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春秋 -> 第三十八章 杀赵灭口
民国春秋 -> 第三十八章 杀赵灭口
应桂馨、武士英二犯落网后,袁世凯惶恐万状。3月29日,他密电程德全说:“连接南方私人来电,宋案牵涉洪述祖,是否确实,究何情节,宜速查复,以为凭核。”接着,他又电催程德全报告“证据”,以谋对付办法。他的机要秘书张一麟也多次密电程德全,要他把牵涉中央的证据向英厅索取,派人送京,并特别叮咛说:“可不作正式报告。”但是,袁世凯当时还不能完全控制江苏和上海一带。
4月16日、17日,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先后将应桂馨、武士英二犯解交上海地方当局。18日,公共租界会审公堂又将英、法总巡在应犯家中搜获的凶器五响手枪1支,密电码3本,封固函电证据2包,皮箱1个移交上海地方当局。公共租界捕房总巡也当堂移交在应犯家内搜获的函电证据5包。这些罪证都由程德全、应德闳同上海地方检察厅长陈英检查验收。经过整理后,将有关紧要各证据共同盖印,并拍照片。在孙中山和黄兴的强烈要求下,4月25日,程德全、应德闳不得不将查获的函电证据公诸于世。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各件:
1913年1月14日,赵秉钧致应桂馨函中有:“密码送请验收,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可也”等语,外附密码1本,上注“国务院‘应’密”。
1月25日应致赵秉钧电:“国会盲争,真相已得,洪(指洪述祖)回面详。”
2月1日,洪述祖致应桂馨函:“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价值也。”
2月2日,应致赵秉钧电:“孙、黄、黎、宋运动激烈,民党忽主宋任总理。已由日本购孙、黄、宋劣史,……用照辑印10万册,拟从横滨发行。”
同日,洪致应桂馨函:“紧要文章已略露一句,说必有激烈举动。弟(指应)须于题前经电老赵,索一数目。”
2月4日,洪致应函:“冬电到赵处,即交兄手面呈,总统阅后颇色喜,说弟颇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进行。”
2月8日,洪致应函:“宋辈有无觅处,中央对此似颇注意。”
2月12日,洪致应电:“来函已面呈总统、总理阅过,以后勿通电国务院,因智(赵秉钧字智庵)已将应密本交来,恐程君不机密,纯令兄(洪自称)一手经理。”
3月10日,应桂馨致洪述祖电:“八厘公债,在上海指定银行,交足六六二折,买350万,请转呈,当日复。”
3月13日,应桂馨致洪述祖函:“《民立》记遁初在宁之演说词,读之即知近来势力及趋向所在矣。事关大局,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
同日,洪述祖致应桂馨电:“‘川’密‘蒸’电已交财政总长核办,债止六厘,恐折扣大,通不过。毁宋酬勋,相度机宜,妥筹办理。”
3月14日,应桂馨致洪述祖电:“梁山匪魁(指宋教仁),四出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转呈候示。”
3月18日,洪复应电:“寒电立即照办。”次日又电:“事速照行。”
3月21日凌晨2时,武士英刺杀宋教仁后不到4小时,应致洪述祖电:“24分钟所发急令已达,请先呈报。”同日又电:“号电谅急,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堪慰,望转呈。”
3月23日,洪述祖致应函:“号、个两电悉,不再另复。
鄙人于4月7日到沪。”
这些确凿的宋案证据公布后,舆论哗然,证据再明白不过地暴露了袁世凯是暗杀宋教仁的元凶。在孙中山、黄兴的要求和舆论的压力下,程德全、应德闳在公布宋案证据的同时,以案件牵涉到国务总理赵秉均,提出组织特别法庭审理此案。接着,孙中山和黄兴也在4月26日联名通电,要求严究宋案主名,他们所说的“主名”指的自然就是袁世凯。通电说:
宋案移交内地以后,经苏程都督、应民政长会同检查证据完毕。凡关于应桂馨、洪述祖、赵总理往来通电,已于有日摘要报告中央,并通电各省都督在案。此案关系重大,为中外人士注目,一月以来探询究竟者,无时不有。今幸发表大略,望即就近向都督府取阅原电。诸公有巩固民国,维持人道之责,想必能严究主名,同伸公愤也。孙文、黄兴。宥。
配合着程德全、应德闳对宋案罪证的公布和孙中山、黄兴要求严究宋案主名的通电,国民党人对袁世凯展开了更加猛烈的抨击。
孙中山自日本返沪的当天晚上,在黄兴寓所会商宋案对付办法。在座的有陈其美、居正、戴天仇等人。当时已经弄清刺宋由袁世凯指使已无疑问,孙中山对袁世凯的幻想完全破灭,主张速战,他语调低沉而缓慢地说道:
“袁世凯之出此,天性恶戾,反复无常,固其一端;他之所以敢于如此胡作非为,一是因为革命方略不行,这其中,我将临时大总统一职让袁,乃是我犯下的最大的政治错误;二是因为在中国,专制之毒麻木人心,习于旧污者,视民主政体为仇雠,伺瑕诋隙,思中伤之以为快,这些封建遗老和崇尚旧习者趋重于袁世凯,将挟以为推翻民国之工具,而袁世凯亦利用之以自便其私。积此两方面原因,袁世凯便有了铲除南方党人势力之计划,推倒民治,恢复帝制之野心,狙杀钝初只不过是他的阴谋的第一步,向五国借款,便是第二步,往后,还有更狠毒更嚣张的第三步、第四步……看起来,我们南方革命党人非用武力倒袁不可了。”
孙中山说罢,看看在座各位,催促道:“诸位,有何见解,请发表吧!”
