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春秋 -> 第四章 汪记“驿站”
民国春秋 -> 第四章 汪记“驿站”
汪精卫一伙住在“重光堂”。日本人作了周密的防范,在汪的住房里安上防弹窗,楼的四周又布有铁丝网,日本宪兵在楼下日夜轮流“保护”。汪氏集团不仅害怕蒋帮特务的暗杀,日夜苦思打开寸步难行的僵局,又意识到一种无形的巨大魔影已经笼罩在他们头上,他们名义上是受日本宪兵“保护”,但心里明白,已被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得日本人的同意。这种监视式的“保护”,一直持续到后来汪精卫搬到愚园路1136弄住宅以至南京颐和路34号汪公馆。
汪精卫一到上海,便迫不及待地要求赴日谈判。他先让周佛海、梅思平与日方代表今井武夫在“重光堂”进行预备性谈判,尔后他同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褚民谊等反复讨论,拟定了《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作为向日方提供的谈判条件。
褚民谊与汪精卫连襟,是老同盟会会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秘书长、国民党新疆建设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汪精卫出逃后,他曾在上海各大报刊登启事:“声明一切,盖犹亲戚归亲戚,政治归政治,对汪和平运动,绝无参加之意向。”汪精卫一到上海,便秘密召见他,他即决定参加“和平运动”,成为汪精卫汉奸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
5月31日,上海大场机场附近十步一岗、五步一哨,临时断绝通行,戒备非常严密。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一行11人,登上飞机具有方法论意义。,赴日谈判。
日本内阁又有变化。不久,近卫内阁在内外交困中总辞职,平沼骐一郎继而组织新内阁。平沼上台后有好几个月都没有迹象表示对汪另组政府感兴趣。5月11日,今井武夫将汪精卫准备在南京建立政权的设想向东京作了报告,日本政府犹豫不决,甚至想阻止汪的东京之行。由于影佐祯昭和田尻爱义一再要求,日本政府才勉强答允汪赴日。田尻爱义在发给日本外相有田的电报中称:“重庆方面,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势力外,还有以50万国民党中央军为基础的主战派,因此,要想使蒋介石屈服或使中央军从内部转向和平的方向,都并非易事,虽说以孔祥熙为首的‘和平’的气氛也很浓厚,而且在赞成汪精卫主张者不在少数,这些人虽想待机脱离重庆,但目前只能进行地下活动。如果不愿蹉跎岁月,坐失良机,那么,目前对华政策的唯一道路,就是以汪为中心迅速建立作为新中央政府母体的占领区统一政权,使日本好收渔翁之利。”
6月6日,日本政府五相会议通过了《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决定汪精卫出面组成伪中央政府,必须遵循符合日本政府利益的3项规定:第一,要有汪精卫、吴佩孚、“临时”和“维新”政权、改变主意的重庆政府等共同组成;第二,满足日本政府侵华的各项要求,并签订秘密协议;第三,成立的时间,要“适应于综贯全局的战争指导上的阶段,以自立的观点处置之”,“特别需要具备人的因素与基础实力”。日本期望建立的“新中央政府”,不过是日军占领下的各种势力的集合体,是一个松散的“全国性”的傀儡政权而已。为引诱汪精卫就范,日本政府还指令:在不重要的问题上,要让汪的愿望得到满足,使他觉得有一个“光明的前途”,产生日本完全“诚恳”的印象;但在一切重要问题上,绝对不能有所改动,必须迫使汪精卫同意日本政府的既定政策。
汪精卫一伙在东京等待了10天,对于日本政府的决定却蒙在鼓里。6月10日,他才接到通知去拜访平沼,以后又同海相米内,外相有田盾双方的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而斗争性则是无条件,藏相石渡,前首相、现任枢密院议长近卫,陆相板垣会谈。日本政府使出娴熟的软硬兼施、恩威并举的伎俩,逼汪驯服。特别是在汪与板垣的两次会谈中,汪看到了一副威严的面孔,了解到日方的某些真实意图,使他失望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板垣劈头的一句话说:“我认为,要在中国建立新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必须争取重庆方面的要人和军队的多数,您对此一定有相当的把握,如果能够听到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实为荣幸。”
汪精卫觉得这是在奚落他。但他没有一兵一卒,也没有一寸地盘,只能听凭日本的摆布,便迎合板垣说:“重庆方面大部分要人心里希望和平,不满意蒋的容共政策,由于受到严密监视,逃出重庆极为困难。今后可以乘一个机会来分散蒋的势力,一举促成重庆崩溃。对于军队,只要善于利用,就可使其为建设新中国的基础。为日本计,给予中国民族生存的机会,保留他们的希望,这是最明智的策略。”
板垣对汪精卫的《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提出种种指摘:“新政府成立后,只废止维新、临时两政府的政府名义,而不是取消其内容及其事实,并且还要把临时、维新两政府与日本之间发生的关系,以某种组织形式保持下来。”板垣警告汪精卫世后由考茨基整理成3册,分别于1904年、1905年和1910,日本在中国已得到的所有权益,都不许他染指。
汪精卫听了这番话,感到大失所望,在心灰意懒中,表示了不满情绪,道:“如果只废除临时、维新政府名称,而照旧保留其实体,则中央政府成为有名无实,并且,中央和地方会经常发生权限的争夺,收拾时局实为困难。如果这样,只有延期组织中央政府,我以国民党名义在另一个地盘上形成一个政权,准备将来时机到来,再组织中央政府。”
参加会谈的影佐马上反问道:“以前协商时你说过,为了收拾时局,必须组织中央政府,而今天又说可以把它延期。用延期组织中央政府,以国民党名义另搞一个地盘进行工作的方法,毕竟不会具有对抗重庆政府的能力。我想问一下,现在提出这样的方案,用意何在?”
