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春秋 -> 第七章 延安整风
民国春秋 -> 第七章 延安整风
日伪对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拍手称快。汪精卫在南京开了庆祝大会,他说:“蒋介石盲目抗战数年,只做了皖南事变一件大好事!”伪国民政府宣传部发表谈话说:“救国必须和平,和平必须反共”,并呼吁重庆方面“明智之士”能同汪伪“同立于统一领导、统一国策之下,共同奋斗,使全面和平得以早日实现”。可见,皖南事变是日、伪、蒋勾结,共同反共的铁证。
苏联政府对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十分不满。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对国民党驻苏大使邵力子说:“苏联人决不做可使敌人快心的事。请问大使阁下,日本人对此高兴否?请转告贵国政府勿做敌人快心之事。”崔可夫在重庆向何应钦、白崇禧提出质问:“是否在和新四军的冲突中使用了苏联提供的武器?何以要打自己人,要屠杀自己的士兵和军官呢?”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对蒋介石说:“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灭亡。”
美国总统特使居里在重庆对蒋介石说:“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获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助中国,中美之经济财政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英国发表评论说:“解散皖南新四军事件,只有日本最为兴奋。”
局势发展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蒋介石在国内外一片责难声中和英、美、苏3国政府的外交压力下,突然发现,自己在政治上已陷入异常孤立和被动的境地。
1月20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委,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新四军军部即在苏北盐城成立。全军7个师1个独立旅,9万余人。第一师由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编成,师长粟裕,政委刘炎;第二师师长张云逸兼,政委郑位三,副师长罗炳辉;第三师由八路军第五纵队编成,师长兼政委黄克诚;第四师由八路军第四纵队编成,师长兼政委彭雪枫;第五师由豫鄂挺进纵队编成,师长兼政委李先念;第六师由江南指挥部所属部队及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编成,师长兼政委谭震林;第七师由无为游击纵队、第三支队挺进团、皖南突围部队编成,师长张鼎丞、政委曾希圣;独立旅旅长梁兴初,政委罗华生。
同时,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谈话,提出关于解决时局的12条办法:
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
第二、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
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3人。
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当新四军军长。
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
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
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
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
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
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
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
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毛泽东又说:“如能实行以上12条,则事态自然平复,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不过为己甚。否则,‘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反动派必然是搬起石头打他们自己的脚。那时我们就爱莫能助了。我们是珍重合作的,但必须他们也珍重合作。老实说,我说的让步是有限度的,我们让步的阶段已完结了。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他们如果还为前途着想,他们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痕,‘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这是他们自己性命交关的大问题,我们不得不尽最后的忠告。如若他们怙恶不悛,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
蒋介石陷入了空前孤立的境地,他不得不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保证说:“以后亦绝无剿共的军事。”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宣告破产。
中共中央对皖南事变作了检查总结,作出《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指出:
三年以来,项英、袁国平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地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反对向北发展与向敌后发展,反对扩大新四军。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其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此次皖南部队北移,本可避免损失,乃项、袁先则犹豫动摇,继而自寻绝路,投入蒋介石反***之包围罗网,……由于项、袁领导错误,事先既少精神上之准备,临时复无机动作战之指挥与决心,遂至陷于失败,此次失败,乃项、袁一贯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非寻常偶然的战斗失败可比。
