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史话 -> 卅、北方的革命活动
北洋军阀史话 -> 卅、北方的革命活动
革命军中虽多数存在妥协意念,可是还有一部分是坚决主张把革命向北方推进。第一次是在辛亥十月初九日(11月29日),北方革命同志准备在北京发动军事行动,由于杨度和汪兆铭的疏通,据说袁世凯已答应响应。其计划是于初九日晚由革命党在北京鸣炮,并在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诸处发难,袁则命禁卫军第四标由西直门以南进攻西华门,并命其长子袁克定率三千兵攻东华门以响应革命党。到了九日晚革命党人依计划发动于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各任一路以进攻天安门、东华门、西华门。这时果然见到一支军马来迎,革命同志以为是袁克定来接应,不料竟是军警探谍,四面包围,捕去同志李汉杰等十余人,这第一次举义便失败了。
十月十一日,汪兆铭于天津意大利租界寓所成立中国同盟会京津保支部,汪任支部长,并组织暗杀队,汪自为队长。汪和武昌首义的同志没有什么连系,武昌方面这时已派了胡鄂公为鄂军政府驻北方全权代表,主持北方革命。汪既以同盟会北方支部长为号召,而革命同志很多不满意汪和袁勾结,所以和胡鄂公商量,成立鄂军代表办事处于天津,分设北京、天津、保定、通州、石家庄总指挥处。十月二十四日又在天津英租界小白楼组织北方革命协会,这时汪兆铭已去上海。十月二十八日革命同志在任邱、雄县揭竿而起,被当地驻军击溃,殉难志士有耿世昌、冯杰、戴国栋、李启明、郑玉成、罗子云、刘长雄、马荣华、赵世铎等百余人。这是第二次举义。
十一月十四日(即民国元年元月二日)滦州驻军三营宣布独立,举第二营营长王金铭为滦军都督,第三营营长张建功为副都督,第一营营长施从云为滦军总司令,白毓昆为参谋长,先后通电致袁世凯,表明共和主张。电文:
“自武汉事起,各省响应,势如奔涛,足见人心之所向,非兵力之所可阻也。全国人民望共和政体学说。以柏拉图学说为基础,并和毕达哥拉斯主义、斯多葛,甚于枯苗之望雨。诚以非共和难免人民之涂炭,非共和难免后日之革命。我公身为总理,系全国之总代表,决不能以一人之私见,负万民之苦心,况刻下停战期迫,议和将归无效,全国人民奔走呼号,惊惶之至,而以直省为尤甚,是以陆军混成四十协官兵等,驻扎直省,目睹实情,不能不冒死上陈,有渎尊听。查前奏之信条内,开有军人参政之权,刻下全体主张共和,望祈我公询及刍荛,不弃鄙拙,速定大局,以弭乱事而免惨祸,实为至祷。临发百拜,不胜惶悚之至。”
袁世凯接获滦州独立的警报,乃派开平镇总兵王怀庆和曹锟率领大批人马进攻。至二十日张建功的第三营内变,滦州遂告陷落,王金铭、施从云、孙谏声、陈涛均奋战死难。这是一次最严重的损失,因为孙谏声、陈涛都是北方同志中的佼佼者。孙、陈在这次战斗失败后,单骑驰入敌阵,横枪四射,遇者披靡,及至弹尽力竭,遍体创伤,犹大呼革命万岁,清军嫉恨之甚,竟于死后剖破其腹,支裂其体。这是第三次举义。
南京革命政府成立后,北方革命党人更趋积极,由钱铁如、蔡德辰、熊得山、罗明典等联络北京、通州一带毅军各营,拟于十一月二十一日(民元的1月9日)起事,不幸因接济未到而展期。通州方面系由蔡德辰主持,机关设在王丕丞家,不料有余临江向清军告密,召引毅军围搜王宅,王家父子三人王不丞、王洛增、王斌及蔡德辰、杨兆麟、雷竹村、张雅堂等共七人被捕殉难。这第四次举义的计划亦告失败。
