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前言
在中国小说史上,《孽海花》是一部当之无愧的文学名著。它的出版,曾于20世纪初期的文坛引起轰动,在不长的时间里,先后再版10余次,“行销10万部左右,独创记录”(范烟桥《孽海花侧记》)。专家的评论亦颇为热烈,著名小说研究专家蒋瑞藻在《小说枝谈》中,转引《负暄琐语》的评论说:“近年新撰小说风起云涌,无虑千百种,固自不乏佳构。而才情纵逸,寓意深远者,以《孽海花》为巨擘。”一代古文大师、著名外国文学翻译家林琴南,对之推崇备至,“叹为奇绝”。鲁迅对此书亦多有褒扬。然而,不同的声音亦复有所闻:胡适以为:“《孽海花》一书……但可居第二流”。一部小说不仅引起一般读者的广泛兴趣,以至一版再版,并且招来诸多文化名人评头品足,这确乎是一件极有趣的现象。我们今天的读者,尽可以放开自己的眼光去鉴赏,去评判。为了有助于朋友们阅读,不妨对作者的经历,成书的过程,以及小说诸般特征略作评介如下:
作者曾朴,初字太朴,后改字孟朴,笔名东亚病夫,病夫国之病夫等。江苏常熟人。生于1872年,卒于1935年。他生活的年代,恰是中国社会充满了动荡与变革的时代。而曾朴又是一个生性敏感、热心国事之人,因此而随时代大潮的激荡而沉浮。他19岁即考中秀才,次年中举,可谓少年得志,名震乡里。转年即赴京应试,却因试卷墨污而名落孙山。随即捐官内阁中书,留京供职。越2年,爆发了甲午海战,中国一败涂地,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国人震惊。曾朴怀抱忧国忧民之志,难耐内阁中书的闲散空旷,立志进入外交界,以实现“为国宣劳”的人生理想。为此,而入同文馆学习法文。至1896年,负责外交事务的总理衙门招考章京,曾朴虽以“异才”而闻名京师,却因不为内阁衙门保举而不得应试资格。其壮志难酬,悲愤至极,拂袖出京而去。次年,至上海创办实业,适逢谭嗣同、林旭等维新志士聚集沪上,谋划变法革新。曾朴为之所动,与谭、林诸君朝夕相聚,筹谋新政。1808年,应康有为、梁启超相召,谭、林等北上京师。曾朴则因父亲丧葬琐事尚未料理清楚而滞留沪上。不久,变法失败,谭、林诸君殉难。曾朴闻讯不胜惊恐,迅即由泸返乡。乡居期间,与开明士绅丁祖荫、徐念慈、张鸿等人,倡导新式教育,虽遭顽固势力百般阻挠,但最终还是冲决各种阻力,创办了常熟第一所小学。又自办日文讲习班,聘日籍教师任课。1903年再赴上海,经营茧丝业,因受外丝倾销的冲击,折本而罢。次年,转入出版业,创办“小说林社”,出版中外小说。1907年又创办《小说林》月刊。1908年因资金周转不灵,出版社被迫关闭。即在曾朴从事出版业的同时,亦未曾中断政治活动,他曾参加张謇、孟昭常等人为中心的预备立宪公会,积极倡导君主立宪制。到1909年,清政府已处四面楚歌的境地,曾朴却应大官僚端方之聘,进入两江总督衙门,做了幕僚。次年,又因端方保荐,以候补知府身份,先后在杭州、宁波任职。辛亥革命后,被选为江苏省议员,又历任官产处处长、财政厅厅长、政务厅厅长等职。直至国民革命军北伐至江苏,才终止了官场生涯。1927年重操旧业,创办“真善美”书店,并出版发行《真善美》杂志。至1931年,复以资金不能流转而歇业。随即由泸返乡,4年后结束了他坎坷曲折的人生历程。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终其一生,始终热衷于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著述达数10种之多,而尤以《孽海花》蜚声中外,艺术魅力历久而不衰。
