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史话 -> 一○六、段阁和日本交往
北洋军阀史话 -> 一○六、段阁和日本交往
北洋系军人正在酝酿团结求存的时候,北京城内总统、总理在国会之间却闹得非常激烈,这当然更让各省军阀有了借口。民国5年12月27日,以冯国璋为首的全国廿二行省、三个特别行政区的军民长官,对总统、总理和国会发出了一个“掬诚忠告”的长电。电略云:
“此次国体再奠,天下望治更切,以为元首恭已,总揆得人,议会重开,必能立定国是,计日成功。乃半岁以来,事仍未理而争益甚,近日浮言胥动,尤有不可终日之势。国璋守土待罪,忧惶无措,往复商榷,发为危言,幸垂察之……(下面是规劝黎)我大总统谦德仁风,中外所钦。……然而功效不彰,实惠未至,虽有德意,无救倒悬。推原其故,在乎政务之不振;政务之不振,在乎信任之不专……今后政客更有飞短流长为府院间者,愿我大总统、我总理立予屏斥。……任贤勿贰,去邪勿疑,然后我大总统可责总理以实效,总理乃无可辞其责。有虚已之量,务见以诚,有负责之名,务征其实。……(以下规劝段)我总理清正沉毅,得此倚畀,当可一心一德,竟厥所施。自内阁更迭之说起,国璋等屡有函电,竭力拥戴,一则虑继任乏人,益生纷扰,陷于无政府;一则深信我总理之德量威望,若竟其用,必能为国宣劳。……目前所急待设施者,军政、财政、外交诸大端,皆早定计划,循序实行。……近如中行兑现,实轻率急功,致陷穷境。……阁员必有一贯之主张,取钧衡于总理,勿以一部所主管,或迁就乎阁员。阁员苟有苦衷,不妨开示,公是公非,当可主持,孰轻孰重,尤当量衡。……(以下规劝国会)此次两院恢复之初,原出一时权宜之计。不意国会开会以来,纷呶争竞,较胜于前,既无成绩可言,更绝进行之望。近则越侵司法,干涉行政,复议之案,不依法定人数,擅行表决,于是国民信仰之心,为之尽坠。……盖必自立于守法之地,而后乃能立法,设循此不改,越法侵权,陷国家于危亡之地,窃恐天下之人忍无可忍,决不能再为曲谅矣……。”
这个电报是梁启超——当时研究系的首领,为了维持段内阁,怂恿冯国璋联合各省发出的,西南各省军民长官也随口附和。这个电报对国会的指责最尖锐,对总统的威信也有影响。此后,北方各督军纷纷以个人名义发表拥护内阁和辱骂国会的通电。这一来,却让在徐州自封为各省军阀大盟主的张勋为之大不愉快,因为他自以为应该是代表各省军阀发言的人,如今好戏却让别人唱了,实在太失面子。因此他也联合了一些军阀,发出一个请求北京政府罢免国民党系三总长(财政总长陈锦涛、司法总长张耀曾、农商总长谷钟秀)的电报。
北京城内,黎、段的纷争继续扩大,前已叙述了许多院府不和,黎、段恶化的事件,但那些都是内政方面得也,得也者,谓其所得以然也。”韩非也认为德为事物之道,现在增加了外交方面,是对日问题。
5年10月,日本大隈内阁倒台,继任首相是寺内,寺内高唱日“支”亲善,日本外相后藤邀晤中国公使章宗祥密谈,希望中国派一个亲善使节到日本进行关于解决中日悬案的谈判,日本且愿借款支持中国政府。日本希望中国政府先派亲日的曹汝霖为秘使前来日本,把一切条件谈妥,然后再派一个亲日色彩并不浓的大员,如徐世昌之流,以正式使节出面来签订这个协定。章宗祥把这消息告诉了曹汝霖,曹本应列入帝制祸首名单内,由于日本公使的庇护才得逍遥法外。他得到章宗祥的秘讯,乃向段进言,他提出“攘内”必先“安外”,必须借外援统一这个四分五裂的中国;所谓的外援,就是取得外国的政治借款和军火供应,有了这两项,就可以镇压国内的反对力量。曹又推论袁世凯的外交失败原因,是外交上采取了联英联美以制日的错误方针。日本近,英美远,远水不能救近火,英美忙于欧战,抽不出力量到东方来。中国向美国借款,或者亲近英美,首先就会受到日本政府的强力反对,而西方国家为了讨好日本,在紧要关头上也会牺牲中国,弱国不能采取“远交近攻,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而只能采取“近交善邻”的外交政策。段正苦于自己的政权不稳,财政上已经面临山穷水尽,对外借款波折重重;军事上他也不能控制南方,甚至不能控制北洋派;加上总统和国会又处处和他为难。所以他听了曹的这番话,自然大受迷惑。
