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史话 -> 九十七、洪宪余波
北洋军阀史话 -> 九十七、洪宪余波
袁世凯时代,政治上的流行名词特别多,如北洋三杰、嵩山四友、四大将军、四凶、六君子、七小人、西山十戾、十三太保等。
北洋三杰前面已介绍过,就是龙、虎、狗。王龙、段虎、冯狗。王士珍神龙见首不见尾,故曰龙,其实他在北洋三杰中官位不及冯的代总统和段的执政,也未抓过实权,也许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尊他为龙,因为中国士大夫传统风格以让为德;段祺瑞善怒而有威,故曰虎;冯国璋好说话,滔滔不绝,故呼之为狗。
嵩山四友前面亦已提过,就是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
四大将军是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荫昌。
四凶是赵秉钧、陈宦、朱启钤、梁士诒。
六君子本书前面已提及,是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
七小人是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
西山十戾本书开头时曾提到,是附会整个清王朝的重要人物,即:多尔衮(熊)、洪承畴(獾)、吴三桂(鹗)、和珅(狼)、海兰察(驴)、年羹尧(猪)、曾国藩(蟒)、张之洞(猴)、西太后(狐)、袁世凯(癞蛤蟆)。
十三太保就是“六君子”加上“七小人”的总称。
“六君子”本来是代表人物的名词,史书上我们曾看到好多次:
第一批是唐玄宗时的陈宜中等六君子;
第二批是宋宁宗时太学生周端朝等六君子;
第三批是明僖宗时杨涟、左光斗等六君子;
第四批也是明僖宗时周起元、缪昌期、周顺昌等六君子;
第五批是光绪朝戊戌维新的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等六君子;这六君子因帮助光绪变法,被慈禧斩首于北京菜市口。
最后的六君子是民国4年发起筹安会的这六位先生。
第五次和第六次的六君子,都和袁世凯有关,戊戌年袁世凯出卖新党,以六君子的头颅换得他的富贵,使他得以获得慈禧的宠信,掌握清末的军政大权,最后取得天下;到了民国4年,却因洪宪六君子而促成帝制,最后因称帝而众叛亲离,83天皇帝梦,把生命也赔了进去。后人论袁说他以“六君子”起家,以“六君子”亡身。
最妙的是:袁世凯一生与湖南人特别有关系,戊戌六君子的核心是谭嗣同,因为谭嗣同传达光绪的密诏,要袁兵谏结束慈禧和她周围的守旧派势力,袁据此向慈禧和荣禄密告,而导致戊戌政变。谭是湖南浏阳人。洪宪六君子的主角是杨度,杨度是湖南湘潭人。最妙的是打倒洪宪皇帝的蔡锷,也是湖南宝庆人。
外国报纸称洪宪六君子为“君媒”。其实这六个君媒真正主角是杨度,助唱是孙毓筠,其余四人都只是“边务大臣”。这六君子如细分一下,其中有三个湖南人,有四支鸦片烟枪,一个纵横之士,一个失意军人,两个国民党人,两个书呆子。杨度是创办人又是包办人,其他五位都是他所物色而来的,其中只有李燮和是因穷困投奔老朋友找碗饭吃,碰上了这个“大好机会”。筹安会成立时杨发表谈话称:“我素为主张君宪之一人。辛亥年组织国事共济会时,曾建议由国民公决政体,其时因国会未产生,只得从总统之后,成立共和政体。现与同志数人研究共和、君主孰宜于中国,与共济之宗旨正同。我以为立宪非君主不可,君主又非立宪不可,这四字不能增减一个。”
袁的局面在垂危时,帝制已撤销,首倡帝制的杨度当然成为众矢之的。早在袁尚未生病时,4月12日,杨度即呈辞参政职,他的辞职呈文如下:
“……备位参政,一年于兹,虽勉竭其微忱,究无补于大局。世情翻覆,等于瀚海之波,此身分明,总似中天之月。以俾士麦之霸才,治墨西哥之乱国,即令有心救世,终于无力回天。流言恐惧,窃自比于周公,归志浩然,颇同情于孟子。所有辞职缘由,理合呈请大总统钧鉴!”
后来有好事之徒把这呈文戏改数字,刊于报上:
“备位参政,一年于兹,虽勉竭其狐能,究无补于帝制。燃犀镜澈,毕竟公道昭然,拍马技穷,自悔天良丧尽。无俾士麦之霸才,羡日耳曼之宰辅,即今有心献媚,终于无福封公。流言恐惧,窃难免于狗烹,归志浩然,颇同情于兔脱。所有悔罪辞职缘由,理合奏请大皇帝圣鉴!”
平情而论,杨的政治主张是不合潮流的,可是他却不是一个翻云覆雨、投机取巧的政客。他自清末民初,一贯主张君宪,他在政治节操上比梁启超和章太炎有原则。若说筹安会是逢君之恶的乱阶,杨度也不过是奉袁家父子之命行事,袁如没有帝制自为之心,杨度又岂能把皇冠勉强加诸袁的头上!
