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周易研究会
华阳国志 - 华阳国志校补图注
华阳国志校补图注

〔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一版

    出版说明

    前言

      (一)常璩身世与其撰述动机
        表格、图、表解
      (二)原着撰述过程与资料依据

      (三)原着之优缺点

      (四)原着流行情况

      (五)宋代刻本与校勘工作

      (六)明代刻本、钞本与校勘工作

      (七)清中叶刻本与校勘工作

      (八)道咸以来之翻刻与校勘

        表格、图、表解
      (九)旧刻遗存问题与此次整理目的

      (十)校勘述例

      (十一)阙文辑补述例

      (十二)绘图述例

      (十三)注解与标点述例

      (十四)附录搜辑述例

    卷一
      巴志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附说盐
    卷二
      汉中志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附常志梁州郡县与两汉志及晋志对照表
    卷三
      蜀志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附一蚕丛考

      附二成都七桥考

    卷四
      南中志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附一庄跷入滇考

      附二蜀枸酱入番禺考

        (一)

        (二)

        (三)

      附三蜀布、邛竹杖入大夏考
    卷五
      公孙述刘二牧志

    卷六
      刘先主志

    卷七
      刘后主志

    卷八
      大同志

    卷九
      李特雄期寿势志

    卷十上
      先贤士女总赞论

      附巴郡士女赞注残文辑佚
    卷十中
      广汉士女

    卷十下
      汉中士女

        十一

        十二

        十三

    卷十一
      后贤志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原附益梁宁三州先汉以来士女目录

    卷十二
      序志

      附录一旧刊序跋
        一宋元丰成都刻本吕大防序

        二宋嘉泰邛州刻本李□序

        三明嘉靖甲子成都刻本杨经序

        四同前书刘大昌后序

        五明嘉靖蒲州刻本张佳胤序

        六嘉靖蒲州刻本张四维序

        七张佳胤江原常氏士女目录跋语

        八吴琯古今逸史校刻华阳国志凡例

        九明天启丙寅李一公重刻华阳国志序

        十同前书范汝梓序

        十一四川省图书馆藏函海本华阳国志卷九李志张佳胤跋语

        十二函海华阳国志附录

        十三汉魏丛书江西本华阳国志王谟跋

        十四清嘉庆甲戌南京刻题襟馆本廖寅序

        十五北京图书馆藏顾广圻校批本前四卷中的重要题记(附说明)

        十六向觉明家藏何校顾批华阳国志考略

        十七向藏本之顾批及其他干嘉名流题记

        十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载记类华阳国志

        十九章宗瀛校四库全书考证史部华阳国志

        二十山右丛书耿氏万卷精华楼藏书记卷四十史部九载记类华阳国志丛记两种

        二十一悔过斋重刻题襟馆本华阳国志陶浚宣题记

        二十二顾观光华阳国志校勘记

        二十三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续集卷一校明刘大昌刻本华阳国志跋

      附录二莫与俦著作两篇
        一牂牁考

        二庄跷考

       
 

 出版说明  《华阳国志》是一部有影响的历史、地理着作,《四库全书》入史部载记类,近人则往往将其划入地方志中,并被誉为我国现存最早的方志之一。

  作者常璩(约公元二九一-三六一),东晋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庆)人。自后汉迄晋世,常氏世代为官,为江原巨族。常璩少年时,得遍读先世遗书,颇负才名。氐人李氏在四川建立成汉政权以后,注意网罗旧家大族。李期、李寿之世,常璩任成汉史官,获读宫中图籍版档,曾撰《梁益二州地志》、《巴汉志》、《蜀志》、《南中志》等书多种。东晋永和三年(三四七),桓温伐蜀,璩与中书监王嘏等劝李势降晋。入晋后,因受歧视,不复汲汲仕进,乃怀愤裒削旧作,为《华阳国志》。

  《华阳国志》十二卷,分为两大部分,前四卷《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为地理之部,所涉及的疆域,北起今陕甘南部,南到今滇南和滇西南边境,西起今川西地区,东至长江三峡地区。后九卷是对我国西南地区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记载,从远古蚕丛、鱼凫的传说时期起,至东晋咸康五年(三三九)止,其叙述的侧重点,则在公孙述、刘焉据蜀时期,三国蜀汉时期和氐李成汉统治时期。

  此书体制完备,资料丰富,考证翔实,文笔富赡。草创始就,即倍受重视。范晔着《后汉书》,裴松之注《三国志》,曾大量采取其文,后来崔鸿着《十六国春秋》、郦道元注《水经》、刘昭注《后汉志》,凡涉及西南史地者,亦无不尽量吸收《华阳国志》的成果。从《隋书.经籍志》开始,历代书志均加着录。任乃强先生认为“其开我国地方史志创造之局,有如《史记》之于我国史籍”,是有道理的。

