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春秋 -> 第四十章 广东内耗
民国春秋 -> 第四十章 广东内耗
革命党人起兵讨袁,那拥有兵权的地方实力派,则依然迟疑不决。孙中山电令广东独立,而广东不听,他欲躬亲赴粤主持其事,但若靠广东一隅讨袁也不是长久之计。
广东省都督胡汉民本讨袁坚决,只是受到陈炯明等人的制约,才持消极态度。
胡汉民、陈炯明入主广州,曾共同致力于广东军政府的建设。胡汉民是孙中山得力的助手,他长期流亡海外或香港,在广东商绅中影响不大,他又是一介书生,手中无一兵一卒,很需要实力派人物作后盾。而陈炯明在广东声誉鹊起,又是握有重兵的“党中同志”,其地位足以支撑艰巨。因此,对于当时的胡汉民来说,陈炯明是不可缺少的帮手。就陈炯明来说,他虽有一定声望和实力,但毕竟加入革命党不久,资历甚浅,要在革命阵营中营造自己的地盘,就必须凭借革命党及其领袖孙中山的这面旗帜,所以陈炯明对胡汉民也只能是支持和迁就。且胡汉民曾解饷10万,以济陈军。胡、陈入主广东时,他们之间是“同”多“异”少,“同”著“异”伏。在新生的广东军政府中,胡汉民任都督,陈炯明任副都督,廖仲恺、陈少白、蒋尊簋等人基本控制了财政、外交、军政各部;朱执信、胡毅生、姚雨平等人,则是枢密处的主宰者。因此,革命党人掌握了军政府的大部分实权。
胡汉民、陈炯明携手在巩固广东革命政权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发布了一系列革命法令,没收了满清官吏和反抗军政府之人的家产。广州和平光复时,旧军队并没有解除武装,龙济光军12营、李准军6营降卒性、必然性的保证,是一切经验科学形成的基矗,都原封不动地驻扎在广州城内;驻扎城内的各路民军,没有来得及进行整顿,广州城内军队林立,各不相属,以致司令遍地,政出多门。陈炯明的循军进驻广州,起了一些镇慑作用,但革命秩序一时尚未建立。
胡、陈为稳定局势,定计先巩固新军,使其居中不动,作诸军之监视。对于陈炯明的循军军官钟鼎基、王肇基等委以重任,使军政府有军事实力对付龙济光部和其他旧军队。对民军逐步进行整顿,委任威望素著的黑旗军首领、原台湾“民主大将军”刘永福为民团总长,同盟会员何克夫副之,总摄各路民军。又把民军领袖们组成“广东军团协会”,作为水陆51军的自律团体,直隶于军政府,以陈炯明为会长,周之贞为副会长,高剑父、刘师复、李栖云为干事员。
胡汉民竭力笼住李准和龙济光,使其不至危害新生革命政权。胡汉民刚上任,就照会李准、龙济光等,饬令他们照旧统辖所部,所有城内衙门局所,均请妥为防护,共保治安,并表示饷项由军政府发给。胡、陈对李准、龙济光部厚发军饷,每人的军饷是民军的7倍。胡、陈的目的主要是在于缓和旧军队和新政权之间的矛盾,采用收买办法稳住“济军”,使他们不致轻举妄动。待正式陆军组编完毕,民军实力已压过济军时,便把济军调往远离广州的高廉雷琼地区去。但是,胡汉民等未能对这支旧军队进行整编和彻底改造,使龙济光得以保存旧部,后来这支军队成为袁世凯扑灭二次革命的鹰犬。
孙中山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坚邀胡汉民立即随他去南京。胡汉民分别致函陈炯明、朱执信等,嘱陈炯明接任广东都督,并饬令各军服从陈炯明。已筹备就绪的广东临时省议会致函陈炯明,推举陈正式接任都督析学和马克思经济理论结合起来的一种思潮。20世纪30年,陈辞不受,向省议会推举汪精卫为广东都督,陈自己仅允暂任代理都督。但汪精卫对所举,以“功成身退”为词,辞不就任。陈辞汪不就,孙中山亲自出面,致电陈炯明,委任陈为广东都督;省议会也再次推陈为都督,但陈始终不接受。孙中山只好委任汪精卫督粤,在汪未到任前,由陈炯明代理,并申令:不可更辞,各界亦不可再举他人。
醉心于利禄的陈炯明推三阻四,辞不就都督职,有多种原因:其一,武昌起义不久,部分革命党以“功成身退”来自鸣清高,汪精卫几辞都督、刘师复高唱“不作官吏”,“不作议员”等等。陈炯明受这些处世哲学和沽名钓誉的思想影响,且与这些人交往颇密,亦很重视个人声望;其二,广东时局混乱,棘手问题很多,而当时北伐声浪很高,陈炯明不愿坐守广东,而声言“素志北伐”。他请为北伐军总司令,以所部循军及他部改编,并把姚雨平已编定之北伐军合并为1军,乘机掌握军队,尔后地位、声誉将必更有凭借。但姚雨平不愿受陈节制,胡汉民与朱执信商量,北伐必须立即进行,而广东内部亦尚需陈炯明留粤整顿办理,所以,胡汉民等令姚雨平北伐,陈炯明虽未如愿,但他的循军却因编入北伐军序列而跻身于“政府军”行列(未出发北伐),后来裁撤民军时,这支军队也得以保留。广东北伐军由姚雨平率领,于广州誓师出发,后转战江北,为巩固南京临时政府作出了贡献;其三,孙中山由于同胡汉民、汪精卫共事时间长,了解比较多,因倚畀也比较重。广东是他的故乡和进行民主革命的基地,在择人任事的问题上也特别关注和慎重,所以,他主要寄望于胡汉民、汪精卫。只是因胡、汪或因北上需人,或因固辞不就,才再三拉陈炯明出来,而在陈辞不受之时,孙中山和广东革命党人还先后想捧出冯自由、朱执信、孙眉、何克夫、邓泽如、胡毅生等人供粤人抉择。广东的革命党人才济济,陈炯明不过是个乘时而起的革命后起人物,还不能唯一独尊。陈炯明对于这种局面不能无睹。他的固辞,实际上是谋求进一步掌握实力,待价而估,以退为进,饲机再起。
