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方志概述 - 围棋散话
围棋散话
一）序
没有哪一种游戏会象围棋一样难以推广。望着围棋的道具，初学者差不多总是会露出迷惑的表情：“这会很好玩吗？”的确，十九路纵横交错的棋盘，以及各满满一盒的黑白棋子，怎么看也不象是很吸引人的模样，
除了外表，平心而论，在内容上，围棋也是很难入门的，这是围棋难以推广的一个重要原因。首先是一局棋的回合太多。如果不中盘认输，一局棋下到两百多步是普通的情形，相对于其他棋牌类游戏，这是个惊人的数目，由此导致的对局时间之长，脑力消耗之大，不但令初学者望而生畏，就是对经常下围棋的人来说也是一个困惑。如果我们把游戏的主要目的定为娱乐和放松，围棋显然是一种不可承受之重了。
初学入门的另一个重大困难是围棋所特有的抽象性。对围棋规则和技术的掌握，除了依靠逻辑上的抽象理解，几乎得不到生活中任何具体经验的帮助。举例而言，世上的其它类型的棋牌游戏，其起源，形式以及规则都是来源于社会生活经验的，如象棋和军棋，模拟的是古代和现代的军事机构和战争过程；又如跳棋为代表的竞速类棋，模拟的是速度和技巧上的竞争类行为；而牌类游戏以数学计算为基础，生活中的相似经验俯仰可得。在初学这一类模拟类的游戏时，具体的社会经验通常能使得规则和技巧变得通俗易懂，象棋中“马要斜跳，炮须隔子”就是很好得例子。反观围棋，我们几乎很难说它模拟了什么。有人说围棋模拟的是古代战争，虽然也有围棋三十六计之说，但究其本质而言是很牵强的。围空占地这种情形还算和战争有一些联系，然而要继续解释为什么两眼活棋，什么是“金角银边草肚皮”，什么叫大模样，什么叫厚势，战争中的经验就已经派不上任何用场，至于打劫要等着，简直就是战争的大忌。诚实地说，围棋的规则和内容，和代数几何定理没有什么两样，抽象的理解是唯一的途径。
由于以上的原因，对于围棋的普及化乃至世界化，我是一点也不敢过分乐观的。虽然也时常听到外国的某某大学将围棋作为公共选修课程之一，但大概只是某些爱好者的个人努力，成不了大的气候。日本很早就开始了有计划的海外围棋普及计划，最后起作用的还是东亚这一围棋基础根深蒂固的地区，东亚之外的地方，至今没有大的成果，今后的情形大概也不会有大的改变。
然而，这并不是说围棋会有一个悲惨的未来。作为一种古老而独特的智慧，它一直代表了东亚文化中根性的部分，它既不会简单消失，但也难以无限扩散。当我们看到连坦桑尼亚的人民都在砌麻将时，围棋似乎注定了只能是一部分人的宠爱。但这宠爱却是坚定的。我学围棋之前象棋下得很不错，但后来因为围棋几乎就不下象棋了，据我所知，有很多围棋爱好者也有相同的经历。这种移情别恋说到底是一种审美情趣的改变，甚至是一种精神气质上的变化，而在围棋身上这种超越于一般棋类的独特魅力，我想，仅仅用雅俗来解释是远远不够的。
我一直希望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诠释。
二）神秘主义气息浓厚的围棋
按照现有的数据，围棋应该是人类智慧所能创造出的最复杂的竞技游戏。作为一种连起源年代都不可考的文化古董，经过几千年的思考，人类仍然无法穷尽围棋中的各种变化。作为围棋技术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定式”，其流行变化之快，简直赶得上时装的节奏，而“千古无重局”这样的事实，更是让人类智慧生出高山仰止的敬畏。
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又从另一个侧面又加深了这种敬畏，现在的超级电脑在国际和中国象棋中已经能够通过穷尽的方法选择最佳着法，在和人脑的对抗中，优势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虽然这并不属于智力层次上的较量，但作为胜负为终极目标的竞技一方，失败仍然是人类难以回避的耻辱。不过，以现在超级电脑的能力，以相同的手段对付围棋还远远不够，围棋变化之多几乎是一个不用去想的天文数字，即便是穷尽这其中的一小部分变化也是我们有生之年不用去想的念头。其中具体的数字有人认真地计算过，虽然我很怀疑那计算的准确性，然而正如听见别人说银河中有多少星星一样，姑且相信就是。
电脑在围棋上的无能，其实一直是围棋界中津津乐道的话题，需要澄清的是，这并不是因为围棋本身有什么博大精深的奥秘可以使人脑在理解上优于电脑。作为一种抽象逻辑，电脑程序执行得其实比人脑快得多。之所以人类今天仍然能讥笑围棋程序弱智得可怜，多少拜托了围棋那大的出奇的棋盘。19*19这样的规格在人类智力游戏中可以说是罕见的。如果说是5*5的棋盘，甚至是9*9的棋盘，我想人脑未必有战胜电脑的自信。即便是19*19的棋盘，其产生的变化也终究有穷尽的一天，只是对生也有涯的我来说，其意义等于零而已。
这里牵涉到我们文化的一个特征。我们对围棋的理解，喜欢用博大精深来概括。博大精深给人带来的是一种敬畏，一种精神上的震慑和心理上的依靠。然而，博大精深本身是没有任何内容的。为了保持这种敬畏，一种神秘化的，不可知论的手法一直被熟练地使用。
而围棋正是这么一种神秘主义气息极为浓厚的代表。
三）围棋的起源
说到神秘主义气息，从围棋的起源就颇能看出几分端倪。谈围棋的起源并不是出于考据的需要，事实上也无从考据。中国文化是讲究追根溯源的，如神农尝百草，又教民耕种，伏羲则织成第一张渔网，木匠把鲁班称为祖师爷，就是连唱戏卖身的，也各有各的神灵保佑。相比而言，围棋的来历则模糊许多。较为流行得说法是尧为了调教自己的儿子丹朱，将围棋传授于他。不过这种传说对围棋不是什么幸事，还是忽略的好，因为丹朱在历史上不是什么好角色，尚书中记载得一清二楚，如果硬要把围棋和丹朱联系起来，大概只能说明孔孟先哲见地深刻：围棋非养性，实乃乱性。
吴清源在自传“天外有天”中认为围棋一开始是占卜天象的工具，而不是竞技的工具。这大概是目前比较能够接受的一种说法。古人以坐标的方式记测天体位置，于是有了棋盘的雏形，而那些记载天体的坐标点，就是原始的棋子。从这个逻辑推断，围棋的雏形大概只有一色棋子。
围棋又名黑白棋，显然必须有一个一色到双色的过渡，而从天文的角度考虑，也颇顺理成章。天体不是静止的，而是随着四季不停地变化，为了反映出这种变化，更是为了探究这种变化的规律，于是古人开始在一个棋盘上放置双色棋子以进行比较研究，就这样，围棋的棋子开始了相互间最初的接触。
但即便如此，围棋仍然只是一个天象记录仪，是什么力量把它推向竞技层次的呢？我想，那是占卜预测的力量，一种人类生来具备的对神秘事物的好奇心。在任何一种人类文化中，天文和占卜都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如果说天文是是深不可究的客观存在，那么占卜则是人类一种主观自觉的，欲凌驾于客观之上的心灵力量。当康德望着漫天繁星，为体会一种终极的理性秩序而深深感动时，古人的感受又何尝不是如此，他们都坚信，用人类的智慧一定能够探寻到未来世界的所有奥秘。而围棋一旦成为占卜的工具，它就不再是一种简单的仪器，因为从此它融入了人类的智慧和信念，它不再是天文现象的简单反映，而成为一种人类思想的载体。
而人类思想和客观世界的明显差异在于它的矛盾性，而有了矛盾，就有对抗，有了对抗，就会有规则，于是，围棋终于有了它竞技的魂。
围棋发展到今天，在外在形式上只能隐约地看到和天文的一点关联，如天元，星位这样的称谓。而和占卜的联系已经不太容易察觉。我们的文化对于占卜是很有看法的，大约归于孔子所谓鬼神怪力的范畴。然而事实上，占卜是人类的一门古老但从未失传的学问。现在的博弈论，其实质上不也是占卜吗？当然，那形式自然要精确很多，毕竟我们不能忽视人类几千年来脑容量的变化。如果我们以开放的心灵去看待占卜，也许会突然发现，占卜仍然体现在围棋最本质的规律之中，比如说围棋中的形势判断不是很象文王问卦的味道吗？
说到围棋，占卜和博弈论，我脑海中浮现出一个电影片段。美国的博弈论奠基人纳什一生有许多传奇经历，好莱钨以他的故事排了一部很精美的电影。里面的一段是纳什在大学中学习，那时博弈论尚在萌芽之中，有一个人向他挑战下棋，纳什很有自信的应战，结果却输了，这好象给了他极大的刺激。
他们下的是围棋！我仍然记得我看到这个镜头时那种难以置信的感觉。自启蒙时代以来，人们一直坚信人类可以通过理性的思考和规律的总结去究极这个世界的所有奥秘，我想纳什一定也是以这样的自信拿起棋子，“只要每一步都符合规律，应该就能胜利”。记得日本的古今第一人秀策也说过类似的话：“如果黑白应对无误，黑棋胜三目半。”当然，纳什在围棋上和秀策没有可比性，他输棋应该是棋艺的问题，但即便如此，他内心感到得却是一个巨大的疑问：“即便是每一步都符合现有的规律，就真得能够胜利吗？”
而这个疑问恰恰就是博弈论的精神所在，也是围棋的精神所在。作为人类思想智慧结晶的围棋，它的规律真得可以终极吗？20世纪，人类在自然和人文科学中的最大进步就在于认识到世界万物发展上的偶然性和不可测性，而这种难以言传的神秘感在围棋中自其诞生就从未消散。
如果秀策真的能够化为棋魂活到今天，看到黑棋贴目负担的不断增加，一定也会感叹：“根本就没有最好的着法呀。”
围棋，毕竟是人下的，而这正是围棋的魂，诞生时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依然如此。
四）围棋的国籍
谈到围棋的起源，时间也许无所谓，但地点却是很重要的。围棋起源于中国吧，这是一般的大众观点。
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甚至是不证自明的，这大概也是尧老前辈划地为棋故事的由来。中国人对正宗的门第问题向来重视，什么都要争个中国原产，连我们老祖先的发源地也一点含糊不得。我不是讽刺这种认真劲，相反，如果世界人民都有这样的荣誉感，虽然会有些混乱，但人类社会的发展步伐一定会更大更猛。问题是要有证据，好比争遗产，得有遗书，或者是拟定的法律根据，不然中国原产就是自说自划。
有的围棋史料上提到过围棋发源时间人物均不祥，但却认为发源于中国是无疑的，然而究竟怎样无疑，却一字不提，这种气魄显然要让太史公汗不敢出。回到尧的围棋传说上，有的还绘声绘色，说尧在地上划了横竖十九条线做棋盘，这就杜撰得出纰漏了，因为从围棋史上来看，开始时还没有十九路的棋盘，甚至到三国时有没有都很难说。
发源于中国说，只能是一种推测吧，“无疑”是万万不能说的。日本人就认为，围棋和象棋均起源于中亚的一种叫“盘戏”的游戏。当然，日本人的说法也很难说有什么可信性，虽然从地理分布上来看，中亚的盘戏向欧亚四周扩散，变种为不同的棋类游戏，似乎较为合理，但终究也没有什么过得硬的证据。其实日本人和中国人在文化归属上的认真劲也是半斤八两，只不过在围棋上，实在不好意思去主张日本原产罢了。
虽然从竞技的角度而言，围棋的起始国籍问题似乎显得并不重要，然而，如果惜字如金的李昌镐突然开口宣布：“围棋韩国原产”，我想中日两边大概不会鼓鼓掌就过去的。事实上，它又很重要，或者说它对某些人重要，某些人不重要，某些时候重要，某些时候不重要。
日本人虽然不好意思宣称日本原产，但却想出了一个移花接木的法子，他们姑且承认中国是围棋的发源地，于是称中国是围棋的母亲，而围棋的理论在日本得到成长，于是称日本是围棋的养母，在东亚文化中，这种比喻是颇有些损的。其实，硬要说古代围棋在发展上中不如日，也并非毫无疑问。之所以大多数职业围棋人都觉得在古代日本围棋比中国围棋的境界要高，我想那是因为他们自己对围棋的理解更接近于日本围棋的传统理解，毕竟没有一个职业选手是学中国古棋成长的。上个世纪初，中国的围棋高手和日本相差两子以上，然而和中国古棋全盛时代的施襄夏，范西屏相比，他们又差几子呢？好象没有人研究过。
围棋是下出来的，中国和日本的古代国手并没有真正碰撞过，当然，如果勇者幻庵能够渡海成功，这确实是一件古代围棋史上令人最为惋惜之事。但中日间接交流的机会还是有的，据说在日本六世井上因硕时，和琉俅来访的师徒二人进行过对局，结果他和他的徒弟都输给了来访者，后来琉俅的那个作徒弟的又来到中国来访问，当时正是施范的全盛时期，琉俅效法的日本文棋，遇上能断就断的中国武棋，几乎不堪一击，以至于说出日本远不如中华的评价。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井上因硕并非日本历史上的最强者，而且日本人对琉俅访者下的是让子棋，对外国人至少让三子是日本自算砂以来就立下的规矩，但即便如此，能够下赢让子棋的也绝对不是泛泛之辈，对实力的估计即使有差距也很有限，至少井上因硕想让施范两子恐怕是不可能的。
