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门的建筑
第二节门的建筑
1．门隧和双塾
最初的门（户），是一间房、一座屋的出入口，是房屋的结构部分。门的独立化，意谓门由建筑物的一部分独立出来，独自构成一座建筑物。“庑，门屋也”，这就是功能为出入口的建筑物。
自然，有了若干房屋聚合的院落，才会有院门；有了宫殿建筑群，方需设宫门；至于那些旨在宣扬某种名堂、实有点缀景观作用的牌坊，其作为门户的实用意义已微乎其微，不妨视为建筑业满足居住需求的余裕，视为建筑文化的精彩的“闲笔”。
作为门的建筑物，在很古的时代已经存在。河南惬师二里头发现的商代宫殿遗址，其建筑群中轴线南端存有大门遗迹。考古工作者绘制的复原图表明，这个大门为上有屋盖的穿堂门形式。门隧长6米。门隧即门道，《礼记》有“出入不当门隧”的话。门隧的长度，说明了这座门屋的进深。
二里头遗址，穿堂门两侧建有房屋，即所谓塾。
塾，《尔雅·释宫》：“门侧之堂谓之塾。”疏曰：“门侧之堂，夹门东西者，名塾。”《尚书·顾命》记周成王丧礼，祖庙里“先辂在左塾之前，次辂在右塾之前”。辂即车，分别停在大门的双塾前。
双塾相对，充实了门屋建筑的规模。门侧之堂为何称为塾呢？《三辅黄图》的解释挺有趣：“塾，门外舍也。臣来朝君至门外，当就舍，更熟详所应对之事。塾之言熟。”臣僚在门侧的塾屋里等候朝见君王，这等候，不是大眼瞪小眼地呆坐着，也非言无聊、道有趣的打发时间，而是要为面君做最后的准备——“熟详所应对之事”，预习得滚瓜烂熟。借这“熟”的音，大门两侧的房间得了“塾”的名称。
夹门而设的塾，写入中国古代教育史的重要一章——家塾、私塾。《礼记·学记》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早在先秦，塾就是最基层的普及教育的形式。汉代郑玄讲：“古者仕焉而已者，归教于闾里，朝夕坐于门，门侧之堂，谓之塾。”德高望重的长者坐在闾门之侧，传授知识。“家有塾”，原来本是巷首门旁的塾。“民在家之时，恒就教于塾，故云家有塾”，这是唐代孔颖达的解释。
塾设闾门之地，这里是一闾人家进进出出的公共活动空间，也是各间之间显示形象的“门脸”地带，既方便于就读，又是一种外向的形象展示——在塾施教，以塾为荣，体现了重视教育的优良民风。
塾，在以后的封建社会里仍称家塾，但其“家”，已非孔颖达所言的意义，因此又有私塾之称。
私塾依旧依傍着大门。北方的四合院，院门的东侧往往是家塾的所在。
2．邑门·闾门·坊门
华夏历史多“门”。邑门、里门、闾门、巷门、坊门……诸多名目，不同于宅门，有别于城门，是具有辖制住户和治安防盗作用的居住街区的出入口。
先说邑门。商、周时代“野以邑名”，乡野民居按邻里编户，围垣设门，构成邑。《周礼·地官》“九夫为井，四井为邑”，说明邑的建制以井田为基础。《汉书·食货志》说，春天督促耕者都到田间去，田中有庐，春夏可居；秋后农事歇闲，“冬则毕入干邑”，归于邑中居住。邑门两侧有塾，督促者就在那：“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这是一幅以广阔田野为背景的乡邑图，高墙围围着邑中房屋，邑门紧闭，待开门时，门左门石又是乡吏的岗位。
闾里之门。周武王伐纣灭商，大功告成，在经过商朝的一位贤德之人——商容的阀门时，周武王做出一种姿态，给天下人看。《尚书·武成》将此举记录下来：“式商容闾”。闾作为城市街区的基本单位，在商末周初已是闾门屹立了。按《周礼·地官》所记，小于闾的编户单位是比，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周礼·地官》还记载“五家为邻，五邻为里”。“闾”“里”均为二十五家，古人往往连用。《尔雅·释宫》释闾为里门，并说“闾，侣也，二十五家相群侣”。《三才图会》的间里图（图13），画出明代人心目中的闾里之门。
闾门里门的故事散见于古籍中。《诗经·将仲于》“无囗我里”，可以由里门而入，不要翻墙而进。《史记·万石君传》“入里门，趋至家”，顺序是：先进里门，再进家门。万石君的小儿子石庆“入外门不下车”，可见里门的规模不小。司马迁为之立传的丽D食其、张耳、陈徐都曾“为里门监”，干守门的差事混饭吃。《汉书·于定国传》记，于定国的父亲于公，听讼断案，享有盛名。一次，闾门坏了，闾里父老一同商议重修。于公说：“少高大闾门，令容驷马高盖车。我治狱多阴德，未尝有所冤，子孙必有兴者。”后来，于定国当上丞相，于定国的儿子做了御史大夫，封侯传世。能通过驷马高盖车，也真是高门大闾了。
坊门。闾里之制沿袭至东汉末年，曹操规划建设邺城，开始实行城坊之制。邺城中一条横贯东西的大道，路北为宫城、禁苑及贵族居住区。大道以南，纵横交叉的道路状如棋盘，被道路分隔成方形的居民区，称为坊。坊有围墙，开坊门以爱出入。唐代长安，除宫城外，城区分割为108个里坊。坊以土墙封闭。较大的坊，四面各开一门，坊内辟十字街，通达四门。小一些的坊则修一条横街，通联东、西两个坊门。
