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史话 -> 卅七、内阁性质争议
北洋军阀史话 -> 卅七、内阁性质争议
唐绍仪是民国首届内阁总理,这时北京的民国政府,一半是承继前清的旧政府;另一半是自南京移来的临时政府,所以一切零乱无章。其各机关情况大致是:
外交部新人较少,仅加了四个人。陆军部参谋处容纳新军人最多,湖北一省就来了300多人。财政部仅设筹备处,一律用的旧人,要待南方人来后才分司。内务部一直闭锁,不过内务部自前清末年一直掌握在赵秉钧手中,而内务部实际所管,只有内外城巡警,巡察有巡警厅,人员均照常,所以一切无变化。教育部新旧杂用,分司办事,最有规模,成立才一个多月,就合升法律、政治、财政三校为法政学堂,调换大学校(清的北京大学堂)校长,以严复为校长兼文科学长,王世澂为法科学长,洪铸为工科学长。司法部总长王宠惠曾出通告,谓南北一视同仁,无分彼此,其派出的接收人员,南四北五,同时订立规章,荐任由总长自行征辟,委任一律考试,但报考者仅九人,因旧日观念,司法系冷衙门也。最热闹的是交通部,因施肇基一到任便裁了500多人,而只留40人,被裁的人吵闹得很厉害。旋肇基本是办洋务的,洋文甚佳,曾随清醇亲王到过德国,后人外务部任丞参,专管中俄交涉。唐绍仪组阁时本内定施为财政次长,后因唐兼交通,乃举施自代。施发表外务部同事曾述棨为秘书长,对曾极为信任。一切公事俱送秘书长批,次长反而无所事事。施到任第一日,即革去门房及茶房多人,随即把大堂油漆一新。出席参议院宣布政纲时,先命路、电、邮、航四司各拟说帖,携带前往报告,其报告中述及参议员发电报须由议长盖印,言至此便向议长行一礼,议场为之哗然。农林部因系新设,故无短长。工商部是采新旧并用。海军部总长刘冠雄本是海军旧人,资格很高,与袁世凯极有交谊。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曾邀刘,刘说我是赞成革命的,不过将来若北伐,则将和袁项城兵戎相见,我于私谊,势所不忍,于是聘刘为海军顾问。南京之海军部有七十二贤和83万人马,后者是指掌权的83位烟台海军毕业生。刘任总长后一方面大量淘汰北京旧人,一方面将南京部员未毕业者,勒令继续学业,南京人员大哗,以海军协会名义函刘,骂他用人不当,若不改辙,将以手枪炸弹对付。刘甚窘,乃改为留职人员一律考试,其中有海军大学出身的,资格较刘更老,认为考试定去留迹近侮辱,这样闹来闹去,使海军部亦无法办公。
唐绍仪在南京接收临时政府时,曾发过一批委任状,同时还面允安置的也很多,待唐北返后,一切事与愿违,自己也是风前烛瓦上霜,于是闭门谢客,连面都不敢见南来客了。
可怜许多北上攀龙的人们,只落得敝车羸马,萧条万状。
在唐内阁时,国务院的主要人物有五位,即:唐绍仪总理,内务赵秉钧,财政熊希龄,教育蔡元培,农林宋教仁。国务会议是每逢二、五、八召开,会议中多数是商量借款事,其次则是讨论各部章程。因政府还在草创期间,各部总长亦无官邸,蔡元培、宋教仁、刘冠雄、王正廷都是在住在国务院内,好些秘书亦住院中,因此开会甚为方便。赵秉钧不大参加开会,前面已说过,他认为他这个部是直接听命于总统的,不过他不出席国务会议,向袁世凯说的理由是:国务会议中,关系内务部的事甚少,而目前维持秩序事大,所以不赴会。