然而，棋艺的高低和国籍又有什么关联呢？但这的确是有很大关联的，据说琉俅的评价传到日本，那个井上被大骂成丧权辱国，赶紧退位了。
现代社会进入了商业化的时代，虽然中日韩的对抗始终是围棋活动的热点，但将成败输赢上升到丧权辱国的高度的时候已经很少了。
围棋的国籍化是围棋作为一种竞技活动的政治化，而现代的商业比赛最大限度地削弱了这种政治化的倾向。
最近吴清源老先生访问北京，当被问之对中国围棋手在国际大赛上有什么期待时，老先生却有些装傻地回答说哪个国家拿冠军都一样，中国也好，韩国也好，日本也好，谁拿冠军都好。
这当然和老先生的人生哲学有关，也和他目前的环境有关。然而细看吴的一生，围棋的政治化对他并非毫无影响，虽然他目前力图削弱这种政治化的影响，以达到对棋道追求上的纯净。
但有没有所谓纯净的围棋呢？或者说政治化倾向对围棋而言是否是应该极力避免的呢？我想，这不可能，也非必要，因为围棋作为一种文化并不是单纯孤立的，它必然受到社会总体价值观的影响和修正，而政治也正是其中的一种。
问题在于，它要保持均衡，保持政治化和其他的价值观之间的均衡。
回头看看围棋的国籍，重要吗？不重要吗？
五）棋盘的大小
我一直保留着中学时下围棋的记忆，那时最大的苦恼就是围棋耗时太长，午休半个小时下盘象棋还差不多，围棋通常是下不完的，后来灵机一动，将围棋纸折成一半，才算解决了问题。后来又进一步折成四分之一，连课间抓紧些也能下了。
有的人也许会觉得不以为然，会发出“这还算是围棋吗？”这样的感慨。也许在他们的眼中，围棋的十九路线是天经地义的，或者说在他们的审美情趣中，只有十九路才是一种正确的享受。
然而，在我的意识中，即使是五路这样的小天地，十九路以上的大宇宙，都不失为围棋的一种。而把围棋的棋盘固定于十九路，并不是什么好的感觉，相反，这样的大棋盘早就成为围棋发展的一个大障碍。
我无意对职业比赛中棋盘的标准尺寸说三道四，但对于业余爱好者而言，十九路围棋确实是太大了，从时间效率上考虑，是太不灵活了。不能如象棋一样自由自在地随处摆棋，自然不会有很高的普及率。
是不是小棋盘没有魅力呢？这个问题没有下过小棋盘的人很难感觉得到。如果试一试，五路的棋盘对于稍具水平的人来说确实太小了，黑先行的话一定杀白，贴多少子也没用。但作为初学者熟悉围棋，却非常之适合。七路棋盘已经为白棋提供了相当的活棋空间，黑想全歼白棋已非易事，如果能弄清其中的变化，水平已经能上升到相当的程度。到了九路，空间已经很大，稍不注意，黑棋先行也可能输掉。十三路被称为小围棋，也有专门的比赛和研究，其思路和手法已经很接近大棋盘，但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直也没有普及。
为什么小棋盘即使有胜负的空间，在业余爱好者中也不受欢迎呢？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其一是现代围棋对布局和定式的重视。这两样都只有在大棋盘上才能体现出来，从某种意义而言，这甚至是围棋基本技术中最受到重视的部分，尤以业余爱好者为甚。而到了小棋盘上，你会发现很多定式行不通了，而布局的观念也得修正，这会使得不少人产生一种不习惯甚至是不舒服的感觉。
而问题的核心恰恰就在这里。我们之所以会觉得不习惯和不舒服，是因为我们在十九路棋盘上下得太习惯和太舒服了，因为我们不是靠计算来下棋，而是基于模仿和记忆来下棋。漫画棋魂中有一个中学生，老是拿着定式书来下棋，因为害怕走错定式，虽然有些可笑，但却是大多数人下棋的真实写照，只不过那本书不是拿在手上而已。“得下的象是围棋”是萦绕在很多人脑中的一个观念。
然而，这种观念是违反围棋精神的，对一个人棋艺的增长即使在开始小有增益，长期也会后患无穷，是很多业余爱好者不长棋的根本原因。吴清源指出，围棋最重要的是死活，然后是官子，布局定式都在其后。这是极中肯的话。换句话说，计算能力是最基本的能力，因为只有计算，才能下出自己能够理解的棋。
赵治勋曾经摆过一个星位小飞守角后点三三的型，正解是打劫活角，也算是一个局部定式，稍有棋力的人都不会走错。然而赵治勋却认为，只知道作劫的型是不够的，必须计算到其他手段的可能性，只有这样才算是真正懂得了为什么打劫是正解，而其中的计算量不可低估。
业余棋手一般不会有这样的计算量，一方面是因为通常一盘棋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考虑，另一方面，也许是更本质的，是没有计算的习惯。所以有一手接一手下得飞快的“卫生棋”，这样的棋所以是卫生的，因为虽然不长棋，但总还算活动了手和眼睛。
一般来说，业余和职业的主要区别是对棋子效率和形状的理解上，但我觉得最根本的区别在于计算能力，从这个意义而言，计算能力不够格，即使是职业棋手，大概也只能算是业余的。
如果一定要说业余棋手那些环节上最弱，我认为首先是官子，然后是战斗力，再其次是布局。然而，偏偏是前两项最容易受到忽略，报纸和电视上的围棋解说经常在布局上花很多篇幅，中盘战斗几笔带过，到了官子，居然经常用官子从略这样的手法，好象官子无关紧要一样。看围棋谱也有这个特点，开始还看得仔细，一到中盘战斗，就懒得再看了，说到底，还是没有计算的能力，当然，围棋盘太大也是一个因素。
吴清源大声呼吁要摆脱定式和布局的束缚，然而，怎么摆脱却是一个问题，毕竟围棋是一手接一手下出来的，而布局作为开始的阶段自然是难以省略，时间长了，还是要依赖局部定式。这里有个思维习惯培养的问题，如果从小棋盘下起，就不会产生对特定型的依赖感，因为棋盘越小，就越要靠计算的能力。所以我主张学棋应该从五路棋盘开始，随着理解的增加逐步扩大棋盘。因为棋盘虽小，却能培养出可资发展的基本素质，尤其对死活和官子的掌握尤为有益。
此外，棋盘的大小还多少涉及到一个围棋观的问题。众所周知，围棋不是生来十九路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这其中的原因主要在于，棋盘越大，先行者的先着优势就越小，子与子的宏观联系就越复杂，对棋势的预测也就越困难，而这是围棋理论不断丰富决定的。从这个意义而言，十九路围棋显然不会是围棋发展的终极形式，一旦围棋的形式无法满足其内容丰富性的要求，围棋盘面的扩大是必然的，虽然从目前来看，还是一个不可预见的过程。但可以预见的是，围棋盘面每扩大一次，都必然对旧的布局和定式进行根本性的革命，相反，在中盘作战和收官方面则基本保留。偶尔也不妨试一下21路的围棋，我想这样会比空谈什么21世纪的围棋对围棋理论的本质有更深刻的理解。
更严酷的说法是，围棋的布局和定式是注定要被历史淘汰和遗忘的。我们所以在胜负世界和审美价值上会为十九路所拘束，那是因为作为一具肉体不得不拘束于生也有涯这样的事实。正是因为如此，我无意抹杀历史上那些基于十九路棋盘所产生的各种布局理论的功绩，但我更愿意坚信的是，围棋并非本来如此，将来也决不会如此。
棋不是一具肉体，它的魂天生无拘也无束。
六）胜负的规则
一方面是棋盘显得太大了，另一方面围棋盘似乎还不够大，这是一个有限和无限的纠缠。职业棋手我不敢妄谈，但对于业余爱好者而言，十九路围棋盘的确显得过于庞大和复杂，耗时也过长，对于初学者更是毫无道理。这是我主张从小棋盘下起的原因。
小棋盘，尤其是十三路小棋盘的推广，其障碍不仅仅在于人们对于十九路棋盘的固执以及相应的对布局和定式的不合理重视，还在于胜负计算的规则上。
这里的核心问题就是黑棋的先着优势。棋盘越小，黑棋的先着优势就越明显，七路以下的棋盘几乎是黑必胜的局面。这样小棋盘的弱点就暴露了出来，显然它存在胜负上的不均衡性，而且棋盘越小，就越严重。
解决先着优势较为现代的手法是贴子，有人说贴子是围棋发展上的一大进步，其实言而过之，因为商业化才是围棋发展上的一大进步，而贴子与其说是竞技公平的天然要求，不如说是商业化的必然要求。
贴子出现于日本围棋商业化的初期阶段，它的原始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帮白方一把，更是为了完全避免下成和棋，贴子开始是有贴2目，4目的，但很快就被各种半目的贴子所代替了。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半目的虚拟概念，换句话说，这个半目在棋盘上是找不到的。从胜负角度而言，这样做未免有不自然的感觉。和棋也应该是一种棋吧，任何竞技都天然地存在这一结果。而用拟定的方式消灭和棋，是不符合竞技公平本身的要求的。但商业化有其自己的规则，早在各种新闻棋战中主办方最为头疼的就是和棋的出现，因为如果加赛，则费时费力费金钱，不符合商业流程，而不加赛，又找不到相对公平的决胜方法，抽签显然太不象话，判白和胜也有过，但好象更不符合竞技的规则。从这个角度而言，半目贴子其实是围棋在自身公平性上对商业化作出的一种妥协，是对局者基于竞技之外的一种商业利益的让步。
这当然不能说围棋因此被异化了。围棋作为一种文化本身就体现着多种价值，重要的是各种价值之间的均衡。然而，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也很难断言贴子就是围棋竞技的必然方式。作为一种历史的考察方法，在评价消除黑棋先着优势的各种方法时，翻一翻历史老帐并非没有意义。
古代围棋中不是没有贴子，但用贴子去抵消先行者的先着效力则几乎没有见过，相反，贴子倒经常是后行者（通常是棋力较高一方）倒贴给先行者，以增加后行者的取胜难度。为什么贴子这样一种简单的规则古人几千年来不屑一顾呢？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先着优势吗？
当然不是。相反，这种先着优势还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古人有更好的方式去解决先着的优势，即多重对局，在日本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番棋。从竞技角度而言，这实在是比贴目公平得多的规则，因为双方都有机会先行，于是先着优势就被自然而然地抵消了。此外，也无须对和棋加以避讳，对古人来说，根本没有必要去考虑什么贴子的规则。
这不是那种很自然的围棋吗？
但在商业社会中，这种围棋是难以生存的。商业社会有它自己的一套运作规则，其中时间是一个最基本的要素。时间意味着效率和结果，而那种番棋恰恰是缺乏效率和结果的形式。商业比赛要求一切时间细节固定，可计算，可控制，这样和比赛相关的其他商业要素才有正常流转的可能。而古代的番棋，不但在时间上难以控制，而且连胜负结果是否能最终决出也很难保证。从时间的因素考虑，显然商业社会需要一种确定性更强的比赛，或者说，商业利益在于表演而不是比赛。所以会有半目贴子，所以会有限时读秒等一系列商业化的规则。
这说明了一个事实，即贴子只是围棋商业化竞技中较为合适的胜负规则，它是一种因为商业利益而牺牲围棋本身公平性的妥协方式，但在此种妥协为不必要时（特别不是一局定胜负时），围棋完全可以有更为公平的胜负规则。
作为消除先着优势的方法，番棋本身的缺点在于胜负的不确定性，如两番棋，如果黑白各赢一盘，只好继续下下去，这对胜负急不可耐的现代人显然不合适。其实，这种竞技中一方优势的局面并非围棋中才有，象球类比赛中虽然先着优势几乎可以忽略，但主客场的差异却很难忽略。因此也会存在番棋现象。主客场制的足球比赛中一旦出现和局，要比净胜球数，再平手还得比进球数。
这对围棋比赛是有一定的借鉴性的，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中国古代计算胜负的方法。中国的古棋不象日本有政府扶持，而是作为一种民间文化自由流传，所以棋手为了生存，都难免和赌博沾衣带水。赌博的围棋计算胜负非常有特点，它是按照番棋中赢棋子数的差额来决定胜负，象著名的当湖十局就是如此。举例来说，如果十盘中九局赢的子数还不如别人一盘多，虽然局数是九胜一负，但总体上仍然是输棋。现代人可能会对这种胜负计算方式难以理解，然而在我的感觉中，这却是最接近胜负本质的计算方式。
赌博虽然不是什么好事，但赌博往往有世界上最公平的规则。
回到小棋盘的话题上来，我认为，对于小棋盘，用贴目去消除黑棋的先着优势是不适合的，特别是因为小棋盘的业余性。我主张小棋盘应当采取番棋形式，先按局数定胜负，平手则按净胜子数。或者直接按净胜子数定也无不可。即便是对于职业的十九路棋盘而言，上述方式也并无不可，因为它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番棋在胜负上的不确定性，在目前仍然存在的番棋对抗中，完全可以成为和贴目方式并存甚至加以替代的一种选择。