黄兴道:“上海及南方各省党人均持以法律斗争为主的讨袁对策,况且目前凶犯捕获在押,罪证确凿,法律斗争极为有利,攻势也强。”
孙中山不以为然,他语气平缓而坚定地说:“不不,依我之见,对袁世凯是非用武力不可,我们应该立即组织军队。宋案证据确凿,人心激昂,民气奋发,正可及时利用,否则时机一纵,后悔终嗟无及。”
黄兴迟疑了一下,不紧不慢地说道:“我也曾闪过一念,想趁党人和国民无不激愤之时,兴师问罪,兴兵讨伐。可是,本党所掌握的军队不仅数量少,且有一大部分尚在训练之中,势薄力单,实在难以与北洋六镇作战。民国既已成立,法律并不是没有效力,而且南方武力不足恃,苟或发难,必致大局糜烂。”
孙中山情绪有点激动地说:“袁世凯两面三刀,阴险狡诈,豺狼之性终不可移,杀害钝初,又要私借外债,以一己之私为天下之公,此逆迹已彰。本党一方面应利用当前国人之义愤,外联日本,以孤袁贼之势;另一方面,应立即动员南方五省宣布独立,起兵北上讨袁,先发制人,方可取胜。错过目前之时机,后果将难以预料,我打算近日再次东渡日本,联络日方军政界朋友,以期得到日本的援助。日本与我国乃一衣带水之近邻,日若助我,我则胜;日若助袁,袁则胜。所以,对日方的力量应积极争取,切不可等闲视之。”黄兴的情绪也有点急躁,道:“恕我直言,若用武力倒袁,一来难以得到国人谅解,二来袁世凯正可以此为借口,向欧美乞怜求助,其结局更是不堪设想。如今真理在握,罪犯在押,铁证如山,我仍主张法律惩袁,逼袁下台。”
孙中山道:“在今日之中国,对于袁世凯这样一个独揽军、政、财大权,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大盗逆贼来说,法律是制裁不了他的,甚至是动不了他的一根汗毛的。历史,我没有看准,可还是有人看准了,去年柳亚子君在报上撰文写道:‘孙退袁兴,旧势力完全存在,革命实在太不彻底,且卧榻之旁,任人鼾睡,必无佳果。’说得好,真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啊!”
黄兴又提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暗杀手段,省事免牺牲。”
孙中山一向不赞成暗杀,亦不认为能用法律解决问题。道:“总统指使暗杀,则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
孙、黄二人争持甚烈。
4月中下旬,革命党人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秘密军事会议。安徽都督柏文蔚,江西都督李烈钧及广东、湖南省代表周震鳞、覃鎏钦参加了会议。会上李、柏两人皆主战,柏文蔚表示:“愿首在皖发难。”
孙中山、黄兴仍争论不决,结果采纳黄兴建议:分电广东、湖南两省,征求胡汉民、谭延闿意见,再行决定。电报发出后,旋得复电,皆主张法律解决。
因此,会议的结果仅议定进行全面布置的准备工作,并没有制定出兵讨袁的计划。孙中山又提出联日计划,拟再东渡,争取日本的支持,黄兴以中国内务不便乞外援相劝阻。
孙、黄二人各自坚持自己的主张,相持不下。孙中山一面派人赴各省联络军人,一面派陈其美、戴天仇与黄兴辩论,往往争论激烈,不欢而散。
在国民党内,也就形成了主张武力解决和主张法律解决的两种不同意见。大体说来,原来的激进派都主张武力解决,原来的稳健派多主张法律解决。新当选的国会议员也多主张法律解决。在国民党掌握的各省中,江西、安徽两省倾向于尽快出兵,湖南因立宪派谭延闿做都督,广东由于胡汉民和陈炯明内部争权,矛盾重重,都主张先争取法律解决,福建都督孙道仁则患得患失举旗不定。在国民党所控制的南京各军中,中下层军官比较积极,上层则多取观望态度。
国民党内部尽管存在分歧意见,一时做不出全党统一的决策,但在揭露和谴责袁世凯罪行方面,态度是一致的。宋教仁被刺后,国民党人掌握的报纸,都以大量篇幅报道宋被刺的经过和各地的强烈反映,对袁世凯、赵秉钧表示强烈的声讨。
4月13日,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在张园举行追悼宋教仁大会。追悼会在上午10时开始,由居正主持,陈其美代表黄兴主祭,徐血儿报告宋教仁的生平,马君武代表孙中山讲话,吴永珊代表北京国民党本部演说。出席追悼会集中在会场上的有万余人,在场外有万余人,乘车前来静安寺参加追悼会的人,挤满了每辆电车。在会上发言的还有于右任、沈缦云、黄郛、陆颂橘。所有发言,都把矛头直指主凶袁世凯。
