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春秋 -> 第二十二章 攻破石门阵
民国春秋 -> 第二十二章 攻破石门阵
蒋介石召开东北地区师长以上将领会议。陈诚为了诿过于人,把新5军被歼的责任推到将领不服从命令上去,并拟请蒋介石惩办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及新6军军长李涛。蒋介石在会上痛骂廖、李“不服从命令”,“不顾国家民族利益”,不去解救新5军。
公主屯此役,出乎陈诚意料,林彪善用闪电战术。陈诚放弃公主屯举棋不定时,东北野战军即将敌新5军包围,当陈诚下令新5军向沈阳撤退时,已为时过晚,解放军在一夜之间,将其全歼。陈诚并未命令廖耀湘、李涛救授新5军。
廖耀湘和李涛被痛骂,很不服气,先后站起来说:“我们并未接到援救陈林达的命令。”
接着争吵起来,形成了是非功过无法辨明的僵局。陈诚想借惩办他人来维持自己面子的计策,也就无法遂行,弄得狼狈不堪,尴尬异常。陈诚在无可奈何之中式定为罗马教庭的官方哲学。主要著作有《反异教大全》、,乃面孔一变,由嫁祸他人,改为“勇于任过”,慷慨地说:
“新5军的损失,完全是我指挥无方,不怪各将领,请总裁以党纪国法惩办我,以肃军纪。”
蒋介石就坡骑驴,道:“现在仗正在打,等战争结束后再评功过,你们要振奋精神,报效党国。”
林彪、罗荣桓遂将主力转向敌防御薄弱的辽南作战,断敌水陆交通。以四纵、六纵、辽南独立1师及直属炮兵,夺取辽阳、鞍山;一纵、二纵、七纵进击沈阳以南打援;三纵、十纵围歼开原之敌,使沈阳之敌南援增加后顾之忧。
1948年2月6日,四纵、六纵攻克辽阳,歼灭敌新54师等部1.7万人,旋即挥师南进,攻克鞍山,歼敌52军25师1.3万人。法库守敌暂62师弃城逃跑,被三纵、十纵追歼于法库东北通江口。四纵和独立1师继续南击,威逼营口。守敌暂58师在师长王家善率领下举行起义,并逮捕了52军郑明新等反动军官和特务分子多人,协助解放军歼灭城防司令部3000人,解放营口。
东北野战军再接再厉,决定夺取战略要地四平。以3个纵队的兵力担任攻城任务,以3个纵队和1个独立师在四平南北阻击敌援兵。经过23个小时激战,全歼守敌71军88师等部1.9万人,解放四平。吉林守敌见势不妙,弃城逃向长春,解放军独立师当即追击,歼敌一部,吉林解放。
冬季攻势胜利结束,共歼敌8个整师,15.6万人,收复城市18座,将敌人压缩于沈阳、长春、锦州3块孤立地区12个据点内,解放军已解放东北地区总面积的97%。
国民党军队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陈诚寝食俱废,胃出血大发作,但他知无法向蒋介石交待,只好在病床上约见军政官员,通过电话指挥作战,表示“决心死在沈阳”。这可吓坏了在南京的陈诚之妻谭祥。谭祥是国民党元老谭延闿的女儿,又有宋美龄作干娘。她哭哭啼啼地找到宋美龄,请调回陈诚,蒋介石先派名医戚寿南赴沈,尔后亲自飞往沈阳,见陈诚确实病重,返回南京后即批准陈诚辞职,陈诚遂于2月5日离沈赴沪就医。
陈诚东北之行未能力挽狂澜,反而一败涂地,国民党内对陈诚的攻击达到顶点,有的“国大代表”甚至要求枪毙陈诚,以谢“国人”。但在蒋介石的庇护下,他仅受到撤销参谋总长的处分。
陈诚黔驴技穷,蒋介石只好另觅他人。蒋介石以前曾考虑起用张学良,但对此并无把握,曾派张学良的好友莫德惠赴台湾试探,被囚禁中的张学良未等莫德惠开口,便赠诗一首:
十载无多病,故人亦未疏;
余生烽火后,惟一愿读书。
拒绝去东北赴任,莫德惠好言相劝,张学良便说:“人家把我送到深山,我肚里是什么滋味?‘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我谢谢人家一番好意,要我‘清’,我何乐不为?犯不着10年之后,教我还俗,你以为如何?”