更重要的是，这种胜负计算方式的变化，会引起围棋思考方式的一次大革命。
七）胜负的本质
现代围棋是在商业化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它已经而且要继续为商业利益妥协，或者说要将商业社会的价值理念融入自身。然而，围棋并不完全是一种商品，它身上自古而来的那种传统并未泯灭，而且即使在商业社会中也同样需要得到尊重。
藤泽秀行在棋圣战中力屠加藤正夫的大龙获胜后曾经对围棋现状感慨万千，称能杀的棋不杀，能多赢的棋不赢，这样的棋已经脱离了围棋的本质。
这样的感慨显然并未敲醒当时的日本围棋界，我们甚至可以说，日本围棋因此而衰落。
时至今日，藤泽秀行的话仍然不减其意义，虽然我们已经可以感觉到围棋界中有一种追求胜负本质的力量在慢慢觉醒。
中国古代的力战棋风在现代围棋中被长期贬低，我想，这是一种时人不能摆脱格式化思维习惯的悲哀，终有一天，中国古棋会得到应有的评价。
其实受歧视不仅是中国古棋。韩国围棋成绩很好，中国职业棋手虽然说不出个所以然，但嘴上一向也不服软，只是那些理由连业余爱好者也听着不上路，便越发百思不得其解，于是不客气的人称韩流为会“蛮搞”。
什么叫“蛮搞”？老是搞赢了还叫“蛮搞”？
蛮搞是业余的说法，专业的人喜欢用“无理”来形容，好听一些的是“过分”。和无理相对的，是所谓的“形”，“一般分寸”，“简明”等说法。我们经常也看到一种棋，双方的走法都在所谓的常识之列，不温不火走到终局。我不是说这样的棋没有乐趣，而是怀疑棋手双方如此自信的根据是什么？是“得下的象围棋”？还是经过了自己的深入计算？
现代棋手的另一个嗜好是“简明”。经常听到职业高手这样的指责，“这里有简明的领先方法，这么下局面复杂了。”
复杂有什么不好？对计算力充满自信的人应当欢迎复杂才是。
这和藤泽的感慨其实是一回事，能多赢的棋不赢，能杀的棋不杀，尽量少犯错误，少承担风险，希望平平稳稳地终局，与其说是现代棋手计算能力的欠缺，不如说是计算习惯上的懒惰。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种懒惰习惯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日本道策的时代。道策的出现，是围棋史上的一件大事，他是现代围棋这种讲究布局理论和灵活战略棋风的开山祖师，当时的力战派如“安井流”在棋盘上不是他的对手，从此这种单纯力战的棋风就消失了。日本围棋也因此和中国古棋有了理论上的差距，重技不重力成为日本围棋的一种美学传统。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发展了形，子效分析等一系列的围棋理论来指导实战。然而，需要澄清的是，道策本人包括此后的日本历代棋家并不是忽略计算能力的培养，相反他们的计算能力即使以今天的角度来衡量也相当强大，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古棋中几天下一步时他们在考虑些什么。道策的贡献并不在于忽视力战，而是将力战的思考方式丰富化。所以有筋和形的出现，所以有子效分析，并不是要代替实战计算，而是辅助实战计算，使实战计算变得更有效率。
然而在近代，特别是围棋商业化后，重技不重力的思维方式走向了极端化。这主要是限时规定的出现，使得计算能力较差的棋手在比赛中往往无力算清变化，他们不再是仔细地计算各种可能性，而是根据形的感觉单单去计算一些所谓“看得清”的变化，如果这个变化感觉可行，就不再或很少去计算其他的变化。这时对形和筋的理解不再是计算的辅助工具，反过来计算倒要为形和筋的感觉去服务了。
这种计算和感觉上的本末倒置就是现代棋手懒于计算的直接原因，甚至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计算恐慌症，其结果必然是嗜好“简明”成瘾了。
我想，这其实是大多数职业棋手心知肚明的情形，否则也不会有所谓“职业棋手的盲点”这样极不职业的自我解嘲。
关于计算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吴清源不明白木谷实为什么老是长考，木谷的答案是他总是从最不可能的一着考虑起，然后用排除法最后确定最佳的着法。而吴清源正好相反，他总是从最可能的一着考虑起，然后再去想其他的着法。很显然，吴的方法是省时省力的，也是现代棋手的一般思考方式，然而如果过于轻松，养成了习惯，这样的结果也是不点自明的。
都说职业棋手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棋形的感觉敏锐，但围棋毕竟是算出来，所以态度还是老实一点好。
说到这里，也许可以回到开头的话题。中国古棋中所体现出的计算能力即使是现代棋手也往往自愧不如，而计算是下围棋的根本，就凭这点，就理应得到更高的评价。而韩国棋手之所以厉害，原因也很简单，多算者胜呗。
不能从筋和形这些感觉良好的常识中摆脱出来，说到底，是虚有其表的棋。
然而，更大的问题还不是要不要计算的问题，而是怎么计算的问题，在此，对于此节开头藤泽的感慨，小林光一曾有一个最直接的回击，这也可以说代表了当今围棋界的主流态度。
八）赢多少才够？
“赢两目半还不多吗？”
小林的回击简单明了却寓意深长，两目半从绝对数来看是不多，可相对于半目胜负而言是够“多”了。
半目就分出胜负。
事实上，说现代棋手完全不算也有点冤枉，他们也算，而且很多精力都放在形势判断上，虽然有各种类型的棋手，但不进行形势判断的棋手几乎没有。赵治勋坦言形势判断无用，但也不得不承认在关键性比赛中还是要进行形势判断。
形势判断的目的是什么呢？即根据盘面的局势决定以后的战略方针，这种计算和前面提到的计算是两回事。简单地说，基于形势的计算是寻求维持局面均衡出入的计算，而基于战斗的计算则是给对手施以最大压力的计算，露骨地说，即时刻寻求最严厉的一着。
哪一种计算更符合藤泽所提及的围棋本质呢？我想，大多数人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然而在实际中，大多数的人仍然还是不得不选择前者。
除非是对计算力有绝对自信的棋手，如吴，木谷，坂田，赵治勋之流，一般都难以时刻寻求最严厉的一着，因为给对手的压力越大，反弹力也就越大，除非能施加更大的压力，否则很容易因为对方的反击而崩溃。这是棋手在胜负选择上的两难境地。更严重的是，按照规则，多赢少赢没有区别，力量较弱的棋手如果能维持局面平衡，当然不愿意冒什么风险去拼死一战。
“如果能挨到最后的半目就是胜利啊。”这种没出息的想法居然是大多数棋手的共识。
这么看，两目半已经实在是太多了。虽然，这和围棋作为一种胜负竞技的本质是格格不入的。
我们没有资格去苛求职业棋手，毕竟他们也不是生活在纯净的围棋世界中，一局棋对他们不仅意味着荣辱和理想，更有很多现实的损益。
可以苛求的是围棋现行的胜负规则。和现在棋手相比，这种胜负上的半目烦恼对古代中国棋手毫不起作用，他们是能多赢绝对不少赢，正是贪得无厌的那种类型。所以如此，和前面所提的数子差额胜负法有很大的关系。既然一局棋不足以定胜负，当然就要在局势有利时赢得多多益善，这和打足球主客场赛在主场力争多进球以赢得净胜球优势是一个道理。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古代棋手不会满足于什么简明优势，只要算得清，即使复杂有风险也不会放弃多赢一子的追求。
从这一点上来看，我们对古棋的思考方法可能一直存在某种误解。他们是真的无视大局，不懂形势判断？还是他们根本不屑于形势判断呢？
我们制定的围棋规则应当是鼓励棋手能多赢决不少赢的规则，这才是对“二目半够多”最好的回答，最重要的是，这将从根本上改变现代棋手的思考方式。
我想，那将是一种更接近于胜负本质的思考方式。
九）富有东亚哲学气息的美
千百年流传的围棋，有一种独特而神秘的魅力，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曾感受过围棋带来的那种一瞬间的感动。然而，要将这种美用文字体现得很清楚，却又是至难之事。最直白的如“胜利最华丽”，最神秘的如“幽玄”，“坐隐”，本身都有着“道可道，非常道”的境界。
尽管如此，对这种美也无须抽象化。围棋毕竟是一种文化的产物，在文化的时间和地理坐标中孕育成长，在那里，它的历史轨迹始终是可以感受的。
围棋终究要走向世界，但直至目前的围棋仍然是扎根于东亚文化的土壤之中，确切地说，是中日韩三个东亚民族的智慧之花。
围棋始终保持着东亚文化中根性的成分，体现着一种富有东亚哲学气息的美。
中日韩三国的民族文化，即是一脉相承，其发展却又相对独立，各具鲜明的特点，充分体现出中国古文化那种深厚广阔，极富变化的个性。理解棋中散发的美，不如说是理解民族文化中孕育的美。
同样是书法，中日韩却能体现出审美情趣上本质的差异，中国的雄浑厚大，飘逸飞扬；日本的纤细精致，巧夺天工；而韩国的则朴素自然，反璞归真。
古代的日本，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偏僻海岛，岛外的世界，它即无力开拓，但也无须担忧外来的威胁。因此，日本人千百年来专注于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微观世界中将文化的每一面都努力做到极致，他们是天生苛求尽善尽美的民族，那种屏弃一切杂质以达到纯净世界的执着感，是其他民族难以模仿的。
这就是日本文化所谓的“道”，在围棋上，就是“棋道”，这个概念中国和韩国也有，但日本人赋予了它决定性的内涵，相比之下，日本人在丰富围棋理论上的巨大贡献倒要退居其次。
究竟什么是“棋道”，也实在是一言难尽。日本古近代围棋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争棋史，那其中凄美惨烈的场面层出不穷。这当然和当时的围棋制度有关，但让这段历史变得如此浓墨渲染的，正是日本人那种对“道”从一而终，至死不渝的民族性格。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样的历史是这个民族执意要这样写下的。
稍通日本历史的人大概都会知道“本能寺兵变”，下围棋的人可能也会知道有个本能寺三劫循环。这在日本历史上是一个大事件，在文化上更是一个重要的坐标。自古而来，史学者也好，艺术家也好，都竭力从中发现日本文化中的精髓，黑泽名拿它拍过电影，也是风靡日本的漫画“棋魂”中唯一描写的一个历史场景。其实不妨借助日本历史小说作家柴田炼三郎在其名著“丰臣秀吉”中关于此次兵变的片段描写，来感受日本文化中那种对道超越生命的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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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能寺四周已响起了冲锋声。信长一听，知道已无法逃生了。自知必死的信长，平静的说：“兰丸，你是十六岁吧。”．．．．．．
“这也是武士的命运。奋战吧！至少可让后世称赞森兰丸英勇护主。”
．．．．．．每逢信长一喝，必有敌人流血倒地。．．．．．．见情况紧迫，信长弃刀疾奔入内。身为右大臣，首级如被无名士兵取得，将是身后一大耻辱。所以他跑进自己的居室，打算切腹自尽。．．．．．
森兰丸守在信长居室的门前，持着枪，有如屹立不动的磐石。他要使信长能从容自尽，并防敌人取其首级。
这时，信长清朗的声音从里面传来。
“兰丸，再见。”
兰丸一听，立即跪拜，然后飞身跃起，推开纸门。只见信长俯伏着，白衣染满了鲜血。他于是立即推倒纸门，覆盖于遗体上面，并点火燃烧。见到居室火焰熊熊之后，兰丸盘坐在走廊中央，追随信长自尽了。
．．．．．．
作为反叛者的明智光秀最后也没有得到织田信长的头颅，日本人没有认为织田信长是一个失败者。遥想当年的桶狭间一战，织田信长抱着决死的信念以寡击众，一战成名的前夜，伴鼓而舞，和歌明志：“人生五十年，轮转变化中，短促如梦幻。天地之万物，无有不死灭。”我想，这就是日本文化中的魂魄啊！这其中，野泽竹朝临死争棋的惨白面孔，实比棋盘上任何的变化都要惊心动魄。
中国历史人物中赢得日本人极大尊敬的是武侯诸葛亮，其原因不外乎“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巾”吧。
