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史话 -> 二十、死里逃生洹上归隐
北洋军阀史话 -> 二十、死里逃生洹上归隐
慈禧高龄当国,风烛残年,当时两宫不和,光绪所期待的,就是慈禧迟早总要寿终正寝,所以唯一对抗慈禧的方法就是“等待”。不幸,正当慈禧病危时,光绪却抢在她之先驾崩。光绪先慈禧而死,这件公案是清王朝最后岁月中一大秘密,有人说慈禧垂危时叫人先谋害了光绪,又有人说是袁世凯的阴谋。所有的传说只是传说,谁也无法证实真相是怎么一回事。
袁世凯当然恐惧光绪重新执政,他死命地掌握着北洋军,巩固自己的力量,就是以防万一。光绪卅四年(1908年)皇帝和太后都在病中,清廷计划为光绪立嗣以备万一,袁极力支持立庆亲王的长孙为嗣,可是他的计划却不被慈禧所接受。慈禧虽然不喜欢光绪,但是她和醇亲王一家人的关系非常密切,因为她的亲妹妹便是嫁给醇亲王奕譞。奕譞的儿子中,一个是光绪,一个是载沣。载沣继承了醇亲王的王位,娶的太太又是慈禧亲信荣禄的女儿。所以慈禧为了这种私情,宁愿把天下交给载沣所生的,才三岁又好哭的溥仪,并命载沣以监国摄政王名义抱了他的儿皇帝统治大清江山。
另有一个传说是当病中的光绪听到自己亲兄弟要作摄政王,也不禁流露了笑容,于是他秘密地写了一个字条给载沣,上面只有四个字,是“杀袁世凯”。
袁世凯在醇亲王载沣被任命为摄政王以后,也曾做了一番努力,他以国家需立长君为由,建议载沣自己做皇帝,他希望以拥立载沣自己做皇帝哲学家。原名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Fran汅oisMarie,来求取载沣的谅解,可是他这个建议不仅未被载沣接受,反而却召来一顿很严厉的申斥。他乃称病请假到天津小住。
载沣当国后,真的在筹划要替皇兄报仇,诛杀袁世凯。康有为有一封“上摄政王”书,这封信强调光绪之死是袁所杀,请“杀贼臣袁世凯”。康函摘要如下:
“罪臣康有为稽颡上书监国摄政王爷殿下:十月二十一日惊闻大行皇帝上宾,天地晦冥,山川崩竭,薄海号痛,泣于昊天,鼎湖攀髯,呼号莫及。呜呼痛哉!岂谓御宇三十四年舍身爱民之圣主,而弃我臣民如此其速,且如此其酷也。
有为僻居海外,逖听所得,佥谓逆臣袁世凯蓄谋篡弑,已历岁年,今次大丧因王守仁世称阳明先生,故名。以“致良知”、“知行合一”为,又适与大行太皇太后之丧后先衔接;稽诸前史,从所未闻,举国汹汹,杯弓蛇影之痛,怀莫能释,自推原祸首,莫不集矢于逆臣袁世凯之一身。有为痛急之余,不揣冒昧,曾僭电殿下,请讨贼臣人安社稷,未审九阍深邃能达典签否也?
自顷日读宫抄,见大丧之礼无异常,岂先帝之丧实由天祸,而非有如外间所拟议者耶?抑有深哀隐痛,为臣子所不复忍言,而为先帝讳之者耶?海外孤孽,固不敢妄为臆测。虽然逆臣袁世凯为先帝之罪人,固已昭昭然天下所共见,苟有弑逆之事,其恶固擢发难容,即无弑逆之迹,其罪亦难从末减。有为躬受先帝厚恩,而先帝之知世凯,实由有为,今有为若不揭其恶而正其罪,则将何面目以见先帝于地下,故敢沥述前事,为殿下陈之。
夫使先帝之丧而有可疑,则逆谋必出自世凯,固无论矣。即日无可疑,然试思先帝方以鼎盛之春秋,曷为而弃我臣民,岂非戊戌以后,十年忧伤,抑郁之所致乎?而孰使先帝积十年之忧郁而卒赍志以殂落者,则皆逆臣世凯一人为之也。先帝之事大行太皇太后,仁孝恭谨,四十年如一日,天下之所共闻也。
戊戌春夏之交,先帝发愤于中国之积弱,强邻之侵凌,毅然维新变法以易天下。其时慈宫圣意所在,非外廷所能窥伺(《晋书·阮籍传》)。“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就令两宫政见小有异同,而慈孝感召之诚,终未尝因此而稍杀。自逆臣世凯无端造出谋围颐和园一语,阴行离间,遂使两宫之间常有介介,而后此事变遂日出而不穷。先帝所以备历艰险以迄今日,实惟此之故。今使如世凯言而果有事也,则将谓先帝为此事耶?抑谓全由罪臣有为主谋,而先帝受罪臣之蒙蔽耶?
