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城门——社会活动的特殊空间
第三节城门——社会活动的特殊空间
1.巍巍城门楼
朱元璋打天下，谋士朱弁献计谋：“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高筑墙，指城墙。中国古代城市，周边围以厚厚的高墙，形成相对封闭的空间。若是都城，城中又有森严的宫墙，将君王宫殿建筑群围成更为封闭的空间。城墙是阻隔，宫墙是阻隔。居于墙内的人需要以墙体做为屏障，对城墙或宫墙之外表现出一种戒备。然而，这并非作茧自缚。城中的居民，宫里的帝王，并不圃于墙的封闭，因为墙体还有门。城门对外开放，实现着城市与乡村、城市与城市的交通往来。城墙加城门，它们分割与通联空间的意义之中，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
城郭之郭，象形文字写做“囗”或“囗”。两字中部的圆形部分，表示城墙围起，如城的平面图；两字上、下部分，表示城门上加筑的楼台，如城门的立面图。城门建楼，对于城池守备具有实用价值，可驻兵卒，可供瞭望。同时，门楼高高，也壮观瞻。
据《周礼·考工记》，周朝制度，都城要辟十二座城门：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
“十二”，被古人视为“天之大数”。城门取数十二，正应十二辰之数，而十二辰是具有神秘意义的。
城市的平面为正方形，四面各设三座城门，每座城门又有三个门洞。城里的主要街道或东西向，或南北向，直通这些城门洞，形成经纬交叉状。这样一来，城中干线道路与城市的出入口衔接一体，城门不仅同城墙互为依存，还做了道路塞、行的卡口。这成为历代尊崇的古制。宋代聂崇义《三礼图》将这一形制描画得规整匀称（图55）。
古代的城墙，不管是夯土筑成，还是包砌砖石，通常都很厚实，以求固若金汤。与城垣的浑厚体量相适应，城门自然也是高大的。汉代长安城，每面设三个城门，每个城门开三个门道。《水经注·渭水》：“凡此请门，皆通逵九达，三途洞开，隐以金椎，周以林木。左出右入，为往来之径；行者升降，有上下之别。”考古发掘汉长安霸城、宣平等四个城门，每门三个门道，居中门道宽7.7米，两侧的门道宽81米，门道之间相隔4.2米。城门之上建有重楼，城门整体巍峨壮观。汉代班固《西都赋》写长安“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是计数准确的写实之笔。
城门，俗称“城门楼子”，其重楼高耸，体量庞大，确是一座楼。城门上的高楼可以望远，称为谯楼。清代小说《儒林外史》第十八回，描写区超人晚上点起灯来，“批了五十篇，听听那谯楼上，才交四鼓”。计时的鼓角、更点也在谯楼上吹打。
城门既用来御敌于城外，也用来辖制城内，那笨重的大门，开开阖阖，伴着几千年的朝代兴衰，载负着多少升平与战乱、平淡与离奇的故事。
2.出入交通
华夏早期城市的空间布局，可以举为三大构件，即宫、市、门，后者为城门。先秦名著《管子·大匡》说：“凡仕者近宫，不仕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
《周礼·地官·司门》，城门守卫者要负责启闭城门、检查携带物、征税、应时到节地祭门、迎宾，等等。
城门最主要的功能是出入交通。人来车往，城门下辙印深深。《孟子·尽心》说，这难道只是几匹马拉车轧出的吗？
倡导“兼爱”、“非攻”的墨翟，对于城门功用多有研究。《墨子》一书存“备城门”等篇章，除了战时退敌守卫城门外，还讲到了平时的城门治安防范。《墨子·号令》说，城门黄昏关闭、清晨开启，应击鼓为号令。大鼓设在守城主将的大门里。黄昏击鼓十声，各个城门一律关闭。犯禁的行路人，要抓起来审问。“有符节者不用此令”，符节是特别通行证。晨鼓响时，各个城门的守门吏自官署取出钥匙，打开城门，再将钥匙交还。城门打开了，“诸城门著亭，谨候视往来行者符”，查验往来行人的凭证。
