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春秋 -> 第二十九章 阴谋难逞
民国春秋 -> 第二十九章 阴谋难逞
11月6日,毛泽东等在甘泉拟定了富县直罗镇战役的作战计划。直罗镇是个不过百户人家的小镇,三面环山,一条小路穿镇而过,它的地形象一个口袋,是打伏击战的好场所。毛泽东决定在这里伏击张学良的东北军,将1个排的兵力留在直罗镇,其主力分布在直罗镇周围埋伏起来。
11月20日下午,东北军109师在6架飞机掩护下开进直罗镇。次日拂晓,埋伏在南北山上的红军突然向直罗镇猛扑过来,东北军从睡梦中惊醒,仓猝应战。不到2个小时,红军占领了镇子。东北军师长牛元峰率领1营兵力逃到直罗镇西南一个山头上,被红军围歼,牛元峰被俘。这次战役共歼东北军109师和106师的1个团,并迫使各路敌军纷纷退却,粉碎了“围剿”,使陕甘根据地稳定下来。
是时,毛泽东开始处理陕甘晋省委的“肃反扩大化问题”。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在听取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和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汇报,觉得问题严重。刘志丹等大批党政军负责人在10月份被捕,有的被杀害了。毛泽东大怒:
“刀下留人,停止任何逮捕,所捕的干部全部交中央处理。”
中央成立了以董必武为首的5人委员会,并派王首道立即去瓦窑堡调查案件。毛泽东向王首道说:“杀头不像割韭菜,韭菜割了还可以长出来,人头落地就和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同志,那就是犯罪。”
刘志丹等被关押在瓦窑堡。陕甘边后方军事委员会主席兼保卫局局长戴季英负责审理。戴指责刘志丹是“右倾取消主义”、“同杨虎城有勾结”、“富农路线”等等。刘志丹等被关在一个旧当铺里,不给被子盖,夜里睡觉也被绑着手脚,连绳子上也长了虱子。这位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红军军长、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常常被看押人员用鞭子抽打、大刀背砍。
刘志丹同群众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群众中有很高威望。当他接到逮捕他的密令时,表现得十分冷静。原来,送逮捕刘志丹密令的通讯员,并不知他传递的密件就是逮捕刘志丹的密令,因此按照常规将密令送给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的刘志丹。刘志丹看后,将密件还给通讯员,并说:
“你赶快把它送到军团部去,就说我去瓦窑堡了。”
刘志丹到了瓦窑堡束手就擒。
经过调查后,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下令立即释放刘志丹等。毛泽东说:
“逮捕刘志丹等人完全是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错误,是疯狂病。”
周恩来批评戴季英说:“像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倒是一个没有才好。”
被释放的有刘志丹、习仲勋、高岗、刘景范、马文瑞、张秀山等。他们出狱后,恢复了领导工作。刘志丹担任军委西北办事处副主任、北路军总指挥、红28军军长。
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红四军、红30军掉头南回,再次穿过茫茫草地,朱德、张国焘的左路军从阿坝地区南下,也重新穿过草地。两路军在马塘、松岗、党坝、梭磨一带集结。
张国焘不顾朱德的反对,要把红四方面军和红5、9军团拖到川康边地瘠民穷、人烟稀少的地方去。张国焘使用障眼法,发布《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说中央红军北进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大举南进是真正的进攻路线。红军战士一听南下是去打蒋介石,又磨拳擦掌。张国焘利用指战员的阶级仇恨,以售其奸。
张国焘在四川马尔康县卓木碉召集高级干部会议,提出另立中央,声言开除毛、周、张、博党籍,撤职查办叶剑英、杨尚昆。张国焘要朱德、刘伯承发言同意他的意见。
朱德说:“朱德、毛泽东在全国和全世界都有名。要我这个‘朱’去反对‘毛’,我可不能反呀!无论发生多大的事,天下红军是一家,都是红军内部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别让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刘伯承说:“中央毛儿盖会议是正确的,我双手拥护。”
张国焘得到一些人的拥护,便宣布成立“中央政治局”,自任主席,开除毛、周、张、博党籍,下令通缉他们。朱德和刘伯承再次表示不赞成。朱德说:
“你搞你的,我不赞成。我按党员规定,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
会后,张国焘找徐向前谈话。徐向前说:
“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会亲者痛,仇者快,即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现在弄成两个中央,如被敌人知道有什么好处嘛!”
张国焘气急败坏,威胁刘伯承说:
“不念你是南昌起义的参谋长,我就杀了你!”
刘伯承坦然回答说:“你杀了我,我也拥护中央的决议。”
黄超立即掏出手枪来,但被张国焘制止了。张国焘不敢伤害朱德和刘伯承,因为原红一方面军的5、9军团还在朱、刘身边。这两个军团都是英勇善战的部队。且五军团官兵激愤地说:
“我们要单独北上,找党中央去,如果张国焘阻挠我们执行北上命令,我们就跟他干!”