自帝制取消后,过去陷害国民党的特务们,忽然负起了监视帝制祸首的新任务。惩办筹安会六君子以谢天下之说大炽。达官要人均大难来时各自奔,纷纷出京避难。报载杨度畏罪先逃,这是小看了杨,他一直端坐在丰盛胡同私寓,在一片索债声中,过着苦难日子,国史馆员向他索薪,泰来洋行向他讨修房子的工款。
5月1日京津《泰晤士报》记者访问杨度,杨仍纵谈大势,一如平常。记者形容杨态度安闲,词意坚决。杨说:
“政治运动虽失败,政治主张绝无变更。我现在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之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十年以前,我在日本,孙、黄主张共和,我则著论反对。我认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药石,人民讳疾忌医,实为国家之大不幸。………除君宪外,别无解纷救乱之方……梁任公是我的老同志,他一变再变,我则始终守着本位。但我们友谊未变。……国体问题,我应负全责,既不委过于他人,亦不逃罪于远方。……报载我已‘窜’,你看我窜了否,俟正式政府成立,我愿赴法庭躬受审判。……且退一步言,政见不同,亦共和国民应有之权利。”
惩办帝制祸首是在7月14日以黎元洪大总统名义发布的命令。祸首名单只有八人,就是杨度、孙毓筠、顾鳌、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钤、周自齐、薛大可。原来这个名单也是几经修改补充的,护国军方面提出祸首名单是13名,后来人称这13名为“十三太保”,那是“洪宪六君子”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加上“洪宪七凶”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老实说,参加帝制活动的,怎么会才止这13人,不过护国军方面认为袁是罪魁祸首,巨头已死,不必牵连过广,只要象征式地惩办一下,以对全国人民有所交代就行了。
虽然只是象征式,可是北洋方面因为帝制祸首和他们是有血肉关系的,所以名单的决定就很困难。
照理,所谓罪魁祸首,应该是变更国体,制造内乱的国事犯,然而当北京政府研究祸首名单时,首先是袁克定从彰德打来急电,替雷震春、张镇芳乞情。于是这两个名字便从名单上剔出了;接着冯国璋自南京来电替段芝贵求情,而李经羲则力保严复和刘师培,强调这两人是当代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名单中又少了这三位;又有人向段祺瑞建议,李燮和和胡瑛曾是同盟会会员,为了对国民党表示好感,通缉名单中不必列国民党方面的人,因此又少了两名;最后为了袁乃宽是袁世凯的族侄,所以也被取消,这样一来,“六君子”只剩杨度和孙毓筠,“七凶”只剩朱启钤、周自齐和梁士诒三个交通系的领袖。而原来所谓十三太保的名单变成了“五太保”了。在决定五名祸首名单时,也有人替梁士诒求情,说:“加入此人,则金融界将起莫大之恐慌。不如留下他将来替政府筹款。”黎元洪大不谓然,他生气地说:“那么,我们不如干脆不下惩办祸首的命令吧!”
由于名单上祸首名字越来越少,北京政府自己也觉交代不过去,才很勉强地加进了顾鳌、夏寿田、薛大可三名非首要分子。老实说罪魁祸首随手拈来不计其数,如果顾鳌等三人都算数,这张名单可以达五百人了。所以惩办祸首,在北京政府方面只是敷衍塞责,通缉令也是通而不缉。通缉令颁布前,杨度和孙毓筠避往天津,刘师培由西华门外私宅迁至法国医院,后来知道自己榜上无名,才和严复同至黎元洪寓申谢。杨度在天津,卜居天津清鸣台八号。当时有人曾以“一羊驱三午”相讥,羊指杨度,三午是魏午庄、端午桥、夏午诒。杨在天津屡欲赴京自首,被家人环阻。
两位变节的国民党人,一位是孙毓筠、一位是胡瑛。孙、胡两人自二次革命失败后,党人或死或逃,他们感觉到国民党已无复苏之望,乃有自寻生路的企图。筹安会成立后,孙自谓“大病不死,大难不死”,于是皈依佛法,延请谛闲、显珠二大法师讲经,并拟开办佛教大学一所,且介绍谛闲至团城和袁克定见面。袁克定说:“因为多病,病中看佛经颇有心得。”谛闲告以:“公子将来大贵,请爱惜此身留为世用。人世法与出世法本自圆融。”袁说:“将来若有那一天,必为佛门尽力。”当国体投票前,孙著《反对世袭总统议》,是六君子的第三篇劝进大文。惩办祸首的通缉令下后,孙已赴天津,外传孙在天津廿七路自杀未遂。
胡瑛是宋教仁的同乡,湖南桃源人,长沙经正学堂出身。辛亥革命前,他是个视死如归的革命斗士,与吴樾同谋炸五大臣的有他;乙巳同盟会成立时首先加入的是他;化装在京汉线跟踪铁良,欲伺机行刺的,也是他。他说话口音像桃源话又不像桃源话,像湖北话又不像湖北话,像四川话又不像四川话。至于他的身份,有时是革命党,有时是军人,有时却又是政客。他是个惯走极端的人,革命革到极端,坐牢也要革命,反动也反到极端,甘为帝制祸首。他在北京住在石驸马大街。他的不幸是:做革命党要亡命,加入筹安会也要亡命,尤其不幸的,是如今亡命偏遇着对头——京师警察厅长吴炳湘,吴正想找一个弱者开刀,所以派侦探一直监视他。
六君子中的著名学者严复,参加筹安会是糊里糊涂的,只由杨度一片说词,第二天报上就登出他的大名,赫然在筹安会发起人中。不过以后筹安会的通知单一次两次地送上门来,他既不移步到会,亦不否认列名,只来个不理不睬。当梁启超发表那篇轰动一时的《异哉国体问题》,袁想借重他做一篇煌煌大文,乃派夏午诒登门以巨金为寿,可是这次却摸错了严的脾气,他淡然答说:“我老了,不怕什么了,文章也不能做了,你们另请高明吧!”
