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宫门内外
第七节宫门内外
1.“天子五门”
汉代初年，刘邦征战在外，萧何在长安营建未央宫，东也筑阈、北也筑阈。刘邦回，眼见不但修了宫中殿，还修了宫门阈，殿壮丽，门壮丽，怒而责问：天下成败尚未可知，为何有此大兴土木的过分之举？萧何自有道理，他对刘邦说：“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亡以重威。”刘邦闻言，化怒为悦。其中道理，正如唐诗所云：“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
皇家建筑气势磅礴的空间大组合，在古代，可以“宫阈”“宫闹”称之。宫与阙、宫与闱，这阙指的是皇城的门，这闱说的是宫内的门。深宫九重，可望而不可及，那造成距离感、生出帝王威的深不可测，不仅在宫之殿，也在宫之门。唐代诗人的笔触写到这种神秘感。王维《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就如九重天门一样，宫门打开一道又一道。杜牧《过华清宫绝句》：“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虽是骊山行宫，宫门却也是层层叠叠。此外，更为民间所熟悉的模式，那被舞台搬演、被艺人说唱的午门，一声“推出午门”，带给艺术的矛盾冲突还小吗？
北魏建都平城（今大同），“大筑郭邑”，然而仍被南朝人讪笑。《南齐书·魏虏传》讲到两条，说“妃妾皆住土屋”，再是说到宫城大门——“门不施屋”，后来“宫门稍覆以屋，犹不知为重楼”——没有高大的城门楼。历史是发展着的。到后来，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改易风俗，吸收汉文化，举措之一是大兴上木。其中引人注目的一项，是建门楼。《洛阳伽蓝记》：“高祖在城内作光极殿，因名金镛城门光极门，又作重楼飞阁，遍城上下，从地望之如云也。”高祖即孝文帝。北魏统治者改革图强，又肯兼收并蓄，郭邑宫城大改观。巍然壮丽的金镛门楼，不仅表示在建筑文化方面的不甘示弱，也显示着北魏王朝的威仪。
这就是宫门。南朝人曾以“门不施屋”、“不知为重楼”相奚落，迁都洛阳的北魏王朝建起高大门楼，看你南朝人如何轻蔑？南北朝，南方人、北方人都那么看重宫门建筑的规模，其中自有道理。
皇宫大门的故事不胜枚举。宫阙宫门，称孤道寡者的门户，它的启闭开阖，进进出出，占了“二十四史”多少的篇幅……
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初，在汴京修宫城，诸门及宫殿在一条线上，唯大庆殿与端门少有偏差，“宫成，太祖坐福宁寝殿，令辟门前后，召近臣入观，谕曰：我心端直正如此，有少偏曲处，汝曹必见之矣！”宋代叶梦得《石林燕语》有载。《邵氏闻见录侧记，“既成，帝坐万岁殿，洞开诸门，端直如引绳”，那位太祖皇帝感叹：“此如吾心，小有邪曲人皆见矣。”
一条中轴线，串起诸多的门，——包括宫殿的门，和那些称为门的建筑。这是中国皇家建筑的传统格局。
中轴线是子午线。《易·说卦》：“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这就区别了中轴线的首和尾。老年代里，北京人称地安门为“后门”，便因为它处于中轴线的末端，且坐南向北。
与南面称王相对应，是北面称臣。《水经注·浙水》：“《吴越春秋》所谓越王都埤中，在诸暨北界，山阴康乐里，有地名邑中者，是越事吴处，故北其门，以东为有，西为左，故双阙在北门外。”越王勾践向吴称臣，为表示降服，北面开门；双阙建在北门外，更强调了甘心“北面”的样子。然而，“北其门”的勾践却在卧薪尝胆，“北面”为了争取“南面”。门的开向，竟如此生动形象地凝聚了吴越争霸的历史一页。
中国古代皇宫建筑南北纵向排开的平面布局，早在《周礼》中就列出了。它是建筑群的组合模式，也是宫廷礼俗的格式，是凝定了君主专制精神的一种铺张排场。
外朝、治朝、燕朝，“天子诸侯皆有三朝”，《周礼》未明写，汉代的郑玄予以注出。燕朝连着“寝”。这样纵列成串，长长一串建筑群，既阻隔又连通，既利用门的出入口功能，又赋予它标志性功能。宋代聂崇义《三礼图》，画出皇家建筑布局的框架，六宫六寝之前，是五道大门（图57）。
“天子五门”，讲的不是偏门角门，而是指中轴线上的五段分割。汉代郑玄为《周礼·天官·阍人》作注：“王有五门，外曰皋门，二曰雉门，三曰库门，四曰应门，五曰路门。”对于五门的解释，《古今图书集成》载有一段文字，其与郑玄排列的顺序略有不同：
周制天子有五门，曰皋，曰库，曰雉，曰应，曰路。释者谓：皋者远也，门最在外，故曰皋。库门，则有藏于此，故也。雉门者，取其文明也。应门者，居此以应治也。路门者，取其大也。五门各有其义。
五门的基础上，又有九门之说。《礼记·月令》注：古天子九门，一路门，二应门，三雉门，四库门，五皋门，六城门，七近郊门，八远郊门，九关门。这是在皇城五道大门的序列之外，再续以城门、郊门和关隘之门。
五门之制，被历代帝王视为古制。明清两代，皇帝将北京宫禁的规模发展到了极致，那恢宏浩大的建筑群，仍可见“天子五门”的影子。天安门（明宫承天门）为紫禁城正门，向进深，端门、午门、太和门（明代称奉天门）、乾清门。乾清门内是后宫生活区。乾清门相当于“天子五门”中的路门。出乾清门向前，至太和门，这一段中轴线上排着保和、中和、太和三大殿。太和门相当于五门之制中的应门，应门意谓应治。再向前是午门，相当于雉门。再向外，相对应的是，端门与库门、天安门与皋门。
皇城建筑凝固着封建社会的政治仪礼。其中轴线上，门、殿及宫的排列，正如古老象形字的竖写铭刻，它写着：“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这《易·说去》著名的话。
“天子五门”。门之为用，且听以下分解。
2．天安门金凤朵云颁诏书
天安门，明代叫承天门。这是明清皇城的正门。《明宫史》：“紫禁城外向南第一重曰承天之门。”其当合于“天子五门”的头一道，即所谓皋门。每遇大典，在此举行颁诏仪式。
日本冈田玉山等编绘的《唐土名胜图会》牌画集，刻成于日本文化二年，时值我国嘉庆七年（1802年）。书载天安门颁诏图两幅，其中一幅（图58）画面是，礼部官擎朵去于城楼下，宣诏官于城楼上，绳系衔诏金凤。书中说：在此门的堞口设金凤朵云。颁诏时，宣诏官身穿朝服，领耆老行礼，用朵云接过来，诏书由金凤含在口中而下降。
天安门颁诏，沿袭了宫门阙上颁布法典的传统。东汉高诱注《淮南子》：“王者门外，阙所以县（悬）教象之书于象魏也。”举行隆重的颁诏仪式，可烘托出一种庄严的气氛，显示帝王气象，天安门以其雄伟，又系皇城门户，“九重宫门”之内的天子“诏曰”，正可以在此宣示天下。
金凤朵云之说，所出有据。《事物纪原》“凤诏”条“后赵石季龙置戏马观、观上安诏书，用五色纸衔于木凤口而颁之。宋大礼御楼肆赦，亦用其事。自石季龙始也。”
石季龙是个暴虐而奢华无度的帝王。《晋书·石季龙载记》写他搞木凤衔诏的新花样，近似于游戏取乐：
季龙常以女骑一千为卤簿，皆著紫纶巾、熟锦裤、金银镂带、五交织成靴、游于戏马观。观上安诏书五色纸，在木凤之口，鹿卢回转，状若飞翔焉。
石季龙之举，本非庄严，却启迪了后代王朝的思路，为把宫廷礼仪编排得繁文缛节，以示威加四海的帝王气派，这木凤颁诏的形式不妨用一用。再没有游乐寻开心的味道，它成为一种庄严的盛典了。
颁诏仪，有清一代发展到了极致。《清史槁》说，颁诏之日，太和殿前具卤簿，丹埠内植黄盖、云盘。午门外备龙亭、香亭。天安门楼雉口预置朵云金凤，其东筑宣诏台。王公百官朝服集午门。内阁学士奉诏书至乾清门用宝讫，铺黄案。皇帝到太和殿，一番礼仪毕，将诏书置于云盘内，覆黄盖。礼部官奉盘出太和门，百官从至午门外，置龙亭。再至天安门外，奉诏书置高台黄案上。宣读官在台上，众官员跪听宣，行三跪九叩礼。奉诏官取朵云承诏书，系以彩绳，自金凤口中衔下。礼部官接受，仍置龙亭。出大清门，赴礼部，望阙列香案，尚书率属员行礼。
天安门也曾颁布遗诏。清顺治帝崩，“颁遗诏天安门，群臣素服，三跪九拜。宣华，举哀。礼部誊黄，颁行各省”。
3．好厉害的午门
明清故宫中轴线上一座座巍峨大门，除天安门外，论知名度要数午门为最了。午门建筑平面呈凹形（图59）。刘敦帧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指出，故宫两则凸出，用廊庑连接，是门阙形式的最后的残余。从成都汉画像砖上的双阙（见图14），经河南禹县宋代石幢表现的凸出于城门的双阙（图60），到故宫午门的造型，可见宫门阙的发展脉络。午门始建于明永乐年间。此前朱元璋在南京建阙门，叫午门。北京故宫午门含有门阙结构，这可视为直接来源。
午门在高大的砖石墩台上建楼五座，俗称五凤楼，煞是壮观。两侧凸出的阙，形成相对围合的空间，使人产生压抑感，更觉高大午门的威严气象。正如美国现代建筑师摩尔菲的评论，午门体现了“一种压倒性的壮丽和令人呼吸为之屏息的美”。
午门在天安门和端门之后，依“天子五门”的古制，午门相当于雉门。“雉门者，取其文明也”。明代《明宫史》：“居中耸然而向明者午门也，钟鼓在焉，旗纛有焉”。午门城楼上设钟鼓亭，每当太和殿举行大典时，午门上钟鼓齐鸣。
午门是举行献俘受俘礼的场所。《清史稿》记：
帝御午门楼受俘，正中设御座，檐下张黄盖，卤簿陈阙门南北，仗马次之。辇辂陈金水桥南，驯象次之。王公百官咸集，解俘将校立金鼓外，俘后随。班位既序，帝御龙衮乘舆出宫，至太和门，大乐铙吹，金鼓振作。登楼升座，赞“进俘”，《丹陛大乐》作，奏《庆平章》。鸿胪寺官引将校入，北面立，赞“行礼”，俘入匍伏。兵部官跪奏，平定某地所获俘国，谨献阙下，请旨。制曰：“所献俘交刑部。”刑部长官跪领旨讫，械系出。《丹陛大乐》作，王公百官行礼如常仪。若恩赦不诛，则宣旨释缚，俘叩首，将校引出。
清帝受俘的场面，何等风光。献俘礼因午门而益发气势如虹，午门因献俘礼而更添天阙帝阍的壮丽气象。同为军礼，御驾亲征时，皇帝征衣佩刀，乘骑出宫，午门上鸣钟鼓，军士鸣角螺；命将出征时，出师前一日，午门前颁衣马弓刀，行日，在午门外颁大将军敕印。
行嘉礼，讲排场，午门也是展示繁褥礼节、张扬皇权尊贵的地方。乾隆帝86岁归政嘉庆，授受仪的重头戏唱在太和殿。午门外五铬、驯象、仗马、黄盖、云盘，檐下设《中和韶乐》，门外《丹陛大乐》。清同治十二年正月，两宫皇太后归政，同治帝亲政仪式的关键场面安排在慈宁宫。午门外设龙亭、香亭，三品以下大臣集午门外。宫内典礼，同治帝率群臣三跪九拜，实况由鸣赞宫接续外传，午门外各官随同行礼。后来，光绪帝亲政，午门前又上演了这样一幕典礼。
太和殿的常朝，是重要的宫廷仪礼。如果逢常朝之日，皇帝不到金銮殿上坐龙椅，官员们要行礼午门外，算是象征性地有所表示。《清史稿》记，“外藩来朝暨贡使，亦常朝日行礼，如速返测不拘朝期，即赴午门行礼，外官应速赴任者亦然”。一道午门，坐北朝南，以一座门而代宫廷、代帝王。其实，午门的建构，本身即有“九五之尊”的含义——午门正楼面阔九间，进深五间，正合《易经》“九五，飞龙在天”的帝王数字。
午门的威严，在于它宏伟的体量、尊贵的含蕴，在于它所据中轴线的位置，还在于它的功能。其所派用场，除已讲到的外，另有一项在民间流传甚广，即“推出午门”云云，——这实际上是对于廷杖的添油加醋的传说。
把宫廷中轴线上的一座门称为午门，始于明代。在午门下棒打朝臣的廷杖，也始于明。《明史·刑法志三》列举“刑法有创自明、不衷古制者”，首先列举的就是廷杖。明代皇帝在奉天门（清代名太和门）御门听政。奉天门与午门相望，皇帝要杖责朝臣，行刑在午门下，就距离而言挺便当。