韩国及其文化在历史上曾经被长期忽视，现在我们已经领教了韩国在棋盘上以及其他多方面的厉害，然而对于其历史文化的内涵几乎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也正是因为如此，韩国围棋的突然强大使很多人不知所措，几乎找不到一个好的理由。
韩国围棋有棋谱记录的年代大概也就是九十年不到，尽管这个国家围棋的历史甚至比日本还要悠远。长期以来，无论韩国的围棋，还是韩国的文化，都是在中日两个近邻的轻视中顽强成长的，而韩流的爆发，正是对这种轻视理所当然的回击！
韩国是个半岛国家，在地理位置上属于交通和战略要冲，西接中国大陆，东望日本诸岛。这样的地理位置，对韩国人是幸或不幸，恐怕其中滋味只有他们自己清楚。翻开朝鲜历史，韩国要么是两强之一的附庸，要么就是中日大打出手的战场，从某种意义而言，这样的国家能够生存到现在简直就是个奇迹。
韩国人自有他们的生存之道。
韩国人很早就意识到在两强夹击中俯仰，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宿命。因而，他们那种对生存的渴望和由此而生的危机感也远比任何人都更为强烈。强烈的生存意识就是韩国文化的核心。因此，他们没有中国人天地悠悠的广阔，也无日本人面对一草一木的精致心情，他们可以做的，就是时时刻刻一步接一步地前行，即使落后也永不倒下。这样的文化必定是朴素实际的，它摒弃一切华而不实的因素，从某种意义而言，甚至是一种怀有深深压抑感的文化。
韩流的爆发，宛如一棵长期在巨石阴影中成长的小草，因为渴望阳光而日积月累的可怕力量。面对群星灿烂的韩国棋手，也许我们会说，我们也曾有才能更为出众的天才，然而，我们没有的，是那个为了普及围棋而在韩国大街上推着小车孜孜教授的倔强背影。
顽强，韧性，都不足以说明韩国人在棋盘上对生存的渴望，我想，对胜负的敏锐和执着是韩国棋手基于文化所特有的天赋，甚至是本能，这使他们从小就对计算力给予了最大的重视，而超强的计算能力，其实正是最接近胜负本质的能力。
没有什么棋手象土生土长的李昌镐一样更能体现韩国文化中根性的特点，你可以说他的棋看起来没有什么，其实，那正是朴素的力量。
古代，围棋在日本被钦定为国技，在韩国，被列入杂技，而在中国，纯粹是一种民间活动，换句话说，是根本不入流的。
虽然有“琴棋书画”的说法，但这只是民间士大夫的风雅之词，古时的教育部长不会让围棋登上大雅之堂。出乎多数人的意料，在中国古代围棋一直处在民间自生自灭的境地中，政府，特别是唐以后，不但从不有所扶持，反而数度要取缔之而后快。
然而，中国围棋不但没有自生自灭，相反还逐渐普及，其理论也日趋丰富，留下大量的著作和棋谱，不仅让同样境地但却几乎一片空白的韩国围棋史汗颜，就是和政府大力扶持的日本围棋相比也毫不逊色。
在中国文化的氛围中，是什么让围棋有如此顽强而旺盛的生命力，的确很难给一个令人人满意的解释。有的时候我们不免惯性地用博大精深这样的套语来掩饰无知和迷惑。其实，这个谜不但存在于围棋本身，也存在于整个中国文化的解读之中。
古代的中国，没有日本孤岛偏安的资本，但也不象朝鲜那样弱的任人鱼肉。相反，她一直以一个强者的身份面对来自四周，特别是北方的挑战。在中国文化史中，那种地域的广阔性，交流的频繁性，碰撞的猛烈性，是日韩所远远不及的。如果说日本文化着重文化的精炼，韩国文化是执着于文化的生存，中国文化则为了在频繁的文化竞争中保持和扩大自己的优势，始终把重心放在对文化的继承，融合和超越之中。这种继承之美，融合之美，超越之美，正是整个中国文化的整体之美。
这种整体之美，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异彩纷呈。两晋南北朝的空灵飘逸，唐宋之厚重，明清之奔放，不仅保持了中国古代围棋文化的生命力，而且还赋予它更多的时代内涵，我想，这正是围棋能在民间自由成长的根本。正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而在乱世中横空出世的天才吴清源，用他一生传奇般的经历更是将中国文化中的继承，融合和超越之美发挥到淋漓尽致。
五千年的历史，其实是一个无比丰富的精神宝库，那里存放着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棋魂呀！
围棋终究要走向世界的，那里等待着更深厚的文化土壤，它的美学内涵也必将越加得丰富。
或许吴老先生说得没有错，谁得冠军其实并不重要，中国也好，日本韩国也罢，真正值得期待的是出现更多富有民族文化气质的棋手，而围棋也能愈加丰满地表现出富有东亚哲学气息的美。
这是一个继承和融合的时代，更是一个超越的时代。
十）他是个坏人
在电视上，看见笑眯眯的徐莹按部就班地对吴清源提出预先的问题，即对日本历史上最后一位名人秀哉的看法。
吴面无表情地回答：“他是一个坏人。“
不知是因为这回答的突兀还是因为技术剪辑的不畅，徐莹带着僵住的笑容迫不及待地进入了下一个问题。
以上是作为一个观众所记载的感觉，不用说，这并无对徐小姐的恶意，如果是换了表情夸张的我，大概连舌头也会失礼地吐出吧。那种感觉与其说是震惊，不如说是怪异，如同一个自信满满的学生在自己的的得意之作前拿起一个早已深思熟虑的颜料问：“老师，您看这个颜色怎么样？”
“那还真是丑啊。”如许的回答。
据说采访后有好事的记者带着疑惑去请教吴大师此话的“深意”，只是那“秀哉卖掉名人和本因坊的头衔给自己买房子“之类的云云怎么看也象是一种欲自圆其说的推脱之辞吧。
说起秀哉和吴清源的历史恩怨，那固然是有的，如围绕着1932年流传史册的“三三，星，天元”一局中的丰富故事，然而，细究吴自己过去对秀哉的种种叙述，即便不能说是一种“相敬有加”的态度，至少也决无诋毁之意，依照日本的传统，即便名人的性格有怎样的不是，作为后人还是要保持一种基于历史的尊重吧。
而秀哉呢，虽然他身上那种保守顽固的气质令人不快，但对于吴清源的态度，却可以称之为宽容的，尤其是相对于他对当时许日本棋手的态度而言。
当年吴作为濑越的弟子，作为被寄托以打倒秀哉之希望的中国少年，第一次来到东京时，在火车站曾受到秀哉为首的一行人员的热烈欢迎。
而吴在日本段位考核的关键性一局，也是和秀哉下的，秀哉给了如下的评语：黑棋态势极其庄重坚实，成功地将优势保持到了最后，布武堂堂，未给白棋以可乘之隙。此二子局可作为快心之杰作。（注：吴执黑受二子先行）。虽然和濑越有种种的矛盾，但这一评语等于是以权威的方式肯定了吴的实力，难怪吴在回忆录中会不自觉地流露出尊敬之意。
之后，吴和秀哉最有名的就是“三三，星，天元”一局，那局棋的历史背景异常复杂，不仅有新旧布局的美学对抗，还有坊门传统势力和以濑越铃木为首的新势力之间的互角，甚至连中日关系恶化的政治影响也横插其中，对局当事人的种种压力可想而知。如果说，当时拼命抗争的吴处在四面楚歌，孤立无助的地位，那么他所面对的秀哉也不过是一个背负着累累巨石的巨人，这使得双方在心理上都难以用堂堂正正的方式去对待这场比赛的胜负。吴最后二目半败，作为当事人在回忆这一局棋时，文字间流露出少有的困惑和痛苦，我甚至感觉得到在他的内心隐藏至深的遗憾：与其说是那出身不明的白160这一妙手决定了胜负，不如说是吴因为承受不了越来越重的压力而在精神意志上最终崩溃。
但即便如此，吴仍然不会因此就对秀哉痛加微词，事实上，在其回忆录中体现得更多的是对对手的尊重和体贴。那究竟是什么让这个88岁的老人在古稀之年发出如此愤愤不平之声？要知道，在东亚文化的含蓄中，即便是“不好”也和“坏”之间也有天壤之别呀。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我总觉得，这一评价的谜底不在吴和秀哉的个人恩怨中，那只能从日本大正，昭和围棋历史的整体中去寻觅。
这其中有个关键性的人物，他就是木谷实。
作为在那个时代和吴清源齐名，被称为“双璧”之一的一名土生土长的日本棋手，在和名人秀哉的交往中，却有着比吴远为为惨痛的经历。据说木谷一次在和秀哉门下弟子前田陈尔的非正式对局中，因为局势不利而不断长考，站在一边观看的秀哉认为木谷此时应该投子认输，不满之余终于当着众人对木谷大声斥责，可怜木谷居然膝行数步，央求秀哉让他再多下几手试试看，而不可一世的名人居然拂袖而去。后来木谷在惶恐中坚持了几十步后终于认输，那惨痛的感受可想而知。
不知这个故事是否有夸大之处，但在木谷后来的行事风格中，却明显地体现出对那种竞技胜负之外的种种规矩和习惯的深恶痛绝。或许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后来的秀哉引退告别赛的选拔中，木谷表现出一种非我其谁的气概，甚至在师傅铃木和秀哉一战的毕生愿望面前也毫不留情，以一种木谷特有的固执成为终结名人围棋生涯的挑战者。
这局棋前后长达半年之久，饱受病痛折磨的名人秀哉最后5目败，这盘棋结束后不久秀哉就死去了，真如吴所言，即便有再大的房子也无从享用。对于充满着悲壮争棋的日本围棋史而言，这也许是对一个古代意识中的名人最好的归宿，而这局棋的缔造者木谷，也将因此而流芳百世。
如果这仅仅是一盘棋该多好呀！但由于另一个关键人物的出现，使得木谷因为这盘棋蒙受了难以洗刷的屈辱。这个人就是川端康成，他不仅是享誉世界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更是这盘棋的观战记者，并根据这盘棋的进程，以一种报告文学的风格写下了小说“名人”。
而吴清源当时是这盘棋的解说人，秀哉，木谷，吴，川端这四个人就这样走到了一起，编制出关于围棋充满纠葛和矛盾的一段往事。而“名人”则是一切的导火索。
这四人中，秀哉和川端是一方，他们的身上体现着老一代人对围棋身上那种竞技和美学的传统价值观的誓死捍卫。另一方是木谷和吴这样的新一代棋手，他们的身上张扬着对传统的勇敢挑战和对个性的热烈追求。如果是作为无关的后人，或许可以无牵挂地称其为一种历史上关于继承，融合和超越的整体之美，但对于身在山中的当事人而言，他们所能抓住的也不过是那些好和坏，美和丑，高尚和卑劣诸如此般的绝对感受。
虽然他们都可以称得上是各自领域中的大师，但即便近于神的大师，他所能理解的也不过是举目可及的事情呀。
作为主角之一的木谷，虽然被换上了大竹的名字，也是小说中唯一被隐去真名的人，被以一种巧妙的艺术手法描写成一个棋艺高超，但内心狭隘，品德卑劣，完全无视传统价值的浅薄之徒。而名人，他的宽容大度，坚忍不拔，几乎成为围棋传统中关于真善美的化身。
面对这样一种描写，无论是被浓墨渲染的木谷，还是被几笔轻轻带过的吴，内心都充满着深深的愤懑吧。
如果从纯文学的角度考虑，川端笔下的“名人”是部精彩绝伦的作品，那其中不但有他对于美超乎常人的敏锐和把握，更有他作为一个思想者对围棋文化极有见地的价值剖析。
然而这一切事实，包括川端日后因为诺贝尔奖而闻名世界，都只会给木谷以更深的愤懑吧。
我从不相信为艺术而艺术的神话，“名人”这一部作品也同样如此，再美的语言也无法遮挡背后的真实观点。川端和木谷原是朋友，但其分歧却越来越明显。战后，木谷因为身体等多方面原因退出棋坛，而在家中广招各地少年天才，办起了日后闻名天下的木谷道场。但川端却对此嗤之以鼻，著文称其道场为“失之棋所”，即葬送围棋艺术的场所。也许是出自于对现代工业流水作业的厌恶吧，他意识中那种对手工式传统美的嗜好已经到了无可挽救的地步。
而这对于刚刚成长的木谷道场是如何的压力，对于木谷本人又是怎样的不公！不错，木谷甚至摈弃了古代家族师徒传授中下指导棋的做法，而让所有弟子千篇一律的做死活题，然而木谷道场中培育出的众多天才之花不仅雄据日本战后棋坛，且其艺术风格之多样化也达到了前无古人的地步。
木谷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一种悲剧氛围下度过的。也许没有任何人比吴清源更能了解这一切。吴清源称木谷为此生最敬重之人，其实，那种感情何止是敬重二字可以包容，木谷不仅是他孤立无助的少年时代中唯一的密友，更是他在棋艺上精益求精的试金石和胜负师。在那对新布局争论不休的日夜中，在对宗教信仰的热诚相依相携的鼓励下，他们早已成为对方灵魂的一部。
与其说吴对秀哉露骨的表达是因为厌恶被历史和文学神化的名人，不如说是为躺在地下不能言也不能辨的老友所投入的辩护。
冰觞同沥血，古井独思源。
当吴清源在木谷实的目前默念这两句时，我想，他一定找到了那已经渐渐模糊的真实自我了吧。
一）序
没有哪一种游戏会象围棋一样难以推广。望着围棋的道具，初学者差不多总是会露出迷惑的表情：“这会很好玩吗？”的确，十九路纵横交错的棋盘，以及各满满一盒的黑白棋子，怎么看也不象是很吸引人的模样，
