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史话 -> 二二○、废帝被逐出宫
北洋军阀史话 -> 二二○、废帝被逐出宫
13年11月5日,冯玉祥在北京干了一桩和兵变一样惊人的行动,就是“逼宫”,逐溥仪出宫,废除清帝名号,这也是惊天动地的,一方面他把民国总统曹锟软禁在延庆楼,一方面又把前清的小皇帝赶出他的皇宫。
民国13年溥仪19岁,他已不是一个孩子,对于北方军阀的混乱,此起彼落的情势已能分析,也知道如何应付。当冯玉祥倒戈入北京,曹锟被因,黄郛出主摄政内阁,溥仪自内务府大臣绍英和荣源处得到报告后,尚能镇定。因为民国成立以来,军阀的你来我去,已经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新闻。可是接着又来一个消息,说冯玉祥已把挂着陆军第十六师番号的紫禁城外守备部队加以调走和改编,似乎情形是不妙了。当时溥仪和他的家人商量,恐怕冯玉祥要向皇室勒索,因此他便考虑想到外国驻北京的使馆中去避一避,只是有一部分王公大臣的政治触觉很迟钝,他们认为中华民国和清室签订的“优待条件”早为国际所公认,中华民国无权单方面把它废除。因此,他们的结论是溥仪留在清宫中决无危险,因为有国际承认的优待条件作护符,倘若军阀们对清室有什么举动,外国公使们一定会出面干涉。
冯玉祥决定要驱逐废帝出宫,要干和“首都革命”一样的大事,他当然也怕国际干涉,所以把全权授给鹿钟麟,要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入宫,先造成既成事实,使国际间知道木已成舟,挽救无力。于是,鹿钟麟便十二万分火急地派出部分军队,严密封锁清宫大小门户,禁止人们进出,尤其不许外国人出入。鹿钟麟自己和警察总监张璧,身披甲胄,全副武装,率领20名手枪队,冲入故宫。这一行人进入清宫后,一拥而入直往前进,每遇到一个人就大喊一声“不许动!”把一个个的人“钉”在原场,一直找到了住在清宫内的内务府大臣绍英,鹿钟麟宣布了冯玉祥的命令,限“宣统废帝”20分钟内立即迁出紫禁城。年老而又胆小的绍英突然见到这样一批全副武装,又不讲礼的不速之客,真是手足无措,而更无所措手足的,是那个迫迁的命令,实在是晴天霹雳。鹿钟麟更用威吓的口吻说:“现在已经在景山上架了大炮,预定在廿分钟后就要向宫中炮轰了。”然后又从怀里掏出两个手榴弹,往桌子上一扔,真把这位内务府大臣绍英,吓得全身发抖,面如死灰,把头忙着点个不停,并且答应立即去报告溥仪,但央求放宽一些时间作好准备。鹿钟麟作好作歹地答应再放宽20分钟,向着手枪队宣布说:“告诉弟兄们,再放宽廿分钟。”然后严厉地向绍英一指,说:“快点去收拾你们的东西,照料你们的皇帝出宫去,识时务才是俊杰呵!”
当鹿钟麟率兵入宫迫迁的俄顷,储秀宫中溥仪正好和“皇后”婉容在闲坐谈天,突然之间,绍英、宝熙和荣源三人神色仓惶地跑了进来,来不及行君臣之礼就喊着说:“大事不好了数学的哲学总结。它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冯玉祥派鹿钟麟、张璧带兵入宫,限令皇上四十分钟离开皇宫,他们的大炮架在景山,如果到时候不迁离,大炮就要向宫中轰击了。”
“皇后”和这些“大臣”都急得没了主意,侍从们(这时宫中已没有太监)则三个五个聚在一块交头接耳,简直是大祸临头,溥仪一边嚷着说:“这叫什么话,这叫什么话?”一边让人挂电话给父亲载沣,老师陈宝琛、朱益藩和庄士敦,令他们火速入宫商议。
他们先后慌慌张张地赶到宫门,庄士敦被冯玉祥士兵挡驾,不许入内,于是载沣、陈宝琛、朱益藩便气急败坏地及时赶来参加这个“御前会议”。
会议毫无结果,只决定了一点,叫陈宝琛跑出宫外找庄士敦,去外国公使团寻求支持,要他们出面主持公道。陈宝琛出去不久中,用以规定人类过去和现在一切对立和异化产生的客观情,40分钟限期已到,鹿钟麟的兵士已经哗噪起来,君臣们相对毫无善策应付,这时鹿钟麟已在宫门外准备了五部汽车,溥仪夫妇和绍英等无可奈何,只好收拾细软先逃命要紧。君臣们狼狈地走出宫外,鹿钟麟上了第一部汽车,溥仪坐第二部,婉容和文绣坐第三部,张璧坐第四部,绍英等坐第五部,五部汽车旁站着20个手枪队的士兵,浩浩荡荡地驶去德胜门内,什刹海北河沿的“醇亲王府”。
在醇王府前,溥仪下了车,十六年一场梦,如今回到了自己的老家,他真是百感交集。这时候,鹿钟麟跑上去和这位皇帝握手,并且问他说:“你今后是皇帝呢?还是平民呢?”溥仪在这样的情况下,很爽朗地答复说:“我今后只愿意当个平民。”张璧也走过去和溥仪握手,一再声明警察一定对溥仪保护,并且还轻松地说:“现在你既然已经变成平民了,说不定将来还可以竞选大总统呢。”