《孽海花》的成书过程,亦如同它的作者人生历程那样,复杂而又曲折。第一、二回发表于1904年留日青年在东京创办的《江苏》杂志第8期,而作者并不是曾朴而是金松岑。金氏以爱自由者为笔名刊发两回之后,又写成4回,遂以6回书稿寄送好友曾朴商酌。曾朴以为题材尚好,只是格局过于狭隘,建议作大的修改,使之“尽量容纳30年来的历史”。金氏以为写小说非己所长,则顺水推舟,任由曾朴去修改、续写。曾朴遂埋首案头3月余,得20回(含对金氏6回彻底改写)。1905年由日本翔鸾社分两集出版发行。至1930年,续写至35回,其中前20回于1928年由真善美书店再版,依然分作两集。后15回则由《真善美》杂志陆续刊发。1931年将此15回的前10回结集,由真善美书店出版,是为第3集。继而,又将3集合为一册出版。简而言之,合刊后的版本为30回,后5回并未放入其中,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5年出版的宝文堂本,1956年出版的上海文化出版社本,以及1959年上海中华书局本,都是30回本。直到1962年,中华书局才将后5回作为附录增入出版,是为增订本。
《孽海花》内容繁富,时间跨度大,如何从总体上把握它的本质特征?作者对其创作意图的剖白,对我们颇有启发。《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曾云:“这书主干的意义,只为我看着这30年斯大林选集斯大林的重要著作集。由中共中央编译局编,是我中国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变动,可惊可喜的现象,都在这时期内飞也似的进行。我就想把这些现象,合拢了它的侧影或远景和相连系的一些细节事,收摄在我笔头的摄影机上,叫它自然地一幕一幕地展现,印象上不啻目击了大事的全景一般。”由是观之,作者试图在这部小说里容纳30年历史的本质内容,并表现出它的发展趋势。质而言之,就是要把《孽海花》写成一部历史小说。而所谓历史小说,已经不同于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演义小说”,历史演义小说,即历史的通俗化;而这里所说的历史小说,是具有近代意义的新概念。其基本特征是:“把奇妙和真实”结合在一起,塑造“个人与社会历史命运更紧密结合的人物”,表现历史的本质和趋向,最终“把小说提高到历史哲学的地位”(引号为卢卡契言论)。应该说,《孽海花》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境界,堪称具有近代意义的历史小说。这自然与作者对法国文学特别是对大仲马、雨果的历史小说具有颇为精到的研究不无关系。
《孽海花》所表现的30年历史内容,亦即同治中期至光绪后期这一特定历史阶段政治和文化的变迁史。
就政治演变而言,小说以同治中后期为背景,或隐或现地表现了光绪前、中期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展历程:从中法战争到中俄领土争端;从甲午海战到台湾军民的反抗侵略;从洋务运动到维新派兴起,以至资产阶级革命领导的广州起义的失败。同时,作者更注重表现诸多政治事件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趋势。诚如作者自云:“这书写政治,写到清室的亡,全注重德宗和太后的失和,所以写皇家的婚姻史,写鱼阳伯、余敏的买官,东西宫争权的事,都是后来戊戌政变,庚子拳乱的根源。”小说中的光绪皇帝生性懦弱,完全被慈禧太后所挟制,即使册立皇后,亦没有丝毫的决定权。慈禧将自己的外甥女塞给光绪立为皇后,以为耳目,而光绪所宠爱的姑娘只好屈居皇妃之位,从此东、西宫争宠的闹剧愈演愈烈。东、西宫争宠,实质是光绪与慈禧争权的表现形式。后来,外间传言,鱼阳伯行贿皇妃,谋上海道肥缺。慈禧就借机大打出手,立刻廷杖皇妃,并降之为贵人。因此而引起帝后失和。由此而后的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直至清王朝覆亡,都与帝后失和相关联。不过,戊戌政变及以后的事件都在拟写计划之内,而并未付诸实施。