他的老朋友林纾见他列名筹安会,乃气喘吁吁地跑来,问他:“又陵,你怎么干出这样事来,无论袁家成败,你都不值得啊!”严却淡然说:“不相干,让他们去闹!”林说:“你应该否认吧!”严以漫不经意的态度说:“不否认也罢!”后来帝制取消了,袁也死了,杨度也走了,通缉祸首令也下了,林又气喘面白地跑来说:“又陵,你要离京啊!”严仍淡然说:“不离也罢。”林急得搓手跌足说:“不离京也许要坐牢,老朋友要救也无能为力。”严说:“是祸就不能逃,我老了,已不怕什么,文章我没有做,都是他们做的,是非终可大白,最好听之任之。”
严有十足的中国读书人怪脾气,老而倔强,贤于患得患失、畏首畏尾的后生小子。当别人恭维康、梁是先知先觉,严则说:“误清室者乃此二人,误苍生者,亦此二人。慈禧垂暮之年,倘康、梁不采取急进态度,则光绪终可畅行变法,乃康热中过甚,卒演成卖君、卖友惨剧。康最后只身远窜,施施然以忠臣志士自命,堪云无耻之尤,梁则出风头之念太甚,救国之心不足,不惜以昨我与今我宣战。”袁死后,有人问严说:“黎黄陂扶正,可以天下太平了。”严说:“不行不行,黄陂德有余而才不足。”他的怪癖是欢喜唱反腔,人之所好恶之,人之所恶好之!
六君子中另一位著名的学人是刘师培。刘师培字中牧,江苏仪征人,出身书香之家,博览群书,经史百家无所不通,旁及释道诸经典,不剽窃前人余绪,所以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刘好为大言。其实他是有真才实学。早年他和章炳麟办《国粹学报》鼓吹革命,又和章创光复会,其后亡命日本,也算是一个气度觥觥的革命志士。他的太太是扬州何家辂的胞妹何班(后改名何震),是一位***跌宕的交际人物。两夫妇亡命日本时,刘与章炳麟、陶成章稍有意见,何因不惯流亡的苦日子,便怂恿丈夫不如归去。刘是个书呆子,慑于娇妻的阃威,又不胜浸润之谮,因此一天比一天和革命党人疏远,于是大家异口同声说:刘光汉是老婆俘虏,做了清朝走狗了。彼此既有意见,章炳麟等亦时对刘指谪,刘乃放弃党人,束装回国。返国后入了两江总督端方幕府,章炳麟曾贻书责刘,刘因内疚于心,不加答辩。迨端方卸任,刘惘然无依,遂赴四川任国学院讲师。辛亥革命后,端方奉命率兵入川,在资州被杀,川中革命党人认为刘师培是端方故旧,欲置之于死。章炳麟闻讯,急电谢天星等营救,词意恳切。章电云:
“……昔姚少师语成祖曰:城下之日,弗杀方孝孺,杀孝孺,读书种子绝矣!今者文化凌替,诗书凋丧,一二通博之材,如刘光汉辈,虽负小疵,不应深论,若拘执党见,思复前仇,杀一人无益于中国,而文学自此扫地,使禹域沦为夷裔者,谁之责耶?”
刘获章营救后,乃远走山西,后因蔡元培之照顾,得执教于北京大学。民国4年受袁世凯委为总统府咨议、教育部编审、参事、参政、上大夫。他列名筹安会后,曾发表《国情论》鼓吹君主。可是他也真是一个苦命人,他的第一座靠山(端方)倒了,第二座靠山(袁世凯)也倒了,他像断了线的风筝,又像做了场黄粱梦,由西华门私宅迁至法国医院。幸亏李经羲一言,才把他从“帝制祸首”名单中剔了出来,于是他去邀了严复同至东厂胡同黎宅谢恩,黎没接见。
刘畏妻如虎,堪称惧内泰斗,为其是张继(溥泉)形容起来,简直让人叹为观止。据说张继寓居北京时,某夜刘怆惶掩入,喘息未定,忽有叩门声甚急,刘凄然告张:必是我太太来了,我怎么办?我一定要躲一下。一边说一边爬入床下,蜷伏不敢动。张出启门,乃是另一位客人。为之大笑,急返卧室拖刘出,刘再三不敢,以为张诳己,既出,手足战栗不已,谈话亦不终而告辞。
刘的《左衅诗文集》中,曾有《书杨雄传后》五古一首云:“苟孟不复作,六经秦火余,笃生杨子云,卜居近成都。文学穷典坟,头白勤著书……虽非明圣道,亦复推通儒。紫阳作纲目,笔削而口诛,惟据美新文,遂加莽大夫。班固传信史,微词雄则无,大醇而小疵,韩子语岂疏?宋儒作苟论,此意无乃拘?吾读杨子书,思访杨子居,斯人今则亡,即吊空踌躇。”这首诗是替杨雄辩诬,也是替自己辩诬,集中虽说是游川旧作,但人们都说是帝制失败后解嘲之作。
刘在死前,曾有悔恨之语,说“我一生当论学不该问政……”事实上,他所著的《国学发微》、《清末学术史》、《左衅文集》、《读左札记》、《论文什记》、《中古文学史》等书,均系确然可传的。到了民国8年初冬,他一病不起了,死前,着人请黄季刚来到榻前,授以一本手抄的《音韵学》,哽咽地说道:“这是我毕生研究得来的,此学非公莫传,算是我临终的一点自赎的心愿吧!”