皖南事变不能不使毛泽东深思,实践证明,革命力量的发展,与客观条件有关,但主要取决于正确路线,取决于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党内存在的“左”右倾错误,影响了革命的发展。项英、袁国平领导的新四军,部队力量的发展比八路军慢得多,八路军发展了5倍,新四军才发展1倍,项英不听从中央指示,最后在皖南事变中,投入蒋介石的罗网。在党内,王明的机会主义错误还没有彻底清除,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错误指挥,通过王明等人还在起作用。王明在1940年3月公然再版了他在1930年11月写的《两条路线》(再版时改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而斗争》)的小册子,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还在毒害一些人。抗战以来,党吸收了70万新党员,他们大部分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虽然有革命热情和愿意接受教育的愿望,但其中不少人把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带到党内,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这常常成为不正之风滋长和蔓延的条件。为了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毛泽东考虑有必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演讲,为整风运动作了思想动员和理论准备。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问题。
毛泽东在9月10日的发言中,详细分析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及其根源,指出,过去党内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这些主观主义者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是假马克思主义。
会议确认在土地革命后期,王明、博古等人领导党的中央所犯的“左”倾错误是“路线错误”,一些受王明影响而犯过错误的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但王明却千方百计地推卸责任,拒不承认错误。
毛泽东4次找王明谈话,任弼时、王稼祥参加了前两次谈话,陈云和康生参加了后两次谈话。他们同毛泽东一起对王明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希望王明检查和改正自己的错误。
毛泽东在同王明谈话中,批评了王明以下几个问题上的错误:
(1)在形势估计问题上表现盲目乐观。
(2)在国共关系问题上,忽视在统一战线下的独立性与斗争性。
(3)在军事策略问题上,王明助长了反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
(4)在组织问题上,王明在担任中共长江局书记时,常用个人名义打带有指示性通电给中央与前总,擅自用中央名义发表许多文件。
王明没有接受毛泽东对他的批评。他解释说,他的路线是对的,个别问题有错误。王明在10月12日突然宣布有病,从此便长期不参加中央会议和整风运动。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认王明有以下路线错误:
(1)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就开始了,从“九一八”以后则发展为路线错误。
(2)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的组成,王明负有重要责任。
(3)王明到苏联后,虽然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上和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有不同看法,但在形势的分析和政治路线上是完全同意的,并且一直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4)抗日战争期间,王明在负责中共长江局工作期间,在组织上闹独立性的错误。
中共中央成立了高级学习组,主要任务是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以克服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等错误思想。
全党整风从1942年初开始。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题为《整顿党的作风》的讲演,向全党发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的号召。
2月8日,毛泽东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反对党八股》的演说。尔后中共中央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总学习委员会”作为整风运动的领导机关。
整风运动共分发动、学风学习、党风学习、文风学习,总结党的历史经验5个阶段,历时3年多,至1945年夏才结束。毛泽东提出,整风运动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个方针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有根本的区别。毛泽东是用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和弄清思想路线是非的方法,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达到团结同志的目的。“左”倾机会主义是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对待党内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那是宗派主义的表现。
1942年5月,毛泽东又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革命文艺的根本方向,革命文艺的创作理论和文艺批评的标准,对文艺界进行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整顿。
中共中央西北局在1942年10月19日到1943年1月14日,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着重检讨了陕甘宁边区党的历史,批评了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影响下陕北党内一些同志所犯的错误,特别是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对闹独立性和官僚主义等倾向,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了党的领导,对边区政府工作、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进行了讨论。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演说,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方针,号召开展全边的军民大生产运动,把大生产运动当作巩固根据地的重要措施。毛泽东要求党政工作人员在财政问题上,应以90%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10%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他说凡是不注重研究生产,不用主要精力帮助农民解决“救民私粮”,只顾向农民要“救国公粮”的,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就不是好领导者。凡是不注意生产反而好吃懒做的,不算好军人,好公民。
当时,日伪军对根据地的“扫荡”、国民党对根据地的封锁,再加上连续遭到水、旱、虫等自然灾害,根据地几乎到了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无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无被盖的境地,人民群众的生活很贫苦。
1942年8月的一天,陕甘宁边区政府小礼堂召开由各县县长参加的征粮会议,天下着大雨,突然一声巨雷,把礼堂的一根木柱子劈断,有一位县长当场被雷电触死。这件事很快传出去了,有个别群众说:“为什么雷没有劈毛主席?”