3．南门
有说“神农作市”，又有说“祝融作市”。不管将“日中为市”的首创权挂在哪位上古神话人物名下，交易之市的出现当是很悠远的事。
古代城中有市，市的出入口设门。市门前一块空地，形成公共活动空间。货物集散，信息也在这里集散，统治者很懂得利用这一场合。居延汉简保留下这样一段史料：“五月甲戌，居延都尉德博，丞岂兼行丞事，大庾城食用者，书到令相丞侯尉，明白大扁书市里门亭显见。”陈直《居延汉简解要》释，所谓大扁书者，谓大如扁额，类似于后代张贴街衢之告示。根据汉简所记，可知这种告示借市门和里门来广而告之。
利用市门，作为大众传播的场合，还有更为著名的例子。比如，在秦国，市门悬赏以搞名堂，似乎形成传统。商鞅变法，欲取信于民，便在市的南门立一棵三丈之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没人敢动，又将赏金增五倍。终有一出头者，搬木头，得赏金。大约百年后，秦国的吕不书指使门客编写《吕氏春秋》，书成，公布于市门，悬千金其上，声言有能增损一字者，赏。这回没有“出头鸟”。东汉的高诱评论此事，书不是不能改，只是畏惧吕不韦的权势，无人敢。
这两个典故都记录在《史记》里。它们的场景，是古代都城城池的巾肆之门。
市门题字，字写在公共场所，也可以如当众宣誓一般。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司马相如初入氏安，题市门曰：“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这就是将自己的豪言壮语向公众发表出来。
战国《韩非子·内储说上》中有个故事，讲到官员派人前去了解市中情况，特别涉及市门：
商太字使少庶子之市，顾反而问之曰：“何见于市？”对曰：“无见也。”太宰曰：“虽然，何见也？”对曰：“市南门之外，甚众牛车，仅可以行耳。”太宰……因召市吏而消之曰：“市门之外，何多牛屎？”市吏甚怪太辛知之疾，乃惊惧其所也。
这故事，反映了先秦时代城里设市，市置市门的情况。那市不上一个门，故有市南门之说。畜力车大约是禁止进门入市的，所以南市门前有很多牛车。太宰由此推断市门前会有许多牛屎，并召来市吏责问。推断是对的，市吏一下子被太宰的明察所慑服。这又说明，守在市门口的市吏，除了负责征税、治安等事宜，还对门前卫生负有责任。《吕氏春秋·仲夏纪》“门闾无闭，关市无索”，无索则讲的是不征税。
东魏初钱币混乱，“盗铸弥众”，“轻滥尤多”，进入流通的铜钱往往分量不足。《魏书·食货志》记，武定六年，“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镇郡县之市，各置二称，悬于市门，私民所用之称，毕准市称以定轻重。凡有私铸，悉不禁断，但重五铢，然后听用。”市门悬着衡器，以它为标准，就像如今市场上所见的公平秤。
4．阙：当途高——三国魏
帝王宫门立双阙，中国古代皇家建筑这一传统平面布局，凝固为一个同：宫阙。这词用来称谓庞大的皇城建筑群，也指代朝廷。“阙”，在一‘定的语言环境甚至可以独自概括那一切。因此，怒发冲冠的岳飞，吟《满江红》：“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清代费密《荒书》，讲明末张献忠的农民军转战四川：“贼张献忠僭位，改贼国，曰大西，贼元为大顺，以蜀王府为贼阙。”通篇以“贼”蔑称，张献忠的宫殿被叫做“贼阙”。
阙的建立，初见于春秋时代。《尔雅·释宫》：“观谓之阙。”《古今注》说：“古每门树两观于其门，所以标表宫门也。其上可居，登之则可远观，故谓之观。”阙用来“标表宫门”，具有等级符号的意义，如汉代班固《虎通义》所言：
门必有阙者何？阙者，所以释门，别尊卑也。
屹立于宫前的双阙，以其巍巍，显示帝王气派。它还是国君颁布政令的地方。《史记·商君列传》载，商鞅变法图强，筑冀阙是举措之一。唐代司马贞释：“冀，记也。出列教令，当记于此门阙。”近年，考古工作者在咸阳找到商鞅变法时所筑冀阙基址。其两阙相距400米。发掘西阙所获资料，使今人得以勾勒当年的壮观——秦冀阙为上下三层的建筑物，底层有七室之阔，正所谓“其上可居，登之则可远观”。
至汉代，阙已非宫门专有，词庙、庭院都有建阙的例子，但它仍是或庄严或权势的象征，寒门小户是立不得的。
成都出士的汉代画像砖（图14），画面是阙。高高两阙之间，以大门的檐罩相连。这是汉阙的形式之一，即门、阙合一的阙。