红四方面军也有不少人站在朱德、刘伯承一边,若真动起武来,张国焘要考虑他是否是朱德的对手。朱德要求拥护他的同志顾全大局,讲革命,讲团结,不要鲁莽行事,不要做无意义的牺牲。这就避免了红军发生火并的危险。
张国焘十分害怕朱德和刘伯承,先是唆使一些伤病员去朱德那里闹事,后把朱、刘软禁起来,最后又把他俩调到前线司令部去。
1935年10月上旬,红四方面军采取秘密、迅疾手段,发动了绥崇丹懋战役,歼四川军阀刘文辉、杨森部3000余人。中下旬,又发动了天芦名雅邛大战役,红军以惊人的毅力和神速动作,连续翻山越岭,勇猛追敌,在半个多月内共毙俘敌1万余人,击落敌机一架,造成了横扫川西平原的态势。
此时,徐向前、陈昌浩提出红军趁势推向川西平原。张国焘仍主张进取康定、沪定,以道孚为战略后方,在川康边立脚发展,经徐向前、陈昌浩力争,张国焘才放弃自己的意见。于是,徐、陈遂挥军向名山、邛崃地区进击。
11月19日,红军同敌军在百丈地区激战,十几个旅的敌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红军阵地猛烈进攻。百丈附近的房舍、村落一片火海。红军与敌人肉博格斗,鲜血染红了稻田的泥浆。敌人后续部队越增越多,像蝗虫似的,一群群地向百丈地区云集。战斗持续了7昼夜,毙伤敌人1.5万余人。红军伤亡近万。徐、陈考虑连续血战十分不利,乃命令部队撤出战斗,转移到九顶山、天品山、莲花山一线,凭险防守。
红军被迫转入防御,处境日趋艰难。四方面军的多数指战员开始对张国焘的南下方针产生怀疑和不满。朱德又多次劝张国焘服从中央领导,并说张国焘的“中央”不是中央。此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已回到陕北,他打电报给张国焘,令其取消“第二中央”,改称“西南局”。张闻天也致电张国焘,表示:如果张国焘愿意放弃“第二党”,则其他事情可以从容商量。徐向前支持张浩、张闻天的来电;陈昌浩的态度也有了明显的转变。张国焘见大势已去,先是致电张浩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继又表示原则同意中央路线,作出了急谋党内统一的姿态。
林育英字祚培,湖北黄冈人,是林彪的堂兄。林彪本名林育蓉。林育英因母亲姓张,取化名张浩。他是老资格共产党人。1922年2月入党,跟恽代英、陈潭秋过从甚密。同张国焘一起搞过工人运动的工作,是张国焘的患难朋友。1924年他到莫斯科学习,翌年回国,任中共汉口市委书记,以后又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同毛泽东关系密切。毛泽东上井冈山后,林育英去上海、东北从事秘密工作。1930年12月在抚顺被捕,遭受百般折磨,因多病获释。出狱后,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名义去莫斯科,一边治病,一边工作。
林育英受共产国际派遣回国传达共产国际“七大”决议,并恢复共产国际同中国共产党的联系。
林育英打扮成小商人,于1935年12月来到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林育英得知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的消息,即表示支持毛泽东、张闻天等,并以共产国际代表名义给张国焘发电报,说服张国焘服从中央领导。
1936年2月下旬,张国焘、朱德、徐向前等率领红军撤离天全、芦山地区,向西康东北的道孚、炉霍、甘孜一带退却转移,第三次翻过夹金山,由丹巴到道孚,又翻越高达海拔5000米的大雪山——折多山。4月上旬,红军控制了东起丹巴,西至甘孜,南达瞻化、秦宁,北连草地的大片地区。红四方面军南下前有8万余人,加上原一方面军的5、9军团,总数达近10万人,现减少到4万余人。部队大量减员,不得不进行整编,由48个团、1个骑兵师,缩编为28个团。
严酷的战争实践,宣告了张国焘南下方针的彻底失败。朱德决定四方面军就地休整,准备接应红2、6军团。徐向前、陈昌浩派出罗炳辉率领32军(原9军团)和4军一部,进占雅江、西俄洛,迎接2、6军团。
蒋介石在1935年夏秋之际,调动湘军何键、鄂军徐源泉、中央军樊崧甫、汤恩伯以及孙连仲部,共130个团,采取碉堡推进,逐渐压缩,企图聚歼红2、6军团于龙山、永顺、桑植之间。
贺龙、任弼时等为保存有生力量,决定离开根据地,突破敌人的围攻线,向湘黔边转移。当时,红2、6军团已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红军总部却被张国焘把持。1935年9月,红2、6军团突然收到周恩来用明码给任弼时发来的电报,询问军团情况。任弼时用密码给周恩来发了回电。不料,这份回电却被张国焘截获。
张国焘以红军总部名义电示红2、6军团:在小地区内,固守固然失策,决战防御亦不宜,轻易远征,减员必大,可否在敌人包围线外原有苏区附近,诱敌出碉堡,用进攻路线,集中全力击破之。
贺龙、任弼时等认为,已不宜在根据地内继续固守,决定向湘黔边实行战略转移。11月19日,红2、6军团1.7万余人在贺龙、任弼时等率领下,从桑植出发,采取声东击西、逐步转移的方法,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开始了长征。