  《华阳国志》版本很多,北宋有元丰吕大防成都刻本,南宋有嘉泰李□邛州刻本,原本均已佚。明清而下,翻刻传抄者更多,今存之各种本子,有三十种。任乃强先生整理此书,以清廖寅题襟馆本为底本,校以现存所有版本(其中包括被任先生本人认为反映了元丰本面貌的何焯校本),参考大量有关典籍,进行校勘、标点、辑补、注释、附加论述及绘图。其校、点和补均反覆斟酌,极见功力。其注释、附论和插图,对书中所涉及的我国西南地区的地理沿革、历史事件、人物事迹、民族形成、经济发展、土风民俗、物产资源、着作学术等方面及古西南地区同内地的关系、古西南地区同印度的文化交流等等,作了详细的阐述,有不少独到的见解。由于任先生对西南地区的地理、历史十分谙熟,而又能运用文字、音韵、训诂的传统方法,其所考订,每能贯通历史文献、出土材料和实地情形,娓娓而谈,令人信服。在整理《华阳国志》的同时,任先生又综合各方面的材料,纠正了《汉书》及其颜注、《后汉书》及其李注、刘昭注、《三国志》及其裴注、《水经注》、《晋书》、《资治通鉴》及其胡注的若干谬误。这些工作,对于研究西南史地,探讨西南地区民族发展史和地区经济发展史等等,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的校勘记,以单行小字夹于正文中间,辑补文字于字下加▲符号,删去之文字排小一号字,并加圆括弧以表明之,注释置于整理者所分各章之后。

  应当说明的是,作先生之校勘,偶有未说明所据版本而仅依文理改动者,又其所辑补的文字,除诸书明引为《华阳国志》之原文以外,亦有以他书之有关段落词句以意补之者。这种做法,同一般遵循的辑校原则有不尽合处。好在校勘记中对校改、增补文字的来历及其校补理由均有说明,并有统一的标记与原文区别,读者仍可清楚地看到底本的面目。在注释中,亦有一些未提供足够证据而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推断成份,我们仍依原稿排印,读者可以从中得到启发和作出判断。在出土文物不断增多,资料范围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对这些问题,将会进一步得出更具说服力的结论。

  本书原稿所附全部地图均经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刘思源同志重新绘制,谨此说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前言   (一) 常璩身世与其撰述动机。

   (二) 原着撰述过程与资料依据。

   (三) 原着之优缺点。

   (四) 原着流行情况。

   (五) 宋代刻本与校勘工作。

   (六) 明代刻本、钞本与校勘工作。

   (七) 清中叶刻本与校勘本。

   (八) 道咸以来之翻刻与校勘。

   (九) 旧刻遗存问题与此次整理目的。

   (十) 校勘述例。

   (十一)阙文辑补述例。

   (十二)绘图述例。

   (十三)注解与标点述例。

   (十四)附录搜辑述例。

  研讨西南古代史地,屡须检覈《华阳国志》,然学者每以未有善本,残阙讹夺,影响文义为憾。今在四川大学历史系师生的协助下,搜讨旧刻,博征群书,勘正原文,补其残阙,施以标点,分段加注,插绘地图,期于解决旧刻遗存之问题,便于读者使用,称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兹将常璩原着特点,历代钞刻情形,与此次整理工作过程、方法、着力之点及存留问题作一说明,藉当叙例云尔。

 (一)常璩身世与其撰述动机

  常璩字道将,晋世蜀郡江原县人。江原常氏为巨族,颇多治学艺、擅文辞、喜着述者。四世纪初,因蜀地农民起义,当地士族纷率其部曲客户流转远徙他乡。常氏以常宽为首领,从杜弢等东走荆湘。璩时尚幼,家较贫,未能远徙,随族结□,附青城范长生以自存。后受李雄绥抚。雄既奄有梁益,颇兴文教。时则蜀土清晏,年丰赋薄,璩以旧族遗民,方当壮岁,在安定生活中,得遍读先世遗书,颇以文学自负。其后蜀民流在荆湘者,奉杜弢割据湘州,常宽复率族避地交址。李雄收取宁州,招辑流民,蜀人流在交址、南中、荆湘者,次第复还,常族与焉。时璩方强仕,常氏新还者咸依之。璩强学好问,招还流民中又多有识远方地理与乱离故事者,记问既丰,颇多撰述。逮李期、李寿之世,璩仍为史官。曾依李雄时图籍版档,撰《梁益宁三州地志》及《蜀汉书》。李寿与江左绝,而颇交通北方,璩书缘是最先流传黄河流域。李势时,璩官散骑常侍,素服巴西龚壮言论,倾心江左。永和三年,桓温伐蜀,军至成都,璩与中书监王嘏等劝势降晋,随势徙建康。江左重中原故族,轻蜀人,璩时已老,常怀亢愤,遂不复仕进,裒削旧作,改写成为《华阳国志》。其主旨在于夸诩巴蜀文化悠远,记述其历史人物,以颉颃中原,压倒扬越,以反抗江左士流之诮藐。因资料新颖,叙述有法,文词亦复典雅、庄严,符合封建士流志尚,故能及时流行,为千六百年来地方史志所取则。

  其书凡十二卷,约分三部:第一至四卷,述梁、益、宁三州地理与其古史;第五至九卷,志公孙述以来割据蜀地者始末;第十、十一两卷,标榜蜀中人物,殿以《自序》一卷,又辑附三州人物目录。全书共约九万字,在绢素时代,为地方史一鸿篇钜制矣。

  兹为便于说明常璩的时代背景与撰述过程起见,编为下列年表:

 