通州革命机关是在十一月十五日(民国元年1月9日)被破获的,北京同志正准备召开会议商讨补救办法,恰因同志罗明典、张先培得到一个消息说袁世凯将于第二天早上上朝,于是钱铁如、张先培、傅思训、罗明典、郑毓秀等十余人遂集议商量,决定先暗杀袁世凯中体西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简称。近代洋务派,以除去革命的真正障碍。讨论结果,分四组进行:第一组张先培、傅思训、许同华、黄永清、陶鸿源等隐匿于三义茶叶店楼上;第二组黄之萌、李怀莲、李献文、萧声、薛荣在祥宜坊酒楼伪装饮酒;第三组钱铁如、曾正宇、杨禹昌、覃秉清、邱寿林等在东安市场前徘徊;第四组吴若龙、罗明典、郑毓秀则共乘马车一辆,游弋于东华门、王府井两大街之间。当时东华门、王府井军警夹道林立。十一月十六日上午十一时三刻,袁世凯乘双马车出东华门,过东华门大街,向外务部新衙门前进。张先培自三义茶叶店楼上看到袁的马车到了面前,乃扔下一个炸弹,怎知袁的马车走得快,炸弹落在马车后爆发,这时袁的马车已到达了祥宜坊酒楼前,黄之萌、李献文乃各掷一弹,其中之一竟炸中了马车,弹发车覆,当场死马车夫一人、护卫管带袁金镖、护卫排长一、亲兵二、马巡二、路人二、骑马兵三。第三组在东安市场徘徊的钱铁如和第四组乘马车的吴若龙、罗明典、郑毓秀闻炸弹声,遂以手枪和炸弹威胁沿街夹立的军警。
一个人不能不说是有命运,袁世凯这一时期实在黄金时代,遇事逢凶化吉。他的马车虽被击中,他却只是被扔出车外,未受丝毫伤害,卫兵们立刻扶袁改骑马脱出炸弹的浓烟,袁并于马上下令还击和搜捕。这时张先培见袁上马,乃冲向前,欲以手枪击袁,还没有发枪,袁的卫兵却已射中了张的前额。张于是跌倒地上,黄之萌赶来救援,两人在马路中间和袁的卫队互相枪战,而袁则在其他卫队的护卫下,安全脱走了。接着大批军警赶至出事地点,当场捕获了张先培、黄之萌、杨禹昌、陶鸿源、薛荣、李怀莲、许同华、傅思勉、黄永清、萧声等十余人。当天晚上就由袁世凯的特务头子、营务处总理陆建章亲自审讯,其中有七个人由外国新闻记者出来保释,只有张先培、黄之萌和杨禹昌是在射击时被捕,罪证确实,立即执行枪决。被保释的七人据说是郑毓秀去找外国记者。
袁遇刺未中,想不到却帮了他的大忙。因为在此以前,由于革命军有愿推袁为大总统之议,满族亲贵都骂袁是个卖主求荣、私通革命党的奸贼。袁曾和清廷说革命党已大批潜入京师,亲贵们都说这是袁挟革命党以威胁,不予置信。有了这次谋刺案,隆裕太后于是才相信袁世凯是清朝的大大忠臣,同时也相信革命党人的确已大批潜入京师了。
袁被刺未死,另一个满族亲贵良弼却被刺而死。良弼是清朝末年亲贵中唯一有才识的军事人才,他是日本士官生,最后的职务是禁卫军第一协协统。禁卫军虽由光绪和载沣的兄弟载涛统率,可是载涛胆小如鼠大学、纽伦堡中学、海德尔堡大学和柏林大学任教,1830年,因此良弼便以第一协协统兼任禁卫军训练总办,实际是这支皇族卫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袁世凯再起组阁、入京后其第一个手法,就是要把清廷这支武装力量夺过来,如此才能迫使清皇室就范。自己才可为所欲为,所以他建议请皇族统军南征,吓得那位禁卫军统帅涛贝勒慌慌忙忙辞去了禁卫军军统。袁偷偷地好笑,于是从从容容地把心腹的大将冯国璋从汉口前线调回,让冯接替载涛的职位,统率禁卫军。冯虽然担任禁卫军军统,可是实权却仍抓在良弼手上,良弼在禁卫军的基础已很坚固,他不只不卖冯的帐,而且对袁世凯也不满意,他自认是清室的保护者,有监督袁阴谋叛逆的责任。