在1911年12月22日至1912年4日25日,陈炯明为广东代理都督,全权督理广东120余天。
南北和议告成,北伐中止。陈炯明将北伐军总司令部改为广东陆军司令部,已经编成但没有出发的北伐部队,全部改为广东正式陆军。陆军数目,本来须设3师为是一种以人的自我解放为目的而如何达到合理化交往的科,然以经费无出,仅成立2师1旅。改编后的广东陆军,以陈炯明的循军为主,以反正新军为辅,这样,大多数官兵,都是陈炯明的老部下,如师长钟鼎基、旅长王肇基、叶举、团长洪兆麟等。这些军队名义上隶属于军政府,实际上带有军队私属的色彩,成为陈炯明在广东营建统治的凭藉力量。
陈炯明在裁撤民军方面,错误地采用残暴镇压手段。广东民军对广东独立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广东光复后,云集在广州的民军51股计有15万人,这对反革命势力是一支强大的镇慑力量;但由于民军多数是破产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有些是铤而走险的绿林,有些是游兵散勇转投过来,因而他们既具有小农的分散性,又具有游民无产者的破坏性。虽然大部分民军是好的,但也有一些民军首领进城后,沉迷于嫖、赌、饮、吹的堕落腐化生活。胡汉民、陈炯明起初利用民军的声势,来对付清朝降军和防营;并成立“军团协会”来约束民军,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但是,陈炯明以他的循军为主体的正式陆军组编工作完成后,不再需要民军。首任民团正副总长刘永福、何克夫治事一月,显得软弱无力;换上老同盟会员黄世仲,黄颇能操纵王和顺、关仁甫之属,而遭陈炯明之深忌。同时,民军首领居功骄傲,目无军政府,同大权在握、个人野心渐次萌发的陈炯明尖锐对立。一部分民军以武力要挟省议会,令举孙眉为都督,明显地流露出对代都督陈炯明的不信任感。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陈炯明为了排除异己力量,采取了残暴镇压手段。首当其冲的是石锦泉和他的“石字营”。
石锦泉绰号“石鬼仔”,广东独立前就倾向革命,为革命党人潜运武器。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竖起义旗,成为促进广东独立的一支武装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列宁写于1919年6月。同,因此,对革命是有贡献的。然而,石锦泉以桀骜不驯著称;入城后,更颇为骄恣,他曾手提土制炸弹,闯入都督府,气势汹汹,要胡汉民立即发饷。石本人还公然于光天化日之下在广州多宝街擅自杀人,取出人心,沿街夸耀。对于石锦泉这样的行为是应该予以规劝和惩戒的。
但是,陈炯明却扩大了事态。虎门炮台截留了一批军械,这批军械是胡汉民主持军政府期间代民军购买的。陈炯明本来有裁撤民军的意图。他做了代理都督,当然不愿意这批军械落入民军之手,而想用来装备正式陆军。民军首领很不服气,石锦泉尤其按捺不住,竟直奔虎门,私自起用军械。这正好为陈炯明提供了解散“石字营”的借口。陈炯明接到报告后,马上通知魏邦平,派兵追赶石锦泉,将石拿获,未经审讯,即予枪决,并随即将“石字营”全部遣散。在布告中,给石锦泉加了许多罪名,如“屡抗命令”、“扰害治安,商民共愤”、“擅行缴械抢物,并敢隐匿实数,延抗不缴”等。
石锦泉事件发生后,其他民军首领已预测到陈炯明是杀鸡儆猴,尤其是王和顺。在51支民军中,王和顺的惠军实力最雄厚,对陈炯明的威胁最大。为了对付陈炯明的武力压迫,求得自存,王和顺与关仁甫的“仁字军”、杨万夫的“协字军”结成盟军,约定互相支援。
陈炯明采取分化瓦解的手段,以重兵对王和顺的“惠军”形成包围,然后派出巡查队前往惠军驻扎的太平沙一带巡逻,故意寻衅闹事,挑起事端罗纳德即“摩诃提婆·戈文德·罗纳德”。,惠军及其盟军“仁字军”、“协字军”被迫自卫,陈炯明乘机宣布惠、仁、协军“变叛”,派出整编正式陆军向他们猛烈进攻。在广州的惠、仁、协军失败,王和顺出走,这3支民军被缴械遣散。随后,陈炯明又先后派出军队攻占黄埔炮台、虎门,惠军被全部消灭。陈炯明在进攻民军时,竟调动了龙济光军和降将吴祥达的旧巡防营。
在镇压惠、仁、协军的过程中,陆兰清,李福林等民军首领、军团协会、演说会、各善堂负责人曾经到交火双方进行调解,但陈炯明既已得手,凯肯善罢干休。他召集各界代表会议,混淆黑白,硬说此举是出于万不得已,进攻惠军是“政府命令”,并非内讧,要求各界不要出面调停。他又发出布告,把冲突的责任全部推给王和顺,要求“各军民人等,不可误信谣言,致淆乱实情,动摇心志”。
慑于陈炯明的声势,其他民军纷纷自请遣散。被裁民军达9万余人,只有李福林的6个营,因朱执信的斡旋,才得以保留。
陈炯明还以“绥靖地方”为名,对各地民军进行“剿办”和屠杀。他派出冯国威的“威字营”围剿连阳的“复汉义军”。“复汉义军”因寡不敌众,尽行逃散;冯军乘胜追击,将民房烧毁,一村有民军一人势便是无为。又儒家也讲“无为”,如《论语·卫灵公》:“无,即指全村为匪。陈炯明又应潮州商民和外国领事之请,委任前清巡防营统领吴祥达为潮梅绥靖处督办,率2800人乘英国军舰抵达汕头。吴祥达以宴请当地民军首领为名,将民军首领、同盟会员许雪秋、陈芸生、陈涌波3人当场枪杀。惨案发生后,很多同盟会员为许雪秋等通电鸣冤,要求陈炯明惩办吴祥达。陈炯明自然不闻不问,吴祥达因而更加嚣张,又派人捕杀了光复大埔的有功人物、三合会首领温阿拱。
