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史话 -> 七十二、外交上遭遇阻力
北洋军阀史话 -> 七十二、外交上遭遇阻力
帝制活动正在密锣紧鼓时,袁对于国内的反对完全不予重视,可是意外的打击是列强透过其驻北京公使表示反对,这倒使袁颇伤脑筋。
民国4年10月28日下午,驻京日本代理公使约同英公使、俄公使同赴外交部,会晤陆徵祥总长。先由日本代理公使口述,略云:中国规复帝制,进行甚速,其里面反对者暗潮甚烈,实行之期,恐发生事变。目前欧洲正当多事,凡有害和平者,皆当避之。万一中国国内有动摇情形,不仅为中国之不幸,即与中国关系较深之各国,亦诚可忧。据我国所见,中国内情,如上海长江一带,及南方各处,均极可虑。袁大总统就任四年来,中国秩序渐次恢复,日本政府不胜敬佩。袁大总统如仍极力维持,国内当无动乱之虞。今若急谋变更,恐引起不安情事。不得不为中国惜。愿大总统出以贤明之措置,将实行帝政之期,暂为延缓,以防祸于未然。而巩固极东和平之基础。日本政府为此劝告,决非干涉中国内政。英公使云:日代表之通告,本公使完全同意。接着询问中国政府能自信国体改革之实行,能无变故否?俄公使云:日代表及英公使之言语,本公使均同意。
自日、英、俄三国警告以后,法国公使馆亦接奉法国政府训令,加入三国警告,遂于11月3日亲赴外交部与陆总长会晤,声明对于中国复兴帝制,劝告中止。内情和三国警告相同。随后意国驻京公使,亦于11月12日午间亲诣外交部,访晤陆总长,谓奉本国政府训令,会同四国公使劝告中国政府将变更国体之事展缓。
10月28日日本代理公使会同英、俄两公使向中国外交部正式提出警告。全文如下:
“中国近所进行改变国体之计划,今似已猛进而趋入实现其目的之地步。目下欧战尚无早了之气象。人心惶虑。当此之时,无论世界何处,苟有事态足以伤害和平安宁者,则当竭全力阻其生成,借以杜绝新纠纷之出现。中国组织帝制,虽外观似全国无大反对,然根据日政府所得之报告,而详察中国之现状,觉此种外观仅属皮毛而非实际。此乃无可讳饰者也。反对暗潮之烈,远出人臆料之外。不靖之情,刻方蔓延全国。观袁总统过去四年间之政绩,可见各省纷扰情状,今已日渐平靖。而国内秩序,亦渐恢复。如总统决计维持中国之政治现状,而不改其进行之方针,则不久定有秩序全复,全国安宁之日。但若总统骤立帝制,则国人反对之气志将立即促起变乱。而中国将复陷于重大危险之境。此固意中事也。日政府值此时局,鉴于利害关系之重大,故对于中国或将复生之危险状况,不能不深虑之。且若中国发生乱事,不仅为中国之大不幸,且在中国有重大关系之各国,亦将受到直接间接不可计量之危害。而以与中国有特殊关系之日本为尤甚。且恐东亚之公共和平,亦将陷于危境。日政府睹此事态,纯为预先防卫,以保东方和平起见,乃决计以目下时局中大可忧虑之原因,通告中国政府,并询问中国政府能否自信可以安稳达到帝制之目的。日政府以坦白友好之态度,披沥其观念。甚望中华民国大总统听此忠告,顾念大局,而行此展缓改变国体之良计。以防不幸乱祸之发作,而巩固远东之和平。日政府故已发给必要之训令,致驻北京代理公使,日政府行此举动,纯为尽其友好邻邦责任之一念而起,并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
外交部陆总长于10月28日接受日本及英、俄公使警告以后,当即答复:
“贵国警告业经领会。此事全系中国内政。然既友谊劝告,因亦不能不以友谊关系,将详细情形答复。中国帝制之主张,历时已久。我国人民所以主张帝制者,其理由盖谓中国幅员广大,五族异俗,而人情浮动,教育浅薄,按共和国体,元首常易,必为绝大乱源。他国近事,可为殷鉴。不但本国人生命财产,颇多危险。即各友邦侨民事业亦难稳固。我民国成立已历四稔,而殷户巨商不肯投资,人民营事,官吏行政,皆不能为长久计划。人心不定,治理困难。国民主张改革国体之理由,实因于此也。政府为维持国体起见,无不随时驳拒。乃近来国民主张者,日见增加,国中有实力者亦多数在内。风潮愈烈,结合愈众,如专力压制,不独违拂民意,诚恐于治安大有妨碍。政府不敢负此重责,惟有尊重民意,公布代行立法院通过之法案,组织国民代表大会,公同议决此根本问题而已。当各省人民向立法院请愿改变国体时,大总统曾于九月六日向立法院宣示意见,认为不合事宜。十月十日大总统申令据蒙回王公及文武官吏等呈请改定国体,又告以轻率更张,殊非所宜,并试各选举监督,遂照法案,慎重将事。十月十二日,又电令各省选举监督,务遵法案,切实奉行,勿得急遽潦草各等因。足见政府本不赞成此举,更无急激谋变更国体之意也。本国《约法》主权,本于国民全体。国体问题,何等重大。政府自不得不听诸国民之公决。政府处此困难,多方调停,一为尊重法律,一为顺从民意。无非冀保全大局之和平也。大多数国民意愿,现既以共和为不适宜于中国。而问题又既付之国民代表大会之公决。此时国是业经动摇,人心各生观望,政治即受影响,商务已形停滞,奸人乘隙造谣,尤易惊扰人心。倘因国是迁延不决,酿成事端,本国人固不免受害,即各友邦侨民亦难免恐慌。国体既付议决,一日不定,人心一日不安,即有一日之危险,此显而易见者也。当国体讨论正烈之际,政府深虑因此引起变故,一再电询各省文武官吏,能否确保地方秩序。该官吏等一再电复,佥谓国体问题,如从民意解决,则各省均可担任地方治安之任。实行改革时,必无变故发生。在外国人之调查,自不能若本国人之详确。今各省官吏,均一致报告,担任治安,未闻有任何反对行动及上海长江一带及南方情形可虑之报告。政府自应据为凭信。至本国少数好乱之徒,逋逃外国,或其他中国法权不到之处,无论共和君主,无论已往将来,纯抱破坏之暴性。无日不谋酿祸之行为。然只能造谣鼓煽,毫无何等实力。数年以来,时有小乱发现,均立时扑灭,于大局上未生影响。现在各省均加意防范,凡中国法权不到之处,尚望各友邦始终协力取缔。即该乱人等亦必无发生乱事之余地矣。当贵国政府劝告之时,各省决定君主立宪者,已有五省,各省投票之期,亦均不远。总之在我国国民,则期望本国长治久安之乐利。在政府则更期望各友邦侨民,均得安心发达其事业。维持东亚之和平,正与各友邦政府之苦心,同其一辙也。贵国政府此项友谊劝告,并声明决非干涉中国内政,此项嘉意,本政府自当重视。贵国政府此举既完全为维持东亚和平起见,正与本国意见相同。贵国政府尽可深信本国政府,凡可以达到此目的者,必不遗余力也。以上各节,即希转达贵国政府为荷。”
日本政府于接到袁政府答复之后,颇不满意,乃于11月4日,又由驻京日本代理公使至外交部,代表日本政府,声称中国政府答复日本忠告之文,甚不明了,请以更明白之文答复日、英、俄三国所进之劝告。当经陆答复,略谓目下国体投票,已有十余省,依法办理。至于投票期限,早已规定,民意所趋,非政府之力所能左右。况此事关系法律问题,手续异常繁重,办理又不能过于急遽,在政府一方面,关于此事,凡有能尽力之处,无不极为尽力,以副各友邦劝告之雅意。
这两次答复以后,日本仍不满意,要中国政府对于四国展缓变更国体之劝告持何态度,发表正式声明。而袁亦惟恐因各友邦不能满意,而惹起意外重大变故。因此于11月9日下午特派外交大员至四国公使馆,非公式地知照,借以缓和情势。略云:“帝制一事,暂且延缓,本年内断不实行”。并邀请四国公使于11日中午前来外交部,由外交总长陆徵祥给以正式之答复。除复述前次知照四国之语,谓中国政府对于变更国体问题,绝无欲速或急就之意思外,并称就各省已定之选票数而观,赞成者业逾全体之半,是国体变更,早为多数国民之志愿,即此可为明证。惟政府与各枢部,及庶政各机关商酌后,佥谓变更之案,一经国民议决,应行筹备之事,既杂且多,非宽假时日,恐细节难臻完美,似宜另定相当日期,举行大典。是以延期之举,揆诸民意,虽非其所乐闻,而在政府,实有不能不缓之理由。况党人之匿迹于中国治权以外,冀乘此时机肆其煽惑,诬蔑攻击变更国体主张者,似颇不乏人。即四国之殷殷忠告,亦受此煽惑,所以延期实行,势在必行。不过倘有任何意外,中国政府自信无论何时均有完全对付之力。