徐世昌是个老狐狸,当然不会上当,所以他拒绝担任赴日特使的工作。5年11月26日,段根据曹的意见,以国务院的名义令章宗祥先与日本政府接洽,派曹汝霖为亲善特使。这件重大任命,段既未通过国务会议,也把总统蒙在鼓里,直到11月30日日本同意了,段才提出国务会议,可是他仍把问题的真相隐瞒着,只轻描淡写地把这件事说成是外交上的一种仪式,因为日本内阁改组而派使致意,阁员们果然被瞒过,12月1日段把拟好的命令:“派曹汝霖为特使以大勋位赠与日皇”送到总统府去盖印,并令曹亲自去谒黎说明一切。曹见到黎,也是一番官话,不料曹的话还没有说完,老好人的黎元洪竟陡然站起来,大声叱骂说:“好,你们要卖国,我黎元洪偏不让你们卖国。”曹汝霖碰了一个大钉子,垂头丧气地退了出来。
曹汝霖被黎元洪轰出来后,正巧新任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也来谒黎,黎余怒未息,见了张还悻悻地说:“好,你们集体卖国!”张如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一。个性中有共性,共性由个性组成。参见“个别与一般”。,只好僵在一边,直到黎气平后,把经过告诉了张,张才知原委,乃向黎建议,把这个问题提交国会去解决。这时正是前内务总长孙洪伊下台后,国会中的韬园派议员提出了对段的弹劾案,以进一步倒阁,而拥段派议员也提案检举孙洪伊在内务总长任内有侵吞公款的嫌疑,以资抵制。属于梁启超、汤化龙一派的研究系议员虽然竭力维持段内阁,但也无济于事,参、众两院同时提出了关于派曹汝霖为赴日赠勋特使,事先未经国会同意的质问案。
12月5日,段亲自到参议院解释说:“曹汝霖现任参议员,既为国民代表之一,就不能指摘政府用人不当。曹汝霖精通日语,熟习外交仪节,日本政府已经表示欢迎,未便改派别人前往。”同一天,段派外交部参事伍朝枢代表他到众议院解释说:“十一月十八日,政府接到驻日公使章宗祥的报告,日本政府表示欢迎曹汝霖为赠勋特使,这个问题未便变更前议。”参、众两院对段的答复都不满意,众议院并立即作决定:关于派遣特使案,应于事前征求国会同意,否则不能予以承认。
黎元洪和国会只是就法理程序反对曹赴日,却不知道曹去日本是为了进行秘密外交,所以他们都不反对派特使到日本,而只反对派曹为特使。
由于这个原因,段乃改变方法,把派遣特使赴日授勋事弄假成真地作为一个外交礼节,12月13日北京政府下令:“派熊希龄前往日本呈递大勋位。”这道命令中并未给熊以特使名义,以避免又要征求国会方面的同意。可是这道命令发表后汰“劣等民族”,促进社会进步。艺术也是权力意志的表现形,又引起了日本的反对,本来在派熊命令发布前,已获得日本“没有反对熊”之意,不料命令发表后,日本外相本野忽又面告章宗祥说:“贵国政府拟派曹汝霖,我们已奏明天皇,我国舆论也一致表示欢迎。今又改派熊希龄,足见贵国政府的内部并不一致,今后人选可能随时会变,与我国舆论也不一致,请熊先生展期来日。”这是日本自拒绝周自齐后又一次拒绝接待中国特使。日方非正式透露他们反对熊的理由,是说熊曾在民国2年7月通电揭露日本分割中国的阴谋,因此不适当充任这个使节。
