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体系 - 新中国城镇体系发展过程
一、新中国城镇体系发展过程
新中国诞生时，我国有设市城市136个（表7－1）。这些城市尽管由于设置标准不同，有些在以后不太长的时期内市建制被撤销，但它们无疑构成了新中国城镇体系的发展基础。
如前所述，我国历史上的城镇体系消长盛衰，都是与经济、社会、政治和技术条件的变化相因依的。新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本质变化、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都大大地促进了城镇体系的壮大和繁荣。由于不同时期这种经济、社会、政治和技术条件变化的侧重点不同，可将新中国30多年来城镇体系的发展过程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1）健康发展时期（1950—1957年）。这一时期是我国社会经
说明：(1)台湾及港澳地区暂未列入
(2)省区按现行行政区划分
资料来源：(1)《中国人民共和国县级以上行政区划沿革》(1949—1983年)
(2)史为乐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区沿革》(1949—1979)第15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城市经济发展以变消费性城市为生产性城市为特征。城镇体系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广大东部地区撤销一批小城市，有重点地建设一批枢纽城市；另一方面，在广大中西部地区新建了一批新工业城市。城镇体系处于比较稳定而且健康的发展之中。据资料统计，自1949年至1957年的9年中，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10.6％上升到15.4％，年平均递增率高达70.5％。这一时期累计新设城市71个，主要分布在湖南、四川、河南、云南、甘肃、黑龙江、内蒙古、山西、河北、安徽、福建等省区。与此同时，在安徽、山东、浙江等省区连续撤销了23个城市。上述新设的71个城市中，河北峰峰，辽宁葫芦岛，河南汝南，湖北老河口，四川北碚、合川，云南河口、麻栗坡等8城市也因种种原因相继撤销市建制。因此，到1957年底，我国已有城市176个，比1949年的136个增加了29.4％，平均年递增5个新城市（表7-2）。
说明：（1）省区按现行行政区划分；
（2）河北峰峰，辽宁葫芦岛，河南汝南，湖北老河口，四川北碚、合川，云南河口，麻栗坡等8城市，曾一度设置并撤销（包括与其它城市合并），故未列入；
（3）台湾及港澳地区暂未列入。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县级以上行政区划沿革》（1949—198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区沿革》（1949—1979）第192页。
（2）起伏发展时期（1958—1965年）。这一时期，我国城镇体系经历了起伏发展的过程。在1958—1960年的“大跃进”期间，工业发展以全民大炼钢铁为中心，农业战线也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潮，致使全国城镇人口从1957年的9949万猛增到1960年的13073万，新设城市44个，三年中城镇人口净增31.4％，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跃达19.7％，使许多城市负担太重，市政建设欠债增多。1961年以后，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经济调整措施，压缩了城镇人口的盲目膨胀，陆续撤销了52个城市，动员了近3000万城镇人口返回农村（相当于当时城镇人口的25.7％）。从1958—1965年城市统计资料看，这一时期累计新设城市54个，其中河北宣化，山西侯马，内蒙古巴彦高勒，辽宁朝阳，黑龙江北安，江西新余，山东泰安、聊城、临沂、菏泽、新汶，湖北鄂城、沙洋，湖南岳阳、冷水滩、东江、娄底、冷江、安江、郴州，贵州安顺、都匀、六枝，甘肃白银、酒泉、张掖、德乌鲁，宁夏青铜峡，青海冷湖、格尔木、大柴旦，新疆哈密等32个城市在这一时期又相继撤销市建制。与此同时，在1957年的176个城市中也有29个城市相继被撤销市建制（表7－3）。到1965年底，我国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逐步下降为14％，城市总数也下降为169个，与1957年相比还少7个城市，城镇体系的城市数为负增长，约每年递减一个城市。
（3）停滞发展时期（1966—1976年）。这一时期是我国社会、经济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年代。一方面，盲目地下放城镇居民、干部和知识青年，另一方面，大搞“三线”建设，把大量的资金、设备、技术力量“靠山、分散、进洞”，致使新城市很少建成，老城市无力发展，城镇体系处于长期停滞不前的状态之中。据资料统计，在这11年中，我国城镇人口增长极为缓慢，仅由1966年的9965万人增加到1976年的11342万人，年平均递增率1.3％，明显低于同期城镇人口的年平均自然增长率1.75％。这一时期，新设城市也
说明：（1）安徽省铜陵市1964年撤销市建制记载不一，故表中按未撤销计入；
（2）省区按现行行政区划分；
（3）城市名后括号中数字为设置和撤销年代；
（4）台湾及港澳地区暂未列入。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县级以上行政区划沿革》（1949—198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区沿革》（1949—1979）。
