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体系 - 中国早期城镇体系特征
四、中国早期城镇体系特征
综上所述，在西周至春秋战国早期我国城镇体系已初步形成。当然从现代城镇体系概念看，这一时期的城镇体系也仅仅是初步地具备一般系统的特性，具有以下四方面的特征：
1.早期城镇体系的松散性
周初从宗法政治观念出发形成的三级城邑网，组成了上下有序，有主有从，以大制小、融为一体的全国城市群总体。从表面上看，反映了我国早期城镇体系的等级规模有序性；然而，周初大规模分封诸侯，最初与周王室关系紧密，但由于其时社会经济比较落后，交通不甚便利，且诸侯国与王室之间相距也甚远，彼此在政治、经济上联系日渐疏少，加之春秋战国时期封建割据势力日盛，以致核心城市的中心作用发挥不力，反映了我国早期城镇体系的松散性。
2.早期城镇体系的封闭性
周及春秋战国时期，商业经济较之夏、商时代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对促进土地的买卖和旧的领主制的瓦解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那时商业、贸易的发展还是有一定限度的，其社会经济以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尤其在封建社会初期的封建领主制阶段、情况尤其如此。参照现代开放系统的概念，不难看出，我国早期的城镇体系是一个典型的封闭系统。主要表现为：
（1）城市自身的封闭性。我国早期城镇体系中，各城市经济的发展是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目标的。这种小地域内的自给自足，仍属于自然经济范畴。《管子·权修》有：“市不成肆，家用足也”。《盐铁论·水旱》也有：“古者千里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农民不离畎亩而足乎四器，工人不斩伐而足乎材木，陶冶不耕田而足乎粟米”。说明当时由于在一个家庭内，以至在一个个小地域内，生活、生产资料基本上可以自给，商业就没有太大的发展余地，人们只要通过小地域内部的直接交换就可以解决了。即使城市建设也反映了这种封闭思想。《管子·八观》就记有：“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城不可以横通。……大城不完……郭周外通，……里城横通……虽有良货，不能守也”，也生动地反映了这一点。
（2）城市子体系的封闭性。这一时期，封建割据带来的市场分割，也导致了早期城市体系各子系统的封闭性。每个封建领主的领邑都是一个“独立王国”。它们往往闭关自守，同外界很少联系，对商旅的往来要征税，有时甚至实行武装抢劫。而且各封建国家领邑之间货币不同，度量衡不一，出于财政需要或政治、军事原因，各领主有时还锁关梁、塞道路，不让商人通过，以至实行经济封锁，不准货物出入境内。这就使城市与城市、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物资交流受到相当的限制，使商业不能在较大范围内自由地舒展手脚，导致了国家城市体系内各子系统的封闭性。
（3）体系自身的封闭性。据《史记·张仪列传》载：“秦西有巴蜀大船，积粟于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余里”。同时由于铁器广泛的使用，农业生产发展很快，深耕、施肥促进了农业产量的提高，粮食生产的地域性和人工灌溉的发明，使得用于运输和灌溉的早期人工运河始有开凿。《史记·河渠》所记鸿沟六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随着水运的兴起，一些春秋时代作为统治中心的城邑，到战国时多成为物资交流及水运中心。但总的看来，由于当时商品生产水平还相当低下，封建割据障碍重重，内河运输和陆路运输的范围都有其局限性和地方性，全国性对外贸易网还没有形成，体系缺乏对外开放性，表现为自身发展与封闭发展的特性。
3.早期城镇体系的不稳定性
城镇体系作为一个实体系统，具有一定的时——空结构。这种时空结构的频繁变化，便导致体系的不稳定性。我国早期城镇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中，城市频繁迁徙，兼并战争不断和新兴城市的发展，是导致其不稳定的主要因素。
（1）城市频繁迁徙。仅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述巴故都城址，“巴子时虽都江州（今重庆市区嘉陵江北岸）、或治垫江（今属涪陵地区）、或治平都（今丰都县）、后治阆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涪陵县），其畜牧在沮。今东突峡下畜沮是也。又立市于龟亭北岸，今新市里是也”。可见城市迁徙十分频繁。
（2）兼并战争起伏不断。由于军事技术的进步，杀伤力远比以前扩大了。孟子曾描述当时战争残酷之情景：“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①。兼并战争不但毁灭了一批已有的城市，而且新建了一批军事重镇，动荡的战争年代，必然导致早期城镇体系的不稳定性。如当吴越相继兴起后，西与楚相争，北与中原诸国交战，今皖北州来（凤台）、钟离（凤阳县临淮关附近）、巢城互为犄角，成为控制整个吴越的新兴军事重镇，尤其州来成为经营全部淮域的中心。进入战国以后，三楚②之交兴起了寿春这一新的大城市，成为楚由鄂后徙的都城。而当楚失去江汉平原后，淮北和沿淮一带成为它的经济重心所在，都城又被迫由寿春迁陈（公元前278年）；其后又历经迁巨阳（安徽阜阳北，公元前253年）、再迁寿春（公元前241年）等。
