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春秋 -> 第二章 流血广州
民国春秋 -> 第二章 流血广州
10月13日,孙中山到了广州,陈少白、郑士良等人也来到广州。
重阳节前夕,广州附近的各路队伍,打着醒目的灯笼,云集广州。省城巡防勇丁和城外兵丁的战斗力很弱。有战斗力的安勇一部3000人,经过兴中会运动,答应起义时反正。珠江中吨位最大的安澜、镇涛两艘军舰,也由兴中会会员程奎光控制,准备响应起义。陈清率领的炸弹队,在城内要道埋伏。
翌日,天刚黎明,好几路会党、绿林、民团首领已经在起义总机关等候命令。他们以“除暴安良”作口号,红带缠臂做标志。身藏利器的100多名卫队战士,也在起义总机关周围待命。
等待孙中山下命令,可是,孙中山没有按时回到起义总机关。
原来,孙中山在自己的住所接到汕头、西江两路会党的报告:“官军戒备,无法前进。”他还接到杨衢云的电报:“货不能来,延期两日。”
孙中山匆匆赶到起义总机关,向陆皓东、陈少白、郑士良说明情况有变化,商量应急办法。
陈少白大吃一惊,连忙说:“凡事过了期,风声必然走漏,如果硬要发动,一定要失败的。我们还是暂时把事情压下去,待以后再说吧!”
这话说得有道理。孙中山当机立断,把钱分发给各路首领,叫他们回去再听命令。
孙中山意识到形势必然是越来越危险,他命令战友们立即离开广州,走晚了恐怕出不去了。他自己去给杨衢云发电报:“货不要来,以待后命。”
形势果然发生突变。
当天上午,两广总督谭钟麟接到香港总督密电:“有人从香港私运武器进入广州,请留神。”
年迈昏愦的谭钟麟淡淡一笑,说道:“英国人连是谁私运武器也没弄清楚,要我留神,岂非捕风捉影?”
省缉捕统带李家焯气喘吁吁地跑来向谭钟麟报告:“市面外地人突然大增,行迹可疑,可能是要造反。”
谭钟麟半信半疑地问道:“党首是哪一个?”
“孙文!”
谭钟麟认识这位名医孙文,孙文常出入督府给少爷、小姐看病。他不相信孙文会造反,不由仰面哈哈大笑:“孙乃狂士,好作大言,岂敢造反?”
但谭钟麟毕竟是个老奸巨滑之徒。他闭目沉思了一会,决定派人暗中监视孙中山,并令军队加强巡防。
侦探到了河南瑞华坊,并不知道孙中山的住处,便问在街口闲坐的轿夫:“孙医生住在这里吗?”
轿夫平日与孙中山友好,见来者不善,便佯装着糊涂:
“这里只有伊医生,并没有孙医生。”
侦探信以为真,也就走了。
孙中山宛如常日一样,他和区凤墀牧师准时赴王煜初牧师娶媳宴会。城内谣言四起,街上兵弁来回不断。孙中山情知有变,仍然谈笑自若,旁若无人。
区凤墀却很诧异,问孙中山:“为什么今天的兵弁这么多?”
孙中山微微一笑:“是来侦探我的行迹的吧!”
区凤墀大吃一惊,忙回:“什么缘故?”
孙中山反问他:“行人都说我孙文要举事,你没有听到吗?”
谭钟麟得到飞报,兴中会会员朱淇自首告密,他大吃一惊,连忙调兵遣将,把守各处关口、码头。
朱淇的哥哥朱湘,是清举人,主持西关清平局事务,当他知道朱淇名列党籍,作《讨满檄文》,生怕株连自己,便冒用朱淇名义向李家焯自首告密。
陆皓东得到消息,立即安排机关人员转移,自己最后离开,走到半路,忽然想起党员名册,不知经管的同志是否带走,决定返回机关寻找。这样做十分危险,同行的同志极力劝阻他。陆皓东说:“党员名册最重要,如果落人敌手,我们岂不是被一网打尽?我个人即使冒生命危险,也要保全同志,实属份内的事。”说罢,毅然返回机关。
陆皓东进了机关,迅速紧闭大门,取出党员名册烧毁。门外,兵勇果然接踵而来,将机关包围得水泄不通。待兵勇破门而入,名册已经烧成灰烬。如释重负的陆皓东露出欣慰的笑容,从容被捕。
谭钟麟令南海县县衙李征庸审讯陆皓东,妄图迫使他供出同党,一网打尽。陆皓东昂首挺立,不跪不拜。他反令李征庸拿纸、笔、墨来。陆皓东奋笔疾书:“吾姓陆名中桂,号皓东,香山翠微乡人,年29岁。向居外处,今始返粤,与同乡孙文同愤异族政府之腐败专制,官吏之贪污庸懦,外人之阴谋窥伺,凭吊中原,荆榛满目,每一念及,真不知涕泪之何从也。居沪多年,碌碌无所就,乃由沪返粤,恰遇孙君,客寓过访。远别故人,风雨连床,畅谈竟夕。吾方以外患之日迫,欲治其标,孙则主满仇之必报,思治其本,连日辩驳,宗旨遂定,此为孙君与吾倡行排满之始。盖务求惊醒黄魂,光复汉族。无奈贪官污吏,劣绅腐儒,觍颜鲜耻,甘心事仇,不曰本朝深仁厚泽,即曰我辈践土食毛。讵知满清以建州贼种,入主中国,夺我土地,杀我民众,据我子女玉帛,试思维食谁之毛,谁践谁之土,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与夫两王入粤,残杀我汉人之历史尤多,闻而知之,而谓此为恩泽手。要知今日非废灭满清,决不足以光复汉族;非诛除汉奸,又不足以废灭满清,故吾等尤欲诛一二狗官,以为我汉人当头一棒。今事虽不成,此心甚慰,但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公羊既殁,九世含冤;异人归楚,吾说自验,吾言尽矣,请速行刑。”
李征庸狂施酷刑,陆皓东拒绝供出同党。铁钉插入陆皓东的手、足,凿掉了他的牙齿,鲜血淋淋的他始终坚贞不屈。他横眉冷对审判官,嘲弄地问:“你虽然严刑加之我身,但我肉痛心不痛,你又奈我如何?”