11月下旬,红2、6军团占领了湘中地区,进行了短期休整后,兵分两路,急进东南,摆出东渡资水的姿态。待把敌人吸引过来后,红2、6军团突然转头西进,把追击和迂回之敌全部抛在后面。1936年1月上旬,占取了贵州的晃县、玉屏。就地休整后,在便水地区同尾追的敌人展开激烈战斗,歼敌近1000人。尔后,红军撤出战斗,继续向黔东转移,经石阡地区,向贵州西南方向进发。
1月下旬,红2、6军团入余庆,克瓮安,占平越、下龙里,直逼贵阳。贵阳地区敌人兵力十分空虚,敌人忙向贵阳收缩。红军乘贵阳以西敌人防务空虚之际,迅速向西北急进,经扎佐、修文,赶到乌江上游的渡口鸭池河。2月2日,红军顺利渡过了乌江天险,取得了向黔西地区进军的重要胜利。
2月上旬,红2、6军团相继占领了黔西、大定、毕节等地,红军在这里进行了休整,在大定成立了贺龙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开展了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
2月下旬,红2、6军团自毕节地区兵分两路出发,向西前进,跨越乌蒙山区,引敌向西,然后再准备转向东南去安顺地区。红军指战员在强敌尾追拦阻的情况下,艰苦转战,再接再厉,攀重峦,行小道,忽上忽下,或东或西,行踪飘忽不定,使敌人难以捉摸。
在转移途中,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夏曦,不幸溺水牺牲。
3月28日,红军进占贵州盘县,到达南北盘江之间,终于胜利地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将敌人远远甩在后面。
贺龙、任弼时等认为南北盘江之间地区的政治经济条件有利于红军活动,准备在这一带建立新的根据地,并将这个意见电示红军总部,朱德为了实现红军北上与党中央会合,主张红2、6军团渡金沙江北上;张国焘企图乘机拉拢红2、6军团,置于他的控制之下,也同意红2、6军团渡江北上,于是,红军总部电示红2、6军团设法渡金沙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3月31日,红2、6军团从贵州盘县迅速西进,突破敌人封锁线,向滇中前进。4月27日,红2、6军团从石鼓到巨甸间的100余里长的江面上,分别在木瓜寨、木秋地、格子、茨柯、巨甸等渡口,胜利地渡过金沙江,尔后,沿玉龙大雪山西麓、金沙江东岸向北前进,在中甸短期休整后,兵分两路向甘孜前进。沿途接连翻越几座大雪山,6月3日,肖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的先头部队,在理化的甲洼同罗炳辉率领的红32军会师。
肖克、王震在会师后,很快了解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立即向贺龙、任弼时报告。贺龙、任弼时等立即表示拥护党中央,反对分裂。这对张国焘来说,凶多吉少。
6月上旬,张国焘在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的一再催促下,宣布取消第二中央,并以“会合红2、6军团,准备北上抗日”的口号,激励全军指战员。
7月2日,贺龙、任弼时率领红2、6军团集结在甘孜地区,受到朱德、张国焘等率领的红军热烈欢迎。红2、6军团奉中央命令,改编为红二方面军,下辖红2、6军团和32军(原红9军团),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肖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委。
张国焘企图拉拢红二方面军的干部,他单独找王震谈话,恭维王震作战勇敢,还送给他几匹战马,王震不为所动,反在会上批评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张国焘提议召开联席会议。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看出张的意图是瓦解、吞并二方面军,便提出:“开会可以,但不能以少数压多数。”
张国焘的阴谋遂告吹。
7月21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西北局,以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朱德、贺龙、关向应、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为委员,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
毛泽东、彭德怀于1936年2月率红一方面军之1、15军团、28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阎锡山闻讯,立即召开河防会议,他决定将晋军集中于汾阳、离石、孝义、中阳山地,实行所谓“口袋阵”战术。阎氏说:
“咱们有优势的火炮兵和大量的手榴弹,在山岳地带作战更是相得益彰,而红军缺乏此种武器,咱们对他们作战可操胜券。”
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很快突破了阎锡山的碉堡封锁线,直捣三关镇,包围中阳,徐海东的15军团直逼汾阳、文水,整个山西为之震惊。阎锡山飞电正在陕北“剿共”的孙楚,立即撤回山西救援。
红一军团挥师南下,截断同蒲路交通,直趋临汾,红15军团绕过汾阳,挺进文水、交城,其先头骑兵部队进袭到距太原仅50里之晋祠与河口一带。
阎锡山闻风丧胆,恐慌至极,整日惶惶,立命太原周围各县挖壕架网,严密戒备。就连绥靖公署大门周围都堆上了麻袋构筑了掩体,办公室灯火日夜不息。他感到红军的力量之大,绝非他一人所能抗拒,万一抵挡不住,让红军攻下太原,后果不堪设想。为了死里求生,不得不致电蒋介石,请求中央军入晋增援。
蒋介石接到阎的电报,立即命陈诚为“陕甘宁青四省剿匪总指挥”,率领汤恩伯、李仙洲、孔令恂等中央军以及空军轰炸机10余架,北上增援,又派商震部开赴晋中,担负守卫太原之责,号称15万中央大军入晋作战。
刘志丹率红28军从兴县向南推进。晋军温玉如旅奉阎命堵击,在兴县南被红军痛击重创。温玉如丢弃战马,只身逃回临县。红15军团从文水、交城回师白文镇,与红28军会合。阎锡山获情报说,毛泽东、彭德怀在中阳附近,急电中央军派飞机狂轰滥炸,然而却一无所获。晋军跟随红军之后缓缓“追击”,不敢交战,只在沿途搜杀操外省口音的商人、游民,冒功请赏。
红15军团和红28军会师后,继续南下进入离石、中阳地区,在三关镇与敌激战,军长刘志丹不幸牺牲。红28军将士攻克三关镇以后,又重创敌人两个旅,而后向西撤去。红一军团由孝义南下。由于晋南一带空虚,红军先后攻占灵石县、襄陵、侯马,包围霍县、赵城、洪洞、浮山等地,直逼重镇临汾。
红军占领各地,宣传抗日,做群众工作,筹集款子,扩军7000余人。5月5日,毛、彭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说明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而后率红军西渡黄河,返回陕北。
是时,阎锡山同蒋介石的关系处于微妙之中。蒋介石极力向晋绥渗透。他派各路中央军入晋,“支援”阎锡山反共,趁机以各种方式拉拢阎系大员投蒋,瓦解阎的势力,而阎锡山则不遗余力地抗拒蒋的渗入,维护独立割据状态。
红军撤出晋境后,阎锡山于5月31日派人暗杀了晋军“剿匪”第四纵队司令、陕甘宁青四省“剿匪”副总指挥李生达。
李生达是晋军中与傅作义、张荫梧齐名的“第一流大员”。但李生达为了继续升官,使通过同乡苗培成的关系,与蒋介石挂上了钩。1931年冬,李生达去南京出席国民党五中全会,蒋介石召见了他,并赠与巨款。阎锡山发现后立即进行追查。自此,李表现消极,并进一步倾向南京。蒋、李之间还建立了秘密电台,互通情报。这一切均被阎侦知。
1934年8月,李生达应蒋之召,率领晋军72师去江西帮助蒋介石“围剿”红军。在南昌,李生达受到蒋介石隆重款待,给予大批军饷、装备补给,阎锡山却借此扣发了李部的军费,李及部下对阎大为不满。
次年7月,阎令李率部回晋,李生达则到南京见蒋,接受了蒋的“特殊使命”。李部回晋后,阎的代表赴李部“慰问”,发现李部官兵训话时一提“蒋委员长”,便自动立正,而提到“阎主任”时则无动于衷,大为吃惊。阎闻之更是咬牙。不久,李生达被定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与阎锡山、赵戴文、傅作义并行,风传其将出任山西省主席。
1936年2月,红军东渡,阎命李生达、杨效欧坚守孝义阻击红军,李、杨见红军锐不可当,联名密电南京派大军入晋支援。这更触犯了阎锡山之大忌,必去之而后快。红军回陕时,李生达被蒋介石任命为陕甘宁青四省“剿匪”副总指挥并代行总指挥职权后,他手中掌握了1A4以上晋军的指挥权,势力达到顶峰,阎锡山就在李渡河赴陕前,密令其卫士熊希月将其刺杀,并派第三者将熊又当场击毙以灭口。
李生达被刺后,阎锡山装模作样派王靖国去吊唁。开唁之日,灵堂忽然失火,李的两个儿子及姨太太等均葬身火中。
蒋介石致电表示“惋惜”,并拨发丧葬费下令“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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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6日,毛泽东等在甘泉拟定了富县直罗镇战役的作战计划。直罗镇是个不过百户人家的小镇,三面环山,一条小路穿镇而过,它的地形象一个口袋,是打伏击战的好场所。毛泽东决定在这里伏击张学良的东北军,将1个排的兵力留在直罗镇,其主力分布在直罗镇周围埋伏起来。
11月20日下午,东北军109师在6架飞机掩护下开进直罗镇。次日拂晓,埋伏在南北山上的红军突然向直罗镇猛扑过来,东北军从睡梦中惊醒,仓猝应战。不到2个小时,红军占领了镇子。东北军师长牛元峰率领1营兵力逃到直罗镇西南一个山头上,被红军围歼,牛元峰被俘。这次战役共歼东北军109师和106师的1个团,并迫使各路敌军纷纷退却,粉碎了“围剿”,使陕甘根据地稳定下来。