公元晋帝纪年李氏纪年大事常璩年岁(估计数,误差约五年)与其着述
291 惠帝元康元年  晋朝廷内乱发生。出生年(?) 
296   关中羌胡并起叛晋。  
298   关陇流民入蜀。  
300 永康元年  赵廞据益州叛晋。  
301 永宁元年  李特攻杀赵廞。十岁左右
302 泰安元年  晋益州刺史罗尚与李特相攻。  
303 李特建初元年。李特败死,李雄反攻罗尚。  
304 永兴元年李特建兴元年罗尚败走巴郡。李雄入成都。  
305 蜀民大流徙。江原常宽率族入巴,流转荆湘。
306 光熙元年晏平元年罗尚得荆州支持,军复振。  
307 怀帝永嘉元年蜀、巴对峙。  
308 梓潼叛雄附巴。  
309 巴西叛雄附巴。巴内乱。  
310 蜀流民杜弢等据湘州。  
311 玉衡元年李雄收复巴西、梓潼、犍为。二十岁左右
312 李雄统一益、梁二州。  
313 愍帝建兴元年南中流民渐还巴蜀。  
314     
315 湘州杜弢败亡。  
316 刘曜入关中、西晋亡。  
317 元帝建武元年司马睿称晋王。  
318 大兴元年司马睿称帝,是为东晋。  
319     
320 陈安叛刘曜于陇右。  
321 十一  三十岁左右。
322 永昌元年十二晋有王敦叛乱。  
323 明帝大宁元年十三李雄军攻宁州,败还。  
324 十四王敦败死。  
325 十五    
326 成帝咸和元年十六李雄取涪陵。  
327 十七晋有苏峻等叛乱。  
328 十八苏峻败死。  
329 十九苏峻余党败溃。  
330 二十李雄遣李寿攻取巴东、建平。  
331 二一李寿进军阴平、武都杨难当降。四十岁左右
332 二二李寿南征宁州。撰梁、益二州 
333 二三宁州入于李雄。交、广流民渐还。地记及《南中志》。
334 二四李雄卒。蜀宗室相残。  
335 咸康元年李期玉恒元年  改写《梁州记》为《巴汉志》、《益州记》为《蜀志》。
336 晋取蜀兴古。蜀取晋汉中。  
337     
338 李寿汉兴元年李寿袭成都,杀李期,改国号汉。  
339 建宁叛蜀附晋。李寿通使石虎。撰成《蜀汉书》。
340 蜀克建宁,复宁州。  
341 蜀军攻牂柯不克。五十岁左右
342   改写《三州志》为《华阳国记》。
343 康帝建元元年晋军袭蜀江阳。李寿卒。  
344 李势太和元年晋军取巴东。  
345 穆帝永和元年李势杀其弟广及解思明等。  
346 嘉宁元年李弈自晋寿叛,寻败死。  
347   桓温伐蜀,李势降。随李势徙江左。
348   李势余众拥立范贲复据成都。改写《华阳国记》为《华阳国志》。
349   晋军再破成都擒范贲。  
350   萧敬文犹据涪城叛晋。  
351     六十岁左右
352   萧敬文败死。  
353   晋殷浩北伐屡败。  
354   晋内外政权归于桓温。  
357 升平元年  秦苻坚即天王位。  
361   李势卒于建康。七十岁左右卒(?) 
 (二)原着撰述过程与资料依据

  上表判断《华阳国志》非一次写成,而为纂合多种旧作所改编者,有下列证据。

  1 全书各篇自言其截止年代,参差不同,且其实际内容亦未与《序志》所标计划一致。如《三州士女目录》言“至晋元康末年”,而所列人物如谯登、侯馥,皆死于永嘉以后。又其《后贤志》云收“

二十人”,实仅十八人有赞。足见其虽最后辑录之《士女目录》与《

后贤志》,亦非按照计划一次完成者。大抵《先贤》、《后贤》两篇皆先撰成赞,后乃补传为注,又后乃造《目录》,复经几次增删,故流行本与最初计划颇有不符。

  2 其《序志》自言全书叙事“终乎永和三年”。其卷九亦明明标题为《李特雄期寿势志》,乃其文终于咸康五年李寿犹未死时,阙李寿事之太半与《势志》全文;又其篇始于李雄,李特事迹乃在《大同志》内。可知其撰《大同志》在玉衡年代,至汉兴年代又更以《蜀先主后主纪》与李特、流、雄、期、寿事纂为《蜀汉书》,至汉兴三年以后,慵未赓续。晚居江左,乃分《蜀汉书》之《先主后主纪》各为志,改特、流事为《大同志》;并拟于雄、期纪志外续成寿、势二志,卒因畏避忌讳,兼以老病,未克完成,仍旧至咸康五年而止。

  3 《魏书》卷六十七《崔鸿传》(《北史》卷四十四略同),谓鸿景明初(三四0)“搜集诸国旧史”撰《十六国春秋》,因多犯忌讳,不敢行世,魏主闻而征之,正始三年(五0六),“乃妄载其表曰……惟常璩所撰李雄父子据蜀时书寻访未获,所以未及缮成,辍笔私求,七载于今。此书本江南撰录,恐中国(指中原)所无,非臣私力所能终得。其起兵僭号,事之始末,乃亦颇有,但不得此书,惧简略不成”。又其子秘书郎子元,永安二年(五二九)奏上其父书曰:“先朝之日,草构悉了。唯有李雄蜀书搜索未获。阙兹一国,迟留未成。去正光三年(五二二),购访始得。讨论适讫,而先臣弃世。”父云“乃亦颇有”,子云“草构悉了”,皆足证正始年代鸿已撰成全书,具有蜀事。时既尚未购得江南撰之《华阳国志》,则其于蜀李事为何书耶?其为璩汉兴初年所撰之《蜀汉书》无疑矣。故魏收指其藉口未得江南书为“妄载其表”,而崔子元表则迳称其父所谓“江南撰录”之“李雄父子据蜀时书”(指《华阳国志》)为“李雄蜀书”;盖就李雄父子据蜀一事言,两书内容类同,崔子元混称之也。