在帝制筹备期间,袁最伤脑筋的,便是外国方面的压力,列强虽一再照会袁,希望变更国体从缓,可是袁装糊涂,答复列强时则顾左右而言他,总是强调袁政府足以平息一切反对力量。
袁在外交上,最亲近的是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当日本一再向中国施行压力时,袁希望他的老朋友朱尔典能够帮他的忙,朱尔典乃向袁提供了一个秘密计划,朱认为中国当时对欧战中立,而日本则是英国的同盟国,共同对德国宣战,在这种情形下,日本对中国有任何行动,英国都不便出面反对。所以改变这个态势,唯一的途径是中国立即参战,加入协约国一边,和英国有了同盟关系,这时英国就好说话了。朱尔典的意见,只是执行他的外交工作,诱劝中国加入协约国。这是11月8日朱尔典通过陆徵祥向袁提出的计划,曾获法、俄两国驻华公使的同意。11月20日朱又找陆问回信,陆说:“问题可以谈,不过英、日、法、意、俄五国对中国提出帝制问题的劝告,现在只有贵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难于处置。”陆、朱这段接触被美国报纸披露,日本大为不满,于是朱尔典颇感狼狈,发表谈话否认其事,北京外交部也极力否认。朱尔典深怪中国外交当局不能保守外交秘密,英国外交部则有撤换朱尔典的消息。不久,美国报纸又刊出中、英洽商同盟的秘密消息。据说同盟十年,英国负责说服列强承认中国帝制,帮助中国加人国际团体。这消息更使日本人忿怒,且引起英国政府的恐慌,为了缓和日本,英国外相葛雷训令英驻日大使葛林于11月27日访问日本外务省次官币原,保证英国在未与日本协议前,决不会缔结中、英同盟。同时日本外相石井一再表示有关中国问题,非得日本同意或是有日本参加,不得成立任何协定。至于中国帝制问题,则待欧战结束后再行考虑。
袁世凯和朱尔典有过一次密谈,密谈记录上有袁亲笔“严密”二字,以下便是袁、朱的密谈记录:
朱使问:“君主立宪实行之日,当不远矣!”
大总统答曰:
“近年来各省将军、巡按使暨文武各官,皆言非君主立宪,不能巩固国基;至于今日,全国赞成,予惟有顺从民意。”朱曰:“若国中无内乱,则随时可以实行;此系中国内政,他人不能干涉。”
大总统曰:“内乱不能决其无,但不至扩大。余可担保治安之责。惟对外问题,殊为焦虑,不知东邻有如何举动。内地治安,可保无虞。至东三省及蒙古,实难预料。该处日人甚多,倘有日人被杀,不论华人为首犯,日人为首犯,日人即可乘此造出机会,此不能不虑者也。”
朱曰:“日本劝告,或系照例文章,至于乘时取利似亦难言。”
大总统曰:“大隈伯对我驻日公使言,关于君主立宪事,请袁大总统放心去做,日本甚愿帮忙一切。由此观之,即于表面上,日本似不再行渔人政策。君主民主,本视民意而从违。若仍行共和政体,大总统任满可以休息养老;若君主政体,则责任太重,恐非我力所能胜。”
朱曰:“查现在各国,不论君主民主,无有如大总统之权之重且大者。英皇之权无论矣,即德皇、日皇、美国大总统之权,皆不及也。”
大总统曰:“贵公使此论颇合情理,余处现时地位,百分责任,自担八十分,而各部共担二十分,按理而论,余应担二十分,而各部应担八十分,乃为公允。”
朱曰:“若他人担如此重任,眠食俱废矣。”
大总统曰:“余思自为皇帝,不过若干年,惟与我子孙甚有关系。中国历史,王子王孙,年深日久,无有不弱之理,是亦可虑。”
朱曰:“儿孙自有儿孙福,何必虑及百年以后之事!若能善立家法,令其多得学问阅历,则王子亦兴,平民子弟亦兴;
若弃家法学问,则又从何而兴乎?”