另一形式为各自独立不相连的双阙，成对地立于大门之前。山东沂南县汉墓石刻（图15），表现了庭院门外立双阙的情景。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对汉代宫殿之阙多有涉及：“《关中记》曰，建章宫圆阙，临北道，有金风在阙上，高丈余，故号凤阙也。”阙上饰以铜凤，让人想到成都汉画像砖的门阙图案，连阙正中画有一凤凰。古时歌谣：“长安城西有双阙，上有双铜雀，一鸣五谷成，再鸣五谷熟。”铜雀即阙上金凤。郦道元写到未央宫：刘邦“令萧何成未央宫，何斩龙首山而营之。……山即基，阙不假筑，高出长安城，北有玄武阙，即北阙也；东有苍龙阙，阙内有闾阖、止车诸门。”阙借山势，雄伟气象，令人仰望。
从东汉元初五年（118年）起的五六年间，河南登封建造了三座石阙，即太室阙、少室阙、启母阙，均为庙前神道阙，并称“嵩山三阙”。三对石阙屹立至今，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太室阙上的狩猎、出行浮雕，少室阙的马戏、蹴鞠浮雕，留下汉代生活的宝贵史料。启母阙建于当年的启母庙前，阙上刻有小篆铭文，记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阙上浮雕也可寻到大禹故事的画面。
陵墓前的神道阙，左右相对，中间为神道，形成入口处，在平面布局上具有门的意义。四川雅安高颐墓阙，建于东汉建安年间，其浮雕精美，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
阙的形象，还见诸汉代图形印。上海博物馆的两枚藏品，分别被名为“宫阙”、“阙门瑞鸟人物”（图16），在很小的面积里，表现了大门和门前双阙。图案虽然简约，却能使人体味门、阙布局的层次感。
门之阙以其巍巍，又叫魏阙。古代“魏”通“巍”。东汉高诱注《淮南子》：“魏阙，王者门外，阙所以县（悬）教象之书于象魏也。巍巍高大，故曰魏阙。”门阙的名称含“魏”，取义于“巍巍高大”。由“魏阙”、“魏观”而“象魏”，以至于“象阙”，阙有了这些别名。
阙之“魏”，毕竟与魏晋之“魏”用了同字，古人因此编造出有关曹魏的故事。晋代王嘉《拾遗记》载：
太山下有连理文石，高十二丈，状如柏树，其文彪发，似人雕镂，自下及上皆合，而中开广六尺，望若真树也。父老云：“当秦末，二石相去百余步，芜没无有溪径。及魏帝之始，稍觉相近，如双阙。”
《拾遗记》说这是魏时帝时期的事。明帝为曹丕之子，魏朝第二帝。王嘉讲“众祥致应”，黄麟、神草之外，提到泰山巨石如阙。并借父老之口神乎其词，本来相隔百步的两岩石，逢曹氏称帝而渐渐靠拢，移动成阙。言虽在阙，而意却在“魏”，将其说成魏当代汉的征兆。
阙——魏的文章不只如上。袁术字公路，《后汉书·袁术传》记，拥兵自重的袁术曾见谶书有“代汉当途高”之说，以为自己“名字应之”。其实，“当途高”说的是阙，由阙而及魏，人们是在为曹魏代汉编谜语，并无袁术的事。晋代人给《三国志·魏·文帝纪》注解，讲得明白：
白马令李云上事曰：“许昌气见于当造高，当途高者当昌于许。”当途高者，魏也；象魏者，两观阙是也；当道而高大者魏。魏当代汉。
阙门高大，“阙然为道”，正所谓当途。由此，阙派生了暗指曹魏的隐语“当途高”。这不妨视为古代门文化一段有趣的小插曲。
这类故事在晋时重又上演。《晋书·王沈传》载，王沈字处道，其子王浚以“处道”即为“当途高”，视为“应王者之谶”，而谋僭号称尊，结果下场不佳。
《南史·何尚之传》将正郊丘、铸九鼎、树双阙并论，可见“当途高”的影响：
世传晋室欲立阙，王指牛头山云，“此天阙也”。是则未明立阙之意。阙者谓之象魏，悬法于其上，浃日而收之。象者法也，魏者当途而高大貌也。
山形虽似阙，却不能代替立阙的象征意义。以上是何胤的话。
5．牌坊又称牌楼
保存至今的古代牌坊，人们可在曲阜孔庙看到，可在北京明十三陵见到，可在安徽歙县看到——那里棠樾村明清时的牌坊群闻名遐迩。在一些园林、庙宇以及衙署和词堂的旧址，也常建有牌坊。
上了年纪的北京人还记得，北京曾是个多牌坊的城市。街面上，前门牌坊、民安街牌坊、西交民巷牌坊、孔庙成贤街牌坊、交道口育贤坊……或横跨于通衢，或雄踞于巷口，点缀着景观。尽管许多牌坊已不复存在，但燕京地名中仍有它们袅袅的余音，如：东四——东四牌楼，西四——西四牌楼，东单一东单牌楼……或许正因为此，继《钟鼓楼》之后。作家刘心武另一部反映京华生活的小说取名《四牌楼》。
日本版画集《唐上名胜图会》，刊刻于1802年，时当清朝嘉庆年间。书中可见日本人笔下有四牌楼（图17）。
牌坊也叫牌坊门，又称牌楼。称“楼”，是着眼于造型华美的飞檐瓦顶。那顶盖面积虽人大，却缩龙成寸地，采用了中同古代宫廷建筑的屋顶样式，如庑殿顶、歇山顶、悬山顶等。这些瓦顶，工匠们称之为“楼”。例如，术语“三间四柱三楼”，是说四根立柱将横面分隔成三间，三楼即三个瓦顶。以用料而言，常见的牌坊有木牌坊、石牌坊、琉璃牌坊等。