汪精卫忙解释说:“所以说组织中央政府并不着急,是由于取消临时、维新政府有困难这番话引起的。因此我想,除延期组织政府而外,别无他法。”
接下,板垣、影佐胁迫汪精卫,使他不能不同意在华北设置政务委员会机构,给予较大的自治权限;而对“维新”政府,日本将根据对临时政府的处理意见,再研究具体方案。板垣又提醒汪精卫:“关于中央政府的机构和成立时间等等,必须和日本密切联系后决定较为适当。”
汪精卫言不由衷地说:“是!当然应该密切联系。”
板垣又提出,伪中央政府的“国旗”上方须附加三角形黄色布片,并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字样,以示与重庆方面的区别。对此,汪精卫一再表示难以接受。汪精卫本来妄图成立伪中央政府取代重庆国民政府,鱼目混珠,以假乱真。如果照此,则其真面目一目了然,而无法施展其欺骗伎俩了。但板垣说:“这是日本政府和军方充分研究的结果,不能改变。”
汪精卫只得表示原则上接受这个方案,在技术上再想办法。
汪精卫在6月18日,带着沉重的心情,默然回国。
汪精卫派赵尊岳携其亲笔书信专程北上见吴佩孚,信中写道:“国民党人当此厄运,抚躬自责,不敢有一息之安,而旋乾转坤,则非海内仁人志士之心力以共谋之,不能有济。我公功在民国,蒿自颠危,诚知心恻然有动于中也。……铭盖以此身曾参与重庆政府,虽谏不从,言不听,而去国之际,深维孟子三宿而后出画之义,不惮再三呼吁,以期重庆当局之最后觉悟。今此望已绝,不得不易地奔走,期与海内豪俊,共谋挽救。现在国难日深,而国际危难,又日趋紧迫,非恢复和平,无以内除共祸,外应世界大势,非组织统一有力自由独立之政府,无以奠定和平。公老成谋国,如有所示,极愿承教。”
赵尊岳到北平后,在什景花园见到了吴佩孚,两人寒暄之后,赵就把汪精卫的书信交吴。吴向赵说了一通对汪思念仰慕的话,写了一封回信,托赵转交。信中写道:“中日辅车相依,为友为敌,利害本自昭然”,但目前“危亡于喧豗抗战之中”,更需要化敌为友,“有史以来,从无久战不和之理”。他对汪“非组织统一有力自由独立之政府,无以奠定和平”语称:“确为扼要之言,与鄙见亦正相符。”但吴佩孚主张抗战要全面的抗战,和谈也要全面的和谈。“民意趋归,果以抗战为然,则任何牺牲,均可弗计。若民众厌战,相战之国复有感于穷兵黩武之非,即宜于矜恤同胞,戛然而止。”“诚知民为邦本,和与战同一为民,则应战应和,自不能不以民意向背为准绳也。”
汪精卫看过吴佩孚的信,叹息道:“我与吴心事相同,而立场不无稍异。”
6月24日,汪精卫一行秘密地离开上海,赴北平,与吴佩孚面商一切。日本政府要求汪吴合作,由汪主持政治,由吴主持军事。日本华北驻屯军总司令部策划:汪、吴在该总司令官住宅会面,汪先访吴,再由吴作答礼性的回访。
不料,吴佩孚拒绝了日方的安排。他要求在自己的住宅里接见汪,说:“既然大家都是中国人,商量中国的事情,就应该在中国人的家里谈。”他也拒绝作回访。这个北洋军阀的“宿将”以为这样做,就能确立他同汪精卫的正副关系。
汪精卫自视甚高,亦不愿屈居人下,他为了当儿皇帝,不惜与蒋介石分道扬镳,又怎能同意吴佩孚的这种要求呢?他这次同吴佩孚会谈,成了泡影。
后来,汪精卫又不只一次地拉拢吴佩孚。他派代表陈中孚前往北平,与吴佩孚协商合作事项,但吴提出:(1)吴对外交发表政见汪须采纳;(2)汪不得干涉军事;(3)汪不得私与他国签订任何条约;(4)汪执政方针,须得吴同意。到了10月19日,汪又给吴写信,请求他参加“国民政府”。吴见反汪讨逆在全国掀起巨大声浪,不愿与汪同流合污,在汪的来信封面上手批:“公离重庆,失所凭依,如虎出山入匣,无谋和之价值!果能再回重庆,通电往来可也。”
至此,日寇精心绘制的汪吴合作蓝图,被吴佩孚撕破。日本人又提出划湘、鄂、赣、皖、豫、鲁、冀7省归吴佩孚统治。同时逼迫吴的左右分批进言,又策划七省“人民代表”到北平去劝进,但吴佩孚始终未允。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因病死亡。他总算保全了一点晚节。
汪精卫在吴佩孚那里碰了一鼻子灰,就开始同王克敏、梁鸿志会谈。汪精卫在北平会见了王克敏。王克敏说:
“我已风烛残年,因此,在建立中央政府的前夜,拟告老退休。如果阁下要我参加中央政府,可以同意,但希望在北平工作。”
汪精卫见王克敏不许他在华北染指,心灰意懒地回到上海。