大总统曰:“当日提倡共和者,不知共和为何物,今日主张君主者,亦不知君主为何物,多数人民不过有汉、唐、明、清之专制君主印于其脑中,其或百中有一只知日本之君主,其或百中有一知德国之联邦,至于特色立宪君主,固未尝梦到也。”
朱曰:“共和政体,华人未尝研究,君主政体,或稍知之。当辛亥革命之日,华民醉心共和,以此口号,推翻满清。是时大总统以为君主立宪近于中国人民理想。尔典与美使嘉乐恒亦曾主张君主立宪,即前驻京美使柔克义亦屡言之。南北讨论之时,唐绍仪因一时之感动,未察国家万年之计,主持共和,不可谓非失策矣。”
在列强对中国帝制问题使用压力的时候,日本是最认真的,前面已经提到日本个别地或是联合地对袁采用压迫。当12月12日袁正式接受帝位推戴后,日本公使于13日单独照会外交部,谴责中国政府对帝制问题的答复没有诚意,要求于15日以前给以满意的答复。15日日置益公使偕同英、法、俄、意国公使到外交部提出第二次警告时,日使代表各国发言,他说:“前此各国提出有关帝制问题的劝告,中国政府曾声言不遽从事,并担保中国境内治安的完全责任。因此,日本与四国对中国决然采取监视的态度。”这是列强联合压力,其方法是由劝告变为警告,由旁观变为监视。
早在10月12日,袁曾派驻日公使陆宗舆以中国代表资格庆贺日皇加冕。这时为了拉拢日本,又特派农商总长周自齐为赴日贺礼赠勋特使,代表袁颁赠日皇以大总统级的大勋位。周的任命发表时,袁特升周为上卿以示隆重,并派专门办理对日外交的外交次长曹汝霖以“仪同特任”待遇为副使,一切都显示对日本的关系列为最重要。北京外交部电令驻日公使陆宗舆将中国派遣特使一事通知日本政府,预先商定特使行程,预计民国5年1月24日可抵东京。陆宗舆和日方联络后,据悉日本政府将以亲王之礼接待中国特使。
5年元月14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日使馆内为周特使饯行,宾主颇尽欢。不料第二天日本公使馆忽然打电话给外交部说:接到东京急电,请周特使缓行。而陆宗舆也有电报报告:日本外务省通知中国公使,请周特使展期成行,大勋位未便接受,因为中国共和制度即将废止,大勋位只能陈列在博物馆中了。
当中国派特使赴日消息刚发表,袁的新华宫中就发生了重要密件被窃事件,原来周自齐赴日消息流传时,英、美、法、俄以及其它有关国家都十分重视这件事,认为中日之间一定有不寻常的秘密交涉在酝酿,于是用各种方式从事特务活动,想揭穿这个谜底。法国驻华公使康悌,通过他的华籍职员方璟生,把袁的“内廷”瞿克明收买了。瞿克明的母亲是袁的老女佣,所以瞿自小就在袁身边,方利诱瞿克明配了一把钥匙,偷偷打开袁的机密文件箱,把中日密约草案悄悄地偷出来交给方璟生,方拿回使馆给康悌,康悌乃拍照收存,原件仍由瞿克明送还原处。这份密约后来不知怎的却在纽约的报纸上披露出来。于是中日秘密交涉便公开了出来,成为国际间一件大事。这当然对袁和日本都是严重的打击。英、美、俄、法、意五国驻华公使联合向日本内阁提出责问,日本当局大感狼狈。
因此,日本首相大隈在接见陆宗舆的时候,声色俱厉地斥责“中国人不能守秘密”并拒绝接待中国特使。
在日本拒绝接待中国特使的同时,德奥两国公使曾大肆活动,以承认帝制为中国不加入协约国的交换条件,袁没有答应。
日本拒绝接待中国特使周自齐,可是却对俄国特使大献殷勤,俄皇尼古拉斯也派了特使密海也鲁维茨大公前往日本赠勋日皇,日本表示热烈欢迎。俄国特使于1月12日抵达东京,日本天皇竟亲自到车站迎接,日本首相大隈也率领全体阁员到车站迎接。东京市区处处飘扬着日俄两国的国旗,俄国特使下车后满脸春风,检阅仪仗队后,即乘礼车到霞关离宫休息,东京市民数十万人屹立街头,夹道欢呼。日皇在丰明殿接见,并亲自陪同共进午餐,同时颁赠菊花大绶章。俄国特使逗留东京期间,日本弥漫了极为浓厚的日俄亲善空气,日本舆论亦充满了对俄国表示好感的空气,甚至说:“倘若对于俄国有利,日本虽赌国运为之亦在所不惜。”