（3）新城市大量增加。进入春秋时代，随着周王朝统治的衰落，诸侯各国不断增建新城，旧城镇体系格局不断被打破；城镇体系处于不断变化的不稳定时期。例如当时的小诸侯国鲁国，据《左传》记载，先后增筑了中丘、祝丘、中城、郿、费、郚、平阳、成郛、郓、武城、小谷、毗、邾瑕、西郛以及莒文等十九座城。全国各诸侯国筑城数虽查无此据，但数目可观，发展时期不同，空间变化之大是可以想象的。
4.早期城镇体系核心的转移性
我国早期城镇体系的形成，正处于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政体交替必然带来了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促进了地域经济的繁荣，从而导致了早期体系核心（政治、经济中心城市）的不断转移。大体说来，其转移方式如下：
（1）两京制度。我国历史上设陪都，即两京制度，始于周代，它是我国政治制度上的重大创举，对于后来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正是两京制度的设置，平王时，为避犬戎，东迁王城，将陪都定为首都，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519年，约250余年。周敬王又徙居成周，从公元前519年开始，约200余年，周赧王最后36年，又迁回王城。使我国早期城镇体系的核心城市处于两京的不断转换之中。
（2）诸侯坐大。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周王朝失去了控制能力，列国兼并战争频繁，诸侯坐大又进一步导致了城镇体系核心的频繁转换。据文献记载，春秋时有诸侯国140多个，比较重要的有晋、楚、齐、鲁、秦、宋、卫、陈、蔡、曹、郑、燕、吴、越等十多国。到了战国时代，诸侯坐大，其中以秦、楚、齐、魏、赵、韩、燕七国最强大，而且这“七雄”实力也在不断变化之中，核心城市也随着它们的经济实力而不断转换。此外，就列国的城镇子体系而言，其都城的迁徙也十分突出。据不完全统计，战国都城迁徙比较频繁，再迁次数多达5次，使我国早期城镇体系的核心城市处于不断转换之中（表3－4）。
注：①楚都丹阳城址变化较大，且先后不在一处。周成王封能经于西楚丹阳在今湖北秭归东南，春秋时楚文王又迁湖北枝江西称南楚。
① 《孟子·离娄章句上》。
② 据《史记·货殖列传》：由彭城（今徐州）以西的淮北平原到江汉平原为西楚；彭城以东包括东海地区和江淮东部，南到江东地区为东楚；淮南的江淮丘陵地带包括江南的豫章、长沙一带为南楚。
综上所述，在西周至春秋战国早期我国城镇体系已初步形成。当然从现代城镇体系概念看，这一时期的城镇体系也仅仅是初步地具备一般系统的特性，具有以下四方面的特征：
1.早期城镇体系的松散性
周初从宗法政治观念出发形成的三级城邑网，组成了上下有序，有主有从，以大制小、融为一体的全国城市群总体。从表面上看，反映了我国早期城镇体系的等级规模有序性；然而，周初大规模分封诸侯，最初与周王室关系紧密，但由于其时社会经济比较落后，交通不甚便利，且诸侯国与王室之间相距也甚远，彼此在政治、经济上联系日渐疏少，加之春秋战国时期封建割据势力日盛，以致核心城市的中心作用发挥不力，反映了我国早期城镇体系的松散性。
2.早期城镇体系的封闭性
周及春秋战国时期，商业经济较之夏、商时代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对促进土地的买卖和旧的领主制的瓦解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那时商业、贸易的发展还是有一定限度的，其社会经济以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尤其在封建社会初期的封建领主制阶段、情况尤其如此。参照现代开放系统的概念，不难看出，我国早期的城镇体系是一个典型的封闭系统。主要表现为：
（1）城市自身的封闭性。我国早期城镇体系中，各城市经济的发展是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目标的。这种小地域内的自给自足，仍属于自然经济范畴。《管子·权修》有：“市不成肆，家用足也”。《盐铁论·水旱》也有：“古者千里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农民不离畎亩而足乎四器，工人不斩伐而足乎材木，陶冶不耕田而足乎粟米”。说明当时由于在一个家庭内，以至在一个个小地域内，生活、生产资料基本上可以自给，商业就没有太大的发展余地，人们只要通过小地域内部的直接交换就可以解决了。即使城市建设也反映了这种封闭思想。《管子·八观》就记有：“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城不可以横通。……大城不完……郭周外通，……里城横通……虽有良货，不能守也”，也生动地反映了这一点。
（2）城市子体系的封闭性。这一时期，封建割据带来的市场分割，也导致了早期城市体系各子系统的封闭性。每个封建领主的领邑都是一个“独立王国”。它们往往闭关自守，同外界很少联系，对商旅的往来要征税，有时甚至实行武装抢劫。而且各封建国家领邑之间货币不同，度量衡不一，出于财政需要或政治、军事原因，各领主有时还锁关梁、塞道路，不让商人通过，以至实行经济封锁，不准货物出入境内。这就使城市与城市、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物资交流受到相当的限制，使商业不能在较大范围内自由地舒展手脚，导致了国家城市体系内各子系统的封闭性。