关于牌坊的起源，一些古建筑学家曾论及。梁思成《敦煌壁画中所见的中国古代建筑》，以敦煌北魏诸窟中的阙形壁龛为论据，提出北魏时的连阙——两阙间架有屋檐的阙，是阙演变为牌楼的过渡样式，连阙“之发展，就成为后世的牌楼”。刘敦桢《牌坊算例》则将“坊”字作为线索，认为此字“关系最切”。唐代建城，城坊制已相当成熟。坊设门，坊门是牌坊的直接来源。牌坊之“牌”，大约与当初坊门上榜书坊名有关，还同坊门下悬牌旌表贤能的古俗有关。
周武王表商容之闾，不少古籍这样记。何谓表闾？有一说是刻石，即将表彰功德的刻石立在闾门前。其实，“表”本为外加上衣的意思。闾门高高，有住有额，其上正好做文章。或漆或染，或裹或罩，或悬挂或高挑，一句话，另外加上表彰的标志，恰恰是引人注目的“表闾”形式。里闾之门得到美化，门内有引以自豪者，门外有投以羡慕者，真是一人贤德，里闾增辉。不排斥勒石门前，但在门本身做文章效果已是绝佳。可以说，这“表闾”——借助于阀门的一种表彰形式，开了牌坊的先河。现存宋代石刻《平江图》拓本，标出平江城内牌坊类建筑57处，分布在各街口。立两柱，中间以额枋相连，额仿书坊名，“大云坊”、“武状元坊”，等等。立于街口，巳书坊名，说明这是些坊门建筑。其额枋之上斗拱相叠，斗拱上覆以有檐有脊的瓦顶，已如今天见到的牌坊。
需要一提的是，像“武状元坊”的坊名，很可能即是“表闾”的产物。此坊出了个武状元，全坊居民跟着沾光荣耀，这荣耀被榜书在坊门之上，并沿用为坊名。
汉的闾门，唐的坊门，大多为木结构。“表闾”既是荣耀，为使那光荣的标志长存，便用砖石修门，将表彰的词句刻在砖上石上。这就更接近于现存的牌坊。
借助于闾门和坊门的表彰，逐渐形成格式，于是，这格式本身就不再依赖于坊门。为表彰，专立“门”，它不必具备门禁功能。它可以雕饰华丽，但它的功用不过是托起写着歌功颂德或宣扬教化字句的“牌”。社会需要为状元、为节孝、为显贵的官员、为一方的英雄“表闾”，就随处立它——这便是牌坊。
古代牌坊享有盛名的地方，首推安徽歙县。明朝大臣许国建造的石牌坊，四面各一牌楼，结合为一体，平面呈“口”字形。这座仿木结构的石坊，石料厚重，雕饰精美，巨龙飞腾、瑞鹤翔云、鱼跃龙门、麟戏彩球、凤穿牡丹等图案，既是祈祥的吉语，又不妨视为春风得意的标榜，包含着丰富的文化符号。牌楼上镌“恩荣”、“先学后臣”、“上台元老”、“大学士”、“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许国”等字样，可谓光耀“门楣”。六对石狮倚柱而立，更为许国牌坊增典雅。
歙县城西棠樾村的牌坊群，两座建于明代，五座建于清代，接踵排开，列为“忠”、“孝”、“节”、“义”的顺序。其中义字牌坊，上题“圣旨”、“乐善好施”。相传，清代先有忠、孝、节二座牌坊在前，朝廷赐建的。世代官商的豪绅鲍漱芳想再凑上一座“义”。乾隆皇帝答应了，同时提出颇为“义”的条件——要鲍漱芳为朝廷修筑八百里河堤，发放三个省的军饷。鲍家的一番“乐善好施”，龙颜大悦，赐建了义字牌坊。
在我们这个有着尊老传统的国度，牌坊又被用为这方面的标志，即古代的百岁人瑞坊。据高成鸢《中国的尊老文化》一书考证，对百岁老人进行旌表的较早的记载，见于《宋史·郎简传》。郎简为官有实绩，致仕后向人们施医合药。他89岁无疾而终，朝廷表彰他，“榜其里门曰德寿坊”，这是借其所居的里闾之门，表彰他的德寿。到了明代，曾当过知府的林春泽，活了104岁，获得“人瑞”称号，还建了牌坊。他写有《谢建百岁坊》诗，收录在《古今图书集成》：“擎天华表三山壮，醉日桑榆百岁红。愿借末光垂晚照，康衢朝暮颂华封。”这当是一座四柱三间的牌楼，立在通衢大道上。《清乾通典》载，康熙四十二年明文颁布：“百岁老民给与‘升平人瑞’匾额，并给银建坊。节妇寿至百岁者，给与‘贞寿之门’匾额，仍给建坊银两。”百岁老民，不论身分，“人瑞坊”的这一原则，对中国古代的尊老传统，做了一个平民化的注脚。
牌坊的形式，还用于庆典临时性建筑。清康熙三十二年，皇帝六旬庆典时，北京神武门到畅春园，沿途搭起数不清的过街彩坊，是各地前来祝寿所设。牌坊必备的题额这一形式，被用来书写那些歌功颂德、渲染喜庆的同组。康熙帝由畅春园一路行，不时有彩坊呈献漂亮词句，或“寿齐大地”、“万年有道”，或“民和年丰”、“日华云灿”，或“圣寿同大”，或“四海升平”，或是：“厚德无疆”、“风动时雍”、“万邦维庆”、“羲轩风景”、“德洋恩博”、“华诸神光”、“万年连景”、“九州向化”、“圣德光华”、“皇仁浩荡”、“庆洽无疆”、“物被仁风”；有的彩坊两相对应，用句也就追求对偶，或“***同春”、“万年一统”，或“舜日光华”、“尧天浩荡”，或“瑞叶青阳”、“增辉紫极”，或“鸾翔凤翥”、“回升月恒”，或“多上嵩呼”、“老人华祝”，其它有“力年玉历、“三祝华封”，“道超几圣”、“德覆万方”，“金轮现采”、“宝历呈祥”，“大地山呼”、“钓天雅奏”，“四海腾欢”、“六符御极”，“八方寿域”、“一气鸿钓”，等等。将彩坊营造喜庆气氛的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此事见清代方氵睿溶帅《焦轩续录》。