除了外表，平心而论，在内容上，围棋也是很难入门的，这是围棋难以推广的一个重要原因。首先是一局棋的回合太多。如果不中盘认输，一局棋下到两百多步是普通的情形，相对于其他棋牌类游戏，这是个惊人的数目，由此导致的对局时间之长，脑力消耗之大，不但令初学者望而生畏，就是对经常下围棋的人来说也是一个困惑。如果我们把游戏的主要目的定为娱乐和放松，围棋显然是一种不可承受之重了。
初学入门的另一个重大困难是围棋所特有的抽象性。对围棋规则和技术的掌握，除了依靠逻辑上的抽象理解，几乎得不到生活中任何具体经验的帮助。举例而言，世上的其它类型的棋牌游戏，其起源，形式以及规则都是来源于社会生活经验的，如象棋和军棋，模拟的是古代和现代的军事机构和战争过程；又如跳棋为代表的竞速类棋，模拟的是速度和技巧上的竞争类行为；而牌类游戏以数学计算为基础，生活中的相似经验俯仰可得。在初学这一类模拟类的游戏时，具体的社会经验通常能使得规则和技巧变得通俗易懂，象棋中“马要斜跳，炮须隔子”就是很好得例子。反观围棋，我们几乎很难说它模拟了什么。有人说围棋模拟的是古代战争，虽然也有围棋三十六计之说，但究其本质而言是很牵强的。围空占地这种情形还算和战争有一些联系，然而要继续解释为什么两眼活棋，什么是“金角银边草肚皮”，什么叫大模样，什么叫厚势，战争中的经验就已经派不上任何用场，至于打劫要等着，简直就是战争的大忌。诚实地说，围棋的规则和内容，和代数几何定理没有什么两样，抽象的理解是唯一的途径。
由于以上的原因，对于围棋的普及化乃至世界化，我是一点也不敢过分乐观的。虽然也时常听到外国的某某大学将围棋作为公共选修课程之一，但大概只是某些爱好者的个人努力，成不了大的气候。日本很早就开始了有计划的海外围棋普及计划，最后起作用的还是东亚这一围棋基础根深蒂固的地区，东亚之外的地方，至今没有大的成果，今后的情形大概也不会有大的改变。
然而，这并不是说围棋会有一个悲惨的未来。作为一种古老而独特的智慧，它一直代表了东亚文化中根性的部分，它既不会简单消失，但也难以无限扩散。当我们看到连坦桑尼亚的人民都在砌麻将时，围棋似乎注定了只能是一部分人的宠爱。但这宠爱却是坚定的。我学围棋之前象棋下得很不错，但后来因为围棋几乎就不下象棋了，据我所知，有很多围棋爱好者也有相同的经历。这种移情别恋说到底是一种审美情趣的改变，甚至是一种精神气质上的变化，而在围棋身上这种超越于一般棋类的独特魅力，我想，仅仅用雅俗来解释是远远不够的。
我一直希望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诠释。
二）神秘主义气息浓厚的围棋
按照现有的数据，围棋应该是人类智慧所能创造出的最复杂的竞技游戏。作为一种连起源年代都不可考的文化古董，经过几千年的思考，人类仍然无法穷尽围棋中的各种变化。作为围棋技术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定式”，其流行变化之快，简直赶得上时装的节奏，而“千古无重局”这样的事实，更是让人类智慧生出高山仰止的敬畏。
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又从另一个侧面又加深了这种敬畏，现在的超级电脑在国际和中国象棋中已经能够通过穷尽的方法选择最佳着法，在和人脑的对抗中，优势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虽然这并不属于智力层次上的较量，但作为胜负为终极目标的竞技一方，失败仍然是人类难以回避的耻辱。不过，以现在超级电脑的能力，以相同的手段对付围棋还远远不够，围棋变化之多几乎是一个不用去想的天文数字，即便是穷尽这其中的一小部分变化也是我们有生之年不用去想的念头。其中具体的数字有人认真地计算过，虽然我很怀疑那计算的准确性，然而正如听见别人说银河中有多少星星一样，姑且相信就是。
电脑在围棋上的无能，其实一直是围棋界中津津乐道的话题，需要澄清的是，这并不是因为围棋本身有什么博大精深的奥秘可以使人脑在理解上优于电脑。作为一种抽象逻辑，电脑程序执行得其实比人脑快得多。之所以人类今天仍然能讥笑围棋程序弱智得可怜，多少拜托了围棋那大的出奇的棋盘。19*19这样的规格在人类智力游戏中可以说是罕见的。如果说是5*5的棋盘，甚至是9*9的棋盘，我想人脑未必有战胜电脑的自信。即便是19*19的棋盘，其产生的变化也终究有穷尽的一天，只是对生也有涯的我来说，其意义等于零而已。
这里牵涉到我们文化的一个特征。我们对围棋的理解，喜欢用博大精深来概括。博大精深给人带来的是一种敬畏，一种精神上的震慑和心理上的依靠。然而，博大精深本身是没有任何内容的。为了保持这种敬畏，一种神秘化的，不可知论的手法一直被熟练地使用。
而围棋正是这么一种神秘主义气息极为浓厚的代表。
三）围棋的起源
说到神秘主义气息，从围棋的起源就颇能看出几分端倪。谈围棋的起源并不是出于考据的需要，事实上也无从考据。中国文化是讲究追根溯源的，如神农尝百草，又教民耕种，伏羲则织成第一张渔网，木匠把鲁班称为祖师爷，就是连唱戏卖身的，也各有各的神灵保佑。相比而言，围棋的来历则模糊许多。较为流行得说法是尧为了调教自己的儿子丹朱，将围棋传授于他。不过这种传说对围棋不是什么幸事，还是忽略的好，因为丹朱在历史上不是什么好角色，尚书中记载得一清二楚，如果硬要把围棋和丹朱联系起来，大概只能说明孔孟先哲见地深刻：围棋非养性，实乃乱性。
吴清源在自传“天外有天”中认为围棋一开始是占卜天象的工具，而不是竞技的工具。这大概是目前比较能够接受的一种说法。古人以坐标的方式记测天体位置，于是有了棋盘的雏形，而那些记载天体的坐标点，就是原始的棋子。从这个逻辑推断，围棋的雏形大概只有一色棋子。
围棋又名黑白棋，显然必须有一个一色到双色的过渡，而从天文的角度考虑，也颇顺理成章。天体不是静止的，而是随着四季不停地变化，为了反映出这种变化，更是为了探究这种变化的规律，于是古人开始在一个棋盘上放置双色棋子以进行比较研究，就这样，围棋的棋子开始了相互间最初的接触。
但即便如此，围棋仍然只是一个天象记录仪，是什么力量把它推向竞技层次的呢？我想，那是占卜预测的力量，一种人类生来具备的对神秘事物的好奇心。在任何一种人类文化中，天文和占卜都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如果说天文是是深不可究的客观存在，那么占卜则是人类一种主观自觉的，欲凌驾于客观之上的心灵力量。当康德望着漫天繁星，为体会一种终极的理性秩序而深深感动时，古人的感受又何尝不是如此，他们都坚信，用人类的智慧一定能够探寻到未来世界的所有奥秘。而围棋一旦成为占卜的工具，它就不再是一种简单的仪器，因为从此它融入了人类的智慧和信念，它不再是天文现象的简单反映，而成为一种人类思想的载体。
而人类思想和客观世界的明显差异在于它的矛盾性，而有了矛盾，就有对抗，有了对抗，就会有规则，于是，围棋终于有了它竞技的魂。
围棋发展到今天，在外在形式上只能隐约地看到和天文的一点关联，如天元，星位这样的称谓。而和占卜的联系已经不太容易察觉。我们的文化对于占卜是很有看法的，大约归于孔子所谓鬼神怪力的范畴。然而事实上，占卜是人类的一门古老但从未失传的学问。现在的博弈论，其实质上不也是占卜吗？当然，那形式自然要精确很多，毕竟我们不能忽视人类几千年来脑容量的变化。如果我们以开放的心灵去看待占卜，也许会突然发现，占卜仍然体现在围棋最本质的规律之中，比如说围棋中的形势判断不是很象文王问卦的味道吗？
说到围棋，占卜和博弈论，我脑海中浮现出一个电影片段。美国的博弈论奠基人纳什一生有许多传奇经历，好莱钨以他的故事排了一部很精美的电影。里面的一段是纳什在大学中学习，那时博弈论尚在萌芽之中，有一个人向他挑战下棋，纳什很有自信的应战，结果却输了，这好象给了他极大的刺激。
他们下的是围棋！我仍然记得我看到这个镜头时那种难以置信的感觉。自启蒙时代以来，人们一直坚信人类可以通过理性的思考和规律的总结去究极这个世界的所有奥秘，我想纳什一定也是以这样的自信拿起棋子，“只要每一步都符合规律，应该就能胜利”。记得日本的古今第一人秀策也说过类似的话：“如果黑白应对无误，黑棋胜三目半。”当然，纳什在围棋上和秀策没有可比性，他输棋应该是棋艺的问题，但即便如此，他内心感到得却是一个巨大的疑问：“即便是每一步都符合现有的规律，就真得能够胜利吗？”
而这个疑问恰恰就是博弈论的精神所在，也是围棋的精神所在。作为人类思想智慧结晶的围棋，它的规律真得可以终极吗？20世纪，人类在自然和人文科学中的最大进步就在于认识到世界万物发展上的偶然性和不可测性，而这种难以言传的神秘感在围棋中自其诞生就从未消散。
如果秀策真的能够化为棋魂活到今天，看到黑棋贴目负担的不断增加，一定也会感叹：“根本就没有最好的着法呀。”
围棋，毕竟是人下的，而这正是围棋的魂，诞生时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依然如此。
四）围棋的国籍
谈到围棋的起源，时间也许无所谓，但地点却是很重要的。围棋起源于中国吧，这是一般的大众观点。
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甚至是不证自明的，这大概也是尧老前辈划地为棋故事的由来。中国人对正宗的门第问题向来重视，什么都要争个中国原产，连我们老祖先的发源地也一点含糊不得。我不是讽刺这种认真劲，相反，如果世界人民都有这样的荣誉感，虽然会有些混乱，但人类社会的发展步伐一定会更大更猛。问题是要有证据，好比争遗产，得有遗书，或者是拟定的法律根据，不然中国原产就是自说自划。
有的围棋史料上提到过围棋发源时间人物均不祥，但却认为发源于中国是无疑的，然而究竟怎样无疑，却一字不提，这种气魄显然要让太史公汗不敢出。回到尧的围棋传说上，有的还绘声绘色，说尧在地上划了横竖十九条线做棋盘，这就杜撰得出纰漏了，因为从围棋史上来看，开始时还没有十九路的棋盘，甚至到三国时有没有都很难说。
发源于中国说，只能是一种推测吧，“无疑”是万万不能说的。日本人就认为，围棋和象棋均起源于中亚的一种叫“盘戏”的游戏。当然，日本人的说法也很难说有什么可信性，虽然从地理分布上来看，中亚的盘戏向欧亚四周扩散，变种为不同的棋类游戏，似乎较为合理，但终究也没有什么过得硬的证据。其实日本人和中国人在文化归属上的认真劲也是半斤八两，只不过在围棋上，实在不好意思去主张日本原产罢了。
虽然从竞技的角度而言，围棋的起始国籍问题似乎显得并不重要，然而，如果惜字如金的李昌镐突然开口宣布：“围棋韩国原产”，我想中日两边大概不会鼓鼓掌就过去的。事实上，它又很重要，或者说它对某些人重要，某些人不重要，某些时候重要，某些时候不重要。
日本人虽然不好意思宣称日本原产，但却想出了一个移花接木的法子，他们姑且承认中国是围棋的发源地，于是称中国是围棋的母亲，而围棋的理论在日本得到成长，于是称日本是围棋的养母，在东亚文化中，这种比喻是颇有些损的。其实，硬要说古代围棋在发展上中不如日，也并非毫无疑问。之所以大多数职业围棋人都觉得在古代日本围棋比中国围棋的境界要高，我想那是因为他们自己对围棋的理解更接近于日本围棋的传统理解，毕竟没有一个职业选手是学中国古棋成长的。上个世纪初，中国的围棋高手和日本相差两子以上，然而和中国古棋全盛时代的施襄夏，范西屏相比，他们又差几子呢？好象没有人研究过。
围棋是下出来的，中国和日本的古代国手并没有真正碰撞过，当然，如果勇者幻庵能够渡海成功，这确实是一件古代围棋史上令人最为惋惜之事。但中日间接交流的机会还是有的，据说在日本六世井上因硕时，和琉俅来访的师徒二人进行过对局，结果他和他的徒弟都输给了来访者，后来琉俅的那个作徒弟的又来到中国来访问，当时正是施范的全盛时期，琉俅效法的日本文棋，遇上能断就断的中国武棋，几乎不堪一击，以至于说出日本远不如中华的评价。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井上因硕并非日本历史上的最强者，而且日本人对琉俅访者下的是让子棋，对外国人至少让三子是日本自算砂以来就立下的规矩，但即便如此，能够下赢让子棋的也绝对不是泛泛之辈，对实力的估计即使有差距也很有限，至少井上因硕想让施范两子恐怕是不可能的。
然而，棋艺的高低和国籍又有什么关联呢？但这的确是有很大关联的，据说琉俅的评价传到日本，那个井上被大骂成丧权辱国，赶紧退位了。
现代社会进入了商业化的时代，虽然中日韩的对抗始终是围棋活动的热点，但将成败输赢上升到丧权辱国的高度的时候已经很少了。
围棋的国籍化是围棋作为一种竞技活动的政治化，而现代的商业比赛最大限度地削弱了这种政治化的倾向。