小说是如何表现30年来思想文化的变迁呢?作者在《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中对此亦有明确的揭示:“写雅叙(聚)园、含英社、读瀛会、卧云园、强学会、苏报社,都是一时文化过程的足迹。”从雅聚园的描写中,可表现出同治时期一般读书士子的精神风貌,国家已处岌岌可危的境地,而他们对此却麻木不仁良知为圣人之事,愚夫愚妇不可为。要求人反求自心,消除,对世界大势几乎是一无所知,唯一感兴趣的就是考究做八股文的要诀,陆菶如就是典型的代表人物。然而,时代风云的激荡毕竟促使读书士子阶层发生分化,某些思想敏锐的通达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除举子业之外,亦注重经史百家的学问,而且对西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就在第2回有关雅聚园的描写之后,叙及金雯青中状元衣锦还乡、乘轮船途经上海小住。有洋务派著名人物冯桂芬来访,见面一番寒暄之后,即以长者口吻勉励雯青说:“现在是五洲万国交通时代,从前多少词章考据的学问,是不尽可以用的……我看现在读书,最好能通外国语言文字,晓得他所以富强的缘故,一切声、光、化、电的学问,轮船、枪炮的制造,一件件都要学会他,那才算得个经济……”一番话足以振聋发聩,直令状元郎茅塞顿开。随后,金雯青又应邀赴一品香会客,席间听薛淑云(影射薛福成)、王子度(影射黄遵宪)等人“议论风生,都是说着西国政治学艺”,不由暗自惭愧,想道:“我虽中个状元,自以为名满天下,哪晓得到了此地,听着许多海外学问,真是梦想没有到哩!从今看来,那科名鼎甲是靠不住的,总要学些西法,识些洋务,派入总理衙门当一个差,才能够有出息哩!”由此意味深长的心理剖白,可见在上海这等开放的城市,学西法、识洋务在知识界已成为时尚。时代毕竟前进了,传统的词章考据之学,已远远不足以敷用,洋务思想应运而生,盛行于世,思想文化演变之迹甚明。然而,洋务思想自有其先天的不足,它只承认西方各国的船坚炮利及科技的进步,而无视其政治体制较之封建专制亦同样具有的进步性和优越性。这种轻本而重末的致命弱点,随着时代的推移而愈益为人们所认识。代之而起的则是以政治体制变革为实质内容的维新变法的思潮。到18回有关“谈瀛会”的描叙,就十分清晰地表现了这一思想文化变迁的足迹。从第2回写金雯青衣锦还乡、途经上海聆听薛淑云、王子度的洋务高论,到18回叙及金雯青由俄返国途经上海参加“谈瀛会”,其间经历了20余年的时间,这期间思想文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思想开始在社会传播,同时,从洋务派中亦分化出一批具有变法思想的改良派。“谈瀛会”上,依然是薛淑云、王子度一班人,而其政治见解较20年前大有进步。“谈瀛会”的中心话题是:“吾今自强之道,究以何者为先?”围绕此论题,各抒高见。或以为力争外交权为急务;或以为当以练兵为首要;或以为发展经济为基础;而最具说服力的论辩,则是以为必以政体变革为第一。而此论实际上最终成为诸名士的共识。毫无疑问,它属于改良主义的新思潮。
小说写到第29回,所反映的时代背景,已是19世纪末期甲午海战之后的情状。北洋海军乃洋务运动的产物,海上一场恶战,竟不抵岛国日本,几至全军覆没。这沉痛的教训给思想文化界以极大的震动,通达之士为之猛醒,他们清醒地意识到:政体不变革,单是办办洋务,终究是难以拯救衰敝的祖国。这种以变革政体为核心内容的维新思想,在甲午海战之后颇为盛行一时。