很少，11年中累计设置新城市21个、撤销城市1个，合并城市1个，净增城市19个，到1976年底全国共有设市城市188个，年平均递增1.7个城市（表7－4）。
（4）稳定发展时期（1977迄今）。1977年，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着一系列改革、开放措施的落实，农村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城市经济中心作用加强，市领导县新型城乡经济运营体制形成，城市建设和规划也逐步走上了科学轨道，我国城镇体系真正进入稳定发展的新时期。据资料统计，在1977—1985年的9年中，累计新设城市139个，其中仅辽宁铁法、山东新汶、湖南冷水江3个城市相继撤销市建制，城市净增数达136个，年平均递增15.1个城市。到1985年
说明：台湾及港澳地区暂未列入。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县级以上行政区划沿革》（1949—1983年）。
底我国已有城市324个，城市非农业人口达1.1825亿（表7-5）。
概括新中国城镇体系的发展，在这36年中，累计新设城市223个，合并与撤销城市35个。宣化与张家口、山海关与秦皇岛、峰峰与邯郸、旅顺与大连、北碚与重庆、五通桥与自贡合并；内蒙古的巴彦浩特，辽宁的金州，安徽的界首、亳城、三河、当涂、大通、宣城，山
说明：（1）1977—1985年间，辽宁铁法，山东新汶、湖南冷水江3个城市曾一度设市后又撤销市建置；
（2）台湾及港澳地区暂未列入。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县级以上行政区划沿革》（1949—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1986年）。
东的羊口、龙口、石岛，广东的石岐，河南的朱集，陕西的榆林等14个城市衰落为镇；内蒙古巴彦高勒，辽宁葫芦岛，河南汝南，四川合川，云南河口、麻栗坡，湖北沙洋，湖南东江、安江，甘肃德乌鲁，青海冷湖、大柴旦等12个城市曾一度设市后即被撤销。此外，河北的泊头，山西的榆次、侯马，内蒙古的赤峰、乌兰浩特，辽宁的朝阳，吉林的公主岭，黑龙江的伊春、北安，江苏的常熟，浙江的兰溪、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衢州，安徽的铜陵、屯溪、六安、阜阳、宿州，江西的抚州、新余，山东的泰安、聊城、临沂、菏泽、新汶、临清，河南的平顶山、周口店、驻马店，湖北老河口、鄂城，湖南郴州、洪江、津市、岳阳、冷水滩、娄底、冷水江，广东的潮州，贵州安顺、都匀、六盘水，陕西的汉中，甘肃的临夏、平凉、白银、酒泉、张掖，宁夏的青铜峡、吴忠，青海的格尔木和新疆哈密等55城市都曾经历了设置——撤销——恢复市建制的过程。
新中国诞生时，我国有设市城市136个（表7－1）。这些城市尽管由于设置标准不同，有些在以后不太长的时期内市建制被撤销，但它们无疑构成了新中国城镇体系的发展基础。
如前所述，我国历史上的城镇体系消长盛衰，都是与经济、社会、政治和技术条件的变化相因依的。新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本质变化、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都大大地促进了城镇体系的壮大和繁荣。由于不同时期这种经济、社会、政治和技术条件变化的侧重点不同，可将新中国30多年来城镇体系的发展过程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1）健康发展时期（1950—1957年）。这一时期是我国社会经
说明：(1)台湾及港澳地区暂未列入
(2)省区按现行行政区划分
资料来源：(1)《中国人民共和国县级以上行政区划沿革》(1949—1983年)
(2)史为乐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区沿革》(1949—1979)第15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城市经济发展以变消费性城市为生产性城市为特征。城镇体系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广大东部地区撤销一批小城市，有重点地建设一批枢纽城市；另一方面，在广大中西部地区新建了一批新工业城市。城镇体系处于比较稳定而且健康的发展之中。据资料统计，自1949年至1957年的9年中，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10.6％上升到15.4％，年平均递增率高达70.5％。这一时期累计新设城市71个，主要分布在湖南、四川、河南、云南、甘肃、黑龙江、内蒙古、山西、河北、安徽、福建等省区。与此同时，在安徽、山东、浙江等省区连续撤销了23个城市。上述新设的71个城市中，河北峰峰，辽宁葫芦岛，河南汝南，湖北老河口，四川北碚、合川，云南河口、麻栗坡等8城市也因种种原因相继撤销市建制。因此，到1957年底，我国已有城市176个，比1949年的136个增加了29.4％，平均年递增5个新城市（表7-2）。
说明：（1）省区按现行行政区划分；
（2）河北峰峰，辽宁葫芦岛，河南汝南，湖北老河口，四川北碚、合川，云南河口，麻栗坡等8城市，曾一度设置并撤销（包括与其它城市合并），故未列入；
（3）台湾及港澳地区暂未列入。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县级以上行政区划沿革》（1949—198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区沿革》（1949—1979）第192页。