话传到毛泽东的耳里,毛泽东没有追问是谁说的,更不准别人去抓什么“反革命”,而只是向干部了解说这话的原因。通过了解才知道,政府下达的征粮任务太重,群众有意见,便借“雷劈”发泄不满情绪。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指示有关部门将征收20万担公粮的任务,减至16万担。毛泽东这样处理和解决问题,使党群关系更加亲近了,毛泽东在群众中的威信更高了。
毛泽东发动部队,机关、学校开荒种地。他召集延安的各单位负责人开会,非常简单明确地说:“国民党不发军饷了,我们怎么办?等着饿死吗?我想大家都不会同意的。解散回家吗?我想大家也不会同意。那么怎么办呢?只有大家动手,开荒种地,解决困难。”
众人赞同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当场表示,他自己也参加开荒种地。多数人认为,毛泽东的工作太忙,不必参加开荒。有人提出为毛泽东代耕,毛泽东说:
“我一定参加开荒。地点就选在我门口。只开一亩地,不多也不少。我还能自己动手,坚决不要人代耕。”
毛泽东果然在自己门前选了一块空地。他白天工作一会,去那里劳动一会,夜间还要通宵工作,没过多久,他根据少年在家种田的经验,认为差不多了,让人认真丈量,果是一亩多地。他在那里种了蔬菜和庄稼,长得很好。
中央其他领导人都亲自参加大生产运动。王震率领八路军359旅,开赴荆棘丛生、野狼成群的南泥湾,开荒26万亩,把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平川稻谷香,遍地是牛羊的“陕北江南”。全旅的经济、物资不仅能全部自给,而且达到了“耕一余一”,向政府交了1万石公粮。
在大生产运动中农民积极参加“变工队”、“扎工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到1942年底,全边区共开荒180万亩,增产细粮47万石。学校、机关、部队做到粮食、经费自给或半自给。与此同时,边区的工业、手工业也有了很大发展。全边区有62个公营工厂,职工近4000人,年产土布10万匹,这些工厂不仅能炼油、炼铁,而且能修理机械、制造军火。全边区的公粮任务,由1942年的16万担,到1945年减至12万担。群众增加了生产,又减轻了负担,生活得到了改善和提高。毛泽东总结了大生产运动的经验,题了八个大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943年3月16日到2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3人组成,毛泽东任中央书记处主席。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中央成立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毛泽东任宣传委员会书记,王稼祥任副书记,刘少奇任组织委员会书记。中央任命毛泽东为中央党校校长,彭真为副校长,任命刘少奇为中央研究局局长,杨尚昆为副局长。
毛泽东身居显位,能够保持着谦虚谨慎的作风。他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共产党员要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要联系人民群众,而不要脱离人民群众,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
王明曾在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开学典礼作《学习毛泽东》的演讲,说:“青年干部学校既然以毛泽东同志的光辉名字来命名,那就要名符其实,就是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生平事业和理论。”“毛泽东同志则如鹤立鸡群一样英勇坚决地继续革命工作。”王明又说,要从5个方面学习毛泽东,即学习毛泽东始终一贯忠于革命的精神,勤于学习的精神,勇于创造的精神,长于工作的精神,善于团结的精神,王明把他的《学习毛泽东》的讲演稿拿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说:
“我的理论一点也不好,不要发表。”
毛泽东在致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何凯丰的信中说:“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为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
毛泽东在写给延安大学校长、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周扬的信中说:“把我那篇讲话配在马、恩、列、斯……之林,觉得不称,我的话是不能这样配的。”
1943年4月,中共中央开始普遍的审查干部。在审查干部运动中曾一度出现了偏差,对敌情作了过分的估计。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长、情报部长康生,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抢救失足者》报告,搞起“逼、供、信”的过火斗争,在10多天内便弄出大批冤假错案来,还在报纸上公布了一个所谓的大特务案,案件中的“主犯”已判死刑,即将枪毙。
毛泽东很快发现了错误,即批评道:“简直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特务如麻,闹得人人自危。我们党的历史上,在王明、张国焘错误路线下,搞审干肃反,伤害了很多好同志。特别是随便杀人,杀戒一开就难以收住,错杀了很多好同志,有血的教训。只要有人在,错了好纠正;人杀了,头是不能再长出来的,真正的特务也一个不杀。”
延安行政学院被审查的人很多,他们不服,说道:“毛主席、周副主席知道了,一定会给我们平反。”不少人写信给毛泽东申诉,说他们不是特务,不是国民党,不是三青团,但挨了整,被戴上特务、国民党、三青团的帽子,要求党给他们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毛泽东看了申诉信,亲自到行政学院,在教职员工和学员大会上讲话,说:“在审干中伤害了不少好同志、冤枉了好人,这像洗澡,为了消毒,在水里放些灰锰氧,但放多了烧坏了皮肤,这很快会好的。有些好同志被错戴了帽子,我们党是实事求是的,帽子戴错了就要把它摘下来,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这就叫做实事求是。”
毛泽东提出,审干运动必须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反对逼供信,重证据,不重口供的原则,中共中央又发出一系列甄别平反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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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伪对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拍手称快。汪精卫在南京开了庆祝大会,他说:“蒋介石盲目抗战数年,只做了皖南事变一件大好事!”伪国民政府宣传部发表谈话说:“救国必须和平,和平必须反共”,并呼吁重庆方面“明智之士”能同汪伪“同立于统一领导、统一国策之下,共同奋斗,使全面和平得以早日实现”。可见,皖南事变是日、伪、蒋勾结,共同反共的铁证。