夫以先帝之仁孝,肯为此悖逆之举?若世凯谓先帝为与闻,是诬先帝以不孝也。罪臣受先帝特达之知,稍有人心,固不忍行其蒙蔽,且以先帝之英明,又岂罪臣所能蒙蔽者!若世凯谓先帝为罪臣所蒙蔽,是诬先帝以不明也。推原世凯所以造出此无根浮言之故,全由世凯受先帝不次之擢,其事颇为廷臣所瞩目,而盈廷汹汹,方与新政为难,世凯忽生自危之心,乃幻出此至狠极毒之恶谋,如俗谚所谓苦肉计者以求自解免,此戊戌冤狱之所由起也。
(中略)
罪臣当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初二日恭承先帝手颁朱谕,命以爱惜身体,善自调摄,期他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十年以来理的经验”,再产生人们的意识。提出“普遍代换说”,用精,每一忆诵,血与泪俱。今先帝大业已矣,罪臣不敢惜身,惟大仇未报,无以见先帝于地下,且举国皆畏世凯无耻忘仇,然则先帝之冤非罪臣发之而谁发之?
夫图治之序固有先后,以中国之大,致强犹反掌耳。但有贼不讨,大伦已佥,大法全废,更何道以治国乎?先帝丧苟有可疑,袁世凯固贼也;既无可疑,袁世凯亦贼也。许子不尝药,《春秋》犹书为弑君。夫世凯之所陷先帝者,又岂此尝药之比哉?昔齐陈恒弑君,孔子鲁人,犹请讨之。况罪臣曾受先帝生死骨肉之恩者耶!自念获罪,不敢冒犯,待之弥月,不能隐忍,敢冒斧铖之诛,谨以上闻,不胜悲痛哀愤之至,伏惟睿鉴。有为泣血谨上。”
宣统(溥仪)临朝,摄政王载沣曾召见满汉军机大臣宣示先帝遗诏,这时老臣张之洞却跪在地上连连叩头,以“国有大丧,不宜诛戮大臣”为由反对,庆亲王奕劻也表示反对。当天载沣还密电征询北方几个北洋系的汉族军事首长意见,第四镇统制吴凤岭,第六镇统制赵国贤的答复都是:“请勿诛袁,如必诛袁,则先解除臣等职务,以免兵士有变,致辜天恩。”
大臣的反对,和可能发生兵变,就使袁世凯逃脱了“诛戮”的命运。下面抄录一段宣统废帝溥仪关涉这一幕的回忆——
对我父亲摄政王来说,最根本的失败是没有能除掉袁世凯。有一个传说,光绪临终时向摄政王托付过心事,并且留下了“杀袁世凯”四字朱谕。据我所知,这场兄弟会见是没有的。摄政王要杀袁世凯为兄报仇,虽确有其事,但是被奕劻为首的一班军机大臣给拦阻住了。详情无从得知,只知最后让父亲泄气的是奕劻的一番话:“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如果造起反来怎么办?”结果是隆裕太后听了张之洞等人的主意,叫袁世凯回家去养“足疾”,把他放走了。有位在内务府干过差使的“遗少”给我说过,当时摄政王为了杀袁世凯,曾想照学一下康熙皇帝杀大臣鳌拜的办法。康熙的办法是把鳌拜召来,赐给他个座位,那座位是一个只有三条好腿的椅子,鳌拜坐在上面不提防给闪了一下,因此构成了“君前失礼”的死罪。和摄政王一起制定这个计划的是小恭亲王溥伟。溥伟有一柄咸丰帝皇帝赏给他祖父奕的白虹刀,他们把它看成上方宝剑一样的圣物,决定由溥伟带着这把刀,做杀袁之用。一切计议停当了,结果被张之洞等人拦住了。这件未可置信的故事至少有一点是真的。这就是那时有人极力保护袁世凯,也有人企图消灭袁世凯,给我父亲出谋划策的大有人在。袁世凯在戊戌后虽然用大量银子到处送礼拉拢,但毕竟还有用银子消除不了的敌对势力。这些敌对势力,并不全是过去的维新派和帝党人物,其中有和奕劻争地位的,有不把兵权拿到手誓不甘休的,也有为了其他目的而把希望寄托在倒袁上面的。因此杀袁世凯和保袁世凯问题,早已不是什么维新与守旧、帝党与后党之争,也不是什么满汉显贵之争,而是这一伙亲贵显要和那一伙亲贵显要间的夺权之争。以当时的亲贵内阁来说,就分成庆亲王奕劻等人的一伙和公爵载泽等人的一伙。给我的父亲出谋划策以及要权力地位的,主要是后面这一伙。