  4 《水经注》屡引常璩之书,有称《华阳国记》者(《漾水》、《沫水》)二处,称《华阳记》者多处(卷三十三最多),他或称“常璩曰”,或称《巴汉志》,其文则皆今日通行之《华阳国志》文也,而竟无一处称《华阳国志》者。又常氏自序,虽标题为《序志》,文中乃作“号曰《华阳国记》”。可见此书旧本原称《华阳国记》或《华阳记》,江左改写本乃称为志耳。又,江左人士引此书者,如裴松之《三国志注》,刘昭《续汉郡国志注》,皆只称《华阳国志》,无称作“记”者。隋唐以下引此书者亦然。足见常氏居蜀时所撰而流行于北方者,本曰《华阳国记》或《华阳记》,居江左改写之本乃称《华阳国志》。因其改写易名于衰年恍惚中,偶仍旧序文字作“号曰《华阳国记》”耳。盖常氏原着有《巴汉志》、《蜀志》、《南中志》为地理专书。旋复增益霸史部分,名曰《华阳国记》,盖早已单行,传钞于黄河流域,为崔鸿、郦道元等所依据;徙居江南后,乃合地记、霸史与地方人物为一书,分别篇章,定名《华阳国志》,江左人士与隋以来各书所引皆江南本,原撰各记未更流行也。

  5 常氏此书,以地理之部为最精。其为历世所称道与引用者,大抵不出前四卷。然此四卷之编次方法,颇多可疑:璩本蜀人,仕于蜀国,其文亦特重在蜀,何以首列《巴志》,《蜀志》反叙《汉中志》后?又记益、梁、宁三州文字分量相当,何以独分梁州为巴与汉中两卷?晋梁州治历在汉中,李氏梁州刺史亦常驻晋寿,何以首列《巴志》,且以《梁州总序》属之?《水经注》引此前两卷文,何以又不称《巴志》、《汉中志》而别称为《巴汉志》?综此疑点,可以推断:常氏最先所撰地记为益梁宁三州各一卷,缘李雄弃汉中后,梁州形势首重三巴,故作如此叙述,并名为《巴汉志》,原次在《蜀志》后。入江左后,为尊晋制,未便抑汉中于巴郡下,乃分《巴志》与《汉中志》为两卷,藉省改写之劳。试细校此巴、汉两卷文字,其为李氏统治时期旧作,形迹宛然,足知其先后撰述沿袭过程。大抵璩居江左时,但着力于表扬乡邦人物,衰慵暮气,未能更写符合晋制之《梁州记》也。

  由上推断,更综述常氏撰述过程与其资料依据如次:

  地理之部 《蜀志》撰述最早,取材于扬雄《蜀本纪》,应劭《

风俗通》,谯周《益州记》,陈寿《益部耆旧》,与扬雄、左思两《

蜀都赋》、来敏《本蜀论》、赵宁《乡俗记》及常氏自所见闻,而以《史记》、《汉书》、《续汉书》、《汉纪》、《续汉纪》与陈寿、王崇《蜀书》之文参订之。其他所云司马相如、严君平,阳城子玄等之《蜀本纪》,皆既佚之书,则疑其或属虚记,或仅传闻,莫得而征之矣。此篇初名《蜀记》,曾单行。(魏、周、隋时诸书所引《蜀记》,即出常氏。)后乃改为《华阳国志》之一篇,称《蜀志》耳。最初撰述时间,约在咸和中李雄统一蜀地之际。

  常氏于撰述《蜀记》同时,亦撰《巴记》一书,所据为谯周《三巴记》及自荆湘招还流民之传述。后复采祝龟《汉中志》与郑仅、陈术之书,合东三郡与梓潼、阴平旧事于《巴记》为一书,曰《巴汉记》,至李寿时流传于北方。永和中,收入《华阳国志》,始分为《巴志》与《汉中志》二卷。

  其《南中志》纂述较晚,约在咸和八年李寿取宁州后。所据为杨终《哀牢传》,谯周《南中异物志》,魏完《南中志》等书,尤以得于北还流民之传说为多。收入《华阳国志》时,全用旧文,未有增改、故咸和八年以后更无所纪。

  霸史之部  晋初,陈寿与王崇各撰《蜀书》,记刘二牧与蜀二主君臣史事。其后常宽撰《蜀后志》,记晋武帝时蜀中官吏。汉嘉太守杜龚更续赵廞、罗尚时事。常璩并得其书。既为李氏史官,得详知李氏世谱,又亲见太安以来蜀中乱离情形及李雄收拾全局经过,复继杜龚之后,续常宽之书,皆叙次年月如本纪。初未行世。汉兴初,乃更取《汉纪》所载公孙述事,分别《纪》《传》若陈寿书,称为《蜀汉书》,凡九卷,合《自序》为十卷。李寿录之以遗石虎,故北方文士最先传钞之,崔鸿表所谓“亦颇有之”,由得此书也。《隋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并作“《汉之书》十卷”,《通典》直称之为“《汉书》十卷”,《通志》称为《汉志书》,皆钞者所以自便之名。其由李势表上者,已删除常氏《自序》,改称《蜀李书》;《旧唐书.经籍志》“《蜀李书》九卷”是也。其书只叙至汉兴二年,今本《华阳国志》卷九,改用晋帝纪年,至咸康五年而止者是也。

  《隋书.经籍志》《华阳国志》下,又有“梁有《蜀平记》十卷,《蜀汉伪官故事》一卷,亡”等字,谓梁世子萧方等与其幕客撰此二书,记李氏事,当入霸史,非谓常璩所撰。惟其文实多出于常氏《