城门之禁是冒犯不得的，比如讲，曹操的五色棒就煞是威严。《三国志》开卷说曹操，二十岁举孝廉，任洛阳北部尉，初试锋芒就是管理四个城门。你看他，“造五色棒，悬门左右各十余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汉灵帝宠幸宦官蹇硕的叔叔夜行犯禁，在五色棒下丢了性命。结果如何？“近习宠臣咸疾之，然不能伤，于是共称荐之，故迁顿匠令”。宠臣们虽不舒服，却奈何不得。可见城门那些五色棒，悬得在理，犯禁棒杀也是没有可什么也挑剔的。当时城门之禁的力度有多强，这个例证可以让人触得到软硬的。
当然，曹操悬棒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后世效法，未必成功。《隋书·刑法志》记，北齐文宣帝曾“令守宰各设棒”，后都官郎中宋轨上奏：“昔曹操悬棒，威于乱时，今施之太平，未见其可。”于是此事废止，撤了棒。
古代的都市生活，是圈在城垣里的。城门控制出入，像是阀门，制约城里的，同时也就影响了城外的居民。城门开开关关，令人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成为城乡生活节奏的调节器。为了在同一时刻开启城门，通常击鼓为号。因此，我国的许多古城里建有鼓楼。如《水经注·湿水》记：北魏神瑞三年，平城内建白楼，楼甚高竦，加观榭于其上，表里饰以石粉，世谓之“白楼”，“后置大鼓于其上，晨昏伐以千椎，为城里诸门启闭之候，谓之戒晨鼓也。”这包括城门的开关。
《扬州画舫录》载，扬州城“南门置鼓，东门置梆，北门置锣，西门置钟，有警则击之”。鼓、梆、锣、钟，四门各异，便于区别，这是为了在兵临城下之时报警所用，与晨开昏闭的鼓作用不同。
城门的启闭闻鼓为号，在平常是守时的。但一遇变故，城门便不再守常。唐传奇《无双传》描写当时一次政变，有些场景着笔于城门：
一日，（刘）震趋朝，至日初出，忽然走马入宅，汗流气促，唯言：“锁却大门，锁却大门！”……良久，乃言：“泾、原兵士反，姚令言领兵入含元殿，天子出苑北门”……谓（王）他客曰：“汝易衣服，押领此物出开远门，觅一深隙店安下。我与汝舅母及无双出启夏门，绕城续至。”仙客依所教。至日落，城外店中待久不至。城门自午后扃锁，南望目断。遂乘(马忽)，秉烛绕城至启夏门。门亦锁。守门者不一，持白囗，或立，或坐。仙客下马，徐问曰：“城中有何事如此？”又问：“今日有何人出此？”门者曰：“朱太尉已作天子。午后有一人重戴，领妇人四五辈，欲出此门。街中人皆识，云是租庸使刘尚书。门司不敢放出。近夜，追骑至，一时驱向北去矣。”仙客失声恸哭，却归店。三更向尽，城门忽开，见火矩如昼。兵士皆持兵挺刃，传呼斩斫使出城，搜城外朝官。
因发生了变乱，运财物出长安西门——开远门的王仙客要换一身衣服，混出门去。长安各城门午后便提前关闭了。当时，朝官刘震想从南门——启夏门出城，被人识出，滞留在城门。到晚间，被叛乱者的兵卒追获。半夜三更，城门忽然打开，手持刀枪的兵士呼叫着出城门，去搜捕逃官。总之，时局动乱，社会正常的生活秩序被打乱了。此时，城门这一特殊的场所，真的充当了反映政治气候的晴雨表。
城郭有门，门设卫兵把守，这就具备了关门抓人的条件。《淮南子·人间训》，“阳虎为乱于鲁，鲁君令人闭城门而捕之”。阳虎眼看自己出城无门，欲举剑自刎，有个守门人放他逃出城门。自然，事后要追究所守门人的责任。
明嘉靖年间，洛阳的伊王典模为了强夺民女，竟“将河南府城四门尽闭，遍索人家子女十二岁以上者七百有余，尽纳府中，留其妹丽九十人，其余悉令具金取赎”。这简直胜过剪径的强人、砸明火的土匪、绑票的歹徒。他可以令城门四闭，肆意抓人。此事见《明世宗实录》卷五三○。
如此黑暗腐朽的统治，该来结束它。明朝末年，李自成农民起义势如破竹之际，“李岩复造童谣，唱云：‘开门迎闯王，不当差，不纳粮。’穷民云霓亻奚后。”这个著名的农民起义军口号，见《怀陵流寇始终录》。开门，打开城门。当兵临城下的时候，城内人可以有几种选择：或闭城拒守，或开门迎降，或开门遁去。李自成起义军推翻明王朝的进军中，这几种情况都遇到了。“开门迎闯王”的情形很是不少。