日本这样大送秋波,大卖风情,自然是有目的的,日本向俄国建议:两国签立一项密约,由日本代替俄国,维护俄国在远东的一切权益,俄国则可以抽调出驻扎远东的军队,以调赴欧洲战场,日本同时愿意接济俄国军火和军用品。这时正是俄国在欧洲战场上非常吃紧的时候,俄国很怕日本乘俄之危在远东搞乱子,因此双方一拍即合,立即签订了“日俄互不侵犯协定”,同时规定:“一方在远东的领土权和特殊利益,为他一方所承认者,如被他国侵犯,缔约国即应协商为维护此种权利及利益所应采取之态度。”根据这个协定,日本以强暴手段在中国所夺取的权利,就可以得到俄国的承认。日本用这一着棋来突破西方国家在中国保持均势,反对日本独占中国。
更凶的是日俄两国还签了秘密同盟条约,这个条约规定;“如有第三国亦欲取得中国政治上的优越权时,日俄两国应即进行协议,执行共同必要之手段;如第三国对缔约国一方竟至宣战时,他方有武力援助之义务。”有了这个秘密同盟条约使得英日同盟就完全失去了效用,因为英日同盟是对付帝俄的一项同盟,而现在的日俄同盟,则是对付英美的一项同盟。
这就是利害关系,因为利害关系,日本对中国所派的赠勋特使予以极不礼貌的拒绝,而对俄国特使则表示超过了应有礼貌的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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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活动正在密锣紧鼓时,袁对于国内的反对完全不予重视,可是意外的打击是列强透过其驻北京公使表示反对,这倒使袁颇伤脑筋。
民国4年10月28日下午,驻京日本代理公使约同英公使、俄公使同赴外交部,会晤陆徵祥总长。先由日本代理公使口述,略云:中国规复帝制,进行甚速,其里面反对者暗潮甚烈,实行之期,恐发生事变。目前欧洲正当多事,凡有害和平者,皆当避之。万一中国国内有动摇情形,不仅为中国之不幸,即与中国关系较深之各国,亦诚可忧。据我国所见,中国内情,如上海长江一带,及南方各处,均极可虑。袁大总统就任四年来,中国秩序渐次恢复,日本政府不胜敬佩。袁大总统如仍极力维持,国内当无动乱之虞。今若急谋变更,恐引起不安情事。不得不为中国惜。愿大总统出以贤明之措置,将实行帝政之期,暂为延缓,以防祸于未然。而巩固极东和平之基础。日本政府为此劝告,决非干涉中国内政。英公使云:日代表之通告,本公使完全同意。接着询问中国政府能自信国体改革之实行,能无变故否?俄公使云:日代表及英公使之言语,本公使均同意。
自日、英、俄三国警告以后,法国公使馆亦接奉法国政府训令,加入三国警告,遂于11月3日亲赴外交部与陆总长会晤,声明对于中国复兴帝制,劝告中止。内情和三国警告相同。随后意国驻京公使,亦于11月12日午间亲诣外交部,访晤陆总长,谓奉本国政府训令,会同四国公使劝告中国政府将变更国体之事展缓。
10月28日日本代理公使会同英、俄两公使向中国外交部正式提出警告。全文如下:
“中国近所进行改变国体之计划,今似已猛进而趋入实现其目的之地步。目下欧战尚无早了之气象。人心惶虑。当此之时,无论世界何处,苟有事态足以伤害和平安宁者,则当竭全力阻其生成,借以杜绝新纠纷之出现。中国组织帝制,虽外观似全国无大反对,然根据日政府所得之报告,而详察中国之现状,觉此种外观仅属皮毛而非实际。此乃无可讳饰者也。反对暗潮之烈,远出人臆料之外。不靖之情,刻方蔓延全国。观袁总统过去四年间之政绩,可见各省纷扰情状,今已日渐平靖。而国内秩序,亦渐恢复。如总统决计维持中国之政治现状,而不改其进行之方针,则不久定有秩序全复,全国安宁之日。但若总统骤立帝制,则国人反对之气志将立即促起变乱。而中国将复陷于重大危险之境。此固意中事也。日政府值此时局,鉴于利害关系之重大,故对于中国或将复生之危险状况,不能不深虑之。且若中国发生乱事,不仅为中国之大不幸,且在中国有重大关系之各国,亦将受到直接间接不可计量之危害。而以与中国有特殊关系之日本为尤甚。且恐东亚之公共和平,亦将陷于危境。日政府睹此事态,纯为预先防卫,以保东方和平起见,乃决计以目下时局中大可忧虑之原因,通告中国政府,并询问中国政府能否自信可以安稳达到帝制之目的。日政府以坦白友好之态度,披沥其观念。甚望中华民国大总统听此忠告,顾念大局,而行此展缓改变国体之良计。以防不幸乱祸之发作,而巩固远东之和平。日政府故已发给必要之训令,致驻北京代理公使,日政府行此举动,纯为尽其友好邻邦责任之一念而起,并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