当袁在东华门被刺后,他就借此机会向清廷要挟,一方面请假不上朝,一方面逼清廷宣布退位,否则便要辞职。良弼这时便挺身出来,主张隆裕太后批准袁内阁辞职,另组皇族的战斗内阁,派铁良南下统率清军,以不受袁的北洋系牵制。袁世凯这时的实力比良弼当然大多了,他要对付良弼实在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他不愿蒙谋杀满人亲贵的罪名,于是乃采取借刀杀人,移花接木的妙计。这时恰巧汪兆铭由上海回到北京,他便对汪暗示:清廷退位已无问题,目前的阻力是来自良弼,只要除了良弼,一切便水到渠成。汪得到这个消息,便去天津,在天津遇见了旧友黄树中。黄自谋刺摄政王失败,坐监获释后,就改名黄复生。汪劝黄去杀良弼,给了黄一张奉天讲武堂总办崇恭的名片,要黄持崇恭名片去见良弼。黄复生自己不愿往,但答应物色一个“荆轲”。汪走后恰巧彭家珍访黄,彭是四川人,以前在东北军当过军需,辛亥革命后,他听到四川同乡程德全做了江苏都督,就专程南下访程。程都督知道彭对东北人地熟悉,就派彭为“东北招讨使”,叫他仍回东北策动当地军队起义。这时他正从南方回来,路过天津,便道访问也是同乡的黄复生。黄把汪来访的意思告诉了彭,彭很激动,自愿担任荆轲,他讨了崇恭的名片到了北京,找到了光明殿胡同良弼的住宅。民国元年元月廿六日,良弼退朝回家,彭家珍迎了上去,出其不意对良弼扔了一个炸弹,彭自己当场被炸死,良弼炸断了一条腿,当场重伤,第二天也死了。
开国时的革命志士多是血性男儿,只要有一个任务,牺牲自己的性命是毫无所惜的,彭家珍烈士和刺袁世凯殉难的三位烈士张先培、黄之萌、杨禹昌三人,以后都卜葬于北京三贝子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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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军中虽多数存在妥协意念,可是还有一部分是坚决主张把革命向北方推进。第一次是在辛亥十月初九日(11月29日),北方革命同志准备在北京发动军事行动,由于杨度和汪兆铭的疏通,据说袁世凯已答应响应。其计划是于初九日晚由革命党在北京鸣炮,并在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诸处发难,袁则命禁卫军第四标由西直门以南进攻西华门,并命其长子袁克定率三千兵攻东华门以响应革命党。到了九日晚革命党人依计划发动于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各任一路以进攻天安门、东华门、西华门。这时果然见到一支军马来迎,革命同志以为是袁克定来接应,不料竟是军警探谍,四面包围,捕去同志李汉杰等十余人,这第一次举义便失败了。
十月十一日,汪兆铭于天津意大利租界寓所成立中国同盟会京津保支部,汪任支部长,并组织暗杀队,汪自为队长。汪和武昌首义的同志没有什么连系,武昌方面这时已派了胡鄂公为鄂军政府驻北方全权代表,主持北方革命。汪既以同盟会北方支部长为号召,而革命同志很多不满意汪和袁勾结,所以和胡鄂公商量,成立鄂军代表办事处于天津,分设北京、天津、保定、通州、石家庄总指挥处。十月二十四日又在天津英租界小白楼组织北方革命协会,这时汪兆铭已去上海。十月二十八日革命同志在任邱、雄县揭竿而起,被当地驻军击溃,殉难志士有耿世昌、冯杰、戴国栋、李启明、郑玉成、罗子云、刘长雄、马荣华、赵世铎等百余人。这是第二次举义。