说过非常时期，再来说日常出入城门的规矩。明代陆容《寂园杂记》谈及出丧过城门和空棺进城门：
南京洪武门、朝阳门、通济门、旱西门，皆不许出丧。北京正阳门无敢出丧者，余皆不禁。大明门前，虽空棺亦不许过，各门空棺亦不许异入。尝有不知此禁者，文臣家住阙西，买棺阙东，已而不得过，乃从北上门过，绕宫墙而至其家。亦有带寿梓上京，知有禁，寄门外而止。古人入国问禁，良有以也。
关于北京的城门，老话有“内九外七皇城四”的说法。这实际上说的是这座古城的三套周边系统。其中，“皇城四”指大清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这是皇城的出入口，四门连成古城的核心层次。“内九”门，即明代叶盛《水东日记》所言“九门：朝阳、东直、西直、阜成、正阳、崇文、宣武、安定、德胜”。这九门，南面三座，其余三面各两座，围成又一四方周边。这九门，对于当年的京都是至关重要的。那时有个要职叫“九门提督”，为掌管京师警卫和九门门禁的高级武官。这九个城门名称，在如今的地名称谓中保持着极高的使用频率。“外七”，西便门、广安门、右安门、永定门、左安门、广渠门、东便门。这七座城门，处于与内城相连的外城。七座城门南面三座，东西各两座，形成拱北之势。
内九门由于各自的地理位置，似乎各有了“分工”。朝阳门内多粮仓，是粮道。东直门是柴道，通行运柴炭的车辆。阜成门离京西门头沟最近，运煤车走此门。西直门是从玉泉山进城的近路，成了运水车的入城之门。自古军旅走北门，所以安定门为出征之门，班师回朝进德胜门。崇文门是酒道，当年佳酿美酒多从涿州等地运来，要走南路，运酒的车进步安门，再到崇文门上税。清代《听雨丛谈》：“都城崇文门税课司，俗称税务司，又曰务上。”那时京城卖酒的招牌写“南路烧酒”，意思是上过税了。清末杨柳青年画有幅《秋江晚渡》画面有酒幌，上写着“南路”“于酒”字样，即反映了这种情形。宣武门居西，西属金，主杀，菜市口行刑，死囚由此门押出。至于悬着“正阳门”匾额的前门，就不必说了。在那时，这一座座城门，就是这样为居住于宫里的人物、为生活在城内城外的民众，各有用途、各具特色地充当着交通往来的出入口。
3．四门告示
城门一开，来者熙熙，往者攘攘。人流熙攘，正是发布信息的好地方，比如，古时官府贴告示。
《墨子·号令》：“为守备程而署之曰某程，置署街街衢阶若门，令往来者皆视而放。”这是说将出入城所要遵守的若干条款，制定为章程，公布于大街、高台和城门处。
居延汉简：“五月甲戌，居延都尉德博，丞岂兼行丞事，大庚城食用者，书到令相丞候尉，明白大扁书市里门亭显见。”陈直《居延汉简解要》释，所谓大扁书者，谓大如扁额，类似于后代张贴街衢之告示。告示贴在市门，也贴在城门。
元代杂剧《包龙图智勘后庭花》的落幕戏，案情大白，有台词：“……两个都不待秋后取决，才见的官府内王法无情。便着写榜文去四门张挂，喻知我军民……”这当是反映了古代“广而告之”的常用形式——四门告示。
古代甚至还出现了“游门”之说，借城门的公众空间，游街示众。请听笔者慢慢道来。
明代末年，在太和县当县令的吴世济，汇辑他在崇祯七年和八年写的公文，名曰《太和县御寇始末》。所言之寇，指从陕西挺进河南、江北地区的以闯王高迎祥为盟主的农民起义军。书中言及“游门”。
崇祯八年正月，“寇急”，县令发《分信守城》，分兵把守县城北门、东门、小南门、大南门、西门。吴世济领亲兵一百名，往来五城门提督策应。城门的开闭，安排为“五门除南二门、西门照常垛闭外，其东北二门止开半门，以便讥察非常”。瓦片砖块，挑运上城，“以备抛打之用”。到了正月十六日“流寇伤败远去”，二月初三日连发两纸《开城申饬》。先示“北门已开，凡城内外居民人等，一切搬柴运米各项行走，通取北门出入，不许仍在各门缒程上下，违者以军法从事，并治守门人役”；又示，凡进北门者，要经东门吊桥转过北门，盘洁明白，方许赴北门奔走。四天后，再发告示：