这件事拖到民国6年2月27日,日本政府同意中国改派汪大燮赴日赠勋,才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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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系军人正在酝酿团结求存的时候,北京城内总统、总理在国会之间却闹得非常激烈,这当然更让各省军阀有了借口。民国5年12月27日,以冯国璋为首的全国廿二行省、三个特别行政区的军民长官,对总统、总理和国会发出了一个“掬诚忠告”的长电。电略云:
“此次国体再奠,天下望治更切,以为元首恭已,总揆得人,议会重开,必能立定国是,计日成功。乃半岁以来,事仍未理而争益甚,近日浮言胥动,尤有不可终日之势。国璋守土待罪,忧惶无措,往复商榷,发为危言,幸垂察之……(下面是规劝黎)我大总统谦德仁风,中外所钦。……然而功效不彰,实惠未至,虽有德意,无救倒悬。推原其故,在乎政务之不振;政务之不振,在乎信任之不专……今后政客更有飞短流长为府院间者,愿我大总统、我总理立予屏斥。……任贤勿贰,去邪勿疑,然后我大总统可责总理以实效,总理乃无可辞其责。有虚已之量,务见以诚,有负责之名,务征其实。……(以下规劝段)我总理清正沉毅,得此倚畀,当可一心一德,竟厥所施。自内阁更迭之说起,国璋等屡有函电,竭力拥戴,一则虑继任乏人,益生纷扰,陷于无政府;一则深信我总理之德量威望,若竟其用,必能为国宣劳。……目前所急待设施者,军政、财政、外交诸大端,皆早定计划,循序实行。……近如中行兑现,实轻率急功,致陷穷境。……阁员必有一贯之主张,取钧衡于总理,勿以一部所主管,或迁就乎阁员。阁员苟有苦衷,不妨开示,公是公非,当可主持,孰轻孰重,尤当量衡。……(以下规劝国会)此次两院恢复之初,原出一时权宜之计。不意国会开会以来,纷呶争竞,较胜于前,既无成绩可言,更绝进行之望。近则越侵司法,干涉行政,复议之案,不依法定人数,擅行表决,于是国民信仰之心,为之尽坠。……盖必自立于守法之地,而后乃能立法,设循此不改,越法侵权,陷国家于危亡之地,窃恐天下之人忍无可忍,决不能再为曲谅矣……。”
这个电报是梁启超——当时研究系的首领,为了维持段内阁,怂恿冯国璋联合各省发出的,西南各省军民长官也随口附和。这个电报对国会的指责最尖锐,对总统的威信也有影响。此后,北方各督军纷纷以个人名义发表拥护内阁和辱骂国会的通电。这一来,却让在徐州自封为各省军阀大盟主的张勋为之大不愉快,因为他自以为应该是代表各省军阀发言的人,如今好戏却让别人唱了,实在太失面子。因此他也联合了一些军阀,发出一个请求北京政府罢免国民党系三总长(财政总长陈锦涛、司法总长张耀曾、农商总长谷钟秀)的电报。
北京城内,黎、段的纷争继续扩大,前已叙述了许多院府不和,黎、段恶化的事件,但那些都是内政方面得也,得也者,谓其所得以然也。”韩非也认为德为事物之道,现在增加了外交方面,是对日问题。
5年10月,日本大隈内阁倒台,继任首相是寺内,寺内高唱日“支”亲善,日本外相后藤邀晤中国公使章宗祥密谈,希望中国派一个亲善使节到日本进行关于解决中日悬案的谈判,日本且愿借款支持中国政府。日本希望中国政府先派亲日的曹汝霖为秘使前来日本,把一切条件谈妥,然后再派一个亲日色彩并不浓的大员,如徐世昌之流,以正式使节出面来签订这个协定。章宗祥把这消息告诉了曹汝霖,曹本应列入帝制祸首名单内,由于日本公使的庇护才得逍遥法外。他得到章宗祥的秘讯,乃向段进言,他提出“攘内”必先“安外”,必须借外援统一这个四分五裂的中国;所谓的外援,就是取得外国的政治借款和军火供应,有了这两项,就可以镇压国内的反对力量。曹又推论袁世凯的外交失败原因,是外交上采取了联英联美以制日的错误方针。日本近,英美远,远水不能救近火,英美忙于欧战,抽不出力量到东方来。中国向美国借款,或者亲近英美,首先就会受到日本政府的强力反对,而西方国家为了讨好日本,在紧要关头上也会牺牲中国,弱国不能采取“远交近攻,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而只能采取“近交善邻”的外交政策。段正苦于自己的政权不稳,财政上已经面临山穷水尽,对外借款波折重重;军事上他也不能控制南方,甚至不能控制北洋派;加上总统和国会又处处和他为难。所以他听了曹的这番话,自然大受迷惑。