与此同时,更有一些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他们以为清朝政府已经腐败透顶,顽固派势力在朝廷占居绝对优势,以和平的方式去变革政体,只不过是浪漫的幻想,最终难以付诸实践。那么,他们的政治主张又当如何呢?第29回叙及革命派领袖人物杨云衢(影射杨鸿飞)的演讲辞,从而明确揭示了革命派政治主张的本质内容:“现在的中国少不得革命的了!但是不能用着从前野蛮的革命,无知识的革命。以前的革命,扑了专制政府,又添一个专制政府,现在的革命,要组织我黄帝子孙民族共和的政府。”很显然,这种以“推翻专制,建立共和”为核心的政治主张,比之于维新思想来得更为激烈,亦更为切实!但是,在小说所描写的那个特定时代,革命派思潮尚未风靡社会。第29回叙及革命中坚人物陈千秋只身赴沪,试图联络同志,发展革命力量,而结果却令他大为失望。偌大一个上海,竟难觅知音。且不论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浪子以及惟知买进卖出、胆小怕死的商贩,即使“大家推崇的维新外交家王子度,也只是主张废科举,兴学堂;众人惊诧的改制新教王唐猷辉(影射康有为),不过说到开国会,定宪法。都是扶墙摸壁的政论,没一个挥戈回日的奇才”。陈千秋的忧愤,既表达了对维新派切中肯棨的批判,又反映了革命派思想尚缺乏知音的时代特征。革命派思潮风行于世,那是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的事情,然而,《孽海花》并未及此便匆忙收场。
总之,循着作者的笔触,不难寻绎出30年间政治、文化的演变史,从而,使小说具有了“历史哲学”的意味和境界。虽然参见“历史”中的“康有为”。,小说中不乏对清延腐败的揭露和谴责,然而,它只是在反映政治文化变迁史过程中的附带而已。因此,《孽海花》终究是一部“历史小说”。只有把握了它的这一本质特征,对这部小说的理解就会深入一层。
当然,历史小说并非历史教科书,即使它取材真实,人物亦历历可考(据考证,小说中人物有生活原型者达270余人),但是,绝不可把它与历史生活本身等量齐观。它毕竟是一部精心结撰的“奇妙与真实”结合的文学作品,作者以状元郎金雯青(影射洪钧)与名妓傅彩云(影射赵彩云)的婚姻生活故事为情节主线,将30年间重要历史事件的侧影及其相关的趣闻佚事,加以剪裁提炼,熔铸成篇。
《孽海花》的结构颇具独创性。作者曾对此作过极为形象而确切的比喻。“譬如穿珠,《儒林外史》等是直穿的,拿着一根线,穿一颗算一颗,一直穿到底,是一根珠练;我是蟠曲回旋着穿的,时收时放,东西交错,不离中心,是一朵珠花。譬如植物学里说的花序,《儒林外史》等是上升花序或下降花序,从头开去,谢了一朵再开一朵,开到末一朵为止。我是伞形花序,从中心干部一层一层的(地)推展出各种形象来,互相连结,开成一朵球一般的大花。”(《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
《孽海花》作为历史小说,刻划人物性格吸取了我国古代“良史”的实录精神。同时,又借鉴了《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的讽刺手法,以写实笔法评说事件、权衡人物。即使对威毅伯(影射李鸿章)这样的人物持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立场,批判唯心主义。力图以唯物主,亦绝非一概骂倒,既写他在甲午海战中负有“因循坐误”的历史责任,又不是把失败的全部责任统统归咎于他,西太后挪用“一国命脉所系”的海军经费,威毅伯又如之奈何呢?既写他害怕开战的胆怯心理,又写他的知己知彼、老成持重。既写他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因而遭到国人唾骂,又从深层次写出签约的根源在于国家的贫弱。总之,在作者笔下,威毅伯不是一个被简单化、脸谱化了的人物,而是一个具有历史真实感的艺术形象。
《孽海花》在艺术方面,亦多有不足之处。其结构虽云工巧,独创性亦显而易见,但是,把30年间历史重大事件连结于金、傅婚姻生活故事这条主线,终难免有牵强之处。然而,所有这些终究是白玉中之微瑕而已。