流寇之去无多日，开北门以便往来同薪水。值此寇患初夷之日，门禁不可以不严。如有盘诘不答应，答应不明白，指东话西者，坐门官自擒治不贷。再有倚恃势要强梗不听事者，密切报县，飞签擒拿。轻者重责枷示，重则以军法捆打，插箭游门。
且不评论当年太和县的风风雨雨。只说当城外起义军兵临城下之时，城内的守城人拼死守着四面五门；当围城兵退去之际，城门张贴着严肃门禁的告示。如有冒犯门禁者，处罚的措施也在城门地带——“插箭游门”。游街是一种身心的惩罚。这里又生出个“游门”，受惩罚者被人捆绑着，押解着，背上插着箭，在城门前行走示众。
告示和游门，前者为周知，后者要示众，两者都利用城门一带的区位特点。
4．属于大众的“传媒”
城门可以说是古代“大众传播媒介”之所在。因是属于大众的“传媒”，也就很难总是被“城门告示”所占领，做官府的“一言堂”。
统治阶层的不同见解，有时会借这一特殊场合散布开来。
春秋时，伍子胥辅佐吴王阖闾伐楚奏凯，是大功臣。后来，吴王夫差伐越，打败越王勾践。伍子胥谏：“越王为人能吃苦，不可留后患。”吴王不听其言。其后四年，吴王将伐齐，伍子胥谏：“越国是吴王的腹心之病，不宜伐齐。”夫差不听忠言听谗言，赐剑迫伍子胥自杀。《史记》记，伍子胥死前说：“抉吾眼悬吴东门之上，以见越寇之入灭吴也。”伍子胥所忧成真，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灭了吴国。忠臣忧国，千古传诵。元代杨帧《城门曲》写越王勾践灭吴：“谍报越王兵，城门夜不扃。孤臣睛不死，门月照人青。”
为表示对于国家的一种忧患意识，伍子胥发悬国城门之愿。他的见识，他的挣言，并没有人去而声暗，至今民俗端午吃粽子，仍存纪念伍子胥一说。
城门挂冠，汉代人的作为，则反映了对于时局的洞察力。《后汉书·逢萌传》：王莽杀子，逢萌对友人说：“三纲绝矣！不去，祸将及人。”即解冠挂于长安城东都门。归家，带家人泛海去辽东。这逢萌，人穷志不短，精通《春秋经》，并非等闲之辈。他挂冠于城门，以特殊的方式，向大众出示了自己的宣言。
《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载，盖州刘璋听从张松的话，欲迎刘备入蜀，“漳主薄黄权陈其利害，从事广汉王累自倒悬于州门以谏，璋一无所纳”。刘璋手下的黄权向刘璋陈述利害得失，刘璋听不进去；王累为了表示忠心进谏，将自己倒挂在盖州城的大门上，希望以此促使刘璋改变主意。选择在城门上，不外乎两条，一因城门为一方安全所系，二是城门为公共活动空间，便于形成舆论。
出入城门的平民百姓，也不总是被动地接受信息。老百姓有时也情不自禁地要借城门的区位优势，发布一些什么，那往往是不鸣则罢，一鸣甚至可以惊人的。周密《癸辛杂识》记，“束元嘉知海陵，醋禁甚严，有大书于郡门曰：‘束手无措’。”姓束的地方官严厉禁醋，引起不满，城门上出现了“束手无措”四个大字，——“措”与“醋”，你说是束老爷手中无醋呢，还是捆尽百姓手才能禁了醋？选这四字成语实在高明，书写的地方又恰如“新闻发布会”，禁醋的官老爷该品品“醋”的滋味了。
城门处由于交通往来的环境特点，还在许多时代成为商肆聚集的地方。北宋画家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描绘京城汴梁的繁华景象，长长的画卷如摄像机拍下的长镜头，从郊外村树推移向城里街市，图卷中画了巍峨的城门楼子（图56）。出入城门的，有挑担人、骑马人，有骡马车，有骆驼队，人流熙攘。城门下沿街两旁排满了商家店铺，道边还有货摊。
当代学者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引《鸿一亭笔记》：“正阳门前搭盖棚房居之为肆，其来久矣”，讲的是如今北京前门商业街的渊源。该书还谈到明时开封城角门外、大门下是摊贩集中的场所。
这样一来，城门处不仅出入往来行人多，而且行的人还可能停下来，购物、娱乐、吃饭、住店，做为信息传播的公众空间，城门口更是锦上添花了。