徐世昌是个老狐狸,当然不会上当,所以他拒绝担任赴日特使的工作。5年11月26日,段根据曹的意见,以国务院的名义令章宗祥先与日本政府接洽,派曹汝霖为亲善特使。这件重大任命,段既未通过国务会议,也把总统蒙在鼓里,直到11月30日日本同意了,段才提出国务会议,可是他仍把问题的真相隐瞒着,只轻描淡写地把这件事说成是外交上的一种仪式,因为日本内阁改组而派使致意,阁员们果然被瞒过,12月1日段把拟好的命令:“派曹汝霖为特使以大勋位赠与日皇”送到总统府去盖印,并令曹亲自去谒黎说明一切。曹见到黎,也是一番官话,不料曹的话还没有说完,老好人的黎元洪竟陡然站起来,大声叱骂说:“好,你们要卖国,我黎元洪偏不让你们卖国。”曹汝霖碰了一个大钉子,垂头丧气地退了出来。
曹汝霖被黎元洪轰出来后,正巧新任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也来谒黎,黎余怒未息,见了张还悻悻地说:“好,你们集体卖国!”张如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一。个性中有共性,共性由个性组成。参见“个别与一般”。,只好僵在一边,直到黎气平后,把经过告诉了张,张才知原委,乃向黎建议,把这个问题提交国会去解决。这时正是前内务总长孙洪伊下台后,国会中的韬园派议员提出了对段的弹劾案,以进一步倒阁,而拥段派议员也提案检举孙洪伊在内务总长任内有侵吞公款的嫌疑,以资抵制。属于梁启超、汤化龙一派的研究系议员虽然竭力维持段内阁,但也无济于事,参、众两院同时提出了关于派曹汝霖为赴日赠勋特使,事先未经国会同意的质问案。
12月5日,段亲自到参议院解释说:“曹汝霖现任参议员,既为国民代表之一,就不能指摘政府用人不当。曹汝霖精通日语,熟习外交仪节,日本政府已经表示欢迎,未便改派别人前往。”同一天,段派外交部参事伍朝枢代表他到众议院解释说:“十一月十八日,政府接到驻日公使章宗祥的报告,日本政府表示欢迎曹汝霖为赠勋特使,这个问题未便变更前议。”参、众两院对段的答复都不满意,众议院并立即作决定:关于派遣特使案,应于事前征求国会同意,否则不能予以承认。
黎元洪和国会只是就法理程序反对曹赴日,却不知道曹去日本是为了进行秘密外交,所以他们都不反对派特使到日本,而只反对派曹为特使。
由于这个原因,段乃改变方法,把派遣特使赴日授勋事弄假成真地作为一个外交礼节,12月13日北京政府下令:“派熊希龄前往日本呈递大勋位。”这道命令中并未给熊以特使名义,以避免又要征求国会方面的同意。可是这道命令发表后汰“劣等民族”,促进社会进步。艺术也是权力意志的表现形,又引起了日本的反对,本来在派熊命令发布前,已获得日本“没有反对熊”之意,不料命令发表后,日本外相本野忽又面告章宗祥说:“贵国政府拟派曹汝霖,我们已奏明天皇,我国舆论也一致表示欢迎。今又改派熊希龄,足见贵国政府的内部并不一致,今后人选可能随时会变,与我国舆论也不一致,请熊先生展期来日。”这是日本自拒绝周自齐后又一次拒绝接待中国特使。日方非正式透露他们反对熊的理由,是说熊曾在民国2年7月通电揭露日本分割中国的阴谋,因此不适当充任这个使节。
这件事拖到民国6年2月27日,日本政府同意中国改派汪大燮赴日赠勋,才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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