在中国小说史上,《孽海花》是一部当之无愧的文学名著。它的出版,曾于20世纪初期的文坛引起轰动,在不长的时间里,先后再版10余次,“行销10万部左右,独创记录”(范烟桥《孽海花侧记》)。专家的评论亦颇为热烈,著名小说研究专家蒋瑞藻在《小说枝谈》中,转引《负暄琐语》的评论说:“近年新撰小说风起云涌,无虑千百种,固自不乏佳构。而才情纵逸,寓意深远者,以《孽海花》为巨擘。”一代古文大师、著名外国文学翻译家林琴南,对之推崇备至,“叹为奇绝”。鲁迅对此书亦多有褒扬。然而,不同的声音亦复有所闻:胡适以为:“《孽海花》一书……但可居第二流”。一部小说不仅引起一般读者的广泛兴趣,以至一版再版,并且招来诸多文化名人评头品足,这确乎是一件极有趣的现象。我们今天的读者,尽可以放开自己的眼光去鉴赏,去评判。为了有助于朋友们阅读,不妨对作者的经历,成书的过程,以及小说诸般特征略作评介如下:
作者曾朴,初字太朴,后改字孟朴,笔名东亚病夫,病夫国之病夫等。江苏常熟人。生于1872年,卒于1935年。他生活的年代,恰是中国社会充满了动荡与变革的时代。而曾朴又是一个生性敏感、热心国事之人,因此而随时代大潮的激荡而沉浮。他19岁即考中秀才,次年中举,可谓少年得志,名震乡里。转年即赴京应试,却因试卷墨污而名落孙山。随即捐官内阁中书,留京供职。越2年,爆发了甲午海战,中国一败涂地,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国人震惊。曾朴怀抱忧国忧民之志,难耐内阁中书的闲散空旷,立志进入外交界,以实现“为国宣劳”的人生理想。为此,而入同文馆学习法文。至1896年,负责外交事务的总理衙门招考章京,曾朴虽以“异才”而闻名京师,却因不为内阁衙门保举而不得应试资格。其壮志难酬,悲愤至极,拂袖出京而去。次年,至上海创办实业,适逢谭嗣同、林旭等维新志士聚集沪上,谋划变法革新。曾朴为之所动,与谭、林诸君朝夕相聚,筹谋新政。1808年,应康有为、梁启超相召,谭、林等北上京师。曾朴则因父亲丧葬琐事尚未料理清楚而滞留沪上。不久,变法失败,谭、林诸君殉难。曾朴闻讯不胜惊恐,迅即由泸返乡。乡居期间,与开明士绅丁祖荫、徐念慈、张鸿等人,倡导新式教育,虽遭顽固势力百般阻挠,但最终还是冲决各种阻力,创办了常熟第一所小学。又自办日文讲习班,聘日籍教师任课。1903年再赴上海,经营茧丝业,因受外丝倾销的冲击,折本而罢。次年,转入出版业,创办“小说林社”,出版中外小说。1907年又创办《小说林》月刊。1908年因资金周转不灵,出版社被迫关闭。即在曾朴从事出版业的同时,亦未曾中断政治活动,他曾参加张謇、孟昭常等人为中心的预备立宪公会,积极倡导君主立宪制。到1909年,清政府已处四面楚歌的境地,曾朴却应大官僚端方之聘,进入两江总督衙门,做了幕僚。次年,又因端方保荐,以候补知府身份,先后在杭州、宁波任职。辛亥革命后,被选为江苏省议员,又历任官产处处长、财政厅厅长、政务厅厅长等职。直至国民革命军北伐至江苏,才终止了官场生涯。1927年重操旧业,创办“真善美”书店,并出版发行《真善美》杂志。至1931年,复以资金不能流转而歇业。随即由泸返乡,4年后结束了他坎坷曲折的人生历程。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终其一生,始终热衷于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著述达数10种之多,而尤以《孽海花》蜚声中外,艺术魅力历久而不衰。