1.巍巍城门楼
朱元璋打天下，谋士朱弁献计谋：“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高筑墙，指城墙。中国古代城市，周边围以厚厚的高墙，形成相对封闭的空间。若是都城，城中又有森严的宫墙，将君王宫殿建筑群围成更为封闭的空间。城墙是阻隔，宫墙是阻隔。居于墙内的人需要以墙体做为屏障，对城墙或宫墙之外表现出一种戒备。然而，这并非作茧自缚。城中的居民，宫里的帝王，并不圃于墙的封闭，因为墙体还有门。城门对外开放，实现着城市与乡村、城市与城市的交通往来。城墙加城门，它们分割与通联空间的意义之中，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
城郭之郭，象形文字写做“囗”或“囗”。两字中部的圆形部分，表示城墙围起，如城的平面图；两字上、下部分，表示城门上加筑的楼台，如城门的立面图。城门建楼，对于城池守备具有实用价值，可驻兵卒，可供瞭望。同时，门楼高高，也壮观瞻。
据《周礼·考工记》，周朝制度，都城要辟十二座城门：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
“十二”，被古人视为“天之大数”。城门取数十二，正应十二辰之数，而十二辰是具有神秘意义的。
城市的平面为正方形，四面各设三座城门，每座城门又有三个门洞。城里的主要街道或东西向，或南北向，直通这些城门洞，形成经纬交叉状。这样一来，城中干线道路与城市的出入口衔接一体，城门不仅同城墙互为依存，还做了道路塞、行的卡口。这成为历代尊崇的古制。宋代聂崇义《三礼图》将这一形制描画得规整匀称（图55）。
古代的城墙，不管是夯土筑成，还是包砌砖石，通常都很厚实，以求固若金汤。与城垣的浑厚体量相适应，城门自然也是高大的。汉代长安城，每面设三个城门，每个城门开三个门道。《水经注·渭水》：“凡此请门，皆通逵九达，三途洞开，隐以金椎，周以林木。左出右入，为往来之径；行者升降，有上下之别。”考古发掘汉长安霸城、宣平等四个城门，每门三个门道，居中门道宽7.7米，两侧的门道宽81米，门道之间相隔4.2米。城门之上建有重楼，城门整体巍峨壮观。汉代班固《西都赋》写长安“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是计数准确的写实之笔。
城门，俗称“城门楼子”，其重楼高耸，体量庞大，确是一座楼。城门上的高楼可以望远，称为谯楼。清代小说《儒林外史》第十八回，描写区超人晚上点起灯来，“批了五十篇，听听那谯楼上，才交四鼓”。计时的鼓角、更点也在谯楼上吹打。
城门既用来御敌于城外，也用来辖制城内，那笨重的大门，开开阖阖，伴着几千年的朝代兴衰，载负着多少升平与战乱、平淡与离奇的故事。
2.出入交通
华夏早期城市的空间布局，可以举为三大构件，即宫、市、门，后者为城门。先秦名著《管子·大匡》说：“凡仕者近宫，不仕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
《周礼·地官·司门》，城门守卫者要负责启闭城门、检查携带物、征税、应时到节地祭门、迎宾，等等。
城门最主要的功能是出入交通。人来车往，城门下辙印深深。《孟子·尽心》说，这难道只是几匹马拉车轧出的吗？
倡导“兼爱”、“非攻”的墨翟，对于城门功用多有研究。《墨子》一书存“备城门”等篇章，除了战时退敌守卫城门外，还讲到了平时的城门治安防范。《墨子·号令》说，城门黄昏关闭、清晨开启，应击鼓为号令。大鼓设在守城主将的大门里。黄昏击鼓十声，各个城门一律关闭。犯禁的行路人，要抓起来审问。“有符节者不用此令”，符节是特别通行证。晨鼓响时，各个城门的守门吏自官署取出钥匙，打开城门，再将钥匙交还。城门打开了，“诸城门著亭，谨候视往来行者符”，查验往来行人的凭证。