11月7日,陆皓东在广州英勇就义,成了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的第一人。
广州起义失败后,谭钟麟发出布告,以悬赏花红银1000或数百元缉拿孙中山、杨衢云、郑士良等人。
孙中山化装成商人,镇定自若地来到水鬼潭埠头,登上一只事先准备好的小汽艇,辗转水路,经香山唐家湾到澳门,然后抵香港。
陈少白、郑士良早已来到香港,他们坐卧不安,忧心如焚。他们听说孙中山已经被捕,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孙中山突然出现在他们眼前,使他们惊喜交集,连忙问道:“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孙中山放下行李,神秘地笑了笑:“这个待以后再说,先谈谈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大家面面相觑,一时间不知说什么好。
孙中山想起他的老师康德黎,便去请教。
他向康德黎通报了广州起义失败的经过,询问他们住在这里是否安全。
康德黎听罢,自己也无主意。他沉思一会,说自己不久要回英国,要孙中山去见友人丹尼斯律师。
丹尼斯详细询问了情况,觉得这是个棘手的事情。他翻阅了法律书籍,查无案例。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劝告孙中山:“像这样的事情,我看最有效的安全措施,还是你们马上远走高飞为妙。”
孙中山鞠躬致谢,正要告辞,丹尼斯把他叫住,不厌其烦地叮嘱他:“北京的臂膀虽然弱,但仍然是长的。不论你走到世界哪个角落,都必须留心总理衙门的耳目。”
果然不出丹尼斯所料,香港政府在清政府的要求下,宣布五年内禁止孙中山等人入境。
香港既然不是久留之地,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孙中山、陈少白、郑士良决定立即离开香港。
到哪里去呢?一时间,他们又茫无头绪。
从报纸上,看到当天晚上有船开赴安南。正是急不择路的时刻,去安南也未尝不可,就派人去买船票。怎知,这是艘货船,不载客人。再去打听,还有一艘“广岛丸”的日本货船,有4个客位,11月2日启航日本。再也没有别的选择了,他们决定乘坐这艘货船出走。
孙中山从汇丰银行里取出300美元,以备东渡之用。时间仓促,也来不及向康德黎老师告别了。
“广岛丸”一出港口,便遇上大风,海浪像山起谷落。
8天之后,“广岛丸”在日本神户港靠岸。他们踉踉跄跄地走上岸来,举目四望,一切都异常陌生,到了一个使人茫茫然的世界。
孙中山等人从神户转到横滨,在那里见到了陈清、谭发等人,又结识了侨商冯镜如、冯紫珊兄弟,联络了20多位华侨,成立了兴中会横滨分会,冯镜如任分会长。
孙中山决定到欧美各国向华侨宣传革命。他先赴美国,尔后去英国。
1896年10月11日,孙中山在伦敦去探望他以前的老师康德黎,在大街上被邓廷铿等3个中国人纠缠,以认同乡为名,拉着孙中山去“吃午饭”。孙中山被他们挟持到一幢房子里,关闭起来。
绑架孙中山的邓廷铿是清朝政府驻英公使馆三等翻译。公使龚照瑗在清廷授意下,出7000英镑的高价,向格来轮船公司租了一艘2000吨位的轮船,造了一只木箱,准备秘密地把孙中山装进箱内运回国杀害。
孙中山被幽禁在使馆三楼的一个有铁栅的小房间里。他是坐以待毙,还是设法冲破罗网,重获自由,必须迅速作出选择。古之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有坚韧不拔之志。危在旦夕的孙中山,决计逃走,不肯坐以待毙。重获自由的关键,在于能传消息于外,他多次耐心说服常给他打扫卫生的使馆英仆贺维太太和清洁工柯尔,暗中给康德黎送信。
康德黎知孙中山被囚禁,四处奔走,积极设法营救。他先后到英国外务部和伦敦警察署、清政府驻英公使馆交涉,都无结果。最后,康德黎只得把孙中山被非法诱捕的消息以《可惊可骇之新闻:革命家被诱禁于伦敦、公使馆的拘囚》为题在《地球报》上发表,其他各报纷纷转载,震动了伦敦的舆论界,引起英国人民对清朝公使极大不满,公使馆门前聚集着数百名示威的群众,高呼:“释放孙逸仙!”一些市民号召捣毁清使馆。
英国政府怕引起风潮,派遣代表去清政府使馆交涉,首相兼外相沙侯向清使馆递交备忘录,要求按国际公法和国际惯例,迅速释放私捕人犯。
清使馆不得不把羁压12天的孙中山释放。孙中山从使馆里走出来的时候,街头人山人海的群众向他挥手致敬。孙逸仙的名字传遍世界,声名大著。
1897年8月的一天,孙中山在日本横滨陈少白的寓所,接待了慕名而来的一位日本人宫崎滔天,这位日本人比孙中山小5岁。
他们寒暄之后,宫崎首先发问:“我早已听说先生以中国为志,希望详细领教先生的革命宗旨和方法。”
孙中山低头沉思,徐徐开口:“我认为,人民自治是政治的极则。因此,我的政治主张是共和主义。”
宫崎急剧地思索着一连串的问题:这个人能担起振兴中国的重任吗?他能够身居4万万百姓之上掌握政权吗?我帮助这个人能够实现自己的抱负吗?