是时,日寇在上海设立了“梅机关”,目的是扶持汪精卫成立伪中央政府。它由日本陆军、海军、外交、兴亚院派员组成,负责人是影佐祯昭少将。“梅机关”让汪精卫迁往沪西愚园路1136弄去住,弄内有10余幢独立的花园洋房,分别由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陈春圃、林柏生、罗君强等以及日本沪西宪兵队特遣小组成员分宅而居,是清一色的汉奸巢穴。在各家房屋围墙上都加装了铁丝,门窗上也都装上铁栅,汪精卫、周佛海住宅后面,还加设了了望楼。有1个警卫大队,专门负责保卫全弄的安全,没有特别通行证,或预先通知为特定宾客,任何人也无法进入弄内。后来汪伪国民党中央党部就设在这里。
6月29,汪精卫约梁鸿志来会谈。两人一经交谈,汪精卫发现梁鸿志比王克敏更不理想,两人话不投机,不欢而散。7月5日,汪精卫去南京同梁鸿志第二次会谈,梁提出:新政府应以“维新”政府为基础进行改组,各院、部长人员维持原状,仍由梁任行政院长。汪精卫又同温宗尧、任援道、陈群等会谈,仍没有结果。
汪精卫一气之下,准备撇开“临时”、“维新”政府,在广州寻找立足之地,建立一个“华南政权”。7月24日,他顶着南方盛夏的酷热,飞往广州,先后拜访了日本华南派遣军司令官安藤利吉等日方要人,又用粤语广播发表了《怎样实现和平》的演讲。但是,汪精卫仍然是毫无收获,“空路离粤”,灰溜溜地回到上海。汪精卫终于认识到,要建立伪中央政权,就不能离开日本的支持和“临时”、“维新”政府的合作,伪政府的地点,除南京而外,别无他处。
汪精卫卖国集团一面大造“和平运动”的舆论,一面招兵买马,只要能赞成其卖国主张的人,都被视为“同志”,来者不拒,悉数搜罗。先来附汪投敌的有赵尊岳、岑德广、傅式说等人。赵尊岳出身名门,是江南有名词家,一个堕落文人;岑德广是清末两广总督岑春煊之子,此人名不见经传,被人称为烟花浪子,是唐绍仪的“乘龙快婿”,早与日寇勾结,暗中策划唐绍仪出马组阁,建立伪政权,唐被蒋氏军统特务砍死后,他又为梁鸿志卖国活动献计献策;傅式说原是个教授,附汪后得到重用。
汪精卫集团在上海设立了各种招兵买马的“驿站”,其中有威海卫路“太阳公寓”的“招贤馆”;亚尔培路20号的“财政经济研究所”;愚园路的“经济资料室”。
他们对重庆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的地下组织也进行拉拢、收买。这些“地下工作人员”由于战时经费紧张,薪俸极低,又是日本人逮捕的对象。汪精卫集团一面采取“钢弹”攻势,通过汉奸武装特务对他们进行威胁;一面军取“银弹”攻势,通过岑德广、傅式说等人游说,不少人投入了汪精卫集团,成为汪伪国民党的一支新军。
汪精卫集团还把手伸向华中、华北、东北等地,网罗汉奸到上海来参加“和平运动”。被网罗来的有康有为大弟子徐勤的儿子徐良;曾任国民党第二集团军第七方面军总指挥、甘肃省政府主席等职的刘郁芳;曾任北平卫戍司令的鲍文樾;曾任东北军骑兵司令的郑大章;曾任武汉绥靖主任何就浚的参谋长的杨揆一;曾任北洋军阀靳云鹏部师长、国民党军师长的刘培绪等人。
汪精卫又命刘培绪去北平,打起“中国在乡军人协会”的旗帜,采取“征求会员”的方式,招幕了2000多名国民党散兵游勇,其中包括中下级军官、军医、军需、伙夫、勤杂人员等,带往上海。汪精卫依靠这些人在江湾镇成立了“中央陆军军官训练团”,汪自任团长。培养汪伪军骨干力量。
汪氏集团在为世人舍弃的情况下,却以特工打天下。
汪伪特工组织的始作俑者和主要头目是李士群、丁默村。李、丁二人都是共产党的叛徒。李士群曾以“蜀闻通迅社”记者的身份,在上海从事共产党地下工作。后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他托人走通了青帮“通”字辈大流氓季云卿的门路,投了“门生”帖子,由季将他保释出来,从此李与上海青帮流氓组织搭上了关系。1932年,李士群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特务逮捕。他贪生怕死,叛变投敌,被任为“调查科”上海区直属情报员,同叛徒丁默村等人在公共租界的白克路同春坊书局编辑《社会新闻》杂志。该杂志是国民党CC系特务的刊物。不久李士群、丁默村在中统特务内部狗咬狗的角逐中,将“调查科”特工总部上海区区长马绍武打死。李、丁因此同时被捕。丁默村因有老友、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兼上海社会局局长吴醒亚力保,不久获释。李士群因无靠山被押到南京,饱尝酷刑。李的妻子叶吉卿也是CC系特务,她用大量珠宝首饰左右贿赂,买通了调查科长徐恩曾,李才得获释,留在南京任调查科编译员等职。南京沦陷时,他奉命“潜伏”下来。他有强烈的政治野心,在特务系统中又没有根基,竞争不过别人,总想改换门庭,后来经过一番周折,投靠了日本,当了汉奸。