最近吴清源老先生访问北京，当被问之对中国围棋手在国际大赛上有什么期待时，老先生却有些装傻地回答说哪个国家拿冠军都一样，中国也好，韩国也好，日本也好，谁拿冠军都好。
这当然和老先生的人生哲学有关，也和他目前的环境有关。然而细看吴的一生，围棋的政治化对他并非毫无影响，虽然他目前力图削弱这种政治化的影响，以达到对棋道追求上的纯净。
但有没有所谓纯净的围棋呢？或者说政治化倾向对围棋而言是否是应该极力避免的呢？我想，这不可能，也非必要，因为围棋作为一种文化并不是单纯孤立的，它必然受到社会总体价值观的影响和修正，而政治也正是其中的一种。
问题在于，它要保持均衡，保持政治化和其他的价值观之间的均衡。
回头看看围棋的国籍，重要吗？不重要吗？
五）棋盘的大小
我一直保留着中学时下围棋的记忆，那时最大的苦恼就是围棋耗时太长，午休半个小时下盘象棋还差不多，围棋通常是下不完的，后来灵机一动，将围棋纸折成一半，才算解决了问题。后来又进一步折成四分之一，连课间抓紧些也能下了。
有的人也许会觉得不以为然，会发出“这还算是围棋吗？”这样的感慨。也许在他们的眼中，围棋的十九路线是天经地义的，或者说在他们的审美情趣中，只有十九路才是一种正确的享受。
然而，在我的意识中，即使是五路这样的小天地，十九路以上的大宇宙，都不失为围棋的一种。而把围棋的棋盘固定于十九路，并不是什么好的感觉，相反，这样的大棋盘早就成为围棋发展的一个大障碍。
我无意对职业比赛中棋盘的标准尺寸说三道四，但对于业余爱好者而言，十九路围棋确实是太大了，从时间效率上考虑，是太不灵活了。不能如象棋一样自由自在地随处摆棋，自然不会有很高的普及率。
是不是小棋盘没有魅力呢？这个问题没有下过小棋盘的人很难感觉得到。如果试一试，五路的棋盘对于稍具水平的人来说确实太小了，黑先行的话一定杀白，贴多少子也没用。但作为初学者熟悉围棋，却非常之适合。七路棋盘已经为白棋提供了相当的活棋空间，黑想全歼白棋已非易事，如果能弄清其中的变化，水平已经能上升到相当的程度。到了九路，空间已经很大，稍不注意，黑棋先行也可能输掉。十三路被称为小围棋，也有专门的比赛和研究，其思路和手法已经很接近大棋盘，但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直也没有普及。
为什么小棋盘即使有胜负的空间，在业余爱好者中也不受欢迎呢？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其一是现代围棋对布局和定式的重视。这两样都只有在大棋盘上才能体现出来，从某种意义而言，这甚至是围棋基本技术中最受到重视的部分，尤以业余爱好者为甚。而到了小棋盘上，你会发现很多定式行不通了，而布局的观念也得修正，这会使得不少人产生一种不习惯甚至是不舒服的感觉。
而问题的核心恰恰就在这里。我们之所以会觉得不习惯和不舒服，是因为我们在十九路棋盘上下得太习惯和太舒服了，因为我们不是靠计算来下棋，而是基于模仿和记忆来下棋。漫画棋魂中有一个中学生，老是拿着定式书来下棋，因为害怕走错定式，虽然有些可笑，但却是大多数人下棋的真实写照，只不过那本书不是拿在手上而已。“得下的象是围棋”是萦绕在很多人脑中的一个观念。
然而，这种观念是违反围棋精神的，对一个人棋艺的增长即使在开始小有增益，长期也会后患无穷，是很多业余爱好者不长棋的根本原因。吴清源指出，围棋最重要的是死活，然后是官子，布局定式都在其后。这是极中肯的话。换句话说，计算能力是最基本的能力，因为只有计算，才能下出自己能够理解的棋。
赵治勋曾经摆过一个星位小飞守角后点三三的型，正解是打劫活角，也算是一个局部定式，稍有棋力的人都不会走错。然而赵治勋却认为，只知道作劫的型是不够的，必须计算到其他手段的可能性，只有这样才算是真正懂得了为什么打劫是正解，而其中的计算量不可低估。
业余棋手一般不会有这样的计算量，一方面是因为通常一盘棋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考虑，另一方面，也许是更本质的，是没有计算的习惯。所以有一手接一手下得飞快的“卫生棋”，这样的棋所以是卫生的，因为虽然不长棋，但总还算活动了手和眼睛。
一般来说，业余和职业的主要区别是对棋子效率和形状的理解上，但我觉得最根本的区别在于计算能力，从这个意义而言，计算能力不够格，即使是职业棋手，大概也只能算是业余的。
如果一定要说业余棋手那些环节上最弱，我认为首先是官子，然后是战斗力，再其次是布局。然而，偏偏是前两项最容易受到忽略，报纸和电视上的围棋解说经常在布局上花很多篇幅，中盘战斗几笔带过，到了官子，居然经常用官子从略这样的手法，好象官子无关紧要一样。看围棋谱也有这个特点，开始还看得仔细，一到中盘战斗，就懒得再看了，说到底，还是没有计算的能力，当然，围棋盘太大也是一个因素。
吴清源大声呼吁要摆脱定式和布局的束缚，然而，怎么摆脱却是一个问题，毕竟围棋是一手接一手下出来的，而布局作为开始的阶段自然是难以省略，时间长了，还是要依赖局部定式。这里有个思维习惯培养的问题，如果从小棋盘下起，就不会产生对特定型的依赖感，因为棋盘越小，就越要靠计算的能力。所以我主张学棋应该从五路棋盘开始，随着理解的增加逐步扩大棋盘。因为棋盘虽小，却能培养出可资发展的基本素质，尤其对死活和官子的掌握尤为有益。
此外，棋盘的大小还多少涉及到一个围棋观的问题。众所周知，围棋不是生来十九路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这其中的原因主要在于，棋盘越大，先行者的先着优势就越小，子与子的宏观联系就越复杂，对棋势的预测也就越困难，而这是围棋理论不断丰富决定的。从这个意义而言，十九路围棋显然不会是围棋发展的终极形式，一旦围棋的形式无法满足其内容丰富性的要求，围棋盘面的扩大是必然的，虽然从目前来看，还是一个不可预见的过程。但可以预见的是，围棋盘面每扩大一次，都必然对旧的布局和定式进行根本性的革命，相反，在中盘作战和收官方面则基本保留。偶尔也不妨试一下21路的围棋，我想这样会比空谈什么21世纪的围棋对围棋理论的本质有更深刻的理解。
更严酷的说法是，围棋的布局和定式是注定要被历史淘汰和遗忘的。我们所以在胜负世界和审美价值上会为十九路所拘束，那是因为作为一具肉体不得不拘束于生也有涯这样的事实。正是因为如此，我无意抹杀历史上那些基于十九路棋盘所产生的各种布局理论的功绩，但我更愿意坚信的是，围棋并非本来如此，将来也决不会如此。
棋不是一具肉体，它的魂天生无拘也无束。
六）胜负的规则
一方面是棋盘显得太大了，另一方面围棋盘似乎还不够大，这是一个有限和无限的纠缠。职业棋手我不敢妄谈，但对于业余爱好者而言，十九路围棋盘的确显得过于庞大和复杂，耗时也过长，对于初学者更是毫无道理。这是我主张从小棋盘下起的原因。
小棋盘，尤其是十三路小棋盘的推广，其障碍不仅仅在于人们对于十九路棋盘的固执以及相应的对布局和定式的不合理重视，还在于胜负计算的规则上。
这里的核心问题就是黑棋的先着优势。棋盘越小，黑棋的先着优势就越明显，七路以下的棋盘几乎是黑必胜的局面。这样小棋盘的弱点就暴露了出来，显然它存在胜负上的不均衡性，而且棋盘越小，就越严重。
解决先着优势较为现代的手法是贴子，有人说贴子是围棋发展上的一大进步，其实言而过之，因为商业化才是围棋发展上的一大进步，而贴子与其说是竞技公平的天然要求，不如说是商业化的必然要求。
贴子出现于日本围棋商业化的初期阶段，它的原始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帮白方一把，更是为了完全避免下成和棋，贴子开始是有贴2目，4目的，但很快就被各种半目的贴子所代替了。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半目的虚拟概念，换句话说，这个半目在棋盘上是找不到的。从胜负角度而言，这样做未免有不自然的感觉。和棋也应该是一种棋吧，任何竞技都天然地存在这一结果。而用拟定的方式消灭和棋，是不符合竞技公平本身的要求的。但商业化有其自己的规则，早在各种新闻棋战中主办方最为头疼的就是和棋的出现，因为如果加赛，则费时费力费金钱，不符合商业流程，而不加赛，又找不到相对公平的决胜方法，抽签显然太不象话，判白和胜也有过，但好象更不符合竞技的规则。从这个角度而言，半目贴子其实是围棋在自身公平性上对商业化作出的一种妥协，是对局者基于竞技之外的一种商业利益的让步。
这当然不能说围棋因此被异化了。围棋作为一种文化本身就体现着多种价值，重要的是各种价值之间的均衡。然而，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也很难断言贴子就是围棋竞技的必然方式。作为一种历史的考察方法，在评价消除黑棋先着优势的各种方法时，翻一翻历史老帐并非没有意义。
古代围棋中不是没有贴子，但用贴子去抵消先行者的先着效力则几乎没有见过，相反，贴子倒经常是后行者（通常是棋力较高一方）倒贴给先行者，以增加后行者的取胜难度。为什么贴子这样一种简单的规则古人几千年来不屑一顾呢？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先着优势吗？
当然不是。相反，这种先着优势还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古人有更好的方式去解决先着的优势，即多重对局，在日本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番棋。从竞技角度而言，这实在是比贴目公平得多的规则，因为双方都有机会先行，于是先着优势就被自然而然地抵消了。此外，也无须对和棋加以避讳，对古人来说，根本没有必要去考虑什么贴子的规则。
这不是那种很自然的围棋吗？
但在商业社会中，这种围棋是难以生存的。商业社会有它自己的一套运作规则，其中时间是一个最基本的要素。时间意味着效率和结果，而那种番棋恰恰是缺乏效率和结果的形式。商业比赛要求一切时间细节固定，可计算，可控制，这样和比赛相关的其他商业要素才有正常流转的可能。而古代的番棋，不但在时间上难以控制，而且连胜负结果是否能最终决出也很难保证。从时间的因素考虑，显然商业社会需要一种确定性更强的比赛，或者说，商业利益在于表演而不是比赛。所以会有半目贴子，所以会有限时读秒等一系列商业化的规则。
这说明了一个事实，即贴子只是围棋商业化竞技中较为合适的胜负规则，它是一种因为商业利益而牺牲围棋本身公平性的妥协方式，但在此种妥协为不必要时（特别不是一局定胜负时），围棋完全可以有更为公平的胜负规则。
作为消除先着优势的方法，番棋本身的缺点在于胜负的不确定性，如两番棋，如果黑白各赢一盘，只好继续下下去，这对胜负急不可耐的现代人显然不合适。其实，这种竞技中一方优势的局面并非围棋中才有，象球类比赛中虽然先着优势几乎可以忽略，但主客场的差异却很难忽略。因此也会存在番棋现象。主客场制的足球比赛中一旦出现和局，要比净胜球数，再平手还得比进球数。
这对围棋比赛是有一定的借鉴性的，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中国古代计算胜负的方法。中国的古棋不象日本有政府扶持，而是作为一种民间文化自由流传，所以棋手为了生存，都难免和赌博沾衣带水。赌博的围棋计算胜负非常有特点，它是按照番棋中赢棋子数的差额来决定胜负，象著名的当湖十局就是如此。举例来说，如果十盘中九局赢的子数还不如别人一盘多，虽然局数是九胜一负，但总体上仍然是输棋。现代人可能会对这种胜负计算方式难以理解，然而在我的感觉中，这却是最接近胜负本质的计算方式。
赌博虽然不是什么好事，但赌博往往有世界上最公平的规则。
回到小棋盘的话题上来，我认为，对于小棋盘，用贴目去消除黑棋的先着优势是不适合的，特别是因为小棋盘的业余性。我主张小棋盘应当采取番棋形式，先按局数定胜负，平手则按净胜子数。或者直接按净胜子数定也无不可。即便是对于职业的十九路棋盘而言，上述方式也并无不可，因为它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番棋在胜负上的不确定性，在目前仍然存在的番棋对抗中，完全可以成为和贴目方式并存甚至加以替代的一种选择。
更重要的是，这种胜负计算方式的变化，会引起围棋思考方式的一次大革命。
七）胜负的本质
现代围棋是在商业化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它已经而且要继续为商业利益妥协，或者说要将商业社会的价值理念融入自身。然而，围棋并不完全是一种商品，它身上自古而来的那种传统并未泯灭，而且即使在商业社会中也同样需要得到尊重。