宫崎滔天原名寅藏,别号白浪奄滔天,出生在自由民权运动活跃地区的一个“自由民权之家”——日本熊本县荒尾村一个下级武士的家庭。他少怀大志,早有救世的念头,对弱肉强食的现状深恶痛绝,对现今国与国之间的竞争甚为憎厌。目睹当时亚洲大部分国家变成欧美侵略者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他曾经希望日本能负起挽救亚洲的责任。可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政府,却成了欧美列强压迫中国和亚洲一些国家的伙伴,充当了侵华急先锋。这样,他把复兴亚洲的希望寄托于中国革命事业。他遍访才俊之士,终于得遇孙逸仙先生。
孙中山继续说:“单就这一点来说,我认为就有责任从事革命。何况清廷执掌政权已经200多年,以愚民政策为要义,以压榨人民为能事,积弊日深,坐令大好山河陷入任人宰割的境地。有志之士,谁忍袖手旁观?因此,我辈力量虽小,仍然冒险起事,只是不幸遭受失败。”
宫崎凝视着孙中山,全神贯注地听下去。
“作为世界上的一个平民和人道主义的维护者,尚且不能坐视,何况我生于此邦,与它直接痛痒相关?我才疏学浅,本不足以担当大事。然而,现在不是以此重任推给别人,而自己袖手旁观的时候。”
孙中山一言重于一言,一语热于一语:“因此,我才自告奋勇,愿为革命的前驱,顺应时势的要求。如果上天庇佑我党,有豪杰之士前来援助,我立时让出现在的地位,愿效犬马之劳。如果无人,只好奋力肩此重任。”
这在宫崎听来,仿佛是滚滚的激流,稍遇遏制,顷刻又飞流激溅。
孙中山停顿片刻,又说下去:“我确信,为了中国苍生,为了亚洲黄种,更为了世界人类,上天一定会佑助我党。你们来和我党缔交就是一例。征兆已经出现,我党一定发愤努力,不负诸位的厚望。也请诸位拿出力量援助我党,实现我辈的志业。拯救中国4亿苍生,雪除东亚黄种人的耻辱,恢复和维持世界的和平和人道,关键在于我国革命的成功,如果中国革命成功,其余问题可迎刃而解。”
宫崎觉得孙中山的话言简意赅,句句贯义理,语语挟风霜,其中又洋溢着无限的热清,恰似自然的乐章,革命的旋律,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他暗自称赞:孙逸仙实在已接近真纯的境地。他的思想何其高尚!他的见识何其卓越!他的抱负何其远大!他的情感又何其恳切!在我国人士中,像他这样的人究竟能有几个?他实在是东洋的珍宝。
宫崎从此决定通过协助孙中山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心悦诚服,矢志为中国革命事业效力。
翌日,宫崎和友人平山周乘上去东京的列车。
到了东京,他们俩人直奔犬养毅的家门。
犬养毅正在客厅抽烟。一见他们进来,笑着说:“你们回来了。”
宫崎喜气洋洋,显得十分得意:“犬养君,我们这次不辱使命。”
犬养盘膝而坐,慢条斯理地说:“有什么值得这样高兴的呀?”
“我们见到了中国革命党首领孙逸仙!”
原来犬养毅是日本民党领袖。松方正义组阁后,犬养毅以在野党领袖名义推荐平山周和可儿,受外务省委托前往中国南方调查秘密会党的活动。行前陆军省参谋部宇都宫太郎少佐告诉他们:“中国有一个人叫孙文,他是提倡革命的,你们要多注意这个人。”他们在横滨英文报上看到载有中国革命家孙逸仙的消息,怀疑孙逸仙就是孙文。到了上海,他们在书店里发现孙中山写的《伦敦蒙难记》,立刻买了一本,读完之后,才知道孙中山的概况。他们赶快将这本书摘要译成日文。到了香港,又用了10多天时间,查阅了堆积如山的旧报纸,得到一些有关孙文生平的资料。他们很快将这些资料报告了犬养。
现在,犬养又听了宫崎的报告,喜出望外,问道:“他在哪里?”
“就在横滨,我和他谈了一整天。你想见见他吗?”