其中最难对付的是奕劻和载泽。奕劻在西太后死前是领衔军机,太后死后改革内阁官制,他又当了内阁总理大臣,这是叫度支部尚书载泽最为愤愤不平的。载泽一有机会就找摄政王,天天向摄政王揭奕劻的短。西太后既搬不倒奕劻,摄政王又怎能搬得倒他?如果摄政王支持了载泽,或者摄政王自己采取了和契劻相对立的态度,奕劻只要称老辞职,躲在家里不出来,摄政王立刻就慌了手脚。所以在泽公和庆王间的争吵,失败总是载泽。醇王府的人经常可以听见他和摄政王嚷:“老大哥这是为你打算,再不听我老大哥的,老庆就把大清断送啦!”摄政王总是半晌不出声,最后说了一句:“好,好明儿跟老庆再说……”到第二天,还是老样子,奕劻照他自己的主意去办事,载泽又算白费一次力气。
载泽的失败,往往就是载沣的失败。奕劻的胜利,则意味着洹上垂钓的袁世凯的胜利。摄政王明白这个道理,也未尝不想加以抵制,可是他毫无办法。
诛袁计划既然难行,载沣乃于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1909年1月2日)以皇帝名义明降上谕:“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蒙先朝擢用,朕登极之后,复与殊赏,正以其才可用,使效驰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朝廷体恤之意。”
袁世凯在天津奉到“回籍养疴”的诏旨,这时他还和他的一位外国朋友取得联络,这位洋朋友是英国驻清公使朱尔典,他们早已建立了极亲密的关系。据说朱尔典拍了胸膛愿意担保袁的生命安全,于是袁世凯才怀着沉重的心情由天津遄返北京,向皇帝谢恩和辞行。
权势烜赫的袁宫保,竟在几天之内变成了丧家之犬,仓皇地告别了北京城,临行前他把在北京价值卅万元新购置的府学胡同私宅赠给了段祺瑞。这时北洋六镇统制名单是:第一镇统制何宗莲,第二镇统制马龙标,第三镇统制曹锟,第四镇统制吴凤岭,第五镇统制张怀芝,第六镇统制段祺瑞。
袁离北京时,只有严复和杨度两人送行。
袁从北京回到项城,先已在项城的卫辉城外购屋数十楹,故留居于此。宣统元年(1909年)五月移居彰德府北门外的洹上村。洹上村有天津何氏的别墅,袁予以购置添修,题名养寿园,自号洹上钓叟,一付闲云野鹤的姿态,每天饮酒赋诗,游山玩水,借以消除清廷满人对他的注意。其实京中动静,朝廷消息,他了若指掌,北洋派大将冯国璋、段祺瑞和其他将领都经常轻车简从来彰德,向袁报告情况,请示做法,袁则用非常亲密的态度接待这些干部,临别时还要赠送丰厚的路费。
在政治上,他的老友徐世昌红极一时,并未因袁失势而受影响,时而外放总督,时而内调尚书。袁归隐后,徐竟升任内阁协理大臣(就是副内阁总理的地位);袁一手提拔的赵秉钧则任民政部侍郎,掌理全国警察和特务;袁的长子克定仍在邮传部任丞参,他们都负责京中联络工作。内阁总理大臣奕劻,陆军大臣荫昌也和袁保持密切关系;而各省督抚大员中,袁仍有不少的亲戚和故旧。因此,袁虽然在洹上隐居,可是却拥有极大的政治潜势力。
这时随袁在洹上的有两大智囊,两人都是姓杨的,一个是杨度,他原任宪政编查馆的提调,后来投入袁的门下满以为可以成为立宪的风云人物,怎知袁被逐,他亦只好随袁出走,失去腾达机会。他常叹息地说:“伊藤博文的命太好,我的命太苦!”一个是沉默寡言的杨士琦。杨是安徽泗州人,直隶总督杨士骧的兄弟,杨士骧亦是袁党。