廷杖由明朝著名的锦衣卫大打出手。明代朱国恢《涌幢小品·廷杖》记：“成化以前，凡廷杖者不去衣，用厚绵底衣，重毡叠帕，示辱而已，然尤卧床数月，而后得愈。正德初年，逆瑾用事，恶廷臣，始去衣，遂有杖死者。”逆瑾指太监刘瑾。刘瑾曾侍奉的东宫太子继了位，是为明武宗，年号正德。刘瑾恃宠而骄，陷害忠良的种种恶行，其一是廷杖去衣，往死里打。从此，不断有死于午门杖下者，“推出午门斩首”的传说，由此发端——“推出午门”是真，斩首之刀虽不曾血刃，“推出午门”而断了命，也不假。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德五年，权奸刘瑾本人末日到时，也着着实实地尝了尝午门棍棒的滋味。邓之诚《骨董琐记》：
明代廷杖，每于午门下行之，不知其杖法若何，何以每每致死？据《张文宁年谱》所记，逆瑾在午门前打问情形云：旧例午门前，只于锦衣卫直房门首。是日拿才定，不知何官，传言上御门，拿瑾上前，拿到午门御道东跪。又云：锦衣卫掌卫事指挥刘璋出班跪奏：请旨打多少？亦不闻传语，须臾即起云：“有旨打四十！”当值官校齐声答应讫，有一官大声云：“打四十！摆著棍，五棍一换打！”每一宣言，则各官校齐声答应如前，响振殿庭。刘瑾则洗剥反接，二当驾官揪其脑发，一棍插背挺直，复有一阔皮条套其两膝扣住，一棍压定，用棍打其前腿，名曰拦马。五棍毕，一官叫唤，邀喝答应，一一如前。打四十后，方问。
究竟是明武宗御门临朝，发下了旨意，还是锦衣卫们要用棍棒，在午门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上记述似乎有些模糊。但其对廷杖的场面描写，倒是细致的。
午门下，禁军林立，加上廷杖行刑时的厉声吆喝，气氛可怖；每打五下换一棍，再吆喝，声振殿庭。被吆喝声淹没了的，还有那痛苦的呻吟。廷杖，封建专制时代公然展示在朝廷门前的一种酷刑。酷刑为午门更增森严，关于这一酷刑的传说也为午门增森严。午门，好厉害的皇宫大门口！
4.御门听政
明清故宫有巍巍三大宫殿，然而，却又有御门之典，皇帝听政在“门”。
这门，是“天子五门”之一。就说故宫的太和门，其建于明永乐年间，初称“奉天门”，后改称“皇极门”，清代叫“太和门”。它堪称我国古代规格最高的门。它的门内，是俗称“金銮殿”的太和殿。在“天子五门”的序列中，它该相对于应门。“应门者，居此以应治”，明代皇帝就在这座奉天门早朝，处理政务，所谓御门听政。
明万历年间重修《明会典》载有“常朝御门仪”。此仪，朱元璋南京开国时即已制定。后迁都北京，奉天门即是极门是御门听政的场所。《明会典》记：
近仪，凡早朝鼓起，文武官各于左右掖门外序立。候钟鸣开门，各以次进，过金水桥，至皇极门丹墀东西相向立。候上御宝座，鸣鞭，鸿胪寺官赞入班，文武官俱入班，行一拜三叩礼，分班侍立。鸿胪寺官宣念谢恩见辞人员，传赞午门外行礼毕，鸿胪寺官唱奏事。各衙门应奏事件以次奏讫，御史序班纠仪。鸿胪寺官跪奏，奏事毕，鸣鞭驾兴，百官以次出。
明代的御门听政，隆庆六年时定为每旬三次，逢三、六、九日为期。
清代皇帝御门听政，顺治时在太和门，康熙时改在乾清门。震钧《天咫偶闻》：“盖国初御门之典，在太和门。后改御乾清门，因亦移入，即唐代之常朝也。常朝五日一举，故御门五日为期。”
乾清门相当于“天子五门”中的路门，是五门中最靠里的门。郑玄说：“路门者，大寝之门。”其门内是廷，皇家生活区；门外是朝，依次排列三大殿。御门之典于乾清门，又符合治朝在路门之外的古制。清代设军机处，在乾清门前右侧。
《清史稿·礼志七》：
御门听政仪，清初定制，每日听政，必御正门，九卿科道齐集启奏，率以为常。雍正初，始定御门典礼，几部院所进本有未经奉旨者，折本下内阁，积若干，传旨某日御门办事。是日，乾清门正中设御榻、黼囗、本案一。黎明，部院奏事大臣暨陪奏官属毕集庭内。帝升座，侍卫左右立，记注官升西阶，部院官升东阶，各就列跪，尚书前，侍郎后，陪奏官又后。尚书一人奉本匣折旋而进，诣本案前，跪陈于案，兴，少退，趋东楹，转入班首。跪，口奏某事，毕，兴，少退，率属循阶左降。
御门听政在“门”前广庭举行，只将皇帝的宝座摆在门厅内。清末户部官员崇彝《道成以来朝野杂记》：“每月逢五、十两日，皇上出至乾清门门罩之下，居中而立，所谓当宁也。”所以，御门听政实际上可算露天听政。露天的形式里面包含着“天人感应”的内容。天子有所谓“奉天承运”的套话，喜欢“天意”的标签，有所“圣明”，也希望上达于天。
至于“御门五日为期”，是后来的事。《清史稿》记，“清初定制，每日听政，必御正门”。康熙二十三年，御史卫执蒲建议御门听政以五日或二三日为期，皇帝说：“政务在精勤，始终不宜有间。”这个为皇帝减负担、谋清闲的主意，没有被采纳。乾隆帝的诗：“御门折本待纶宣，例事亦为勤政先。了识安民在察吏，未能去慝且求贤。”便是以御门自夸勤政的。
清代御门大典的时间，起先是春夏季卯正、秋冬季辰初开始奏事。上朝的时刻，在康熙二十一年向后推迟，春夏改为辰初，秋冬改为辰正，仍是早朝。君、臣早朝，在封建时代里，是统治集团的重要的施政方式，而这却在宫门进行。“天子五门”，那重重大门不仅仅是用来显示威严的摆设；帝王御“门”，以君临天下，这设计，在制定《周礼》的时代已经存在了。
御门听政，“自同治初两后垂帘，此典遂废”。御门之典先于封建王朝的终结而废止了。
5.紫禁城的“禁”字
京师宫城称为紫禁城。“紫”，取诸紫微星之“紫”。《晋书·天文志上》：“紫宫垣十五星，其西蕃七，东蕃八，在北斗北，一曰紫微，大帝之坐也，天子之常居也”。望星空的人们，依据人间世事命名星辰天区，想象紫微垣是天上帝王所居的地方。
注释紫禁城的“禁”字，可借蔡邕《独断》之语：“禁中者，门户有禁，非侍卫者不得入，故曰禁中。孝元皇后父大司马阳平侯名禁，当时避之，故曰省中。”
皇帝居住的地方，“门户有禁”当是至关重要的事。《周礼·天官》载有王宫守门者的职责：“阍人：掌守王宫之中门之禁。丧服凶器不入宫，潜服贼器不入宫，奇服怪民不入宫。几内人、公器、宾客，无帅则畿其出入。以时启闭。凡外内命夫命妇出入，则为之辟。掌扫门庭。大祭祀、丧纪之事，设门燎，跸宫门庙门。凡宾客，亦如之。”阁人守卫宫门，执行门禁。丧服葬器不准擅自带进宫门，暗藏杀器、衣服内穿着销甲的人不可放入，擅自携器物出宫者也不放行，等等。阍人负责按时开关门，洒扫门庭，等等。阁人职责，最主要的是执行门禁，将不轨之徒拒之门外。
宫禁门前也设门棍。清代福格《听雨丛谈》卷十一：
禁门两傍，皆列朱棍二根，长三尺余，围圆六七寸，上圆下方，俗称榔头，清语曰穆克申。谨按天命五年六月，命树二木于门外，有欲诉者，书而悬之木，览其颠末而按问焉。然则此棍乃纳言之标，非御侮之械也。按禁门司启闭稽出入者，太和门用亲军营，顺贞门及内廷各门用内府护军营，紫禁城以内用上三旗护军营，皇城及外栅门用五旗护军营。各门列木棍处，俱有护军二人席地跌坐，虽王大臣出入，亦不起立，惟祝版、实录、玉牒百官望阙谢恩，则鸿胪预唱穆克申起立，然后兴起，其谨严之制如此。
这俗称“榔头”的朱红色门棍，据说具有纳言的意义，而实际上，更表示一种威慑。先于《听雨丛谈》，清嘉庆年间《国朝宫史续编》载“紫禁城门禁令”：“每门设红杖二，以护军二人更番轮执，坐门下，亲王以下经行，皆不起立。有不报名擅入者，挞之”。这种被称为“榔头”的红色棍杖，各门均有设置，是备以打人的——如有胆敢冒犯宫禁者，挞之。“榔头”下席地而坐的阍人大模大样的，遇亲王大臣出入仍旧坐着不动，只在一些礼仪场合，要经礼仪官唱“穆克申起立”，这才屁股高地站起身来。“谨严之制如此”，就在于他们是皇家的守门人，可以说，他们与二根红棍一同，是构成那个“禁”字里边的笔画。
白天里，把门者维护着那个“禁”字，到夜晚皇城诸门紧闭，宫门钥象征着那个“禁”。南朝梁《殷芸小说》：“晋成帝时，庾后临朝，南顿王宗为禁旅官，典管钥。诸庾数密表疏宗，宗骂云：‘是汝家门阁邪？’诸庾甚忿之，托党苏峻诛之。”皇帝年幼，庾太后临朝称制，诸庾恃势擅权。当时司马宗为禁卫军长官，“典管钥”——掌管紫禁城城门的启闭。诸庾要挤掉他，暗中上表进谗。司马宗得知，斥骂道：“这难道是你们庾家大门吗？”结果，司马宗还是被借故除掉了。“典管钥”，是宫禁要害。
皇宫的大门多，朝启夜闭，门钥的管理自然须有章可循，形成制度。清嘉庆十一年编成的《国朝宫史续编》卷四十八：
门钥之制：恭遇皇上乘舆出入，各门均启中门。每夕，景运门直宿司钥长率官军至后左门、后右门、中左门、中右门、左翼门、右翼门、太和门、昭德门、贞度门以次验视扃囗。午门，以隆宗门护军参领；东华门，以苍震门护军参领；西华门，以启祥门护军参瓴领；神武门，以吉祥门护军参领，分视扃囗华，各遣护军校纳钥于司钥长，受验诸门钥，汇贮于筐，复加扁钥。诘朝，各门校领钥以次启门，日以为常。
每到闭门锁扃时分，有关人员各司其职，负责锁闭指定的宫门，各门的钥匙要汇总一处，装入箱子，加上锁。严格的门钥规章，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紫禁城“禁”字的分量。
自然，门禁虽严，但所要禁而止之的只是通行，并非禁止出入。住在宫禁里的人要出出进进，住在宫外的官员也不免要入得门，去朝请。守门者凭什么决定放行与否，自然是入门的凭证。《史记·魏其武安侯传》：“太后除窦婴门籍，不得入朝请。”门籍，即进入宫门的证件。
进入宫禁，就需“通籍”。唐代人的《三辅黄图》注解说：“通籍，为记名于门，通出入禁门也。籍者，为二尺竹牒，记其年纪名字物色，悬宫门，案省相应，乃得入。”清代平步青《霞外捃屑·通籍》：
今人作文，每云通籍为某官，盖本谢跳《始出尚书省诗》“既通金闺籍，复酌琼筵醴”，注云：金闺，金马门也；籍者，为二尺竹牒，纪其年纪、名字、物色，悬之宫门，案省相应，乃得入也。李善此注，盖据《汉书·元帝纪》“令从官给事宫司马中者，得为大父母父母兄弟通籍”应助注也。金马门当作司马门，李注似误一字。《随团随笔》则云：汉制，司马一人守宫门，记公卿之年貌，号日门籍，以通其出入。太后除窦婴门籍，使之不得奉朝请。王嘉为郎，坐户殿门失阑免，不知何本。今无此制，似未可率用。然今制内外官引见，部院各堂官带领者，先以粉牌，俗称“绿头签”进御。签书某官、某姓名，背书年若干岁、某省某县人、由某出身、历某宫，一一开列，盖即古竹牒之遗。新进士亦然。
门籍有名，可进出宫门，这是一种身分的象征。由此，“通籍”被用来表示初入仕途，自然是容易理解的。平步青还言及清朝的门籍，俗称“绿头签”，正反两面写有不少内容。清《国朝宫史续编》载“紫禁城门禁令”，“凡三公、官员、执事人等，各有限制，不得擅行”。官员等“准由禁门行者，均将姓名及所隶旗分、佐领、内管领造册咨送登籍，于经由之门各置一通。工匠服役人等，则由该管衙门各给人烙印腰牌，书姓名、工作差役，持为出入符验”。
《明会典》载“入朝门禁”，洪武十一年规定，“朝参文武官给领牙牌，悬带出入。无牌者依律论罪，借者及借与者罪同”。成化年间，“文武大小官员入朝，跟随办事官吏人等照出午门例，于长安左右门承天门端门，各下小木牌进入，出则收回”。
请病假，要注门籍。明朝时，一京官为躲避赴楚之差，称病注门籍，结果误了官运前程。清《巢林笔谈》有记，并言“门籍者，京朝官例书名簿置长安门，有病则注明其下，免朝参，谓之注门籍”。据《明会典》，“患病若上系咳嗽等小疾于朝仪有碍者，量许注门籍五日；若病非旦夕可愈者，必须堂上官印信手本，开写明白”。皇宫的大门，不可随便进，也不可无故不进。
官员被停职，门上贴“注籍”。清代《广阳杂记》：“明时，群僚被劾者，自衙归私毛，则下轿帘以障之。于门揭‘注籍’二字，闭门以待命。”这“注籍”，当是由注门籍的形式变异而来。请假，为主动，需去长安门注门籍；停职是被动的，“注籍”贴在自家门上，带有闭门思过、听候发落的意思。
6．“勘箭”：天子进皇城大门的礼仪