“这是份大礼物,怎能不会他一面。”
“见面并不困难,只是孙先生的生活还没有着落。”
“你们可以找平冈浩大郎(日本著名实业家)商量,一两年生活费用,他是出得起的。”
犬养思索:麻烦的倒是外务省的态度。他决定到外务省去找外相大畏重信谈谈。
犬养取得了外相大畏重信的默许,派宫崎和平山专程去横滨,迎接孙中山来东京相会。
有了犬养、宫崎他们的帮助,孙中山在东京市麴町区平河町五丁目30番地租了一栋房子居住。孙中山以平山语言学教师的名义,由东京府发给“居留地外侨许可证”,准予留居日本。
孙中山通过宫崎和平山周的介绍,不但认识了民党领袖犬养毅和大畏重信,随后又结识了萱野长知、头山满、平冈浩太郎、山田良政、内田良平、福平诚、宗方小太郎等人。
1899年,孙中山往返于东京、横滨、长崎等地,宣传革命,结识同志,为了再次策划武装起义,派兴中会会员毕永年偕同日人平山周等赴湖南、湖北等地联络哥老会,提出兴中会和哥老会联合反清的建议。他们在湖南、湖北对哥老会各首领进行了发动。
孙中山命陈少白、郑士良等人在香港设立会党机关,与广东三合会取得密切联系。
这年冬季,联络会党的工作基本就绪后,兴中会便邀约哥老会、三合会各首领在香港集会,陈少白、郑士良、杨衢云、毕永年、杨鸿钧、李云彪、张尧卿、宫崎寅藏、平山周等人都出席了会议。
会上,议定纲领三则,歃血为盟,兴中、三合、哥老三会结成一个大团体,取名“兴汉会”,一致推选孙中山为总会长。
1900年5月的一天,孙中山收到香港陈少白一封信,报告香港议员英籍华人何启主张革命党人与李鸿章联合“改造中国”的献策,征求孙中山的竟见。
原来,中国的义和团运动蓬勃发展,沉重地打击了侵华的各国帝国主义,英帝国主义者企图保持它在长江流域的既得利益,勾结这个地区的军界、政界头目,倡议“东南互保”。两广总督李鸿章,也表示加入“东南互保”的行列。何启认为中国瓜分之祸迫在眉睫,主张革命党与两广总督李鸿章联合,宣传两广自主,保存广东。他征得英国香港总督卜力的同意,又向陈少白献策:首先由革命党人联名向卜力提出“改造中国”的方案,请求给予协助,然后由卜力居间撮合。
孙中山既了解李鸿章的为人,又对英国策划李鸿章同革命党人“合作救国”的方案抱有怀疑态度。
正在这时,孙中山接到了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邀请他来粤的信件:“傅相因北方拳乱,欲以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粤协同进行。”
孙中山读了这封信,不由在房里来回踱步。他颇不信李鸿章能具此魄力,但刘学询的信又使他不忍放过机会。他想:
此举设使有成,亦大局之福,不妨一试。
陈少白根据孙中山的指示,召集在港的兴中会骨干草拟了一个方案,署签孙中山、杨衢云、陈少白、谢缵泰、郑士良、邓荫南、史坚如、李纪堂8人的名字交给卜力。
卜力马上指使英国驻广州领事暗中与李鸿章接洽:粤省如能毅然向北京政府宣布自主,港督可相机协助,并联合各国领事一致赞成。
清廷还未陷于绝境。老于世故的李鸿章仍然迟疑观望,不肯正式表态。
1900年6月9日,孙中山依约与杨衢云、郑士良、宫崎、清藤幸七郎、内田良平,乘法国邮船“烟狄斯”号,从横滨出发,直赴香港。
孙中山在船上同大家研究今后的行动方针。他说:“在保安条例规定期限内,我不能在香港停留,因此,我们到香港后,内田良平、清藤幸七郎和宫崎上岸办事,我即去西贡,然后前往新加坡。我们在那里会集,观察情况,然后决定以后的大计。”
宫崎提出建议:“现在应该联合康有为,共同协力办事。”
康有为和梁启超因戊戌变法失败,于1898年秋季流亡日本,通过宫崎和平山的居间联络,孙中山等满腔热忱地希望联合康、梁共同反清。孙中山、陈少白同康、梁分别进行了多次会谈,但是,由于康、梁坚持保皇立场。谈判没有结果。
对于宫崎的建议,孙中山认为可能性不大,由于大家赞成,也就同意了。
17日,船抵香港海面,李鸿章派“安澜”号炮舰来接孙中山、杨衢云。大家对李鸿章不放心,建议改派宫崎、清藤、内田3人作为孙中山的代表,前往广州谈判。
3人上了“安澜”号炮舰,被接到广州刘学询寓所谈判。
宫崎提出了保证孙中山生命安全,借款6万元作为双方合作的前提条件。刘学询当即请示了李鸿章。
刘学询传李鸿章的话:“在各国联军未攻陷北京之前,傅相不便有所表示。至于借款6万元,傅相表示同意,先在香港付予一半,希望孙逸仙先生早日前来,共商大事。”
宫崎等人连夜返回香港,孙中山已前往西贡。宫崎他们在香港停留了3天,办完了事,便赴新加坡。
在新加坡,宫崎准备和康有为谈判。不料,康有为怀疑宫崎此行的目的在于行刺,不但避而不见,并向英国殖民当局控告他们。
7月6日,宫崎和清藤被捕入狱。
孙中山来到新加坡,获悉宫崎、清藤被捕,立即组织营救。英国殖民当局虽然释放了宫崎、清藤,但却勒令他们和孙中山立即离开新加坡,5年内不得入境。
孙中山一行离开新加坡返回香港。他们刚刚到达香港海面,便接到香港警署的通知:孙中山的5年驱逐令尚未满期,不准登岸。
孙中山在香港港口船上得到李鸿章放弃“两广独立”的计划,李决定进京。孙、李“联合救国”成了过眼的云烟。孙中山决定加紧策划起义。
入夜,孙中山在船上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由郑士良督率黄福、黄耀廷、黄江喜等赴广东惠州,准备发动起义;史坚如、邓荫南赴广州,组织起事及暗杀机关,以资策应;福平诚在香港主持起义筹备工作,杨衢云、陈少白、李纪堂在港担任接济饷械事务;毕永年再赴长江流域联系会党;孙中山同宫崎、清藤则转回日本折入台湾,待起义发动后再设法潜入内地。
9月18日,孙中山等由神户经马关抵台湾,即在台北建立起义指挥中心,招揽了一批军事人员,等待起义军进抵厦门时渡海接应。他们与日本的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的代表后藤新平取得联系,请求支援他们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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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孙中山到了广州,陈少白、郑士良等人也来到广州。
重阳节前夕,广州附近的各路队伍,打着醒目的灯笼,云集广州。省城巡防勇丁和城外兵丁的战斗力很弱。有战斗力的安勇一部3000人,经过兴中会运动,答应起义时反正。珠江中吨位最大的安澜、镇涛两艘军舰,也由兴中会会员程奎光控制,准备响应起义。陈清率领的炸弹队,在城内要道埋伏。
翌日,天刚黎明,好几路会党、绿林、民团首领已经在起义总机关等候命令。他们以“除暴安良”作口号,红带缠臂做标志。身藏利器的100多名卫队战士,也在起义总机关周围待命。
等待孙中山下命令,可是,孙中山没有按时回到起义总机关。
原来,孙中山在自己的住所接到汕头、西江两路会党的报告:“官军戒备,无法前进。”他还接到杨衢云的电报:“货不能来,延期两日。”
孙中山匆匆赶到起义总机关,向陆皓东、陈少白、郑士良说明情况有变化,商量应急办法。
陈少白大吃一惊,连忙说:“凡事过了期,风声必然走漏,如果硬要发动,一定要失败的。我们还是暂时把事情压下去,待以后再说吧!”