蜀汉书》,故附着之耳。

  《蜀汉书》以蜀比正统。降居江左改写《华阳国志》时,不能不将此部大加改造,除改用晋帝纪年外,又将公孙述、刘二牧合为一志(原为列传),李特、李流事(原为本纪)合王浚、赵廞、罗尚事为《大同志》一卷,仅以李雄据蜀后别为一卷;在晋着书,势所必然。究其内容实质,皆未失《蜀汉书》旨趣。

  人物之部  常璩在蜀时,陈寿《益部耆旧》与各郡单行之《耆旧传》并盛流行,常宽复有《梁益篇》续陈寿《耆旧》,故璩仅专力于地记与霸史之部。似亦曾仿杨羲《辅臣赞》撰有《益部士女总赞》一篇,为文学自娱之业,未以行世。由其地理书中,已将州郡杰出人物加以短语表扬,兼及贤守令,则其初无赞述人物专篇之志可知矣。入江左后,乃因旧所赞,更仿陈寿《辅臣赞注》前例,各系小传为注,明确颂扬巴蜀人士之德业功名足以傲世励俗者,为《先贤》、《后贤》两篇,以抒其不堪东人诮藐之郁气。着力过猛,故虽仅两卷,篇幅则大于地志与霸史之四、五卷。犹嫌其发抒不尽,更辑《三州士女目录》以充实之。此其于江左改写此书时新增之部也。

  自序之部  封建文人恒喜于其得意着作之末,夸张门第德业。常璩亦仿司马迁、扬雄、班固、仲长统等,于书末撰《自序》一篇,盖本有长文述其身世,附着于《蜀汉书》内,崔鸿据之,于《十六国春秋》中列有《常璩小传》。今传常璩字道将,即出鸿书。李势表上之《蜀李书》,则已将《自序》删除。《华阳国志.序志》虽为一卷,篇幅不逮他卷之十一;盖降人没落,衰年畏讥,且惧触忌讳、滋是非、反以妨其书之流行,故删去旧序身世之部,但存着述旨趣千余言而已。文中“凡十篇,号曰《华阳国记》”一语,盖仍原《自序》文,恍惚未改正也。原《华阳国记.巴汉志》为一篇,合《蜀志》至《

后贤志》为十篇。

 (三)原着之优缺点

  我国自公元一世纪开始,渐起地方史志撰述之风,或传耆旧,或记风俗,或志古迹,或纪岁时,或状山水,或辑故事,逮如宫观梵塔,夷貊殊俗,草木禽兽之类,或文或赋,各依州郡方隅,汇为专书,传钞流布,与群经诸子争市。此实我国文化一大进步也。大抵汉武以前,文化事业集中于政府,掌握于史官,故史籍必出于国都,所纪恒属王侯世家之事。闾里所传,仅或着于诗歌,极难收入史录。汉武以后,儒生高拥《七经》,夺去文化揆席,史官降于从属地位。然经师史官时相冲突,虽由历朝帝王以政治强力融合之,终不可以长久相保。故自东汉初年起,治史诸家往往退处州邑,传其地方故事,群芳怒发,遍地皆然,不复更萃于上林一角焉,于是基层社会之情俗,不待輶车采访,中枢布政,能广泛资为依凭。大统一之局从而赖以稳定,则方志诸家有其功矣。然一至四世纪间,地方史志虽已发达,率皆偏记一类,无全面描绘之巨文。其一书而兼备各类,上下古今,纵横边腹,综名物,揆道度,存治要,彰法戒,极人事之变化,穷天地之所有,汇为一帙,使人览而知其方隅之全貌者,实自常璩此书创始。此其于地方史中开创造之局,亦如正史之有《史记》者一。

  璩虽生于乱世,而笃好古籍,勤于搜讨。当李雄升平之世,承两汉魏晋之后,旧家遗存典籍之富,复缘李雄颇兴文教,饬风雅,璩壮年喜事,驰骋其间,所获丰备。又历任史职,得取用当时图籍档簿,且多与聚集迁流之人交往,录其见闻,故所拥资料,在当时最为赡足。按其《自序》所举,获见司马相如、严君平、扬雄、阳城衡、郑仅、尹贡、谯周、任熙八家《蜀本纪》,旁所引据复有何英、杨终、赵宁、王崇、陈术、祝龟、习凿齿、王隐、虞预、干宝之书,多有永和时已经散佚者。在未有印刷术时,学者依于纨素,千里访购,累年不能必得。璩乃独拥一方之盛,博取约用,精练再三,故能一度书成,辄被传钞,流行南北,如有□翼,“洛阳纸贵”,未为多让。此其凭藉丰厚,取用鸿博,亦如《三都赋》之见重于时者二。

  封建时代着作,非依附于经艺,即恒被斥为异端,为士林所摈。璩则崇尚儒术,泛通经艺,兼及谶纬、五行、天文、易象之说。其所崇奖,又全属清高洁白、孝义节烈、亲上死长、勇强任侠一类封建道德,足以培养风俗,与儒家主张契合。所揭“书契五善”,能自兼备,文学复足以相称,而于条理部居、抑扬控纵之间,未尝苟且。故其在封建史籍中,从来无人加以訾议。我国两千年来,地方史志不下万种,无非流行一时,旋成覆瓿。惟璩此书,虽仅方隅之事而能流行全国,迄今研究封建社会史者犹必重之。此其在历史发展阶段中,代表性强,足以抗衡正史者三。