藤泽秀行在棋圣战中力屠加藤正夫的大龙获胜后曾经对围棋现状感慨万千，称能杀的棋不杀，能多赢的棋不赢，这样的棋已经脱离了围棋的本质。
这样的感慨显然并未敲醒当时的日本围棋界，我们甚至可以说，日本围棋因此而衰落。
时至今日，藤泽秀行的话仍然不减其意义，虽然我们已经可以感觉到围棋界中有一种追求胜负本质的力量在慢慢觉醒。
中国古代的力战棋风在现代围棋中被长期贬低，我想，这是一种时人不能摆脱格式化思维习惯的悲哀，终有一天，中国古棋会得到应有的评价。
其实受歧视不仅是中国古棋。韩国围棋成绩很好，中国职业棋手虽然说不出个所以然，但嘴上一向也不服软，只是那些理由连业余爱好者也听着不上路，便越发百思不得其解，于是不客气的人称韩流为会“蛮搞”。
什么叫“蛮搞”？老是搞赢了还叫“蛮搞”？
蛮搞是业余的说法，专业的人喜欢用“无理”来形容，好听一些的是“过分”。和无理相对的，是所谓的“形”，“一般分寸”，“简明”等说法。我们经常也看到一种棋，双方的走法都在所谓的常识之列，不温不火走到终局。我不是说这样的棋没有乐趣，而是怀疑棋手双方如此自信的根据是什么？是“得下的象围棋”？还是经过了自己的深入计算？
现代棋手的另一个嗜好是“简明”。经常听到职业高手这样的指责，“这里有简明的领先方法，这么下局面复杂了。”
复杂有什么不好？对计算力充满自信的人应当欢迎复杂才是。
这和藤泽的感慨其实是一回事，能多赢的棋不赢，能杀的棋不杀，尽量少犯错误，少承担风险，希望平平稳稳地终局，与其说是现代棋手计算能力的欠缺，不如说是计算习惯上的懒惰。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种懒惰习惯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日本道策的时代。道策的出现，是围棋史上的一件大事，他是现代围棋这种讲究布局理论和灵活战略棋风的开山祖师，当时的力战派如“安井流”在棋盘上不是他的对手，从此这种单纯力战的棋风就消失了。日本围棋也因此和中国古棋有了理论上的差距，重技不重力成为日本围棋的一种美学传统。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发展了形，子效分析等一系列的围棋理论来指导实战。然而，需要澄清的是，道策本人包括此后的日本历代棋家并不是忽略计算能力的培养，相反他们的计算能力即使以今天的角度来衡量也相当强大，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古棋中几天下一步时他们在考虑些什么。道策的贡献并不在于忽视力战，而是将力战的思考方式丰富化。所以有筋和形的出现，所以有子效分析，并不是要代替实战计算，而是辅助实战计算，使实战计算变得更有效率。
然而在近代，特别是围棋商业化后，重技不重力的思维方式走向了极端化。这主要是限时规定的出现，使得计算能力较差的棋手在比赛中往往无力算清变化，他们不再是仔细地计算各种可能性，而是根据形的感觉单单去计算一些所谓“看得清”的变化，如果这个变化感觉可行，就不再或很少去计算其他的变化。这时对形和筋的理解不再是计算的辅助工具，反过来计算倒要为形和筋的感觉去服务了。
这种计算和感觉上的本末倒置就是现代棋手懒于计算的直接原因，甚至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计算恐慌症，其结果必然是嗜好“简明”成瘾了。
我想，这其实是大多数职业棋手心知肚明的情形，否则也不会有所谓“职业棋手的盲点”这样极不职业的自我解嘲。
关于计算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吴清源不明白木谷实为什么老是长考，木谷的答案是他总是从最不可能的一着考虑起，然后用排除法最后确定最佳的着法。而吴清源正好相反，他总是从最可能的一着考虑起，然后再去想其他的着法。很显然，吴的方法是省时省力的，也是现代棋手的一般思考方式，然而如果过于轻松，养成了习惯，这样的结果也是不点自明的。
都说职业棋手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棋形的感觉敏锐，但围棋毕竟是算出来，所以态度还是老实一点好。
说到这里，也许可以回到开头的话题。中国古棋中所体现出的计算能力即使是现代棋手也往往自愧不如，而计算是下围棋的根本，就凭这点，就理应得到更高的评价。而韩国棋手之所以厉害，原因也很简单，多算者胜呗。
不能从筋和形这些感觉良好的常识中摆脱出来，说到底，是虚有其表的棋。
然而，更大的问题还不是要不要计算的问题，而是怎么计算的问题，在此，对于此节开头藤泽的感慨，小林光一曾有一个最直接的回击，这也可以说代表了当今围棋界的主流态度。
八）赢多少才够？
“赢两目半还不多吗？”
小林的回击简单明了却寓意深长，两目半从绝对数来看是不多，可相对于半目胜负而言是够“多”了。
半目就分出胜负。
事实上，说现代棋手完全不算也有点冤枉，他们也算，而且很多精力都放在形势判断上，虽然有各种类型的棋手，但不进行形势判断的棋手几乎没有。赵治勋坦言形势判断无用，但也不得不承认在关键性比赛中还是要进行形势判断。
形势判断的目的是什么呢？即根据盘面的局势决定以后的战略方针，这种计算和前面提到的计算是两回事。简单地说，基于形势的计算是寻求维持局面均衡出入的计算，而基于战斗的计算则是给对手施以最大压力的计算，露骨地说，即时刻寻求最严厉的一着。
哪一种计算更符合藤泽所提及的围棋本质呢？我想，大多数人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然而在实际中，大多数的人仍然还是不得不选择前者。
除非是对计算力有绝对自信的棋手，如吴，木谷，坂田，赵治勋之流，一般都难以时刻寻求最严厉的一着，因为给对手的压力越大，反弹力也就越大，除非能施加更大的压力，否则很容易因为对方的反击而崩溃。这是棋手在胜负选择上的两难境地。更严重的是，按照规则，多赢少赢没有区别，力量较弱的棋手如果能维持局面平衡，当然不愿意冒什么风险去拼死一战。
“如果能挨到最后的半目就是胜利啊。”这种没出息的想法居然是大多数棋手的共识。
这么看，两目半已经实在是太多了。虽然，这和围棋作为一种胜负竞技的本质是格格不入的。
我们没有资格去苛求职业棋手，毕竟他们也不是生活在纯净的围棋世界中，一局棋对他们不仅意味着荣辱和理想，更有很多现实的损益。
可以苛求的是围棋现行的胜负规则。和现在棋手相比，这种胜负上的半目烦恼对古代中国棋手毫不起作用，他们是能多赢绝对不少赢，正是贪得无厌的那种类型。所以如此，和前面所提的数子差额胜负法有很大的关系。既然一局棋不足以定胜负，当然就要在局势有利时赢得多多益善，这和打足球主客场赛在主场力争多进球以赢得净胜球优势是一个道理。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古代棋手不会满足于什么简明优势，只要算得清，即使复杂有风险也不会放弃多赢一子的追求。
从这一点上来看，我们对古棋的思考方法可能一直存在某种误解。他们是真的无视大局，不懂形势判断？还是他们根本不屑于形势判断呢？
我们制定的围棋规则应当是鼓励棋手能多赢决不少赢的规则，这才是对“二目半够多”最好的回答，最重要的是，这将从根本上改变现代棋手的思考方式。
我想，那将是一种更接近于胜负本质的思考方式。
九）富有东亚哲学气息的美
千百年流传的围棋，有一种独特而神秘的魅力，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曾感受过围棋带来的那种一瞬间的感动。然而，要将这种美用文字体现得很清楚，却又是至难之事。最直白的如“胜利最华丽”，最神秘的如“幽玄”，“坐隐”，本身都有着“道可道，非常道”的境界。
尽管如此，对这种美也无须抽象化。围棋毕竟是一种文化的产物，在文化的时间和地理坐标中孕育成长，在那里，它的历史轨迹始终是可以感受的。
围棋终究要走向世界，但直至目前的围棋仍然是扎根于东亚文化的土壤之中，确切地说，是中日韩三个东亚民族的智慧之花。
围棋始终保持着东亚文化中根性的成分，体现着一种富有东亚哲学气息的美。
中日韩三国的民族文化，即是一脉相承，其发展却又相对独立，各具鲜明的特点，充分体现出中国古文化那种深厚广阔，极富变化的个性。理解棋中散发的美，不如说是理解民族文化中孕育的美。
同样是书法，中日韩却能体现出审美情趣上本质的差异，中国的雄浑厚大，飘逸飞扬；日本的纤细精致，巧夺天工；而韩国的则朴素自然，反璞归真。
古代的日本，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偏僻海岛，岛外的世界，它即无力开拓，但也无须担忧外来的威胁。因此，日本人千百年来专注于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微观世界中将文化的每一面都努力做到极致，他们是天生苛求尽善尽美的民族，那种屏弃一切杂质以达到纯净世界的执着感，是其他民族难以模仿的。
这就是日本文化所谓的“道”，在围棋上，就是“棋道”，这个概念中国和韩国也有，但日本人赋予了它决定性的内涵，相比之下，日本人在丰富围棋理论上的巨大贡献倒要退居其次。
究竟什么是“棋道”，也实在是一言难尽。日本古近代围棋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争棋史，那其中凄美惨烈的场面层出不穷。这当然和当时的围棋制度有关，但让这段历史变得如此浓墨渲染的，正是日本人那种对“道”从一而终，至死不渝的民族性格。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样的历史是这个民族执意要这样写下的。
稍通日本历史的人大概都会知道“本能寺兵变”，下围棋的人可能也会知道有个本能寺三劫循环。这在日本历史上是一个大事件，在文化上更是一个重要的坐标。自古而来，史学者也好，艺术家也好，都竭力从中发现日本文化中的精髓，黑泽名拿它拍过电影，也是风靡日本的漫画“棋魂”中唯一描写的一个历史场景。其实不妨借助日本历史小说作家柴田炼三郎在其名著“丰臣秀吉”中关于此次兵变的片段描写，来感受日本文化中那种对道超越生命的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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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能寺四周已响起了冲锋声。信长一听，知道已无法逃生了。自知必死的信长，平静的说：“兰丸，你是十六岁吧。”．．．．．．
“这也是武士的命运。奋战吧！至少可让后世称赞森兰丸英勇护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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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兰丸守在信长居室的门前，持着枪，有如屹立不动的磐石。他要使信长能从容自尽，并防敌人取其首级。
这时，信长清朗的声音从里面传来。
“兰丸，再见。”
兰丸一听，立即跪拜，然后飞身跃起，推开纸门。只见信长俯伏着，白衣染满了鲜血。他于是立即推倒纸门，覆盖于遗体上面，并点火燃烧。见到居室火焰熊熊之后，兰丸盘坐在走廊中央，追随信长自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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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反叛者的明智光秀最后也没有得到织田信长的头颅，日本人没有认为织田信长是一个失败者。遥想当年的桶狭间一战，织田信长抱着决死的信念以寡击众，一战成名的前夜，伴鼓而舞，和歌明志：“人生五十年，轮转变化中，短促如梦幻。天地之万物，无有不死灭。”我想，这就是日本文化中的魂魄啊！这其中，野泽竹朝临死争棋的惨白面孔，实比棋盘上任何的变化都要惊心动魄。