有一个问题提出来了：帝王出宫入宫，是否可以完全凌驾于门禁制度之上呢？宫门卫士是不是可以验明真天子，再大开其门呢？
就有这么一种制度，叫勘契；另有一种礼仪性的制度：勘箭。
唐宋制度，开启殿门要核对鱼契，称为勘契。鱼契用檀木刻成鱼形，两相契合，一存宫中，一存门使处。鱼契相合时才开大门。这种勘验的信物，所以取鱼形，是因为在古人看来，鱼白天黑夜从不瞑目，——“门钥必以鱼”，钥匙要取鱼造型来寄托严谨门禁的意思，鱼契也有此含义在。
宋代沿袭唐朝制度。此外，还以箭代鱼，用在皇帝郊祀礼毕，回宫时的礼仪，称为“勘箭”。
北宋僧人文莹《玉壶清话》载，宋太祖赵匡胤郊祀，“大礼毕，銮格还至阙门，则行勘箭之仪”。《玉壶清话》又称《玉壶野史》，撰于元丰元年，距宋初虽已八、九十年，但所记仍不失为珍贵材料：
勘箭者，其箭以金铜为镞，长三寸，形若凿枘，其囗香檀木为之，长三尺，金镂饰其端，以绛罗泥金囊韬之，金吾仗掌焉。其镞以紫罗泥金囊贮之，驾前司掌焉。每大驾还，阖中扉，驻跸少俟，有司声云：“南来者何人？”驾前司告云：“大宋皇帝。”行大礼毕，礼仪使跪奏曰：“请行勘箭。”金吾司取其苛，驾前司取其族，两勘之。罢，即奏曰：“勘箭讫。”有司又声曰：“是不是？”赞喝者齐声曰：“是。”如是者三，方开扉分班起居迎驾。大铬方进，勘契者以香檀刻鱼形，金饰鳞鬣，别以香檀板为鱼形，坎而为范。其鱼则驾前司掌焉，其范则宫殿门司掌焉。銮舆过宫殿门，以鱼合范，然后开扉迎驾。其赞唱喝迎拜，一如勘箭之式。
箭镞、箭杆，一卯眼、一榫头，分别由驾前、金吾掌握。皇帝车驾到宫门，要掩门验证——勘箭，箭族和箭杆卯、榫相契，还要高声唱和，然后开宫门，侍立两侧，銮辂启动。勘箭仪式，在进皇城大门时举。进了宫，至殿门还有一番勘鱼仪式，《玉壶清话》也讲到了。
沈括《梦溪笔谈》说：“大驾卤簿中有勘箭，如古之勘契也。其牡谓之‘雄牡箭’，牝谓之‘辟仗箭’，本胡法也。熙宁中罢之。”宋神宗赵顼当皇帝第四年，有人上言请罢勘箭之礼。礼院查考论证，认为唐朝勘契验鱼符，“用之车驾所过宫殿城门，所以严至尊、备非常”；而勘箭“当是师行所用，施于宫庙，似非所宜，诚可废置”。于是，废止勘箭；这之后十三年，礼院上言废上勘契，说是扈从的仪仗前队已从门入，天子将至，却又关闭中门，这种礼仪不可取。还是那个神宗皇帝，又废除了勘契，鱼符也不必合对了。
7．牙门：“天子出，建大牙”
“天子五门”，为了体现至高无上的威势，要以巍峨宫门来壮脸面。
天子五门说的是帝王居。这以外，扬帝王威风，也还借助“门”。
《周礼·天官·掌舍》：“掌王之会同之舍，设囗囗再重，设军官辕门，为坛宫棘门，设旌门。无宫，则共人门。”囗囗即行马，又叫挡众。王者会诸侯之时，对于大门是很讲究的。临时设立的宫门前，要置双重的囗囗。用兵车相连做围墙，两车车辕相对做出入口，这就是辕门。平地起坛为宫舍，竖戟为门，叫棘门。以上条件都不具备时，“无宫，则共人门”，由一些身材高大者站立两旁，形成出入口，叫人门。
武士把门，夹道而立，“人门”同样可以铺张帝王的排场、张扬帝王的威风。这为后世所借鉴，衍生出所谓镇殿将军。宋代《事物纪原》“牙门”条引《宋朝会要》：古者，天子出，建大牙；今制，错彩为神人像，中道前后各一，左右道五门，门二旗，盖取周制“立旌表门”及“天子五门”之制。
沈括《梦溪笔谈》言及“殿门文武官”，也说：《周礼》“无宫，则供人门”，今谓之殿门文武官。极天下长人之选八人，上御前殿，则执钺立于紫宸门下；行幸则为紫闱门，行于饮马之前。又有衡门十人、队长一人，选诸武力绝伦者为之。上御后殿，则执挝东西对立于殿前，亦古之虎贡、人门之类。
有趣的是，传统民间年画中的门神，许多地方画的就是镇殿将军图案。
清代《啸亭续录》，清帝每岁秋猎，除行宫外，驻跸牙帐，称为御营。“中建帐殿御幄，缭以黄漆木城，建旌门，覆以黄幕。其外为纲城，正南暨东西各设一门，正南建正白，东建镶黄，西建正黄。护军旗各二，东西门侧三”。旌门，以旌旗示门。
8．“叩阍”击响登闻鼓
皇宫门前置登闻鼓，是封建社会的一种直诉形式。
宋代《事物纪原》：“昔尧置敢谏之鼓，即其始也。用下达上而施于朝，故曰登闻。”登闻鼓的首创之功是否该记在尧的名下，已无从详考。《周礼·夏官·大仆》：“建路鼓于大寝之门外，而掌其政，以待达穷者与遽令，闻鼓声，则速逆御仆与御庶子。”这宫门外的大鼓，与后来的登闻鼓制度虽不尽相同，但其中已见“登闻”之端倪，则是不假的。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讲洛阳宫阙，言及阙前登闻鼓：“今阙前水南道右，置登闻鼓以纳谏也。”也是着眼于臣民的进谏。
正史记载敲鼓申冤的事，最早为《晋书·卫灌传》。惠帝重臣卫囗冤死，其女儿给大保主簿刘繇等人写信，“于是繇等执黄幡，挝登闻鼓”，向皇帝直诉。
《隋书·刑法志》：“有枉屈县不理者，令以次经郡及州，至省仍不理，乃诣阙申诉。有所未惬，听挝登闻鼓，有司录状奏之。”
后来，封建王朝设专司此项事务的机构，就叫登闻鼓院。宋代吴曾《能改斋漫录》：
高承《事物纪原》著登闻鼓院之始，云《国朝会要》曰，鼓院旧日鼓司，景德四年五月九日，诏改为登闻鼓院。予案《资治通鉴》魏世祖悬登闻鼓，以达冤人。乃知登闻鼓其来甚久。第院之始，或起于本朝也。
南宋周密《齐东野语》录有登间鼓院事：
今登闻鼓院，初供职吏，具须知单状，称：“本院元管鼓一面，在东京宣德门外，被太学生陈东等击碎，不曾搬取前来。”
周密说这是件“可资捧腹”的事。因为，登闻鼓院没有登闻鼓，是不是形同虚设呢？登闻鼓曾有人去敲响它，以至被太学生击碎。然而，未能再置一面新鼓，对登闻鼓院说来，实在是具有讽刺意义的缺憾。
明代的几位皇帝重视登闻鼓，明朝开国的当年，就在皇宫午门外设置登闻鼓，“一御史日监之，非大冤及机密重情不得击，击即引奏”。后来，改置登间鼓于长安右门外，离午门稍远。但对鸣冤者来说，似乎反倒容易击得到鼓——这只是就空间处所而言；实际上，若要敲响登闻鼓，还须过了监鼓官员那一关，并非有冤便能敲鼓闻达于皇帝的。《明史·刑法志》记载了有关的几件事：
龙江卫吏有过，罚令书写，值母丧，乞守制，吏部尚书詹微不听，击鼓诉冤。太祖切责徽，使吏终丧。永乐元年，县令以赃戍，击鼓陈状。帝为下法司，其人言实受赃，年老昏聩所致，惟上哀悯。帝以其归诚，屈法宥之。宣德时，直登闻鼓给事林富言：“重国二十七人，以奸盗当决，击鼓诉冤，烦读不可宥。”帝曰：“登间鼓之设，正以达下情，何谓烦读？自后凡击鼓诉冤，阻遏者罪。”
第一件，击鼓之后，明太祖朱元璋亲自过问，责备吏部尚书詹微处置不当，满足了击鼓直诉者的请求。第二件，一个受赃的县令被发配戍边，击鼓陈状，既供认不讳，又以老眼昏花哀求宽恕怜悯。明成祖朱棣“以其归诚，屈法宥之”，给予了超越法律的宽大处理。第三件，宣德年间，二十七个重罪囚犯击鼓诉冤，有关官员认为他们烦扰朝廷，更加罪不可恕。明宣宗朱瞻基说：“设置登闻鼓的目的，正是为了下情上达，怎么能说这是烦扰朝廷？对于击鼓诉冤，从中阻遏，是罪过。”
仅就以上记载而论，明代的几个帝王，尚称明智，他们把登闻鼓做为“以达下情”的一种渠道；经他们过问的案子，结果也圆满。
到了清朝，国都里仍设登闻鼓。《清史稿·刑法志》载“叩阁”，方式之一：击登闻鼓。所记：“登闻鼓，顺治初立诸都察院。十三年，改设有长安门外。每日科道官一员轮值。后移入通政司，别置鼓厅。”右长安门在金水桥右侧，距天安门尚不算很远，但毕竟不是真正地在皇城门前“叩阍”。话又说回来，若那鼓真的摆在右长安门之内、皇宫大门之前，离平民百姓也就更远了——这讲的是心理距离。而实际上，右长安门也确如同是个关口。
“叩阍”的组词，挺妙。阍，宫门。叩，既有敲打之义，又有叩头拜见之义，用于“叩阍”，可谓字尽其用。架在宫门外的大鼓，鸣冤者去敲，也就如同在拍打皇帝的大门，是叩门；同时别忘了，伸冤屈，告御状，向着皇宫的大门，你敢不叩拜！
关于登闻鼓的历史，不可忽略它的早期形式——击石鸣冤。那石色赤，形状如肺，故名肺石。肺石设置于朝廷门外，民有不平，击石上达。《周礼·秋官·大司寇》：“以肺石达穷民，凡远近囗独老幼之欲有复于上，而其长弗达者，立于肺石，三日，士听其辞，以告于上而罪其长。”直到宋时，长安唐故宫门前还残存着旧时的肺石，写《梦溪笔谈》的沈括描述“其制如佛寺所击响石而甚大，可长八九尺，形如垂肺”。为什么取形如肺呢？“肺主声，声所以达其冤也。”
9．居中那个门洞
不管是居于宫里的人，还是居于宫外的人，出入哪个门，走哪个门洞，都不单是个行路问题。因为它受着封建等级观念的制约。
唐高宗李治要在宣政殿会百官及命妇，并设九部乐。太常博士袁利贞上谏言认为不合礼法，其中一条是“象阙路门，非倡优进御之所”。唐高宗采纳了。事见唐代刘肃《大唐新语》。
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载清宫秘闻，慈禧不喜欢同治帝后阿鲁特氏，一次有了借口，欲废掉她，便召惇亲王来说这事。惇亲王不买账，召对之际，竟对慈禧说：“欲废后，非由大清门入者不能废大清门入之人，奴才不敢奉命。”
这是“讥两后皆由妃正位”，说两个垂帘的太后是“非由大清门入者”，论身世名分还不如阿鲁特氏。平素颐指气使的慈禧，碰了这么个钉子，虽恼怒，却不便发作，休儿媳妇的图谋也落空了。进由哪门，即是名分，其分量之重已不必赘言了。
再说那居中的门洞。唐代长安城的正门明德门，与皇城正门朱雀门、宫城正门承天门同在中轴线上。明德门辟五门，正中者为天子驰道，供皇帝出入。《大金国志》记宣阳门“上有重楼，制度宏大，三门并立，中门常不开，唯车驾出入”。
北京天安门五门，午门三门。皇城的门楼，门洞概取奇数。门洞的规模，居中者大于两侧者。这便分出君臣尊卑。清朝嘉庆年间《国朝宫史续编》载，“遇皇上乘舆出入，各门均启中门”。居中的门洞是为皇帝预备的。“午门，为门三，文武官出入由左，其右门惟宗室王公得行之”。两侧的门也不是可以随意穿行的。
皇后之尊，是母仪天下的角色。可是，皇后从居中的门洞入宫，也不过一次而已，那是在帝后大婚之时。大婚迎娶皇后的“九凤金顶百子喜轿”，由大清门进入，经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内左门、乾清门，一路正门，在乾清宫前落轿。至于嫔妃，则由神武门迎接入宫。同是嫁给皇帝，后妃等级区分之森严，通过入由何门体现得鲜鲜明明。
做为特别的恩宠，科举高中的状元、榜眼、探花可以从居中的门洞走一走，自然仅此一回——进士殿试后，皇帝在太和殿召见，退出时，按依照“胪唱之制”：“礼部官承以云盘，十人前引，张黄盖，出太和门中门，一甲三名进士随出，诸进土左出昭德门，右出贞度门。”注明由太和门中门出，但只是前三名，其他人则要走两侧的门。中间门洞被渲染得如此尊贵，反映了中国古代为首者居中的礼仪传统。
门前的下马碑，又一景观。来到帝王大门口，乘轿者下轿，骑马者下马，这是规矩，冒犯不得的。《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武安已罢朝，出止车门”，止车门，皇宫的外门。百官上朝，至此停车，步行进宫。《晋书·石勒载记》：
勒宫殿及诸门始就，制法令甚严，讳胡尤峻。有醉胡乘马突入止车门，勒大怒，谓宫门小执法冯翥曰：“夫人君为令，尚望威行天下，况宫阙之间乎！向驰马入门为是何人，而不弹白邪？”翥惶惧忘讳，对曰：“向有醉胡乘马弛入，甚呵御之，而不可与语。”勒笑曰“胡人正自难与言。”恕而不罪。
羯人石勒自立为帝，要提高羯人的社会地位，严禁称“胡人”。石勒“宫殿及诸门始就，制法令甚严”。有羯人醉酒骑马闯入止车门，石勒见后大怒，责问守门官：宫阙之间，驰马入门，是什么人如此无王法？因那骑马者是羯人，《晋书》也就没了下文。封建社会虽然长达几千年，但这样犯门禁而不被治罪的例子，很少见。