话分两头,陈宝琛、朱益藩出宫后就找到了庄士敦,商量如何“勤王”。当然,只有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寻求国际干涉,于是庄士敦就到了荷兰公使馆,找着荷兰公使欧登科,他是当时北京外交团领袖。欧登科联合了英国公使玛克兑、日本公使芳泽谦吉,一同到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并要求保证溥仪的人身安全,这种行动也只是表面文章而已。
13年11月8日北京国务院通电云:
“慨自晚清逊位,共和告成,五族人民,咸归平等。曩年优待条件之订,原所以酬谢逊清,然今时势所趋,隐患潜伏,对此情形之政象,竟有不得不量予修正,以卒其德者。诚以北京为政治策源之地,而宫禁又适居都会中心,今名为共和,而首都中心之区,不能树立国旗,依然仍用帝号,中外观国之流,靡不引为笑柄。且闻溥仪秉性聪明,平居恒言愿为民国一公民,不愿为禁宫一废帝;盖其感于新世潮流,时戚戚焉以己身之地位为虞。近自财库空虚,支应不继,竭蹶之痛,益伤其心。故当百政刷新之会,得两方同意,以从事于优待条件之修正。自移居后海后,并愿由军警妥密保护。从兹五族一体,阶级尽除,共和基础,固如磬石。而在溥仪方面,既得自由向学之机,复苏作茧自缚之困,异日造就既深,亦得以公民资格,宣勤民国;用意之深,人所共喻,缅维荩虑,定荷赞同。至于清室财物,业经奉令由国务院聘请公正耆绅,会同清室近支人员,共组一委员会,将所有物件,分别公私,妥善处置。其应归公有者,拟一一编号,分存于国立图书馆、博物馆中,俾垂久远,而昭大信,并以表彰逊清之遗惠于无穷。恐远道传闻,有违事实,特电布闻,敬祈照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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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年11月5日,冯玉祥在北京干了一桩和兵变一样惊人的行动,就是“逼宫”,逐溥仪出宫,废除清帝名号,这也是惊天动地的,一方面他把民国总统曹锟软禁在延庆楼,一方面又把前清的小皇帝赶出他的皇宫。
民国13年溥仪19岁,他已不是一个孩子,对于北方军阀的混乱,此起彼落的情势已能分析,也知道如何应付。当冯玉祥倒戈入北京,曹锟被因,黄郛出主摄政内阁,溥仪自内务府大臣绍英和荣源处得到报告后,尚能镇定。因为民国成立以来,军阀的你来我去,已经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新闻。可是接着又来一个消息,说冯玉祥已把挂着陆军第十六师番号的紫禁城外守备部队加以调走和改编,似乎情形是不妙了。当时溥仪和他的家人商量,恐怕冯玉祥要向皇室勒索,因此他便考虑想到外国驻北京的使馆中去避一避,只是有一部分王公大臣的政治触觉很迟钝,他们认为中华民国和清室签订的“优待条件”早为国际所公认,中华民国无权单方面把它废除。因此,他们的结论是溥仪留在清宫中决无危险,因为有国际承认的优待条件作护符,倘若军阀们对清室有什么举动,外国公使们一定会出面干涉。
冯玉祥决定要驱逐废帝出宫,要干和“首都革命”一样的大事,他当然也怕国际干涉,所以把全权授给鹿钟麟,要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入宫,先造成既成事实,使国际间知道木已成舟,挽救无力。于是,鹿钟麟便十二万分火急地派出部分军队,严密封锁清宫大小门户,禁止人们进出,尤其不许外国人出入。鹿钟麟自己和警察总监张璧,身披甲胄,全副武装,率领20名手枪队,冲入故宫。这一行人进入清宫后,一拥而入直往前进,每遇到一个人就大喊一声“不许动!”把一个个的人“钉”在原场,一直找到了住在清宫内的内务府大臣绍英,鹿钟麟宣布了冯玉祥的命令,限“宣统废帝”20分钟内立即迁出紫禁城。年老而又胆小的绍英突然见到这样一批全副武装,又不讲礼的不速之客,真是手足无措,而更无所措手足的,是那个迫迁的命令,实在是晴天霹雳。鹿钟麟更用威吓的口吻说:“现在已经在景山上架了大炮,预定在廿分钟后就要向宫中炮轰了。”然后又从怀里掏出两个手榴弹,往桌子上一扔,真把这位内务府大臣绍英,吓得全身发抖,面如死灰,把头忙着点个不停,并且答应立即去报告溥仪,但央求放宽一些时间作好准备。鹿钟麟作好作歹地答应再放宽20分钟,向着手枪队宣布说:“告诉弟兄们,再放宽廿分钟。”然后严厉地向绍英一指,说:“快点去收拾你们的东西,照料你们的皇帝出宫去,识时务才是俊杰呵!”