城门之禁是冒犯不得的，比如讲，曹操的五色棒就煞是威严。《三国志》开卷说曹操，二十岁举孝廉，任洛阳北部尉，初试锋芒就是管理四个城门。你看他，“造五色棒，悬门左右各十余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汉灵帝宠幸宦官蹇硕的叔叔夜行犯禁，在五色棒下丢了性命。结果如何？“近习宠臣咸疾之，然不能伤，于是共称荐之，故迁顿匠令”。宠臣们虽不舒服，却奈何不得。可见城门那些五色棒，悬得在理，犯禁棒杀也是没有可什么也挑剔的。当时城门之禁的力度有多强，这个例证可以让人触得到软硬的。
当然，曹操悬棒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后世效法，未必成功。《隋书·刑法志》记，北齐文宣帝曾“令守宰各设棒”，后都官郎中宋轨上奏：“昔曹操悬棒，威于乱时，今施之太平，未见其可。”于是此事废止，撤了棒。
古代的都市生活，是圈在城垣里的。城门控制出入，像是阀门，制约城里的，同时也就影响了城外的居民。城门开开关关，令人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成为城乡生活节奏的调节器。为了在同一时刻开启城门，通常击鼓为号。因此，我国的许多古城里建有鼓楼。如《水经注·湿水》记：北魏神瑞三年，平城内建白楼，楼甚高竦，加观榭于其上，表里饰以石粉，世谓之“白楼”，“后置大鼓于其上，晨昏伐以千椎，为城里诸门启闭之候，谓之戒晨鼓也。”这包括城门的开关。
《扬州画舫录》载，扬州城“南门置鼓，东门置梆，北门置锣，西门置钟，有警则击之”。鼓、梆、锣、钟，四门各异，便于区别，这是为了在兵临城下之时报警所用，与晨开昏闭的鼓作用不同。
城门的启闭闻鼓为号，在平常是守时的。但一遇变故，城门便不再守常。唐传奇《无双传》描写当时一次政变，有些场景着笔于城门：
一日，（刘）震趋朝，至日初出，忽然走马入宅，汗流气促，唯言：“锁却大门，锁却大门！”……良久，乃言：“泾、原兵士反，姚令言领兵入含元殿，天子出苑北门”……谓（王）他客曰：“汝易衣服，押领此物出开远门，觅一深隙店安下。我与汝舅母及无双出启夏门，绕城续至。”仙客依所教。至日落，城外店中待久不至。城门自午后扃锁，南望目断。遂乘(马忽)，秉烛绕城至启夏门。门亦锁。守门者不一，持白囗，或立，或坐。仙客下马，徐问曰：“城中有何事如此？”又问：“今日有何人出此？”门者曰：“朱太尉已作天子。午后有一人重戴，领妇人四五辈，欲出此门。街中人皆识，云是租庸使刘尚书。门司不敢放出。近夜，追骑至，一时驱向北去矣。”仙客失声恸哭，却归店。三更向尽，城门忽开，见火矩如昼。兵士皆持兵挺刃，传呼斩斫使出城，搜城外朝官。
因发生了变乱，运财物出长安西门——开远门的王仙客要换一身衣服，混出门去。长安各城门午后便提前关闭了。当时，朝官刘震想从南门——启夏门出城，被人识出，滞留在城门。到晚间，被叛乱者的兵卒追获。半夜三更，城门忽然打开，手持刀枪的兵士呼叫着出城门，去搜捕逃官。总之，时局动乱，社会正常的生活秩序被打乱了。此时，城门这一特殊的场所，真的充当了反映政治气候的晴雨表。
城郭有门，门设卫兵把守，这就具备了关门抓人的条件。《淮南子·人间训》，“阳虎为乱于鲁，鲁君令人闭城门而捕之”。阳虎眼看自己出城无门，欲举剑自刎，有个守门人放他逃出城门。自然，事后要追究所守门人的责任。
明嘉靖年间，洛阳的伊王典模为了强夺民女，竟“将河南府城四门尽闭，遍索人家子女十二岁以上者七百有余，尽纳府中，留其妹丽九十人，其余悉令具金取赎”。这简直胜过剪径的强人、砸明火的土匪、绑票的歹徒。他可以令城门四闭，肆意抓人。此事见《明世宗实录》卷五三○。
如此黑暗腐朽的统治，该来结束它。明朝末年，李自成农民起义势如破竹之际，“李岩复造童谣，唱云：‘开门迎闯王，不当差，不纳粮。’穷民云霓亻奚后。”这个著名的农民起义军口号，见《怀陵流寇始终录》。开门，打开城门。当兵临城下的时候，城内人可以有几种选择：或闭城拒守，或开门迎降，或开门遁去。李自成起义军推翻明王朝的进军中，这几种情况都遇到了。“开门迎闯王”的情形很是不少。