十一月十四日(即民国元年元月二日)滦州驻军三营宣布独立,举第二营营长王金铭为滦军都督,第三营营长张建功为副都督,第一营营长施从云为滦军总司令,白毓昆为参谋长,先后通电致袁世凯,表明共和主张。电文:
“自武汉事起,各省响应,势如奔涛,足见人心之所向,非兵力之所可阻也。全国人民望共和政体学说。以柏拉图学说为基础,并和毕达哥拉斯主义、斯多葛,甚于枯苗之望雨。诚以非共和难免人民之涂炭,非共和难免后日之革命。我公身为总理,系全国之总代表,决不能以一人之私见,负万民之苦心,况刻下停战期迫,议和将归无效,全国人民奔走呼号,惊惶之至,而以直省为尤甚,是以陆军混成四十协官兵等,驻扎直省,目睹实情,不能不冒死上陈,有渎尊听。查前奏之信条内,开有军人参政之权,刻下全体主张共和,望祈我公询及刍荛,不弃鄙拙,速定大局,以弭乱事而免惨祸,实为至祷。临发百拜,不胜惶悚之至。”
袁世凯接获滦州独立的警报,乃派开平镇总兵王怀庆和曹锟率领大批人马进攻。至二十日张建功的第三营内变,滦州遂告陷落,王金铭、施从云、孙谏声、陈涛均奋战死难。这是一次最严重的损失,因为孙谏声、陈涛都是北方同志中的佼佼者。孙、陈在这次战斗失败后,单骑驰入敌阵,横枪四射,遇者披靡,及至弹尽力竭,遍体创伤,犹大呼革命万岁,清军嫉恨之甚,竟于死后剖破其腹,支裂其体。这是第三次举义。
南京革命政府成立后,北方革命党人更趋积极,由钱铁如、蔡德辰、熊得山、罗明典等联络北京、通州一带毅军各营,拟于十一月二十一日(民元的1月9日)起事,不幸因接济未到而展期。通州方面系由蔡德辰主持,机关设在王丕丞家,不料有余临江向清军告密,召引毅军围搜王宅,王家父子三人王不丞、王洛增、王斌及蔡德辰、杨兆麟、雷竹村、张雅堂等共七人被捕殉难。这第四次举义的计划亦告失败。
通州革命机关是在十一月十五日(民国元年1月9日)被破获的,北京同志正准备召开会议商讨补救办法,恰因同志罗明典、张先培得到一个消息说袁世凯将于第二天早上上朝,于是钱铁如、张先培、傅思训、罗明典、郑毓秀等十余人遂集议商量,决定先暗杀袁世凯中体西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简称。近代洋务派,以除去革命的真正障碍。讨论结果,分四组进行:第一组张先培、傅思训、许同华、黄永清、陶鸿源等隐匿于三义茶叶店楼上;第二组黄之萌、李怀莲、李献文、萧声、薛荣在祥宜坊酒楼伪装饮酒;第三组钱铁如、曾正宇、杨禹昌、覃秉清、邱寿林等在东安市场前徘徊;第四组吴若龙、罗明典、郑毓秀则共乘马车一辆,游弋于东华门、王府井两大街之间。当时东华门、王府井军警夹道林立。十一月十六日上午十一时三刻,袁世凯乘双马车出东华门,过东华门大街,向外务部新衙门前进。张先培自三义茶叶店楼上看到袁的马车到了面前,乃扔下一个炸弹,怎知袁的马车走得快,炸弹落在马车后爆发,这时袁的马车已到达了祥宜坊酒楼前,黄之萌、李献文乃各掷一弹,其中之一竟炸中了马车,弹发车覆,当场死马车夫一人、护卫管带袁金镖、护卫排长一、亲兵二、马巡二、路人二、骑马兵三。第三组在东安市场徘徊的钱铁如和第四组乘马车的吴若龙、罗明典、郑毓秀闻炸弹声,遂以手枪和炸弹威胁沿街夹立的军警。
一个人不能不说是有命运,袁世凯这一时期实在黄金时代,遇事逢凶化吉。他的马车虽被击中,他却只是被扔出车外,未受丝毫伤害,卫兵们立刻扶袁改骑马脱出炸弹的浓烟,袁并于马上下令还击和搜捕。这时张先培见袁上马,乃冲向前,欲以手枪击袁,还没有发枪,袁的卫兵却已射中了张的前额。张于是跌倒地上,黄之萌赶来救援,两人在马路中间和袁的卫队互相枪战,而袁则在其他卫队的护卫下,安全脱走了。接着大批军警赶至出事地点,当场捕获了张先培、黄之萌、杨禹昌、陶鸿源、薛荣、李怀莲、许同华、傅思勉、黄永清、萧声等十余人。当天晚上就由袁世凯的特务头子、营务处总理陆建章亲自审讯,其中有七个人由外国新闻记者出来保释,只有张先培、黄之萌和杨禹昌是在射击时被捕,罪证确实,立即执行枪决。被保释的七人据说是郑毓秀去找外国记者。
