看,其时上海、北平(今北京)、广州、天津、南京、汉口、香港、杭州、青岛、沈阳等10个5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除汉口、沈阳外,均集聚沿海地带,形成了我国华北沿海的(北)京(天)津唐(山)城市群地区;胶东半岛的青(岛)烟(台)轻工业城市区(包括威海卫、龙口、石岛、连云港等);以上海为中心,包括苏、锡、常、通、杭、嘉、湖、宁、绍等城市的长江三角洲城市密集区;东南沿海包括温州、泉州、福州、厦门、漳州的沿海港口城市带;珠江三角洲以广州、香港为中心的轻工外贸城市区;以及潮汕平原城市(镇)群,共同组成了我国沿海城市密集带。

(三)沿江城市轴的进一步发展

长江历来为我国主要“黄金水道”,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不但强迫我国开放沿海大量海港,而且也深入沿江地带,开辟通商口岸,逐步形成为一条与沿海并驾齐驱的城市发展轴。

正是由于这类通商口岸成为帝国主义倾销商品、掠夺资源的据点,自然导致了沿江各港口腹地的重新划分,遂使重庆成为川、滇、黔西南地区物资集散中心;武汉成为华中地区农副产品集中转口港;上海、南京则成为长江三角洲乃至整个长江流域的对外贸易港。从而改变了历时数千年的“扬一益二”沿江城镇分布的地域空间结构,形成了以上海——南京、武汉和重庆为核心的三大城市群集区。据统计,在这一时期,我国沿江城市约占全国城市总数的2/5以上(41.5%),城市网密度高于沿海地区,约为全国的4倍,而且集聚了2/5的大城市(人口50万以上)和近1/2的中、小城市,成为我国当时城市发展最密集的城市轴(表6-10)。

(四)台湾地区城市的发展

我国宝岛台湾,这一时期随着地域经济的开发,城镇也有了很大发展。据历史资料记载,开发初期的商港以安平为主要门户,城镇分布主要咸集于此。1872年后,由于安平港口淤塞,淡水发展成为全岛最大商港,台北府遂成为全岛城镇分布密集的地区。日本占据台湾以后,由于海运轮船的发展,现代港口开始建设,基隆因其港口天然条件较佳,日本人重点经营,故不久即代替淡水而成为全岛第一港口城市;高雄也基于同样的原因逐渐取代安平的地位,发展成为仅次于基隆的全岛第二大港口城市。与此相对应,台北盆地、台南平原发展成为台湾南北两大城市(镇)密集地区。第二

说明:(1)城镇均指2000人以上的居民点。

(2)统计范围不包括东北、台湾、新疆、青海和西藏地区。

(3)长江下游区包括江淮分水岭以南的江苏、安徽两省,以及上海市及浙江省的钱塘江和甬江流域;岭南区包括广东(除韩江流域)和广西;东南沿海地区包括福建及前述浙江,广东两省的剩余地区;西北区包括宁夏、陕西两省的黄河流域;长江中游区包括湖南、湖北、江西三省,并包括陕南、黔东及河南、广西的长江流域;华北区包括山西、河南、

河北三省大部(京、津在内)、山东全省及江淮分水岭以北的江苏、安徽两省;长江上游区包括四川大部、甘南及黔北;云贵区包括云南、贵州两省大部分地区。

(4)沿海小计包括长江下游区城镇。

资料来源:本表根据施坚雅“城市及地方体系的等级系统”表3,以及沈汝生“中国都市之分布”中的中国5万人口以上都市表编译整理。

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基隆、高雄二港囊括全岛大宗对外贸易,台湾南、北两大地区的台北、高雄、台南、基隆、台中成为全岛人口增长中心,奠定了今日台湾城市(镇)空间分布的基本格局。台湾城市(包括县城)设置见表6-11。

综观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城镇空间分布的发展趋势(表6-12),具有如下特点:第一,自1840年以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带(包括长江下游区)是我国城镇最集中分布的地区,沿江带次之,内陆地区很少。第二,城市增长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840~1900年)城镇数量增长比较缓慢,全国2000人以上的城镇数在50多年时间内只增长了126个;第二阶段(1900~1949年)城市发展较快,全国由1893年的89个人口5万以上的城市迅速增长到1936年间的160个,城市数几乎增加了1倍。第三,城镇地区发展有所扩展,但分布很不平衡。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发展较快,在后40年中城市数量增长了2倍(由35个增加到105个);沿江地区次之,城市数增长1倍(由34个增加到79个);内地城市处于停滞和衰落之中,城市数在40年中减少了3个。第四,沿海、沿江两大城市发展带逐渐形成。在1843年,我国沿海、沿江地区城镇网密度均达到6.1~6.4个/万平方公里,约为内地的4.6倍;到1893年沿海城镇网密度进一步上升为6.89个/万平方公里,沿江地区则略有下降,为5.81个/万平方公里;至1936年我国沿海、沿江城市网密度相当,仍高于内地约6.7倍。尤其这两大地带大、中城市都有了明显的增长,已逐渐发展为我国最密集的两大城市发展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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