民军被裁撤后,遭遇极其悲惨。多数无田可耕,无业可就,又得不到陈炯明政府的妥善安置,于是再度沦为流民,或者混迹绿林、四处打家劫舍。后来这些人又流落入军阀队伍。
尽管民军自身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主流是好的。一些民军将领还是革命元老,如王和顺、许雪秋等。王和顺是1905年广西农民大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起义失败后,他亡命香港,加入同盟会,筹划和参与反清起义,他领导的“惠军”即使在横遭陈炯明镇压时,还是举动文明,绝无乘机抢掠情事。许雪秋也是老同盟会员,曾参与领导1907年的黄冈起义。他们都是革命功臣而不是革命对立面,对他们进行残酷镇压,不但挫伤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而且严重损害了新政权的形象,使群众脱离新政权。王和顺、关仁甫、杨万夫等出走港澳后,组织“扶正同盟会”,他们推举孙眉为首领,并派人潜入广州,从事反对陈炯明的秘密活动。只是由于孙中山及时制止,孙眉才拒绝加入,扶正同盟会才逐渐解体。但王和顺等人由于对陈炯明结怨,转而对革命丧失信心,投到袁世凯的怀抱,成了袁的走卒。
陈炯明镇压了民军、残杀同志,激起一些同盟会员的强烈不满,有些人在都督府会议上公开为王和顺辩诬,大声疾呼:“今日之乱象,不是王和顺之罪过”通“性、道、理”。著作有《刘子全书》、《刘子全书遗编》。,“比王和顺更坏而盘踞要津而无人敢过问者,触目皆是”。但陈炯明这时已控制了军队,有恃无恐,他凭借这支陆军,不仅加强了对广州的控制。而且以陆军第1师出防惠潮嘉一带,以第2师出防北江及西江一带,加强对广州以外地区的控制。
镇压民军,又助长了陈炯明的专擅自为,更加露出他排除异己的私心。广东北伐出师时,陈炯明就和姚雨平为争夺北伐军统帅权而生嫌隙。后来姚雨平北伐军为捍卫江淮、巩固南京临时政府屡建功勋,而陈炯明却一反前态,在饷弹接济上诸多掣肘。南北议和达成后,姚雨平与胡汉民商定,拟将军队调回广东高州、廉州一带驻防,筹建营房。因陈炯明阻挠而中辍,只好被迫全军就地解散,仅留炮兵1营,调回广东。该营回抵广州虎门时,又被陈炯明派兵缴械。
专擅自为的陈炯明,除了敬畏他的师尊朱执信而外,往往不恤人言,甚至于议会也积不相能。时人称广东有二陈,一个是陈炯明,另一个是警察厅长陈景华,都是杀人魔王。二陈曾判决“扶正同盟会”25名会员死刑。他们杀人很简便,不必经过什么法律手续,抓到人,动辄就杀,有时连话都不问,拉出门就枪毙。黄世仲和陈听香被杀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黄世仲是杰出的革命宣传家,他青年时代就从事新闻工作,1905年加入同盟会,曾与郑贯公创办《世界公益报》、《广东报》、《有所谓报》,宣传革命合,提出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主张用存在主义的“人,抨击保皇谬论,勋劳卓著。先后著有《廿载繁华梦》、《大骗》、《洪秀全演义》、《宦海升沉录》等长篇章回小说。因他同民军首领素有联络,所以胡汉民委派他接替刘永福,任广东民团总长。黄世仲站在公正立场上,在裁撤军队问题上,主张“裁弱留强,合理编遣”,反对陈炯明“裁减他人部队,扩充自己实力”。陈炯明甚为恼恨,派人将黄世仲逮捕,以“串通民军统领,冒领军饷,私图分肥”的罪名,将黄枪决。与黄同时遇害的还有军械总局局长香益远,说他“擅将枪械发给民军”。
陈听香是当时报界风云人物,与民军首领交游颇多,所以他主持的陀城、公言两报,经常为民军说话,对王和顺更是多所赞赏。陈听香又很自负,常以民意代表和政府监督人的身份自居,撰写文章,批评时政。因而深遭陈炯明之忌。当《公言报》、《陀城独立报》、《国事报》、《***报》等9家报纸先后刊登了广州燕塘新军“解散”的消息时,陈炯明便借口“事关军政,不容捏造事实,扰乱军心”,勒令《国事报》停刊,并传讯各报主笔,拘留陈听香和《***报》主笔陈藻卿。陈听香不服,领衔发表《广州报界全体布告同胞书》,指控陈炯明干涉报纸之野蛮举动,“欲借报馆以逞其大威福”。陈炯明更恨之入骨,令法务局以“依附叛军,防害军政”等罪名,将陈枪决。
黄世仲、陈听香案,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同盟会员潘达徵写信给陈炯明,予以责备。省议会就黄、陈案提出讨论,并向陈炯明提出质询,要求他到议会解释。陈炯明视议员为卖弄狗皮膏的“假洋鬼子”,拒不出席会议,议员们大为不满,作出弹劾陈炯明的决议。陈炯明有军队做后盾,又有广东商业资产阶级的支持,在给议会的咨文中,否认省议会对都督有“纠治权(即弹劾权)”,省议会力争纠治权,3次咨会陈炯明,但每次都被陈炯明毫不客气地驳回。议员们群情激昂,决定派代表去北京请愿控诉。陈炯明则使出杀手锏——
辞职。