这话说得有道理。孙中山当机立断,把钱分发给各路首领,叫他们回去再听命令。
孙中山意识到形势必然是越来越危险,他命令战友们立即离开广州,走晚了恐怕出不去了。他自己去给杨衢云发电报:“货不要来,以待后命。”
形势果然发生突变。
当天上午,两广总督谭钟麟接到香港总督密电:“有人从香港私运武器进入广州,请留神。”
年迈昏愦的谭钟麟淡淡一笑,说道:“英国人连是谁私运武器也没弄清楚,要我留神,岂非捕风捉影?”
省缉捕统带李家焯气喘吁吁地跑来向谭钟麟报告:“市面外地人突然大增,行迹可疑,可能是要造反。”
谭钟麟半信半疑地问道:“党首是哪一个?”
“孙文!”
谭钟麟认识这位名医孙文,孙文常出入督府给少爷、小姐看病。他不相信孙文会造反,不由仰面哈哈大笑:“孙乃狂士,好作大言,岂敢造反?”
但谭钟麟毕竟是个老奸巨滑之徒。他闭目沉思了一会,决定派人暗中监视孙中山,并令军队加强巡防。
侦探到了河南瑞华坊,并不知道孙中山的住处,便问在街口闲坐的轿夫:“孙医生住在这里吗?”
轿夫平日与孙中山友好,见来者不善,便佯装着糊涂:
“这里只有伊医生,并没有孙医生。”
侦探信以为真,也就走了。
孙中山宛如常日一样,他和区凤墀牧师准时赴王煜初牧师娶媳宴会。城内谣言四起,街上兵弁来回不断。孙中山情知有变,仍然谈笑自若,旁若无人。
区凤墀却很诧异,问孙中山:“为什么今天的兵弁这么多?”
孙中山微微一笑:“是来侦探我的行迹的吧!”
区凤墀大吃一惊,忙回:“什么缘故?”
孙中山反问他:“行人都说我孙文要举事,你没有听到吗?”
谭钟麟得到飞报,兴中会会员朱淇自首告密,他大吃一惊,连忙调兵遣将,把守各处关口、码头。
朱淇的哥哥朱湘,是清举人,主持西关清平局事务,当他知道朱淇名列党籍,作《讨满檄文》,生怕株连自己,便冒用朱淇名义向李家焯自首告密。
陆皓东得到消息,立即安排机关人员转移,自己最后离开,走到半路,忽然想起党员名册,不知经管的同志是否带走,决定返回机关寻找。这样做十分危险,同行的同志极力劝阻他。陆皓东说:“党员名册最重要,如果落人敌手,我们岂不是被一网打尽?我个人即使冒生命危险,也要保全同志,实属份内的事。”说罢,毅然返回机关。
陆皓东进了机关,迅速紧闭大门,取出党员名册烧毁。门外,兵勇果然接踵而来,将机关包围得水泄不通。待兵勇破门而入,名册已经烧成灰烬。如释重负的陆皓东露出欣慰的笑容,从容被捕。
谭钟麟令南海县县衙李征庸审讯陆皓东,妄图迫使他供出同党,一网打尽。陆皓东昂首挺立,不跪不拜。他反令李征庸拿纸、笔、墨来。陆皓东奋笔疾书:“吾姓陆名中桂,号皓东,香山翠微乡人,年29岁。向居外处,今始返粤,与同乡孙文同愤异族政府之腐败专制,官吏之贪污庸懦,外人之阴谋窥伺,凭吊中原,荆榛满目,每一念及,真不知涕泪之何从也。居沪多年,碌碌无所就,乃由沪返粤,恰遇孙君,客寓过访。远别故人,风雨连床,畅谈竟夕。吾方以外患之日迫,欲治其标,孙则主满仇之必报,思治其本,连日辩驳,宗旨遂定,此为孙君与吾倡行排满之始。盖务求惊醒黄魂,光复汉族。无奈贪官污吏,劣绅腐儒,觍颜鲜耻,甘心事仇,不曰本朝深仁厚泽,即曰我辈践土食毛。讵知满清以建州贼种,入主中国,夺我土地,杀我民众,据我子女玉帛,试思维食谁之毛,谁践谁之土,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与夫两王入粤,残杀我汉人之历史尤多,闻而知之,而谓此为恩泽手。要知今日非废灭满清,决不足以光复汉族;非诛除汉奸,又不足以废灭满清,故吾等尤欲诛一二狗官,以为我汉人当头一棒。今事虽不成,此心甚慰,但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公羊既殁,九世含冤;异人归楚,吾说自验,吾言尽矣,请速行刑。”
李征庸狂施酷刑,陆皓东拒绝供出同党。铁钉插入陆皓东的手、足,凿掉了他的牙齿,鲜血淋淋的他始终坚贞不屈。他横眉冷对审判官,嘲弄地问:“你虽然严刑加之我身,但我肉痛心不痛,你又奈我如何?”