是时,毛泽东开始处理陕甘晋省委的“肃反扩大化问题”。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在听取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和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汇报,觉得问题严重。刘志丹等大批党政军负责人在10月份被捕,有的被杀害了。毛泽东大怒:
“刀下留人,停止任何逮捕,所捕的干部全部交中央处理。”
中央成立了以董必武为首的5人委员会,并派王首道立即去瓦窑堡调查案件。毛泽东向王首道说:“杀头不像割韭菜,韭菜割了还可以长出来,人头落地就和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同志,那就是犯罪。”
刘志丹等被关押在瓦窑堡。陕甘边后方军事委员会主席兼保卫局局长戴季英负责审理。戴指责刘志丹是“右倾取消主义”、“同杨虎城有勾结”、“富农路线”等等。刘志丹等被关在一个旧当铺里,不给被子盖,夜里睡觉也被绑着手脚,连绳子上也长了虱子。这位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红军军长、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常常被看押人员用鞭子抽打、大刀背砍。
刘志丹同群众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群众中有很高威望。当他接到逮捕他的密令时,表现得十分冷静。原来,送逮捕刘志丹密令的通讯员,并不知他传递的密件就是逮捕刘志丹的密令,因此按照常规将密令送给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的刘志丹。刘志丹看后,将密件还给通讯员,并说:
“你赶快把它送到军团部去,就说我去瓦窑堡了。”
刘志丹到了瓦窑堡束手就擒。
经过调查后,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下令立即释放刘志丹等。毛泽东说:
“逮捕刘志丹等人完全是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错误,是疯狂病。”
周恩来批评戴季英说:“像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倒是一个没有才好。”
被释放的有刘志丹、习仲勋、高岗、刘景范、马文瑞、张秀山等。他们出狱后,恢复了领导工作。刘志丹担任军委西北办事处副主任、北路军总指挥、红28军军长。
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红四军、红30军掉头南回,再次穿过茫茫草地,朱德、张国焘的左路军从阿坝地区南下,也重新穿过草地。两路军在马塘、松岗、党坝、梭磨一带集结。
张国焘不顾朱德的反对,要把红四方面军和红5、9军团拖到川康边地瘠民穷、人烟稀少的地方去。张国焘使用障眼法,发布《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说中央红军北进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大举南进是真正的进攻路线。红军战士一听南下是去打蒋介石,又磨拳擦掌。张国焘利用指战员的阶级仇恨,以售其奸。
张国焘在四川马尔康县卓木碉召集高级干部会议,提出另立中央,声言开除毛、周、张、博党籍,撤职查办叶剑英、杨尚昆。张国焘要朱德、刘伯承发言同意他的意见。
朱德说:“朱德、毛泽东在全国和全世界都有名。要我这个‘朱’去反对‘毛’,我可不能反呀!无论发生多大的事,天下红军是一家,都是红军内部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别让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刘伯承说:“中央毛儿盖会议是正确的,我双手拥护。”
张国焘得到一些人的拥护,便宣布成立“中央政治局”,自任主席,开除毛、周、张、博党籍,下令通缉他们。朱德和刘伯承再次表示不赞成。朱德说:
“你搞你的,我不赞成。我按党员规定,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
会后,张国焘找徐向前谈话。徐向前说:
“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会亲者痛,仇者快,即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现在弄成两个中央,如被敌人知道有什么好处嘛!”
张国焘气急败坏,威胁刘伯承说:
“不念你是南昌起义的参谋长,我就杀了你!”
刘伯承坦然回答说:“你杀了我,我也拥护中央的决议。”
黄超立即掏出手枪来,但被张国焘制止了。张国焘不敢伤害朱德和刘伯承,因为原红一方面军的5、9军团还在朱、刘身边。这两个军团都是英勇善战的部队。且五军团官兵激愤地说:
“我们要单独北上,找党中央去,如果张国焘阻挠我们执行北上命令,我们就跟他干!”
