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体系 - 中国早期城市的产生
三、中国早期城市的产生
直到我国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剩余产品不断增加，私有制开始萌芽，从而逐步进入奴隶社会时期①。正是在这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我国人类社会逐渐分裂成奴隶与奴隶主两大对抗阶级，奴隶制国家也即应运而生，从而开始了我国居民点形式又一个新时代——“城郭沟池以为固”的时代②，我国早期城市便逐步产生了。
这里应特别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筑城技术的发展对城池的建设是有很大影响的。如仰韶文化时期夯筑技术的萌芽③，以及龙山文化中晚期夯筑技术的产生，普遍应用和日趋成熟④，都为我国早期城市的产生奠定了必不可少的技术基础。
根据现有文献史料和考古实物证明，我国早期城市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向奴隶社会过渡的时期。具体地说，起源于传说时代的三皇五帝之都（约公元前26世纪初）⑤，初形于夏，形成于商代末期⑥。其间历时共1500年左右，大体过程如下：
（一）萌芽时期
关于我国远古都城宫室的传说，《周礼》、《尚书》、《左传》、《史记》等早期文献都有记载。最古老的古都记载有所谓“三皇五帝之都”。南宋郑樵《通志·都邑略》、宋代《册府元龟》和《太平御览》等书，都对古代文献中有关这方面的传说进行了整理，比较系统地记
表2—1 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之都表
资料来源：（1）《通志·都邑略》；（2）《册府元龟·都邑》；（3）《太平御览》。
载了三皇五帝之都的地点。经个人归纳，列表2-1。近代学者王国维也对我国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之都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①。他认为“自上古以来，帝王之都皆在东方：太皞之虚在陈，大庭氏之库在鲁，黄帝邑于涿鹿之阿，少皞与颛顼之虚在鲁、卫，帝喾居亳。惟史言尧都平阳，舜都蒲坂，……。”但是这一时期，由于奴隶制国家尚未（或正式）建立，加之在目前考古工作中还未发现相当于三皇五帝时期的城址，所以三皇五帝之都不可尽信，但作为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及部落联盟的中心所在则是毋庸置疑的。
关于我国最早城市的传说和记载，从现有史料看是鲧城和禹都。关于鲧城的记载颇多，《世本·作篇》有“鲧作城郭”；《淮南子·原道训》记有“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②，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吕氏春秋·君守》有“夏鲧作城”；《吴越春秋》记有“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等等，都反映了“鲧作城”这一历史事实。至于禹都，据传说记载，或平阳，或安邑，或晋阳，或阳翟，不一而足。由此不难推断，鲧、禹之际为我国早期城市产生的萌芽时期。
（二）初形时期
自鲧作城至夏代桀灭亡，其间共历时约500年（约公元前21—16世纪）。从现有考古资料看，我国早期的城市已经产生。
近年来，我国在河南登封县王城岗、淮阳县平粮台，以及山东省寿光县边线王等地发掘一批古城址，根据挖掘的资料分析，都证明是夏文化遗址。再结合相当于这一时期的内蒙古包头阿善、凉城老虎山围墙，以及30年代发现的山东章丘城子崖城址，河南安阳后冈的一段板筑围墙遗址，可以确认在4000多年前的夏代，我国即已出现了最早期的城市①。
诚然，作为这一时期的城市，与一般城市所具有的基本物质要素还相差甚远，故又称之为“早期的城市”的“初形时期”。据王城岗城址的挖掘报告，整个城址系由东西两座小城组成，西城呈方形，边长西墙为92米，南墙82.4米（若加上东端缺口10米，其长也为92.4米）。可见其时城市规模不大（差不多是今天一个足球场大小），也许根本还不存在定居城堡的居民，只能视作我国早期城市的雏形。
（三）形成时期