显示帝王尊严，也为给臣子们提个醒，有牌碑立在那里。《明会典》说，“官员人等至皇城四门下马牌边横过俱下马”。下马牌即下马碑。昔日的下马碑，如今在北京故宫东华门外还能见到。据清《国朝宫史续编》，皇城四面设下马碑多处。“东华门，门下有下马牌石，紫禁城之东门也”；“西华门，门外有下马牌石，紫禁城之西门也”；再加上神武门，“门外有下马牌石，即紫禁城北门也”，这是东西北三面。南面为正门，下马碑也多。在都城正阳门内，处于中轴线上的大清门为皇城第一门，门前左右石狮，下马石牌各一。这是进入皇城的正面大门。天安门两侧的东西长街，东出为长安左门，西出为长安右门，“门外下马石牌各一，趋朝者由此出入”。天安门以里有端门，端门内，辟阙左门、阙右门，门外下马牌石各一。各个入口都把住了。这些下马碑也标示出皇城的大致范围。
门前下马是规矩，特准例外——不下马，便体现了一种礼遇。这种优待主要是给予年老者的，叫“赏朝马”。清俞樾《茶香室丛抄》：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云：“庆历初，吕许公在相位，以疾甚求罢，仁宗疑其辞疾，欲亲视之，乃使乘马至殿门，座椅子英王殿陛。”按此今制赏朝马之始。又今时赐朝马者率座椅子舆，观此如宋时亦已有之也。
清代阮葵生《茶余客话》记，大臣年六十五岁以上，可骑马入紫禁城者，先列名俱奏。准骑者由东华门入至箭亭下马，由西华门入至内务府总管衙门前下马。清王世祯《分甘余话侧记：“大内南书房在乾清门内西廊下，内直翰林官居之，其出入皆奉旨由某门侍卫某人导引伴送。壬戌后，特旨内直官许于禁中乘马至所出入之门”。
“赏朝马”，骑马入宫门，座椅子舆至殿陛，体现了皇帝对于中国尊老传统的态度，给满朝文武大臣们看，也是给天下百姓做样子的。
10．“玄武门之变”与“夺门之变”
唐朝都长安。长安唐宫最有名气的建筑，怕是要数玄武门了。玄武门，长安宫城北门。唐武德九年，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白热化。六月四日，李世民伏兵于玄武门，在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入宫时，杀了自己的兄和弟。
鲜血淋淋的一页历史在宫门前写就，史称“玄武门之变”。这是一次兵变。李世民收买了守卫玄武门的将领常何，——常何本是以李建成的心腹人物，来守这要害位置的。
新旧《唐书》的《太宗本纪》简略地记载此事。前者记，“太宗以兵入玄武门，杀太子建成及齐王元吉。高祖大惊，乃以太宗为皇太子。八月甲子，即皇帝位于东宫显德殿”。后者记，“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谋害太宗。六月四日，太宗率长孙无忌、慰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宇文士及、高士廉、侯君集、程知节、秦叔宝、段志玄、屈突通、张士贵等于玄武门诛之”。
被后世奉为门神的尉迟敬德和秦叔宝，在玄武门之变中，都为李世民抢夺皇位出力建功。特别是尉迟恭，事前进劝，劝说“犹豫未决”的李世民。起事前，带着李世民的佩刀，去召房玄龄、杜如晦到秦王府密谋，李世民授权：“观其无来心，可并斩其首持来”。
在整个事变中，尉迟敬德是最卖力气的打手，所谓“论功为第一”。对于玄武门发生的那场大厮杀，如果说，《太宗本纪》只以“诛”、“杀”一句带过的话；那么，新旧《唐书》的《尉迟敬德传》场面的描写，就反映出血腥味来：
隐太子死，敬德领骑七十趋玄武门，王马逸，坠林下，元吉将夺弓窘王，敬德驰叱之，元吉走，遂射杀之。宫、府兵屯玄武门，战不解，敬德持二首示之，乃去。时帝泛舟海池，王命敬德往侍，不解甲趋行在。帝惊曰：“今日之乱为谁？尔来何邪？”对曰：“秦王以太了、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陛下不安，遣臣宿卫。”帝意悦。于是南衙、北门兵与府兵尚杂斗，敬德请帝手书诏诸军听秦王节度，内外始定。
以上录自《新唐书》，较《旧唐书》的记载简短。先被斩杀的是太子李建成。尉迟敬德率骑兵七十骑，杀向玄武门。这期间，李世民坠马，险些遭齐王李元吉的毒手。幸亏尉迟敬德马到，一声怒喝，救了驾。元吉逃，被尉迟敬德追杀，中箭殒命。玄武门前展开激战，尉迟敬德以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血淋淋的首级示众，大有效果。尉迟敬德又披甲执矛去见高祖李渊，高祖大惊。此时，双方士兵仍在混战。尉迟敬德请高祖写了一道诏令，令诸军兵均要服从李世民的指挥，战事方才上息。
李世民选择玄武门伏兵，这里是出宫入宫的咽喉要道，他要斩杀的政敌兄弟经此入宫；同时，占据了玄武门，也就控制了李渊所居的唐宫。正因为此，李世民先夺皇位继承权，再逼李渊让位，靠玄武门成功的兵变，很快便君临天下了。
受到宫廷政变浓墨重彩的渲染，而醒目于史册的皇宫大门，这里再举明朝东华门的例子。
《明史》记天顺年间事，常见“夺门”字样。如，《英宗后纪》“论夺门迎复功”，“复论夺门功”；《孙镗传》“英宗复辟，以‘夺门’功封怀宁伯”；《石亨传》“部曲亲故窜名‘夺门’籍得官者四千余人”，事隔两年“议革‘夺门’功”，——还有《英宗后纪》：“石亨以罪罢。诸夺门冒功者许自首改正”。等等。
“夺门”成了功名，相关的事件史称“夺门之变”，也叫“南宫复辟”。明英宗先当了十四年皇帝，被宦官挟持亲征，做了北方瓦刺军的俘虏。后被放回，他的做了景泰帝的弟弟，把他软禁在东华门东南不远的小南城，名义上尊为“太上皇”，其实是囚犯般的处置。景泰帝很信任武将石亨，景泰八年正月，按惯例要祀天地于南郊，景泰帝病不能行，密召石亨代办其事。石亨见景泰帝病重，便与人密谋，迎太上皇英宗复位。夜间举事，英宗被囚的南宫宫门不开，硬是破门而入。随后，拥英宗取东华门而进宫，登上奉天殿。“夺门之变”后，明英亲又做了八年天顺皇帝。
“玄武门之变”与“夺门之变”是两个著名的史例。它们说明，封建皇帝的宫禁之门，不仅要防备可能揭竿造反的平民，防备拥兵自重的外姓官僚，还须要提防同姓的皇亲。宫门重重深似海，为安全设防，为心理设防。大门深几重，皇帝的宝座才稳，后妃的美梦才香。
“天子五门”所铺张的，不只是帝王的排场。
11．“黄门”“门下”
封建王朝的机构设置，其名出于皇宫之“门”的，“黄门”、“门下”是也。宋代《事物纪原》说：
门下侍郎，秦官。秦有黄门侍郎，历代不改，与侍中俱管门下众事。凡禁门责阔，故号黄门，其官给事于黄闼内，故云。唐天宝元年，改曰门下。《唐百官志》云二年也。
“禁门黄闼，故号黄门”，黄门，以门而代宫，本指宫禁。《汉书·霍光传》，武帝时霍光为奉车都尉，“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出入宫闼二十余年”。颜师古注：“宫中小门谓之闼。”这闼，漆染为黄色，称黄闼。仍来说霍光，其侍奉武帝二十余年，甚见亲信。汉武未年，“使黄门画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颜师古释此：“黄门之署，职任亲近，以供天子，百物在焉，故亦有画工”。黄门之署，是“职任亲近，以供天子”的机构。有机构设置便有办事者，秦汉有黄门侍郎官职，简称黄门郎。东汉设给事黄门侍郎，充任侍从，传达诏命。
晋朝始设门下省，其属官之一，即是给事黄门侍郎。门下省简称门下。纵观历代官署名目，可以说，“黄门”与“门下”所司事务，有一个两相重叠的范围，那就是为皇帝服务。到了唐代，改元的皇帝们，将“门下”、“黄门”改来改去，以至黄门省成了门下省的别称。《唐会要》卷五一十四：
武德初，因隋旧制，为门下省。龙朔二年二月四日，改为东台。咸亨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改为门下省。光宅元年九月，改为鸾台。神龙元年二月四日，改为门下省。开元元年十二月一日，改为黄门省；五年九月六日，仍改门下省。至今不改。
唐初高祖时，因循隋朝旧制，设门下省。唐高宗时先改称东台，后又恢复门下。武则天当政，改门下省为鸾台，直到这位女皇末年，又恢复称门下。唐明皇又改，《新唐书·玄宗纪》：“改中书省为紫徽省，门下省为黄门省”。此番易名，不但颇见色彩，而且在“黄门”与“门下”之间画了个等号。然而，看来还是“门下”好，只经过五年，又改回来。
门下省的长官门下侍郎，相当于秦汉时的黄门侍郎之称。据《唐会要》，咸亨元年改为黄门侍郎，垂拱元年改为鸾台侍郎，神龙元年复为黄门侍郎，天宝元年改为门下侍郎，乾元元年再改称黄门侍郎，大历二年复称门下侍郎。一次次为“侍郎”易名，改来改去，排除垂拱年那一次，不外乎是考虑冠以“黄门”还是“门下”。
将秦汉的黄门与后来的门下相比，隋唐的门下省更具有政务性质，唐代的谏议大夫隶属门下省，职掌侍从规谏；门下省还和中书省同掌机要，负责审查诏令、签署奏章。宋朝仍设门下省。宋代张氵昊《云谷杂记·门下》：“门下省掌管诏令，今诏制之首，必冠以门下二字，此制盖自唐已然。”
“黄门”也好，“门下”也罢，此间彼门，都是皇家的门。这些“门”，本是宫官机构，后来演变为朝官机构，成为朝廷的组织构件，成为中央政府的重要部门，影响着封建王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12．北门南牙和北门学土
“门下”之外，唐代又凭添“北门”文章。
宫城的平面布局，内廷居北，官衙设在宫城之南。由“玄武门之变”而改变了的唐朝帝王政治史，似乎给予宫城北门特别的关注。这关注可以归纳为文、武两方面。斥武力于太极宫北门，杀兄弟而登上皇位的太宗李世民，开始书写唐王朝的“北门”篇章。
刘肃《大语新语》卷二：“房玄龄与高士廉偕行，遇少府少监窦德素，问之曰：‘北门近来有何营造？’德素以间太宗。太宗谓玄龄、士廉曰：‘卿但知南衙事，我北门小小营造，何妨卿事？’”北门的土木工程，看来是太宗皇帝亲自筹划组织的“天字第一号工程”，并且，不高兴朝臣来过问。尽管魏征就此进谏，认为房玄龄应该问，唐太宗并未再固执己见，但“南衙”、“北门”之间的种种瓜葛奥秘，已于这个故事中透露出些许信息来。南衙、南牙，“衙”与“牙”通。唐太宗说，南衙别干涉北门事，其实并非仅指宫门营造。北门有学士，李世民时即已开始应召草制。
李世民之后，渐有“北门学士”之称，这些常从皇宫北门出入的学士，参与中央政府机构的运转，皇帝借此分“南衙”宰相之权，成功地耍了个小权术。《资治通鉴》记唐神龙年间事，有“北门南牙，同心协力”的话。同心协力，正是因为这本是需要拧成一股的两股力量。宋代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七：
唐翰林院在银台之北。乾封以后，刘衤韦之、元万顷之徒，时宣召草制其间，因名“北门学士”。今学士院在枢密院之后，腹背相倚，不可南向，故以其西廊西向，为院之正门；而后门北向，与集英相直，因榜曰“北门”。两省枢密院皆无后门，惟学士院有之。学士朝退入院，与禁中宣命往来，皆行北门，而正门行者无几。不特取其便事，亦以存故事也。
因为“北门学士”的故事，学士们走北门即后门，很少有人出入走正门，这不仅仅是为了路程的远近——学士与北门，讲的就是这个，直到唐以后的宋。
清朝再无此种特殊意义的“北门”。清代尤侗《民斋续说》卷八：“唐宋翰林院皆在禁中，故当直学士，朝夕视草，有时天子临幸，或召人饮宴……今翰林院在长安门外，虽得乘轿马入衙署，而其体则已疏矣。”讲的就是这种不同。然而，清代俞樾《茶香室丛抄》则指出：“今翰林院在东长安门外北向，犹存北门遗意。”翰林院坐落的地点，虽已不再宫内北门，而是设在皇宫之外，但它仍旧北向，算是保留了学士“北门”的一点影子。