这些临终遗言,使得黄季刚大为感动,也不再拘于年龄班辈,竟连忙跪下磕头,行了隆重的拜师礼,两人生前同在北大执教,临终却成为师生,一时传为儒林佳话。
六君子之中以李燮和为最消沉。筹安会宣言发表后,忽有龚先曜其人谓系光复军宿将,控李冒领军饷尽入私囊,又有“李百端恐吓,谓吾为筹安会理事,何求不得,若再哓哓不已,即交军政执法处、步军统领置之死地”等语。李正在“头痛医头”之际,又要“脚痛医脚”,原来报载颁他四等嘉禾章,前湖南省议会议员《湖南公报》经理李诲乃燮和之弟,忽有大义灭亲之举,请诛六君子以谢天下。那时李诲与不避斧钺之诛的贺振雄齐名,舆论均谓首先发起帝制的是湖南人,首先反对帝制的也是湖南人,且将汤化龙、汤芗铭兄弟与李诲、李燮和兄弟并列,以其同为兄弟,而路线不同之故。
六君子中名列帝制祸首的只有杨度、孙毓筠两人。另外六名,是顾鳌、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钤、周自齐、薛大可。
顾鳌字巨六,四川人,光绪卅一年赴日本留学,在明治大学攻政治经济,回国后服务法界。汪兆铭和黄复生在北京谋刺摄政王失手被捕后,顾鳌和章家祥承办此案,暗中多予维护。民国成立后在北京担任律师,2年政治会议成立,顾任秘书长。洪宪帝制筹备时期,袁派顾为法典组主任。洪宪法典多是顾所起草,因此顾遂得以列名帝制祸首中。此后若干年都抬不起头来,北伐后顾随杨度投奔上海杜月笙门下为食客,在陶尔菲斯路寓所挂牌做律师。生意不好,最后乃改营古董掮客生意,不再在政治圈内活动。
梁士诒是袁世凯时代红得发紫的北洋派要角,在民国初年袁世凯政府中,他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无论重要性或地位,比北洋三杰的王、段、冯高出很多,即是袁的老友徐世昌亦不能望其项背。民元袁任大总统,梁即为总统府秘书长,掌握外交、财政、交通大权。由于交通部和交通银行在梁手中控制,遂有交通系的组织,为民初北洋政府中一重要政团。洪宪帝制筹备时,梁发起“全国请愿会”为劝进的行动组织,一举而取代了筹安会。不过有人说梁并不赞成帝制,系被迫参加,任人摆布,梁被宣布为帝制祸首,亦从不声辩。不管梁士诒在何种情况下参加洪宪,他对袁世凯的事业和毁誉,总要负极大责任的。
夏寿田字午诒,湖南湘潭人,和杨度是同乡又是同学,为王湘绮的弟子,少有才名,倚马万言。光绪廿四年中一甲第二名进士,曾为端方的幕僚。后随袁世凯,深获器重。2年10月袁就大总统,夏为文官次长,3年5月国务院撤销,设政事堂于总统府,总统府秘书长为内史长,夏为内史。袁死后,夏名列帝制祸首,匿居天津租界,后去上海,做了犹太财阀哈同义子的食客。晚年信佛,在福州鼓山受戒。
朱启钤字桂莘,贵州紫江人,光绪卅一年,清廷设立巡警部,朱任北京外城巡警总厅厅丞。民元先后任陆徵祥和赵秉钧内阁的交通总长。赵秉钧因刺宋教仁案受株连辞职,朱曾兼代国务总理两天。熊希龄组阁时任内务总长,3年2月并兼交通总长。4年9月洪宪帝制筹备期间,以朱兼任“大典筹备处”处长。列名帝制祸首后,直到7年始被取消通缉令。后来朱一度在徐世昌总统任内南北和议时受任为北方总代表。从此退出政坛,卜居天津,著有《李仲明营造法式》和《存素堂丝绣录》。
周自齐字子廙,山东单县人。北京同文馆出身,后赴美留学。清末曾继伍廷芳以参赞名义代理驻美公使。曾向美国交涉退还庚子赔款1200万美元。民元3月任山东都督,2年8月出任中国银行总裁,九月任熊希龄内阁的交通总长。3年出任财政总长,兼盐务署督办。4年四月继张謇为农商总长,5年5月复任财政总长。是袁时代财政方面的红人,也因为这样列名帝制祸首。
薛大可字子奇,湖南益阳人,留学日本,是同盟会会员,曾因革命在上海被捕。民国成立后在北京为新闻记者,民国2年春被选为众议院议员。筹安全事起,结识了杨度,杨度叫他办一张《亚细亚报》,专门鼓吹帝制。袁世凯称帝前后,袁克定和杨度伪造《顺天时报》,刊登各地拥戴的消息送给袁过目,据说就是薛从中做的手脚,因为《顺天时报》用的是日本字模,别的印刷所摹仿不来,可是薛子奇的《亚细亚报》设在后孙公园,《顺天时报》设在新华门大街,相距咫尺,所以薛每天可以花钱向《顺天时报》买铅字,在《亚细亚报》排印,印成一张假的《顺天时报》,每天专供袁阅览。袁每天从这张假报上看到尽是假消息,因此薛亦可以说是洪宪帝制运动中的一个要角。据说诱胁当时的名记者黄远生和刘少少也是薛负责的,《亚细亚报》曾在袁登极前两个月在上海设分馆,对外声言已请黄远生为主笔,刘少少为编辑,黄远生为此曾登报否认,随后即逃往国外,怎知他到美国后,却被爱国华侨把他当作帝制余孽炸死了;刘少少也从未加入亚报。这个《亚细亚报》的上海分社在出报的第二天就遭爱国人士投掷炸弹,吓得职员们不敢去上班,报纸不久也寿终正寝。薛子奇之与洪宪帝制,不过如此,比起那些洪宪帝制的重要军政人物,就只能算小巫了。