张学良拒绝出山,在蒋介石意料之中。
现在,蒋介石在四面起火的危急关头,决定打他的王牌卫立煌的主意,便把卫立煌召来,对他说:“目前军事形势紧急,东北剿匪总司令一职非你莫属。”
卫立煌答道:“辞修(陈诚字辞修)已在东北驾轻就熟,现在换人,恐怕不好。”
蒋介石见他推诿,便指使张群、顾祝同等人轮番“劝驾”。卫立煌是蒋介石的嫡系中的杂牌。蒋卫即合即离,1942年3月的一天,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某叛变,告发卫立煌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期间有“通共、容共”之嫌疑,蒋介石大怒,命戴笠立案调查。戴签将所查结果告蒋,蒋介石认为卫立煌缺乏政治头脑,受共产党迷惑,没有深究。卫立煌便顺水推舟,请求回成都奉养老母。蒋介石为表现他气量恢宏,爱护功臣,同意卫的请求,卫便开始了无聊的闲居生活。1年后,蒋介石恢复卫立煌上将军衔,任命他为远征军司令长官。1945年5月,卫立煌远征缅甸的战事结束,蒋介石授卫以青天白日勋章,委任他为陆军副总司令虚职,卫立煌称病婉辞,1946年11月,卫立煌偕夫人、参谋、秘书等人出洋考察,次年10月回国。
劝卫立煌赴沈就任的人络绎不绝,卫立煌一时莫知所从。
正当卫立煌踌躇徘徊之时,报端忽载卫立煌被任命为东北“剿总”总司令的消息,蒋介石也打来电话,约他共进午餐。蒋介石一见到卫立煌,便先发制人,滔滔不绝地讲起去东北的注意事项。午餐后,卫立煌又被一群蜂拥而至的记者团团围住。卫立煌就这样被推上了“东北剿总司令”的“宝座”。
1948年1月21日,他率随员由南京飞往沈阳赴任。
朱德和刘少奇等于1947年春东渡黄河,来到晋察冀。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先后兼任晋察冀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第二野战军政委等职。1946年冬,第一、二野战军奉命撤销,领导机关同晋察冀军区合并,作战时由军区临时组织前方指挥所。朱德和刘少奇认为野战军司令部同军区司令部合并后,既不在前方,也不在后方,各纵队之间处于一种联合作战的形式,各旅乃至团都有自己的后方,缴获资财、俘虏训练、伤员治疗、后勤供给都各顾各的,整个战争机构和制度并未建立起来,为适应大兵团运动作战的需要,应改变这种状况。他们争求了聂荣臻的意见,并取得一致认识后,报中共中央批准,于1947年7月宣布成立晋察冀野战军,杨得志任司令员,罗瑞卿任第一政委、杨成武任第二政委,耿飚任参谋长,潘自立任政治部主任。
晋察冀野战军在朱德、聂荣臻的直接领导下,展开了解放石家庄的战役。
1947年10月上旬,晋察冀野战军在正太、清沧、保北3个战役接连取胜后,便乘机利用围城打援的战术,在保定以北地区歼灭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10月11日,解放军一部猛攻徐水,另一部在容城、固城与敌人接触,原想将敌第九十四军等部分割开来,予以歼灭。但因敌人5个师猥集一团,所以敌我双方在徐水东北地区形成了对峙。是时,蒋介石飞到北平,召开华北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副主任吴奇伟、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副司令长官兼北平警备司令陈继承、参谋长宋肯堂,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副司令长官邓宝珊、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文、16军军长袁朴、第3军军长罗历戎、新编第2军军长池峰城、13军军长石觉、92军军长侯镜如、94军军长牟廷芳等40余人。蒋介石训示说:“各军都要注意部队的训练和防守,不时出击,争取主动。”
次日,李文同罗历戎去见蒋介石,罗历戎向蒋介石报告了石家庄的防务情况,并婉转地提出撤离石家庄的建议。蒋介石说:
“石家庄应该固守;可将第三军抽调1个师到保定,加强机动部队,以便配合北面的国军消灭徐水地区的***主力。”
李文道:“保定地区战事频繁,需要机动部队,可将22师66团一同调往保定。”
蒋介石问:“北调部队由谁率领?”