苏联政府对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十分不满。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对国民党驻苏大使邵力子说:“苏联人决不做可使敌人快心的事。请问大使阁下,日本人对此高兴否?请转告贵国政府勿做敌人快心之事。”崔可夫在重庆向何应钦、白崇禧提出质问:“是否在和新四军的冲突中使用了苏联提供的武器?何以要打自己人,要屠杀自己的士兵和军官呢?”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对蒋介石说:“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灭亡。”
美国总统特使居里在重庆对蒋介石说:“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获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助中国,中美之经济财政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英国发表评论说:“解散皖南新四军事件,只有日本最为兴奋。”
局势发展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蒋介石在国内外一片责难声中和英、美、苏3国政府的外交压力下,突然发现,自己在政治上已陷入异常孤立和被动的境地。
1月20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委,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新四军军部即在苏北盐城成立。全军7个师1个独立旅,9万余人。第一师由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编成,师长粟裕,政委刘炎;第二师师长张云逸兼,政委郑位三,副师长罗炳辉;第三师由八路军第五纵队编成,师长兼政委黄克诚;第四师由八路军第四纵队编成,师长兼政委彭雪枫;第五师由豫鄂挺进纵队编成,师长兼政委李先念;第六师由江南指挥部所属部队及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编成,师长兼政委谭震林;第七师由无为游击纵队、第三支队挺进团、皖南突围部队编成,师长张鼎丞、政委曾希圣;独立旅旅长梁兴初,政委罗华生。
同时,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谈话,提出关于解决时局的12条办法:
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
第二、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
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3人。
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当新四军军长。
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
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
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
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
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
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
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
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毛泽东又说:“如能实行以上12条,则事态自然平复,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不过为己甚。否则,‘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反动派必然是搬起石头打他们自己的脚。那时我们就爱莫能助了。我们是珍重合作的,但必须他们也珍重合作。老实说,我说的让步是有限度的,我们让步的阶段已完结了。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他们如果还为前途着想,他们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痕,‘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这是他们自己性命交关的大问题,我们不得不尽最后的忠告。如若他们怙恶不悛,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
蒋介石陷入了空前孤立的境地,他不得不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保证说:“以后亦绝无剿共的军事。”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宣告破产。
中共中央对皖南事变作了检查总结,作出《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指出:
三年以来,项英、袁国平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地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反对向北发展与向敌后发展,反对扩大新四军。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其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此次皖南部队北移,本可避免损失,乃项、袁先则犹豫动摇,继而自寻绝路,投入蒋介石反***之包围罗网,……由于项、袁领导错误,事先既少精神上之准备,临时复无机动作战之指挥与决心,遂至陷于失败,此次失败,乃项、袁一贯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非寻常偶然的战斗失败可比。
皖南事变不能不使毛泽东深思,实践证明,革命力量的发展,与客观条件有关,但主要取决于正确路线,取决于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党内存在的“左”右倾错误,影响了革命的发展。项英、袁国平领导的新四军,部队力量的发展比八路军慢得多,八路军发展了5倍,新四军才发展1倍,项英不听从中央指示,最后在皖南事变中,投入蒋介石的罗网。在党内,王明的机会主义错误还没有彻底清除,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错误指挥,通过王明等人还在起作用。王明在1940年3月公然再版了他在1930年11月写的《两条路线》(再版时改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而斗争》)的小册子,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还在毒害一些人。抗战以来,党吸收了70万新党员,他们大部分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虽然有革命热情和愿意接受教育的愿望,但其中不少人把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带到党内,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这常常成为不正之风滋长和蔓延的条件。为了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毛泽东考虑有必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演讲,为整风运动作了思想动员和理论准备。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问题。