11月7日,陆皓东在广州英勇就义,成了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的第一人。
广州起义失败后,谭钟麟发出布告,以悬赏花红银1000或数百元缉拿孙中山、杨衢云、郑士良等人。
孙中山化装成商人,镇定自若地来到水鬼潭埠头,登上一只事先准备好的小汽艇,辗转水路,经香山唐家湾到澳门,然后抵香港。
陈少白、郑士良早已来到香港,他们坐卧不安,忧心如焚。他们听说孙中山已经被捕,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孙中山突然出现在他们眼前,使他们惊喜交集,连忙问道:“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孙中山放下行李,神秘地笑了笑:“这个待以后再说,先谈谈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大家面面相觑,一时间不知说什么好。
孙中山想起他的老师康德黎,便去请教。
他向康德黎通报了广州起义失败的经过,询问他们住在这里是否安全。
康德黎听罢,自己也无主意。他沉思一会,说自己不久要回英国,要孙中山去见友人丹尼斯律师。
丹尼斯详细询问了情况,觉得这是个棘手的事情。他翻阅了法律书籍,查无案例。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劝告孙中山:“像这样的事情,我看最有效的安全措施,还是你们马上远走高飞为妙。”
孙中山鞠躬致谢,正要告辞,丹尼斯把他叫住,不厌其烦地叮嘱他:“北京的臂膀虽然弱,但仍然是长的。不论你走到世界哪个角落,都必须留心总理衙门的耳目。”
果然不出丹尼斯所料,香港政府在清政府的要求下,宣布五年内禁止孙中山等人入境。
香港既然不是久留之地,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孙中山、陈少白、郑士良决定立即离开香港。
到哪里去呢?一时间,他们又茫无头绪。
从报纸上,看到当天晚上有船开赴安南。正是急不择路的时刻,去安南也未尝不可,就派人去买船票。怎知,这是艘货船,不载客人。再去打听,还有一艘“广岛丸”的日本货船,有4个客位,11月2日启航日本。再也没有别的选择了,他们决定乘坐这艘货船出走。
孙中山从汇丰银行里取出300美元,以备东渡之用。时间仓促,也来不及向康德黎老师告别了。
“广岛丸”一出港口,便遇上大风,海浪像山起谷落。
8天之后,“广岛丸”在日本神户港靠岸。他们踉踉跄跄地走上岸来,举目四望,一切都异常陌生,到了一个使人茫茫然的世界。
孙中山等人从神户转到横滨,在那里见到了陈清、谭发等人,又结识了侨商冯镜如、冯紫珊兄弟,联络了20多位华侨,成立了兴中会横滨分会,冯镜如任分会长。
孙中山决定到欧美各国向华侨宣传革命。他先赴美国,尔后去英国。
1896年10月11日,孙中山在伦敦去探望他以前的老师康德黎,在大街上被邓廷铿等3个中国人纠缠,以认同乡为名,拉着孙中山去“吃午饭”。孙中山被他们挟持到一幢房子里,关闭起来。
绑架孙中山的邓廷铿是清朝政府驻英公使馆三等翻译。公使龚照瑗在清廷授意下,出7000英镑的高价,向格来轮船公司租了一艘2000吨位的轮船,造了一只木箱,准备秘密地把孙中山装进箱内运回国杀害。
孙中山被幽禁在使馆三楼的一个有铁栅的小房间里。他是坐以待毙,还是设法冲破罗网,重获自由,必须迅速作出选择。古之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有坚韧不拔之志。危在旦夕的孙中山,决计逃走,不肯坐以待毙。重获自由的关键,在于能传消息于外,他多次耐心说服常给他打扫卫生的使馆英仆贺维太太和清洁工柯尔,暗中给康德黎送信。
康德黎知孙中山被囚禁,四处奔走,积极设法营救。他先后到英国外务部和伦敦警察署、清政府驻英公使馆交涉,都无结果。最后,康德黎只得把孙中山被非法诱捕的消息以《可惊可骇之新闻:革命家被诱禁于伦敦、公使馆的拘囚》为题在《地球报》上发表,其他各报纷纷转载,震动了伦敦的舆论界,引起英国人民对清朝公使极大不满,公使馆门前聚集着数百名示威的群众,高呼:“释放孙逸仙!”一些市民号召捣毁清使馆。
英国政府怕引起风潮,派遣代表去清政府使馆交涉,首相兼外相沙侯向清使馆递交备忘录,要求按国际公法和国际惯例,迅速释放私捕人犯。
清使馆不得不把羁压12天的孙中山释放。孙中山从使馆里走出来的时候,街头人山人海的群众向他挥手致敬。孙逸仙的名字传遍世界,声名大著。
1897年8月的一天,孙中山在日本横滨陈少白的寓所,接待了慕名而来的一位日本人宫崎滔天,这位日本人比孙中山小5岁。
他们寒暄之后,宫崎首先发问:“我早已听说先生以中国为志,希望详细领教先生的革命宗旨和方法。”
孙中山低头沉思,徐徐开口:“我认为,人民自治是政治的极则。因此,我的政治主张是共和主义。”
宫崎急剧地思索着一连串的问题:这个人能担起振兴中国的重任吗?他能够身居4万万百姓之上掌握政权吗?我帮助这个人能够实现自己的抱负吗?