中国历史人物中赢得日本人极大尊敬的是武侯诸葛亮，其原因不外乎“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巾”吧。
韩国及其文化在历史上曾经被长期忽视，现在我们已经领教了韩国在棋盘上以及其他多方面的厉害，然而对于其历史文化的内涵几乎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也正是因为如此，韩国围棋的突然强大使很多人不知所措，几乎找不到一个好的理由。
韩国围棋有棋谱记录的年代大概也就是九十年不到，尽管这个国家围棋的历史甚至比日本还要悠远。长期以来，无论韩国的围棋，还是韩国的文化，都是在中日两个近邻的轻视中顽强成长的，而韩流的爆发，正是对这种轻视理所当然的回击！
韩国是个半岛国家，在地理位置上属于交通和战略要冲，西接中国大陆，东望日本诸岛。这样的地理位置，对韩国人是幸或不幸，恐怕其中滋味只有他们自己清楚。翻开朝鲜历史，韩国要么是两强之一的附庸，要么就是中日大打出手的战场，从某种意义而言，这样的国家能够生存到现在简直就是个奇迹。
韩国人自有他们的生存之道。
韩国人很早就意识到在两强夹击中俯仰，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宿命。因而，他们那种对生存的渴望和由此而生的危机感也远比任何人都更为强烈。强烈的生存意识就是韩国文化的核心。因此，他们没有中国人天地悠悠的广阔，也无日本人面对一草一木的精致心情，他们可以做的，就是时时刻刻一步接一步地前行，即使落后也永不倒下。这样的文化必定是朴素实际的，它摒弃一切华而不实的因素，从某种意义而言，甚至是一种怀有深深压抑感的文化。
韩流的爆发，宛如一棵长期在巨石阴影中成长的小草，因为渴望阳光而日积月累的可怕力量。面对群星灿烂的韩国棋手，也许我们会说，我们也曾有才能更为出众的天才，然而，我们没有的，是那个为了普及围棋而在韩国大街上推着小车孜孜教授的倔强背影。
顽强，韧性，都不足以说明韩国人在棋盘上对生存的渴望，我想，对胜负的敏锐和执着是韩国棋手基于文化所特有的天赋，甚至是本能，这使他们从小就对计算力给予了最大的重视，而超强的计算能力，其实正是最接近胜负本质的能力。
没有什么棋手象土生土长的李昌镐一样更能体现韩国文化中根性的特点，你可以说他的棋看起来没有什么，其实，那正是朴素的力量。
古代，围棋在日本被钦定为国技，在韩国，被列入杂技，而在中国，纯粹是一种民间活动，换句话说，是根本不入流的。
虽然有“琴棋书画”的说法，但这只是民间士大夫的风雅之词，古时的教育部长不会让围棋登上大雅之堂。出乎多数人的意料，在中国古代围棋一直处在民间自生自灭的境地中，政府，特别是唐以后，不但从不有所扶持，反而数度要取缔之而后快。
然而，中国围棋不但没有自生自灭，相反还逐渐普及，其理论也日趋丰富，留下大量的著作和棋谱，不仅让同样境地但却几乎一片空白的韩国围棋史汗颜，就是和政府大力扶持的日本围棋相比也毫不逊色。
在中国文化的氛围中，是什么让围棋有如此顽强而旺盛的生命力，的确很难给一个令人人满意的解释。有的时候我们不免惯性地用博大精深这样的套语来掩饰无知和迷惑。其实，这个谜不但存在于围棋本身，也存在于整个中国文化的解读之中。
古代的中国，没有日本孤岛偏安的资本，但也不象朝鲜那样弱的任人鱼肉。相反，她一直以一个强者的身份面对来自四周，特别是北方的挑战。在中国文化史中，那种地域的广阔性，交流的频繁性，碰撞的猛烈性，是日韩所远远不及的。如果说日本文化着重文化的精炼，韩国文化是执着于文化的生存，中国文化则为了在频繁的文化竞争中保持和扩大自己的优势，始终把重心放在对文化的继承，融合和超越之中。这种继承之美，融合之美，超越之美，正是整个中国文化的整体之美。
这种整体之美，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异彩纷呈。两晋南北朝的空灵飘逸，唐宋之厚重，明清之奔放，不仅保持了中国古代围棋文化的生命力，而且还赋予它更多的时代内涵，我想，这正是围棋能在民间自由成长的根本。正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而在乱世中横空出世的天才吴清源，用他一生传奇般的经历更是将中国文化中的继承，融合和超越之美发挥到淋漓尽致。
五千年的历史，其实是一个无比丰富的精神宝库，那里存放着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棋魂呀！
围棋终究要走向世界的，那里等待着更深厚的文化土壤，它的美学内涵也必将越加得丰富。
或许吴老先生说得没有错，谁得冠军其实并不重要，中国也好，日本韩国也罢，真正值得期待的是出现更多富有民族文化气质的棋手，而围棋也能愈加丰满地表现出富有东亚哲学气息的美。
这是一个继承和融合的时代，更是一个超越的时代。
十）他是个坏人
在电视上，看见笑眯眯的徐莹按部就班地对吴清源提出预先的问题，即对日本历史上最后一位名人秀哉的看法。
吴面无表情地回答：“他是一个坏人。“
不知是因为这回答的突兀还是因为技术剪辑的不畅，徐莹带着僵住的笑容迫不及待地进入了下一个问题。
以上是作为一个观众所记载的感觉，不用说，这并无对徐小姐的恶意，如果是换了表情夸张的我，大概连舌头也会失礼地吐出吧。那种感觉与其说是震惊，不如说是怪异，如同一个自信满满的学生在自己的的得意之作前拿起一个早已深思熟虑的颜料问：“老师，您看这个颜色怎么样？”
“那还真是丑啊。”如许的回答。
据说采访后有好事的记者带着疑惑去请教吴大师此话的“深意”，只是那“秀哉卖掉名人和本因坊的头衔给自己买房子“之类的云云怎么看也象是一种欲自圆其说的推脱之辞吧。
说起秀哉和吴清源的历史恩怨，那固然是有的，如围绕着1932年流传史册的“三三，星，天元”一局中的丰富故事，然而，细究吴自己过去对秀哉的种种叙述，即便不能说是一种“相敬有加”的态度，至少也决无诋毁之意，依照日本的传统，即便名人的性格有怎样的不是，作为后人还是要保持一种基于历史的尊重吧。
而秀哉呢，虽然他身上那种保守顽固的气质令人不快，但对于吴清源的态度，却可以称之为宽容的，尤其是相对于他对当时许日本棋手的态度而言。
当年吴作为濑越的弟子，作为被寄托以打倒秀哉之希望的中国少年，第一次来到东京时，在火车站曾受到秀哉为首的一行人员的热烈欢迎。
而吴在日本段位考核的关键性一局，也是和秀哉下的，秀哉给了如下的评语：黑棋态势极其庄重坚实，成功地将优势保持到了最后，布武堂堂，未给白棋以可乘之隙。此二子局可作为快心之杰作。（注：吴执黑受二子先行）。虽然和濑越有种种的矛盾，但这一评语等于是以权威的方式肯定了吴的实力，难怪吴在回忆录中会不自觉地流露出尊敬之意。
之后，吴和秀哉最有名的就是“三三，星，天元”一局，那局棋的历史背景异常复杂，不仅有新旧布局的美学对抗，还有坊门传统势力和以濑越铃木为首的新势力之间的互角，甚至连中日关系恶化的政治影响也横插其中，对局当事人的种种压力可想而知。如果说，当时拼命抗争的吴处在四面楚歌，孤立无助的地位，那么他所面对的秀哉也不过是一个背负着累累巨石的巨人，这使得双方在心理上都难以用堂堂正正的方式去对待这场比赛的胜负。吴最后二目半败，作为当事人在回忆这一局棋时，文字间流露出少有的困惑和痛苦，我甚至感觉得到在他的内心隐藏至深的遗憾：与其说是那出身不明的白160这一妙手决定了胜负，不如说是吴因为承受不了越来越重的压力而在精神意志上最终崩溃。
但即便如此，吴仍然不会因此就对秀哉痛加微词，事实上，在其回忆录中体现得更多的是对对手的尊重和体贴。那究竟是什么让这个88岁的老人在古稀之年发出如此愤愤不平之声？要知道，在东亚文化的含蓄中，即便是“不好”也和“坏”之间也有天壤之别呀。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我总觉得，这一评价的谜底不在吴和秀哉的个人恩怨中，那只能从日本大正，昭和围棋历史的整体中去寻觅。
这其中有个关键性的人物，他就是木谷实。
作为在那个时代和吴清源齐名，被称为“双璧”之一的一名土生土长的日本棋手，在和名人秀哉的交往中，却有着比吴远为为惨痛的经历。据说木谷一次在和秀哉门下弟子前田陈尔的非正式对局中，因为局势不利而不断长考，站在一边观看的秀哉认为木谷此时应该投子认输，不满之余终于当着众人对木谷大声斥责，可怜木谷居然膝行数步，央求秀哉让他再多下几手试试看，而不可一世的名人居然拂袖而去。后来木谷在惶恐中坚持了几十步后终于认输，那惨痛的感受可想而知。
不知这个故事是否有夸大之处，但在木谷后来的行事风格中，却明显地体现出对那种竞技胜负之外的种种规矩和习惯的深恶痛绝。或许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后来的秀哉引退告别赛的选拔中，木谷表现出一种非我其谁的气概，甚至在师傅铃木和秀哉一战的毕生愿望面前也毫不留情，以一种木谷特有的固执成为终结名人围棋生涯的挑战者。
这局棋前后长达半年之久，饱受病痛折磨的名人秀哉最后5目败，这盘棋结束后不久秀哉就死去了，真如吴所言，即便有再大的房子也无从享用。对于充满着悲壮争棋的日本围棋史而言，这也许是对一个古代意识中的名人最好的归宿，而这局棋的缔造者木谷，也将因此而流芳百世。
如果这仅仅是一盘棋该多好呀！但由于另一个关键人物的出现，使得木谷因为这盘棋蒙受了难以洗刷的屈辱。这个人就是川端康成，他不仅是享誉世界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更是这盘棋的观战记者，并根据这盘棋的进程，以一种报告文学的风格写下了小说“名人”。
而吴清源当时是这盘棋的解说人，秀哉，木谷，吴，川端这四个人就这样走到了一起，编制出关于围棋充满纠葛和矛盾的一段往事。而“名人”则是一切的导火索。
这四人中，秀哉和川端是一方，他们的身上体现着老一代人对围棋身上那种竞技和美学的传统价值观的誓死捍卫。另一方是木谷和吴这样的新一代棋手，他们的身上张扬着对传统的勇敢挑战和对个性的热烈追求。如果是作为无关的后人，或许可以无牵挂地称其为一种历史上关于继承，融合和超越的整体之美，但对于身在山中的当事人而言，他们所能抓住的也不过是那些好和坏，美和丑，高尚和卑劣诸如此般的绝对感受。
虽然他们都可以称得上是各自领域中的大师，但即便近于神的大师，他所能理解的也不过是举目可及的事情呀。
作为主角之一的木谷，虽然被换上了大竹的名字，也是小说中唯一被隐去真名的人，被以一种巧妙的艺术手法描写成一个棋艺高超，但内心狭隘，品德卑劣，完全无视传统价值的浅薄之徒。而名人，他的宽容大度，坚忍不拔，几乎成为围棋传统中关于真善美的化身。
面对这样一种描写，无论是被浓墨渲染的木谷，还是被几笔轻轻带过的吴，内心都充满着深深的愤懑吧。
如果从纯文学的角度考虑，川端笔下的“名人”是部精彩绝伦的作品，那其中不但有他对于美超乎常人的敏锐和把握，更有他作为一个思想者对围棋文化极有见地的价值剖析。
然而这一切事实，包括川端日后因为诺贝尔奖而闻名世界，都只会给木谷以更深的愤懑吧。
我从不相信为艺术而艺术的神话，“名人”这一部作品也同样如此，再美的语言也无法遮挡背后的真实观点。川端和木谷原是朋友，但其分歧却越来越明显。战后，木谷因为身体等多方面原因退出棋坛，而在家中广招各地少年天才，办起了日后闻名天下的木谷道场。但川端却对此嗤之以鼻，著文称其道场为“失之棋所”，即葬送围棋艺术的场所。也许是出自于对现代工业流水作业的厌恶吧，他意识中那种对手工式传统美的嗜好已经到了无可挽救的地步。
而这对于刚刚成长的木谷道场是如何的压力，对于木谷本人又是怎样的不公！不错，木谷甚至摈弃了古代家族师徒传授中下指导棋的做法，而让所有弟子千篇一律的做死活题，然而木谷道场中培育出的众多天才之花不仅雄据日本战后棋坛，且其艺术风格之多样化也达到了前无古人的地步。
木谷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一种悲剧氛围下度过的。也许没有任何人比吴清源更能了解这一切。吴清源称木谷为此生最敬重之人，其实，那种感情何止是敬重二字可以包容，木谷不仅是他孤立无助的少年时代中唯一的密友，更是他在棋艺上精益求精的试金石和胜负师。在那对新布局争论不休的日夜中，在对宗教信仰的热诚相依相携的鼓励下，他们早已成为对方灵魂的一部。
与其说吴对秀哉露骨的表达是因为厌恶被历史和文学神化的名人，不如说是为躺在地下不能言也不能辨的老友所投入的辩护。
冰觞同沥血，古井独思源。
当吴清源在木谷实的目前默念这两句时，我想，他一定找到了那已经渐渐模糊的真实自我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