有关袁世凯、赵秉钧主谋刺杀宋教仁的材料逐渐透露出来,袁世凯、赵秉钧手忙脚乱,甚恐此种铁证即日公布后,政府中人变为国民公敌;袁世凯惊恐焦虑过好些日子,他深怕南方国民党人趁民愤鼎沸之时举兵北伐逼他下台;后得知国民党领袖们关于起兵一事尚在争论之中,他又暗自庆幸,急忙部署对南方异动的措施。4月初,袁世凯收到孙中山发去劝他下野的电报,他拿着电报杀气腾腾地对手下人说道:
“你们听听孙文在说些什么‘公今日舍辞职外,决无他策’,还有‘若公必欲残民以逞,善言不入,文不忍东南人民久困兵革,必以前次反对君主之决心,反对公之一人,义无反顾’。孙文还想下定决心跟老子干呢!你们可以告诉国民党人,我现在已下决心。孙文右是捣乱,左是捣乱,他除捣乱外再无别的本领了。我袁世凯就不能听人捣乱,他孙文若敢动枪动炮,或另行组织政府,我就发兵征伐,而绝无姑息养奸之余地。”
从此,袁世凯的活动更为频繁,加快了各方面的部署,差人到上海把凶手武士英、应桂馨等除掉,来个杀人灭口。以后又命赵秉钧辞职,以段祺瑞兼任总理,组成军人内阁,组织军政力量,以便对国民党进行武力镇压。
赵秉钧辞职后便去了天津。
赵秉钧字智庵,河南临汝人,他本是袁世凯的心腹大员,善于逢迎诌媚,深得袁世凯的器重,在清末当过民政部侍郎和尚书,民国时代他又爬上内阁总理的高位。
在程德全、应德闳将宋案证据公布后的第2天,即4月26日夜,袁世凯为准备对南方用兵,因苦于财力不足,为解决军费问题,不惜辱国丧权,命赵秉钧领财政总长周学熙、外交总长陆征祥,完全接受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的苛刻条件,签订了2500万英镑的借款合同,即所谓“善后借款合同”。
与此同时,袁世凯对南方革命党人又采取拖延的手法,以掩护他暗中积极备战的行动。他以司法总长许士英拒绝副署为理由,反对成立特别法庭审理宋案。黄兴为此以个人名义,致电袁世凯,指出中国司法不独立,稍有常识者皆知,况宋案词连政府,国务总理赵秉钧且为暗杀主谋之犯,法院既在政府藩篱之下,此案果诉至该院,能否望其加罪,政府无所阻挠,此更为一大疑问。并说:“司法总长侧身国务院中,其总理为案中要犯,于此抗颜弄法,似可不必。”
袁世凯接到黄兴电报后,竟在复电中为应桂馨辩护,说:“赵君与应直接之函,惟1月19日致密电码一本,声明有电直寄国务院绝无可疑,如欲凭应、洪往来函电遽指为主谋暗杀之要犯,实非法理之凭。”他借口立宪国司法独立,表示对许士英的反对成立特别法庭,“未便过于摧抑”。
由于特别法庭在袁的阻挠下不能成立,宋案就只能由上海地方审判厅审理。5月8日,上海地方检查厅发出传票,票传赵秉钧到庭受审。但是,赵秉钧在袁世凯的支持下,拒不到案。
赵秉钧辞去总理职务,到天津做直隶都督。宋案发生后,赵秉钧曾在北京《新纪元报》上发表谈话,把自己说成是宋教仁最好的朋友,企图为自己解脱嫌疑。
袁世凯看到报纸后,就怀恨在心,对儿子袁克定说:“看来赵秉钧胆怯了,其实他越是想避嫌疑,这个嫌疑就越会洗不清。”
赵秉钧得知应桂馨从狱中保释出来后被人杀死,知道是袁世凯所为,便给袁世凯打电话,埋怨袁世凯不该拉完磨杀驴,并说:“应桂馨如此下场,以后谁还敢替总统办事!”
袁世凯便对赵秉钧起了杀心,派了几个心腹拱卫军到天津去执行。
赵秉钧独自在天津督署内厅踱步沉思,忽然又忆起一桩往事:辛亥年武昌爆发革命,清廷重新起用袁世凯。就在袁入京组阁之前,曾邀请他在密室里共商谋取清室而代之的策略。他俩又仿照三国里诸葛孔明和周瑜比智的办法,各自在巴掌心上写四个字互相对照。袁世凯写的是“两面威吓”,他写的是“两利俱存”。袁世凯一看发现赵的计谋比自己高出一筹,就冷笑三声。
赵秉钧想起袁世凯的那三声令人毛骨悚然的阴险奸猾的冷笑,顿觉一股寒气吹往脑门上来。他正想回卧房躺躺,突然闯进来几个彪形大汉,拦住他的去路。一个大汉走过来对他道:
“袁总统听说你近来身体不适,特命我送点药来。”
赵秉钧低头一看那来人手里拿着的两颗药丸,脑子“轰”的一胀,眼睛直了,脸色铁青,嘴唇发乌,方才那股寒气从头顶吹到脚跟。那人催促道:
“请吧!这是袁总统特制的‘安神大补丸’。”
“不!不不!”赵秉钧脑子迅速记起袁世凯命蒋自立去杀武士英时,交给蒋的正是两颗“安神大补丸”,不由自主地惊叫起来,“我没病!没病!不吃药。”
“不准喊叫。”那彪形大汉喝了一声。
赵秉钧明知道躲不过,但又哀求道:“那就请你转告袁总统,就说我说没病,谢谢他的关切。”
“没病也得吃下去,这是袁总统的命令。快吃!”