1.“天子五门”
汉代初年，刘邦征战在外，萧何在长安营建未央宫，东也筑阈、北也筑阈。刘邦回，眼见不但修了宫中殿，还修了宫门阈，殿壮丽，门壮丽，怒而责问：天下成败尚未可知，为何有此大兴土木的过分之举？萧何自有道理，他对刘邦说：“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亡以重威。”刘邦闻言，化怒为悦。其中道理，正如唐诗所云：“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
皇家建筑气势磅礴的空间大组合，在古代，可以“宫阈”“宫闹”称之。宫与阙、宫与闱，这阙指的是皇城的门，这闱说的是宫内的门。深宫九重，可望而不可及，那造成距离感、生出帝王威的深不可测，不仅在宫之殿，也在宫之门。唐代诗人的笔触写到这种神秘感。王维《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就如九重天门一样，宫门打开一道又一道。杜牧《过华清宫绝句》：“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虽是骊山行宫，宫门却也是层层叠叠。此外，更为民间所熟悉的模式，那被舞台搬演、被艺人说唱的午门，一声“推出午门”，带给艺术的矛盾冲突还小吗？
北魏建都平城（今大同），“大筑郭邑”，然而仍被南朝人讪笑。《南齐书·魏虏传》讲到两条，说“妃妾皆住土屋”，再是说到宫城大门——“门不施屋”，后来“宫门稍覆以屋，犹不知为重楼”——没有高大的城门楼。历史是发展着的。到后来，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改易风俗，吸收汉文化，举措之一是大兴上木。其中引人注目的一项，是建门楼。《洛阳伽蓝记》：“高祖在城内作光极殿，因名金镛城门光极门，又作重楼飞阁，遍城上下，从地望之如云也。”高祖即孝文帝。北魏统治者改革图强，又肯兼收并蓄，郭邑宫城大改观。巍然壮丽的金镛门楼，不仅表示在建筑文化方面的不甘示弱，也显示着北魏王朝的威仪。
这就是宫门。南朝人曾以“门不施屋”、“不知为重楼”相奚落，迁都洛阳的北魏王朝建起高大门楼，看你南朝人如何轻蔑？南北朝，南方人、北方人都那么看重宫门建筑的规模，其中自有道理。
皇宫大门的故事不胜枚举。宫阙宫门，称孤道寡者的门户，它的启闭开阖，进进出出，占了“二十四史”多少的篇幅……
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初，在汴京修宫城，诸门及宫殿在一条线上，唯大庆殿与端门少有偏差，“宫成，太祖坐福宁寝殿，令辟门前后，召近臣入观，谕曰：我心端直正如此，有少偏曲处，汝曹必见之矣！”宋代叶梦得《石林燕语》有载。《邵氏闻见录侧记，“既成，帝坐万岁殿，洞开诸门，端直如引绳”，那位太祖皇帝感叹：“此如吾心，小有邪曲人皆见矣。”
一条中轴线，串起诸多的门，——包括宫殿的门，和那些称为门的建筑。这是中国皇家建筑的传统格局。
中轴线是子午线。《易·说卦》：“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这就区别了中轴线的首和尾。老年代里，北京人称地安门为“后门”，便因为它处于中轴线的末端，且坐南向北。
与南面称王相对应，是北面称臣。《水经注·浙水》：“《吴越春秋》所谓越王都埤中，在诸暨北界，山阴康乐里，有地名邑中者，是越事吴处，故北其门，以东为有，西为左，故双阙在北门外。”越王勾践向吴称臣，为表示降服，北面开门；双阙建在北门外，更强调了甘心“北面”的样子。然而，“北其门”的勾践却在卧薪尝胆，“北面”为了争取“南面”。门的开向，竟如此生动形象地凝聚了吴越争霸的历史一页。
中国古代皇宫建筑南北纵向排开的平面布局，早在《周礼》中就列出了。它是建筑群的组合模式，也是宫廷礼俗的格式，是凝定了君主专制精神的一种铺张排场。
外朝、治朝、燕朝，“天子诸侯皆有三朝”，《周礼》未明写，汉代的郑玄予以注出。燕朝连着“寝”。这样纵列成串，长长一串建筑群，既阻隔又连通，既利用门的出入口功能，又赋予它标志性功能。宋代聂崇义《三礼图》，画出皇家建筑布局的框架，六宫六寝之前，是五道大门（图57）。
“天子五门”，讲的不是偏门角门，而是指中轴线上的五段分割。汉代郑玄为《周礼·天官·阍人》作注：“王有五门，外曰皋门，二曰雉门，三曰库门，四曰应门，五曰路门。”对于五门的解释，《古今图书集成》载有一段文字，其与郑玄排列的顺序略有不同：
周制天子有五门，曰皋，曰库，曰雉，曰应，曰路。释者谓：皋者远也，门最在外，故曰皋。库门，则有藏于此，故也。雉门者，取其文明也。应门者，居此以应治也。路门者，取其大也。五门各有其义。
五门的基础上，又有九门之说。《礼记·月令》注：古天子九门，一路门，二应门，三雉门，四库门，五皋门，六城门，七近郊门，八远郊门，九关门。这是在皇城五道大门的序列之外，再续以城门、郊门和关隘之门。
五门之制，被历代帝王视为古制。明清两代，皇帝将北京宫禁的规模发展到了极致，那恢宏浩大的建筑群，仍可见“天子五门”的影子。天安门（明宫承天门）为紫禁城正门，向进深，端门、午门、太和门（明代称奉天门）、乾清门。乾清门内是后宫生活区。乾清门相当于“天子五门”中的路门。出乾清门向前，至太和门，这一段中轴线上排着保和、中和、太和三大殿。太和门相当于五门之制中的应门，应门意谓应治。再向前是午门，相当于雉门。再向外，相对应的是，端门与库门、天安门与皋门。
皇城建筑凝固着封建社会的政治仪礼。其中轴线上，门、殿及宫的排列，正如古老象形字的竖写铭刻，它写着：“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这《易·说去》著名的话。
“天子五门”。门之为用，且听以下分解。
2．天安门金凤朵云颁诏书
天安门，明代叫承天门。这是明清皇城的正门。《明宫史》：“紫禁城外向南第一重曰承天之门。”其当合于“天子五门”的头一道，即所谓皋门。每遇大典，在此举行颁诏仪式。
日本冈田玉山等编绘的《唐土名胜图会》牌画集，刻成于日本文化二年，时值我国嘉庆七年（1802年）。书载天安门颁诏图两幅，其中一幅（图58）画面是，礼部官擎朵去于城楼下，宣诏官于城楼上，绳系衔诏金凤。书中说：在此门的堞口设金凤朵云。颁诏时，宣诏官身穿朝服，领耆老行礼，用朵云接过来，诏书由金凤含在口中而下降。
天安门颁诏，沿袭了宫门阙上颁布法典的传统。东汉高诱注《淮南子》：“王者门外，阙所以县（悬）教象之书于象魏也。”举行隆重的颁诏仪式，可烘托出一种庄严的气氛，显示帝王气象，天安门以其雄伟，又系皇城门户，“九重宫门”之内的天子“诏曰”，正可以在此宣示天下。
金凤朵云之说，所出有据。《事物纪原》“凤诏”条“后赵石季龙置戏马观、观上安诏书，用五色纸衔于木凤口而颁之。宋大礼御楼肆赦，亦用其事。自石季龙始也。”
石季龙是个暴虐而奢华无度的帝王。《晋书·石季龙载记》写他搞木凤衔诏的新花样，近似于游戏取乐：
季龙常以女骑一千为卤簿，皆著紫纶巾、熟锦裤、金银镂带、五交织成靴、游于戏马观。观上安诏书五色纸，在木凤之口，鹿卢回转，状若飞翔焉。
石季龙之举，本非庄严，却启迪了后代王朝的思路，为把宫廷礼仪编排得繁文缛节，以示威加四海的帝王气派，这木凤颁诏的形式不妨用一用。再没有游乐寻开心的味道，它成为一种庄严的盛典了。
颁诏仪，有清一代发展到了极致。《清史槁》说，颁诏之日，太和殿前具卤簿，丹埠内植黄盖、云盘。午门外备龙亭、香亭。天安门楼雉口预置朵云金凤，其东筑宣诏台。王公百官朝服集午门。内阁学士奉诏书至乾清门用宝讫，铺黄案。皇帝到太和殿，一番礼仪毕，将诏书置于云盘内，覆黄盖。礼部官奉盘出太和门，百官从至午门外，置龙亭。再至天安门外，奉诏书置高台黄案上。宣读官在台上，众官员跪听宣，行三跪九叩礼。奉诏官取朵云承诏书，系以彩绳，自金凤口中衔下。礼部官接受，仍置龙亭。出大清门，赴礼部，望阙列香案，尚书率属员行礼。
天安门也曾颁布遗诏。清顺治帝崩，“颁遗诏天安门，群臣素服，三跪九拜。宣华，举哀。礼部誊黄，颁行各省”。
3．好厉害的午门
明清故宫中轴线上一座座巍峨大门，除天安门外，论知名度要数午门为最了。午门建筑平面呈凹形（图59）。刘敦帧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指出，故宫两则凸出，用廊庑连接，是门阙形式的最后的残余。从成都汉画像砖上的双阙（见图14），经河南禹县宋代石幢表现的凸出于城门的双阙（图60），到故宫午门的造型，可见宫门阙的发展脉络。午门始建于明永乐年间。此前朱元璋在南京建阙门，叫午门。北京故宫午门含有门阙结构，这可视为直接来源。
午门在高大的砖石墩台上建楼五座，俗称五凤楼，煞是壮观。两侧凸出的阙，形成相对围合的空间，使人产生压抑感，更觉高大午门的威严气象。正如美国现代建筑师摩尔菲的评论，午门体现了“一种压倒性的壮丽和令人呼吸为之屏息的美”。
午门在天安门和端门之后，依“天子五门”的古制，午门相当于雉门。“雉门者，取其文明也”。明代《明宫史》：“居中耸然而向明者午门也，钟鼓在焉，旗纛有焉”。午门城楼上设钟鼓亭，每当太和殿举行大典时，午门上钟鼓齐鸣。
午门是举行献俘受俘礼的场所。《清史稿》记：
帝御午门楼受俘，正中设御座，檐下张黄盖，卤簿陈阙门南北，仗马次之。辇辂陈金水桥南，驯象次之。王公百官咸集，解俘将校立金鼓外，俘后随。班位既序，帝御龙衮乘舆出宫，至太和门，大乐铙吹，金鼓振作。登楼升座，赞“进俘”，《丹陛大乐》作，奏《庆平章》。鸿胪寺官引将校入，北面立，赞“行礼”，俘入匍伏。兵部官跪奏，平定某地所获俘国，谨献阙下，请旨。制曰：“所献俘交刑部。”刑部长官跪领旨讫，械系出。《丹陛大乐》作，王公百官行礼如常仪。若恩赦不诛，则宣旨释缚，俘叩首，将校引出。
清帝受俘的场面，何等风光。献俘礼因午门而益发气势如虹，午门因献俘礼而更添天阙帝阍的壮丽气象。同为军礼，御驾亲征时，皇帝征衣佩刀，乘骑出宫，午门上鸣钟鼓，军士鸣角螺；命将出征时，出师前一日，午门前颁衣马弓刀，行日，在午门外颁大将军敕印。
行嘉礼，讲排场，午门也是展示繁褥礼节、张扬皇权尊贵的地方。乾隆帝86岁归政嘉庆，授受仪的重头戏唱在太和殿。午门外五铬、驯象、仗马、黄盖、云盘，檐下设《中和韶乐》，门外《丹陛大乐》。清同治十二年正月，两宫皇太后归政，同治帝亲政仪式的关键场面安排在慈宁宫。午门外设龙亭、香亭，三品以下大臣集午门外。宫内典礼，同治帝率群臣三跪九拜，实况由鸣赞宫接续外传，午门外各官随同行礼。后来，光绪帝亲政，午门前又上演了这样一幕典礼。
太和殿的常朝，是重要的宫廷仪礼。如果逢常朝之日，皇帝不到金銮殿上坐龙椅，官员们要行礼午门外，算是象征性地有所表示。《清史稿》记，“外藩来朝暨贡使，亦常朝日行礼，如速返测不拘朝期，即赴午门行礼，外官应速赴任者亦然”。一道午门，坐北朝南，以一座门而代宫廷、代帝王。其实，午门的建构，本身即有“九五之尊”的含义——午门正楼面阔九间，进深五间，正合《易经》“九五，飞龙在天”的帝王数字。
午门的威严，在于它宏伟的体量、尊贵的含蕴，在于它所据中轴线的位置，还在于它的功能。其所派用场，除已讲到的外，另有一项在民间流传甚广，即“推出午门”云云，——这实际上是对于廷杖的添油加醋的传说。
把宫廷中轴线上的一座门称为午门，始于明代。在午门下棒打朝臣的廷杖，也始于明。《明史·刑法志三》列举“刑法有创自明、不衷古制者”，首先列举的就是廷杖。明代皇帝在奉天门（清代名太和门）御门听政。奉天门与午门相望，皇帝要杖责朝臣，行刑在午门下，就距离而言挺便当。