袁在归隐期间,曾做了一首五言绝句,诗曰:“楼小能容膝,檐高老树齐,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袁的门下士一面作诗奉和,一面则贡以谀词:“宫保珠玉在前,我辈不敢献丑了。”这些趋附之辈又窃窃私议说:“诗虽不佳,可是气魄雄伟,大似开国帝王口吻。”
这年恰好是袁50岁,可是他的头发胡子早已斑白,他一共有七房太太,已生了15个儿子。他最宠爱的姨太太是五姨太,据说是段芝贵奉献的。
载沣当政后,一方面放逐袁世凯,一方面更进一步排斥汉族。首先是在军事方面,他把全国兵权总揽在皇室手里,要建立一个驾乎一切军队之上的皇室武力。就在他担任摄政和放逐袁世凯的同时,他宣布成立禁卫军,由他统率,同时设立贵胄学堂以培养满族的高级人才;又代皇帝为全国陆海军大元帅,并成立陆海军联合参谋机构军咨处,派满族大臣毓朗、善耆、载泽、载涛、载洵等主持建军事务;派载洵赴欧美各国考察海军,载涛赴德国考察陆军,荫昌为陆军部大臣接统北洋各镇;宣布陆军武官任用制度,近畿各镇由陆军部直接统辖,裁撤京畿督练公所;成立海军部,以载洵为海军大臣。后来军咨处扩大为军咨府。军咨府的性质等于参谋本部,以载涛、毓朗为军咨大臣。同时并宣布今后军队首长的任用计划,新军卅六镇的高级将领都由贵胄学堂毕业生担任;全国绿营和巡防营次第裁撤,以禁卫军拱卫京城,并控制全国新军。
海军大臣载洵、军咨大臣载涛都是载沣的亲兄弟,也是光绪的小弟弟,这两人是清末全国闻名的大贝勒。海军大臣载洵有一次被派到奉天去查案,他是坐火车前往的,到了奉天车站,满城文武官员都到火车站恭迎,可是钦差大臣却在车厢内发了脾气,怎么请也不肯下车。欢迎行列见钦差不下车,自然也不敢散走,其中有聪明的官儿们猜想钦差大臣大约是有什么需求,乃偷偷地向钦差的亲信随从打听。不打听还好,一打听可把人骇坏了,原来钦差大臣要地方官孝敬他3000套貂皮,如果不答应钦差就不下车。这可把地方官难倒了,因为关外虽然盛产貂皮,立刻要凑3000套则是办不到的,可是如果凑不齐,钦差大臣就不肯下车,这样地方官就要担承很大的干系,因此只好答应下来,立刻派人赴各地搜购,总算在钦差回京之前凑齐了。钦差虽然满载而归,可是搜刮的丑闻已传遍了关内外,从此载洵就被人称为“三千套”。载涛虽然没有这类笑话,但他却是一个出名的胆小鬼。至于摄政王载沣呢?他当国后很像模像样,每天坐朝听政,批阅公文,可惜他听政时,对群臣的报告,呐呐不能作指示,而批示则又别字连篇不知所云,常在朝堂上好像睡眠不足,呵欠连连。还有他是出名怕太太的。
禁卫军虽由载沣统率,实际责任却在载涛身上,而载涛也很少过问,又交给士官毕业生良弼负责。良弼本任禁卫军第一协协统,其后任禁卫军训练大臣,他是满族亲贵中敢作敢为的少壮派,吸收了一批士官生作为禁卫军的各级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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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高龄当国,风烛残年,当时两宫不和,光绪所期待的,就是慈禧迟早总要寿终正寝,所以唯一对抗慈禧的方法就是“等待”。不幸,正当慈禧病危时,光绪却抢在她之先驾崩。光绪先慈禧而死,这件公案是清王朝最后岁月中一大秘密,有人说慈禧垂危时叫人先谋害了光绪,又有人说是袁世凯的阴谋。所有的传说只是传说,谁也无法证实真相是怎么一回事。
