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精校精注卧闲草堂本——儒林外史》前言
中华书局《精校精注卧闲草堂本——儒林外史》前言
世界文学史上不乏同一时期出现双峰并峙的壮观，犹如唐代诗坛上的李白和杜甫、俄国小说史上的果戈理和托尔斯泰，十八世纪中叶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和曹雪芹的《红楼梦》也交相辉映，成为我国小说史上并峙的双峰。
吴敬梓（公元1701—1754年），字敏轩，一字文木，安徽全椒人，出身官僚地主家庭，祖辈显达，家门鼎盛。23岁时，父亲吴霖起（或说是嗣父）度过八年首蓿生涯后，终为恶浊的封建官场所不容，抑郁而死。这给青年吴敬梓留下深刻印象：正直知识分子难有作为。此后他独当门户，种种矛盾丛集一身。他从近亲的侵夺祖产，窥见宗法家庭的黑暗、伦理道德的沦丧、人情世态的炎凉。年轻人单纯而和谐的精神状态被打破了，不满和愤慨采取极端的形态表现出来：你们视财如命，我就挥金如土；你们虚伪狡诈，我就任达放诞。表面看来他出入秦淮，一派纨绔习气；骨子里却充满愤激，有着一股由对丑恶现实的强烈愤恨而反激出来的叛逆情绪。随后几年，祖遗财产随着叛逆情绪的增长而加速散尽，封建势力跟他的冲突越来越尖锐，甚至把他视作败家子弟的代表而加以防范排斥。但他决不妥协，33岁时怀着“逝将去汝”的决绝情怀，愤然离开故土，宣告了同封建家庭的分袂。在《儒林外史》的严贡生谋夺弟产、五河县势利熏心等篇章里，可以看到他对县城里地主阶级头面人物的切齿痛恨。
从全椒移家南京，生活向他敞开广阔的天地。一方面，他“田庐尽卖”，经济境况日益恶化，社会地位随之下降。在由富贵跌落到贫困的逆境里，他备尝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对社会的不平、政教的黑暗有了更深切的感受；也更多地体会到贫穷的痛苦，更能同情人民的疾苦。这在《儒林外史》中有所反映。另一方面，在南京、扬州一带，他广泛交接四方文士，与时代先进思潮的联系比较明显。他的“至契”程廷祚（《儒林外史》里庄绍光的生活原型），是颜（元）李（塨）学派在南方的重要代表人物，公元1720年李塨南游金陵，程廷祚屡次过从问学，当时理学家骂他们“共诋程朱”，视为异端。颜李学派提倡礼乐兵农，主张培养博学而重实践的“通儒”，这也成为《儒林外史》提倡的正面理想。清初进步思想家多异口同声地反对八股科举，并通过解经表现了“以复古求解放”的思想倾向。吴敬梓也“独嫉时文士如仇”，并把“治经”当作“人生立命处”，通过撰著《诗说》寄寓自己的思想和见解。但又像他前后的一些进步思想家一样，他还难以摆脱儒家思想的传统，正统儒家的礼乐仁政、文行出处等观念还被作为《儒林外史》政治理念的基础。
吴敬梓目光犀利，涉世越深，忧愤越深广。解剖的利刃由家族移向社会，焦虑的范围由个人命运扩至士林厄运，逐渐对朝廷功令、社会秩序、统治政策日益不满。“出”“处”的抉择是对现实政治根本态度的表现，吴梓梓的抵拒态度是日益鲜明的。1736年他没有应荐到北京参加博学鸿词科的廷试，其中虽有身体不适的客观原因，但联系他本人前后的行动和《文木山房集》中的诗词作品来看，在思想上他是有辞征辟的主观原因的，正因此，在《儒林外史》中他能以赞赏的笔调描写杜少卿装病辞征辟。他的近亲和知交金兆燕在其《棕亭诗钞》里概括他的风操云：“丈夫抱经术，进退触藩羝。于世既不用，穷饿乃其宜。何堪伍群小，颠倒肆低欺！”（《甲戌仲冬送吴文木先生旅榇于扬州城外登舟归金陵》）。又记述当公元1751年乾隆南巡举行征诏，许多人迎銮献诗的时候，吴敬梓却像卓诡不伦的东汉狂士向栩一样，企脚高卧，不瞅不睬（《寄吴文木先生》）。中年以后的吴敬梓不仅是以恣情任性的个人生活情调与封建世俗相牴牾，而且已经发展到在政治态度上与统治者离心离德。