薛子奇名列祸首后,仍一直寄居北京,到了张作霖入关,雄据故都为大元帅时,薛曾一度活跃,其后又销声匿迹。薛、顾名列帝制祸首后,有好事者把“顾鳌薛大可”两人名字联在一起征求对联,某名士对以“潘驴邓小闲”,含意讽刺,令人叫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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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时代,政治上的流行名词特别多,如北洋三杰、嵩山四友、四大将军、四凶、六君子、七小人、西山十戾、十三太保等。
北洋三杰前面已介绍过,就是龙、虎、狗。王龙、段虎、冯狗。王士珍神龙见首不见尾,故曰龙,其实他在北洋三杰中官位不及冯的代总统和段的执政,也未抓过实权,也许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尊他为龙,因为中国士大夫传统风格以让为德;段祺瑞善怒而有威,故曰虎;冯国璋好说话,滔滔不绝,故呼之为狗。
嵩山四友前面亦已提过,就是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
四大将军是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荫昌。
四凶是赵秉钧、陈宦、朱启钤、梁士诒。
六君子本书前面已提及,是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
七小人是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
西山十戾本书开头时曾提到,是附会整个清王朝的重要人物,即:多尔衮(熊)、洪承畴(獾)、吴三桂(鹗)、和珅(狼)、海兰察(驴)、年羹尧(猪)、曾国藩(蟒)、张之洞(猴)、西太后(狐)、袁世凯(癞蛤蟆)。
十三太保就是“六君子”加上“七小人”的总称。
“六君子”本来是代表人物的名词,史书上我们曾看到好多次:
第一批是唐玄宗时的陈宜中等六君子;
第二批是宋宁宗时太学生周端朝等六君子;
第三批是明僖宗时杨涟、左光斗等六君子;
第四批也是明僖宗时周起元、缪昌期、周顺昌等六君子;
第五批是光绪朝戊戌维新的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等六君子;这六君子因帮助光绪变法,被慈禧斩首于北京菜市口。
最后的六君子是民国4年发起筹安会的这六位先生。
第五次和第六次的六君子,都和袁世凯有关,戊戌年袁世凯出卖新党,以六君子的头颅换得他的富贵,使他得以获得慈禧的宠信,掌握清末的军政大权,最后取得天下;到了民国4年,却因洪宪六君子而促成帝制,最后因称帝而众叛亲离,83天皇帝梦,把生命也赔了进去。后人论袁说他以“六君子”起家,以“六君子”亡身。
最妙的是:袁世凯一生与湖南人特别有关系,戊戌六君子的核心是谭嗣同,因为谭嗣同传达光绪的密诏,要袁兵谏结束慈禧和她周围的守旧派势力,袁据此向慈禧和荣禄密告,而导致戊戌政变。谭是湖南浏阳人。洪宪六君子的主角是杨度,杨度是湖南湘潭人。最妙的是打倒洪宪皇帝的蔡锷,也是湖南宝庆人。
外国报纸称洪宪六君子为“君媒”。其实这六个君媒真正主角是杨度,助唱是孙毓筠,其余四人都只是“边务大臣”。这六君子如细分一下,其中有三个湖南人,有四支鸦片烟枪,一个纵横之士,一个失意军人,两个国民党人,两个书呆子。杨度是创办人又是包办人,其他五位都是他所物色而来的,其中只有李燮和是因穷困投奔老朋友找碗饭吃,碰上了这个“大好机会”。筹安会成立时杨发表谈话称:“我素为主张君宪之一人。辛亥年组织国事共济会时,曾建议由国民公决政体,其时因国会未产生,只得从总统之后,成立共和政体。现与同志数人研究共和、君主孰宜于中国,与共济之宗旨正同。我以为立宪非君主不可,君主又非立宪不可,这四字不能增减一个。”
袁的局面在垂危时,帝制已撤销,首倡帝制的杨度当然成为众矢之的。早在袁尚未生病时,4月12日,杨度即呈辞参政职,他的辞职呈文如下:
“……备位参政,一年于兹,虽勉竭其微忱,究无补于大局。世情翻覆,等于瀚海之波,此身分明,总似中天之月。以俾士麦之霸才,治墨西哥之乱国,即令有心救世,终于无力回天。流言恐惧,窃自比于周公,归志浩然,颇同情于孟子。所有辞职缘由,理合呈请大总统钧鉴!”
后来有好事之徒把这呈文戏改数字,刊于报上:
“备位参政,一年于兹,虽勉竭其狐能,究无补于帝制。燃犀镜澈,毕竟公道昭然,拍马技穷,自悔天良丧尽。无俾士麦之霸才,羡日耳曼之宰辅,即今有心献媚,终于无福封公。流言恐惧,窃难免于狗烹,归志浩然,颇同情于兔脱。所有悔罪辞职缘由,理合奏请大皇帝圣鉴!”
平情而论,杨的政治主张是不合潮流的,可是他却不是一个翻云覆雨、投机取巧的政客。他自清末民初,一贯主张君宪,他在政治节操上比梁启超和章太炎有原则。若说筹安会是逢君之恶的乱阶,杨度也不过是奉袁家父子之命行事,袁如没有帝制自为之心,杨度又岂能把皇冠勉强加诸袁的头上!