1．门隧和双塾
最初的门（户），是一间房、一座屋的出入口，是房屋的结构部分。门的独立化，意谓门由建筑物的一部分独立出来，独自构成一座建筑物。“庑，门屋也”，这就是功能为出入口的建筑物。
自然，有了若干房屋聚合的院落，才会有院门；有了宫殿建筑群，方需设宫门；至于那些旨在宣扬某种名堂、实有点缀景观作用的牌坊，其作为门户的实用意义已微乎其微，不妨视为建筑业满足居住需求的余裕，视为建筑文化的精彩的“闲笔”。
作为门的建筑物，在很古的时代已经存在。河南惬师二里头发现的商代宫殿遗址，其建筑群中轴线南端存有大门遗迹。考古工作者绘制的复原图表明，这个大门为上有屋盖的穿堂门形式。门隧长6米。门隧即门道，《礼记》有“出入不当门隧”的话。门隧的长度，说明了这座门屋的进深。
二里头遗址，穿堂门两侧建有房屋，即所谓塾。
塾，《尔雅·释宫》：“门侧之堂谓之塾。”疏曰：“门侧之堂，夹门东西者，名塾。”《尚书·顾命》记周成王丧礼，祖庙里“先辂在左塾之前，次辂在右塾之前”。辂即车，分别停在大门的双塾前。
双塾相对，充实了门屋建筑的规模。门侧之堂为何称为塾呢？《三辅黄图》的解释挺有趣：“塾，门外舍也。臣来朝君至门外，当就舍，更熟详所应对之事。塾之言熟。”臣僚在门侧的塾屋里等候朝见君王，这等候，不是大眼瞪小眼地呆坐着，也非言无聊、道有趣的打发时间，而是要为面君做最后的准备——“熟详所应对之事”，预习得滚瓜烂熟。借这“熟”的音，大门两侧的房间得了“塾”的名称。
夹门而设的塾，写入中国古代教育史的重要一章——家塾、私塾。《礼记·学记》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早在先秦，塾就是最基层的普及教育的形式。汉代郑玄讲：“古者仕焉而已者，归教于闾里，朝夕坐于门，门侧之堂，谓之塾。”德高望重的长者坐在闾门之侧，传授知识。“家有塾”，原来本是巷首门旁的塾。“民在家之时，恒就教于塾，故云家有塾”，这是唐代孔颖达的解释。
塾设闾门之地，这里是一闾人家进进出出的公共活动空间，也是各间之间显示形象的“门脸”地带，既方便于就读，又是一种外向的形象展示——在塾施教，以塾为荣，体现了重视教育的优良民风。
塾，在以后的封建社会里仍称家塾，但其“家”，已非孔颖达所言的意义，因此又有私塾之称。
私塾依旧依傍着大门。北方的四合院，院门的东侧往往是家塾的所在。
2．邑门·闾门·坊门
华夏历史多“门”。邑门、里门、闾门、巷门、坊门……诸多名目，不同于宅门，有别于城门，是具有辖制住户和治安防盗作用的居住街区的出入口。
先说邑门。商、周时代“野以邑名”，乡野民居按邻里编户，围垣设门，构成邑。《周礼·地官》“九夫为井，四井为邑”，说明邑的建制以井田为基础。《汉书·食货志》说，春天督促耕者都到田间去，田中有庐，春夏可居；秋后农事歇闲，“冬则毕入干邑”，归于邑中居住。邑门两侧有塾，督促者就在那：“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这是一幅以广阔田野为背景的乡邑图，高墙围围着邑中房屋，邑门紧闭，待开门时，门左门石又是乡吏的岗位。
闾里之门。周武王伐纣灭商，大功告成，在经过商朝的一位贤德之人——商容的阀门时，周武王做出一种姿态，给天下人看。《尚书·武成》将此举记录下来：“式商容闾”。闾作为城市街区的基本单位，在商末周初已是闾门屹立了。按《周礼·地官》所记，小于闾的编户单位是比，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周礼·地官》还记载“五家为邻，五邻为里”。“闾”“里”均为二十五家，古人往往连用。《尔雅·释宫》释闾为里门，并说“闾，侣也，二十五家相群侣”。《三才图会》的间里图（图13），画出明代人心目中的闾里之门。
闾门里门的故事散见于古籍中。《诗经·将仲于》“无囗我里”，可以由里门而入，不要翻墙而进。《史记·万石君传》“入里门，趋至家”，顺序是：先进里门，再进家门。万石君的小儿子石庆“入外门不下车”，可见里门的规模不小。司马迁为之立传的丽D食其、张耳、陈徐都曾“为里门监”，干守门的差事混饭吃。《汉书·于定国传》记，于定国的父亲于公，听讼断案，享有盛名。一次，闾门坏了，闾里父老一同商议重修。于公说：“少高大闾门，令容驷马高盖车。我治狱多阴德，未尝有所冤，子孙必有兴者。”后来，于定国当上丞相，于定国的儿子做了御史大夫，封侯传世。能通过驷马高盖车，也真是高门大闾了。
坊门。闾里之制沿袭至东汉末年，曹操规划建设邺城，开始实行城坊之制。邺城中一条横贯东西的大道，路北为宫城、禁苑及贵族居住区。大道以南，纵横交叉的道路状如棋盘，被道路分隔成方形的居民区，称为坊。坊有围墙，开坊门以爱出入。唐代长安，除宫城外，城区分割为108个里坊。坊以土墙封闭。较大的坊，四面各开一门，坊内辟十字街，通达四门。小一些的坊则修一条横街，通联东、西两个坊门。