说过非常时期，再来说日常出入城门的规矩。明代陆容《寂园杂记》谈及出丧过城门和空棺进城门：
南京洪武门、朝阳门、通济门、旱西门，皆不许出丧。北京正阳门无敢出丧者，余皆不禁。大明门前，虽空棺亦不许过，各门空棺亦不许异入。尝有不知此禁者，文臣家住阙西，买棺阙东，已而不得过，乃从北上门过，绕宫墙而至其家。亦有带寿梓上京，知有禁，寄门外而止。古人入国问禁，良有以也。
关于北京的城门，老话有“内九外七皇城四”的说法。这实际上说的是这座古城的三套周边系统。其中，“皇城四”指大清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这是皇城的出入口，四门连成古城的核心层次。“内九”门，即明代叶盛《水东日记》所言“九门：朝阳、东直、西直、阜成、正阳、崇文、宣武、安定、德胜”。这九门，南面三座，其余三面各两座，围成又一四方周边。这九门，对于当年的京都是至关重要的。那时有个要职叫“九门提督”，为掌管京师警卫和九门门禁的高级武官。这九个城门名称，在如今的地名称谓中保持着极高的使用频率。“外七”，西便门、广安门、右安门、永定门、左安门、广渠门、东便门。这七座城门，处于与内城相连的外城。七座城门南面三座，东西各两座，形成拱北之势。
内九门由于各自的地理位置，似乎各有了“分工”。朝阳门内多粮仓，是粮道。东直门是柴道，通行运柴炭的车辆。阜成门离京西门头沟最近，运煤车走此门。西直门是从玉泉山进城的近路，成了运水车的入城之门。自古军旅走北门，所以安定门为出征之门，班师回朝进德胜门。崇文门是酒道，当年佳酿美酒多从涿州等地运来，要走南路，运酒的车进步安门，再到崇文门上税。清代《听雨丛谈》：“都城崇文门税课司，俗称税务司，又曰务上。”那时京城卖酒的招牌写“南路烧酒”，意思是上过税了。清末杨柳青年画有幅《秋江晚渡》画面有酒幌，上写着“南路”“于酒”字样，即反映了这种情形。宣武门居西，西属金，主杀，菜市口行刑，死囚由此门押出。至于悬着“正阳门”匾额的前门，就不必说了。在那时，这一座座城门，就是这样为居住于宫里的人物、为生活在城内城外的民众，各有用途、各具特色地充当着交通往来的出入口。
3．四门告示
城门一开，来者熙熙，往者攘攘。人流熙攘，正是发布信息的好地方，比如，古时官府贴告示。
《墨子·号令》：“为守备程而署之曰某程，置署街街衢阶若门，令往来者皆视而放。”这是说将出入城所要遵守的若干条款，制定为章程，公布于大街、高台和城门处。
居延汉简：“五月甲戌，居延都尉德博，丞岂兼行丞事，大庚城食用者，书到令相丞候尉，明白大扁书市里门亭显见。”陈直《居延汉简解要》释，所谓大扁书者，谓大如扁额，类似于后代张贴街衢之告示。告示贴在市门，也贴在城门。
元代杂剧《包龙图智勘后庭花》的落幕戏，案情大白，有台词：“……两个都不待秋后取决，才见的官府内王法无情。便着写榜文去四门张挂，喻知我军民……”这当是反映了古代“广而告之”的常用形式——四门告示。
古代甚至还出现了“游门”之说，借城门的公众空间，游街示众。请听笔者慢慢道来。
明代末年，在太和县当县令的吴世济，汇辑他在崇祯七年和八年写的公文，名曰《太和县御寇始末》。所言之寇，指从陕西挺进河南、江北地区的以闯王高迎祥为盟主的农民起义军。书中言及“游门”。
崇祯八年正月，“寇急”，县令发《分信守城》，分兵把守县城北门、东门、小南门、大南门、西门。吴世济领亲兵一百名，往来五城门提督策应。城门的开闭，安排为“五门除南二门、西门照常垛闭外，其东北二门止开半门，以便讥察非常”。瓦片砖块，挑运上城，“以备抛打之用”。到了正月十六日“流寇伤败远去”，二月初三日连发两纸《开城申饬》。先示“北门已开，凡城内外居民人等，一切搬柴运米各项行走，通取北门出入，不许仍在各门缒程上下，违者以军法从事，并治守门人役”；又示，凡进北门者，要经东门吊桥转过北门，盘洁明白，方许赴北门奔走。四天后，再发告示：
流寇之去无多日，开北门以便往来同薪水。值此寇患初夷之日，门禁不可以不严。如有盘诘不答应，答应不明白，指东话西者，坐门官自擒治不贷。再有倚恃势要强梗不听事者，密切报县，飞签擒拿。轻者重责枷示，重则以军法捆打，插箭游门。