毛泽东在9月10日的发言中,详细分析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及其根源,指出,过去党内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这些主观主义者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是假马克思主义。
会议确认在土地革命后期,王明、博古等人领导党的中央所犯的“左”倾错误是“路线错误”,一些受王明影响而犯过错误的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但王明却千方百计地推卸责任,拒不承认错误。
毛泽东4次找王明谈话,任弼时、王稼祥参加了前两次谈话,陈云和康生参加了后两次谈话。他们同毛泽东一起对王明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希望王明检查和改正自己的错误。
毛泽东在同王明谈话中,批评了王明以下几个问题上的错误:
(1)在形势估计问题上表现盲目乐观。
(2)在国共关系问题上,忽视在统一战线下的独立性与斗争性。
(3)在军事策略问题上,王明助长了反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
(4)在组织问题上,王明在担任中共长江局书记时,常用个人名义打带有指示性通电给中央与前总,擅自用中央名义发表许多文件。
王明没有接受毛泽东对他的批评。他解释说,他的路线是对的,个别问题有错误。王明在10月12日突然宣布有病,从此便长期不参加中央会议和整风运动。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认王明有以下路线错误:
(1)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就开始了,从“九一八”以后则发展为路线错误。
(2)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的组成,王明负有重要责任。
(3)王明到苏联后,虽然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上和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有不同看法,但在形势的分析和政治路线上是完全同意的,并且一直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4)抗日战争期间,王明在负责中共长江局工作期间,在组织上闹独立性的错误。
中共中央成立了高级学习组,主要任务是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以克服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等错误思想。
全党整风从1942年初开始。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题为《整顿党的作风》的讲演,向全党发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的号召。
2月8日,毛泽东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反对党八股》的演说。尔后中共中央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总学习委员会”作为整风运动的领导机关。
整风运动共分发动、学风学习、党风学习、文风学习,总结党的历史经验5个阶段,历时3年多,至1945年夏才结束。毛泽东提出,整风运动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个方针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有根本的区别。毛泽东是用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和弄清思想路线是非的方法,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达到团结同志的目的。“左”倾机会主义是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对待党内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那是宗派主义的表现。
1942年5月,毛泽东又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革命文艺的根本方向,革命文艺的创作理论和文艺批评的标准,对文艺界进行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整顿。
中共中央西北局在1942年10月19日到1943年1月14日,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着重检讨了陕甘宁边区党的历史,批评了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影响下陕北党内一些同志所犯的错误,特别是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对闹独立性和官僚主义等倾向,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了党的领导,对边区政府工作、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进行了讨论。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演说,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方针,号召开展全边的军民大生产运动,把大生产运动当作巩固根据地的重要措施。毛泽东要求党政工作人员在财政问题上,应以90%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10%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他说凡是不注重研究生产,不用主要精力帮助农民解决“救民私粮”,只顾向农民要“救国公粮”的,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就不是好领导者。凡是不注意生产反而好吃懒做的,不算好军人,好公民。
当时,日伪军对根据地的“扫荡”、国民党对根据地的封锁,再加上连续遭到水、旱、虫等自然灾害,根据地几乎到了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无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无被盖的境地,人民群众的生活很贫苦。
1942年8月的一天,陕甘宁边区政府小礼堂召开由各县县长参加的征粮会议,天下着大雨,突然一声巨雷,把礼堂的一根木柱子劈断,有一位县长当场被雷电触死。这件事很快传出去了,有个别群众说:“为什么雷没有劈毛主席?”