罗历戎早已感到困守石家庄的下场不妙,很想乘机脱身,便主动提出可由他带领部队北去。蒋介石表示同意,于是作出决定,第三军主力增援保定。
第三军是国民党元老部队,它的前身是蔡锷、李烈钓、唐继尧等人讨袁护法的护国军,北伐之前,广东国民政府将该部编为第三军,第一任军长是朱培德。在国民党军队中,这是唯一保持着北伐时授予番号的部队。
会后,孙连仲命罗历戎限期作好出发准备,以4天行程到达保定。罗历戎接到命令后,封锁石家庄外壕进出口,行人只许进,不许出,以防消息外泄;留下了32师继续固守石家庄,并将军部铁甲车两列、战车一连、炮兵一连、汽车一连,拨给32师师长刘英指挥。命第71师、第22师的66团和军直属部队共计1.7万余人,携带4日以上粮秣和冬季服装,于10月15日下午,浩浩荡荡地由石家庄向北开拔。
聂荣臻从中共华北局社会部打入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部的刘光国发来的情报,获悉罗历戎率部北移保定的消息,当机立断,决定留4个旅的兵力,在徐水地区布下阻击阵地,把企图沿平汉路南下的敌人堵住。命保北地区的其余野战军主力,立即强行军,日夜兼程,向南疾驰,把罗历戎的部队歼灭在保定以南的定县境内。聂荣臻又命独立8旅和冀中、冀晋部队,以及当地民兵,立即死死拖住北进的罗历戎部队,即要迟滞其前进,又要阻止其后退,防止他们缩回石家庄去。
野战军主力部队兵分3路,向南急进,一昼夜走了200里路程,到达指定位置。而罗历戎的部队刚刚走过定县。他们每到一地,均遭到晋察冀地方部队和民兵的阻击,不时有冷枪和地雷爆炸。蒋军胆战心惊,群众坚壁清野,人粮皆空,水井也被填死,罗历戎一筹莫展。
罗历戎率部抵达定县清风店地区,蒋军飞机一架由北飞来,给他投下一个通信袋。罗历戎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北上第三军指挥官注意,我们发现大部***南下,距离你们不远,请即作战斗准备。”20分钟后,又有一架由北而南的飞机照样投下一个通信袋,内容是:“我们发现***大批密集部队南来,距离你们不远,请第三军急作战斗准备。”
罗历戎即改变行动计划,命部队在清风店附近东南合等村宿营,紧急构筑工事,准备战斗,并急呼孙连仲和李文,请求火急救援。
解放军在民兵的引导下,跑步前进,迅速将全部敌人迂回包围。10月20日拂晓,解放军不顾长途行军疲劳,发动攻击,经过两日激战,活捉罗历戎以下1.14万余人,打死打伤24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装备。
战役结束后,聂荣臻制定出攻打石家庄的计划,上报中共中央,毛泽东电示聂荣臻:“侦察石门,完成攻打石门之一切准备,然后,不但集中主力几个旅,而且要集中几个地方旅,以攻石门打援兵姿态,实行打石门。”
石家庄又名石门,是个极其重要的战略要地,它位于太行山脚下,西出太原,东接山东,南连豫鄂,北通平津,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素有“燕晋咽喉,南北通衢”之称。“背水一战”之语就起源于这里。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派第三军抢占了石家庄,石家庄便成了华北反动势力的中心堡垒之一。石家庄的城防非常坚固,罗历戎利用日本侵略军占领时的旧工事,连年加修成三道防线,头一道防线是外市沟,上面有密集的火力配备和防御工事。外市沟后面是环行铁路,铁甲列车可以随时机动和巡逻。第二道防线是内市沟,第三道防线是由建筑物组成的核心工事,除设有铁丝网、鹿砦、地雷、碉堡、电网,还有纵横交错的地道和交通壕,把城郊的各据点连结起来,大小碉堡6000多个。蒋军扬言:“***没有飞机、坦克,休想拿下石家庄!”