《孽海花》的成书过程,亦如同它的作者人生历程那样,复杂而又曲折。第一、二回发表于1904年留日青年在东京创办的《江苏》杂志第8期,而作者并不是曾朴而是金松岑。金氏以爱自由者为笔名刊发两回之后,又写成4回,遂以6回书稿寄送好友曾朴商酌。曾朴以为题材尚好,只是格局过于狭隘,建议作大的修改,使之“尽量容纳30年来的历史”。金氏以为写小说非己所长,则顺水推舟,任由曾朴去修改、续写。曾朴遂埋首案头3月余,得20回(含对金氏6回彻底改写)。1905年由日本翔鸾社分两集出版发行。至1930年,续写至35回,其中前20回于1928年由真善美书店再版,依然分作两集。后15回则由《真善美》杂志陆续刊发。1931年将此15回的前10回结集,由真善美书店出版,是为第3集。继而,又将3集合为一册出版。简而言之,合刊后的版本为30回,后5回并未放入其中,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5年出版的宝文堂本,1956年出版的上海文化出版社本,以及1959年上海中华书局本,都是30回本。直到1962年,中华书局才将后5回作为附录增入出版,是为增订本。
《孽海花》内容繁富,时间跨度大,如何从总体上把握它的本质特征?作者对其创作意图的剖白,对我们颇有启发。《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曾云:“这书主干的意义,只为我看着这30年斯大林选集斯大林的重要著作集。由中共中央编译局编,是我中国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变动,可惊可喜的现象,都在这时期内飞也似的进行。我就想把这些现象,合拢了它的侧影或远景和相连系的一些细节事,收摄在我笔头的摄影机上,叫它自然地一幕一幕地展现,印象上不啻目击了大事的全景一般。”由是观之,作者试图在这部小说里容纳30年历史的本质内容,并表现出它的发展趋势。质而言之,就是要把《孽海花》写成一部历史小说。而所谓历史小说,已经不同于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演义小说”,历史演义小说,即历史的通俗化;而这里所说的历史小说,是具有近代意义的新概念。其基本特征是:“把奇妙和真实”结合在一起,塑造“个人与社会历史命运更紧密结合的人物”,表现历史的本质和趋向,最终“把小说提高到历史哲学的地位”(引号为卢卡契言论)。应该说,《孽海花》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境界,堪称具有近代意义的历史小说。这自然与作者对法国文学特别是对大仲马、雨果的历史小说具有颇为精到的研究不无关系。
《孽海花》所表现的30年历史内容,亦即同治中期至光绪后期这一特定历史阶段政治和文化的变迁史。
就政治演变而言,小说以同治中后期为背景,或隐或现地表现了光绪前、中期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展历程:从中法战争到中俄领土争端;从甲午海战到台湾军民的反抗侵略;从洋务运动到维新派兴起,以至资产阶级革命领导的广州起义的失败。同时,作者更注重表现诸多政治事件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趋势。诚如作者自云:“这书写政治,写到清室的亡,全注重德宗和太后的失和,所以写皇家的婚姻史,写鱼阳伯、余敏的买官,东西宫争权的事,都是后来戊戌政变,庚子拳乱的根源。”小说中的光绪皇帝生性懦弱,完全被慈禧太后所挟制,即使册立皇后,亦没有丝毫的决定权。慈禧将自己的外甥女塞给光绪立为皇后,以为耳目,而光绪所宠爱的姑娘只好屈居皇妃之位,从此东、西宫争宠的闹剧愈演愈烈。东、西宫争宠,实质是光绪与慈禧争权的表现形式。后来,外间传言,鱼阳伯行贿皇妃,谋上海道肥缺。慈禧就借机大打出手,立刻廷杖皇妃,并降之为贵人。因此而引起帝后失和。由此而后的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直至清王朝覆亡,都与帝后失和相关联。不过,戊戌政变及以后的事件都在拟写计划之内,而并未付诸实施。