赵秉钧仍不甘心,妄想死里逃生,唤家人搭救,高声嚷道:“好,好,我差人倒杯水来,我就服下。”
“不必叫人取水,这里就有。”那人从腰间取下一只水葫芦,递给赵秉钧。
赵秉钧这才向周围看看,见门已被关严,屋里几个大汉一齐掏出手枪和匕首,都对准他。他颤抖的双手慢慢抬起,接过那两颗药丸,眼睛射出悔恨、凄楚、绝望的暗淡的光,在枪口和匕首的威逼下,吞服下那两颗“安神大补丸”,顿时七窍出血,凄死在地上。
那几个大汉,见赵秉钧横尸于地,便扬长而去,回京向袁世凯交令去了。
袁世凯将赵秉钧毒死灭口,顿觉心情舒畅,便邀新上任的内阁总理段祺瑞、总统府军事处的心腹大员唐在礼、段芝贵、陈宦等人在中南海乘画舫饮宴取乐,并叫来那给赵秉钧送毒药的领头军官,叙说赵秉钧服毒经过。那唐在礼见状,便明白了袁世凯的用意,他心里暗自说:“人都说袁世凯对付政敌有两件法宝,黄金和白刃。我看他对自己人也有一套戏法:
既要怀之以德,又要临之以狠。”
袁世凯早就察觉到,他在北洋军内部的基础并不稳实,许多将领并不是真心实意为他效力卖命,他们只不过是利用他的权势作为个人取得功名富贵的阶梯,这和他自己要利用这些将领们去拼杀,作为扩大势力、巩固他的统治地位一样,一旦目的达到,这种相互利用的“心腹”也就变成互相攻击的政敌。尤其是当袁世凯看到眼下南北交战已不可避免,而南方革命党人内部意见分歧,四分五裂,南北开战,他们注定是要失败的。他疑虑在击败南方国民党之后,北洋派将领的个人力量必然会发展起来,将会养成“尾大不掉”和增长不利于他的趋势,特别是象“段虎”这样的人,目下虽是自己的“第一号心腹大将”,也口口声声说袁对他“私恩极重”,可是在袁世凯看来,段也是一个不好摆弄的人物,因为他有好几次发现,段祺瑞虽说目下不敢公开抗拒他的命令,但是段对下属却非常专横武断。段现在已是总理,日后如果权势再大,必然也会对他来像对待赵秉钧那么一手。
袁世凯对他的“心腹”都不放心,他视段芝贵私心重,视陈宦是黎元洪的人,视唐在礼心直口快,不易为他所用。他让人叙述赵秉钧被迫服毒的过程,目的是让这4个心腹大员知道,要他们永远俯首贴耳,不然的话,他袁世凯会毫不留情地将其除掉,就像除掉赵秉钧那样。
席上再也无人敢张声,再也无人敢举杯动筷。袁世凯沉思片刻,然后长叹一声,对儿子袁克定说道:
“拿文房四宝来,念在智庵跟随我多年,有功还得记住,我给他写副挽联,明日你亲自送往天津。”
“是!”那袁克定说完取来纸笔墨砚,摆在一旁小长桌上。
袁世凯挽起袖子,挥笔写下:“弼时盛业追皋益,匡夏殊勋懋管萧。”
站在一旁观看的唐在礼心中暗自说道:“这袁宫保真会做戏,红脸白脸花脸全是他自己一人唱。”
袁世凯对国民党人采用金钱收买。在国会召开前,受袁世凯收买最先出来另外组织小政党的是曾任安徽都督的孙毓筠。孙毓筠纠合王芝祥、林述庆等人发起成立国事维持会,并接受袁世凯的重金,派人到南方从事解散欢迎国会团的活动。国会召开后,国民党议员受袁世凯收买,脱离国民党,另组7、8个政党,其中有陈家鼎等人组织的癸丑同志会,刘揆一发起成立的政团俱乐部,景耀月、孙钟等集合西北国会议员80余人组织的政友会,刘揆一和陈黻宸担任正副会长的相友会,司徒颖、陈垣等人发起成立的潜社,夏同和等人发起成立的超然议员社,郭人漳组织的大公无我俱乐部,黄赞元和赵炳麟等人组织的国事商榷会,张汉杰等人组织的调和党,广东议员暗中筹建的第三党等等。
袁世凯对国会虽无兴趣,但根据约法,要有正式国会,尔后才能建立正式政府,选举正式大总统。袁世凯为了成为正式大总统,在刺杀宋教仁的前一天,就发布定于4月8日召开国会的命令。
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在北京新建的众议院会场举行开幕典礼。临近各街道,张灯结彩,以示庆贺。那些参、众两院议员,均着新制礼服陆续进入会场。国务院总理和各部总长,以及内外来宾多人列席会议。
由于“宋案”关系,国民党与袁世凯关系紧张。一些国民党籍议员声言:国会一经召开,临时政府就不复存在,如果袁世凯到会,仅视为一般来宾,不以总统之礼相待。袁为避免出现被动局面,未出席开幕典礼,仅派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作代表前往祝贺。
上午11时,筹备国会事务局委员顾鳌宣布开幕典礼开始,鸣礼炮108响致敬。接着由筹备国会事务局委员长施愚报告国会召集经过,随后公推最年长的云南参议员杨琼为临时主席。杨就席后,由筹备参议院事务处筹备事务员林长民宣读四言颂辞,梁士诒代表袁世凯致贺词说:“我中华民国第一次国会正式成立,此实4000余年历史上莫大之光荣,4万万人亿万年之幸福。世凯亦国民一分子,当与诸君子同深庆幸。”最后高呼:“中华民国万岁!民国国会万岁!”