这时,国务院中已设有记者招待所,规定中外记者于每天下午2时至4时可以前往采访,由国务院秘书长魏宸组负责接待。魏有外交才,长于应付,能避重就轻,雄辩滔滔。
袁、唐的亲密关系,前面已有交代,他们自朝鲜共事订交起,廿余年互相呼应,如手使臂,但自唐任北方代表赴南方谈和起,两人便常传出不和的消息,甚至可从往来电报上获得证明。迨唐返北京后,两人所表现的,又是鱼水之欢,极为融洽。袁世凯首次至参议院发表的咨文,大家认为是一篇“教书”,这文稿据说是梁士诒的大作,其中甚多由唐改窜。袁的原稿最后一段是:“本总统与唐总理廿年深交,生死一意,望诸君竭力辅助。”这显示袁强调和唐的亲密关系,不过这文件至发表时则已经唐改为:“此次特任国务总理唐君与各部总长,皆一时济变之才,世凯正资倚任,共支大局,愿国民深信之,赞助之。”唐认为后者大方,不言私交而强调公谊。由此可见两人还是很合拍。而后来的龃龉,正是作者前章所报道的,是北洋系人在袁面前挑拨所致。唐在内阁中和蔡元培、宋教仁很接近,有事都和他们商量,这一来当然更激起北洋系的怒气了。唐内阁中,实际最重要的一个人是财政总长熊希龄,他主持财政,国家一无收入,和六国银团借款,先和唐绍仪有了意见,后则和同乡黄兴大打笔墨官司。唐辞职后,熊的组阁呼声最高,因为他不是袁系,但也不是同盟会。唐阁另一重要人物赵秉钧是袁的死党,前面已经介绍过,他为人外圆内工心计,有一套笼络人的方法,故深得部下拥戴。自清朝开办警务,他就参与,故形成一支力量,地盘最固。他控制步军和巡警,与冯国璋控制禁卫军同为袁两大支柱。他公开表示不和唐合作,唐对之莫可如何。
唐在内阁中和蔡元培、宋教仁接近是事实,不过这亦有其背景。唐自主持和议起,即愿见中国共和统一实现,其私心深愿孙中山能和袁世凯彻底合作,他自信既和袁有多年共事之雅,又和孙同乡,自任国务总理后,深愿形成责任内阁以化除袁和各方面的冲突。可是这方面完全不为袁系的人所谅解,且认为唐加入了同盟会,有出卖袁系的嫌疑,因此内阁中袁系的赵秉钧、段祺瑞等都歧视唐。熊希龄亦非同盟会,且为袁所垂青,自亦不理唐,唐乃不得不和蔡、宋相接近。到了借款问题发生后,唐、熊益成水火,袁更利用参议院中共和党及统一共和党联合攻击唐,所以不待直督问题,袁唐已非分手不可了。
唐组阁时,原是以混合各党派的内阁相号召,结果闹得如此纷歧,于是大家认为混合多党派的内阁不是好办法,应该组织政党内阁,如英国式。
6月21日,同盟会、共和党、统一共和党三党党员乃举行联合会,以交换唐去后对新阁组织的意见。同盟会坚持要求组织一个政党内阁,共和党则主张超党派的超然内阁,统一共和党赞成超然内阁却反对共和党所提“国务总理必举总统信任者”。这个联合会意见完全不能一致。
同盟会乃推派代表晋谒袁世凯,申述对新阁意见,建议组织政党内阁,绝不参加混合内阁,袁答复说:
“日前(唐)总理出京后,余派梁秘书长、段总长、梁孟亭君前后赴津挽留速来。日前唐递请假呈,现在假期尚未满,如唐仍肯回任,自无问题发生,如必要辞职则总理改派自不容缓。诸君所说超然内阁及政党内阁余均不能赞成。余意现吾国情形两种内阁均不适用,第一人才缺乏,如今专取共和党、同盟会或超然无党之人组织内阁,无论何方面均不能得许多人才。故余之意见非连合数党及无党之人共同组织,断不能成一美满之内阁,诸君以为组织内阁系从政党上着眼,余则纯从人才上着眼,如宋遁初(教仁)天姿才调逸越侪辈;蔡鹤卿(元培)学问道德一时敬服;王亮畴(宠惠)法学专家当世寡俦;刘子英(冠雄)于海军学有专门,才具亦可佩服。余荐举此数人为国务员并非以其为某党之关系,乃以为当世人材而荐举之也。我国现今党派虽多,而于一党之中求其人才与国务员地位相当者一时恐难求全。故余不注意党派,而专注重人材,其人为余深服者,无论甲党、乙党或并无党,但热心国事,余必引为辅助。
诸君深知吾国今日政党方始萌芽,纯粹政党内阁尚难完全成立,若再越数年,民国基础巩固,政党亦皆发达,人才辈出,彼时余已退老山林,听诸君组织政党内阁可也。今余意实不能赞同诸君之说,余主意在得人才,但问其才与不才,不问其党与不党。吾国今日国势危急,举国共知,而政党幼稚亦吾人所不能讳,余提此主意亦属不得已之故。
余尝与二三国务员谈及,余前此退居林下,何等安闲;此次出山冒兹艰险,担兹重任,实为国民一分子不能不尽之义务。余宗旨在于建设民国,诸君如热心建设者余皆引为同志,否则余亦不能强人所难。至此次总理及二三国务员或有辞职之意,余以为全非党派关系,不过因个人意见未能十分浃洽,故如唐决计辞职,则第二次内阁,余以为可一切仍旧,惟总理及一二国务员必不肯留者略为更动可耳。
此外余尚有一言:今人多谓民国成立矣,南北统一矣。自余观之,半年以来外则各国尚未承认,内则各省秩序尚未恢复,再论眼前,一切制度毫无头绪,如此之民国,但能谓有其名耳,何得谓之完全成立?譬之建屋,地址虽定,而图式未成,栋梁未树,以云落成,相去尚远。不宁惟是,数月以来,我国改造共和,一举一动,系人观听,如内部自行纷乱,人将谓我何?故余以为此次内阁在形式上断不能为全部之更动也。
总之,余奉告诸君当放大眼光从中国全局着眼,断不可沾沾于一党关系,亦不能硬以平和时代政党更迭消长成例适用于今日危急存亡之中国。总须大家破除成见,协力同心,共同建设,为国务员者以热心任事为主,须有自信力,万不可轻听局外褒贬,以为进退;为议员、为国民者当体当局者之苦衷,力与维持,不宜以党派意见拘束而牵制之,使其无发展之余地,如是则中华民国庶有完全之日乎?此外尚有为诸君告者:须知组织内阁大非易事,《约法》上定明大总统任免国务员,须得参议员同意,然一经参议院不同意,则名誉丧失,人亦苦轻于尝试。前次余约梁如浩为交通总长,南京参议院不同意。梁之为人舆论如何,余姑不问,自余观之,则外交极为熟悉。办事亦至周密。其后余虽以个人名义请其到京辅助,而梁均不肯,后经余数次电催,始于日前到京,然对余宣言,万不能再任国务。当世贤才,然标怵于危局无惜,或又均以梁氏为戒,不任国务;或并北京亦视为畏途。故予深愿参议院诸君能知此中为难情形,断不可使人人短气也。
《临时约法》特设总理,大总统不负责任,然以予观之,不负责任者亦有大小区别。譬之商店,国民如东家,大总统如领东,国务员如掌柜,商业之计划布置,银钱货物之经理出入,固掌柜责任,然苟掌柜不得其人,驯至商业失败,濒于破产,则领东不能不负责,东家亦不能为领东宽。现在国务员当行政之冲要,一国政务罔不赖其筹划,政务得失自属国务员之责成。然苟国务员失职,驯至国随以亡,或虽不亡,而至于不可救药,则大总统究能不负责任否?国民能不责备大总统否?”