话传到毛泽东的耳里,毛泽东没有追问是谁说的,更不准别人去抓什么“反革命”,而只是向干部了解说这话的原因。通过了解才知道,政府下达的征粮任务太重,群众有意见,便借“雷劈”发泄不满情绪。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指示有关部门将征收20万担公粮的任务,减至16万担。毛泽东这样处理和解决问题,使党群关系更加亲近了,毛泽东在群众中的威信更高了。
毛泽东发动部队,机关、学校开荒种地。他召集延安的各单位负责人开会,非常简单明确地说:“国民党不发军饷了,我们怎么办?等着饿死吗?我想大家都不会同意的。解散回家吗?我想大家也不会同意。那么怎么办呢?只有大家动手,开荒种地,解决困难。”
众人赞同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当场表示,他自己也参加开荒种地。多数人认为,毛泽东的工作太忙,不必参加开荒。有人提出为毛泽东代耕,毛泽东说:
“我一定参加开荒。地点就选在我门口。只开一亩地,不多也不少。我还能自己动手,坚决不要人代耕。”
毛泽东果然在自己门前选了一块空地。他白天工作一会,去那里劳动一会,夜间还要通宵工作,没过多久,他根据少年在家种田的经验,认为差不多了,让人认真丈量,果是一亩多地。他在那里种了蔬菜和庄稼,长得很好。
中央其他领导人都亲自参加大生产运动。王震率领八路军359旅,开赴荆棘丛生、野狼成群的南泥湾,开荒26万亩,把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平川稻谷香,遍地是牛羊的“陕北江南”。全旅的经济、物资不仅能全部自给,而且达到了“耕一余一”,向政府交了1万石公粮。
在大生产运动中农民积极参加“变工队”、“扎工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到1942年底,全边区共开荒180万亩,增产细粮47万石。学校、机关、部队做到粮食、经费自给或半自给。与此同时,边区的工业、手工业也有了很大发展。全边区有62个公营工厂,职工近4000人,年产土布10万匹,这些工厂不仅能炼油、炼铁,而且能修理机械、制造军火。全边区的公粮任务,由1942年的16万担,到1945年减至12万担。群众增加了生产,又减轻了负担,生活得到了改善和提高。毛泽东总结了大生产运动的经验,题了八个大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943年3月16日到2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3人组成,毛泽东任中央书记处主席。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中央成立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毛泽东任宣传委员会书记,王稼祥任副书记,刘少奇任组织委员会书记。中央任命毛泽东为中央党校校长,彭真为副校长,任命刘少奇为中央研究局局长,杨尚昆为副局长。
毛泽东身居显位,能够保持着谦虚谨慎的作风。他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共产党员要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要联系人民群众,而不要脱离人民群众,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
王明曾在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开学典礼作《学习毛泽东》的演讲,说:“青年干部学校既然以毛泽东同志的光辉名字来命名,那就要名符其实,就是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生平事业和理论。”“毛泽东同志则如鹤立鸡群一样英勇坚决地继续革命工作。”王明又说,要从5个方面学习毛泽东,即学习毛泽东始终一贯忠于革命的精神,勤于学习的精神,勇于创造的精神,长于工作的精神,善于团结的精神,王明把他的《学习毛泽东》的讲演稿拿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说:
“我的理论一点也不好,不要发表。”
毛泽东在致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何凯丰的信中说:“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为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
毛泽东在写给延安大学校长、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周扬的信中说:“把我那篇讲话配在马、恩、列、斯……之林,觉得不称,我的话是不能这样配的。”
1943年4月,中共中央开始普遍的审查干部。在审查干部运动中曾一度出现了偏差,对敌情作了过分的估计。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长、情报部长康生,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抢救失足者》报告,搞起“逼、供、信”的过火斗争,在10多天内便弄出大批冤假错案来,还在报纸上公布了一个所谓的大特务案,案件中的“主犯”已判死刑,即将枪毙。
毛泽东很快发现了错误,即批评道:“简直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特务如麻,闹得人人自危。我们党的历史上,在王明、张国焘错误路线下,搞审干肃反,伤害了很多好同志。特别是随便杀人,杀戒一开就难以收住,错杀了很多好同志,有血的教训。只要有人在,错了好纠正;人杀了,头是不能再长出来的,真正的特务也一个不杀。”
延安行政学院被审查的人很多,他们不服,说道:“毛主席、周副主席知道了,一定会给我们平反。”不少人写信给毛泽东申诉,说他们不是特务,不是国民党,不是三青团,但挨了整,被戴上特务、国民党、三青团的帽子,要求党给他们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毛泽东看了申诉信,亲自到行政学院,在教职员工和学员大会上讲话,说:“在审干中伤害了不少好同志、冤枉了好人,这像洗澡,为了消毒,在水里放些灰锰氧,但放多了烧坏了皮肤,这很快会好的。有些好同志被错戴了帽子,我们党是实事求是的,帽子戴错了就要把它摘下来,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这就叫做实事求是。”
毛泽东提出,审干运动必须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反对逼供信,重证据,不重口供的原则,中共中央又发出一系列甄别平反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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