袁世凯虚伪地赞颂国会,却使不少国民党议员增添了“法律解决”宋案的幻想。
在古老的中国第一次召开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象征的国会,引发出多数国民对国会的善良愿望,当时有一篇时评这样说:
“今日多数人之希望,国会开后,公平以举议长、安稳以选总统,建设真正善良之政府,维持有秩序之议会,欢迎各国一致承认,此第一步也。
公人专心于国事,军队一志于国防,政党以光明之手段竞争,议员以正大之问题辩难,政治能任艰难之责任,各省力谋地方之治安,外交有方,法律不敝,此第二步也。
教育得以普及,少年以力学为荣,生计得以扩张,人民无失业之患,财政不求借债,军器不藉乎外来,言论不事夸张,而自有价值,人才不相嫉妒而各放光华,些第三步也。
三者能如愿,中国之民国固矣。由斯以进,富强幸福不难也。”
但是,国会开幕后,没有满足人民的愿望,首先没能“公平以举议长”。以国民党为一方,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三党为另一方,就如何选举两院正、副议长问题上,展开激烈争斗。国民党为防止敌党分化、拉拢国民党的议员,预防党员投机取巧,主张记名投票,而共和、民主、统一3党则反对记名投票,经过多次预备会议,双方仍争持不下。一直闹了半个月,才商定同时举行两院第一次正式会议,讨论议事细则、旁听规则及正副议长选举规则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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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桂馨、武士英二犯落网后,袁世凯惶恐万状。3月29日,他密电程德全说:“连接南方私人来电,宋案牵涉洪述祖,是否确实,究何情节,宜速查复,以为凭核。”接着,他又电催程德全报告“证据”,以谋对付办法。他的机要秘书张一麟也多次密电程德全,要他把牵涉中央的证据向英厅索取,派人送京,并特别叮咛说:“可不作正式报告。”但是,袁世凯当时还不能完全控制江苏和上海一带。
4月16日、17日,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先后将应桂馨、武士英二犯解交上海地方当局。18日,公共租界会审公堂又将英、法总巡在应犯家中搜获的凶器五响手枪1支,密电码3本,封固函电证据2包,皮箱1个移交上海地方当局。公共租界捕房总巡也当堂移交在应犯家内搜获的函电证据5包。这些罪证都由程德全、应德闳同上海地方检察厅长陈英检查验收。经过整理后,将有关紧要各证据共同盖印,并拍照片。在孙中山和黄兴的强烈要求下,4月25日,程德全、应德闳不得不将查获的函电证据公诸于世。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各件:
1913年1月14日,赵秉钧致应桂馨函中有:“密码送请验收,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可也”等语,外附密码1本,上注“国务院‘应’密”。
1月25日应致赵秉钧电:“国会盲争,真相已得,洪(指洪述祖)回面详。”
2月1日,洪述祖致应桂馨函:“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价值也。”
2月2日,应致赵秉钧电:“孙、黄、黎、宋运动激烈,民党忽主宋任总理。已由日本购孙、黄、宋劣史,……用照辑印10万册,拟从横滨发行。”
同日,洪致应桂馨函:“紧要文章已略露一句,说必有激烈举动。弟(指应)须于题前经电老赵,索一数目。”
2月4日,洪致应函:“冬电到赵处,即交兄手面呈,总统阅后颇色喜,说弟颇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进行。”
2月8日,洪致应函:“宋辈有无觅处,中央对此似颇注意。”
2月12日,洪致应电:“来函已面呈总统、总理阅过,以后勿通电国务院,因智(赵秉钧字智庵)已将应密本交来,恐程君不机密,纯令兄(洪自称)一手经理。”
3月10日,应桂馨致洪述祖电:“八厘公债,在上海指定银行,交足六六二折,买350万,请转呈,当日复。”
3月13日,应桂馨致洪述祖函:“《民立》记遁初在宁之演说词,读之即知近来势力及趋向所在矣。事关大局,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
同日,洪述祖致应桂馨电:“‘川’密‘蒸’电已交财政总长核办,债止六厘,恐折扣大,通不过。毁宋酬勋,相度机宜,妥筹办理。”
3月14日,应桂馨致洪述祖电:“梁山匪魁(指宋教仁),四出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转呈候示。”
3月18日,洪复应电:“寒电立即照办。”次日又电:“事速照行。”
3月21日凌晨2时,武士英刺杀宋教仁后不到4小时,应致洪述祖电:“24分钟所发急令已达,请先呈报。”同日又电:“号电谅急,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堪慰,望转呈。”
3月23日,洪述祖致应函:“号、个两电悉,不再另复。
鄙人于4月7日到沪。”
这些确凿的宋案证据公布后,舆论哗然,证据再明白不过地暴露了袁世凯是暗杀宋教仁的元凶。在孙中山、黄兴的要求和舆论的压力下,程德全、应德闳在公布宋案证据的同时,以案件牵涉到国务总理赵秉均,提出组织特别法庭审理此案。接着,孙中山和黄兴也在4月26日联名通电,要求严究宋案主名,他们所说的“主名”指的自然就是袁世凯。通电说:
宋案移交内地以后,经苏程都督、应民政长会同检查证据完毕。凡关于应桂馨、洪述祖、赵总理往来通电,已于有日摘要报告中央,并通电各省都督在案。此案关系重大,为中外人士注目,一月以来探询究竟者,无时不有。今幸发表大略,望即就近向都督府取阅原电。诸公有巩固民国,维持人道之责,想必能严究主名,同伸公愤也。孙文、黄兴。宥。
配合着程德全、应德闳对宋案罪证的公布和孙中山、黄兴要求严究宋案主名的通电,国民党人对袁世凯展开了更加猛烈的抨击。
孙中山自日本返沪的当天晚上,在黄兴寓所会商宋案对付办法。在座的有陈其美、居正、戴天仇等人。当时已经弄清刺宋由袁世凯指使已无疑问,孙中山对袁世凯的幻想完全破灭,主张速战,他语调低沉而缓慢地说道:
“袁世凯之出此,天性恶戾,反复无常,固其一端;他之所以敢于如此胡作非为,一是因为革命方略不行,这其中,我将临时大总统一职让袁,乃是我犯下的最大的政治错误;二是因为在中国,专制之毒麻木人心,习于旧污者,视民主政体为仇雠,伺瑕诋隙,思中伤之以为快,这些封建遗老和崇尚旧习者趋重于袁世凯,将挟以为推翻民国之工具,而袁世凯亦利用之以自便其私。积此两方面原因,袁世凯便有了铲除南方党人势力之计划,推倒民治,恢复帝制之野心,狙杀钝初只不过是他的阴谋的第一步,向五国借款,便是第二步,往后,还有更狠毒更嚣张的第三步、第四步……看起来,我们南方革命党人非用武力倒袁不可了。”
孙中山说罢,看看在座各位,催促道:“诸位,有何见解,请发表吧!”