陈炯明这一着果然奏效。72商会、公安维持会等团体纷纷打电话给袁世凯政府,请求挽留陈炯明,粤省军界及省港商界更“力诋省议会弹劾陈督为非”。袁世凯复电照准,并竭力慰留陈炯明,弹劾案不了了之,陈炯明也就更踌躇满志,予智自雄了。
正当陈炯明春风得意、个***利欲开始上升之际,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同胡汉民等一起南下,来到广州。
孙中山同陈炯明作了一次长谈,想把广东改造为“模范省”,主张由胡汉民继续出任都督。这对陈炯明来说,不啻冷水浇头。他既不好公开反对,又不愿屈居胡汉民之下。权衡再三,只好一走了之。他在都督府设宴欢迎孙中山一行之后,立即出走香港。行前写信给胡汉民,“请”他代行都督职权;又写信给省议会,要求解除职务,回家“省亲”,建议省议会推举孙中山或胡汉民接任广东都督;并告诫军人服从命令,拥戴新都督。
省议会按照孙中山意图,推举胡汉民为广东都督。表面上看来,都督易人,是在谦让中实现,而实际却出现复杂情况。陈炯明控制的广东陆军,非但不受胡汉民控制,且对胡很不服气,陆军部会议厅召开会议,议决挽留陈炯明,并派团长翁式亮、李济民和军部军需司陈竞杰去香港请陈炯明归省任事。港穗商人也拥陈反胡,弄得胡汉民处境十分尴尬。在种种压力下,胡汉民不得不派陈炯明的师尊朱执信到香港请陈炯明归省。
省议会推举陈炯明任军统。胡汉民委任他为广东绥靖处经略,专门处理帮会、赌博械斗等事务;又委任陈炯明为广东警卫军总司令,责成所有各路军务处督办,总办、按抚使均归节制。陈炯明把全部军权都拿到手后,仍怨气满腹。
胡汉民身为都督,负责全省军政,但军队则不容胡汉民置喙。甚者,胡汉民计划组编1个营的都督府卫队,已经指定李海青为营长,但陈炯明坚不同意,卫队刚刚成立,就被迫解散了。
相反,陈炯明却倚恃军权,扩及政权。陈任广东总经略时,设经略处总揽军权,兼办清乡缉捕,又要求划赌盗会斗4项归军法惩治,得就地枪决人犯权。陈炯明权益大,杀戮益多。后经略处改为绥靖处,其权如故。陈炯明的权力已混入民政范围。
陈炯明与胡汉民处处作梗,打击胡汉民,而又扩大自己的势力,因而双方益成水火。胡汉民有一口诀:“救国必用粤,用粤必去陈。”同盟会广东支部易名为国民党广东支部,陈炯明在易名仪式上作即兴演说,他大声呼吁:“今日必须扩张党务,吸收人才,能达到开放主义,凡我党员,万勿分新旧畛域;盖党员愈多,人才愈众,多一党员,则将来多一选举权,并可多得一议员,政治上始有权力。”但是,由于国民党广东支部的负责人是胡汉民,在国民党广东支部征集新党员时,陈炯明竟然一反“扩张党务,吸收人才”的主张,以所谓“军人不党”为借口,严禁部下加入。在陈炯明看来,如果部下入党,身为国民党广东支部负责人的胡汉民,必然趁机插手陆军,从而削弱他的势力。
黎元洪提出“军民分治”的主张,遭到南方各革命都督的强烈抵制,胡汉民针锋相对地提出坚持“军民合治”。陈炯明本应抛却个***力之争,一致对付袁世凯,但是,他稍后便附和军民分治之说,并在行动上极力推行军民分治,企图使都督徒具虚名。袁世凯任命他为广东护军使,陈炯明也不推辞。这样陈炯明身兼数职,尤其是护军使职,同都督权限不清。他接受袁世凯的任命后,遂开府广州,设使署,仍自兼绥靖处督办,一时权倾都督。
袁世凯极力抬高陈炯明,推倒胡汉民,造成胡、陈水火局面,以便坐收渔利。陈炯明亦有倚靠袁世凯来压胡汉民的念头。袁世凯政府的秘书梁士诒是广东人,梁是袁的心腹,称“智囊”。他秉承袁世凯意旨,挑拨胡陈交恶,多次派巨绅江孔殷当说客,竭力劝说陈炯明拥护袁世凯。陈炯明亦派心腹与梁交往。在陈炯明的默许下,梁士诏的亲信李兼善在广州设立秘密机关——“南园俱乐部”,专事贿诱粤军官,使拥陈叛胡。在李兼善的唆使下,《总商会报》、《七十二行商报》、《华国报》、《平城报》等,遇事攻讦胡汉民,使胡处于十分困难境地。宋案发生后,梁士治以“亲寿”为名,回到广州,亲自出马部署倒胡。梁贿买了许多粤军将领。
袁世凯于北京召开各省代表会议,胡汉民派秘书金章去京,而陈炯明加派官银钱局总理、国民党员邹鲁偕行。袁世凯认为邹鲁与陈炯明同乡同学,又曾同事,一定是陈炯明的心腹,所以对邹鲁很重视。除一般性接见外,还特别约见一次。袁问邹:“以陈代胡如何?”
邹当即表示反对,并提议派陈炯明去库伦处理外蒙独立事件,好把陈炯明调离广东,从而平息胡、陈之争。袁世凯不仅不肯答应,而且加紧进行以陈代胡的阴谋活动。
胡汉民本身也有许多缺点,他不习军事,未能掌握军队,性情狭隘,又是秀才造反、书生从政,缺乏足以应付时艰的实际斗争经验,习于纸上谈兵。他同省议会的关系紧张,省议会指控他“厉行军政,蹂躏法政”,甚至派温雄飞等人为代表,去北京控诉胡汉民,商界、报界对胡汉民也是一片嘲讽和叱骂之声。胡汉民原靠孙中山、孙中山已下野。胡汉民处于穷于应付的地位。
胡汉民在艰难的处境下,仍紧跟孙中山,他积极筹划了广东的反袁斗争。1913年5月初,他以个人名义通电全国,直斥“善后大借款”。他还多次提议扩编广东军队,以适应讨袁需要。在他主持下,广东制造局昼夜不停地赶造枪炮;大批粮食被购进广东,留充军粮之用。
宋案发生后,陈炯明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对袁世凯的态度保持令人费解的沉默。他和胡汉民一起参加省议会召开的秘密会议,胡汉民慷慨陈词,坚主讨袁,而独陈炯明一言不发。胡汉民禁不住问他:“公守口如瓶,外间必以公为否赞者,公宁忍坐视不相助为理耶?”