当鹿钟麟率兵入宫迫迁的俄顷,储秀宫中溥仪正好和“皇后”婉容在闲坐谈天,突然之间,绍英、宝熙和荣源三人神色仓惶地跑了进来,来不及行君臣之礼就喊着说:“大事不好了数学的哲学总结。它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冯玉祥派鹿钟麟、张璧带兵入宫,限令皇上四十分钟离开皇宫,他们的大炮架在景山,如果到时候不迁离,大炮就要向宫中轰击了。”
“皇后”和这些“大臣”都急得没了主意,侍从们(这时宫中已没有太监)则三个五个聚在一块交头接耳,简直是大祸临头,溥仪一边嚷着说:“这叫什么话,这叫什么话?”一边让人挂电话给父亲载沣,老师陈宝琛、朱益藩和庄士敦,令他们火速入宫商议。
他们先后慌慌张张地赶到宫门,庄士敦被冯玉祥士兵挡驾,不许入内,于是载沣、陈宝琛、朱益藩便气急败坏地及时赶来参加这个“御前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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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醇王府前,溥仪下了车,十六年一场梦,如今回到了自己的老家,他真是百感交集。这时候,鹿钟麟跑上去和这位皇帝握手,并且问他说:“你今后是皇帝呢?还是平民呢?”溥仪在这样的情况下,很爽朗地答复说:“我今后只愿意当个平民。”张璧也走过去和溥仪握手,一再声明警察一定对溥仪保护,并且还轻松地说:“现在你既然已经变成平民了,说不定将来还可以竞选大总统呢。”
话分两头,陈宝琛、朱益藩出宫后就找到了庄士敦,商量如何“勤王”。当然,只有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寻求国际干涉,于是庄士敦就到了荷兰公使馆,找着荷兰公使欧登科,他是当时北京外交团领袖。欧登科联合了英国公使玛克兑、日本公使芳泽谦吉,一同到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并要求保证溥仪的人身安全,这种行动也只是表面文章而已。
13年11月8日北京国务院通电云:
“慨自晚清逊位,共和告成,五族人民,咸归平等。曩年优待条件之订,原所以酬谢逊清,然今时势所趋,隐患潜伏,对此情形之政象,竟有不得不量予修正,以卒其德者。诚以北京为政治策源之地,而宫禁又适居都会中心,今名为共和,而首都中心之区,不能树立国旗,依然仍用帝号,中外观国之流,靡不引为笑柄。且闻溥仪秉性聪明,平居恒言愿为民国一公民,不愿为禁宫一废帝;盖其感于新世潮流,时戚戚焉以己身之地位为虞。近自财库空虚,支应不继,竭蹶之痛,益伤其心。故当百政刷新之会,得两方同意,以从事于优待条件之修正。自移居后海后,并愿由军警妥密保护。从兹五族一体,阶级尽除,共和基础,固如磬石。而在溥仪方面,既得自由向学之机,复苏作茧自缚之困,异日造就既深,亦得以公民资格,宣勤民国;用意之深,人所共喻,缅维荩虑,定荷赞同。至于清室财物,业经奉令由国务院聘请公正耆绅,会同清室近支人员,共组一委员会,将所有物件,分别公私,妥善处置。其应归公有者,拟一一编号,分存于国立图书馆、博物馆中,俾垂久远,而昭大信,并以表彰逊清之遗惠于无穷。恐远道传闻,有违事实,特电布闻,敬祈照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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