3．南门
有说“神农作市”，又有说“祝融作市”。不管将“日中为市”的首创权挂在哪位上古神话人物名下，交易之市的出现当是很悠远的事。
古代城中有市，市的出入口设门。市门前一块空地，形成公共活动空间。货物集散，信息也在这里集散，统治者很懂得利用这一场合。居延汉简保留下这样一段史料：“五月甲戌，居延都尉德博，丞岂兼行丞事，大庾城食用者，书到令相丞侯尉，明白大扁书市里门亭显见。”陈直《居延汉简解要》释，所谓大扁书者，谓大如扁额，类似于后代张贴街衢之告示。根据汉简所记，可知这种告示借市门和里门来广而告之。
利用市门，作为大众传播的场合，还有更为著名的例子。比如，在秦国，市门悬赏以搞名堂，似乎形成传统。商鞅变法，欲取信于民，便在市的南门立一棵三丈之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没人敢动，又将赏金增五倍。终有一出头者，搬木头，得赏金。大约百年后，秦国的吕不书指使门客编写《吕氏春秋》，书成，公布于市门，悬千金其上，声言有能增损一字者，赏。这回没有“出头鸟”。东汉的高诱评论此事，书不是不能改，只是畏惧吕不韦的权势，无人敢。
这两个典故都记录在《史记》里。它们的场景，是古代都城城池的巾肆之门。
市门题字，字写在公共场所，也可以如当众宣誓一般。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司马相如初入氏安，题市门曰：“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这就是将自己的豪言壮语向公众发表出来。
战国《韩非子·内储说上》中有个故事，讲到官员派人前去了解市中情况，特别涉及市门：
商太字使少庶子之市，顾反而问之曰：“何见于市？”对曰：“无见也。”太宰曰：“虽然，何见也？”对曰：“市南门之外，甚众牛车，仅可以行耳。”太宰……因召市吏而消之曰：“市门之外，何多牛屎？”市吏甚怪太辛知之疾，乃惊惧其所也。
这故事，反映了先秦时代城里设市，市置市门的情况。那市不上一个门，故有市南门之说。畜力车大约是禁止进门入市的，所以南市门前有很多牛车。太宰由此推断市门前会有许多牛屎，并召来市吏责问。推断是对的，市吏一下子被太宰的明察所慑服。这又说明，守在市门口的市吏，除了负责征税、治安等事宜，还对门前卫生负有责任。《吕氏春秋·仲夏纪》“门闾无闭，关市无索”，无索则讲的是不征税。
东魏初钱币混乱，“盗铸弥众”，“轻滥尤多”，进入流通的铜钱往往分量不足。《魏书·食货志》记，武定六年，“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镇郡县之市，各置二称，悬于市门，私民所用之称，毕准市称以定轻重。凡有私铸，悉不禁断，但重五铢，然后听用。”市门悬着衡器，以它为标准，就像如今市场上所见的公平秤。
4．阙：当途高——三国魏
帝王宫门立双阙，中国古代皇家建筑这一传统平面布局，凝固为一个同：宫阙。这词用来称谓庞大的皇城建筑群，也指代朝廷。“阙”，在一‘定的语言环境甚至可以独自概括那一切。因此，怒发冲冠的岳飞，吟《满江红》：“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清代费密《荒书》，讲明末张献忠的农民军转战四川：“贼张献忠僭位，改贼国，曰大西，贼元为大顺，以蜀王府为贼阙。”通篇以“贼”蔑称，张献忠的宫殿被叫做“贼阙”。
阙的建立，初见于春秋时代。《尔雅·释宫》：“观谓之阙。”《古今注》说：“古每门树两观于其门，所以标表宫门也。其上可居，登之则可远观，故谓之观。”阙用来“标表宫门”，具有等级符号的意义，如汉代班固《虎通义》所言：
门必有阙者何？阙者，所以释门，别尊卑也。
屹立于宫前的双阙，以其巍巍，显示帝王气派。它还是国君颁布政令的地方。《史记·商君列传》载，商鞅变法图强，筑冀阙是举措之一。唐代司马贞释：“冀，记也。出列教令，当记于此门阙。”近年，考古工作者在咸阳找到商鞅变法时所筑冀阙基址。其两阙相距400米。发掘西阙所获资料，使今人得以勾勒当年的壮观——秦冀阙为上下三层的建筑物，底层有七室之阔，正所谓“其上可居，登之则可远观”。
至汉代，阙已非宫门专有，词庙、庭院都有建阙的例子，但它仍是或庄严或权势的象征，寒门小户是立不得的。
成都出士的汉代画像砖（图14），画面是阙。高高两阙之间，以大门的檐罩相连。这是汉阙的形式之一，即门、阙合一的阙。
另一形式为各自独立不相连的双阙，成对地立于大门之前。山东沂南县汉墓石刻（图15），表现了庭院门外立双阙的情景。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对汉代宫殿之阙多有涉及：“《关中记》曰，建章宫圆阙，临北道，有金风在阙上，高丈余，故号凤阙也。”阙上饰以铜凤，让人想到成都汉画像砖的门阙图案，连阙正中画有一凤凰。古时歌谣：“长安城西有双阙，上有双铜雀，一鸣五谷成，再鸣五谷熟。”铜雀即阙上金凤。郦道元写到未央宫：刘邦“令萧何成未央宫，何斩龙首山而营之。……山即基，阙不假筑，高出长安城，北有玄武阙，即北阙也；东有苍龙阙，阙内有闾阖、止车诸门。”阙借山势，雄伟气象，令人仰望。