陈无以答。为了加强广东军事力量,以准备对付袁世凯的武力进攻,胡汉民多次提议,正式陆军再扩编1个师,以林震为师长。而陈炯明却不肯答应,议遂不行。广东的反袁运动,因而不能及时展开。胡汉民虽有心跟随孙中山,但手中无兵,亦无可奈何,只好一度暂主缓进。
胡汉民在犹豫一阵子后,还是坚持反袁。而陈炯明则不同,袁世凯尚不断赐给他恩典,而袁世凯又势焰方盛,因而态度犹豫,他说:“世凯虽怀不轨,但罪状未显,信用犹在,师出恐无名。”这实际上是放弃了武装讨袁的准备,给袁世凯重金收买粤军将领留下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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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都督胡汉民本讨袁坚决,只是受到陈炯明等人的制约,才持消极态度。
胡汉民、陈炯明入主广州,曾共同致力于广东军政府的建设。胡汉民是孙中山得力的助手,他长期流亡海外或香港,在广东商绅中影响不大,他又是一介书生,手中无一兵一卒,很需要实力派人物作后盾。而陈炯明在广东声誉鹊起,又是握有重兵的“党中同志”,其地位足以支撑艰巨。因此,对于当时的胡汉民来说,陈炯明是不可缺少的帮手。就陈炯明来说,他虽有一定声望和实力,但毕竟加入革命党不久,资历甚浅,要在革命阵营中营造自己的地盘,就必须凭借革命党及其领袖孙中山的这面旗帜,所以陈炯明对胡汉民也只能是支持和迁就。且胡汉民曾解饷10万,以济陈军。胡、陈入主广东时,他们之间是“同”多“异”少,“同”著“异”伏。在新生的广东军政府中,胡汉民任都督,陈炯明任副都督,廖仲恺、陈少白、蒋尊簋等人基本控制了财政、外交、军政各部;朱执信、胡毅生、姚雨平等人,则是枢密处的主宰者。因此,革命党人掌握了军政府的大部分实权。
胡汉民、陈炯明携手在巩固广东革命政权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发布了一系列革命法令,没收了满清官吏和反抗军政府之人的家产。广州和平光复时,旧军队并没有解除武装,龙济光军12营、李准军6营降卒性、必然性的保证,是一切经验科学形成的基矗,都原封不动地驻扎在广州城内;驻扎城内的各路民军,没有来得及进行整顿,广州城内军队林立,各不相属,以致司令遍地,政出多门。陈炯明的循军进驻广州,起了一些镇慑作用,但革命秩序一时尚未建立。
胡、陈为稳定局势,定计先巩固新军,使其居中不动,作诸军之监视。对于陈炯明的循军军官钟鼎基、王肇基等委以重任,使军政府有军事实力对付龙济光部和其他旧军队。对民军逐步进行整顿,委任威望素著的黑旗军首领、原台湾“民主大将军”刘永福为民团总长,同盟会员何克夫副之,总摄各路民军。又把民军领袖们组成“广东军团协会”,作为水陆51军的自律团体,直隶于军政府,以陈炯明为会长,周之贞为副会长,高剑父、刘师复、李栖云为干事员。
胡汉民竭力笼住李准和龙济光,使其不至危害新生革命政权。胡汉民刚上任,就照会李准、龙济光等,饬令他们照旧统辖所部,所有城内衙门局所,均请妥为防护,共保治安,并表示饷项由军政府发给。胡、陈对李准、龙济光部厚发军饷,每人的军饷是民军的7倍。胡、陈的目的主要是在于缓和旧军队和新政权之间的矛盾,采用收买办法稳住“济军”,使他们不致轻举妄动。待正式陆军组编完毕,民军实力已压过济军时,便把济军调往远离广州的高廉雷琼地区去。但是,胡汉民等未能对这支旧军队进行整编和彻底改造,使龙济光得以保存旧部,后来这支军队成为袁世凯扑灭二次革命的鹰犬。
孙中山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坚邀胡汉民立即随他去南京。胡汉民分别致函陈炯明、朱执信等,嘱陈炯明接任广东都督,并饬令各军服从陈炯明。已筹备就绪的广东临时省议会致函陈炯明,推举陈正式接任都督析学和马克思经济理论结合起来的一种思潮。20世纪30年,陈辞不受,向省议会推举汪精卫为广东都督,陈自己仅允暂任代理都督。但汪精卫对所举,以“功成身退”为词,辞不就任。陈辞汪不就,孙中山亲自出面,致电陈炯明,委任陈为广东都督;省议会也再次推陈为都督,但陈始终不接受。孙中山只好委任汪精卫督粤,在汪未到任前,由陈炯明代理,并申令:不可更辞,各界亦不可再举他人。
醉心于利禄的陈炯明推三阻四,辞不就都督职,有多种原因:其一,武昌起义不久,部分革命党以“功成身退”来自鸣清高,汪精卫几辞都督、刘师复高唱“不作官吏”,“不作议员”等等。陈炯明受这些处世哲学和沽名钓誉的思想影响,且与这些人交往颇密,亦很重视个人声望;其二,广东时局混乱,棘手问题很多,而当时北伐声浪很高,陈炯明不愿坐守广东,而声言“素志北伐”。他请为北伐军总司令,以所部循军及他部改编,并把姚雨平已编定之北伐军合并为1军,乘机掌握军队,尔后地位、声誉将必更有凭借。但姚雨平不愿受陈节制,胡汉民与朱执信商量,北伐必须立即进行,而广东内部亦尚需陈炯明留粤整顿办理,所以,胡汉民等令姚雨平北伐,陈炯明虽未如愿,但他的循军却因编入北伐军序列而跻身于“政府军”行列(未出发北伐),后来裁撤民军时,这支军队也得以保留。广东北伐军由姚雨平率领,于广州誓师出发,后转战江北,为巩固南京临时政府作出了贡献;其三,孙中山由于同胡汉民、汪精卫共事时间长,了解比较多,因倚畀也比较重。广东是他的故乡和进行民主革命的基地,在择人任事的问题上也特别关注和慎重,所以,他主要寄望于胡汉民、汪精卫。只是因胡、汪或因北上需人,或因固辞不就,才再三拉陈炯明出来,而在陈辞不受之时,孙中山和广东革命党人还先后想捧出冯自由、朱执信、孙眉、何克夫、邓泽如、胡毅生等人供粤人抉择。广东的革命党人才济济,陈炯明不过是个乘时而起的革命后起人物,还不能唯一独尊。陈炯明对于这种局面不能无睹。他的固辞,实际上是谋求进一步掌握实力,待价而估,以退为进,饲机再起。