袁世凯当然恐惧光绪重新执政,他死命地掌握着北洋军,巩固自己的力量,就是以防万一。光绪卅四年(1908年)皇帝和太后都在病中,清廷计划为光绪立嗣以备万一,袁极力支持立庆亲王的长孙为嗣,可是他的计划却不被慈禧所接受。慈禧虽然不喜欢光绪,但是她和醇亲王一家人的关系非常密切,因为她的亲妹妹便是嫁给醇亲王奕譞。奕譞的儿子中,一个是光绪,一个是载沣。载沣继承了醇亲王的王位,娶的太太又是慈禧亲信荣禄的女儿。所以慈禧为了这种私情,宁愿把天下交给载沣所生的,才三岁又好哭的溥仪,并命载沣以监国摄政王名义抱了他的儿皇帝统治大清江山。
另有一个传说是当病中的光绪听到自己亲兄弟要作摄政王,也不禁流露了笑容,于是他秘密地写了一个字条给载沣,上面只有四个字,是“杀袁世凯”。
袁世凯在醇亲王载沣被任命为摄政王以后,也曾做了一番努力,他以国家需立长君为由,建议载沣自己做皇帝,他希望以拥立载沣自己做皇帝哲学家。原名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Fran汅oisMarie,来求取载沣的谅解,可是他这个建议不仅未被载沣接受,反而却召来一顿很严厉的申斥。他乃称病请假到天津小住。
载沣当国后,真的在筹划要替皇兄报仇,诛杀袁世凯。康有为有一封“上摄政王”书,这封信强调光绪之死是袁所杀,请“杀贼臣袁世凯”。康函摘要如下:
“罪臣康有为稽颡上书监国摄政王爷殿下:十月二十一日惊闻大行皇帝上宾,天地晦冥,山川崩竭,薄海号痛,泣于昊天,鼎湖攀髯,呼号莫及。呜呼痛哉!岂谓御宇三十四年舍身爱民之圣主,而弃我臣民如此其速,且如此其酷也。
有为僻居海外,逖听所得,佥谓逆臣袁世凯蓄谋篡弑,已历岁年,今次大丧因王守仁世称阳明先生,故名。以“致良知”、“知行合一”为,又适与大行太皇太后之丧后先衔接;稽诸前史,从所未闻,举国汹汹,杯弓蛇影之痛,怀莫能释,自推原祸首,莫不集矢于逆臣袁世凯之一身。有为痛急之余,不揣冒昧,曾僭电殿下,请讨贼臣人安社稷,未审九阍深邃能达典签否也?
自顷日读宫抄,见大丧之礼无异常,岂先帝之丧实由天祸,而非有如外间所拟议者耶?抑有深哀隐痛,为臣子所不复忍言,而为先帝讳之者耶?海外孤孽,固不敢妄为臆测。虽然逆臣袁世凯为先帝之罪人,固已昭昭然天下所共见,苟有弑逆之事,其恶固擢发难容,即无弑逆之迹,其罪亦难从末减。有为躬受先帝厚恩,而先帝之知世凯,实由有为,今有为若不揭其恶而正其罪,则将何面目以见先帝于地下,故敢沥述前事,为殿下陈之。
夫使先帝之丧而有可疑,则逆谋必出自世凯,固无论矣。即日无可疑,然试思先帝方以鼎盛之春秋,曷为而弃我臣民,岂非戊戌以后,十年忧伤,抑郁之所致乎?而孰使先帝积十年之忧郁而卒赍志以殂落者,则皆逆臣世凯一人为之也。先帝之事大行太皇太后,仁孝恭谨,四十年如一日,天下之所共闻也。
戊戌春夏之交,先帝发愤于中国之积弱,强邻之侵凌,毅然维新变法以易天下。其时慈宫圣意所在,非外廷所能窥伺(《晋书·阮籍传》)。“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就令两宫政见小有异同,而慈孝感召之诚,终未尝因此而稍杀。自逆臣世凯无端造出谋围颐和园一语,阴行离间,遂使两宫之间常有介介,而后此事变遂日出而不穷。先帝所以备历艰险以迄今日,实惟此之故。今使如世凯言而果有事也,则将谓先帝为此事耶?抑谓全由罪臣有为主谋,而先帝受罪臣之蒙蔽耶?