从东汉元初五年（118年）起的五六年间，河南登封建造了三座石阙，即太室阙、少室阙、启母阙，均为庙前神道阙，并称“嵩山三阙”。三对石阙屹立至今，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太室阙上的狩猎、出行浮雕，少室阙的马戏、蹴鞠浮雕，留下汉代生活的宝贵史料。启母阙建于当年的启母庙前，阙上刻有小篆铭文，记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阙上浮雕也可寻到大禹故事的画面。
陵墓前的神道阙，左右相对，中间为神道，形成入口处，在平面布局上具有门的意义。四川雅安高颐墓阙，建于东汉建安年间，其浮雕精美，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
阙的形象，还见诸汉代图形印。上海博物馆的两枚藏品，分别被名为“宫阙”、“阙门瑞鸟人物”（图16），在很小的面积里，表现了大门和门前双阙。图案虽然简约，却能使人体味门、阙布局的层次感。
门之阙以其巍巍，又叫魏阙。古代“魏”通“巍”。东汉高诱注《淮南子》：“魏阙，王者门外，阙所以县（悬）教象之书于象魏也。巍巍高大，故曰魏阙。”门阙的名称含“魏”，取义于“巍巍高大”。由“魏阙”、“魏观”而“象魏”，以至于“象阙”，阙有了这些别名。
阙之“魏”，毕竟与魏晋之“魏”用了同字，古人因此编造出有关曹魏的故事。晋代王嘉《拾遗记》载：
太山下有连理文石，高十二丈，状如柏树，其文彪发，似人雕镂，自下及上皆合，而中开广六尺，望若真树也。父老云：“当秦末，二石相去百余步，芜没无有溪径。及魏帝之始，稍觉相近，如双阙。”
《拾遗记》说这是魏时帝时期的事。明帝为曹丕之子，魏朝第二帝。王嘉讲“众祥致应”，黄麟、神草之外，提到泰山巨石如阙。并借父老之口神乎其词，本来相隔百步的两岩石，逢曹氏称帝而渐渐靠拢，移动成阙。言虽在阙，而意却在“魏”，将其说成魏当代汉的征兆。
阙——魏的文章不只如上。袁术字公路，《后汉书·袁术传》记，拥兵自重的袁术曾见谶书有“代汉当途高”之说，以为自己“名字应之”。其实，“当途高”说的是阙，由阙而及魏，人们是在为曹魏代汉编谜语，并无袁术的事。晋代人给《三国志·魏·文帝纪》注解，讲得明白：
白马令李云上事曰：“许昌气见于当造高，当途高者当昌于许。”当途高者，魏也；象魏者，两观阙是也；当道而高大者魏。魏当代汉。
阙门高大，“阙然为道”，正所谓当途。由此，阙派生了暗指曹魏的隐语“当途高”。这不妨视为古代门文化一段有趣的小插曲。
这类故事在晋时重又上演。《晋书·王沈传》载，王沈字处道，其子王浚以“处道”即为“当途高”，视为“应王者之谶”，而谋僭号称尊，结果下场不佳。
《南史·何尚之传》将正郊丘、铸九鼎、树双阙并论，可见“当途高”的影响：
世传晋室欲立阙，王指牛头山云，“此天阙也”。是则未明立阙之意。阙者谓之象魏，悬法于其上，浃日而收之。象者法也，魏者当途而高大貌也。
山形虽似阙，却不能代替立阙的象征意义。以上是何胤的话。
5．牌坊又称牌楼
保存至今的古代牌坊，人们可在曲阜孔庙看到，可在北京明十三陵见到，可在安徽歙县看到——那里棠樾村明清时的牌坊群闻名遐迩。在一些园林、庙宇以及衙署和词堂的旧址，也常建有牌坊。
上了年纪的北京人还记得，北京曾是个多牌坊的城市。街面上，前门牌坊、民安街牌坊、西交民巷牌坊、孔庙成贤街牌坊、交道口育贤坊……或横跨于通衢，或雄踞于巷口，点缀着景观。尽管许多牌坊已不复存在，但燕京地名中仍有它们袅袅的余音，如：东四——东四牌楼，西四——西四牌楼，东单一东单牌楼……或许正因为此，继《钟鼓楼》之后。作家刘心武另一部反映京华生活的小说取名《四牌楼》。
日本版画集《唐上名胜图会》，刊刻于1802年，时当清朝嘉庆年间。书中可见日本人笔下有四牌楼（图17）。
牌坊也叫牌坊门，又称牌楼。称“楼”，是着眼于造型华美的飞檐瓦顶。那顶盖面积虽人大，却缩龙成寸地，采用了中同古代宫廷建筑的屋顶样式，如庑殿顶、歇山顶、悬山顶等。这些瓦顶，工匠们称之为“楼”。例如，术语“三间四柱三楼”，是说四根立柱将横面分隔成三间，三楼即三个瓦顶。以用料而言，常见的牌坊有木牌坊、石牌坊、琉璃牌坊等。
关于牌坊的起源，一些古建筑学家曾论及。梁思成《敦煌壁画中所见的中国古代建筑》，以敦煌北魏诸窟中的阙形壁龛为论据，提出北魏时的连阙——两阙间架有屋檐的阙，是阙演变为牌楼的过渡样式，连阙“之发展，就成为后世的牌楼”。刘敦桢《牌坊算例》则将“坊”字作为线索，认为此字“关系最切”。唐代建城，城坊制已相当成熟。坊设门，坊门是牌坊的直接来源。牌坊之“牌”，大约与当初坊门上榜书坊名有关，还同坊门下悬牌旌表贤能的古俗有关。