丁默村被保释后,一直爬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3处处长的职务,其地位一度同戴笠、徐恩曾相差无几。但他奉陈立夫之命,在汉口“招待”共产党叛徒张国焘时,因贪污招待费,戴笠乘机向蒋介石告他一状,受到追查,军统局第3处被裁撤,丁默村只挂了个军委会少将参议的空名,他心怀不满地跑到昆明养起“病”来。李士群派人去邀他入伙,并推戴他为首领,他一听,正中下怀,随即起程,来到上海。丁默村身材矮小,骨瘦如柴,蟹壳脸,蛇一样的眼睛里发出幽光,使人一看就觉得他阴险冷酷。
丁默村、李士群合伙后,便开始策划组织一支特工队伍。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长又决定援助丁默村、李士群的特务工作,使其“作为对付上海恐怖活动对策的一个环节”,每月货与30万日元,借与枪支500枝,子弹5万发以及炸药500公斤。同时要求这支特务组织同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合流。
丁、李便招兵买马。李士群通过季云卿,收买了以吴世宝为首的一批地痞流氓,并将以潘达为首的公共租界华籍特别巡捕“十弟兄”收为部属,成为最早的特务打手。丁默村又利用过去的老关系,招纳了一批国民党特务、党棍,作为骨干。
汪精卫来上海后,就准备全盘接纳丁、李的特工组织,丁、李在同汪精卫会谈时提出合流条件:
(1)承认丁、李的特工组织是汪派国民党的秘密警察,并成立特务工作总司令部(特工总部),经费由汪精卫供给。
(2)如果新中央政府成立,要给丁、李等内政部长、上海市长、江苏省主席几个席位。
显然,这个价码很高,周佛海、褚民谊等不由得面面相觑。汪精卫走到另一个房间,与一些人商议后,答复说:“很高兴地把你们的特工组织作为特工总部,经费和影佐大佐会谈决定,不会不如意。但上海、江苏省主席的位置不能给贵部,因为上海和江苏是整个和平运动的基础。内政部长的工作范围很广,由特工来兼任是困难的,但警察行政可以由特工兼任,另成立一个警政部,部长、次长由贵方指定。”
丁默村不满意,仍坚持要上海市市长位置,汪精卫许诺说:“不久即将召开全国国民大会,请你们务必做发起人。”
这样,双方才算正式合流,丁、李向汪表示:“愿用性命打赌,一定不辜负你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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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一伙住在“重光堂”。日本人作了周密的防范,在汪的住房里安上防弹窗,楼的四周又布有铁丝网,日本宪兵在楼下日夜轮流“保护”。汪氏集团不仅害怕蒋帮特务的暗杀,日夜苦思打开寸步难行的僵局,又意识到一种无形的巨大魔影已经笼罩在他们头上,他们名义上是受日本宪兵“保护”,但心里明白,已被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得日本人的同意。这种监视式的“保护”,一直持续到后来汪精卫搬到愚园路1136弄住宅以至南京颐和路34号汪公馆。
汪精卫一到上海,便迫不及待地要求赴日谈判。他先让周佛海、梅思平与日方代表今井武夫在“重光堂”进行预备性谈判,尔后他同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褚民谊等反复讨论,拟定了《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作为向日方提供的谈判条件。
褚民谊与汪精卫连襟,是老同盟会会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秘书长、国民党新疆建设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汪精卫出逃后,他曾在上海各大报刊登启事:“声明一切,盖犹亲戚归亲戚,政治归政治,对汪和平运动,绝无参加之意向。”汪精卫一到上海,便秘密召见他,他即决定参加“和平运动”,成为汪精卫汉奸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
5月31日,上海大场机场附近十步一岗、五步一哨,临时断绝通行,戒备非常严密。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一行11人,登上飞机具有方法论意义。,赴日谈判。