忧愤可以抑而为沉默郁闷，也可以激而为狂放纵恣。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魏晋风度，就是后一趋向的突出代表。吴敬梓景仰他们，仿效他们，与此同时也接受了道家思想的影响。他狂猖而豁达，以白眼睥睨群小，以嬉笑轻蔑流俗。前引金兆燕送吴敬梓旅榇的诗说：“先生豁达人，哺糟而啜醨。小事聊糊涂，大度乃滑稽。”这样的气质和禀赋，正是《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的艺术个性。据考证，他从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就开始这部小说的创作，至迟在1749年秋已基本成书，他的好友程晋芳已经看到，在《勉行堂诗集·怀人诗》里作了记述。这部巨著。既是他一生心血的结晶，也是反映他探索前进的一面镜子。直到1754年病逝扬州前，他都在不断修改，不断寻求帮助付刻。
《儒林外史》的初刻本，据金和《儒林外史跋》说，是金兆燕在扬州刊刻的。可惜迄今从未发现有金刻标记的本子。今见最早刻本是1803年（嘉庆八年）卧闲草堂的巾箱本（简称卧本），共十六册，五十六回。卷首有闲斋老人的序，有人疑闲斋老人即吴敬梓，未有确证。作序的时间署乾隆元年（1736年），也有人疑其为假托的年代。这种卧本很可能就是《儒林外史》金刻本的复印本，同时又是其后各种版本的祖本，无疑是现存最重要的《儒林外史》版本。
世界文学史上不乏同一时期出现双峰并峙的壮观，犹如唐代诗坛上的李白和杜甫、俄国小说史上的果戈理和托尔斯泰，十八世纪中叶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和曹雪芹的《红楼梦》也交相辉映，成为我国小说史上并峙的双峰。
吴敬梓（公元1701—1754年），字敏轩，一字文木，安徽全椒人，出身官僚地主家庭，祖辈显达，家门鼎盛。23岁时，父亲吴霖起（或说是嗣父）度过八年首蓿生涯后，终为恶浊的封建官场所不容，抑郁而死。这给青年吴敬梓留下深刻印象：正直知识分子难有作为。此后他独当门户，种种矛盾丛集一身。他从近亲的侵夺祖产，窥见宗法家庭的黑暗、伦理道德的沦丧、人情世态的炎凉。年轻人单纯而和谐的精神状态被打破了，不满和愤慨采取极端的形态表现出来：你们视财如命，我就挥金如土；你们虚伪狡诈，我就任达放诞。表面看来他出入秦淮，一派纨绔习气；骨子里却充满愤激，有着一股由对丑恶现实的强烈愤恨而反激出来的叛逆情绪。随后几年，祖遗财产随着叛逆情绪的增长而加速散尽，封建势力跟他的冲突越来越尖锐，甚至把他视作败家子弟的代表而加以防范排斥。但他决不妥协，33岁时怀着“逝将去汝”的决绝情怀，愤然离开故土，宣告了同封建家庭的分袂。在《儒林外史》的严贡生谋夺弟产、五河县势利熏心等篇章里，可以看到他对县城里地主阶级头面人物的切齿痛恨。