红四方面军也有不少人站在朱德、刘伯承一边,若真动起武来,张国焘要考虑他是否是朱德的对手。朱德要求拥护他的同志顾全大局,讲革命,讲团结,不要鲁莽行事,不要做无意义的牺牲。这就避免了红军发生火并的危险。
张国焘十分害怕朱德和刘伯承,先是唆使一些伤病员去朱德那里闹事,后把朱、刘软禁起来,最后又把他俩调到前线司令部去。
1935年10月上旬,红四方面军采取秘密、迅疾手段,发动了绥崇丹懋战役,歼四川军阀刘文辉、杨森部3000余人。中下旬,又发动了天芦名雅邛大战役,红军以惊人的毅力和神速动作,连续翻山越岭,勇猛追敌,在半个多月内共毙俘敌1万余人,击落敌机一架,造成了横扫川西平原的态势。
此时,徐向前、陈昌浩提出红军趁势推向川西平原。张国焘仍主张进取康定、沪定,以道孚为战略后方,在川康边立脚发展,经徐向前、陈昌浩力争,张国焘才放弃自己的意见。于是,徐、陈遂挥军向名山、邛崃地区进击。
11月19日,红军同敌军在百丈地区激战,十几个旅的敌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红军阵地猛烈进攻。百丈附近的房舍、村落一片火海。红军与敌人肉博格斗,鲜血染红了稻田的泥浆。敌人后续部队越增越多,像蝗虫似的,一群群地向百丈地区云集。战斗持续了7昼夜,毙伤敌人1.5万余人。红军伤亡近万。徐、陈考虑连续血战十分不利,乃命令部队撤出战斗,转移到九顶山、天品山、莲花山一线,凭险防守。
红军被迫转入防御,处境日趋艰难。四方面军的多数指战员开始对张国焘的南下方针产生怀疑和不满。朱德又多次劝张国焘服从中央领导,并说张国焘的“中央”不是中央。此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已回到陕北,他打电报给张国焘,令其取消“第二中央”,改称“西南局”。张闻天也致电张国焘,表示:如果张国焘愿意放弃“第二党”,则其他事情可以从容商量。徐向前支持张浩、张闻天的来电;陈昌浩的态度也有了明显的转变。张国焘见大势已去,先是致电张浩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继又表示原则同意中央路线,作出了急谋党内统一的姿态。
林育英字祚培,湖北黄冈人,是林彪的堂兄。林彪本名林育蓉。林育英因母亲姓张,取化名张浩。他是老资格共产党人。1922年2月入党,跟恽代英、陈潭秋过从甚密。同张国焘一起搞过工人运动的工作,是张国焘的患难朋友。1924年他到莫斯科学习,翌年回国,任中共汉口市委书记,以后又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同毛泽东关系密切。毛泽东上井冈山后,林育英去上海、东北从事秘密工作。1930年12月在抚顺被捕,遭受百般折磨,因多病获释。出狱后,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名义去莫斯科,一边治病,一边工作。
林育英受共产国际派遣回国传达共产国际“七大”决议,并恢复共产国际同中国共产党的联系。
林育英打扮成小商人,于1935年12月来到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林育英得知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的消息,即表示支持毛泽东、张闻天等,并以共产国际代表名义给张国焘发电报,说服张国焘服从中央领导。
1936年2月下旬,张国焘、朱德、徐向前等率领红军撤离天全、芦山地区,向西康东北的道孚、炉霍、甘孜一带退却转移,第三次翻过夹金山,由丹巴到道孚,又翻越高达海拔5000米的大雪山——折多山。4月上旬,红军控制了东起丹巴,西至甘孜,南达瞻化、秦宁,北连草地的大片地区。红四方面军南下前有8万余人,加上原一方面军的5、9军团,总数达近10万人,现减少到4万余人。部队大量减员,不得不进行整编,由48个团、1个骑兵师,缩编为28个团。
严酷的战争实践,宣告了张国焘南下方针的彻底失败。朱德决定四方面军就地休整,准备接应红2、6军团。徐向前、陈昌浩派出罗炳辉率领32军(原9军团)和4军一部,进占雅江、西俄洛,迎接2、6军团。
蒋介石在1935年夏秋之际,调动湘军何键、鄂军徐源泉、中央军樊崧甫、汤恩伯以及孙连仲部,共130个团,采取碉堡推进,逐渐压缩,企图聚歼红2、6军团于龙山、永顺、桑植之间。
贺龙、任弼时等为保存有生力量,决定离开根据地,突破敌人的围攻线,向湘黔边转移。当时,红2、6军团已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红军总部却被张国焘把持。1935年9月,红2、6军团突然收到周恩来用明码给任弼时发来的电报,询问军团情况。任弼时用密码给周恩来发了回电。不料,这份回电却被张国焘截获。
张国焘以红军总部名义电示红2、6军团:在小地区内,固守固然失策,决战防御亦不宜,轻易远征,减员必大,可否在敌人包围线外原有苏区附近,诱敌出碉堡,用进攻路线,集中全力击破之。