  巴、蜀、南中,即今所谓大西南者,开化虽与中原同时,而以地形险阻,僻在边方,文化发育则不与中原一致。尤以古代巴蜀,自有其独特的经济基础,文物有独具之特色,其与中原文化,尺短寸长,各有所适。汉魏以降,虽已互相融合,仍各有所偏重。分途异致,世乱则离。中原人物,留心此隅者甚希。例如李冰治水,瑰然为人类创造奇迹,而马、班之书仅在《河渠》、《沟洫》篇中记以数言。天文历数,《易》理医方,从来推蜀士最精究,而《史》、《汉》诸书亦未明确苌弘、洛下闳、任文公、涪翁等身世。蜀士既多见轻,述作亦遂罕能传于中原者。相如、扬雄之赋,乃得狗监与侍臣推荐而显。是故蜀士多怀宝自迷,肥遯不出。此巴蜀与中原古代隔阂之实际情形也。常璩此书,纯用中原文化之精神,驰骛于地方一隅之掌故,通其痞隔,畅其流灌,使中土不复以蜀士见轻,而蜀人亦不复以中土为远。唐宋以降,蜀与中原融为一体,此书盖有力焉。此就掌握地方特殊性与全国一致性相结合言,常氏实开其先河者四。

  常璩长育于封建时代,其思想固不可以现代水平责之。若仅就社会发展阶段而论,则当时之封建制度,究不失为比较进步之社会制度。而璩又为其中倾向于改革之人物,故其着述中往往表现出一定的进步性。例如,对贪污之揭发指责,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对被压迫的少数民族的公道主张之表扬,与夫崇俭德,尚勤劳,奖信义,鄙自私等,书中多有突出之叙述。又屡表彰出自寒微之人物,与捍卫群体利益的功勋。对于古代史料,颇能批判吸收,而非一味盲从滥用。又略于往古而详于当近。虽非通体皆然,要其个别有所表现,稍胜于班固、陈寿诸史。此其于史学三长中,史德尤为杰出者五。

  其书缺点,首在于宣传封建迷信,脱离历史真实之处不少。次为其着力表扬之封建道德,除供历史参证外,已少价值。又次在于对经济资料搜讨太少,未能透达社会基层。由于其对经济基础无所认识,故不能反映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缘是,往往以前后不同时代之社会现象混为一谈。例如第三卷论蜀中风俗,以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相杂揉;第四卷记南中事,以封建文化讥少数民族之类皆是也。又因其书定于衰暮之岁,精神既难贯注,校覈尤多疏虞,字句间往往有重复、歧互、脱误、偏枯,甚至有前后抵牾之处。凡此数失,大多由于历史时代所局限,殆为封建史学家共同之缺点,未足引为深责。要当善为区别,发扬其优点,评正其缺点,是则余为此书作注时所曾随处留意者也。

  其书脱稿迄今,千六百年中,历经书手传钞,匠民翻刻,颇有讹夺、溢衍。或经俗手改窜,或有脱简阙文。清代从事于校勘此书者二十余家,所能解决之问题不多。阙失待补、讹讹待正、误衍待削、颠乱待乙、晦涩待解、异同待校之处累累有之,则钞刻所遗之憾事,未得诿为常氏之缺失也。

 (四)原着流行情况

  唐宋以前,书籍全靠传抄,流传甚难。学人求书,亦甚迫切。举凡内容新颖、代表性强、切于实用之书,有所闻知,必争钞购。故左思赋成,洛阳纸贵;陈子昂碎琴,百轴遽空。常璩所辑录者,皆当时中原学人所不深悉而极欲知晓之事,故每一卷成,即能钞售,无论江左、中原,流行并颇迅速,《华阳国志》为其最后定本,尤为世人所重。崔鸿求之七年不得,至于表乞魏帝访购,着于《魏书》。其他经人引用,今可考见者约举如次。

  晋义熙中,徐广撰《晋纪》已采用。宋元嘉初,范晔撰《后汉书》采用尤多。同时,裴松之注《三国志》亦有引用。梁天监中,刘昭注《续汉书.郡国志》引用。太清中,萧方等撰《三十国春秋》亦依据之。此皆南朝人士之使用此书者。在北朝,则魏太和中郦道元撰《

水经注》,已采用其蜀中旧着甚多。崔鸿景明中撰《十六国春秋》,依据其《蜀汉书》。正光三年,又购得其《华阳国志》。他如贾思勰《齐民要术》,本农学书,亦引用之。诸家或称所引书名,或否,要其文字可按验也。

  隋唐时,则大业中虞世南等撰《北堂书钞》屡引之,贞观中,房玄龄等撰《晋书》尤多采用。同时欧阳询等撰《艺文类聚》,魏王泰等撰《括地志》亦颇引之。景龙中,刘知几撰《史通》,屡称此书,比于正史。开元中,徐坚等撰《初学记》屡引之。元和中,李吉甫《

郡县图志》亦曾采录。

  宋世,则太平兴国中李昉等辑《太平御览》、《太平广记》,乐史撰《太平寰宇记》,并多采之。景德中,王钦若等辑《册府元龟》采之。南宋则如欧阳忞《舆地广记》、王象之《舆地纪胜》,并多采入,时则雕板盛行,此书已有刻本,而旧钞传播于故家者犹多。川峡四路各州图经,殆无不引据此书者。