日本内阁又有变化。不久,近卫内阁在内外交困中总辞职,平沼骐一郎继而组织新内阁。平沼上台后有好几个月都没有迹象表示对汪另组政府感兴趣。5月11日,今井武夫将汪精卫准备在南京建立政权的设想向东京作了报告,日本政府犹豫不决,甚至想阻止汪的东京之行。由于影佐祯昭和田尻爱义一再要求,日本政府才勉强答允汪赴日。田尻爱义在发给日本外相有田的电报中称:“重庆方面,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势力外,还有以50万国民党中央军为基础的主战派,因此,要想使蒋介石屈服或使中央军从内部转向和平的方向,都并非易事,虽说以孔祥熙为首的‘和平’的气氛也很浓厚,而且在赞成汪精卫主张者不在少数,这些人虽想待机脱离重庆,但目前只能进行地下活动。如果不愿蹉跎岁月,坐失良机,那么,目前对华政策的唯一道路,就是以汪为中心迅速建立作为新中央政府母体的占领区统一政权,使日本好收渔翁之利。”
6月6日,日本政府五相会议通过了《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决定汪精卫出面组成伪中央政府,必须遵循符合日本政府利益的3项规定:第一,要有汪精卫、吴佩孚、“临时”和“维新”政权、改变主意的重庆政府等共同组成;第二,满足日本政府侵华的各项要求,并签订秘密协议;第三,成立的时间,要“适应于综贯全局的战争指导上的阶段,以自立的观点处置之”,“特别需要具备人的因素与基础实力”。日本期望建立的“新中央政府”,不过是日军占领下的各种势力的集合体,是一个松散的“全国性”的傀儡政权而已。为引诱汪精卫就范,日本政府还指令:在不重要的问题上,要让汪的愿望得到满足,使他觉得有一个“光明的前途”,产生日本完全“诚恳”的印象;但在一切重要问题上,绝对不能有所改动,必须迫使汪精卫同意日本政府的既定政策。
汪精卫一伙在东京等待了10天,对于日本政府的决定却蒙在鼓里。6月10日,他才接到通知去拜访平沼,以后又同海相米内,外相有田盾双方的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而斗争性则是无条件,藏相石渡,前首相、现任枢密院议长近卫,陆相板垣会谈。日本政府使出娴熟的软硬兼施、恩威并举的伎俩,逼汪驯服。特别是在汪与板垣的两次会谈中,汪看到了一副威严的面孔,了解到日方的某些真实意图,使他失望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板垣劈头的一句话说:“我认为,要在中国建立新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必须争取重庆方面的要人和军队的多数,您对此一定有相当的把握,如果能够听到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实为荣幸。”
汪精卫觉得这是在奚落他。但他没有一兵一卒,也没有一寸地盘,只能听凭日本的摆布,便迎合板垣说:“重庆方面大部分要人心里希望和平,不满意蒋的容共政策,由于受到严密监视,逃出重庆极为困难。今后可以乘一个机会来分散蒋的势力,一举促成重庆崩溃。对于军队,只要善于利用,就可使其为建设新中国的基础。为日本计,给予中国民族生存的机会,保留他们的希望,这是最明智的策略。”
板垣对汪精卫的《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提出种种指摘:“新政府成立后,只废止维新、临时两政府的政府名义,而不是取消其内容及其事实,并且还要把临时、维新两政府与日本之间发生的关系,以某种组织形式保持下来。”板垣警告汪精卫世后由考茨基整理成3册,分别于1904年、1905年和1910,日本在中国已得到的所有权益,都不许他染指。
汪精卫听了这番话,感到大失所望,在心灰意懒中,表示了不满情绪,道:“如果只废除临时、维新政府名称,而照旧保留其实体,则中央政府成为有名无实,并且,中央和地方会经常发生权限的争夺,收拾时局实为困难。如果这样,只有延期组织中央政府,我以国民党名义在另一个地盘上形成一个政权,准备将来时机到来,再组织中央政府。”
参加会谈的影佐马上反问道:“以前协商时你说过,为了收拾时局,必须组织中央政府,而今天又说可以把它延期。用延期组织中央政府,以国民党名义另搞一个地盘进行工作的方法,毕竟不会具有对抗重庆政府的能力。我想问一下,现在提出这样的方案,用意何在?”