朱德、聂荣臻、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等决定以第三、第四两个纵队及冀晋、冀中两个兵团对石家庄进行战役进攻;以第二纵队、独立第9旅及第三、第九军分区部队,集结于定县南北地区构筑阵地,阻敌来援。如敌不增援,则采取积极手段,力争攻下石家庄。并决定先攻占四郊,依托村庄,改造地形,从地面伸展交通壕,构筑攻击阵地,尔后突破第一、第二道市沟,展开巷战,猛插核心工事,全歼守敌。朱德提出“勇敢加战术”的口号。
朱德、聂荣臻召集炮兵和工兵指挥员开会,决定以阵地战的进攻战术为主,有组织、有步骤地进击。用坑道作业接近堡垒,用炸药爆破加以炮击,各个摧毁,采取稳打稳进战法。
朱德,人们用“时人未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家翁”来形容他。这位身经百战的统帅,同聂荣臻一起对攻取石家庄作了周密的部署。
11月6日零时,攻打石家庄的战役正式开始。解放军首先扫清外围,并以迅速动作占领飞机场,切断敌人对外的唯一通道,使敌军成为瓮中之鳖。接着又占领石家庄东北面的制高点云盘山,并依托云盘山,炮击市内的发电厂,切断整个市区的电源。
敌军外市沟防线,蜿蜒盘踞在石家庄近郊四周,沟外地形开阔,无法接近。解放军夜间开始土工作业,改造地形。各进攻部队以第一梯队构筑进攻阵地,以第二梯队挖进攻阵地的交通壕,战役第二梯队和民兵、民工挖后方交通壕。经一天两夜,交通壕已伸展到距敌外市沟百米内,隐蔽的坑道则控制到敌外市沟外沿。
11月8日16时,解放军对敌外市沟发起全线攻击。第三纵队第20团首先在外西兵营爆破成功,将市沟炸开两个宽8—10米的缺口,后续部队乘爆破的烟幕跨越市沟,夺取了敌人的前沿阵地,尔后向两翼发展。
次日夜,寒风习习,细雨濛竑。各部队在夜色掩护下,顶风冒雨,开始向敌人的第二道防线,即内市沟前进方向作大规模的土工作业,通宵达旦,一刻不停。经一夜奋战,地形全部改观,数不清的掩体和纵横交错的堑壕、交通沟,满布于内、外两道市沟之间纵深2000米的开阔地带上。在距内市沟60米处挖掘了坑道,直达内市沟外壁,并构筑了装药室。
11月16日,解放军强大的炮群突然咆哮起来,对内市沟的总攻开始,重炮向敌纵深施行压制射击,内部爆破和外部爆破同时进行,伴着炮火的轰鸣,震大撼地。石家庄到处闪着火光,到处浓烟滚滚。解放军突破内市沟,一场激烈的巷战展开。经20小时激战,石家庄市区大部被解放军占领。敌32师师部和第95团残部仍据守在铁路大石桥为中心的防御体系内顽抗。大石桥桥孔已被堵死,四周立起围墙,能攻能守、能打能藏。在大石桥附近的高大的正太饭店,也筑有坚固工事,作为屏障。那孤守在大石桥防御体内的敌师长刘英在36小时内发出告急电报45份,但得到的答复仍然是“固守待援”。蒋介石的来电是:“不惜一切代价守住这一铁路会合点,命令空军竭尽全力配合。”刘英见蒋介石干打雷不下雨,知大势已去,命残部停止抵抗,缴枪投降。至此,蒋军吹嘘的“可坐待三年”的石家庄,经过6昼夜激战,终于获得解放,全歼守敌2.4万余人。连同清风店战役,共歼敌4万余人。
解放军各部捷报频传。
1947年10月至12月,刘邓大军先后粉碎白崇禧指挥的33个旅的“清剿”,开辟了桐柏、江汉两个新解放区,建立了33个县的民主政权,在大别山区站稳了脚跟,大别山解放区像一把利剑,插在国民党的心腹地区的南京和武汉之间。
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从8月份之后转入反攻,至11月,收复了延川、清涧等城,歼敌万余。12月,西北野战军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协同下,克攻运城,歼敌1.3万余人。
华东野战军的山东兵团,从9月份起,向胶东地区之敌发起攻势。10月初在昌邑歼敌万余,山东战场也转入进攻。12月底,又收复威海卫、莱阳、胶县、高密等10余城市和广大地区,歼敌6万多人,改变了整个山东局面。
在苏北,华东野战军一部在8—12月间,先后进行了盐城、李堡等战役,共歼敌2.4万余人,收复了苏北广大地区。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于11月22日,转移到陕北脂县杨家沟。这是个较大的山村,虽然交通不大方便,但地处偏僻,环境安静,容易保密,窑洞又多,便于长时间居住和召开较大的会议。
中共中央在杨家沟召开了“十二月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部分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以及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的负责人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贺龙、林伯渠、陆定一、李井泉、谢觉哉、杨尚昆、王明、习仲勋、张宗逊、张德生、马明方、王维舟、李涛、甘泗淇、李维汉等19人。毛泽东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毛泽东说:
“蒋介石战争的反人民的性质,人心的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而在这方面,人民解放军则占着优势。人民解放军的战争所具有的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性质,必然要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这就是战胜蒋介石的政治基础。18个月战争的经验,充分地证明了我们的论断。”
毛泽东对解放军的作战方法进行了总结,提出著名的10大军事原则:
(1)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
(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
(3)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