自帝制取消后,过去陷害国民党的特务们,忽然负起了监视帝制祸首的新任务。惩办筹安会六君子以谢天下之说大炽。达官要人均大难来时各自奔,纷纷出京避难。报载杨度畏罪先逃,这是小看了杨,他一直端坐在丰盛胡同私寓,在一片索债声中,过着苦难日子,国史馆员向他索薪,泰来洋行向他讨修房子的工款。
5月1日京津《泰晤士报》记者访问杨度,杨仍纵谈大势,一如平常。记者形容杨态度安闲,词意坚决。杨说:
“政治运动虽失败,政治主张绝无变更。我现在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之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十年以前,我在日本,孙、黄主张共和,我则著论反对。我认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药石,人民讳疾忌医,实为国家之大不幸。………除君宪外,别无解纷救乱之方……梁任公是我的老同志,他一变再变,我则始终守着本位。但我们友谊未变。……国体问题,我应负全责,既不委过于他人,亦不逃罪于远方。……报载我已‘窜’,你看我窜了否,俟正式政府成立,我愿赴法庭躬受审判。……且退一步言,政见不同,亦共和国民应有之权利。”
惩办帝制祸首是在7月14日以黎元洪大总统名义发布的命令。祸首名单只有八人,就是杨度、孙毓筠、顾鳌、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钤、周自齐、薛大可。原来这个名单也是几经修改补充的,护国军方面提出祸首名单是13名,后来人称这13名为“十三太保”,那是“洪宪六君子”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加上“洪宪七凶”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老实说,参加帝制活动的,怎么会才止这13人,不过护国军方面认为袁是罪魁祸首,巨头已死,不必牵连过广,只要象征式地惩办一下,以对全国人民有所交代就行了。
虽然只是象征式,可是北洋方面因为帝制祸首和他们是有血肉关系的,所以名单的决定就很困难。
照理,所谓罪魁祸首,应该是变更国体,制造内乱的国事犯,然而当北京政府研究祸首名单时,首先是袁克定从彰德打来急电,替雷震春、张镇芳乞情。于是这两个名字便从名单上剔出了;接着冯国璋自南京来电替段芝贵求情,而李经羲则力保严复和刘师培,强调这两人是当代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名单中又少了这三位;又有人向段祺瑞建议,李燮和和胡瑛曾是同盟会会员,为了对国民党表示好感,通缉名单中不必列国民党方面的人,因此又少了两名;最后为了袁乃宽是袁世凯的族侄,所以也被取消,这样一来,“六君子”只剩杨度和孙毓筠,“七凶”只剩朱启钤、周自齐和梁士诒三个交通系的领袖。而原来所谓十三太保的名单变成了“五太保”了。在决定五名祸首名单时,也有人替梁士诒求情,说:“加入此人,则金融界将起莫大之恐慌。不如留下他将来替政府筹款。”黎元洪大不谓然,他生气地说:“那么,我们不如干脆不下惩办祸首的命令吧!”
由于名单上祸首名字越来越少,北京政府自己也觉交代不过去,才很勉强地加进了顾鳌、夏寿田、薛大可三名非首要分子。老实说罪魁祸首随手拈来不计其数,如果顾鳌等三人都算数,这张名单可以达五百人了。所以惩办祸首,在北京政府方面只是敷衍塞责,通缉令也是通而不缉。通缉令颁布前,杨度和孙毓筠避往天津,刘师培由西华门外私宅迁至法国医院,后来知道自己榜上无名,才和严复同至黎元洪寓申谢。杨度在天津,卜居天津清鸣台八号。当时有人曾以“一羊驱三午”相讥,羊指杨度,三午是魏午庄、端午桥、夏午诒。杨在天津屡欲赴京自首,被家人环阻。
两位变节的国民党人,一位是孙毓筠、一位是胡瑛。孙、胡两人自二次革命失败后,党人或死或逃,他们感觉到国民党已无复苏之望,乃有自寻生路的企图。筹安会成立后,孙自谓“大病不死,大难不死”,于是皈依佛法,延请谛闲、显珠二大法师讲经,并拟开办佛教大学一所,且介绍谛闲至团城和袁克定见面。袁克定说:“因为多病,病中看佛经颇有心得。”谛闲告以:“公子将来大贵,请爱惜此身留为世用。人世法与出世法本自圆融。”袁说:“将来若有那一天,必为佛门尽力。”当国体投票前,孙著《反对世袭总统议》,是六君子的第三篇劝进大文。惩办祸首的通缉令下后,孙已赴天津,外传孙在天津廿七路自杀未遂。
胡瑛是宋教仁的同乡,湖南桃源人,长沙经正学堂出身。辛亥革命前,他是个视死如归的革命斗士,与吴樾同谋炸五大臣的有他;乙巳同盟会成立时首先加入的是他;化装在京汉线跟踪铁良,欲伺机行刺的,也是他。他说话口音像桃源话又不像桃源话,像湖北话又不像湖北话,像四川话又不像四川话。至于他的身份,有时是革命党,有时是军人,有时却又是政客。他是个惯走极端的人,革命革到极端,坐牢也要革命,反动也反到极端,甘为帝制祸首。他在北京住在石驸马大街。他的不幸是:做革命党要亡命,加入筹安会也要亡命,尤其不幸的,是如今亡命偏遇着对头——京师警察厅长吴炳湘,吴正想找一个弱者开刀,所以派侦探一直监视他。
六君子中的著名学者严复,参加筹安会是糊里糊涂的,只由杨度一片说词,第二天报上就登出他的大名,赫然在筹安会发起人中。不过以后筹安会的通知单一次两次地送上门来,他既不移步到会,亦不否认列名,只来个不理不睬。当梁启超发表那篇轰动一时的《异哉国体问题》,袁想借重他做一篇煌煌大文,乃派夏午诒登门以巨金为寿,可是这次却摸错了严的脾气,他淡然答说:“我老了,不怕什么了,文章也不能做了,你们另请高明吧!”