袁遇刺未中,想不到却帮了他的大忙。因为在此以前,由于革命军有愿推袁为大总统之议,满族亲贵都骂袁是个卖主求荣、私通革命党的奸贼。袁曾和清廷说革命党已大批潜入京师,亲贵们都说这是袁挟革命党以威胁,不予置信。有了这次谋刺案,隆裕太后于是才相信袁世凯是清朝的大大忠臣,同时也相信革命党人的确已大批潜入京师了。
袁被刺未死,另一个满族亲贵良弼却被刺而死。良弼是清朝末年亲贵中唯一有才识的军事人才,他是日本士官生,最后的职务是禁卫军第一协协统。禁卫军虽由光绪和载沣的兄弟载涛统率,可是载涛胆小如鼠大学、纽伦堡中学、海德尔堡大学和柏林大学任教,1830年,因此良弼便以第一协协统兼任禁卫军训练总办,实际是这支皇族卫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袁世凯再起组阁、入京后其第一个手法,就是要把清廷这支武装力量夺过来,如此才能迫使清皇室就范。自己才可为所欲为,所以他建议请皇族统军南征,吓得那位禁卫军统帅涛贝勒慌慌忙忙辞去了禁卫军军统。袁偷偷地好笑,于是从从容容地把心腹的大将冯国璋从汉口前线调回,让冯接替载涛的职位,统率禁卫军。冯虽然担任禁卫军军统,可是实权却仍抓在良弼手上,良弼在禁卫军的基础已很坚固,他不只不卖冯的帐,而且对袁世凯也不满意,他自认是清室的保护者,有监督袁阴谋叛逆的责任。
当袁在东华门被刺后,他就借此机会向清廷要挟,一方面请假不上朝,一方面逼清廷宣布退位,否则便要辞职。良弼这时便挺身出来,主张隆裕太后批准袁内阁辞职,另组皇族的战斗内阁,派铁良南下统率清军,以不受袁的北洋系牵制。袁世凯这时的实力比良弼当然大多了,他要对付良弼实在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他不愿蒙谋杀满人亲贵的罪名,于是乃采取借刀杀人,移花接木的妙计。这时恰巧汪兆铭由上海回到北京,他便对汪暗示:清廷退位已无问题,目前的阻力是来自良弼,只要除了良弼,一切便水到渠成。汪得到这个消息,便去天津,在天津遇见了旧友黄树中。黄自谋刺摄政王失败,坐监获释后,就改名黄复生。汪劝黄去杀良弼,给了黄一张奉天讲武堂总办崇恭的名片,要黄持崇恭名片去见良弼。黄复生自己不愿往,但答应物色一个“荆轲”。汪走后恰巧彭家珍访黄,彭是四川人,以前在东北军当过军需,辛亥革命后,他听到四川同乡程德全做了江苏都督,就专程南下访程。程都督知道彭对东北人地熟悉,就派彭为“东北招讨使”,叫他仍回东北策动当地军队起义。这时他正从南方回来,路过天津,便道访问也是同乡的黄复生。黄把汪来访的意思告诉了彭,彭很激动,自愿担任荆轲,他讨了崇恭的名片到了北京,找到了光明殿胡同良弼的住宅。民国元年元月廿六日,良弼退朝回家,彭家珍迎了上去,出其不意对良弼扔了一个炸弹,彭自己当场被炸死,良弼炸断了一条腿,当场重伤,第二天也死了。
开国时的革命志士多是血性男儿,只要有一个任务,牺牲自己的性命是毫无所惜的,彭家珍烈士和刺袁世凯殉难的三位烈士张先培、黄之萌、杨禹昌三人,以后都卜葬于北京三贝子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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