宫崎滔天原名寅藏,别号白浪奄滔天,出生在自由民权运动活跃地区的一个“自由民权之家”——日本熊本县荒尾村一个下级武士的家庭。他少怀大志,早有救世的念头,对弱肉强食的现状深恶痛绝,对现今国与国之间的竞争甚为憎厌。目睹当时亚洲大部分国家变成欧美侵略者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他曾经希望日本能负起挽救亚洲的责任。可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政府,却成了欧美列强压迫中国和亚洲一些国家的伙伴,充当了侵华急先锋。这样,他把复兴亚洲的希望寄托于中国革命事业。他遍访才俊之士,终于得遇孙逸仙先生。
孙中山继续说:“单就这一点来说,我认为就有责任从事革命。何况清廷执掌政权已经200多年,以愚民政策为要义,以压榨人民为能事,积弊日深,坐令大好山河陷入任人宰割的境地。有志之士,谁忍袖手旁观?因此,我辈力量虽小,仍然冒险起事,只是不幸遭受失败。”
宫崎凝视着孙中山,全神贯注地听下去。
“作为世界上的一个平民和人道主义的维护者,尚且不能坐视,何况我生于此邦,与它直接痛痒相关?我才疏学浅,本不足以担当大事。然而,现在不是以此重任推给别人,而自己袖手旁观的时候。”
孙中山一言重于一言,一语热于一语:“因此,我才自告奋勇,愿为革命的前驱,顺应时势的要求。如果上天庇佑我党,有豪杰之士前来援助,我立时让出现在的地位,愿效犬马之劳。如果无人,只好奋力肩此重任。”
这在宫崎听来,仿佛是滚滚的激流,稍遇遏制,顷刻又飞流激溅。
孙中山停顿片刻,又说下去:“我确信,为了中国苍生,为了亚洲黄种,更为了世界人类,上天一定会佑助我党。你们来和我党缔交就是一例。征兆已经出现,我党一定发愤努力,不负诸位的厚望。也请诸位拿出力量援助我党,实现我辈的志业。拯救中国4亿苍生,雪除东亚黄种人的耻辱,恢复和维持世界的和平和人道,关键在于我国革命的成功,如果中国革命成功,其余问题可迎刃而解。”
宫崎觉得孙中山的话言简意赅,句句贯义理,语语挟风霜,其中又洋溢着无限的热清,恰似自然的乐章,革命的旋律,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他暗自称赞:孙逸仙实在已接近真纯的境地。他的思想何其高尚!他的见识何其卓越!他的抱负何其远大!他的情感又何其恳切!在我国人士中,像他这样的人究竟能有几个?他实在是东洋的珍宝。
宫崎从此决定通过协助孙中山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心悦诚服,矢志为中国革命事业效力。
翌日,宫崎和友人平山周乘上去东京的列车。
到了东京,他们俩人直奔犬养毅的家门。
犬养毅正在客厅抽烟。一见他们进来,笑着说:“你们回来了。”
宫崎喜气洋洋,显得十分得意:“犬养君,我们这次不辱使命。”
犬养盘膝而坐,慢条斯理地说:“有什么值得这样高兴的呀?”
“我们见到了中国革命党首领孙逸仙!”
原来犬养毅是日本民党领袖。松方正义组阁后,犬养毅以在野党领袖名义推荐平山周和可儿,受外务省委托前往中国南方调查秘密会党的活动。行前陆军省参谋部宇都宫太郎少佐告诉他们:“中国有一个人叫孙文,他是提倡革命的,你们要多注意这个人。”他们在横滨英文报上看到载有中国革命家孙逸仙的消息,怀疑孙逸仙就是孙文。到了上海,他们在书店里发现孙中山写的《伦敦蒙难记》,立刻买了一本,读完之后,才知道孙中山的概况。他们赶快将这本书摘要译成日文。到了香港,又用了10多天时间,查阅了堆积如山的旧报纸,得到一些有关孙文生平的资料。他们很快将这些资料报告了犬养。
现在,犬养又听了宫崎的报告,喜出望外,问道:“他在哪里?”
“就在横滨,我和他谈了一整天。你想见见他吗?”