（3）体系自身的封闭性。据《史记·张仪列传》载：“秦西有巴蜀大船，积粟于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余里”。同时由于铁器广泛的使用，农业生产发展很快，深耕、施肥促进了农业产量的提高，粮食生产的地域性和人工灌溉的发明，使得用于运输和灌溉的早期人工运河始有开凿。《史记·河渠》所记鸿沟六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随着水运的兴起，一些春秋时代作为统治中心的城邑，到战国时多成为物资交流及水运中心。但总的看来，由于当时商品生产水平还相当低下，封建割据障碍重重，内河运输和陆路运输的范围都有其局限性和地方性，全国性对外贸易网还没有形成，体系缺乏对外开放性，表现为自身发展与封闭发展的特性。
3.早期城镇体系的不稳定性
城镇体系作为一个实体系统，具有一定的时——空结构。这种时空结构的频繁变化，便导致体系的不稳定性。我国早期城镇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中，城市频繁迁徙，兼并战争不断和新兴城市的发展，是导致其不稳定的主要因素。
（1）城市频繁迁徙。仅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述巴故都城址，“巴子时虽都江州（今重庆市区嘉陵江北岸）、或治垫江（今属涪陵地区）、或治平都（今丰都县）、后治阆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涪陵县），其畜牧在沮。今东突峡下畜沮是也。又立市于龟亭北岸，今新市里是也”。可见城市迁徙十分频繁。
（2）兼并战争起伏不断。由于军事技术的进步，杀伤力远比以前扩大了。孟子曾描述当时战争残酷之情景：“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①。兼并战争不但毁灭了一批已有的城市，而且新建了一批军事重镇，动荡的战争年代，必然导致早期城镇体系的不稳定性。如当吴越相继兴起后，西与楚相争，北与中原诸国交战，今皖北州来（凤台）、钟离（凤阳县临淮关附近）、巢城互为犄角，成为控制整个吴越的新兴军事重镇，尤其州来成为经营全部淮域的中心。进入战国以后，三楚②之交兴起了寿春这一新的大城市，成为楚由鄂后徙的都城。而当楚失去江汉平原后，淮北和沿淮一带成为它的经济重心所在，都城又被迫由寿春迁陈（公元前278年）；其后又历经迁巨阳（安徽阜阳北，公元前253年）、再迁寿春（公元前241年）等。
（3）新城市大量增加。进入春秋时代，随着周王朝统治的衰落，诸侯各国不断增建新城，旧城镇体系格局不断被打破；城镇体系处于不断变化的不稳定时期。例如当时的小诸侯国鲁国，据《左传》记载，先后增筑了中丘、祝丘、中城、郿、费、郚、平阳、成郛、郓、武城、小谷、毗、邾瑕、西郛以及莒文等十九座城。全国各诸侯国筑城数虽查无此据，但数目可观，发展时期不同，空间变化之大是可以想象的。
4.早期城镇体系核心的转移性
我国早期城镇体系的形成，正处于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政体交替必然带来了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促进了地域经济的繁荣，从而导致了早期体系核心（政治、经济中心城市）的不断转移。大体说来，其转移方式如下：
（1）两京制度。我国历史上设陪都，即两京制度，始于周代，它是我国政治制度上的重大创举，对于后来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正是两京制度的设置，平王时，为避犬戎，东迁王城，将陪都定为首都，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519年，约250余年。周敬王又徙居成周，从公元前519年开始，约200余年，周赧王最后36年，又迁回王城。使我国早期城镇体系的核心城市处于两京的不断转换之中。
（2）诸侯坐大。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周王朝失去了控制能力，列国兼并战争频繁，诸侯坐大又进一步导致了城镇体系核心的频繁转换。据文献记载，春秋时有诸侯国140多个，比较重要的有晋、楚、齐、鲁、秦、宋、卫、陈、蔡、曹、郑、燕、吴、越等十多国。到了战国时代，诸侯坐大，其中以秦、楚、齐、魏、赵、韩、燕七国最强大，而且这“七雄”实力也在不断变化之中，核心城市也随着它们的经济实力而不断转换。此外，就列国的城镇子体系而言，其都城的迁徙也十分突出。据不完全统计，战国都城迁徙比较频繁，再迁次数多达5次，使我国早期城镇体系的核心城市处于不断转换之中（表3－4）。
注：①楚都丹阳城址变化较大，且先后不在一处。周成王封能经于西楚丹阳在今湖北秭归东南，春秋时楚文王又迁湖北枝江西称南楚。
① 《孟子·离娄章句上》。
② 据《史记·货殖列传》：由彭城（今徐州）以西的淮北平原到江汉平原为西楚；彭城以东包括东海地区和江淮东部，南到江东地区为东楚；淮南的江淮丘陵地带包括江南的豫章、长沙一带为南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