袁的谈话显示他反对政党内阁,同时这时他已决定由陆徵祥为国务总理了。
6月28日,同盟会举行职员会讨论组织内阁问题。蔡元培提议:同盟会各国务员应全行退职,以示本会主张纯粹政党内阁之意见。刘揆一首表反对,以为本会在北京已属势力薄弱,若国务员退出则将来内阁消息亦难闻问,前途殊多滞碍。宋教仁则很坚决,他说:“此次国务院改组,本人向主张纯粹政党内阁;至他党组织,本会各员退出,本人早已发表,刻即他人不欲退出,本人一人亦决辞职;即本会同志必不赞成,则余即出党亦可,决不使自己主张之宗旨致相矛盾也。”经热烈讨论后,赞同宋的提议,决定同意陆徵祥出任国务总理,惟同盟会会员加入内阁者即开除党籍。宋的这个态度,被人误会,以为他除了当国务总理外,连同盟会的同志参加内阁都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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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绍仪是民国首届内阁总理,这时北京的民国政府,一半是承继前清的旧政府;另一半是自南京移来的临时政府,所以一切零乱无章。其各机关情况大致是:
外交部新人较少,仅加了四个人。陆军部参谋处容纳新军人最多,湖北一省就来了300多人。财政部仅设筹备处,一律用的旧人,要待南方人来后才分司。内务部一直闭锁,不过内务部自前清末年一直掌握在赵秉钧手中,而内务部实际所管,只有内外城巡警,巡察有巡警厅,人员均照常,所以一切无变化。教育部新旧杂用,分司办事,最有规模,成立才一个多月,就合升法律、政治、财政三校为法政学堂,调换大学校(清的北京大学堂)校长,以严复为校长兼文科学长,王世澂为法科学长,洪铸为工科学长。司法部总长王宠惠曾出通告,谓南北一视同仁,无分彼此,其派出的接收人员,南四北五,同时订立规章,荐任由总长自行征辟,委任一律考试,但报考者仅九人,因旧日观念,司法系冷衙门也。最热闹的是交通部,因施肇基一到任便裁了500多人,而只留40人,被裁的人吵闹得很厉害。旋肇基本是办洋务的,洋文甚佳,曾随清醇亲王到过德国,后人外务部任丞参,专管中俄交涉。唐绍仪组阁时本内定施为财政次长,后因唐兼交通,乃举施自代。施发表外务部同事曾述棨为秘书长,对曾极为信任。一切公事俱送秘书长批,次长反而无所事事。施到任第一日,即革去门房及茶房多人,随即把大堂油漆一新。出席参议院宣布政纲时,先命路、电、邮、航四司各拟说帖,携带前往报告,其报告中述及参议员发电报须由议长盖印,言至此便向议长行一礼,议场为之哗然。农林部因系新设,故无短长。工商部是采新旧并用。海军部总长刘冠雄本是海军旧人,资格很高,与袁世凯极有交谊。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曾邀刘,刘说我是赞成革命的,不过将来若北伐,则将和袁项城兵戎相见,我于私谊,势所不忍,于是聘刘为海军顾问。南京之海军部有七十二贤和83万人马,后者是指掌权的83位烟台海军毕业生。刘任总长后一方面大量淘汰北京旧人,一方面将南京部员未毕业者,勒令继续学业,南京人员大哗,以海军协会名义函刘,骂他用人不当,若不改辙,将以手枪炸弹对付。刘甚窘,乃改为留职人员一律考试,其中有海军大学出身的,资格较刘更老,认为考试定去留迹近侮辱,这样闹来闹去,使海军部亦无法办公。
唐绍仪在南京接收临时政府时,曾发过一批委任状,同时还面允安置的也很多,待唐北返后,一切事与愿违,自己也是风前烛瓦上霜,于是闭门谢客,连面都不敢见南来客了。
可怜许多北上攀龙的人们,只落得敝车羸马,萧条万状。