汪精卫忙解释说:“所以说组织中央政府并不着急,是由于取消临时、维新政府有困难这番话引起的。因此我想,除延期组织政府而外,别无他法。”
接下,板垣、影佐胁迫汪精卫,使他不能不同意在华北设置政务委员会机构,给予较大的自治权限;而对“维新”政府,日本将根据对临时政府的处理意见,再研究具体方案。板垣又提醒汪精卫:“关于中央政府的机构和成立时间等等,必须和日本密切联系后决定较为适当。”
汪精卫言不由衷地说:“是!当然应该密切联系。”
板垣又提出,伪中央政府的“国旗”上方须附加三角形黄色布片,并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字样,以示与重庆方面的区别。对此,汪精卫一再表示难以接受。汪精卫本来妄图成立伪中央政府取代重庆国民政府,鱼目混珠,以假乱真。如果照此,则其真面目一目了然,而无法施展其欺骗伎俩了。但板垣说:“这是日本政府和军方充分研究的结果,不能改变。”
汪精卫只得表示原则上接受这个方案,在技术上再想办法。
汪精卫在6月18日,带着沉重的心情,默然回国。
汪精卫派赵尊岳携其亲笔书信专程北上见吴佩孚,信中写道:“国民党人当此厄运,抚躬自责,不敢有一息之安,而旋乾转坤,则非海内仁人志士之心力以共谋之,不能有济。我公功在民国,蒿自颠危,诚知心恻然有动于中也。……铭盖以此身曾参与重庆政府,虽谏不从,言不听,而去国之际,深维孟子三宿而后出画之义,不惮再三呼吁,以期重庆当局之最后觉悟。今此望已绝,不得不易地奔走,期与海内豪俊,共谋挽救。现在国难日深,而国际危难,又日趋紧迫,非恢复和平,无以内除共祸,外应世界大势,非组织统一有力自由独立之政府,无以奠定和平。公老成谋国,如有所示,极愿承教。”
赵尊岳到北平后,在什景花园见到了吴佩孚,两人寒暄之后,赵就把汪精卫的书信交吴。吴向赵说了一通对汪思念仰慕的话,写了一封回信,托赵转交。信中写道:“中日辅车相依,为友为敌,利害本自昭然”,但目前“危亡于喧豗抗战之中”,更需要化敌为友,“有史以来,从无久战不和之理”。他对汪“非组织统一有力自由独立之政府,无以奠定和平”语称:“确为扼要之言,与鄙见亦正相符。”但吴佩孚主张抗战要全面的抗战,和谈也要全面的和谈。“民意趋归,果以抗战为然,则任何牺牲,均可弗计。若民众厌战,相战之国复有感于穷兵黩武之非,即宜于矜恤同胞,戛然而止。”“诚知民为邦本,和与战同一为民,则应战应和,自不能不以民意向背为准绳也。”
汪精卫看过吴佩孚的信,叹息道:“我与吴心事相同,而立场不无稍异。”
6月24日,汪精卫一行秘密地离开上海,赴北平,与吴佩孚面商一切。日本政府要求汪吴合作,由汪主持政治,由吴主持军事。日本华北驻屯军总司令部策划:汪、吴在该总司令官住宅会面,汪先访吴,再由吴作答礼性的回访。
不料,吴佩孚拒绝了日方的安排。他要求在自己的住宅里接见汪,说:“既然大家都是中国人,商量中国的事情,就应该在中国人的家里谈。”他也拒绝作回访。这个北洋军阀的“宿将”以为这样做,就能确立他同汪精卫的正副关系。
汪精卫自视甚高,亦不愿屈居人下,他为了当儿皇帝,不惜与蒋介石分道扬镳,又怎能同意吴佩孚的这种要求呢?他这次同吴佩孚会谈,成了泡影。
后来,汪精卫又不只一次地拉拢吴佩孚。他派代表陈中孚前往北平,与吴佩孚协商合作事项,但吴提出:(1)吴对外交发表政见汪须采纳;(2)汪不得干涉军事;(3)汪不得私与他国签订任何条约;(4)汪执政方针,须得吴同意。到了10月19日,汪又给吴写信,请求他参加“国民政府”。吴见反汪讨逆在全国掀起巨大声浪,不愿与汪同流合污,在汪的来信封面上手批:“公离重庆,失所凭依,如虎出山入匣,无谋和之价值!果能再回重庆,通电往来可也。”
至此,日寇精心绘制的汪吴合作蓝图,被吴佩孚撕破。日本人又提出划湘、鄂、赣、皖、豫、鲁、冀7省归吴佩孚统治。同时逼迫吴的左右分批进言,又策划七省“人民代表”到北平去劝进,但吴佩孚始终未允。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因病死亡。他总算保全了一点晚节。