周武王表商容之闾，不少古籍这样记。何谓表闾？有一说是刻石，即将表彰功德的刻石立在闾门前。其实，“表”本为外加上衣的意思。闾门高高，有住有额，其上正好做文章。或漆或染，或裹或罩，或悬挂或高挑，一句话，另外加上表彰的标志，恰恰是引人注目的“表闾”形式。里闾之门得到美化，门内有引以自豪者，门外有投以羡慕者，真是一人贤德，里闾增辉。不排斥勒石门前，但在门本身做文章效果已是绝佳。可以说，这“表闾”——借助于阀门的一种表彰形式，开了牌坊的先河。现存宋代石刻《平江图》拓本，标出平江城内牌坊类建筑57处，分布在各街口。立两柱，中间以额枋相连，额仿书坊名，“大云坊”、“武状元坊”，等等。立于街口，巳书坊名，说明这是些坊门建筑。其额枋之上斗拱相叠，斗拱上覆以有檐有脊的瓦顶，已如今天见到的牌坊。
需要一提的是，像“武状元坊”的坊名，很可能即是“表闾”的产物。此坊出了个武状元，全坊居民跟着沾光荣耀，这荣耀被榜书在坊门之上，并沿用为坊名。
汉的闾门，唐的坊门，大多为木结构。“表闾”既是荣耀，为使那光荣的标志长存，便用砖石修门，将表彰的词句刻在砖上石上。这就更接近于现存的牌坊。
借助于闾门和坊门的表彰，逐渐形成格式，于是，这格式本身就不再依赖于坊门。为表彰，专立“门”，它不必具备门禁功能。它可以雕饰华丽，但它的功用不过是托起写着歌功颂德或宣扬教化字句的“牌”。社会需要为状元、为节孝、为显贵的官员、为一方的英雄“表闾”，就随处立它——这便是牌坊。
古代牌坊享有盛名的地方，首推安徽歙县。明朝大臣许国建造的石牌坊，四面各一牌楼，结合为一体，平面呈“口”字形。这座仿木结构的石坊，石料厚重，雕饰精美，巨龙飞腾、瑞鹤翔云、鱼跃龙门、麟戏彩球、凤穿牡丹等图案，既是祈祥的吉语，又不妨视为春风得意的标榜，包含着丰富的文化符号。牌楼上镌“恩荣”、“先学后臣”、“上台元老”、“大学士”、“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许国”等字样，可谓光耀“门楣”。六对石狮倚柱而立，更为许国牌坊增典雅。
歙县城西棠樾村的牌坊群，两座建于明代，五座建于清代，接踵排开，列为“忠”、“孝”、“节”、“义”的顺序。其中义字牌坊，上题“圣旨”、“乐善好施”。相传，清代先有忠、孝、节二座牌坊在前，朝廷赐建的。世代官商的豪绅鲍漱芳想再凑上一座“义”。乾隆皇帝答应了，同时提出颇为“义”的条件——要鲍漱芳为朝廷修筑八百里河堤，发放三个省的军饷。鲍家的一番“乐善好施”，龙颜大悦，赐建了义字牌坊。
在我们这个有着尊老传统的国度，牌坊又被用为这方面的标志，即古代的百岁人瑞坊。据高成鸢《中国的尊老文化》一书考证，对百岁老人进行旌表的较早的记载，见于《宋史·郎简传》。郎简为官有实绩，致仕后向人们施医合药。他89岁无疾而终，朝廷表彰他，“榜其里门曰德寿坊”，这是借其所居的里闾之门，表彰他的德寿。到了明代，曾当过知府的林春泽，活了104岁，获得“人瑞”称号，还建了牌坊。他写有《谢建百岁坊》诗，收录在《古今图书集成》：“擎天华表三山壮，醉日桑榆百岁红。愿借末光垂晚照，康衢朝暮颂华封。”这当是一座四柱三间的牌楼，立在通衢大道上。《清乾通典》载，康熙四十二年明文颁布：“百岁老民给与‘升平人瑞’匾额，并给银建坊。节妇寿至百岁者，给与‘贞寿之门’匾额，仍给建坊银两。”百岁老民，不论身分，“人瑞坊”的这一原则，对中国古代的尊老传统，做了一个平民化的注脚。
牌坊的形式，还用于庆典临时性建筑。清康熙三十二年，皇帝六旬庆典时，北京神武门到畅春园，沿途搭起数不清的过街彩坊，是各地前来祝寿所设。牌坊必备的题额这一形式，被用来书写那些歌功颂德、渲染喜庆的同组。康熙帝由畅春园一路行，不时有彩坊呈献漂亮词句，或“寿齐大地”、“万年有道”，或“民和年丰”、“日华云灿”，或“圣寿同大”，或“四海升平”，或是：“厚德无疆”、“风动时雍”、“万邦维庆”、“羲轩风景”、“德洋恩博”、“华诸神光”、“万年连景”、“九州向化”、“圣德光华”、“皇仁浩荡”、“庆洽无疆”、“物被仁风”；有的彩坊两相对应，用句也就追求对偶，或“***同春”、“万年一统”，或“舜日光华”、“尧天浩荡”，或“瑞叶青阳”、“增辉紫极”，或“鸾翔凤翥”、“回升月恒”，或“多上嵩呼”、“老人华祝”，其它有“力年玉历、“三祝华封”，“道超几圣”、“德覆万方”，“金轮现采”、“宝历呈祥”，“大地山呼”、“钓天雅奏”，“四海腾欢”、“六符御极”，“八方寿域”、“一气鸿钓”，等等。将彩坊营造喜庆气氛的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此事见清代方氵睿溶帅《焦轩续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