商灭夏以后，我国奴隶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并且伴随着手工业、商品交换的迅速发展，产生了我国人类社会的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即商业从手工业中分离。这样，便大大地促进了我国早期城市的形成。根据考古资料分析，河南偃师二里头、湖北黄陂盘龙城，早商都城（隞或亳），晚商王都殷等都是这一时期主要的城市。
然而，从大量考古资料看，如上所述，夏城规模很小，还没有具备一般城市拥有的基本物质要素；与其同期的先商文化（漳河型）发展水平也并不高，只发掘有小型的青铜工具，与夏文化相比似乎还要落后（同期夏文化已发掘有青铜礼器）。而据现代发掘资料表明，商城比夏城已具备了一般城市的基本要素。很显然，我国早期的城市也即形成于这一时期，而且构成城市的基本要素是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构成城市的城市中心建筑、城市防御设施、城市商业和手工业，以及城市居住区的形成、发展几方面来看，明显地反映了这一点。
1.城市中心建筑：由宗庙到宫室
宗庙在古代不仅是统治者供奉祖宗的地方，而且也是重要的行政统治场所。《墨子·明鬼篇下》有：“昔日虞、夏、商、周四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宗庙。”《吕氏春秋·慎势篇》也记有：“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这些都说明最早期城市建设，“宗庙”为“先王之主”①。
至于宫室，最早有“禹作宫室”之类的传说与记载，但从现有夏城考古挖掘材料看，建筑上还没有出现宫殿的痕迹，因此，这一传说迄今仍缺乏足够的考古材料印证。
本世纪60年代，我国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发现了早商都城遗址，挖掘出面积达10000平方米的大型宫殿建筑群基址。据研究结果表明，这一大型建筑群是由堂、庑、门、庭等单体建筑组成的廊庑形式的建筑群，布局严谨，层次分明，基本上具备了宫殿建筑的特点和规模，首开了我国宫殿建筑的先河。到了商代后期王都殷，“稍大其邑，南距朝歌（今河南淇县，商代帝乙、帝辛（纣）的别都），北据邯郸及沙丘（今河北广宗西北大平台，相传殷纣于此筑台，畜养禽兽），皆为离宫别馆”①。根据考古资料，其王宫的基址已有一定的布局，成组排列。建筑物的台基方向或是正南北向，或是正东西向，互相呼应，形成了系统的建筑群；而且整个王城以宫寝为中心，作了全面的王都规划，充分体现了商代的文明。
再如在平粮台城址研究中，发掘者将这一属于龙山文化中晚期的文化遗存细分为平粮台二、三、四期文化层。从而发现其城墙修筑于平粮台二期，城内的一些大型建筑遗存分别属于平粮台三、四期，证明平粮台城基的修建早于房基，城内建筑是城基建成后许多年才逐渐建设而成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时至商代，我国早期都城，其具有表征性意义的建筑——宫室，是在更早期宗庙的基础上发展、演化而成的。城内建筑物表现为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其布局从杂乱无章到规划成组排列的过程。
2.城墙与城池：由城池分设到合二为一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城堡的产生是很早的，张澍补注的《世纪》引《吴越春秋》即有：“尧听四岳言，鲧曰：‘帝遭天灾，厥黎不康’。乃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礼记·礼运》也有“城郭沟池以为固”的记载。这些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为作者主观推想，但它毕竟反映了传说中尧、舜、禹时代，即已有出现城堡的可能。
据现有考古资料，表征所有中国传统城市特征（城市构成要素之一）的城墙，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开始出现了。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部分城墙是迄今考古发掘中最古老的城墙①，整座城址呈方形，边长185米，而在进一步的挖掘中，并没有城壕遗存的迹象。
与此相对应，我国早期城市城壕的最早发现，见于郑州南关外遗址。在这次发掘过程中，发现了一条宽约2.5～4.0米，深2.15～3.5米的壕沟，呈东南、西北斜列，已发掘的部分有3000米长。但是，从郑州商城所在南关外形文化层看，这一城壕被明显地压于城墙下面。不难断定，其时城壕的修建早于城墙的建设，而且也没有发现城壕、城墙处于同一文化层的现象。