贺龙、任弼时等认为,已不宜在根据地内继续固守,决定向湘黔边实行战略转移。11月19日,红2、6军团1.7万余人在贺龙、任弼时等率领下,从桑植出发,采取声东击西、逐步转移的方法,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开始了长征。
11月下旬,红2、6军团占领了湘中地区,进行了短期休整后,兵分两路,急进东南,摆出东渡资水的姿态。待把敌人吸引过来后,红2、6军团突然转头西进,把追击和迂回之敌全部抛在后面。1936年1月上旬,占取了贵州的晃县、玉屏。就地休整后,在便水地区同尾追的敌人展开激烈战斗,歼敌近1000人。尔后,红军撤出战斗,继续向黔东转移,经石阡地区,向贵州西南方向进发。
1月下旬,红2、6军团入余庆,克瓮安,占平越、下龙里,直逼贵阳。贵阳地区敌人兵力十分空虚,敌人忙向贵阳收缩。红军乘贵阳以西敌人防务空虚之际,迅速向西北急进,经扎佐、修文,赶到乌江上游的渡口鸭池河。2月2日,红军顺利渡过了乌江天险,取得了向黔西地区进军的重要胜利。
2月上旬,红2、6军团相继占领了黔西、大定、毕节等地,红军在这里进行了休整,在大定成立了贺龙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开展了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
2月下旬,红2、6军团自毕节地区兵分两路出发,向西前进,跨越乌蒙山区,引敌向西,然后再准备转向东南去安顺地区。红军指战员在强敌尾追拦阻的情况下,艰苦转战,再接再厉,攀重峦,行小道,忽上忽下,或东或西,行踪飘忽不定,使敌人难以捉摸。
在转移途中,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夏曦,不幸溺水牺牲。
3月28日,红军进占贵州盘县,到达南北盘江之间,终于胜利地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将敌人远远甩在后面。
贺龙、任弼时等认为南北盘江之间地区的政治经济条件有利于红军活动,准备在这一带建立新的根据地,并将这个意见电示红军总部,朱德为了实现红军北上与党中央会合,主张红2、6军团渡金沙江北上;张国焘企图乘机拉拢红2、6军团,置于他的控制之下,也同意红2、6军团渡江北上,于是,红军总部电示红2、6军团设法渡金沙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3月31日,红2、6军团从贵州盘县迅速西进,突破敌人封锁线,向滇中前进。4月27日,红2、6军团从石鼓到巨甸间的100余里长的江面上,分别在木瓜寨、木秋地、格子、茨柯、巨甸等渡口,胜利地渡过金沙江,尔后,沿玉龙大雪山西麓、金沙江东岸向北前进,在中甸短期休整后,兵分两路向甘孜前进。沿途接连翻越几座大雪山,6月3日,肖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的先头部队,在理化的甲洼同罗炳辉率领的红32军会师。
肖克、王震在会师后,很快了解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立即向贺龙、任弼时报告。贺龙、任弼时等立即表示拥护党中央,反对分裂。这对张国焘来说,凶多吉少。
6月上旬,张国焘在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的一再催促下,宣布取消第二中央,并以“会合红2、6军团,准备北上抗日”的口号,激励全军指战员。
7月2日,贺龙、任弼时率领红2、6军团集结在甘孜地区,受到朱德、张国焘等率领的红军热烈欢迎。红2、6军团奉中央命令,改编为红二方面军,下辖红2、6军团和32军(原红9军团),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肖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委。
张国焘企图拉拢红二方面军的干部,他单独找王震谈话,恭维王震作战勇敢,还送给他几匹战马,王震不为所动,反在会上批评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张国焘提议召开联席会议。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看出张的意图是瓦解、吞并二方面军,便提出:“开会可以,但不能以少数压多数。”
张国焘的阴谋遂告吹。
7月21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西北局,以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朱德、贺龙、关向应、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为委员,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