在1911年12月22日至1912年4日25日,陈炯明为广东代理都督,全权督理广东120余天。
南北和议告成,北伐中止。陈炯明将北伐军总司令部改为广东陆军司令部,已经编成但没有出发的北伐部队,全部改为广东正式陆军。陆军数目,本来须设3师为是一种以人的自我解放为目的而如何达到合理化交往的科,然以经费无出,仅成立2师1旅。改编后的广东陆军,以陈炯明的循军为主,以反正新军为辅,这样,大多数官兵,都是陈炯明的老部下,如师长钟鼎基、旅长王肇基、叶举、团长洪兆麟等。这些军队名义上隶属于军政府,实际上带有军队私属的色彩,成为陈炯明在广东营建统治的凭藉力量。
陈炯明在裁撤民军方面,错误地采用残暴镇压手段。广东民军对广东独立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广东光复后,云集在广州的民军51股计有15万人,这对反革命势力是一支强大的镇慑力量;但由于民军多数是破产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有些是铤而走险的绿林,有些是游兵散勇转投过来,因而他们既具有小农的分散性,又具有游民无产者的破坏性。虽然大部分民军是好的,但也有一些民军首领进城后,沉迷于嫖、赌、饮、吹的堕落腐化生活。胡汉民、陈炯明起初利用民军的声势,来对付清朝降军和防营;并成立“军团协会”来约束民军,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但是,陈炯明以他的循军为主体的正式陆军组编工作完成后,不再需要民军。首任民团正副总长刘永福、何克夫治事一月,显得软弱无力;换上老同盟会员黄世仲,黄颇能操纵王和顺、关仁甫之属,而遭陈炯明之深忌。同时,民军首领居功骄傲,目无军政府,同大权在握、个人野心渐次萌发的陈炯明尖锐对立。一部分民军以武力要挟省议会,令举孙眉为都督,明显地流露出对代都督陈炯明的不信任感。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陈炯明为了排除异己力量,采取了残暴镇压手段。首当其冲的是石锦泉和他的“石字营”。
石锦泉绰号“石鬼仔”,广东独立前就倾向革命,为革命党人潜运武器。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竖起义旗,成为促进广东独立的一支武装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列宁写于1919年6月。同,因此,对革命是有贡献的。然而,石锦泉以桀骜不驯著称;入城后,更颇为骄恣,他曾手提土制炸弹,闯入都督府,气势汹汹,要胡汉民立即发饷。石本人还公然于光天化日之下在广州多宝街擅自杀人,取出人心,沿街夸耀。对于石锦泉这样的行为是应该予以规劝和惩戒的。
但是,陈炯明却扩大了事态。虎门炮台截留了一批军械,这批军械是胡汉民主持军政府期间代民军购买的。陈炯明本来有裁撤民军的意图。他做了代理都督,当然不愿意这批军械落入民军之手,而想用来装备正式陆军。民军首领很不服气,石锦泉尤其按捺不住,竟直奔虎门,私自起用军械。这正好为陈炯明提供了解散“石字营”的借口。陈炯明接到报告后,马上通知魏邦平,派兵追赶石锦泉,将石拿获,未经审讯,即予枪决,并随即将“石字营”全部遣散。在布告中,给石锦泉加了许多罪名,如“屡抗命令”、“扰害治安,商民共愤”、“擅行缴械抢物,并敢隐匿实数,延抗不缴”等。
石锦泉事件发生后,其他民军首领已预测到陈炯明是杀鸡儆猴,尤其是王和顺。在51支民军中,王和顺的惠军实力最雄厚,对陈炯明的威胁最大。为了对付陈炯明的武力压迫,求得自存,王和顺与关仁甫的“仁字军”、杨万夫的“协字军”结成盟军,约定互相支援。
陈炯明采取分化瓦解的手段,以重兵对王和顺的“惠军”形成包围,然后派出巡查队前往惠军驻扎的太平沙一带巡逻,故意寻衅闹事,挑起事端罗纳德即“摩诃提婆·戈文德·罗纳德”。,惠军及其盟军“仁字军”、“协字军”被迫自卫,陈炯明乘机宣布惠、仁、协军“变叛”,派出整编正式陆军向他们猛烈进攻。在广州的惠、仁、协军失败,王和顺出走,这3支民军被缴械遣散。随后,陈炯明又先后派出军队攻占黄埔炮台、虎门,惠军被全部消灭。陈炯明在进攻民军时,竟调动了龙济光军和降将吴祥达的旧巡防营。
在镇压惠、仁、协军的过程中,陆兰清,李福林等民军首领、军团协会、演说会、各善堂负责人曾经到交火双方进行调解,但陈炯明既已得手,凯肯善罢干休。他召集各界代表会议,混淆黑白,硬说此举是出于万不得已,进攻惠军是“政府命令”,并非内讧,要求各界不要出面调停。他又发出布告,把冲突的责任全部推给王和顺,要求“各军民人等,不可误信谣言,致淆乱实情,动摇心志”。
慑于陈炯明的声势,其他民军纷纷自请遣散。被裁民军达9万余人,只有李福林的6个营,因朱执信的斡旋,才得以保留。
陈炯明还以“绥靖地方”为名,对各地民军进行“剿办”和屠杀。他派出冯国威的“威字营”围剿连阳的“复汉义军”。“复汉义军”因寡不敌众,尽行逃散;冯军乘胜追击,将民房烧毁,一村有民军一人势便是无为。又儒家也讲“无为”,如《论语·卫灵公》:“无,即指全村为匪。陈炯明又应潮州商民和外国领事之请,委任前清巡防营统领吴祥达为潮梅绥靖处督办,率2800人乘英国军舰抵达汕头。吴祥达以宴请当地民军首领为名,将民军首领、同盟会员许雪秋、陈芸生、陈涌波3人当场枪杀。惨案发生后,很多同盟会员为许雪秋等通电鸣冤,要求陈炯明惩办吴祥达。陈炯明自然不闻不问,吴祥达因而更加嚣张,又派人捕杀了光复大埔的有功人物、三合会首领温阿拱。