在唐内阁时,国务院的主要人物有五位,即:唐绍仪总理,内务赵秉钧,财政熊希龄,教育蔡元培,农林宋教仁。国务会议是每逢二、五、八召开,会议中多数是商量借款事,其次则是讨论各部章程。因政府还在草创期间,各部总长亦无官邸,蔡元培、宋教仁、刘冠雄、王正廷都是在住在国务院内,好些秘书亦住院中,因此开会甚为方便。赵秉钧不大参加开会,前面已说过,他认为他这个部是直接听命于总统的,不过他不出席国务会议,向袁世凯说的理由是:国务会议中,关系内务部的事甚少,而目前维持秩序事大,所以不赴会。
这时,国务院中已设有记者招待所,规定中外记者于每天下午2时至4时可以前往采访,由国务院秘书长魏宸组负责接待。魏有外交才,长于应付,能避重就轻,雄辩滔滔。
袁、唐的亲密关系,前面已有交代,他们自朝鲜共事订交起,廿余年互相呼应,如手使臂,但自唐任北方代表赴南方谈和起,两人便常传出不和的消息,甚至可从往来电报上获得证明。迨唐返北京后,两人所表现的,又是鱼水之欢,极为融洽。袁世凯首次至参议院发表的咨文,大家认为是一篇“教书”,这文稿据说是梁士诒的大作,其中甚多由唐改窜。袁的原稿最后一段是:“本总统与唐总理廿年深交,生死一意,望诸君竭力辅助。”这显示袁强调和唐的亲密关系,不过这文件至发表时则已经唐改为:“此次特任国务总理唐君与各部总长,皆一时济变之才,世凯正资倚任,共支大局,愿国民深信之,赞助之。”唐认为后者大方,不言私交而强调公谊。由此可见两人还是很合拍。而后来的龃龉,正是作者前章所报道的,是北洋系人在袁面前挑拨所致。唐在内阁中和蔡元培、宋教仁很接近,有事都和他们商量,这一来当然更激起北洋系的怒气了。唐内阁中,实际最重要的一个人是财政总长熊希龄,他主持财政,国家一无收入,和六国银团借款,先和唐绍仪有了意见,后则和同乡黄兴大打笔墨官司。唐辞职后,熊的组阁呼声最高,因为他不是袁系,但也不是同盟会。唐阁另一重要人物赵秉钧是袁的死党,前面已经介绍过,他为人外圆内工心计,有一套笼络人的方法,故深得部下拥戴。自清朝开办警务,他就参与,故形成一支力量,地盘最固。他控制步军和巡警,与冯国璋控制禁卫军同为袁两大支柱。他公开表示不和唐合作,唐对之莫可如何。
唐在内阁中和蔡元培、宋教仁接近是事实,不过这亦有其背景。唐自主持和议起,即愿见中国共和统一实现,其私心深愿孙中山能和袁世凯彻底合作,他自信既和袁有多年共事之雅,又和孙同乡,自任国务总理后,深愿形成责任内阁以化除袁和各方面的冲突。可是这方面完全不为袁系的人所谅解,且认为唐加入了同盟会,有出卖袁系的嫌疑,因此内阁中袁系的赵秉钧、段祺瑞等都歧视唐。熊希龄亦非同盟会,且为袁所垂青,自亦不理唐,唐乃不得不和蔡、宋相接近。到了借款问题发生后,唐、熊益成水火,袁更利用参议院中共和党及统一共和党联合攻击唐,所以不待直督问题,袁唐已非分手不可了。
唐组阁时,原是以混合各党派的内阁相号召,结果闹得如此纷歧,于是大家认为混合多党派的内阁不是好办法,应该组织政党内阁,如英国式。
6月21日,同盟会、共和党、统一共和党三党党员乃举行联合会,以交换唐去后对新阁组织的意见。同盟会坚持要求组织一个政党内阁,共和党则主张超党派的超然内阁,统一共和党赞成超然内阁却反对共和党所提“国务总理必举总统信任者”。这个联合会意见完全不能一致。
同盟会乃推派代表晋谒袁世凯,申述对新阁意见,建议组织政党内阁,绝不参加混合内阁,袁答复说:
“日前(唐)总理出京后,余派梁秘书长、段总长、梁孟亭君前后赴津挽留速来。日前唐递请假呈,现在假期尚未满,如唐仍肯回任,自无问题发生,如必要辞职则总理改派自不容缓。诸君所说超然内阁及政党内阁余均不能赞成。余意现吾国情形两种内阁均不适用,第一人才缺乏,如今专取共和党、同盟会或超然无党之人组织内阁,无论何方面均不能得许多人才。故余之意见非连合数党及无党之人共同组织,断不能成一美满之内阁,诸君以为组织内阁系从政党上着眼,余则纯从人才上着眼,如宋遁初(教仁)天姿才调逸越侪辈;蔡鹤卿(元培)学问道德一时敬服;王亮畴(宠惠)法学专家当世寡俦;刘子英(冠雄)于海军学有专门,才具亦可佩服。余荐举此数人为国务员并非以其为某党之关系,乃以为当世人材而荐举之也。我国现今党派虽多,而于一党之中求其人才与国务员地位相当者一时恐难求全。故余不注意党派,而专注重人材,其人为余深服者,无论甲党、乙党或并无党,但热心国事,余必引为辅助。