  此后,各代一统志、地方志蔚起如麻,虽或地非梁益,亦多采录此书。其汇辑巨制,如明之《永乐大典》,清之《图书集成》等,皆几于录用此书全文。惟昔人采书,不遵原语,断烂割裂者为多。又或不检原本,意举其义;甚至剿录他书所引,未见本文;因而每有讹乱,不尽可据以校订刻本。

  至于仅志书目与卷帙者,自《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通志.艺文略》、《通考.经籍考》、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王应麟《玉海》、明焦竑《国史经籍志》、陶珽重辑《说郛》、清《四库全书提要》,以及近世书目诸刊,皆着录之。清代补辑《晋艺文志》诸家更无论矣。

  此书刻本始于北宋,历世转多。明末以来,辑丛书者往往收入,并各以原书全貌与世相见,而颇有异同。清代诸校雠家考订此书者先后二十余人。

  以下略述此书版刻源流与诸家校勘工作。

 (五)宋代刻本与校勘工作

  元丰元年(一0七八),成都府尹吕大防(《宋史》卷三百四十有传)开始镂行《华阳国志》。其目的仅在表彰一方人物,故云“庶有益于风教”。此刻本久已散绝,仅赖李□录存其原序一篇(参看《

附录》)。向觉明(达)先生家藏有朱墨校本《华阳国志》十二卷,后八卷为顾千里批校真迹(前四卷乃过录何焯校本)。前四卷之顾校原件存北大图书馆,余曾见其摄影胶卷。此二本除顾氏墨批之外,另皆有朱批,为清何焯(义门)所书,窃依其内容,定何氏校语所据之本为元丰吕大防刻本(辨证详见《附录》),是何校比顾批价值更高。吕本不显于世久矣,赖何焯批校而存其□略,又复得为吾人所利用,亦幸矣哉。

  常璩此书,在传钞时代,流行既广,窜乱亦多。钞者或肆己意为别字,或随爱憎有节删,或因误解文义而妄加增饰,亦有以前人批注语误入正文者。又或夹页误连,错简误缀。误衍、误脱,讹讹错乱之处,在在难免。自有刻本,始稍统一。然吕刻所据非善本,亦未加校勘。地志、霸史之部,谬乱颇甚,至如李□所云“载祀荒忽,刓缺愈多,观者莫晓所谓”。

  李□字叔仅,丹棱人,史学巨子李焘之子(《宋史.李焘传》),嘉泰四年(一二0四)官邛州知州时,嫌吕刻讹乱,乃取《史记》、《两汉书》、《三国志》与《益部耆旧传》参订,通正文理,从新刻版印行。是为此书最早刊行之整理本。此刻行而吕本遂废。明代诸刻,皆遵李氏。然李刻未久而蒙古军入蜀,文物荡然,故刻本流行于世者仍希,今世亦不可得,但能从明代诸刻知其大体面目而已。

  李氏原序,自言整理工作亦颇矜慎:“凡一事而先后失序、本末舛逆者,则考而正之。一意而词旨重复、句读错杂者,则刊而去之。设或字误而文理明白者,则因而全之。其他旁搜远取,求通于义者又非一端。凡此皆有明验,可信不诬者。若其无所考据,则亦不敢臆决,姑阙之以俟能者。”是□仅据正史调整吕刻错乱之部,固未曾迳以己意窜改旧文。其所改正字亦不多,大抵皆有小注说明。今其注文具在。世有谓李□窜改《常志》者,非实。

  李刻之遗憾,首在于未能博征旧钞善本,进行校勘。既属史学世家,讵无家藏此书钞本?乃亦未能取以校正吕刻,而别取正史校之。其序云“盖尝博访善本而莫之或得”。夫常氏原作,必不遵循旧史成文,是李□所为,仅能据史实疏通吕刻讹乱格塞之意,非可能得常着面目精神;且所订限于霸史之部,贡献殊属微渺。至于所谓整理吕本文,如《蜀志》与《李志》两处,则谬陋难以设想。乃犹自诩为“较以旧本之讹谬,大略十得五六”(原序参看附录二),未免失于夸妄矣。

  (六)明代刻本、钞本与校勘工作

  李□刻版后三十年,元人据蜀,又四十年而宋亡,历元至明嘉靖时,约三百六十年中,更无刻本。嘉靖以后,明刻本有下列五种:

  (1) 嘉靖甲子(一五六四,嘉靖四三年)成都刘大昌刻本(

以下省称刘本)。现存书两部:一部在四川省图书馆,一部在北京图书馆,亦各有残阙,互补恰成完本。冠首《知成都府杨经序》云:“

壬戌岁,剖符西土,景行先哲,博征文献。政余谈及是书,鲜有知者。乃刘子出家藏一帙视之。因讬之校正。谋之同知温子训,推官宋子守约,将梓传焉。……阅三月,梓人告成事。”又有《刘大昌后序》云:“璩仕晋为散骑常侍,平生着作有《汉之书》、《平蜀记》、《

蜀汉故事》;三书散逸,所传仅此,藏书家亦不多得。兹编旧录间有脱误。尝参互考订,稽之《范史》列传并注中所引,幸获什一。阙者仍旧。久藏笥中。献之郡斋,受命校正。爰命梓人”。《序》末有“

本府吏张尧誊写”七字一行。其书每叶两面各十行,行二十字。杨经大字序后载《李□序》,又次乃为《吕序》,足见所依为邛州宋刻。于纪年处皆提行(偶有非纪年处提行,及纪年处未提行者,然极少),不尽依段落文气。又多俚俗字,如称作□,补作●,博作□,迎作●之类不一。每段自首行顶格外,余行皆低一格,此皆当时书吏缮写程式,非宋刻原式甚明。即就刘大昌《后序》文字分析,亦可知其人仅俗吏,学识浅陋。误解《隋书.经籍志》梁人之《平蜀记》与《蜀伪官故事》为常璩书,又以李氏散骑常侍为晋授之官,而所据参订书仅《范史》一种,其不胜“校正”之任亦甚明。通观全书,实未见其校正之迹。若云有之,则亦惟多作提行,破坏宋刻段落耳。