黄兴道:“上海及南方各省党人均持以法律斗争为主的讨袁对策,况且目前凶犯捕获在押,罪证确凿,法律斗争极为有利,攻势也强。”
孙中山不以为然,他语气平缓而坚定地说:“不不,依我之见,对袁世凯是非用武力不可,我们应该立即组织军队。宋案证据确凿,人心激昂,民气奋发,正可及时利用,否则时机一纵,后悔终嗟无及。”
黄兴迟疑了一下,不紧不慢地说道:“我也曾闪过一念,想趁党人和国民无不激愤之时,兴师问罪,兴兵讨伐。可是,本党所掌握的军队不仅数量少,且有一大部分尚在训练之中,势薄力单,实在难以与北洋六镇作战。民国既已成立,法律并不是没有效力,而且南方武力不足恃,苟或发难,必致大局糜烂。”
孙中山情绪有点激动地说:“袁世凯两面三刀,阴险狡诈,豺狼之性终不可移,杀害钝初,又要私借外债,以一己之私为天下之公,此逆迹已彰。本党一方面应利用当前国人之义愤,外联日本,以孤袁贼之势;另一方面,应立即动员南方五省宣布独立,起兵北上讨袁,先发制人,方可取胜。错过目前之时机,后果将难以预料,我打算近日再次东渡日本,联络日方军政界朋友,以期得到日本的援助。日本与我国乃一衣带水之近邻,日若助我,我则胜;日若助袁,袁则胜。所以,对日方的力量应积极争取,切不可等闲视之。”黄兴的情绪也有点急躁,道:“恕我直言,若用武力倒袁,一来难以得到国人谅解,二来袁世凯正可以此为借口,向欧美乞怜求助,其结局更是不堪设想。如今真理在握,罪犯在押,铁证如山,我仍主张法律惩袁,逼袁下台。”
孙中山道:“在今日之中国,对于袁世凯这样一个独揽军、政、财大权,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大盗逆贼来说,法律是制裁不了他的,甚至是动不了他的一根汗毛的。历史,我没有看准,可还是有人看准了,去年柳亚子君在报上撰文写道:‘孙退袁兴,旧势力完全存在,革命实在太不彻底,且卧榻之旁,任人鼾睡,必无佳果。’说得好,真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啊!”
黄兴又提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暗杀手段,省事免牺牲。”
孙中山一向不赞成暗杀,亦不认为能用法律解决问题。道:“总统指使暗杀,则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
孙、黄二人争持甚烈。
4月中下旬,革命党人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秘密军事会议。安徽都督柏文蔚,江西都督李烈钧及广东、湖南省代表周震鳞、覃鎏钦参加了会议。会上李、柏两人皆主战,柏文蔚表示:“愿首在皖发难。”
孙中山、黄兴仍争论不决,结果采纳黄兴建议:分电广东、湖南两省,征求胡汉民、谭延闿意见,再行决定。电报发出后,旋得复电,皆主张法律解决。
因此,会议的结果仅议定进行全面布置的准备工作,并没有制定出兵讨袁的计划。孙中山又提出联日计划,拟再东渡,争取日本的支持,黄兴以中国内务不便乞外援相劝阻。
孙、黄二人各自坚持自己的主张,相持不下。孙中山一面派人赴各省联络军人,一面派陈其美、戴天仇与黄兴辩论,往往争论激烈,不欢而散。
在国民党内,也就形成了主张武力解决和主张法律解决的两种不同意见。大体说来,原来的激进派都主张武力解决,原来的稳健派多主张法律解决。新当选的国会议员也多主张法律解决。在国民党掌握的各省中,江西、安徽两省倾向于尽快出兵,湖南因立宪派谭延闿做都督,广东由于胡汉民和陈炯明内部争权,矛盾重重,都主张先争取法律解决,福建都督孙道仁则患得患失举旗不定。在国民党所控制的南京各军中,中下层军官比较积极,上层则多取观望态度。
国民党内部尽管存在分歧意见,一时做不出全党统一的决策,但在揭露和谴责袁世凯罪行方面,态度是一致的。宋教仁被刺后,国民党人掌握的报纸,都以大量篇幅报道宋被刺的经过和各地的强烈反映,对袁世凯、赵秉钧表示强烈的声讨。
4月13日,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在张园举行追悼宋教仁大会。追悼会在上午10时开始,由居正主持,陈其美代表黄兴主祭,徐血儿报告宋教仁的生平,马君武代表孙中山讲话,吴永珊代表北京国民党本部演说。出席追悼会集中在会场上的有万余人,在场外有万余人,乘车前来静安寺参加追悼会的人,挤满了每辆电车。在会上发言的还有于右任、沈缦云、黄郛、陆颂橘。所有发言,都把矛头直指主凶袁世凯。