诸君深知吾国今日政党方始萌芽,纯粹政党内阁尚难完全成立,若再越数年,民国基础巩固,政党亦皆发达,人才辈出,彼时余已退老山林,听诸君组织政党内阁可也。今余意实不能赞同诸君之说,余主意在得人才,但问其才与不才,不问其党与不党。吾国今日国势危急,举国共知,而政党幼稚亦吾人所不能讳,余提此主意亦属不得已之故。
余尝与二三国务员谈及,余前此退居林下,何等安闲;此次出山冒兹艰险,担兹重任,实为国民一分子不能不尽之义务。余宗旨在于建设民国,诸君如热心建设者余皆引为同志,否则余亦不能强人所难。至此次总理及二三国务员或有辞职之意,余以为全非党派关系,不过因个人意见未能十分浃洽,故如唐决计辞职,则第二次内阁,余以为可一切仍旧,惟总理及一二国务员必不肯留者略为更动可耳。
此外余尚有一言:今人多谓民国成立矣,南北统一矣。自余观之,半年以来外则各国尚未承认,内则各省秩序尚未恢复,再论眼前,一切制度毫无头绪,如此之民国,但能谓有其名耳,何得谓之完全成立?譬之建屋,地址虽定,而图式未成,栋梁未树,以云落成,相去尚远。不宁惟是,数月以来,我国改造共和,一举一动,系人观听,如内部自行纷乱,人将谓我何?故余以为此次内阁在形式上断不能为全部之更动也。
总之,余奉告诸君当放大眼光从中国全局着眼,断不可沾沾于一党关系,亦不能硬以平和时代政党更迭消长成例适用于今日危急存亡之中国。总须大家破除成见,协力同心,共同建设,为国务员者以热心任事为主,须有自信力,万不可轻听局外褒贬,以为进退;为议员、为国民者当体当局者之苦衷,力与维持,不宜以党派意见拘束而牵制之,使其无发展之余地,如是则中华民国庶有完全之日乎?此外尚有为诸君告者:须知组织内阁大非易事,《约法》上定明大总统任免国务员,须得参议员同意,然一经参议院不同意,则名誉丧失,人亦苦轻于尝试。前次余约梁如浩为交通总长,南京参议院不同意。梁之为人舆论如何,余姑不问,自余观之,则外交极为熟悉。办事亦至周密。其后余虽以个人名义请其到京辅助,而梁均不肯,后经余数次电催,始于日前到京,然对余宣言,万不能再任国务。当世贤才,然标怵于危局无惜,或又均以梁氏为戒,不任国务;或并北京亦视为畏途。故予深愿参议院诸君能知此中为难情形,断不可使人人短气也。
《临时约法》特设总理,大总统不负责任,然以予观之,不负责任者亦有大小区别。譬之商店,国民如东家,大总统如领东,国务员如掌柜,商业之计划布置,银钱货物之经理出入,固掌柜责任,然苟掌柜不得其人,驯至商业失败,濒于破产,则领东不能不负责,东家亦不能为领东宽。现在国务员当行政之冲要,一国政务罔不赖其筹划,政务得失自属国务员之责成。然苟国务员失职,驯至国随以亡,或虽不亡,而至于不可救药,则大总统究能不负责任否?国民能不责备大总统否?”
袁的谈话显示他反对政党内阁,同时这时他已决定由陆徵祥为国务总理了。
6月28日,同盟会举行职员会讨论组织内阁问题。蔡元培提议:同盟会各国务员应全行退职,以示本会主张纯粹政党内阁之意见。刘揆一首表反对,以为本会在北京已属势力薄弱,若国务员退出则将来内阁消息亦难闻问,前途殊多滞碍。宋教仁则很坚决,他说:“此次国务院改组,本人向主张纯粹政党内阁;至他党组织,本会各员退出,本人早已发表,刻即他人不欲退出,本人一人亦决辞职;即本会同志必不赞成,则余即出党亦可,决不使自己主张之宗旨致相矛盾也。”经热烈讨论后,赞同宋的提议,决定同意陆徵祥出任国务总理,惟同盟会会员加入内阁者即开除党籍。宋的这个态度,被人误会,以为他除了当国务总理外,连同盟会的同志参加内阁都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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