直到盘庚迁殷前，郑州商城才在原有城壕的基础上进一步修筑城墙。据1972年进行的钻探考查结果，初步获知这一时期的郑州商城夯土城垣已达6960米，其中东墙长约1700米，西墙长约1870米，北墙长约1690米，南墙长约1700米，城墙横断面呈梯形，平均底宽约20米，顶宽约5米，高约10米，四周留有11个缺口（可能为城门），成为迄今发掘的最早的传统城墙城市。
据此不难发现，我国早期城市的防御设施建设具有先建城堡，再建城墙或城壕（城池分设），最后合二为一，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
3.城市商业：市场由农村到城市
“殷人善贾”，商业始于商代。《尚书·酒诰》称妹士人“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反映了其时人们开始从事经商谋生。这一时期，由于商代货币的使用，又大大地促进了商业的发展，而且由于早期城市的产生，掌握商业大权的奴隶主贵族又都居住在城市，为了经营上的方便，市场区位也由早期“日中为市”的“市井”之地逐渐转移到城市中来。正是由于这种早期城市商业兴起，遂使我国早期城市渐次形成为一定地域的商品交换中心。
据《六韬》①记载：“殷君善治宫室，大者百里，中有九市”。《太平御览·帝王世纪》也记有“宫中九市，车行酒，马行炙。”《诗经·商颂》也有“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赫赫厥声，濯濯厥灵”。不难看出，尽管商城中商业刚刚由农村转移而来，但其盛况已是过去原始市集和集市所无法比拟的了。
4.城市手工业：作坊布局由城郊到城缘
这一时期，由于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手工业工人已经形成了较大的专业生产队伍。原来依附于农业的手工业部门，不仅分化为独立的生产部门，而且由于商品交换的发达和城市商品交换中心的形成，也渐次进入城市，手工业作坊布局表现为由城郊向城缘移动的特征，最后形成为构成早期城市的又一个基本要素。
据湖北黄陂盘龙城和郑州二里冈遗迹考古分析，从这些早商城址的用地布局看，手工业作坊都是分布于城市的郊区。如湖北黄陂盘龙城，在城墙和宫殿附近的文化层发现了大量的早期陶器和陶片。又如郑州商城（图2-1），其手工业作坊也是按照一定的规律分布在商城外围，在西郊有成群的陶窑；南、北郊有多处规模较大的铸铜作坊和制骨作坊；而东南郊则为酿酒作坊分布地区等等。
直到商代晚期，各种手工业作坊才进入城市内部，如安阳殷墟即是如此。根据考古资料看，在小屯东南约1.5公里处已分布有一片规模较大的铸铜作坊。
5.城市居住区：“内城外郭”的地域结构
如前所述，在商代以前，我国早期城市的地域结构只是围绕宫殿的城墙。依据城墙遗址资料考察，发现至这一时期后，逐步开始出现围绕宫殿区的“子城”，以及围绕百姓居住区、作坊区的“大城”，即所谓“外郭城”的地域结构。这种城市地域结构的出现，固然与军事职能需要而重视城郭构筑有关，但其激发的因素仍在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与铁制农具及牛耕的普及和发达等因素有关。
① 根据骆宾基对金文的研究考证，神农炎帝为始的父系社会初期即建立了奴隶主政权，但母权制度残余势力一直很盛，在帝位承嗣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传婿（姐妹之子）与传男（儿子）的流血斗争。直到禹死后，启杀掉准备承嗣帝位的婿方伯益，父系制度的帝位继承法才真正确立起来。因此不难看出，我国奴隶制国家的真正稳固是自夏禹以后才开始的。
② 《礼记·礼运》。
③ 《西安半坡》，第43页，文物出版社。
④ 杨鸿勋：“中国早期建筑的发展”，《建筑历史与理论》第1辑。
⑤ 三皇五帝之都可能是部落及部落联盟中心所在。
⑥ 按照一般城市形成概念，有别于乡村的中国早期城市应具有行政、防御、商业、手工业作坊和集中居住区等五大基本物质要素。
①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第10。
② 清陶方琦《说文仞字八尺考》说：周尺八尺为仞。河南殷虚出土的周骨尺：一尺合今0.2192公尺。
① 这一时期出现的城堡可能是部落的中心，而不是国家的中心，从规模和性质上分析，它们也只是一些筑有防御设施的一般聚落遗址。
① 《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
① 《竹书纪年》。
① 考古研究表明，平粮台城址属于龙山文化中晚期遗存。
① 中国古代兵书，传为周代吕望（姜太公）作，现存六卷，即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