有关袁世凯、赵秉钧主谋刺杀宋教仁的材料逐渐透露出来,袁世凯、赵秉钧手忙脚乱,甚恐此种铁证即日公布后,政府中人变为国民公敌;袁世凯惊恐焦虑过好些日子,他深怕南方国民党人趁民愤鼎沸之时举兵北伐逼他下台;后得知国民党领袖们关于起兵一事尚在争论之中,他又暗自庆幸,急忙部署对南方异动的措施。4月初,袁世凯收到孙中山发去劝他下野的电报,他拿着电报杀气腾腾地对手下人说道:
“你们听听孙文在说些什么‘公今日舍辞职外,决无他策’,还有‘若公必欲残民以逞,善言不入,文不忍东南人民久困兵革,必以前次反对君主之决心,反对公之一人,义无反顾’。孙文还想下定决心跟老子干呢!你们可以告诉国民党人,我现在已下决心。孙文右是捣乱,左是捣乱,他除捣乱外再无别的本领了。我袁世凯就不能听人捣乱,他孙文若敢动枪动炮,或另行组织政府,我就发兵征伐,而绝无姑息养奸之余地。”
从此,袁世凯的活动更为频繁,加快了各方面的部署,差人到上海把凶手武士英、应桂馨等除掉,来个杀人灭口。以后又命赵秉钧辞职,以段祺瑞兼任总理,组成军人内阁,组织军政力量,以便对国民党进行武力镇压。
赵秉钧辞职后便去了天津。
赵秉钧字智庵,河南临汝人,他本是袁世凯的心腹大员,善于逢迎诌媚,深得袁世凯的器重,在清末当过民政部侍郎和尚书,民国时代他又爬上内阁总理的高位。
在程德全、应德闳将宋案证据公布后的第2天,即4月26日夜,袁世凯为准备对南方用兵,因苦于财力不足,为解决军费问题,不惜辱国丧权,命赵秉钧领财政总长周学熙、外交总长陆征祥,完全接受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的苛刻条件,签订了2500万英镑的借款合同,即所谓“善后借款合同”。
与此同时,袁世凯对南方革命党人又采取拖延的手法,以掩护他暗中积极备战的行动。他以司法总长许士英拒绝副署为理由,反对成立特别法庭审理宋案。黄兴为此以个人名义,致电袁世凯,指出中国司法不独立,稍有常识者皆知,况宋案词连政府,国务总理赵秉钧且为暗杀主谋之犯,法院既在政府藩篱之下,此案果诉至该院,能否望其加罪,政府无所阻挠,此更为一大疑问。并说:“司法总长侧身国务院中,其总理为案中要犯,于此抗颜弄法,似可不必。”
袁世凯接到黄兴电报后,竟在复电中为应桂馨辩护,说:“赵君与应直接之函,惟1月19日致密电码一本,声明有电直寄国务院绝无可疑,如欲凭应、洪往来函电遽指为主谋暗杀之要犯,实非法理之凭。”他借口立宪国司法独立,表示对许士英的反对成立特别法庭,“未便过于摧抑”。
由于特别法庭在袁的阻挠下不能成立,宋案就只能由上海地方审判厅审理。5月8日,上海地方检查厅发出传票,票传赵秉钧到庭受审。但是,赵秉钧在袁世凯的支持下,拒不到案。
赵秉钧辞去总理职务,到天津做直隶都督。宋案发生后,赵秉钧曾在北京《新纪元报》上发表谈话,把自己说成是宋教仁最好的朋友,企图为自己解脱嫌疑。
袁世凯看到报纸后,就怀恨在心,对儿子袁克定说:“看来赵秉钧胆怯了,其实他越是想避嫌疑,这个嫌疑就越会洗不清。”
赵秉钧得知应桂馨从狱中保释出来后被人杀死,知道是袁世凯所为,便给袁世凯打电话,埋怨袁世凯不该拉完磨杀驴,并说:“应桂馨如此下场,以后谁还敢替总统办事!”
袁世凯便对赵秉钧起了杀心,派了几个心腹拱卫军到天津去执行。
赵秉钧独自在天津督署内厅踱步沉思,忽然又忆起一桩往事:辛亥年武昌爆发革命,清廷重新起用袁世凯。就在袁入京组阁之前,曾邀请他在密室里共商谋取清室而代之的策略。他俩又仿照三国里诸葛孔明和周瑜比智的办法,各自在巴掌心上写四个字互相对照。袁世凯写的是“两面威吓”,他写的是“两利俱存”。袁世凯一看发现赵的计谋比自己高出一筹,就冷笑三声。
赵秉钧想起袁世凯的那三声令人毛骨悚然的阴险奸猾的冷笑,顿觉一股寒气吹往脑门上来。他正想回卧房躺躺,突然闯进来几个彪形大汉,拦住他的去路。一个大汉走过来对他道:
“袁总统听说你近来身体不适,特命我送点药来。”
赵秉钧低头一看那来人手里拿着的两颗药丸,脑子“轰”的一胀,眼睛直了,脸色铁青,嘴唇发乌,方才那股寒气从头顶吹到脚跟。那人催促道:
“请吧!这是袁总统特制的‘安神大补丸’。”
“不!不不!”赵秉钧脑子迅速记起袁世凯命蒋自立去杀武士英时,交给蒋的正是两颗“安神大补丸”,不由自主地惊叫起来,“我没病!没病!不吃药。”
“不准喊叫。”那彪形大汉喝了一声。
赵秉钧明知道躲不过,但又哀求道:“那就请你转告袁总统,就说我说没病,谢谢他的关切。”
“没病也得吃下去,这是袁总统的命令。快吃!”