从全椒移家南京，生活向他敞开广阔的天地。一方面，他“田庐尽卖”，经济境况日益恶化，社会地位随之下降。在由富贵跌落到贫困的逆境里，他备尝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对社会的不平、政教的黑暗有了更深切的感受；也更多地体会到贫穷的痛苦，更能同情人民的疾苦。这在《儒林外史》中有所反映。另一方面，在南京、扬州一带，他广泛交接四方文士，与时代先进思潮的联系比较明显。他的“至契”程廷祚（《儒林外史》里庄绍光的生活原型），是颜（元）李（塨）学派在南方的重要代表人物，公元1720年李塨南游金陵，程廷祚屡次过从问学，当时理学家骂他们“共诋程朱”，视为异端。颜李学派提倡礼乐兵农，主张培养博学而重实践的“通儒”，这也成为《儒林外史》提倡的正面理想。清初进步思想家多异口同声地反对八股科举，并通过解经表现了“以复古求解放”的思想倾向。吴敬梓也“独嫉时文士如仇”，并把“治经”当作“人生立命处”，通过撰著《诗说》寄寓自己的思想和见解。但又像他前后的一些进步思想家一样，他还难以摆脱儒家思想的传统，正统儒家的礼乐仁政、文行出处等观念还被作为《儒林外史》政治理念的基础。
吴敬梓目光犀利，涉世越深，忧愤越深广。解剖的利刃由家族移向社会，焦虑的范围由个人命运扩至士林厄运，逐渐对朝廷功令、社会秩序、统治政策日益不满。“出”“处”的抉择是对现实政治根本态度的表现，吴梓梓的抵拒态度是日益鲜明的。1736年他没有应荐到北京参加博学鸿词科的廷试，其中虽有身体不适的客观原因，但联系他本人前后的行动和《文木山房集》中的诗词作品来看，在思想上他是有辞征辟的主观原因的，正因此，在《儒林外史》中他能以赞赏的笔调描写杜少卿装病辞征辟。他的近亲和知交金兆燕在其《棕亭诗钞》里概括他的风操云：“丈夫抱经术，进退触藩羝。于世既不用，穷饿乃其宜。何堪伍群小，颠倒肆低欺！”（《甲戌仲冬送吴文木先生旅榇于扬州城外登舟归金陵》）。又记述当公元1751年乾隆南巡举行征诏，许多人迎銮献诗的时候，吴敬梓却像卓诡不伦的东汉狂士向栩一样，企脚高卧，不瞅不睬（《寄吴文木先生》）。中年以后的吴敬梓不仅是以恣情任性的个人生活情调与封建世俗相牴牾，而且已经发展到在政治态度上与统治者离心离德。
忧愤可以抑而为沉默郁闷，也可以激而为狂放纵恣。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魏晋风度，就是后一趋向的突出代表。吴敬梓景仰他们，仿效他们，与此同时也接受了道家思想的影响。他狂猖而豁达，以白眼睥睨群小，以嬉笑轻蔑流俗。前引金兆燕送吴敬梓旅榇的诗说：“先生豁达人，哺糟而啜醨。小事聊糊涂，大度乃滑稽。”这样的气质和禀赋，正是《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的艺术个性。据考证，他从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就开始这部小说的创作，至迟在1749年秋已基本成书，他的好友程晋芳已经看到，在《勉行堂诗集·怀人诗》里作了记述。这部巨著。既是他一生心血的结晶，也是反映他探索前进的一面镜子。直到1754年病逝扬州前，他都在不断修改，不断寻求帮助付刻。
《儒林外史》的初刻本，据金和《儒林外史跋》说，是金兆燕在扬州刊刻的。可惜迄今从未发现有金刻标记的本子。今见最早刻本是1803年（嘉庆八年）卧闲草堂的巾箱本（简称卧本），共十六册，五十六回。卷首有闲斋老人的序，有人疑闲斋老人即吴敬梓，未有确证。作序的时间署乾隆元年（1736年），也有人疑其为假托的年代。这种卧本很可能就是《儒林外史》金刻本的复印本，同时又是其后各种版本的祖本，无疑是现存最重要的《儒林外史》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