直到我国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剩余产品不断增加，私有制开始萌芽，从而逐步进入奴隶社会时期①。正是在这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我国人类社会逐渐分裂成奴隶与奴隶主两大对抗阶级，奴隶制国家也即应运而生，从而开始了我国居民点形式又一个新时代——“城郭沟池以为固”的时代②，我国早期城市便逐步产生了。
这里应特别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筑城技术的发展对城池的建设是有很大影响的。如仰韶文化时期夯筑技术的萌芽③，以及龙山文化中晚期夯筑技术的产生，普遍应用和日趋成熟④，都为我国早期城市的产生奠定了必不可少的技术基础。
根据现有文献史料和考古实物证明，我国早期城市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向奴隶社会过渡的时期。具体地说，起源于传说时代的三皇五帝之都（约公元前26世纪初）⑤，初形于夏，形成于商代末期⑥。其间历时共1500年左右，大体过程如下：
（一）萌芽时期
关于我国远古都城宫室的传说，《周礼》、《尚书》、《左传》、《史记》等早期文献都有记载。最古老的古都记载有所谓“三皇五帝之都”。南宋郑樵《通志·都邑略》、宋代《册府元龟》和《太平御览》等书，都对古代文献中有关这方面的传说进行了整理，比较系统地记
表2—1 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之都表
资料来源：（1）《通志·都邑略》；（2）《册府元龟·都邑》；（3）《太平御览》。
载了三皇五帝之都的地点。经个人归纳，列表2-1。近代学者王国维也对我国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之都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①。他认为“自上古以来，帝王之都皆在东方：太皞之虚在陈，大庭氏之库在鲁，黄帝邑于涿鹿之阿，少皞与颛顼之虚在鲁、卫，帝喾居亳。惟史言尧都平阳，舜都蒲坂，……。”但是这一时期，由于奴隶制国家尚未（或正式）建立，加之在目前考古工作中还未发现相当于三皇五帝时期的城址，所以三皇五帝之都不可尽信，但作为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及部落联盟的中心所在则是毋庸置疑的。
关于我国最早城市的传说和记载，从现有史料看是鲧城和禹都。关于鲧城的记载颇多，《世本·作篇》有“鲧作城郭”；《淮南子·原道训》记有“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②，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吕氏春秋·君守》有“夏鲧作城”；《吴越春秋》记有“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等等，都反映了“鲧作城”这一历史事实。至于禹都，据传说记载，或平阳，或安邑，或晋阳，或阳翟，不一而足。由此不难推断，鲧、禹之际为我国早期城市产生的萌芽时期。
（二）初形时期
自鲧作城至夏代桀灭亡，其间共历时约500年（约公元前21—16世纪）。从现有考古资料看，我国早期的城市已经产生。
近年来，我国在河南登封县王城岗、淮阳县平粮台，以及山东省寿光县边线王等地发掘一批古城址，根据挖掘的资料分析，都证明是夏文化遗址。再结合相当于这一时期的内蒙古包头阿善、凉城老虎山围墙，以及30年代发现的山东章丘城子崖城址，河南安阳后冈的一段板筑围墙遗址，可以确认在4000多年前的夏代，我国即已出现了最早期的城市①。
诚然，作为这一时期的城市，与一般城市所具有的基本物质要素还相差甚远，故又称之为“早期的城市”的“初形时期”。据王城岗城址的挖掘报告，整个城址系由东西两座小城组成，西城呈方形，边长西墙为92米，南墙82.4米（若加上东端缺口10米，其长也为92.4米）。可见其时城市规模不大（差不多是今天一个足球场大小），也许根本还不存在定居城堡的居民，只能视作我国早期城市的雏形。
（三）形成时期
商灭夏以后，我国奴隶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并且伴随着手工业、商品交换的迅速发展，产生了我国人类社会的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即商业从手工业中分离。这样，便大大地促进了我国早期城市的形成。根据考古资料分析，河南偃师二里头、湖北黄陂盘龙城，早商都城（隞或亳），晚商王都殷等都是这一时期主要的城市。