小说是如何表现30年来思想文化的变迁呢?作者在《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中对此亦有明确的揭示:“写雅叙(聚)园、含英社、读瀛会、卧云园、强学会、苏报社,都是一时文化过程的足迹。”从雅聚园的描写中,可表现出同治时期一般读书士子的精神风貌,国家已处岌岌可危的境地,而他们对此却麻木不仁良知为圣人之事,愚夫愚妇不可为。要求人反求自心,消除,对世界大势几乎是一无所知,唯一感兴趣的就是考究做八股文的要诀,陆菶如就是典型的代表人物。然而,时代风云的激荡毕竟促使读书士子阶层发生分化,某些思想敏锐的通达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除举子业之外,亦注重经史百家的学问,而且对西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就在第2回有关雅聚园的描写之后,叙及金雯青中状元衣锦还乡、乘轮船途经上海小住。有洋务派著名人物冯桂芬来访,见面一番寒暄之后,即以长者口吻勉励雯青说:“现在是五洲万国交通时代,从前多少词章考据的学问,是不尽可以用的……我看现在读书,最好能通外国语言文字,晓得他所以富强的缘故,一切声、光、化、电的学问,轮船、枪炮的制造,一件件都要学会他,那才算得个经济……”一番话足以振聋发聩,直令状元郎茅塞顿开。随后,金雯青又应邀赴一品香会客,席间听薛淑云(影射薛福成)、王子度(影射黄遵宪)等人“议论风生,都是说着西国政治学艺”,不由暗自惭愧,想道:“我虽中个状元,自以为名满天下,哪晓得到了此地,听着许多海外学问,真是梦想没有到哩!从今看来,那科名鼎甲是靠不住的,总要学些西法,识些洋务,派入总理衙门当一个差,才能够有出息哩!”由此意味深长的心理剖白,可见在上海这等开放的城市,学西法、识洋务在知识界已成为时尚。时代毕竟前进了,传统的词章考据之学,已远远不足以敷用,洋务思想应运而生,盛行于世,思想文化演变之迹甚明。然而,洋务思想自有其先天的不足,它只承认西方各国的船坚炮利及科技的进步,而无视其政治体制较之封建专制亦同样具有的进步性和优越性。这种轻本而重末的致命弱点,随着时代的推移而愈益为人们所认识。代之而起的则是以政治体制变革为实质内容的维新变法的思潮。到18回有关“谈瀛会”的描叙,就十分清晰地表现了这一思想文化变迁的足迹。从第2回写金雯青衣锦还乡、途经上海聆听薛淑云、王子度的洋务高论,到18回叙及金雯青由俄返国途经上海参加“谈瀛会”,其间经历了20余年的时间,这期间思想文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思想开始在社会传播,同时,从洋务派中亦分化出一批具有变法思想的改良派。“谈瀛会”上,依然是薛淑云、王子度一班人,而其政治见解较20年前大有进步。“谈瀛会”的中心话题是:“吾今自强之道,究以何者为先?”围绕此论题,各抒高见。或以为力争外交权为急务;或以为当以练兵为首要;或以为发展经济为基础;而最具说服力的论辩,则是以为必以政体变革为第一。而此论实际上最终成为诸名士的共识。毫无疑问,它属于改良主义的新思潮。
小说写到第29回,所反映的时代背景,已是19世纪末期甲午海战之后的情状。北洋海军乃洋务运动的产物,海上一场恶战,竟不抵岛国日本,几至全军覆没。这沉痛的教训给思想文化界以极大的震动,通达之士为之猛醒,他们清醒地意识到:政体不变革,单是办办洋务,终究是难以拯救衰敝的祖国。这种以变革政体为核心内容的维新思想,在甲午海战之后颇为盛行一时。