外交部陆总长于10月28日接受日本及英、俄公使警告以后,当即答复:
“贵国警告业经领会。此事全系中国内政。然既友谊劝告,因亦不能不以友谊关系,将详细情形答复。中国帝制之主张,历时已久。我国人民所以主张帝制者,其理由盖谓中国幅员广大,五族异俗,而人情浮动,教育浅薄,按共和国体,元首常易,必为绝大乱源。他国近事,可为殷鉴。不但本国人生命财产,颇多危险。即各友邦侨民事业亦难稳固。我民国成立已历四稔,而殷户巨商不肯投资,人民营事,官吏行政,皆不能为长久计划。人心不定,治理困难。国民主张改革国体之理由,实因于此也。政府为维持国体起见,无不随时驳拒。乃近来国民主张者,日见增加,国中有实力者亦多数在内。风潮愈烈,结合愈众,如专力压制,不独违拂民意,诚恐于治安大有妨碍。政府不敢负此重责,惟有尊重民意,公布代行立法院通过之法案,组织国民代表大会,公同议决此根本问题而已。当各省人民向立法院请愿改变国体时,大总统曾于九月六日向立法院宣示意见,认为不合事宜。十月十日大总统申令据蒙回王公及文武官吏等呈请改定国体,又告以轻率更张,殊非所宜,并试各选举监督,遂照法案,慎重将事。十月十二日,又电令各省选举监督,务遵法案,切实奉行,勿得急遽潦草各等因。足见政府本不赞成此举,更无急激谋变更国体之意也。本国《约法》主权,本于国民全体。国体问题,何等重大。政府自不得不听诸国民之公决。政府处此困难,多方调停,一为尊重法律,一为顺从民意。无非冀保全大局之和平也。大多数国民意愿,现既以共和为不适宜于中国。而问题又既付之国民代表大会之公决。此时国是业经动摇,人心各生观望,政治即受影响,商务已形停滞,奸人乘隙造谣,尤易惊扰人心。倘因国是迁延不决,酿成事端,本国人固不免受害,即各友邦侨民亦难免恐慌。国体既付议决,一日不定,人心一日不安,即有一日之危险,此显而易见者也。当国体讨论正烈之际,政府深虑因此引起变故,一再电询各省文武官吏,能否确保地方秩序。该官吏等一再电复,佥谓国体问题,如从民意解决,则各省均可担任地方治安之任。实行改革时,必无变故发生。在外国人之调查,自不能若本国人之详确。今各省官吏,均一致报告,担任治安,未闻有任何反对行动及上海长江一带及南方情形可虑之报告。政府自应据为凭信。至本国少数好乱之徒,逋逃外国,或其他中国法权不到之处,无论共和君主,无论已往将来,纯抱破坏之暴性。无日不谋酿祸之行为。然只能造谣鼓煽,毫无何等实力。数年以来,时有小乱发现,均立时扑灭,于大局上未生影响。现在各省均加意防范,凡中国法权不到之处,尚望各友邦始终协力取缔。即该乱人等亦必无发生乱事之余地矣。当贵国政府劝告之时,各省决定君主立宪者,已有五省,各省投票之期,亦均不远。总之在我国国民,则期望本国长治久安之乐利。在政府则更期望各友邦侨民,均得安心发达其事业。维持东亚之和平,正与各友邦政府之苦心,同其一辙也。贵国政府此项友谊劝告,并声明决非干涉中国内政,此项嘉意,本政府自当重视。贵国政府此举既完全为维持东亚和平起见,正与本国意见相同。贵国政府尽可深信本国政府,凡可以达到此目的者,必不遗余力也。以上各节,即希转达贵国政府为荷。”
日本政府于接到袁政府答复之后,颇不满意,乃于11月4日,又由驻京日本代理公使至外交部,代表日本政府,声称中国政府答复日本忠告之文,甚不明了,请以更明白之文答复日、英、俄三国所进之劝告。当经陆答复,略谓目下国体投票,已有十余省,依法办理。至于投票期限,早已规定,民意所趋,非政府之力所能左右。况此事关系法律问题,手续异常繁重,办理又不能过于急遽,在政府一方面,关于此事,凡有能尽力之处,无不极为尽力,以副各友邦劝告之雅意。