(4)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取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
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
(5)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
(6)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时间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
(7)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
(8)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
(9)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
(10)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
毛泽东总结了土地改革的经验,说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3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资本归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合法经营。又规定:新民主主义国家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总目标。
毛泽东在12月28日作会议总结时,严肃地告诫全党说:“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具体说来,在战争、整党、土地改革、工商业和镇压反革命5个政策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犯了原则的错误,不加改正,我们就会失败。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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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召开东北地区师长以上将领会议。陈诚为了诿过于人,把新5军被歼的责任推到将领不服从命令上去,并拟请蒋介石惩办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及新6军军长李涛。蒋介石在会上痛骂廖、李“不服从命令”,“不顾国家民族利益”,不去解救新5军。
公主屯此役,出乎陈诚意料,林彪善用闪电战术。陈诚放弃公主屯举棋不定时,东北野战军即将敌新5军包围,当陈诚下令新5军向沈阳撤退时,已为时过晚,解放军在一夜之间,将其全歼。陈诚并未命令廖耀湘、李涛救授新5军。
廖耀湘和李涛被痛骂,很不服气,先后站起来说:“我们并未接到援救陈林达的命令。”
接着争吵起来,形成了是非功过无法辨明的僵局。陈诚想借惩办他人来维持自己面子的计策,也就无法遂行,弄得狼狈不堪,尴尬异常。陈诚在无可奈何之中式定为罗马教庭的官方哲学。主要著作有《反异教大全》、,乃面孔一变,由嫁祸他人,改为“勇于任过”,慷慨地说:
“新5军的损失,完全是我指挥无方,不怪各将领,请总裁以党纪国法惩办我,以肃军纪。”
蒋介石就坡骑驴,道:“现在仗正在打,等战争结束后再评功过,你们要振奋精神,报效党国。”
林彪、罗荣桓遂将主力转向敌防御薄弱的辽南作战,断敌水陆交通。以四纵、六纵、辽南独立1师及直属炮兵,夺取辽阳、鞍山;一纵、二纵、七纵进击沈阳以南打援;三纵、十纵围歼开原之敌,使沈阳之敌南援增加后顾之忧。
1948年2月6日,四纵、六纵攻克辽阳,歼灭敌新54师等部1.7万人,旋即挥师南进,攻克鞍山,歼敌52军25师1.3万人。法库守敌暂62师弃城逃跑,被三纵、十纵追歼于法库东北通江口。四纵和独立1师继续南击,威逼营口。守敌暂58师在师长王家善率领下举行起义,并逮捕了52军郑明新等反动军官和特务分子多人,协助解放军歼灭城防司令部3000人,解放营口。
东北野战军再接再厉,决定夺取战略要地四平。以3个纵队的兵力担任攻城任务,以3个纵队和1个独立师在四平南北阻击敌援兵。经过23个小时激战,全歼守敌71军88师等部1.9万人,解放四平。吉林守敌见势不妙,弃城逃向长春,解放军独立师当即追击,歼敌一部,吉林解放。
冬季攻势胜利结束,共歼敌8个整师,15.6万人,收复城市18座,将敌人压缩于沈阳、长春、锦州3块孤立地区12个据点内,解放军已解放东北地区总面积的97%。
国民党军队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陈诚寝食俱废,胃出血大发作,但他知无法向蒋介石交待,只好在病床上约见军政官员,通过电话指挥作战,表示“决心死在沈阳”。这可吓坏了在南京的陈诚之妻谭祥。谭祥是国民党元老谭延闿的女儿,又有宋美龄作干娘。她哭哭啼啼地找到宋美龄,请调回陈诚,蒋介石先派名医戚寿南赴沈,尔后亲自飞往沈阳,见陈诚确实病重,返回南京后即批准陈诚辞职,陈诚遂于2月5日离沈赴沪就医。
陈诚东北之行未能力挽狂澜,反而一败涂地,国民党内对陈诚的攻击达到顶点,有的“国大代表”甚至要求枪毙陈诚,以谢“国人”。但在蒋介石的庇护下,他仅受到撤销参谋总长的处分。
陈诚黔驴技穷,蒋介石只好另觅他人。蒋介石以前曾考虑起用张学良,但对此并无把握,曾派张学良的好友莫德惠赴台湾试探,被囚禁中的张学良未等莫德惠开口,便赠诗一首:
十载无多病,故人亦未疏;
余生烽火后,惟一愿读书。
拒绝去东北赴任,莫德惠好言相劝,张学良便说:“人家把我送到深山,我肚里是什么滋味?‘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我谢谢人家一番好意,要我‘清’,我何乐不为?犯不着10年之后,教我还俗,你以为如何?”