毛泽东、彭德怀于1936年2月率红一方面军之1、15军团、28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阎锡山闻讯,立即召开河防会议,他决定将晋军集中于汾阳、离石、孝义、中阳山地,实行所谓“口袋阵”战术。阎氏说:
“咱们有优势的火炮兵和大量的手榴弹,在山岳地带作战更是相得益彰,而红军缺乏此种武器,咱们对他们作战可操胜券。”
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很快突破了阎锡山的碉堡封锁线,直捣三关镇,包围中阳,徐海东的15军团直逼汾阳、文水,整个山西为之震惊。阎锡山飞电正在陕北“剿共”的孙楚,立即撤回山西救援。
红一军团挥师南下,截断同蒲路交通,直趋临汾,红15军团绕过汾阳,挺进文水、交城,其先头骑兵部队进袭到距太原仅50里之晋祠与河口一带。
阎锡山闻风丧胆,恐慌至极,整日惶惶,立命太原周围各县挖壕架网,严密戒备。就连绥靖公署大门周围都堆上了麻袋构筑了掩体,办公室灯火日夜不息。他感到红军的力量之大,绝非他一人所能抗拒,万一抵挡不住,让红军攻下太原,后果不堪设想。为了死里求生,不得不致电蒋介石,请求中央军入晋增援。
蒋介石接到阎的电报,立即命陈诚为“陕甘宁青四省剿匪总指挥”,率领汤恩伯、李仙洲、孔令恂等中央军以及空军轰炸机10余架,北上增援,又派商震部开赴晋中,担负守卫太原之责,号称15万中央大军入晋作战。
刘志丹率红28军从兴县向南推进。晋军温玉如旅奉阎命堵击,在兴县南被红军痛击重创。温玉如丢弃战马,只身逃回临县。红15军团从文水、交城回师白文镇,与红28军会合。阎锡山获情报说,毛泽东、彭德怀在中阳附近,急电中央军派飞机狂轰滥炸,然而却一无所获。晋军跟随红军之后缓缓“追击”,不敢交战,只在沿途搜杀操外省口音的商人、游民,冒功请赏。
红15军团和红28军会师后,继续南下进入离石、中阳地区,在三关镇与敌激战,军长刘志丹不幸牺牲。红28军将士攻克三关镇以后,又重创敌人两个旅,而后向西撤去。红一军团由孝义南下。由于晋南一带空虚,红军先后攻占灵石县、襄陵、侯马,包围霍县、赵城、洪洞、浮山等地,直逼重镇临汾。
红军占领各地,宣传抗日,做群众工作,筹集款子,扩军7000余人。5月5日,毛、彭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说明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而后率红军西渡黄河,返回陕北。
是时,阎锡山同蒋介石的关系处于微妙之中。蒋介石极力向晋绥渗透。他派各路中央军入晋,“支援”阎锡山反共,趁机以各种方式拉拢阎系大员投蒋,瓦解阎的势力,而阎锡山则不遗余力地抗拒蒋的渗入,维护独立割据状态。
红军撤出晋境后,阎锡山于5月31日派人暗杀了晋军“剿匪”第四纵队司令、陕甘宁青四省“剿匪”副总指挥李生达。
李生达是晋军中与傅作义、张荫梧齐名的“第一流大员”。但李生达为了继续升官,使通过同乡苗培成的关系,与蒋介石挂上了钩。1931年冬,李生达去南京出席国民党五中全会,蒋介石召见了他,并赠与巨款。阎锡山发现后立即进行追查。自此,李表现消极,并进一步倾向南京。蒋、李之间还建立了秘密电台,互通情报。这一切均被阎侦知。
1934年8月,李生达应蒋之召,率领晋军72师去江西帮助蒋介石“围剿”红军。在南昌,李生达受到蒋介石隆重款待,给予大批军饷、装备补给,阎锡山却借此扣发了李部的军费,李及部下对阎大为不满。
次年7月,阎令李率部回晋,李生达则到南京见蒋,接受了蒋的“特殊使命”。李部回晋后,阎的代表赴李部“慰问”,发现李部官兵训话时一提“蒋委员长”,便自动立正,而提到“阎主任”时则无动于衷,大为吃惊。阎闻之更是咬牙。不久,李生达被定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与阎锡山、赵戴文、傅作义并行,风传其将出任山西省主席。
1936年2月,红军东渡,阎命李生达、杨效欧坚守孝义阻击红军,李、杨见红军锐不可当,联名密电南京派大军入晋支援。这更触犯了阎锡山之大忌,必去之而后快。红军回陕时,李生达被蒋介石任命为陕甘宁青四省“剿匪”副总指挥并代行总指挥职权后,他手中掌握了1A4以上晋军的指挥权,势力达到顶峰,阎锡山就在李渡河赴陕前,密令其卫士熊希月将其刺杀,并派第三者将熊又当场击毙以灭口。
李生达被刺后,阎锡山装模作样派王靖国去吊唁。开唁之日,灵堂忽然失火,李的两个儿子及姨太太等均葬身火中。
蒋介石致电表示“惋惜”,并拨发丧葬费下令“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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