这两次答复以后,日本仍不满意,要中国政府对于四国展缓变更国体之劝告持何态度,发表正式声明。而袁亦惟恐因各友邦不能满意,而惹起意外重大变故。因此于11月9日下午特派外交大员至四国公使馆,非公式地知照,借以缓和情势。略云:“帝制一事,暂且延缓,本年内断不实行”。并邀请四国公使于11日中午前来外交部,由外交总长陆徵祥给以正式之答复。除复述前次知照四国之语,谓中国政府对于变更国体问题,绝无欲速或急就之意思外,并称就各省已定之选票数而观,赞成者业逾全体之半,是国体变更,早为多数国民之志愿,即此可为明证。惟政府与各枢部,及庶政各机关商酌后,佥谓变更之案,一经国民议决,应行筹备之事,既杂且多,非宽假时日,恐细节难臻完美,似宜另定相当日期,举行大典。是以延期之举,揆诸民意,虽非其所乐闻,而在政府,实有不能不缓之理由。况党人之匿迹于中国治权以外,冀乘此时机肆其煽惑,诬蔑攻击变更国体主张者,似颇不乏人。即四国之殷殷忠告,亦受此煽惑,所以延期实行,势在必行。不过倘有任何意外,中国政府自信无论何时均有完全对付之力。
在帝制筹备期间,袁最伤脑筋的,便是外国方面的压力,列强虽一再照会袁,希望变更国体从缓,可是袁装糊涂,答复列强时则顾左右而言他,总是强调袁政府足以平息一切反对力量。
袁在外交上,最亲近的是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当日本一再向中国施行压力时,袁希望他的老朋友朱尔典能够帮他的忙,朱尔典乃向袁提供了一个秘密计划,朱认为中国当时对欧战中立,而日本则是英国的同盟国,共同对德国宣战,在这种情形下,日本对中国有任何行动,英国都不便出面反对。所以改变这个态势,唯一的途径是中国立即参战,加入协约国一边,和英国有了同盟关系,这时英国就好说话了。朱尔典的意见,只是执行他的外交工作,诱劝中国加入协约国。这是11月8日朱尔典通过陆徵祥向袁提出的计划,曾获法、俄两国驻华公使的同意。11月20日朱又找陆问回信,陆说:“问题可以谈,不过英、日、法、意、俄五国对中国提出帝制问题的劝告,现在只有贵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难于处置。”陆、朱这段接触被美国报纸披露,日本大为不满,于是朱尔典颇感狼狈,发表谈话否认其事,北京外交部也极力否认。朱尔典深怪中国外交当局不能保守外交秘密,英国外交部则有撤换朱尔典的消息。不久,美国报纸又刊出中、英洽商同盟的秘密消息。据说同盟十年,英国负责说服列强承认中国帝制,帮助中国加人国际团体。这消息更使日本人忿怒,且引起英国政府的恐慌,为了缓和日本,英国外相葛雷训令英驻日大使葛林于11月27日访问日本外务省次官币原,保证英国在未与日本协议前,决不会缔结中、英同盟。同时日本外相石井一再表示有关中国问题,非得日本同意或是有日本参加,不得成立任何协定。至于中国帝制问题,则待欧战结束后再行考虑。
袁世凯和朱尔典有过一次密谈,密谈记录上有袁亲笔“严密”二字,以下便是袁、朱的密谈记录:
朱使问:“君主立宪实行之日,当不远矣!”
大总统答曰:
“近年来各省将军、巡按使暨文武各官,皆言非君主立宪,不能巩固国基;至于今日,全国赞成,予惟有顺从民意。”朱曰:“若国中无内乱,则随时可以实行;此系中国内政,他人不能干涉。”
大总统曰:“内乱不能决其无,但不至扩大。余可担保治安之责。惟对外问题,殊为焦虑,不知东邻有如何举动。内地治安,可保无虞。至东三省及蒙古,实难预料。该处日人甚多,倘有日人被杀,不论华人为首犯,日人为首犯,日人即可乘此造出机会,此不能不虑者也。”
朱曰:“日本劝告,或系照例文章,至于乘时取利似亦难言。”
大总统曰:“大隈伯对我驻日公使言,关于君主立宪事,请袁大总统放心去做,日本甚愿帮忙一切。由此观之,即于表面上,日本似不再行渔人政策。君主民主,本视民意而从违。若仍行共和政体,大总统任满可以休息养老;若君主政体,则责任太重,恐非我力所能胜。”
朱曰:“查现在各国,不论君主民主,无有如大总统之权之重且大者。英皇之权无论矣,即德皇、日皇、美国大总统之权,皆不及也。”
大总统曰:“贵公使此论颇合情理,余处现时地位,百分责任,自担八十分,而各部共担二十分,按理而论,余应担二十分,而各部应担八十分,乃为公允。”
朱曰:“若他人担如此重任,眠食俱废矣。”
大总统曰:“余思自为皇帝,不过若干年,惟与我子孙甚有关系。中国历史,王子王孙,年深日久,无有不弱之理,是亦可虑。”
朱曰:“儿孙自有儿孙福,何必虑及百年以后之事!若能善立家法,令其多得学问阅历,则王子亦兴,平民子弟亦兴;
若弃家法学问,则又从何而兴乎?”