廷杖由明朝著名的锦衣卫大打出手。明代朱国恢《涌幢小品·廷杖》记：“成化以前，凡廷杖者不去衣，用厚绵底衣，重毡叠帕，示辱而已，然尤卧床数月，而后得愈。正德初年，逆瑾用事，恶廷臣，始去衣，遂有杖死者。”逆瑾指太监刘瑾。刘瑾曾侍奉的东宫太子继了位，是为明武宗，年号正德。刘瑾恃宠而骄，陷害忠良的种种恶行，其一是廷杖去衣，往死里打。从此，不断有死于午门杖下者，“推出午门斩首”的传说，由此发端——“推出午门”是真，斩首之刀虽不曾血刃，“推出午门”而断了命，也不假。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德五年，权奸刘瑾本人末日到时，也着着实实地尝了尝午门棍棒的滋味。邓之诚《骨董琐记》：
明代廷杖，每于午门下行之，不知其杖法若何，何以每每致死？据《张文宁年谱》所记，逆瑾在午门前打问情形云：旧例午门前，只于锦衣卫直房门首。是日拿才定，不知何官，传言上御门，拿瑾上前，拿到午门御道东跪。又云：锦衣卫掌卫事指挥刘璋出班跪奏：请旨打多少？亦不闻传语，须臾即起云：“有旨打四十！”当值官校齐声答应讫，有一官大声云：“打四十！摆著棍，五棍一换打！”每一宣言，则各官校齐声答应如前，响振殿庭。刘瑾则洗剥反接，二当驾官揪其脑发，一棍插背挺直，复有一阔皮条套其两膝扣住，一棍压定，用棍打其前腿，名曰拦马。五棍毕，一官叫唤，邀喝答应，一一如前。打四十后，方问。
究竟是明武宗御门临朝，发下了旨意，还是锦衣卫们要用棍棒，在午门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上记述似乎有些模糊。但其对廷杖的场面描写，倒是细致的。
午门下，禁军林立，加上廷杖行刑时的厉声吆喝，气氛可怖；每打五下换一棍，再吆喝，声振殿庭。被吆喝声淹没了的，还有那痛苦的呻吟。廷杖，封建专制时代公然展示在朝廷门前的一种酷刑。酷刑为午门更增森严，关于这一酷刑的传说也为午门增森严。午门，好厉害的皇宫大门口！
4.御门听政
明清故宫有巍巍三大宫殿，然而，却又有御门之典，皇帝听政在“门”。
这门，是“天子五门”之一。就说故宫的太和门，其建于明永乐年间，初称“奉天门”，后改称“皇极门”，清代叫“太和门”。它堪称我国古代规格最高的门。它的门内，是俗称“金銮殿”的太和殿。在“天子五门”的序列中，它该相对于应门。“应门者，居此以应治”，明代皇帝就在这座奉天门早朝，处理政务，所谓御门听政。
明万历年间重修《明会典》载有“常朝御门仪”。此仪，朱元璋南京开国时即已制定。后迁都北京，奉天门即是极门是御门听政的场所。《明会典》记：
近仪，凡早朝鼓起，文武官各于左右掖门外序立。候钟鸣开门，各以次进，过金水桥，至皇极门丹墀东西相向立。候上御宝座，鸣鞭，鸿胪寺官赞入班，文武官俱入班，行一拜三叩礼，分班侍立。鸿胪寺官宣念谢恩见辞人员，传赞午门外行礼毕，鸿胪寺官唱奏事。各衙门应奏事件以次奏讫，御史序班纠仪。鸿胪寺官跪奏，奏事毕，鸣鞭驾兴，百官以次出。
明代的御门听政，隆庆六年时定为每旬三次，逢三、六、九日为期。
清代皇帝御门听政，顺治时在太和门，康熙时改在乾清门。震钧《天咫偶闻》：“盖国初御门之典，在太和门。后改御乾清门，因亦移入，即唐代之常朝也。常朝五日一举，故御门五日为期。”
乾清门相当于“天子五门”中的路门，是五门中最靠里的门。郑玄说：“路门者，大寝之门。”其门内是廷，皇家生活区；门外是朝，依次排列三大殿。御门之典于乾清门，又符合治朝在路门之外的古制。清代设军机处，在乾清门前右侧。
《清史稿·礼志七》：
御门听政仪，清初定制，每日听政，必御正门，九卿科道齐集启奏，率以为常。雍正初，始定御门典礼，几部院所进本有未经奉旨者，折本下内阁，积若干，传旨某日御门办事。是日，乾清门正中设御榻、黼囗、本案一。黎明，部院奏事大臣暨陪奏官属毕集庭内。帝升座，侍卫左右立，记注官升西阶，部院官升东阶，各就列跪，尚书前，侍郎后，陪奏官又后。尚书一人奉本匣折旋而进，诣本案前，跪陈于案，兴，少退，趋东楹，转入班首。跪，口奏某事，毕，兴，少退，率属循阶左降。
御门听政在“门”前广庭举行，只将皇帝的宝座摆在门厅内。清末户部官员崇彝《道成以来朝野杂记》：“每月逢五、十两日，皇上出至乾清门门罩之下，居中而立，所谓当宁也。”所以，御门听政实际上可算露天听政。露天的形式里面包含着“天人感应”的内容。天子有所谓“奉天承运”的套话，喜欢“天意”的标签，有所“圣明”，也希望上达于天。
至于“御门五日为期”，是后来的事。《清史稿》记，“清初定制，每日听政，必御正门”。康熙二十三年，御史卫执蒲建议御门听政以五日或二三日为期，皇帝说：“政务在精勤，始终不宜有间。”这个为皇帝减负担、谋清闲的主意，没有被采纳。乾隆帝的诗：“御门折本待纶宣，例事亦为勤政先。了识安民在察吏，未能去慝且求贤。”便是以御门自夸勤政的。
清代御门大典的时间，起先是春夏季卯正、秋冬季辰初开始奏事。上朝的时刻，在康熙二十一年向后推迟，春夏改为辰初，秋冬改为辰正，仍是早朝。君、臣早朝，在封建时代里，是统治集团的重要的施政方式，而这却在宫门进行。“天子五门”，那重重大门不仅仅是用来显示威严的摆设；帝王御“门”，以君临天下，这设计，在制定《周礼》的时代已经存在了。
御门听政，“自同治初两后垂帘，此典遂废”。御门之典先于封建王朝的终结而废止了。
5.紫禁城的“禁”字
京师宫城称为紫禁城。“紫”，取诸紫微星之“紫”。《晋书·天文志上》：“紫宫垣十五星，其西蕃七，东蕃八，在北斗北，一曰紫微，大帝之坐也，天子之常居也”。望星空的人们，依据人间世事命名星辰天区，想象紫微垣是天上帝王所居的地方。
注释紫禁城的“禁”字，可借蔡邕《独断》之语：“禁中者，门户有禁，非侍卫者不得入，故曰禁中。孝元皇后父大司马阳平侯名禁，当时避之，故曰省中。”
皇帝居住的地方，“门户有禁”当是至关重要的事。《周礼·天官》载有王宫守门者的职责：“阍人：掌守王宫之中门之禁。丧服凶器不入宫，潜服贼器不入宫，奇服怪民不入宫。几内人、公器、宾客，无帅则畿其出入。以时启闭。凡外内命夫命妇出入，则为之辟。掌扫门庭。大祭祀、丧纪之事，设门燎，跸宫门庙门。凡宾客，亦如之。”阁人守卫宫门，执行门禁。丧服葬器不准擅自带进宫门，暗藏杀器、衣服内穿着销甲的人不可放入，擅自携器物出宫者也不放行，等等。阍人负责按时开关门，洒扫门庭，等等。阁人职责，最主要的是执行门禁，将不轨之徒拒之门外。
宫禁门前也设门棍。清代福格《听雨丛谈》卷十一：
禁门两傍，皆列朱棍二根，长三尺余，围圆六七寸，上圆下方，俗称榔头，清语曰穆克申。谨按天命五年六月，命树二木于门外，有欲诉者，书而悬之木，览其颠末而按问焉。然则此棍乃纳言之标，非御侮之械也。按禁门司启闭稽出入者，太和门用亲军营，顺贞门及内廷各门用内府护军营，紫禁城以内用上三旗护军营，皇城及外栅门用五旗护军营。各门列木棍处，俱有护军二人席地跌坐，虽王大臣出入，亦不起立，惟祝版、实录、玉牒百官望阙谢恩，则鸿胪预唱穆克申起立，然后兴起，其谨严之制如此。
这俗称“榔头”的朱红色门棍，据说具有纳言的意义，而实际上，更表示一种威慑。先于《听雨丛谈》，清嘉庆年间《国朝宫史续编》载“紫禁城门禁令”：“每门设红杖二，以护军二人更番轮执，坐门下，亲王以下经行，皆不起立。有不报名擅入者，挞之”。这种被称为“榔头”的红色棍杖，各门均有设置，是备以打人的——如有胆敢冒犯宫禁者，挞之。“榔头”下席地而坐的阍人大模大样的，遇亲王大臣出入仍旧坐着不动，只在一些礼仪场合，要经礼仪官唱“穆克申起立”，这才屁股高地站起身来。“谨严之制如此”，就在于他们是皇家的守门人，可以说，他们与二根红棍一同，是构成那个“禁”字里边的笔画。
白天里，把门者维护着那个“禁”字，到夜晚皇城诸门紧闭，宫门钥象征着那个“禁”。南朝梁《殷芸小说》：“晋成帝时，庾后临朝，南顿王宗为禁旅官，典管钥。诸庾数密表疏宗，宗骂云：‘是汝家门阁邪？’诸庾甚忿之，托党苏峻诛之。”皇帝年幼，庾太后临朝称制，诸庾恃势擅权。当时司马宗为禁卫军长官，“典管钥”——掌管紫禁城城门的启闭。诸庾要挤掉他，暗中上表进谗。司马宗得知，斥骂道：“这难道是你们庾家大门吗？”结果，司马宗还是被借故除掉了。“典管钥”，是宫禁要害。
皇宫的大门多，朝启夜闭，门钥的管理自然须有章可循，形成制度。清嘉庆十一年编成的《国朝宫史续编》卷四十八：
门钥之制：恭遇皇上乘舆出入，各门均启中门。每夕，景运门直宿司钥长率官军至后左门、后右门、中左门、中右门、左翼门、右翼门、太和门、昭德门、贞度门以次验视扃囗。午门，以隆宗门护军参领；东华门，以苍震门护军参领；西华门，以启祥门护军参瓴领；神武门，以吉祥门护军参领，分视扃囗华，各遣护军校纳钥于司钥长，受验诸门钥，汇贮于筐，复加扁钥。诘朝，各门校领钥以次启门，日以为常。
每到闭门锁扃时分，有关人员各司其职，负责锁闭指定的宫门，各门的钥匙要汇总一处，装入箱子，加上锁。严格的门钥规章，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紫禁城“禁”字的分量。
自然，门禁虽严，但所要禁而止之的只是通行，并非禁止出入。住在宫禁里的人要出出进进，住在宫外的官员也不免要入得门，去朝请。守门者凭什么决定放行与否，自然是入门的凭证。《史记·魏其武安侯传》：“太后除窦婴门籍，不得入朝请。”门籍，即进入宫门的证件。
进入宫禁，就需“通籍”。唐代人的《三辅黄图》注解说：“通籍，为记名于门，通出入禁门也。籍者，为二尺竹牒，记其年纪名字物色，悬宫门，案省相应，乃得入。”清代平步青《霞外捃屑·通籍》：
今人作文，每云通籍为某官，盖本谢跳《始出尚书省诗》“既通金闺籍，复酌琼筵醴”，注云：金闺，金马门也；籍者，为二尺竹牒，纪其年纪、名字、物色，悬之宫门，案省相应，乃得入也。李善此注，盖据《汉书·元帝纪》“令从官给事宫司马中者，得为大父母父母兄弟通籍”应助注也。金马门当作司马门，李注似误一字。《随团随笔》则云：汉制，司马一人守宫门，记公卿之年貌，号日门籍，以通其出入。太后除窦婴门籍，使之不得奉朝请。王嘉为郎，坐户殿门失阑免，不知何本。今无此制，似未可率用。然今制内外官引见，部院各堂官带领者，先以粉牌，俗称“绿头签”进御。签书某官、某姓名，背书年若干岁、某省某县人、由某出身、历某宫，一一开列，盖即古竹牒之遗。新进士亦然。
门籍有名，可进出宫门，这是一种身分的象征。由此，“通籍”被用来表示初入仕途，自然是容易理解的。平步青还言及清朝的门籍，俗称“绿头签”，正反两面写有不少内容。清《国朝宫史续编》载“紫禁城门禁令”，“凡三公、官员、执事人等，各有限制，不得擅行”。官员等“准由禁门行者，均将姓名及所隶旗分、佐领、内管领造册咨送登籍，于经由之门各置一通。工匠服役人等，则由该管衙门各给人烙印腰牌，书姓名、工作差役，持为出入符验”。
《明会典》载“入朝门禁”，洪武十一年规定，“朝参文武官给领牙牌，悬带出入。无牌者依律论罪，借者及借与者罪同”。成化年间，“文武大小官员入朝，跟随办事官吏人等照出午门例，于长安左右门承天门端门，各下小木牌进入，出则收回”。
请病假，要注门籍。明朝时，一京官为躲避赴楚之差，称病注门籍，结果误了官运前程。清《巢林笔谈》有记，并言“门籍者，京朝官例书名簿置长安门，有病则注明其下，免朝参，谓之注门籍”。据《明会典》，“患病若上系咳嗽等小疾于朝仪有碍者，量许注门籍五日；若病非旦夕可愈者，必须堂上官印信手本，开写明白”。皇宫的大门，不可随便进，也不可无故不进。
官员被停职，门上贴“注籍”。清代《广阳杂记》：“明时，群僚被劾者，自衙归私毛，则下轿帘以障之。于门揭‘注籍’二字，闭门以待命。”这“注籍”，当是由注门籍的形式变异而来。请假，为主动，需去长安门注门籍；停职是被动的，“注籍”贴在自家门上，带有闭门思过、听候发落的意思。
6．“勘箭”：天子进皇城大门的礼仪
有一个问题提出来了：帝王出宫入宫，是否可以完全凌驾于门禁制度之上呢？宫门卫士是不是可以验明真天子，再大开其门呢？