夫以先帝之仁孝,肯为此悖逆之举?若世凯谓先帝为与闻,是诬先帝以不孝也。罪臣受先帝特达之知,稍有人心,固不忍行其蒙蔽,且以先帝之英明,又岂罪臣所能蒙蔽者!若世凯谓先帝为罪臣所蒙蔽,是诬先帝以不明也。推原世凯所以造出此无根浮言之故,全由世凯受先帝不次之擢,其事颇为廷臣所瞩目,而盈廷汹汹,方与新政为难,世凯忽生自危之心,乃幻出此至狠极毒之恶谋,如俗谚所谓苦肉计者以求自解免,此戊戌冤狱之所由起也。
(中略)
罪臣当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初二日恭承先帝手颁朱谕,命以爱惜身体,善自调摄,期他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十年以来理的经验”,再产生人们的意识。提出“普遍代换说”,用精,每一忆诵,血与泪俱。今先帝大业已矣,罪臣不敢惜身,惟大仇未报,无以见先帝于地下,且举国皆畏世凯无耻忘仇,然则先帝之冤非罪臣发之而谁发之?
夫图治之序固有先后,以中国之大,致强犹反掌耳。但有贼不讨,大伦已佥,大法全废,更何道以治国乎?先帝丧苟有可疑,袁世凯固贼也;既无可疑,袁世凯亦贼也。许子不尝药,《春秋》犹书为弑君。夫世凯之所陷先帝者,又岂此尝药之比哉?昔齐陈恒弑君,孔子鲁人,犹请讨之。况罪臣曾受先帝生死骨肉之恩者耶!自念获罪,不敢冒犯,待之弥月,不能隐忍,敢冒斧铖之诛,谨以上闻,不胜悲痛哀愤之至,伏惟睿鉴。有为泣血谨上。”
宣统(溥仪)临朝,摄政王载沣曾召见满汉军机大臣宣示先帝遗诏,这时老臣张之洞却跪在地上连连叩头,以“国有大丧,不宜诛戮大臣”为由反对,庆亲王奕劻也表示反对。当天载沣还密电征询北方几个北洋系的汉族军事首长意见,第四镇统制吴凤岭,第六镇统制赵国贤的答复都是:“请勿诛袁,如必诛袁,则先解除臣等职务,以免兵士有变,致辜天恩。”
大臣的反对,和可能发生兵变,就使袁世凯逃脱了“诛戮”的命运。下面抄录一段宣统废帝溥仪关涉这一幕的回忆——
对我父亲摄政王来说,最根本的失败是没有能除掉袁世凯。有一个传说,光绪临终时向摄政王托付过心事,并且留下了“杀袁世凯”四字朱谕。据我所知,这场兄弟会见是没有的。摄政王要杀袁世凯为兄报仇,虽确有其事,但是被奕劻为首的一班军机大臣给拦阻住了。详情无从得知,只知最后让父亲泄气的是奕劻的一番话:“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如果造起反来怎么办?”结果是隆裕太后听了张之洞等人的主意,叫袁世凯回家去养“足疾”,把他放走了。有位在内务府干过差使的“遗少”给我说过,当时摄政王为了杀袁世凯,曾想照学一下康熙皇帝杀大臣鳌拜的办法。康熙的办法是把鳌拜召来,赐给他个座位,那座位是一个只有三条好腿的椅子,鳌拜坐在上面不提防给闪了一下,因此构成了“君前失礼”的死罪。和摄政王一起制定这个计划的是小恭亲王溥伟。溥伟有一柄咸丰帝皇帝赏给他祖父奕的白虹刀,他们把它看成上方宝剑一样的圣物,决定由溥伟带着这把刀,做杀袁之用。一切计议停当了,结果被张之洞等人拦住了。这件未可置信的故事至少有一点是真的。这就是那时有人极力保护袁世凯,也有人企图消灭袁世凯,给我父亲出谋划策的大有人在。袁世凯在戊戌后虽然用大量银子到处送礼拉拢,但毕竟还有用银子消除不了的敌对势力。这些敌对势力,并不全是过去的维新派和帝党人物,其中有和奕劻争地位的,有不把兵权拿到手誓不甘休的,也有为了其他目的而把希望寄托在倒袁上面的。因此杀袁世凯和保袁世凯问题,早已不是什么维新与守旧、帝党与后党之争,也不是什么满汉显贵之争,而是这一伙亲贵显要和那一伙亲贵显要间的夺权之争。以当时的亲贵内阁来说,就分成庆亲王奕劻等人的一伙和公爵载泽等人的一伙。给我的父亲出谋划策以及要权力地位的,主要是后面这一伙。