（2）起伏发展时期（1958—1965年）。这一时期，我国城镇体系经历了起伏发展的过程。在1958—1960年的“大跃进”期间，工业发展以全民大炼钢铁为中心，农业战线也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潮，致使全国城镇人口从1957年的9949万猛增到1960年的13073万，新设城市44个，三年中城镇人口净增31.4％，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跃达19.7％，使许多城市负担太重，市政建设欠债增多。1961年以后，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经济调整措施，压缩了城镇人口的盲目膨胀，陆续撤销了52个城市，动员了近3000万城镇人口返回农村（相当于当时城镇人口的25.7％）。从1958—1965年城市统计资料看，这一时期累计新设城市54个，其中河北宣化，山西侯马，内蒙古巴彦高勒，辽宁朝阳，黑龙江北安，江西新余，山东泰安、聊城、临沂、菏泽、新汶，湖北鄂城、沙洋，湖南岳阳、冷水滩、东江、娄底、冷江、安江、郴州，贵州安顺、都匀、六枝，甘肃白银、酒泉、张掖、德乌鲁，宁夏青铜峡，青海冷湖、格尔木、大柴旦，新疆哈密等32个城市在这一时期又相继撤销市建制。与此同时，在1957年的176个城市中也有29个城市相继被撤销市建制（表7－3）。到1965年底，我国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逐步下降为14％，城市总数也下降为169个，与1957年相比还少7个城市，城镇体系的城市数为负增长，约每年递减一个城市。
（3）停滞发展时期（1966—1976年）。这一时期是我国社会、经济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年代。一方面，盲目地下放城镇居民、干部和知识青年，另一方面，大搞“三线”建设，把大量的资金、设备、技术力量“靠山、分散、进洞”，致使新城市很少建成，老城市无力发展，城镇体系处于长期停滞不前的状态之中。据资料统计，在这11年中，我国城镇人口增长极为缓慢，仅由1966年的9965万人增加到1976年的11342万人，年平均递增率1.3％，明显低于同期城镇人口的年平均自然增长率1.75％。这一时期，新设城市也
说明：（1）安徽省铜陵市1964年撤销市建制记载不一，故表中按未撤销计入；
（2）省区按现行行政区划分；
（3）城市名后括号中数字为设置和撤销年代；
（4）台湾及港澳地区暂未列入。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县级以上行政区划沿革》（1949—198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区沿革》（1949—1979）。
很少，11年中累计设置新城市21个、撤销城市1个，合并城市1个，净增城市19个，到1976年底全国共有设市城市188个，年平均递增1.7个城市（表7－4）。
（4）稳定发展时期（1977迄今）。1977年，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着一系列改革、开放措施的落实，农村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城市经济中心作用加强，市领导县新型城乡经济运营体制形成，城市建设和规划也逐步走上了科学轨道，我国城镇体系真正进入稳定发展的新时期。据资料统计，在1977—1985年的9年中，累计新设城市139个，其中仅辽宁铁法、山东新汶、湖南冷水江3个城市相继撤销市建制，城市净增数达136个，年平均递增15.1个城市。到1985年
说明：台湾及港澳地区暂未列入。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县级以上行政区划沿革》（1949—1983年）。
底我国已有城市324个，城市非农业人口达1.1825亿（表7-5）。
概括新中国城镇体系的发展，在这36年中，累计新设城市223个，合并与撤销城市35个。宣化与张家口、山海关与秦皇岛、峰峰与邯郸、旅顺与大连、北碚与重庆、五通桥与自贡合并；内蒙古的巴彦浩特，辽宁的金州，安徽的界首、亳城、三河、当涂、大通、宣城，山
说明：（1）1977—1985年间，辽宁铁法，山东新汶、湖南冷水江3个城市曾一度设市后又撤销市建置；
（2）台湾及港澳地区暂未列入。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县级以上行政区划沿革》（1949—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1986年）。
东的羊口、龙口、石岛，广东的石岐，河南的朱集，陕西的榆林等14个城市衰落为镇；内蒙古巴彦高勒，辽宁葫芦岛，河南汝南，四川合川，云南河口、麻栗坡，湖北沙洋，湖南东江、安江，甘肃德乌鲁，青海冷湖、大柴旦等12个城市曾一度设市后即被撤销。此外，河北的泊头，山西的榆次、侯马，内蒙古的赤峰、乌兰浩特，辽宁的朝阳，吉林的公主岭，黑龙江的伊春、北安，江苏的常熟，浙江的兰溪、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衢州，安徽的铜陵、屯溪、六安、阜阳、宿州，江西的抚州、新余，山东的泰安、聊城、临沂、菏泽、新汶、临清，河南的平顶山、周口店、驻马店，湖北老河口、鄂城，湖南郴州、洪江、津市、岳阳、冷水滩、娄底、冷水江，广东的潮州，贵州安顺、都匀、六盘水，陕西的汉中，甘肃的临夏、平凉、白银、酒泉、张掖，宁夏的青铜峡、吴忠，青海的格尔木和新疆哈密等55城市都曾经历了设置——撤销——恢复市建制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