汪精卫在吴佩孚那里碰了一鼻子灰,就开始同王克敏、梁鸿志会谈。汪精卫在北平会见了王克敏。王克敏说:
“我已风烛残年,因此,在建立中央政府的前夜,拟告老退休。如果阁下要我参加中央政府,可以同意,但希望在北平工作。”
汪精卫见王克敏不许他在华北染指,心灰意懒地回到上海。
是时,日寇在上海设立了“梅机关”,目的是扶持汪精卫成立伪中央政府。它由日本陆军、海军、外交、兴亚院派员组成,负责人是影佐祯昭少将。“梅机关”让汪精卫迁往沪西愚园路1136弄去住,弄内有10余幢独立的花园洋房,分别由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陈春圃、林柏生、罗君强等以及日本沪西宪兵队特遣小组成员分宅而居,是清一色的汉奸巢穴。在各家房屋围墙上都加装了铁丝,门窗上也都装上铁栅,汪精卫、周佛海住宅后面,还加设了了望楼。有1个警卫大队,专门负责保卫全弄的安全,没有特别通行证,或预先通知为特定宾客,任何人也无法进入弄内。后来汪伪国民党中央党部就设在这里。
6月29,汪精卫约梁鸿志来会谈。两人一经交谈,汪精卫发现梁鸿志比王克敏更不理想,两人话不投机,不欢而散。7月5日,汪精卫去南京同梁鸿志第二次会谈,梁提出:新政府应以“维新”政府为基础进行改组,各院、部长人员维持原状,仍由梁任行政院长。汪精卫又同温宗尧、任援道、陈群等会谈,仍没有结果。
汪精卫一气之下,准备撇开“临时”、“维新”政府,在广州寻找立足之地,建立一个“华南政权”。7月24日,他顶着南方盛夏的酷热,飞往广州,先后拜访了日本华南派遣军司令官安藤利吉等日方要人,又用粤语广播发表了《怎样实现和平》的演讲。但是,汪精卫仍然是毫无收获,“空路离粤”,灰溜溜地回到上海。汪精卫终于认识到,要建立伪中央政权,就不能离开日本的支持和“临时”、“维新”政府的合作,伪政府的地点,除南京而外,别无他处。
汪精卫卖国集团一面大造“和平运动”的舆论,一面招兵买马,只要能赞成其卖国主张的人,都被视为“同志”,来者不拒,悉数搜罗。先来附汪投敌的有赵尊岳、岑德广、傅式说等人。赵尊岳出身名门,是江南有名词家,一个堕落文人;岑德广是清末两广总督岑春煊之子,此人名不见经传,被人称为烟花浪子,是唐绍仪的“乘龙快婿”,早与日寇勾结,暗中策划唐绍仪出马组阁,建立伪政权,唐被蒋氏军统特务砍死后,他又为梁鸿志卖国活动献计献策;傅式说原是个教授,附汪后得到重用。
汪精卫集团在上海设立了各种招兵买马的“驿站”,其中有威海卫路“太阳公寓”的“招贤馆”;亚尔培路20号的“财政经济研究所”;愚园路的“经济资料室”。
他们对重庆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的地下组织也进行拉拢、收买。这些“地下工作人员”由于战时经费紧张,薪俸极低,又是日本人逮捕的对象。汪精卫集团一面采取“钢弹”攻势,通过汉奸武装特务对他们进行威胁;一面军取“银弹”攻势,通过岑德广、傅式说等人游说,不少人投入了汪精卫集团,成为汪伪国民党的一支新军。
汪精卫集团还把手伸向华中、华北、东北等地,网罗汉奸到上海来参加“和平运动”。被网罗来的有康有为大弟子徐勤的儿子徐良;曾任国民党第二集团军第七方面军总指挥、甘肃省政府主席等职的刘郁芳;曾任北平卫戍司令的鲍文樾;曾任东北军骑兵司令的郑大章;曾任武汉绥靖主任何就浚的参谋长的杨揆一;曾任北洋军阀靳云鹏部师长、国民党军师长的刘培绪等人。
汪精卫又命刘培绪去北平,打起“中国在乡军人协会”的旗帜,采取“征求会员”的方式,招幕了2000多名国民党散兵游勇,其中包括中下级军官、军医、军需、伙夫、勤杂人员等,带往上海。汪精卫依靠这些人在江湾镇成立了“中央陆军军官训练团”,汪自任团长。培养汪伪军骨干力量。
汪氏集团在为世人舍弃的情况下,却以特工打天下。