大总统曰:“当日提倡共和者,不知共和为何物,今日主张君主者,亦不知君主为何物,多数人民不过有汉、唐、明、清之专制君主印于其脑中,其或百中有一只知日本之君主,其或百中有一知德国之联邦,至于特色立宪君主,固未尝梦到也。”
朱曰:“共和政体,华人未尝研究,君主政体,或稍知之。当辛亥革命之日,华民醉心共和,以此口号,推翻满清。是时大总统以为君主立宪近于中国人民理想。尔典与美使嘉乐恒亦曾主张君主立宪,即前驻京美使柔克义亦屡言之。南北讨论之时,唐绍仪因一时之感动,未察国家万年之计,主持共和,不可谓非失策矣。”
在列强对中国帝制问题使用压力的时候,日本是最认真的,前面已经提到日本个别地或是联合地对袁采用压迫。当12月12日袁正式接受帝位推戴后,日本公使于13日单独照会外交部,谴责中国政府对帝制问题的答复没有诚意,要求于15日以前给以满意的答复。15日日置益公使偕同英、法、俄、意国公使到外交部提出第二次警告时,日使代表各国发言,他说:“前此各国提出有关帝制问题的劝告,中国政府曾声言不遽从事,并担保中国境内治安的完全责任。因此,日本与四国对中国决然采取监视的态度。”这是列强联合压力,其方法是由劝告变为警告,由旁观变为监视。
早在10月12日,袁曾派驻日公使陆宗舆以中国代表资格庆贺日皇加冕。这时为了拉拢日本,又特派农商总长周自齐为赴日贺礼赠勋特使,代表袁颁赠日皇以大总统级的大勋位。周的任命发表时,袁特升周为上卿以示隆重,并派专门办理对日外交的外交次长曹汝霖以“仪同特任”待遇为副使,一切都显示对日本的关系列为最重要。北京外交部电令驻日公使陆宗舆将中国派遣特使一事通知日本政府,预先商定特使行程,预计民国5年1月24日可抵东京。陆宗舆和日方联络后,据悉日本政府将以亲王之礼接待中国特使。
5年元月14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日使馆内为周特使饯行,宾主颇尽欢。不料第二天日本公使馆忽然打电话给外交部说:接到东京急电,请周特使缓行。而陆宗舆也有电报报告:日本外务省通知中国公使,请周特使展期成行,大勋位未便接受,因为中国共和制度即将废止,大勋位只能陈列在博物馆中了。
当中国派特使赴日消息刚发表,袁的新华宫中就发生了重要密件被窃事件,原来周自齐赴日消息流传时,英、美、法、俄以及其它有关国家都十分重视这件事,认为中日之间一定有不寻常的秘密交涉在酝酿,于是用各种方式从事特务活动,想揭穿这个谜底。法国驻华公使康悌,通过他的华籍职员方璟生,把袁的“内廷”瞿克明收买了。瞿克明的母亲是袁的老女佣,所以瞿自小就在袁身边,方利诱瞿克明配了一把钥匙,偷偷打开袁的机密文件箱,把中日密约草案悄悄地偷出来交给方璟生,方拿回使馆给康悌,康悌乃拍照收存,原件仍由瞿克明送还原处。这份密约后来不知怎的却在纽约的报纸上披露出来。于是中日秘密交涉便公开了出来,成为国际间一件大事。这当然对袁和日本都是严重的打击。英、美、俄、法、意五国驻华公使联合向日本内阁提出责问,日本当局大感狼狈。
因此,日本首相大隈在接见陆宗舆的时候,声色俱厉地斥责“中国人不能守秘密”并拒绝接待中国特使。
在日本拒绝接待中国特使的同时,德奥两国公使曾大肆活动,以承认帝制为中国不加入协约国的交换条件,袁没有答应。
日本拒绝接待中国特使周自齐,可是却对俄国特使大献殷勤,俄皇尼古拉斯也派了特使密海也鲁维茨大公前往日本赠勋日皇,日本表示热烈欢迎。俄国特使于1月12日抵达东京,日本天皇竟亲自到车站迎接,日本首相大隈也率领全体阁员到车站迎接。东京市区处处飘扬着日俄两国的国旗,俄国特使下车后满脸春风,检阅仪仗队后,即乘礼车到霞关离宫休息,东京市民数十万人屹立街头,夹道欢呼。日皇在丰明殿接见,并亲自陪同共进午餐,同时颁赠菊花大绶章。俄国特使逗留东京期间,日本弥漫了极为浓厚的日俄亲善空气,日本舆论亦充满了对俄国表示好感的空气,甚至说:“倘若对于俄国有利,日本虽赌国运为之亦在所不惜。”
日本这样大送秋波,大卖风情,自然是有目的的,日本向俄国建议:两国签立一项密约,由日本代替俄国,维护俄国在远东的一切权益,俄国则可以抽调出驻扎远东的军队,以调赴欧洲战场,日本同时愿意接济俄国军火和军用品。这时正是俄国在欧洲战场上非常吃紧的时候,俄国很怕日本乘俄之危在远东搞乱子,因此双方一拍即合,立即签订了“日俄互不侵犯协定”,同时规定:“一方在远东的领土权和特殊利益,为他一方所承认者,如被他国侵犯,缔约国即应协商为维护此种权利及利益所应采取之态度。”根据这个协定,日本以强暴手段在中国所夺取的权利,就可以得到俄国的承认。日本用这一着棋来突破西方国家在中国保持均势,反对日本独占中国。
更凶的是日俄两国还签了秘密同盟条约,这个条约规定;“如有第三国亦欲取得中国政治上的优越权时,日俄两国应即进行协议,执行共同必要之手段;如第三国对缔约国一方竟至宣战时,他方有武力援助之义务。”有了这个秘密同盟条约使得英日同盟就完全失去了效用,因为英日同盟是对付帝俄的一项同盟,而现在的日俄同盟,则是对付英美的一项同盟。
这就是利害关系,因为利害关系,日本对中国所派的赠勋特使予以极不礼貌的拒绝,而对俄国特使则表示超过了应有礼貌的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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