其中最难对付的是奕劻和载泽。奕劻在西太后死前是领衔军机,太后死后改革内阁官制,他又当了内阁总理大臣,这是叫度支部尚书载泽最为愤愤不平的。载泽一有机会就找摄政王,天天向摄政王揭奕劻的短。西太后既搬不倒奕劻,摄政王又怎能搬得倒他?如果摄政王支持了载泽,或者摄政王自己采取了和契劻相对立的态度,奕劻只要称老辞职,躲在家里不出来,摄政王立刻就慌了手脚。所以在泽公和庆王间的争吵,失败总是载泽。醇王府的人经常可以听见他和摄政王嚷:“老大哥这是为你打算,再不听我老大哥的,老庆就把大清断送啦!”摄政王总是半晌不出声,最后说了一句:“好,好明儿跟老庆再说……”到第二天,还是老样子,奕劻照他自己的主意去办事,载泽又算白费一次力气。
载泽的失败,往往就是载沣的失败。奕劻的胜利,则意味着洹上垂钓的袁世凯的胜利。摄政王明白这个道理,也未尝不想加以抵制,可是他毫无办法。
诛袁计划既然难行,载沣乃于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1909年1月2日)以皇帝名义明降上谕:“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蒙先朝擢用,朕登极之后,复与殊赏,正以其才可用,使效驰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朝廷体恤之意。”
袁世凯在天津奉到“回籍养疴”的诏旨,这时他还和他的一位外国朋友取得联络,这位洋朋友是英国驻清公使朱尔典,他们早已建立了极亲密的关系。据说朱尔典拍了胸膛愿意担保袁的生命安全,于是袁世凯才怀着沉重的心情由天津遄返北京,向皇帝谢恩和辞行。
权势烜赫的袁宫保,竟在几天之内变成了丧家之犬,仓皇地告别了北京城,临行前他把在北京价值卅万元新购置的府学胡同私宅赠给了段祺瑞。这时北洋六镇统制名单是:第一镇统制何宗莲,第二镇统制马龙标,第三镇统制曹锟,第四镇统制吴凤岭,第五镇统制张怀芝,第六镇统制段祺瑞。
袁离北京时,只有严复和杨度两人送行。
袁从北京回到项城,先已在项城的卫辉城外购屋数十楹,故留居于此。宣统元年(1909年)五月移居彰德府北门外的洹上村。洹上村有天津何氏的别墅,袁予以购置添修,题名养寿园,自号洹上钓叟,一付闲云野鹤的姿态,每天饮酒赋诗,游山玩水,借以消除清廷满人对他的注意。其实京中动静,朝廷消息,他了若指掌,北洋派大将冯国璋、段祺瑞和其他将领都经常轻车简从来彰德,向袁报告情况,请示做法,袁则用非常亲密的态度接待这些干部,临别时还要赠送丰厚的路费。
在政治上,他的老友徐世昌红极一时,并未因袁失势而受影响,时而外放总督,时而内调尚书。袁归隐后,徐竟升任内阁协理大臣(就是副内阁总理的地位);袁一手提拔的赵秉钧则任民政部侍郎,掌理全国警察和特务;袁的长子克定仍在邮传部任丞参,他们都负责京中联络工作。内阁总理大臣奕劻,陆军大臣荫昌也和袁保持密切关系;而各省督抚大员中,袁仍有不少的亲戚和故旧。因此,袁虽然在洹上隐居,可是却拥有极大的政治潜势力。