他的老朋友林纾见他列名筹安会,乃气喘吁吁地跑来,问他:“又陵,你怎么干出这样事来,无论袁家成败,你都不值得啊!”严却淡然说:“不相干,让他们去闹!”林说:“你应该否认吧!”严以漫不经意的态度说:“不否认也罢!”后来帝制取消了,袁也死了,杨度也走了,通缉祸首令也下了,林又气喘面白地跑来说:“又陵,你要离京啊!”严仍淡然说:“不离也罢。”林急得搓手跌足说:“不离京也许要坐牢,老朋友要救也无能为力。”严说:“是祸就不能逃,我老了,已不怕什么,文章我没有做,都是他们做的,是非终可大白,最好听之任之。”
严有十足的中国读书人怪脾气,老而倔强,贤于患得患失、畏首畏尾的后生小子。当别人恭维康、梁是先知先觉,严则说:“误清室者乃此二人,误苍生者,亦此二人。慈禧垂暮之年,倘康、梁不采取急进态度,则光绪终可畅行变法,乃康热中过甚,卒演成卖君、卖友惨剧。康最后只身远窜,施施然以忠臣志士自命,堪云无耻之尤,梁则出风头之念太甚,救国之心不足,不惜以昨我与今我宣战。”袁死后,有人问严说:“黎黄陂扶正,可以天下太平了。”严说:“不行不行,黄陂德有余而才不足。”他的怪癖是欢喜唱反腔,人之所好恶之,人之所恶好之!
六君子中另一位著名的学人是刘师培。刘师培字中牧,江苏仪征人,出身书香之家,博览群书,经史百家无所不通,旁及释道诸经典,不剽窃前人余绪,所以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刘好为大言。其实他是有真才实学。早年他和章炳麟办《国粹学报》鼓吹革命,又和章创光复会,其后亡命日本,也算是一个气度觥觥的革命志士。他的太太是扬州何家辂的胞妹何班(后改名何震),是一位***跌宕的交际人物。两夫妇亡命日本时,刘与章炳麟、陶成章稍有意见,何因不惯流亡的苦日子,便怂恿丈夫不如归去。刘是个书呆子,慑于娇妻的阃威,又不胜浸润之谮,因此一天比一天和革命党人疏远,于是大家异口同声说:刘光汉是老婆俘虏,做了清朝走狗了。彼此既有意见,章炳麟等亦时对刘指谪,刘乃放弃党人,束装回国。返国后入了两江总督端方幕府,章炳麟曾贻书责刘,刘因内疚于心,不加答辩。迨端方卸任,刘惘然无依,遂赴四川任国学院讲师。辛亥革命后,端方奉命率兵入川,在资州被杀,川中革命党人认为刘师培是端方故旧,欲置之于死。章炳麟闻讯,急电谢天星等营救,词意恳切。章电云:
“……昔姚少师语成祖曰:城下之日,弗杀方孝孺,杀孝孺,读书种子绝矣!今者文化凌替,诗书凋丧,一二通博之材,如刘光汉辈,虽负小疵,不应深论,若拘执党见,思复前仇,杀一人无益于中国,而文学自此扫地,使禹域沦为夷裔者,谁之责耶?”
刘获章营救后,乃远走山西,后因蔡元培之照顾,得执教于北京大学。民国4年受袁世凯委为总统府咨议、教育部编审、参事、参政、上大夫。他列名筹安会后,曾发表《国情论》鼓吹君主。可是他也真是一个苦命人,他的第一座靠山(端方)倒了,第二座靠山(袁世凯)也倒了,他像断了线的风筝,又像做了场黄粱梦,由西华门私宅迁至法国医院。幸亏李经羲一言,才把他从“帝制祸首”名单中剔了出来,于是他去邀了严复同至东厂胡同黎宅谢恩,黎没接见。
刘畏妻如虎,堪称惧内泰斗,为其是张继(溥泉)形容起来,简直让人叹为观止。据说张继寓居北京时,某夜刘怆惶掩入,喘息未定,忽有叩门声甚急,刘凄然告张:必是我太太来了,我怎么办?我一定要躲一下。一边说一边爬入床下,蜷伏不敢动。张出启门,乃是另一位客人。为之大笑,急返卧室拖刘出,刘再三不敢,以为张诳己,既出,手足战栗不已,谈话亦不终而告辞。
刘的《左衅诗文集》中,曾有《书杨雄传后》五古一首云:“苟孟不复作,六经秦火余,笃生杨子云,卜居近成都。文学穷典坟,头白勤著书……虽非明圣道,亦复推通儒。紫阳作纲目,笔削而口诛,惟据美新文,遂加莽大夫。班固传信史,微词雄则无,大醇而小疵,韩子语岂疏?宋儒作苟论,此意无乃拘?吾读杨子书,思访杨子居,斯人今则亡,即吊空踌躇。”这首诗是替杨雄辩诬,也是替自己辩诬,集中虽说是游川旧作,但人们都说是帝制失败后解嘲之作。
刘在死前,曾有悔恨之语,说“我一生当论学不该问政……”事实上,他所著的《国学发微》、《清末学术史》、《左衅文集》、《读左札记》、《论文什记》、《中古文学史》等书,均系确然可传的。到了民国8年初冬,他一病不起了,死前,着人请黄季刚来到榻前,授以一本手抄的《音韵学》,哽咽地说道:“这是我毕生研究得来的,此学非公莫传,算是我临终的一点自赎的心愿吧!”