张学良拒绝出山,在蒋介石意料之中。
现在,蒋介石在四面起火的危急关头,决定打他的王牌卫立煌的主意,便把卫立煌召来,对他说:“目前军事形势紧急,东北剿匪总司令一职非你莫属。”
卫立煌答道:“辞修(陈诚字辞修)已在东北驾轻就熟,现在换人,恐怕不好。”
蒋介石见他推诿,便指使张群、顾祝同等人轮番“劝驾”。卫立煌是蒋介石的嫡系中的杂牌。蒋卫即合即离,1942年3月的一天,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某叛变,告发卫立煌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期间有“通共、容共”之嫌疑,蒋介石大怒,命戴笠立案调查。戴签将所查结果告蒋,蒋介石认为卫立煌缺乏政治头脑,受共产党迷惑,没有深究。卫立煌便顺水推舟,请求回成都奉养老母。蒋介石为表现他气量恢宏,爱护功臣,同意卫的请求,卫便开始了无聊的闲居生活。1年后,蒋介石恢复卫立煌上将军衔,任命他为远征军司令长官。1945年5月,卫立煌远征缅甸的战事结束,蒋介石授卫以青天白日勋章,委任他为陆军副总司令虚职,卫立煌称病婉辞,1946年11月,卫立煌偕夫人、参谋、秘书等人出洋考察,次年10月回国。
劝卫立煌赴沈就任的人络绎不绝,卫立煌一时莫知所从。
正当卫立煌踌躇徘徊之时,报端忽载卫立煌被任命为东北“剿总”总司令的消息,蒋介石也打来电话,约他共进午餐。蒋介石一见到卫立煌,便先发制人,滔滔不绝地讲起去东北的注意事项。午餐后,卫立煌又被一群蜂拥而至的记者团团围住。卫立煌就这样被推上了“东北剿总司令”的“宝座”。
1948年1月21日,他率随员由南京飞往沈阳赴任。
朱德和刘少奇等于1947年春东渡黄河,来到晋察冀。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先后兼任晋察冀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第二野战军政委等职。1946年冬,第一、二野战军奉命撤销,领导机关同晋察冀军区合并,作战时由军区临时组织前方指挥所。朱德和刘少奇认为野战军司令部同军区司令部合并后,既不在前方,也不在后方,各纵队之间处于一种联合作战的形式,各旅乃至团都有自己的后方,缴获资财、俘虏训练、伤员治疗、后勤供给都各顾各的,整个战争机构和制度并未建立起来,为适应大兵团运动作战的需要,应改变这种状况。他们争求了聂荣臻的意见,并取得一致认识后,报中共中央批准,于1947年7月宣布成立晋察冀野战军,杨得志任司令员,罗瑞卿任第一政委、杨成武任第二政委,耿飚任参谋长,潘自立任政治部主任。
晋察冀野战军在朱德、聂荣臻的直接领导下,展开了解放石家庄的战役。
1947年10月上旬,晋察冀野战军在正太、清沧、保北3个战役接连取胜后,便乘机利用围城打援的战术,在保定以北地区歼灭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10月11日,解放军一部猛攻徐水,另一部在容城、固城与敌人接触,原想将敌第九十四军等部分割开来,予以歼灭。但因敌人5个师猥集一团,所以敌我双方在徐水东北地区形成了对峙。是时,蒋介石飞到北平,召开华北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副主任吴奇伟、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副司令长官兼北平警备司令陈继承、参谋长宋肯堂,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副司令长官邓宝珊、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文、16军军长袁朴、第3军军长罗历戎、新编第2军军长池峰城、13军军长石觉、92军军长侯镜如、94军军长牟廷芳等40余人。蒋介石训示说:“各军都要注意部队的训练和防守,不时出击,争取主动。”
次日,李文同罗历戎去见蒋介石,罗历戎向蒋介石报告了石家庄的防务情况,并婉转地提出撤离石家庄的建议。蒋介石说:
“石家庄应该固守;可将第三军抽调1个师到保定,加强机动部队,以便配合北面的国军消灭徐水地区的***主力。”
李文道:“保定地区战事频繁,需要机动部队,可将22师66团一同调往保定。”
蒋介石问:“北调部队由谁率领?”