赵秉钧仍不甘心,妄想死里逃生,唤家人搭救,高声嚷道:“好,好,我差人倒杯水来,我就服下。”
“不必叫人取水,这里就有。”那人从腰间取下一只水葫芦,递给赵秉钧。
赵秉钧这才向周围看看,见门已被关严,屋里几个大汉一齐掏出手枪和匕首,都对准他。他颤抖的双手慢慢抬起,接过那两颗药丸,眼睛射出悔恨、凄楚、绝望的暗淡的光,在枪口和匕首的威逼下,吞服下那两颗“安神大补丸”,顿时七窍出血,凄死在地上。
那几个大汉,见赵秉钧横尸于地,便扬长而去,回京向袁世凯交令去了。
袁世凯将赵秉钧毒死灭口,顿觉心情舒畅,便邀新上任的内阁总理段祺瑞、总统府军事处的心腹大员唐在礼、段芝贵、陈宦等人在中南海乘画舫饮宴取乐,并叫来那给赵秉钧送毒药的领头军官,叙说赵秉钧服毒经过。那唐在礼见状,便明白了袁世凯的用意,他心里暗自说:“人都说袁世凯对付政敌有两件法宝,黄金和白刃。我看他对自己人也有一套戏法:
既要怀之以德,又要临之以狠。”
袁世凯早就察觉到,他在北洋军内部的基础并不稳实,许多将领并不是真心实意为他效力卖命,他们只不过是利用他的权势作为个人取得功名富贵的阶梯,这和他自己要利用这些将领们去拼杀,作为扩大势力、巩固他的统治地位一样,一旦目的达到,这种相互利用的“心腹”也就变成互相攻击的政敌。尤其是当袁世凯看到眼下南北交战已不可避免,而南方革命党人内部意见分歧,四分五裂,南北开战,他们注定是要失败的。他疑虑在击败南方国民党之后,北洋派将领的个人力量必然会发展起来,将会养成“尾大不掉”和增长不利于他的趋势,特别是象“段虎”这样的人,目下虽是自己的“第一号心腹大将”,也口口声声说袁对他“私恩极重”,可是在袁世凯看来,段也是一个不好摆弄的人物,因为他有好几次发现,段祺瑞虽说目下不敢公开抗拒他的命令,但是段对下属却非常专横武断。段现在已是总理,日后如果权势再大,必然也会对他来像对待赵秉钧那么一手。
袁世凯对他的“心腹”都不放心,他视段芝贵私心重,视陈宦是黎元洪的人,视唐在礼心直口快,不易为他所用。他让人叙述赵秉钧被迫服毒的过程,目的是让这4个心腹大员知道,要他们永远俯首贴耳,不然的话,他袁世凯会毫不留情地将其除掉,就像除掉赵秉钧那样。
席上再也无人敢张声,再也无人敢举杯动筷。袁世凯沉思片刻,然后长叹一声,对儿子袁克定说道:
“拿文房四宝来,念在智庵跟随我多年,有功还得记住,我给他写副挽联,明日你亲自送往天津。”
“是!”那袁克定说完取来纸笔墨砚,摆在一旁小长桌上。
袁世凯挽起袖子,挥笔写下:“弼时盛业追皋益,匡夏殊勋懋管萧。”
站在一旁观看的唐在礼心中暗自说道:“这袁宫保真会做戏,红脸白脸花脸全是他自己一人唱。”
袁世凯对国民党人采用金钱收买。在国会召开前,受袁世凯收买最先出来另外组织小政党的是曾任安徽都督的孙毓筠。孙毓筠纠合王芝祥、林述庆等人发起成立国事维持会,并接受袁世凯的重金,派人到南方从事解散欢迎国会团的活动。国会召开后,国民党议员受袁世凯收买,脱离国民党,另组7、8个政党,其中有陈家鼎等人组织的癸丑同志会,刘揆一发起成立的政团俱乐部,景耀月、孙钟等集合西北国会议员80余人组织的政友会,刘揆一和陈黻宸担任正副会长的相友会,司徒颖、陈垣等人发起成立的潜社,夏同和等人发起成立的超然议员社,郭人漳组织的大公无我俱乐部,黄赞元和赵炳麟等人组织的国事商榷会,张汉杰等人组织的调和党,广东议员暗中筹建的第三党等等。
袁世凯对国会虽无兴趣,但根据约法,要有正式国会,尔后才能建立正式政府,选举正式大总统。袁世凯为了成为正式大总统,在刺杀宋教仁的前一天,就发布定于4月8日召开国会的命令。
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在北京新建的众议院会场举行开幕典礼。临近各街道,张灯结彩,以示庆贺。那些参、众两院议员,均着新制礼服陆续进入会场。国务院总理和各部总长,以及内外来宾多人列席会议。
由于“宋案”关系,国民党与袁世凯关系紧张。一些国民党籍议员声言:国会一经召开,临时政府就不复存在,如果袁世凯到会,仅视为一般来宾,不以总统之礼相待。袁为避免出现被动局面,未出席开幕典礼,仅派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作代表前往祝贺。
上午11时,筹备国会事务局委员顾鳌宣布开幕典礼开始,鸣礼炮108响致敬。接着由筹备国会事务局委员长施愚报告国会召集经过,随后公推最年长的云南参议员杨琼为临时主席。杨就席后,由筹备参议院事务处筹备事务员林长民宣读四言颂辞,梁士诒代表袁世凯致贺词说:“我中华民国第一次国会正式成立,此实4000余年历史上莫大之光荣,4万万人亿万年之幸福。世凯亦国民一分子,当与诸君子同深庆幸。”最后高呼:“中华民国万岁!民国国会万岁!”
袁世凯虚伪地赞颂国会,却使不少国民党议员增添了“法律解决”宋案的幻想。
在古老的中国第一次召开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象征的国会,引发出多数国民对国会的善良愿望,当时有一篇时评这样说:
“今日多数人之希望,国会开后,公平以举议长、安稳以选总统,建设真正善良之政府,维持有秩序之议会,欢迎各国一致承认,此第一步也。
公人专心于国事,军队一志于国防,政党以光明之手段竞争,议员以正大之问题辩难,政治能任艰难之责任,各省力谋地方之治安,外交有方,法律不敝,此第二步也。
教育得以普及,少年以力学为荣,生计得以扩张,人民无失业之患,财政不求借债,军器不藉乎外来,言论不事夸张,而自有价值,人才不相嫉妒而各放光华,些第三步也。
三者能如愿,中国之民国固矣。由斯以进,富强幸福不难也。”
但是,国会开幕后,没有满足人民的愿望,首先没能“公平以举议长”。以国民党为一方,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三党为另一方,就如何选举两院正、副议长问题上,展开激烈争斗。国民党为防止敌党分化、拉拢国民党的议员,预防党员投机取巧,主张记名投票,而共和、民主、统一3党则反对记名投票,经过多次预备会议,双方仍争持不下。一直闹了半个月,才商定同时举行两院第一次正式会议,讨论议事细则、旁听规则及正副议长选举规则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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