且不评论当年太和县的风风雨雨。只说当城外起义军兵临城下之时，城内的守城人拼死守着四面五门；当围城兵退去之际，城门张贴着严肃门禁的告示。如有冒犯门禁者，处罚的措施也在城门地带——“插箭游门”。游街是一种身心的惩罚。这里又生出个“游门”，受惩罚者被人捆绑着，押解着，背上插着箭，在城门前行走示众。
告示和游门，前者为周知，后者要示众，两者都利用城门一带的区位特点。
4．属于大众的“传媒”
城门可以说是古代“大众传播媒介”之所在。因是属于大众的“传媒”，也就很难总是被“城门告示”所占领，做官府的“一言堂”。
统治阶层的不同见解，有时会借这一特殊场合散布开来。
春秋时，伍子胥辅佐吴王阖闾伐楚奏凯，是大功臣。后来，吴王夫差伐越，打败越王勾践。伍子胥谏：“越王为人能吃苦，不可留后患。”吴王不听其言。其后四年，吴王将伐齐，伍子胥谏：“越国是吴王的腹心之病，不宜伐齐。”夫差不听忠言听谗言，赐剑迫伍子胥自杀。《史记》记，伍子胥死前说：“抉吾眼悬吴东门之上，以见越寇之入灭吴也。”伍子胥所忧成真，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灭了吴国。忠臣忧国，千古传诵。元代杨帧《城门曲》写越王勾践灭吴：“谍报越王兵，城门夜不扃。孤臣睛不死，门月照人青。”
为表示对于国家的一种忧患意识，伍子胥发悬国城门之愿。他的见识，他的挣言，并没有人去而声暗，至今民俗端午吃粽子，仍存纪念伍子胥一说。
城门挂冠，汉代人的作为，则反映了对于时局的洞察力。《后汉书·逢萌传》：王莽杀子，逢萌对友人说：“三纲绝矣！不去，祸将及人。”即解冠挂于长安城东都门。归家，带家人泛海去辽东。这逢萌，人穷志不短，精通《春秋经》，并非等闲之辈。他挂冠于城门，以特殊的方式，向大众出示了自己的宣言。
《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载，盖州刘璋听从张松的话，欲迎刘备入蜀，“漳主薄黄权陈其利害，从事广汉王累自倒悬于州门以谏，璋一无所纳”。刘璋手下的黄权向刘璋陈述利害得失，刘璋听不进去；王累为了表示忠心进谏，将自己倒挂在盖州城的大门上，希望以此促使刘璋改变主意。选择在城门上，不外乎两条，一因城门为一方安全所系，二是城门为公共活动空间，便于形成舆论。
出入城门的平民百姓，也不总是被动地接受信息。老百姓有时也情不自禁地要借城门的区位优势，发布一些什么，那往往是不鸣则罢，一鸣甚至可以惊人的。周密《癸辛杂识》记，“束元嘉知海陵，醋禁甚严，有大书于郡门曰：‘束手无措’。”姓束的地方官严厉禁醋，引起不满，城门上出现了“束手无措”四个大字，——“措”与“醋”，你说是束老爷手中无醋呢，还是捆尽百姓手才能禁了醋？选这四字成语实在高明，书写的地方又恰如“新闻发布会”，禁醋的官老爷该品品“醋”的滋味了。
城门处由于交通往来的环境特点，还在许多时代成为商肆聚集的地方。北宋画家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描绘京城汴梁的繁华景象，长长的画卷如摄像机拍下的长镜头，从郊外村树推移向城里街市，图卷中画了巍峨的城门楼子（图56）。出入城门的，有挑担人、骑马人，有骡马车，有骆驼队，人流熙攘。城门下沿街两旁排满了商家店铺，道边还有货摊。
当代学者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引《鸿一亭笔记》：“正阳门前搭盖棚房居之为肆，其来久矣”，讲的是如今北京前门商业街的渊源。该书还谈到明时开封城角门外、大门下是摊贩集中的场所。
这样一来，城门处不仅出入往来行人多，而且行的人还可能停下来，购物、娱乐、吃饭、住店，做为信息传播的公众空间，城门口更是锦上添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