就有这么一种制度，叫勘契；另有一种礼仪性的制度：勘箭。
唐宋制度，开启殿门要核对鱼契，称为勘契。鱼契用檀木刻成鱼形，两相契合，一存宫中，一存门使处。鱼契相合时才开大门。这种勘验的信物，所以取鱼形，是因为在古人看来，鱼白天黑夜从不瞑目，——“门钥必以鱼”，钥匙要取鱼造型来寄托严谨门禁的意思，鱼契也有此含义在。
宋代沿袭唐朝制度。此外，还以箭代鱼，用在皇帝郊祀礼毕，回宫时的礼仪，称为“勘箭”。
北宋僧人文莹《玉壶清话》载，宋太祖赵匡胤郊祀，“大礼毕，銮格还至阙门，则行勘箭之仪”。《玉壶清话》又称《玉壶野史》，撰于元丰元年，距宋初虽已八、九十年，但所记仍不失为珍贵材料：
勘箭者，其箭以金铜为镞，长三寸，形若凿枘，其囗香檀木为之，长三尺，金镂饰其端，以绛罗泥金囊韬之，金吾仗掌焉。其镞以紫罗泥金囊贮之，驾前司掌焉。每大驾还，阖中扉，驻跸少俟，有司声云：“南来者何人？”驾前司告云：“大宋皇帝。”行大礼毕，礼仪使跪奏曰：“请行勘箭。”金吾司取其苛，驾前司取其族，两勘之。罢，即奏曰：“勘箭讫。”有司又声曰：“是不是？”赞喝者齐声曰：“是。”如是者三，方开扉分班起居迎驾。大铬方进，勘契者以香檀刻鱼形，金饰鳞鬣，别以香檀板为鱼形，坎而为范。其鱼则驾前司掌焉，其范则宫殿门司掌焉。銮舆过宫殿门，以鱼合范，然后开扉迎驾。其赞唱喝迎拜，一如勘箭之式。
箭镞、箭杆，一卯眼、一榫头，分别由驾前、金吾掌握。皇帝车驾到宫门，要掩门验证——勘箭，箭族和箭杆卯、榫相契，还要高声唱和，然后开宫门，侍立两侧，銮辂启动。勘箭仪式，在进皇城大门时举。进了宫，至殿门还有一番勘鱼仪式，《玉壶清话》也讲到了。
沈括《梦溪笔谈》说：“大驾卤簿中有勘箭，如古之勘契也。其牡谓之‘雄牡箭’，牝谓之‘辟仗箭’，本胡法也。熙宁中罢之。”宋神宗赵顼当皇帝第四年，有人上言请罢勘箭之礼。礼院查考论证，认为唐朝勘契验鱼符，“用之车驾所过宫殿城门，所以严至尊、备非常”；而勘箭“当是师行所用，施于宫庙，似非所宜，诚可废置”。于是，废止勘箭；这之后十三年，礼院上言废上勘契，说是扈从的仪仗前队已从门入，天子将至，却又关闭中门，这种礼仪不可取。还是那个神宗皇帝，又废除了勘契，鱼符也不必合对了。
7．牙门：“天子出，建大牙”
“天子五门”，为了体现至高无上的威势，要以巍峨宫门来壮脸面。
天子五门说的是帝王居。这以外，扬帝王威风，也还借助“门”。
《周礼·天官·掌舍》：“掌王之会同之舍，设囗囗再重，设军官辕门，为坛宫棘门，设旌门。无宫，则共人门。”囗囗即行马，又叫挡众。王者会诸侯之时，对于大门是很讲究的。临时设立的宫门前，要置双重的囗囗。用兵车相连做围墙，两车车辕相对做出入口，这就是辕门。平地起坛为宫舍，竖戟为门，叫棘门。以上条件都不具备时，“无宫，则共人门”，由一些身材高大者站立两旁，形成出入口，叫人门。
武士把门，夹道而立，“人门”同样可以铺张帝王的排场、张扬帝王的威风。这为后世所借鉴，衍生出所谓镇殿将军。宋代《事物纪原》“牙门”条引《宋朝会要》：古者，天子出，建大牙；今制，错彩为神人像，中道前后各一，左右道五门，门二旗，盖取周制“立旌表门”及“天子五门”之制。
沈括《梦溪笔谈》言及“殿门文武官”，也说：《周礼》“无宫，则供人门”，今谓之殿门文武官。极天下长人之选八人，上御前殿，则执钺立于紫宸门下；行幸则为紫闱门，行于饮马之前。又有衡门十人、队长一人，选诸武力绝伦者为之。上御后殿，则执挝东西对立于殿前，亦古之虎贡、人门之类。
有趣的是，传统民间年画中的门神，许多地方画的就是镇殿将军图案。
清代《啸亭续录》，清帝每岁秋猎，除行宫外，驻跸牙帐，称为御营。“中建帐殿御幄，缭以黄漆木城，建旌门，覆以黄幕。其外为纲城，正南暨东西各设一门，正南建正白，东建镶黄，西建正黄。护军旗各二，东西门侧三”。旌门，以旌旗示门。
8．“叩阍”击响登闻鼓
皇宫门前置登闻鼓，是封建社会的一种直诉形式。
宋代《事物纪原》：“昔尧置敢谏之鼓，即其始也。用下达上而施于朝，故曰登闻。”登闻鼓的首创之功是否该记在尧的名下，已无从详考。《周礼·夏官·大仆》：“建路鼓于大寝之门外，而掌其政，以待达穷者与遽令，闻鼓声，则速逆御仆与御庶子。”这宫门外的大鼓，与后来的登闻鼓制度虽不尽相同，但其中已见“登闻”之端倪，则是不假的。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讲洛阳宫阙，言及阙前登闻鼓：“今阙前水南道右，置登闻鼓以纳谏也。”也是着眼于臣民的进谏。
正史记载敲鼓申冤的事，最早为《晋书·卫灌传》。惠帝重臣卫囗冤死，其女儿给大保主簿刘繇等人写信，“于是繇等执黄幡，挝登闻鼓”，向皇帝直诉。
《隋书·刑法志》：“有枉屈县不理者，令以次经郡及州，至省仍不理，乃诣阙申诉。有所未惬，听挝登闻鼓，有司录状奏之。”
后来，封建王朝设专司此项事务的机构，就叫登闻鼓院。宋代吴曾《能改斋漫录》：
高承《事物纪原》著登闻鼓院之始，云《国朝会要》曰，鼓院旧日鼓司，景德四年五月九日，诏改为登闻鼓院。予案《资治通鉴》魏世祖悬登闻鼓，以达冤人。乃知登闻鼓其来甚久。第院之始，或起于本朝也。
南宋周密《齐东野语》录有登间鼓院事：
今登闻鼓院，初供职吏，具须知单状，称：“本院元管鼓一面，在东京宣德门外，被太学生陈东等击碎，不曾搬取前来。”
周密说这是件“可资捧腹”的事。因为，登闻鼓院没有登闻鼓，是不是形同虚设呢？登闻鼓曾有人去敲响它，以至被太学生击碎。然而，未能再置一面新鼓，对登闻鼓院说来，实在是具有讽刺意义的缺憾。
明代的几位皇帝重视登闻鼓，明朝开国的当年，就在皇宫午门外设置登闻鼓，“一御史日监之，非大冤及机密重情不得击，击即引奏”。后来，改置登间鼓于长安右门外，离午门稍远。但对鸣冤者来说，似乎反倒容易击得到鼓——这只是就空间处所而言；实际上，若要敲响登闻鼓，还须过了监鼓官员那一关，并非有冤便能敲鼓闻达于皇帝的。《明史·刑法志》记载了有关的几件事：
龙江卫吏有过，罚令书写，值母丧，乞守制，吏部尚书詹微不听，击鼓诉冤。太祖切责徽，使吏终丧。永乐元年，县令以赃戍，击鼓陈状。帝为下法司，其人言实受赃，年老昏聩所致，惟上哀悯。帝以其归诚，屈法宥之。宣德时，直登闻鼓给事林富言：“重国二十七人，以奸盗当决，击鼓诉冤，烦读不可宥。”帝曰：“登间鼓之设，正以达下情，何谓烦读？自后凡击鼓诉冤，阻遏者罪。”
第一件，击鼓之后，明太祖朱元璋亲自过问，责备吏部尚书詹微处置不当，满足了击鼓直诉者的请求。第二件，一个受赃的县令被发配戍边，击鼓陈状，既供认不讳，又以老眼昏花哀求宽恕怜悯。明成祖朱棣“以其归诚，屈法宥之”，给予了超越法律的宽大处理。第三件，宣德年间，二十七个重罪囚犯击鼓诉冤，有关官员认为他们烦扰朝廷，更加罪不可恕。明宣宗朱瞻基说：“设置登闻鼓的目的，正是为了下情上达，怎么能说这是烦扰朝廷？对于击鼓诉冤，从中阻遏，是罪过。”
仅就以上记载而论，明代的几个帝王，尚称明智，他们把登闻鼓做为“以达下情”的一种渠道；经他们过问的案子，结果也圆满。
到了清朝，国都里仍设登闻鼓。《清史稿·刑法志》载“叩阁”，方式之一：击登闻鼓。所记：“登闻鼓，顺治初立诸都察院。十三年，改设有长安门外。每日科道官一员轮值。后移入通政司，别置鼓厅。”右长安门在金水桥右侧，距天安门尚不算很远，但毕竟不是真正地在皇城门前“叩阍”。话又说回来，若那鼓真的摆在右长安门之内、皇宫大门之前，离平民百姓也就更远了——这讲的是心理距离。而实际上，右长安门也确如同是个关口。
“叩阍”的组词，挺妙。阍，宫门。叩，既有敲打之义，又有叩头拜见之义，用于“叩阍”，可谓字尽其用。架在宫门外的大鼓，鸣冤者去敲，也就如同在拍打皇帝的大门，是叩门；同时别忘了，伸冤屈，告御状，向着皇宫的大门，你敢不叩拜！
关于登闻鼓的历史，不可忽略它的早期形式——击石鸣冤。那石色赤，形状如肺，故名肺石。肺石设置于朝廷门外，民有不平，击石上达。《周礼·秋官·大司寇》：“以肺石达穷民，凡远近囗独老幼之欲有复于上，而其长弗达者，立于肺石，三日，士听其辞，以告于上而罪其长。”直到宋时，长安唐故宫门前还残存着旧时的肺石，写《梦溪笔谈》的沈括描述“其制如佛寺所击响石而甚大，可长八九尺，形如垂肺”。为什么取形如肺呢？“肺主声，声所以达其冤也。”
9．居中那个门洞
不管是居于宫里的人，还是居于宫外的人，出入哪个门，走哪个门洞，都不单是个行路问题。因为它受着封建等级观念的制约。
唐高宗李治要在宣政殿会百官及命妇，并设九部乐。太常博士袁利贞上谏言认为不合礼法，其中一条是“象阙路门，非倡优进御之所”。唐高宗采纳了。事见唐代刘肃《大唐新语》。
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载清宫秘闻，慈禧不喜欢同治帝后阿鲁特氏，一次有了借口，欲废掉她，便召惇亲王来说这事。惇亲王不买账，召对之际，竟对慈禧说：“欲废后，非由大清门入者不能废大清门入之人，奴才不敢奉命。”
这是“讥两后皆由妃正位”，说两个垂帘的太后是“非由大清门入者”，论身世名分还不如阿鲁特氏。平素颐指气使的慈禧，碰了这么个钉子，虽恼怒，却不便发作，休儿媳妇的图谋也落空了。进由哪门，即是名分，其分量之重已不必赘言了。
再说那居中的门洞。唐代长安城的正门明德门，与皇城正门朱雀门、宫城正门承天门同在中轴线上。明德门辟五门，正中者为天子驰道，供皇帝出入。《大金国志》记宣阳门“上有重楼，制度宏大，三门并立，中门常不开，唯车驾出入”。
北京天安门五门，午门三门。皇城的门楼，门洞概取奇数。门洞的规模，居中者大于两侧者。这便分出君臣尊卑。清朝嘉庆年间《国朝宫史续编》载，“遇皇上乘舆出入，各门均启中门”。居中的门洞是为皇帝预备的。“午门，为门三，文武官出入由左，其右门惟宗室王公得行之”。两侧的门也不是可以随意穿行的。
皇后之尊，是母仪天下的角色。可是，皇后从居中的门洞入宫，也不过一次而已，那是在帝后大婚之时。大婚迎娶皇后的“九凤金顶百子喜轿”，由大清门进入，经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内左门、乾清门，一路正门，在乾清宫前落轿。至于嫔妃，则由神武门迎接入宫。同是嫁给皇帝，后妃等级区分之森严，通过入由何门体现得鲜鲜明明。
做为特别的恩宠，科举高中的状元、榜眼、探花可以从居中的门洞走一走，自然仅此一回——进士殿试后，皇帝在太和殿召见，退出时，按依照“胪唱之制”：“礼部官承以云盘，十人前引，张黄盖，出太和门中门，一甲三名进士随出，诸进土左出昭德门，右出贞度门。”注明由太和门中门出，但只是前三名，其他人则要走两侧的门。中间门洞被渲染得如此尊贵，反映了中国古代为首者居中的礼仪传统。
门前的下马碑，又一景观。来到帝王大门口，乘轿者下轿，骑马者下马，这是规矩，冒犯不得的。《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武安已罢朝，出止车门”，止车门，皇宫的外门。百官上朝，至此停车，步行进宫。《晋书·石勒载记》：
勒宫殿及诸门始就，制法令甚严，讳胡尤峻。有醉胡乘马突入止车门，勒大怒，谓宫门小执法冯翥曰：“夫人君为令，尚望威行天下，况宫阙之间乎！向驰马入门为是何人，而不弹白邪？”翥惶惧忘讳，对曰：“向有醉胡乘马弛入，甚呵御之，而不可与语。”勒笑曰“胡人正自难与言。”恕而不罪。
羯人石勒自立为帝，要提高羯人的社会地位，严禁称“胡人”。石勒“宫殿及诸门始就，制法令甚严”。有羯人醉酒骑马闯入止车门，石勒见后大怒，责问守门官：宫阙之间，驰马入门，是什么人如此无王法？因那骑马者是羯人，《晋书》也就没了下文。封建社会虽然长达几千年，但这样犯门禁而不被治罪的例子，很少见。