民军被裁撤后,遭遇极其悲惨。多数无田可耕,无业可就,又得不到陈炯明政府的妥善安置,于是再度沦为流民,或者混迹绿林、四处打家劫舍。后来这些人又流落入军阀队伍。
尽管民军自身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主流是好的。一些民军将领还是革命元老,如王和顺、许雪秋等。王和顺是1905年广西农民大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起义失败后,他亡命香港,加入同盟会,筹划和参与反清起义,他领导的“惠军”即使在横遭陈炯明镇压时,还是举动文明,绝无乘机抢掠情事。许雪秋也是老同盟会员,曾参与领导1907年的黄冈起义。他们都是革命功臣而不是革命对立面,对他们进行残酷镇压,不但挫伤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而且严重损害了新政权的形象,使群众脱离新政权。王和顺、关仁甫、杨万夫等出走港澳后,组织“扶正同盟会”,他们推举孙眉为首领,并派人潜入广州,从事反对陈炯明的秘密活动。只是由于孙中山及时制止,孙眉才拒绝加入,扶正同盟会才逐渐解体。但王和顺等人由于对陈炯明结怨,转而对革命丧失信心,投到袁世凯的怀抱,成了袁的走卒。
陈炯明镇压了民军、残杀同志,激起一些同盟会员的强烈不满,有些人在都督府会议上公开为王和顺辩诬,大声疾呼:“今日之乱象,不是王和顺之罪过”通“性、道、理”。著作有《刘子全书》、《刘子全书遗编》。,“比王和顺更坏而盘踞要津而无人敢过问者,触目皆是”。但陈炯明这时已控制了军队,有恃无恐,他凭借这支陆军,不仅加强了对广州的控制。而且以陆军第1师出防惠潮嘉一带,以第2师出防北江及西江一带,加强对广州以外地区的控制。
镇压民军,又助长了陈炯明的专擅自为,更加露出他排除异己的私心。广东北伐出师时,陈炯明就和姚雨平为争夺北伐军统帅权而生嫌隙。后来姚雨平北伐军为捍卫江淮、巩固南京临时政府屡建功勋,而陈炯明却一反前态,在饷弹接济上诸多掣肘。南北议和达成后,姚雨平与胡汉民商定,拟将军队调回广东高州、廉州一带驻防,筹建营房。因陈炯明阻挠而中辍,只好被迫全军就地解散,仅留炮兵1营,调回广东。该营回抵广州虎门时,又被陈炯明派兵缴械。
专擅自为的陈炯明,除了敬畏他的师尊朱执信而外,往往不恤人言,甚至于议会也积不相能。时人称广东有二陈,一个是陈炯明,另一个是警察厅长陈景华,都是杀人魔王。二陈曾判决“扶正同盟会”25名会员死刑。他们杀人很简便,不必经过什么法律手续,抓到人,动辄就杀,有时连话都不问,拉出门就枪毙。黄世仲和陈听香被杀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黄世仲是杰出的革命宣传家,他青年时代就从事新闻工作,1905年加入同盟会,曾与郑贯公创办《世界公益报》、《广东报》、《有所谓报》,宣传革命合,提出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主张用存在主义的“人,抨击保皇谬论,勋劳卓著。先后著有《廿载繁华梦》、《大骗》、《洪秀全演义》、《宦海升沉录》等长篇章回小说。因他同民军首领素有联络,所以胡汉民委派他接替刘永福,任广东民团总长。黄世仲站在公正立场上,在裁撤军队问题上,主张“裁弱留强,合理编遣”,反对陈炯明“裁减他人部队,扩充自己实力”。陈炯明甚为恼恨,派人将黄世仲逮捕,以“串通民军统领,冒领军饷,私图分肥”的罪名,将黄枪决。与黄同时遇害的还有军械总局局长香益远,说他“擅将枪械发给民军”。
陈听香是当时报界风云人物,与民军首领交游颇多,所以他主持的陀城、公言两报,经常为民军说话,对王和顺更是多所赞赏。陈听香又很自负,常以民意代表和政府监督人的身份自居,撰写文章,批评时政。因而深遭陈炯明之忌。当《公言报》、《陀城独立报》、《国事报》、《***报》等9家报纸先后刊登了广州燕塘新军“解散”的消息时,陈炯明便借口“事关军政,不容捏造事实,扰乱军心”,勒令《国事报》停刊,并传讯各报主笔,拘留陈听香和《***报》主笔陈藻卿。陈听香不服,领衔发表《广州报界全体布告同胞书》,指控陈炯明干涉报纸之野蛮举动,“欲借报馆以逞其大威福”。陈炯明更恨之入骨,令法务局以“依附叛军,防害军政”等罪名,将陈枪决。
黄世仲、陈听香案,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同盟会员潘达徵写信给陈炯明,予以责备。省议会就黄、陈案提出讨论,并向陈炯明提出质询,要求他到议会解释。陈炯明视议员为卖弄狗皮膏的“假洋鬼子”,拒不出席会议,议员们大为不满,作出弹劾陈炯明的决议。陈炯明有军队做后盾,又有广东商业资产阶级的支持,在给议会的咨文中,否认省议会对都督有“纠治权(即弹劾权)”,省议会力争纠治权,3次咨会陈炯明,但每次都被陈炯明毫不客气地驳回。议员们群情激昂,决定派代表去北京请愿控诉。陈炯明则使出杀手锏——
辞职。
陈炯明这一着果然奏效。72商会、公安维持会等团体纷纷打电话给袁世凯政府,请求挽留陈炯明,粤省军界及省港商界更“力诋省议会弹劾陈督为非”。袁世凯复电照准,并竭力慰留陈炯明,弹劾案不了了之,陈炯明也就更踌躇满志,予智自雄了。
正当陈炯明春风得意、个***利欲开始上升之际,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同胡汉民等一起南下,来到广州。