这些临终遗言,使得黄季刚大为感动,也不再拘于年龄班辈,竟连忙跪下磕头,行了隆重的拜师礼,两人生前同在北大执教,临终却成为师生,一时传为儒林佳话。
六君子之中以李燮和为最消沉。筹安会宣言发表后,忽有龚先曜其人谓系光复军宿将,控李冒领军饷尽入私囊,又有“李百端恐吓,谓吾为筹安会理事,何求不得,若再哓哓不已,即交军政执法处、步军统领置之死地”等语。李正在“头痛医头”之际,又要“脚痛医脚”,原来报载颁他四等嘉禾章,前湖南省议会议员《湖南公报》经理李诲乃燮和之弟,忽有大义灭亲之举,请诛六君子以谢天下。那时李诲与不避斧钺之诛的贺振雄齐名,舆论均谓首先发起帝制的是湖南人,首先反对帝制的也是湖南人,且将汤化龙、汤芗铭兄弟与李诲、李燮和兄弟并列,以其同为兄弟,而路线不同之故。
六君子中名列帝制祸首的只有杨度、孙毓筠两人。另外六名,是顾鳌、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钤、周自齐、薛大可。
顾鳌字巨六,四川人,光绪卅一年赴日本留学,在明治大学攻政治经济,回国后服务法界。汪兆铭和黄复生在北京谋刺摄政王失手被捕后,顾鳌和章家祥承办此案,暗中多予维护。民国成立后在北京担任律师,2年政治会议成立,顾任秘书长。洪宪帝制筹备时期,袁派顾为法典组主任。洪宪法典多是顾所起草,因此顾遂得以列名帝制祸首中。此后若干年都抬不起头来,北伐后顾随杨度投奔上海杜月笙门下为食客,在陶尔菲斯路寓所挂牌做律师。生意不好,最后乃改营古董掮客生意,不再在政治圈内活动。
梁士诒是袁世凯时代红得发紫的北洋派要角,在民国初年袁世凯政府中,他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无论重要性或地位,比北洋三杰的王、段、冯高出很多,即是袁的老友徐世昌亦不能望其项背。民元袁任大总统,梁即为总统府秘书长,掌握外交、财政、交通大权。由于交通部和交通银行在梁手中控制,遂有交通系的组织,为民初北洋政府中一重要政团。洪宪帝制筹备时,梁发起“全国请愿会”为劝进的行动组织,一举而取代了筹安会。不过有人说梁并不赞成帝制,系被迫参加,任人摆布,梁被宣布为帝制祸首,亦从不声辩。不管梁士诒在何种情况下参加洪宪,他对袁世凯的事业和毁誉,总要负极大责任的。
夏寿田字午诒,湖南湘潭人,和杨度是同乡又是同学,为王湘绮的弟子,少有才名,倚马万言。光绪廿四年中一甲第二名进士,曾为端方的幕僚。后随袁世凯,深获器重。2年10月袁就大总统,夏为文官次长,3年5月国务院撤销,设政事堂于总统府,总统府秘书长为内史长,夏为内史。袁死后,夏名列帝制祸首,匿居天津租界,后去上海,做了犹太财阀哈同义子的食客。晚年信佛,在福州鼓山受戒。
朱启钤字桂莘,贵州紫江人,光绪卅一年,清廷设立巡警部,朱任北京外城巡警总厅厅丞。民元先后任陆徵祥和赵秉钧内阁的交通总长。赵秉钧因刺宋教仁案受株连辞职,朱曾兼代国务总理两天。熊希龄组阁时任内务总长,3年2月并兼交通总长。4年9月洪宪帝制筹备期间,以朱兼任“大典筹备处”处长。列名帝制祸首后,直到7年始被取消通缉令。后来朱一度在徐世昌总统任内南北和议时受任为北方总代表。从此退出政坛,卜居天津,著有《李仲明营造法式》和《存素堂丝绣录》。
周自齐字子廙,山东单县人。北京同文馆出身,后赴美留学。清末曾继伍廷芳以参赞名义代理驻美公使。曾向美国交涉退还庚子赔款1200万美元。民元3月任山东都督,2年8月出任中国银行总裁,九月任熊希龄内阁的交通总长。3年出任财政总长,兼盐务署督办。4年四月继张謇为农商总长,5年5月复任财政总长。是袁时代财政方面的红人,也因为这样列名帝制祸首。
薛大可字子奇,湖南益阳人,留学日本,是同盟会会员,曾因革命在上海被捕。民国成立后在北京为新闻记者,民国2年春被选为众议院议员。筹安全事起,结识了杨度,杨度叫他办一张《亚细亚报》,专门鼓吹帝制。袁世凯称帝前后,袁克定和杨度伪造《顺天时报》,刊登各地拥戴的消息送给袁过目,据说就是薛从中做的手脚,因为《顺天时报》用的是日本字模,别的印刷所摹仿不来,可是薛子奇的《亚细亚报》设在后孙公园,《顺天时报》设在新华门大街,相距咫尺,所以薛每天可以花钱向《顺天时报》买铅字,在《亚细亚报》排印,印成一张假的《顺天时报》,每天专供袁阅览。袁每天从这张假报上看到尽是假消息,因此薛亦可以说是洪宪帝制运动中的一个要角。据说诱胁当时的名记者黄远生和刘少少也是薛负责的,《亚细亚报》曾在袁登极前两个月在上海设分馆,对外声言已请黄远生为主笔,刘少少为编辑,黄远生为此曾登报否认,随后即逃往国外,怎知他到美国后,却被爱国华侨把他当作帝制余孽炸死了;刘少少也从未加入亚报。这个《亚细亚报》的上海分社在出报的第二天就遭爱国人士投掷炸弹,吓得职员们不敢去上班,报纸不久也寿终正寝。薛子奇之与洪宪帝制,不过如此,比起那些洪宪帝制的重要军政人物,就只能算小巫了。
薛子奇名列祸首后,仍一直寄居北京,到了张作霖入关,雄据故都为大元帅时,薛曾一度活跃,其后又销声匿迹。薛、顾名列帝制祸首后,有好事者把“顾鳌薛大可”两人名字联在一起征求对联,某名士对以“潘驴邓小闲”,含意讽刺,令人叫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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