显示帝王尊严，也为给臣子们提个醒，有牌碑立在那里。《明会典》说，“官员人等至皇城四门下马牌边横过俱下马”。下马牌即下马碑。昔日的下马碑，如今在北京故宫东华门外还能见到。据清《国朝宫史续编》，皇城四面设下马碑多处。“东华门，门下有下马牌石，紫禁城之东门也”；“西华门，门外有下马牌石，紫禁城之西门也”；再加上神武门，“门外有下马牌石，即紫禁城北门也”，这是东西北三面。南面为正门，下马碑也多。在都城正阳门内，处于中轴线上的大清门为皇城第一门，门前左右石狮，下马石牌各一。这是进入皇城的正面大门。天安门两侧的东西长街，东出为长安左门，西出为长安右门，“门外下马石牌各一，趋朝者由此出入”。天安门以里有端门，端门内，辟阙左门、阙右门，门外下马牌石各一。各个入口都把住了。这些下马碑也标示出皇城的大致范围。
门前下马是规矩，特准例外——不下马，便体现了一种礼遇。这种优待主要是给予年老者的，叫“赏朝马”。清俞樾《茶香室丛抄》：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云：“庆历初，吕许公在相位，以疾甚求罢，仁宗疑其辞疾，欲亲视之，乃使乘马至殿门，座椅子英王殿陛。”按此今制赏朝马之始。又今时赐朝马者率座椅子舆，观此如宋时亦已有之也。
清代阮葵生《茶余客话》记，大臣年六十五岁以上，可骑马入紫禁城者，先列名俱奏。准骑者由东华门入至箭亭下马，由西华门入至内务府总管衙门前下马。清王世祯《分甘余话侧记：“大内南书房在乾清门内西廊下，内直翰林官居之，其出入皆奉旨由某门侍卫某人导引伴送。壬戌后，特旨内直官许于禁中乘马至所出入之门”。
“赏朝马”，骑马入宫门，座椅子舆至殿陛，体现了皇帝对于中国尊老传统的态度，给满朝文武大臣们看，也是给天下百姓做样子的。
10．“玄武门之变”与“夺门之变”
唐朝都长安。长安唐宫最有名气的建筑，怕是要数玄武门了。玄武门，长安宫城北门。唐武德九年，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白热化。六月四日，李世民伏兵于玄武门，在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入宫时，杀了自己的兄和弟。
鲜血淋淋的一页历史在宫门前写就，史称“玄武门之变”。这是一次兵变。李世民收买了守卫玄武门的将领常何，——常何本是以李建成的心腹人物，来守这要害位置的。
新旧《唐书》的《太宗本纪》简略地记载此事。前者记，“太宗以兵入玄武门，杀太子建成及齐王元吉。高祖大惊，乃以太宗为皇太子。八月甲子，即皇帝位于东宫显德殿”。后者记，“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谋害太宗。六月四日，太宗率长孙无忌、慰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宇文士及、高士廉、侯君集、程知节、秦叔宝、段志玄、屈突通、张士贵等于玄武门诛之”。
被后世奉为门神的尉迟敬德和秦叔宝，在玄武门之变中，都为李世民抢夺皇位出力建功。特别是尉迟恭，事前进劝，劝说“犹豫未决”的李世民。起事前，带着李世民的佩刀，去召房玄龄、杜如晦到秦王府密谋，李世民授权：“观其无来心，可并斩其首持来”。
在整个事变中，尉迟敬德是最卖力气的打手，所谓“论功为第一”。对于玄武门发生的那场大厮杀，如果说，《太宗本纪》只以“诛”、“杀”一句带过的话；那么，新旧《唐书》的《尉迟敬德传》场面的描写，就反映出血腥味来：
隐太子死，敬德领骑七十趋玄武门，王马逸，坠林下，元吉将夺弓窘王，敬德驰叱之，元吉走，遂射杀之。宫、府兵屯玄武门，战不解，敬德持二首示之，乃去。时帝泛舟海池，王命敬德往侍，不解甲趋行在。帝惊曰：“今日之乱为谁？尔来何邪？”对曰：“秦王以太了、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陛下不安，遣臣宿卫。”帝意悦。于是南衙、北门兵与府兵尚杂斗，敬德请帝手书诏诸军听秦王节度，内外始定。
以上录自《新唐书》，较《旧唐书》的记载简短。先被斩杀的是太子李建成。尉迟敬德率骑兵七十骑，杀向玄武门。这期间，李世民坠马，险些遭齐王李元吉的毒手。幸亏尉迟敬德马到，一声怒喝，救了驾。元吉逃，被尉迟敬德追杀，中箭殒命。玄武门前展开激战，尉迟敬德以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血淋淋的首级示众，大有效果。尉迟敬德又披甲执矛去见高祖李渊，高祖大惊。此时，双方士兵仍在混战。尉迟敬德请高祖写了一道诏令，令诸军兵均要服从李世民的指挥，战事方才上息。
李世民选择玄武门伏兵，这里是出宫入宫的咽喉要道，他要斩杀的政敌兄弟经此入宫；同时，占据了玄武门，也就控制了李渊所居的唐宫。正因为此，李世民先夺皇位继承权，再逼李渊让位，靠玄武门成功的兵变，很快便君临天下了。
受到宫廷政变浓墨重彩的渲染，而醒目于史册的皇宫大门，这里再举明朝东华门的例子。
《明史》记天顺年间事，常见“夺门”字样。如，《英宗后纪》“论夺门迎复功”，“复论夺门功”；《孙镗传》“英宗复辟，以‘夺门’功封怀宁伯”；《石亨传》“部曲亲故窜名‘夺门’籍得官者四千余人”，事隔两年“议革‘夺门’功”，——还有《英宗后纪》：“石亨以罪罢。诸夺门冒功者许自首改正”。等等。
“夺门”成了功名，相关的事件史称“夺门之变”，也叫“南宫复辟”。明英宗先当了十四年皇帝，被宦官挟持亲征，做了北方瓦刺军的俘虏。后被放回，他的做了景泰帝的弟弟，把他软禁在东华门东南不远的小南城，名义上尊为“太上皇”，其实是囚犯般的处置。景泰帝很信任武将石亨，景泰八年正月，按惯例要祀天地于南郊，景泰帝病不能行，密召石亨代办其事。石亨见景泰帝病重，便与人密谋，迎太上皇英宗复位。夜间举事，英宗被囚的南宫宫门不开，硬是破门而入。随后，拥英宗取东华门而进宫，登上奉天殿。“夺门之变”后，明英亲又做了八年天顺皇帝。
“玄武门之变”与“夺门之变”是两个著名的史例。它们说明，封建皇帝的宫禁之门，不仅要防备可能揭竿造反的平民，防备拥兵自重的外姓官僚，还须要提防同姓的皇亲。宫门重重深似海，为安全设防，为心理设防。大门深几重，皇帝的宝座才稳，后妃的美梦才香。
“天子五门”所铺张的，不只是帝王的排场。
11．“黄门”“门下”
封建王朝的机构设置，其名出于皇宫之“门”的，“黄门”、“门下”是也。宋代《事物纪原》说：
门下侍郎，秦官。秦有黄门侍郎，历代不改，与侍中俱管门下众事。凡禁门责阔，故号黄门，其官给事于黄闼内，故云。唐天宝元年，改曰门下。《唐百官志》云二年也。
“禁门黄闼，故号黄门”，黄门，以门而代宫，本指宫禁。《汉书·霍光传》，武帝时霍光为奉车都尉，“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出入宫闼二十余年”。颜师古注：“宫中小门谓之闼。”这闼，漆染为黄色，称黄闼。仍来说霍光，其侍奉武帝二十余年，甚见亲信。汉武未年，“使黄门画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颜师古释此：“黄门之署，职任亲近，以供天子，百物在焉，故亦有画工”。黄门之署，是“职任亲近，以供天子”的机构。有机构设置便有办事者，秦汉有黄门侍郎官职，简称黄门郎。东汉设给事黄门侍郎，充任侍从，传达诏命。
晋朝始设门下省，其属官之一，即是给事黄门侍郎。门下省简称门下。纵观历代官署名目，可以说，“黄门”与“门下”所司事务，有一个两相重叠的范围，那就是为皇帝服务。到了唐代，改元的皇帝们，将“门下”、“黄门”改来改去，以至黄门省成了门下省的别称。《唐会要》卷五一十四：
武德初，因隋旧制，为门下省。龙朔二年二月四日，改为东台。咸亨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改为门下省。光宅元年九月，改为鸾台。神龙元年二月四日，改为门下省。开元元年十二月一日，改为黄门省；五年九月六日，仍改门下省。至今不改。
唐初高祖时，因循隋朝旧制，设门下省。唐高宗时先改称东台，后又恢复门下。武则天当政，改门下省为鸾台，直到这位女皇末年，又恢复称门下。唐明皇又改，《新唐书·玄宗纪》：“改中书省为紫徽省，门下省为黄门省”。此番易名，不但颇见色彩，而且在“黄门”与“门下”之间画了个等号。然而，看来还是“门下”好，只经过五年，又改回来。
门下省的长官门下侍郎，相当于秦汉时的黄门侍郎之称。据《唐会要》，咸亨元年改为黄门侍郎，垂拱元年改为鸾台侍郎，神龙元年复为黄门侍郎，天宝元年改为门下侍郎，乾元元年再改称黄门侍郎，大历二年复称门下侍郎。一次次为“侍郎”易名，改来改去，排除垂拱年那一次，不外乎是考虑冠以“黄门”还是“门下”。
将秦汉的黄门与后来的门下相比，隋唐的门下省更具有政务性质，唐代的谏议大夫隶属门下省，职掌侍从规谏；门下省还和中书省同掌机要，负责审查诏令、签署奏章。宋朝仍设门下省。宋代张氵昊《云谷杂记·门下》：“门下省掌管诏令，今诏制之首，必冠以门下二字，此制盖自唐已然。”
“黄门”也好，“门下”也罢，此间彼门，都是皇家的门。这些“门”，本是宫官机构，后来演变为朝官机构，成为朝廷的组织构件，成为中央政府的重要部门，影响着封建王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12．北门南牙和北门学土
“门下”之外，唐代又凭添“北门”文章。
宫城的平面布局，内廷居北，官衙设在宫城之南。由“玄武门之变”而改变了的唐朝帝王政治史，似乎给予宫城北门特别的关注。这关注可以归纳为文、武两方面。斥武力于太极宫北门，杀兄弟而登上皇位的太宗李世民，开始书写唐王朝的“北门”篇章。
刘肃《大语新语》卷二：“房玄龄与高士廉偕行，遇少府少监窦德素，问之曰：‘北门近来有何营造？’德素以间太宗。太宗谓玄龄、士廉曰：‘卿但知南衙事，我北门小小营造，何妨卿事？’”北门的土木工程，看来是太宗皇帝亲自筹划组织的“天字第一号工程”，并且，不高兴朝臣来过问。尽管魏征就此进谏，认为房玄龄应该问，唐太宗并未再固执己见，但“南衙”、“北门”之间的种种瓜葛奥秘，已于这个故事中透露出些许信息来。南衙、南牙，“衙”与“牙”通。唐太宗说，南衙别干涉北门事，其实并非仅指宫门营造。北门有学士，李世民时即已开始应召草制。
李世民之后，渐有“北门学士”之称，这些常从皇宫北门出入的学士，参与中央政府机构的运转，皇帝借此分“南衙”宰相之权，成功地耍了个小权术。《资治通鉴》记唐神龙年间事，有“北门南牙，同心协力”的话。同心协力，正是因为这本是需要拧成一股的两股力量。宋代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七：
唐翰林院在银台之北。乾封以后，刘衤韦之、元万顷之徒，时宣召草制其间，因名“北门学士”。今学士院在枢密院之后，腹背相倚，不可南向，故以其西廊西向，为院之正门；而后门北向，与集英相直，因榜曰“北门”。两省枢密院皆无后门，惟学士院有之。学士朝退入院，与禁中宣命往来，皆行北门，而正门行者无几。不特取其便事，亦以存故事也。
因为“北门学士”的故事，学士们走北门即后门，很少有人出入走正门，这不仅仅是为了路程的远近——学士与北门，讲的就是这个，直到唐以后的宋。
清朝再无此种特殊意义的“北门”。清代尤侗《民斋续说》卷八：“唐宋翰林院皆在禁中，故当直学士，朝夕视草，有时天子临幸，或召人饮宴……今翰林院在长安门外，虽得乘轿马入衙署，而其体则已疏矣。”讲的就是这种不同。然而，清代俞樾《茶香室丛抄》则指出：“今翰林院在东长安门外北向，犹存北门遗意。”翰林院坐落的地点，虽已不再宫内北门，而是设在皇宫之外，但它仍旧北向，算是保留了学士“北门”的一点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