“这是份大礼物,怎能不会他一面。”
“见面并不困难,只是孙先生的生活还没有着落。”
“你们可以找平冈浩大郎(日本著名实业家)商量,一两年生活费用,他是出得起的。”
犬养思索:麻烦的倒是外务省的态度。他决定到外务省去找外相大畏重信谈谈。
犬养取得了外相大畏重信的默许,派宫崎和平山专程去横滨,迎接孙中山来东京相会。
有了犬养、宫崎他们的帮助,孙中山在东京市麴町区平河町五丁目30番地租了一栋房子居住。孙中山以平山语言学教师的名义,由东京府发给“居留地外侨许可证”,准予留居日本。
孙中山通过宫崎和平山周的介绍,不但认识了民党领袖犬养毅和大畏重信,随后又结识了萱野长知、头山满、平冈浩太郎、山田良政、内田良平、福平诚、宗方小太郎等人。
1899年,孙中山往返于东京、横滨、长崎等地,宣传革命,结识同志,为了再次策划武装起义,派兴中会会员毕永年偕同日人平山周等赴湖南、湖北等地联络哥老会,提出兴中会和哥老会联合反清的建议。他们在湖南、湖北对哥老会各首领进行了发动。
孙中山命陈少白、郑士良等人在香港设立会党机关,与广东三合会取得密切联系。
这年冬季,联络会党的工作基本就绪后,兴中会便邀约哥老会、三合会各首领在香港集会,陈少白、郑士良、杨衢云、毕永年、杨鸿钧、李云彪、张尧卿、宫崎寅藏、平山周等人都出席了会议。
会上,议定纲领三则,歃血为盟,兴中、三合、哥老三会结成一个大团体,取名“兴汉会”,一致推选孙中山为总会长。
1900年5月的一天,孙中山收到香港陈少白一封信,报告香港议员英籍华人何启主张革命党人与李鸿章联合“改造中国”的献策,征求孙中山的竟见。
原来,中国的义和团运动蓬勃发展,沉重地打击了侵华的各国帝国主义,英帝国主义者企图保持它在长江流域的既得利益,勾结这个地区的军界、政界头目,倡议“东南互保”。两广总督李鸿章,也表示加入“东南互保”的行列。何启认为中国瓜分之祸迫在眉睫,主张革命党与两广总督李鸿章联合,宣传两广自主,保存广东。他征得英国香港总督卜力的同意,又向陈少白献策:首先由革命党人联名向卜力提出“改造中国”的方案,请求给予协助,然后由卜力居间撮合。
孙中山既了解李鸿章的为人,又对英国策划李鸿章同革命党人“合作救国”的方案抱有怀疑态度。
正在这时,孙中山接到了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邀请他来粤的信件:“傅相因北方拳乱,欲以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粤协同进行。”
孙中山读了这封信,不由在房里来回踱步。他颇不信李鸿章能具此魄力,但刘学询的信又使他不忍放过机会。他想:
此举设使有成,亦大局之福,不妨一试。
陈少白根据孙中山的指示,召集在港的兴中会骨干草拟了一个方案,署签孙中山、杨衢云、陈少白、谢缵泰、郑士良、邓荫南、史坚如、李纪堂8人的名字交给卜力。
卜力马上指使英国驻广州领事暗中与李鸿章接洽:粤省如能毅然向北京政府宣布自主,港督可相机协助,并联合各国领事一致赞成。
清廷还未陷于绝境。老于世故的李鸿章仍然迟疑观望,不肯正式表态。
1900年6月9日,孙中山依约与杨衢云、郑士良、宫崎、清藤幸七郎、内田良平,乘法国邮船“烟狄斯”号,从横滨出发,直赴香港。
孙中山在船上同大家研究今后的行动方针。他说:“在保安条例规定期限内,我不能在香港停留,因此,我们到香港后,内田良平、清藤幸七郎和宫崎上岸办事,我即去西贡,然后前往新加坡。我们在那里会集,观察情况,然后决定以后的大计。”
宫崎提出建议:“现在应该联合康有为,共同协力办事。”
康有为和梁启超因戊戌变法失败,于1898年秋季流亡日本,通过宫崎和平山的居间联络,孙中山等满腔热忱地希望联合康、梁共同反清。孙中山、陈少白同康、梁分别进行了多次会谈,但是,由于康、梁坚持保皇立场。谈判没有结果。
对于宫崎的建议,孙中山认为可能性不大,由于大家赞成,也就同意了。
17日,船抵香港海面,李鸿章派“安澜”号炮舰来接孙中山、杨衢云。大家对李鸿章不放心,建议改派宫崎、清藤、内田3人作为孙中山的代表,前往广州谈判。
3人上了“安澜”号炮舰,被接到广州刘学询寓所谈判。
宫崎提出了保证孙中山生命安全,借款6万元作为双方合作的前提条件。刘学询当即请示了李鸿章。
刘学询传李鸿章的话:“在各国联军未攻陷北京之前,傅相不便有所表示。至于借款6万元,傅相表示同意,先在香港付予一半,希望孙逸仙先生早日前来,共商大事。”
宫崎等人连夜返回香港,孙中山已前往西贡。宫崎他们在香港停留了3天,办完了事,便赴新加坡。
在新加坡,宫崎准备和康有为谈判。不料,康有为怀疑宫崎此行的目的在于行刺,不但避而不见,并向英国殖民当局控告他们。
7月6日,宫崎和清藤被捕入狱。
孙中山来到新加坡,获悉宫崎、清藤被捕,立即组织营救。英国殖民当局虽然释放了宫崎、清藤,但却勒令他们和孙中山立即离开新加坡,5年内不得入境。
孙中山一行离开新加坡返回香港。他们刚刚到达香港海面,便接到香港警署的通知:孙中山的5年驱逐令尚未满期,不准登岸。
孙中山在香港港口船上得到李鸿章放弃“两广独立”的计划,李决定进京。孙、李“联合救国”成了过眼的云烟。孙中山决定加紧策划起义。
入夜,孙中山在船上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由郑士良督率黄福、黄耀廷、黄江喜等赴广东惠州,准备发动起义;史坚如、邓荫南赴广州,组织起事及暗杀机关,以资策应;福平诚在香港主持起义筹备工作,杨衢云、陈少白、李纪堂在港担任接济饷械事务;毕永年再赴长江流域联系会党;孙中山同宫崎、清藤则转回日本折入台湾,待起义发动后再设法潜入内地。
9月18日,孙中山等由神户经马关抵台湾,即在台北建立起义指挥中心,招揽了一批军事人员,等待起义军进抵厦门时渡海接应。他们与日本的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的代表后藤新平取得联系,请求支援他们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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