罗历戎早已感到困守石家庄的下场不妙,很想乘机脱身,便主动提出可由他带领部队北去。蒋介石表示同意,于是作出决定,第三军主力增援保定。
第三军是国民党元老部队,它的前身是蔡锷、李烈钓、唐继尧等人讨袁护法的护国军,北伐之前,广东国民政府将该部编为第三军,第一任军长是朱培德。在国民党军队中,这是唯一保持着北伐时授予番号的部队。
会后,孙连仲命罗历戎限期作好出发准备,以4天行程到达保定。罗历戎接到命令后,封锁石家庄外壕进出口,行人只许进,不许出,以防消息外泄;留下了32师继续固守石家庄,并将军部铁甲车两列、战车一连、炮兵一连、汽车一连,拨给32师师长刘英指挥。命第71师、第22师的66团和军直属部队共计1.7万余人,携带4日以上粮秣和冬季服装,于10月15日下午,浩浩荡荡地由石家庄向北开拔。
聂荣臻从中共华北局社会部打入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部的刘光国发来的情报,获悉罗历戎率部北移保定的消息,当机立断,决定留4个旅的兵力,在徐水地区布下阻击阵地,把企图沿平汉路南下的敌人堵住。命保北地区的其余野战军主力,立即强行军,日夜兼程,向南疾驰,把罗历戎的部队歼灭在保定以南的定县境内。聂荣臻又命独立8旅和冀中、冀晋部队,以及当地民兵,立即死死拖住北进的罗历戎部队,即要迟滞其前进,又要阻止其后退,防止他们缩回石家庄去。
野战军主力部队兵分3路,向南急进,一昼夜走了200里路程,到达指定位置。而罗历戎的部队刚刚走过定县。他们每到一地,均遭到晋察冀地方部队和民兵的阻击,不时有冷枪和地雷爆炸。蒋军胆战心惊,群众坚壁清野,人粮皆空,水井也被填死,罗历戎一筹莫展。
罗历戎率部抵达定县清风店地区,蒋军飞机一架由北飞来,给他投下一个通信袋。罗历戎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北上第三军指挥官注意,我们发现大部***南下,距离你们不远,请即作战斗准备。”20分钟后,又有一架由北而南的飞机照样投下一个通信袋,内容是:“我们发现***大批密集部队南来,距离你们不远,请第三军急作战斗准备。”
罗历戎即改变行动计划,命部队在清风店附近东南合等村宿营,紧急构筑工事,准备战斗,并急呼孙连仲和李文,请求火急救援。
解放军在民兵的引导下,跑步前进,迅速将全部敌人迂回包围。10月20日拂晓,解放军不顾长途行军疲劳,发动攻击,经过两日激战,活捉罗历戎以下1.14万余人,打死打伤24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装备。
战役结束后,聂荣臻制定出攻打石家庄的计划,上报中共中央,毛泽东电示聂荣臻:“侦察石门,完成攻打石门之一切准备,然后,不但集中主力几个旅,而且要集中几个地方旅,以攻石门打援兵姿态,实行打石门。”
石家庄又名石门,是个极其重要的战略要地,它位于太行山脚下,西出太原,东接山东,南连豫鄂,北通平津,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素有“燕晋咽喉,南北通衢”之称。“背水一战”之语就起源于这里。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派第三军抢占了石家庄,石家庄便成了华北反动势力的中心堡垒之一。石家庄的城防非常坚固,罗历戎利用日本侵略军占领时的旧工事,连年加修成三道防线,头一道防线是外市沟,上面有密集的火力配备和防御工事。外市沟后面是环行铁路,铁甲列车可以随时机动和巡逻。第二道防线是内市沟,第三道防线是由建筑物组成的核心工事,除设有铁丝网、鹿砦、地雷、碉堡、电网,还有纵横交错的地道和交通壕,把城郊的各据点连结起来,大小碉堡6000多个。蒋军扬言:“***没有飞机、坦克,休想拿下石家庄!”