这时随袁在洹上的有两大智囊,两人都是姓杨的,一个是杨度,他原任宪政编查馆的提调,后来投入袁的门下满以为可以成为立宪的风云人物,怎知袁被逐,他亦只好随袁出走,失去腾达机会。他常叹息地说:“伊藤博文的命太好,我的命太苦!”一个是沉默寡言的杨士琦。杨是安徽泗州人,直隶总督杨士骧的兄弟,杨士骧亦是袁党。
袁在归隐期间,曾做了一首五言绝句,诗曰:“楼小能容膝,檐高老树齐,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袁的门下士一面作诗奉和,一面则贡以谀词:“宫保珠玉在前,我辈不敢献丑了。”这些趋附之辈又窃窃私议说:“诗虽不佳,可是气魄雄伟,大似开国帝王口吻。”
这年恰好是袁50岁,可是他的头发胡子早已斑白,他一共有七房太太,已生了15个儿子。他最宠爱的姨太太是五姨太,据说是段芝贵奉献的。
载沣当政后,一方面放逐袁世凯,一方面更进一步排斥汉族。首先是在军事方面,他把全国兵权总揽在皇室手里,要建立一个驾乎一切军队之上的皇室武力。就在他担任摄政和放逐袁世凯的同时,他宣布成立禁卫军,由他统率,同时设立贵胄学堂以培养满族的高级人才;又代皇帝为全国陆海军大元帅,并成立陆海军联合参谋机构军咨处,派满族大臣毓朗、善耆、载泽、载涛、载洵等主持建军事务;派载洵赴欧美各国考察海军,载涛赴德国考察陆军,荫昌为陆军部大臣接统北洋各镇;宣布陆军武官任用制度,近畿各镇由陆军部直接统辖,裁撤京畿督练公所;成立海军部,以载洵为海军大臣。后来军咨处扩大为军咨府。军咨府的性质等于参谋本部,以载涛、毓朗为军咨大臣。同时并宣布今后军队首长的任用计划,新军卅六镇的高级将领都由贵胄学堂毕业生担任;全国绿营和巡防营次第裁撤,以禁卫军拱卫京城,并控制全国新军。
海军大臣载洵、军咨大臣载涛都是载沣的亲兄弟,也是光绪的小弟弟,这两人是清末全国闻名的大贝勒。海军大臣载洵有一次被派到奉天去查案,他是坐火车前往的,到了奉天车站,满城文武官员都到火车站恭迎,可是钦差大臣却在车厢内发了脾气,怎么请也不肯下车。欢迎行列见钦差不下车,自然也不敢散走,其中有聪明的官儿们猜想钦差大臣大约是有什么需求,乃偷偷地向钦差的亲信随从打听。不打听还好,一打听可把人骇坏了,原来钦差大臣要地方官孝敬他3000套貂皮,如果不答应钦差就不下车。这可把地方官难倒了,因为关外虽然盛产貂皮,立刻要凑3000套则是办不到的,可是如果凑不齐,钦差大臣就不肯下车,这样地方官就要担承很大的干系,因此只好答应下来,立刻派人赴各地搜购,总算在钦差回京之前凑齐了。钦差虽然满载而归,可是搜刮的丑闻已传遍了关内外,从此载洵就被人称为“三千套”。载涛虽然没有这类笑话,但他却是一个出名的胆小鬼。至于摄政王载沣呢?他当国后很像模像样,每天坐朝听政,批阅公文,可惜他听政时,对群臣的报告,呐呐不能作指示,而批示则又别字连篇不知所云,常在朝堂上好像睡眠不足,呵欠连连。还有他是出名怕太太的。
禁卫军虽由载沣统率,实际责任却在载涛身上,而载涛也很少过问,又交给士官毕业生良弼负责。良弼本任禁卫军第一协协统,其后任禁卫军训练大臣,他是满族亲贵中敢作敢为的少壮派,吸收了一批士官生作为禁卫军的各级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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