然而，从大量考古资料看，如上所述，夏城规模很小，还没有具备一般城市拥有的基本物质要素；与其同期的先商文化（漳河型）发展水平也并不高，只发掘有小型的青铜工具，与夏文化相比似乎还要落后（同期夏文化已发掘有青铜礼器）。而据现代发掘资料表明，商城比夏城已具备了一般城市的基本要素。很显然，我国早期的城市也即形成于这一时期，而且构成城市的基本要素是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构成城市的城市中心建筑、城市防御设施、城市商业和手工业，以及城市居住区的形成、发展几方面来看，明显地反映了这一点。
1.城市中心建筑：由宗庙到宫室
宗庙在古代不仅是统治者供奉祖宗的地方，而且也是重要的行政统治场所。《墨子·明鬼篇下》有：“昔日虞、夏、商、周四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宗庙。”《吕氏春秋·慎势篇》也记有：“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这些都说明最早期城市建设，“宗庙”为“先王之主”①。
至于宫室，最早有“禹作宫室”之类的传说与记载，但从现有夏城考古挖掘材料看，建筑上还没有出现宫殿的痕迹，因此，这一传说迄今仍缺乏足够的考古材料印证。
本世纪60年代，我国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发现了早商都城遗址，挖掘出面积达10000平方米的大型宫殿建筑群基址。据研究结果表明，这一大型建筑群是由堂、庑、门、庭等单体建筑组成的廊庑形式的建筑群，布局严谨，层次分明，基本上具备了宫殿建筑的特点和规模，首开了我国宫殿建筑的先河。到了商代后期王都殷，“稍大其邑，南距朝歌（今河南淇县，商代帝乙、帝辛（纣）的别都），北据邯郸及沙丘（今河北广宗西北大平台，相传殷纣于此筑台，畜养禽兽），皆为离宫别馆”①。根据考古资料，其王宫的基址已有一定的布局，成组排列。建筑物的台基方向或是正南北向，或是正东西向，互相呼应，形成了系统的建筑群；而且整个王城以宫寝为中心，作了全面的王都规划，充分体现了商代的文明。
再如在平粮台城址研究中，发掘者将这一属于龙山文化中晚期的文化遗存细分为平粮台二、三、四期文化层。从而发现其城墙修筑于平粮台二期，城内的一些大型建筑遗存分别属于平粮台三、四期，证明平粮台城基的修建早于房基，城内建筑是城基建成后许多年才逐渐建设而成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时至商代，我国早期都城，其具有表征性意义的建筑——宫室，是在更早期宗庙的基础上发展、演化而成的。城内建筑物表现为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其布局从杂乱无章到规划成组排列的过程。
2.城墙与城池：由城池分设到合二为一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城堡的产生是很早的，张澍补注的《世纪》引《吴越春秋》即有：“尧听四岳言，鲧曰：‘帝遭天灾，厥黎不康’。乃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礼记·礼运》也有“城郭沟池以为固”的记载。这些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为作者主观推想，但它毕竟反映了传说中尧、舜、禹时代，即已有出现城堡的可能。
据现有考古资料，表征所有中国传统城市特征（城市构成要素之一）的城墙，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开始出现了。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部分城墙是迄今考古发掘中最古老的城墙①，整座城址呈方形，边长185米，而在进一步的挖掘中，并没有城壕遗存的迹象。
与此相对应，我国早期城市城壕的最早发现，见于郑州南关外遗址。在这次发掘过程中，发现了一条宽约2.5～4.0米，深2.15～3.5米的壕沟，呈东南、西北斜列，已发掘的部分有3000米长。但是，从郑州商城所在南关外形文化层看，这一城壕被明显地压于城墙下面。不难断定，其时城壕的修建早于城墙的建设，而且也没有发现城壕、城墙处于同一文化层的现象。