朱德、聂荣臻、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等决定以第三、第四两个纵队及冀晋、冀中两个兵团对石家庄进行战役进攻;以第二纵队、独立第9旅及第三、第九军分区部队,集结于定县南北地区构筑阵地,阻敌来援。如敌不增援,则采取积极手段,力争攻下石家庄。并决定先攻占四郊,依托村庄,改造地形,从地面伸展交通壕,构筑攻击阵地,尔后突破第一、第二道市沟,展开巷战,猛插核心工事,全歼守敌。朱德提出“勇敢加战术”的口号。
朱德、聂荣臻召集炮兵和工兵指挥员开会,决定以阵地战的进攻战术为主,有组织、有步骤地进击。用坑道作业接近堡垒,用炸药爆破加以炮击,各个摧毁,采取稳打稳进战法。
朱德,人们用“时人未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家翁”来形容他。这位身经百战的统帅,同聂荣臻一起对攻取石家庄作了周密的部署。
11月6日零时,攻打石家庄的战役正式开始。解放军首先扫清外围,并以迅速动作占领飞机场,切断敌人对外的唯一通道,使敌军成为瓮中之鳖。接着又占领石家庄东北面的制高点云盘山,并依托云盘山,炮击市内的发电厂,切断整个市区的电源。
敌军外市沟防线,蜿蜒盘踞在石家庄近郊四周,沟外地形开阔,无法接近。解放军夜间开始土工作业,改造地形。各进攻部队以第一梯队构筑进攻阵地,以第二梯队挖进攻阵地的交通壕,战役第二梯队和民兵、民工挖后方交通壕。经一天两夜,交通壕已伸展到距敌外市沟百米内,隐蔽的坑道则控制到敌外市沟外沿。
11月8日16时,解放军对敌外市沟发起全线攻击。第三纵队第20团首先在外西兵营爆破成功,将市沟炸开两个宽8—10米的缺口,后续部队乘爆破的烟幕跨越市沟,夺取了敌人的前沿阵地,尔后向两翼发展。
次日夜,寒风习习,细雨濛竑。各部队在夜色掩护下,顶风冒雨,开始向敌人的第二道防线,即内市沟前进方向作大规模的土工作业,通宵达旦,一刻不停。经一夜奋战,地形全部改观,数不清的掩体和纵横交错的堑壕、交通沟,满布于内、外两道市沟之间纵深2000米的开阔地带上。在距内市沟60米处挖掘了坑道,直达内市沟外壁,并构筑了装药室。
11月16日,解放军强大的炮群突然咆哮起来,对内市沟的总攻开始,重炮向敌纵深施行压制射击,内部爆破和外部爆破同时进行,伴着炮火的轰鸣,震大撼地。石家庄到处闪着火光,到处浓烟滚滚。解放军突破内市沟,一场激烈的巷战展开。经20小时激战,石家庄市区大部被解放军占领。敌32师师部和第95团残部仍据守在铁路大石桥为中心的防御体系内顽抗。大石桥桥孔已被堵死,四周立起围墙,能攻能守、能打能藏。在大石桥附近的高大的正太饭店,也筑有坚固工事,作为屏障。那孤守在大石桥防御体内的敌师长刘英在36小时内发出告急电报45份,但得到的答复仍然是“固守待援”。蒋介石的来电是:“不惜一切代价守住这一铁路会合点,命令空军竭尽全力配合。”刘英见蒋介石干打雷不下雨,知大势已去,命残部停止抵抗,缴枪投降。至此,蒋军吹嘘的“可坐待三年”的石家庄,经过6昼夜激战,终于获得解放,全歼守敌2.4万余人。连同清风店战役,共歼敌4万余人。
解放军各部捷报频传。
1947年10月至12月,刘邓大军先后粉碎白崇禧指挥的33个旅的“清剿”,开辟了桐柏、江汉两个新解放区,建立了33个县的民主政权,在大别山区站稳了脚跟,大别山解放区像一把利剑,插在国民党的心腹地区的南京和武汉之间。
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从8月份之后转入反攻,至11月,收复了延川、清涧等城,歼敌万余。12月,西北野战军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协同下,克攻运城,歼敌1.3万余人。
华东野战军的山东兵团,从9月份起,向胶东地区之敌发起攻势。10月初在昌邑歼敌万余,山东战场也转入进攻。12月底,又收复威海卫、莱阳、胶县、高密等10余城市和广大地区,歼敌6万多人,改变了整个山东局面。
在苏北,华东野战军一部在8—12月间,先后进行了盐城、李堡等战役,共歼敌2.4万余人,收复了苏北广大地区。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于11月22日,转移到陕北脂县杨家沟。这是个较大的山村,虽然交通不大方便,但地处偏僻,环境安静,容易保密,窑洞又多,便于长时间居住和召开较大的会议。
中共中央在杨家沟召开了“十二月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部分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以及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的负责人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贺龙、林伯渠、陆定一、李井泉、谢觉哉、杨尚昆、王明、习仲勋、张宗逊、张德生、马明方、王维舟、李涛、甘泗淇、李维汉等19人。毛泽东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毛泽东说:
“蒋介石战争的反人民的性质,人心的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而在这方面,人民解放军则占着优势。人民解放军的战争所具有的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性质,必然要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这就是战胜蒋介石的政治基础。18个月战争的经验,充分地证明了我们的论断。”
毛泽东对解放军的作战方法进行了总结,提出著名的10大军事原则:
(1)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
(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
(3)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
(4)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取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
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
(5)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
(6)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时间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
(7)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
(8)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
(9)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
(10)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
毛泽东总结了土地改革的经验,说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3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资本归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合法经营。又规定:新民主主义国家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总目标。
毛泽东在12月28日作会议总结时,严肃地告诫全党说:“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具体说来,在战争、整党、土地改革、工商业和镇压反革命5个政策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犯了原则的错误,不加改正,我们就会失败。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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