汪伪特工组织的始作俑者和主要头目是李士群、丁默村。李、丁二人都是共产党的叛徒。李士群曾以“蜀闻通迅社”记者的身份,在上海从事共产党地下工作。后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他托人走通了青帮“通”字辈大流氓季云卿的门路,投了“门生”帖子,由季将他保释出来,从此李与上海青帮流氓组织搭上了关系。1932年,李士群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特务逮捕。他贪生怕死,叛变投敌,被任为“调查科”上海区直属情报员,同叛徒丁默村等人在公共租界的白克路同春坊书局编辑《社会新闻》杂志。该杂志是国民党CC系特务的刊物。不久李士群、丁默村在中统特务内部狗咬狗的角逐中,将“调查科”特工总部上海区区长马绍武打死。李、丁因此同时被捕。丁默村因有老友、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兼上海社会局局长吴醒亚力保,不久获释。李士群因无靠山被押到南京,饱尝酷刑。李的妻子叶吉卿也是CC系特务,她用大量珠宝首饰左右贿赂,买通了调查科长徐恩曾,李才得获释,留在南京任调查科编译员等职。南京沦陷时,他奉命“潜伏”下来。他有强烈的政治野心,在特务系统中又没有根基,竞争不过别人,总想改换门庭,后来经过一番周折,投靠了日本,当了汉奸。
丁默村被保释后,一直爬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3处处长的职务,其地位一度同戴笠、徐恩曾相差无几。但他奉陈立夫之命,在汉口“招待”共产党叛徒张国焘时,因贪污招待费,戴笠乘机向蒋介石告他一状,受到追查,军统局第3处被裁撤,丁默村只挂了个军委会少将参议的空名,他心怀不满地跑到昆明养起“病”来。李士群派人去邀他入伙,并推戴他为首领,他一听,正中下怀,随即起程,来到上海。丁默村身材矮小,骨瘦如柴,蟹壳脸,蛇一样的眼睛里发出幽光,使人一看就觉得他阴险冷酷。
丁默村、李士群合伙后,便开始策划组织一支特工队伍。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长又决定援助丁默村、李士群的特务工作,使其“作为对付上海恐怖活动对策的一个环节”,每月货与30万日元,借与枪支500枝,子弹5万发以及炸药500公斤。同时要求这支特务组织同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合流。
丁、李便招兵买马。李士群通过季云卿,收买了以吴世宝为首的一批地痞流氓,并将以潘达为首的公共租界华籍特别巡捕“十弟兄”收为部属,成为最早的特务打手。丁默村又利用过去的老关系,招纳了一批国民党特务、党棍,作为骨干。
汪精卫来上海后,就准备全盘接纳丁、李的特工组织,丁、李在同汪精卫会谈时提出合流条件:
(1)承认丁、李的特工组织是汪派国民党的秘密警察,并成立特务工作总司令部(特工总部),经费由汪精卫供给。
(2)如果新中央政府成立,要给丁、李等内政部长、上海市长、江苏省主席几个席位。
显然,这个价码很高,周佛海、褚民谊等不由得面面相觑。汪精卫走到另一个房间,与一些人商议后,答复说:“很高兴地把你们的特工组织作为特工总部,经费和影佐大佐会谈决定,不会不如意。但上海、江苏省主席的位置不能给贵部,因为上海和江苏是整个和平运动的基础。内政部长的工作范围很广,由特工来兼任是困难的,但警察行政可以由特工兼任,另成立一个警政部,部长、次长由贵方指定。”
丁默村不满意,仍坚持要上海市市长位置,汪精卫许诺说:“不久即将召开全国国民大会,请你们务必做发起人。”
这样,双方才算正式合流,丁、李向汪表示:“愿用性命打赌,一定不辜负你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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