直到盘庚迁殷前，郑州商城才在原有城壕的基础上进一步修筑城墙。据1972年进行的钻探考查结果，初步获知这一时期的郑州商城夯土城垣已达6960米，其中东墙长约1700米，西墙长约1870米，北墙长约1690米，南墙长约1700米，城墙横断面呈梯形，平均底宽约20米，顶宽约5米，高约10米，四周留有11个缺口（可能为城门），成为迄今发掘的最早的传统城墙城市。
据此不难发现，我国早期城市的防御设施建设具有先建城堡，再建城墙或城壕（城池分设），最后合二为一，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
3.城市商业：市场由农村到城市
“殷人善贾”，商业始于商代。《尚书·酒诰》称妹士人“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反映了其时人们开始从事经商谋生。这一时期，由于商代货币的使用，又大大地促进了商业的发展，而且由于早期城市的产生，掌握商业大权的奴隶主贵族又都居住在城市，为了经营上的方便，市场区位也由早期“日中为市”的“市井”之地逐渐转移到城市中来。正是由于这种早期城市商业兴起，遂使我国早期城市渐次形成为一定地域的商品交换中心。
据《六韬》①记载：“殷君善治宫室，大者百里，中有九市”。《太平御览·帝王世纪》也记有“宫中九市，车行酒，马行炙。”《诗经·商颂》也有“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赫赫厥声，濯濯厥灵”。不难看出，尽管商城中商业刚刚由农村转移而来，但其盛况已是过去原始市集和集市所无法比拟的了。
4.城市手工业：作坊布局由城郊到城缘
这一时期，由于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手工业工人已经形成了较大的专业生产队伍。原来依附于农业的手工业部门，不仅分化为独立的生产部门，而且由于商品交换的发达和城市商品交换中心的形成，也渐次进入城市，手工业作坊布局表现为由城郊向城缘移动的特征，最后形成为构成早期城市的又一个基本要素。
据湖北黄陂盘龙城和郑州二里冈遗迹考古分析，从这些早商城址的用地布局看，手工业作坊都是分布于城市的郊区。如湖北黄陂盘龙城，在城墙和宫殿附近的文化层发现了大量的早期陶器和陶片。又如郑州商城（图2-1），其手工业作坊也是按照一定的规律分布在商城外围，在西郊有成群的陶窑；南、北郊有多处规模较大的铸铜作坊和制骨作坊；而东南郊则为酿酒作坊分布地区等等。
直到商代晚期，各种手工业作坊才进入城市内部，如安阳殷墟即是如此。根据考古资料看，在小屯东南约1.5公里处已分布有一片规模较大的铸铜作坊。
5.城市居住区：“内城外郭”的地域结构
如前所述，在商代以前，我国早期城市的地域结构只是围绕宫殿的城墙。依据城墙遗址资料考察，发现至这一时期后，逐步开始出现围绕宫殿区的“子城”，以及围绕百姓居住区、作坊区的“大城”，即所谓“外郭城”的地域结构。这种城市地域结构的出现，固然与军事职能需要而重视城郭构筑有关，但其激发的因素仍在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与铁制农具及牛耕的普及和发达等因素有关。
① 根据骆宾基对金文的研究考证，神农炎帝为始的父系社会初期即建立了奴隶主政权，但母权制度残余势力一直很盛，在帝位承嗣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传婿（姐妹之子）与传男（儿子）的流血斗争。直到禹死后，启杀掉准备承嗣帝位的婿方伯益，父系制度的帝位继承法才真正确立起来。因此不难看出，我国奴隶制国家的真正稳固是自夏禹以后才开始的。
② 《礼记·礼运》。
③ 《西安半坡》，第43页，文物出版社。
④ 杨鸿勋：“中国早期建筑的发展”，《建筑历史与理论》第1辑。
⑤ 三皇五帝之都可能是部落及部落联盟中心所在。
⑥ 按照一般城市形成概念，有别于乡村的中国早期城市应具有行政、防御、商业、手工业作坊和集中居住区等五大基本物质要素。
①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第10。
② 清陶方琦《说文仞字八尺考》说：周尺八尺为仞。河南殷虚出土的周骨尺：一尺合今0.2192公尺。
① 这一时期出现的城堡可能是部落的中心，而不是国家的中心，从规模和性质上分析，它们也只是一些筑有防御设施的一般聚落遗址。
① 《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
① 《竹书纪年》。
① 考古研究表明，平粮台城址属于龙山文化中晚期遗存。
① 中国古代兵书，传为周代吕望（姜太公）作，现存六卷，即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