与此同时,更有一些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他们以为清朝政府已经腐败透顶,顽固派势力在朝廷占居绝对优势,以和平的方式去变革政体,只不过是浪漫的幻想,最终难以付诸实践。那么,他们的政治主张又当如何呢?第29回叙及革命派领袖人物杨云衢(影射杨鸿飞)的演讲辞,从而明确揭示了革命派政治主张的本质内容:“现在的中国少不得革命的了!但是不能用着从前野蛮的革命,无知识的革命。以前的革命,扑了专制政府,又添一个专制政府,现在的革命,要组织我黄帝子孙民族共和的政府。”很显然,这种以“推翻专制,建立共和”为核心的政治主张,比之于维新思想来得更为激烈,亦更为切实!但是,在小说所描写的那个特定时代,革命派思潮尚未风靡社会。第29回叙及革命中坚人物陈千秋只身赴沪,试图联络同志,发展革命力量,而结果却令他大为失望。偌大一个上海,竟难觅知音。且不论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浪子以及惟知买进卖出、胆小怕死的商贩,即使“大家推崇的维新外交家王子度,也只是主张废科举,兴学堂;众人惊诧的改制新教王唐猷辉(影射康有为),不过说到开国会,定宪法。都是扶墙摸壁的政论,没一个挥戈回日的奇才”。陈千秋的忧愤,既表达了对维新派切中肯棨的批判,又反映了革命派思想尚缺乏知音的时代特征。革命派思潮风行于世,那是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的事情,然而,《孽海花》并未及此便匆忙收场。
总之,循着作者的笔触,不难寻绎出30年间政治、文化的演变史,从而,使小说具有了“历史哲学”的意味和境界。虽然参见“历史”中的“康有为”。,小说中不乏对清延腐败的揭露和谴责,然而,它只是在反映政治文化变迁史过程中的附带而已。因此,《孽海花》终究是一部“历史小说”。只有把握了它的这一本质特征,对这部小说的理解就会深入一层。
当然,历史小说并非历史教科书,即使它取材真实,人物亦历历可考(据考证,小说中人物有生活原型者达270余人),但是,绝不可把它与历史生活本身等量齐观。它毕竟是一部精心结撰的“奇妙与真实”结合的文学作品,作者以状元郎金雯青(影射洪钧)与名妓傅彩云(影射赵彩云)的婚姻生活故事为情节主线,将30年间重要历史事件的侧影及其相关的趣闻佚事,加以剪裁提炼,熔铸成篇。
《孽海花》的结构颇具独创性。作者曾对此作过极为形象而确切的比喻。“譬如穿珠,《儒林外史》等是直穿的,拿着一根线,穿一颗算一颗,一直穿到底,是一根珠练;我是蟠曲回旋着穿的,时收时放,东西交错,不离中心,是一朵珠花。譬如植物学里说的花序,《儒林外史》等是上升花序或下降花序,从头开去,谢了一朵再开一朵,开到末一朵为止。我是伞形花序,从中心干部一层一层的(地)推展出各种形象来,互相连结,开成一朵球一般的大花。”(《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
《孽海花》作为历史小说,刻划人物性格吸取了我国古代“良史”的实录精神。同时,又借鉴了《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的讽刺手法,以写实笔法评说事件、权衡人物。即使对威毅伯(影射李鸿章)这样的人物持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立场,批判唯心主义。力图以唯物主,亦绝非一概骂倒,既写他在甲午海战中负有“因循坐误”的历史责任,又不是把失败的全部责任统统归咎于他,西太后挪用“一国命脉所系”的海军经费,威毅伯又如之奈何呢?既写他害怕开战的胆怯心理,又写他的知己知彼、老成持重。既写他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因而遭到国人唾骂,又从深层次写出签约的根源在于国家的贫弱。总之,在作者笔下,威毅伯不是一个被简单化、脸谱化了的人物,而是一个具有历史真实感的艺术形象。
《孽海花》在艺术方面,亦多有不足之处。其结构虽云工巧,独创性亦显而易见,但是,把30年间历史重大事件连结于金、傅婚姻生活故事这条主线,终难免有牵强之处。然而,所有这些终究是白玉中之微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