孙中山同陈炯明作了一次长谈,想把广东改造为“模范省”,主张由胡汉民继续出任都督。这对陈炯明来说,不啻冷水浇头。他既不好公开反对,又不愿屈居胡汉民之下。权衡再三,只好一走了之。他在都督府设宴欢迎孙中山一行之后,立即出走香港。行前写信给胡汉民,“请”他代行都督职权;又写信给省议会,要求解除职务,回家“省亲”,建议省议会推举孙中山或胡汉民接任广东都督;并告诫军人服从命令,拥戴新都督。
省议会按照孙中山意图,推举胡汉民为广东都督。表面上看来,都督易人,是在谦让中实现,而实际却出现复杂情况。陈炯明控制的广东陆军,非但不受胡汉民控制,且对胡很不服气,陆军部会议厅召开会议,议决挽留陈炯明,并派团长翁式亮、李济民和军部军需司陈竞杰去香港请陈炯明归省任事。港穗商人也拥陈反胡,弄得胡汉民处境十分尴尬。在种种压力下,胡汉民不得不派陈炯明的师尊朱执信到香港请陈炯明归省。
省议会推举陈炯明任军统。胡汉民委任他为广东绥靖处经略,专门处理帮会、赌博械斗等事务;又委任陈炯明为广东警卫军总司令,责成所有各路军务处督办,总办、按抚使均归节制。陈炯明把全部军权都拿到手后,仍怨气满腹。
胡汉民身为都督,负责全省军政,但军队则不容胡汉民置喙。甚者,胡汉民计划组编1个营的都督府卫队,已经指定李海青为营长,但陈炯明坚不同意,卫队刚刚成立,就被迫解散了。
相反,陈炯明却倚恃军权,扩及政权。陈任广东总经略时,设经略处总揽军权,兼办清乡缉捕,又要求划赌盗会斗4项归军法惩治,得就地枪决人犯权。陈炯明权益大,杀戮益多。后经略处改为绥靖处,其权如故。陈炯明的权力已混入民政范围。
陈炯明与胡汉民处处作梗,打击胡汉民,而又扩大自己的势力,因而双方益成水火。胡汉民有一口诀:“救国必用粤,用粤必去陈。”同盟会广东支部易名为国民党广东支部,陈炯明在易名仪式上作即兴演说,他大声呼吁:“今日必须扩张党务,吸收人才,能达到开放主义,凡我党员,万勿分新旧畛域;盖党员愈多,人才愈众,多一党员,则将来多一选举权,并可多得一议员,政治上始有权力。”但是,由于国民党广东支部的负责人是胡汉民,在国民党广东支部征集新党员时,陈炯明竟然一反“扩张党务,吸收人才”的主张,以所谓“军人不党”为借口,严禁部下加入。在陈炯明看来,如果部下入党,身为国民党广东支部负责人的胡汉民,必然趁机插手陆军,从而削弱他的势力。
黎元洪提出“军民分治”的主张,遭到南方各革命都督的强烈抵制,胡汉民针锋相对地提出坚持“军民合治”。陈炯明本应抛却个***力之争,一致对付袁世凯,但是,他稍后便附和军民分治之说,并在行动上极力推行军民分治,企图使都督徒具虚名。袁世凯任命他为广东护军使,陈炯明也不推辞。这样陈炯明身兼数职,尤其是护军使职,同都督权限不清。他接受袁世凯的任命后,遂开府广州,设使署,仍自兼绥靖处督办,一时权倾都督。
袁世凯极力抬高陈炯明,推倒胡汉民,造成胡、陈水火局面,以便坐收渔利。陈炯明亦有倚靠袁世凯来压胡汉民的念头。袁世凯政府的秘书梁士诒是广东人,梁是袁的心腹,称“智囊”。他秉承袁世凯意旨,挑拨胡陈交恶,多次派巨绅江孔殷当说客,竭力劝说陈炯明拥护袁世凯。陈炯明亦派心腹与梁交往。在陈炯明的默许下,梁士诏的亲信李兼善在广州设立秘密机关——“南园俱乐部”,专事贿诱粤军官,使拥陈叛胡。在李兼善的唆使下,《总商会报》、《七十二行商报》、《华国报》、《平城报》等,遇事攻讦胡汉民,使胡处于十分困难境地。宋案发生后,梁士治以“亲寿”为名,回到广州,亲自出马部署倒胡。梁贿买了许多粤军将领。
袁世凯于北京召开各省代表会议,胡汉民派秘书金章去京,而陈炯明加派官银钱局总理、国民党员邹鲁偕行。袁世凯认为邹鲁与陈炯明同乡同学,又曾同事,一定是陈炯明的心腹,所以对邹鲁很重视。除一般性接见外,还特别约见一次。袁问邹:“以陈代胡如何?”
邹当即表示反对,并提议派陈炯明去库伦处理外蒙独立事件,好把陈炯明调离广东,从而平息胡、陈之争。袁世凯不仅不肯答应,而且加紧进行以陈代胡的阴谋活动。
胡汉民本身也有许多缺点,他不习军事,未能掌握军队,性情狭隘,又是秀才造反、书生从政,缺乏足以应付时艰的实际斗争经验,习于纸上谈兵。他同省议会的关系紧张,省议会指控他“厉行军政,蹂躏法政”,甚至派温雄飞等人为代表,去北京控诉胡汉民,商界、报界对胡汉民也是一片嘲讽和叱骂之声。胡汉民原靠孙中山、孙中山已下野。胡汉民处于穷于应付的地位。
胡汉民在艰难的处境下,仍紧跟孙中山,他积极筹划了广东的反袁斗争。1913年5月初,他以个人名义通电全国,直斥“善后大借款”。他还多次提议扩编广东军队,以适应讨袁需要。在他主持下,广东制造局昼夜不停地赶造枪炮;大批粮食被购进广东,留充军粮之用。
宋案发生后,陈炯明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对袁世凯的态度保持令人费解的沉默。他和胡汉民一起参加省议会召开的秘密会议,胡汉民慷慨陈词,坚主讨袁,而独陈炯明一言不发。胡汉民禁不住问他:“公守口如瓶,外间必以公为否赞者,公宁忍坐视不相助为理耶?”
陈无以答。为了加强广东军事力量,以准备对付袁世凯的武力进攻,胡汉民多次提议,正式陆军再扩编1个师,以林震为师长。而陈炯明却不肯答应,议遂不行。广东的反袁运动,因而不能及时展开。胡汉民虽有心跟随孙中山,但手中无兵,亦无可奈何,只好一度暂主缓进。
胡汉民在犹豫一阵子后,还是坚持反袁。而陈炯明则不同,袁世凯尚不断赐给他恩典,而袁世凯又势焰方盛,因而态度犹豫,他说:“世凯虽怀不轨,但罪状未显,信用犹在,师出恐无名。”这实际上是放弃了武装讨袁的准备,给袁世凯重金收买粤军将领留下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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