  惟其刘大昌无校订此书之力,故所保存宋刻原文最多,适以形成此刻一大优点。近代大藏书家傅沅叔(增湘)《藏园群书题记》有长文称道此刻本,举出其前十卷佳字六十四处,解决清代校雠家如顾广圻等所怀疑而不能确定之问题颇多。如云:“如卷五‘以功曹李雄为大司徒’,廖校云:‘雄当作熊,见《后汉书》’。此本正作李熊。……卷十,‘同室斋定’。廖校云:‘误,未详,本或作窆字’。又,‘●谷二石’,廖校云:‘误,未详,本或作蜀’。今本正作窆、蜀字。凡此皆廖氏所疑而未敢遽为订正者,今得此本,若合符契,益可恍然矣。”(全文另载附录)。此外尚有绝大优点为傅氏所未道及者三:一,清初国内流行之明代刻本,《大同志》皆阙“太安元年”以下四页,刘本则全有之。二,又,皆脱《先贤.士女总赞》与巴、蜀、广汉、犍为四郡《士女小传》,刘本除巴郡外全具。三,又,《

三州士女目录》人数与总数多不相应,说明各本皆有脱漏;刘本此《

目录》亦有脱漏,而独多出数人,可资以参订他本,补成总计数的全部人名。

  (2) 嘉靖甲子蒲州张佳胤刻本(省称张本)。张佳胤,四川铜梁人,嘉靖庚戌进士,《明史》卷二百二十二与《铜梁县志》卷八有传,避清庙讳作佳允。亦于嘉靖甲子官蒲州知州时刻行《华阳国志》。妙在与刘大昌初不相谋而同时开雕,同于甲子春季完成。据王世贞所撰《墓志铭》:“公之乞归也,实在万历丁亥……明年戊子,卒得风疾不起。”又序其《诗文集》云:“卒年六十有二。”则张氏生于一五二七,卒于一五八八。其官蒲州在中进士后十四年,年三十八,正盛壮好事之时也。

  吾于张本初未求得。迨全书初稿将完时,始从北京图书馆拍照得之。《中国版刻图录》第五册亦有此书原刻第一页样片。用与吴琯刻《古今逸史》本《华阳国志》校,文字、行款相同,每面十行,行二十字。足见吴琯系用张本影刻,何允中《汉魏丛书》本亦然。故张、吴、何本及上海石印本大体相同。非如刘刻之为完本也。

  傅沅叔《藏园群书题记》卷一《校明刘大昌本华阳国志跋》谓:“张氏蒲州所刻,观其《自序》,乃得钞本于澶渊晁太史家。嗣在江阳,假得杨用修本,又在梁,假得朱灌父本,交互取质,参正脱讹。”又“有《张四维序》,亦署嘉靖甲子元月”。“凡刘刻改正之字,张本一一皆具。可知二公校订之精审,视后世所传恶钞迥然大异。”“余昔年曾得抱经堂藏本,缺第十、十一两卷。嗣与友人易得完帙,今宝藏于双鉴楼中。”知傅氏亦有此本。或即转入北大图书馆者。

  另据《山右丛书初篇》(近世山西省文献委员会编印)清耿文光《万卷精华楼藏书记》卷四十云:“《华阳国志》十二卷,晋常璩撰,明嘉靖本,张佳允刊。前有宋元丰戊申吕大防微仲序,次目录。十卷以下差谬过甚,卢弨弓先生按《自序》重订。末附江原常氏《士女志》一卷,张佳胤补。”

  大抵张氏原刻有特点四:(一),用吕大防成都刻本为蓝本,但是本残阙。未得嘉泰李氏刻本相校,虽云用晁太史、杨升庵、朱灌甫三家批注本参订,并未校出诸多脱落,足见其用功殊疏。(二),有张氏新辑江原常氏《士女目录》附在卷末。(三),《先贤志》不仅阙《巴郡士女赞传》,又阙蜀、广汉、犍为三郡士女。又脱《大同志》泰安元年以上至永宁元年四页。(四),改窜宋刻原文之处颇多,每失常氏原作精神。例如《先主志》中,有不依宋刻,迳用《三国志》原文长段刊易宋本之处。致被后人斥为“俗本”。此正由其以学识自负,妄弄笔墨,反不如刘大昌之嘿无所措者焉。

  (3) 新安吴琯刻《古今逸史》本(以下省称吴本)。吴琯名不见史籍,所辑《古今逸史》五十五种,经上海涵芬楼影印,有所撰《自序》一篇,未着辑刻年月。各卷皆有“明吴琯校”或“明新安吴琯校”或“明吴中珩校”一行,与万历壬辰(一五九二)新安程荣所刻之《汉魏丛书》行款同式,而所收书鲜同(如《华阳国志》程即未收)。疑是与程荣同时分购括苍何镗之书,别自刊售,其时间亦在万历二十年前后也。

  其《华阳国志》一种,系依张佳胤原刻,有下列证据:

   1 用《中国版刻图录》第五册所影张刻第一页,以及自北京所拍回的张本胶片同吴本相校,文字、行款均同。各行字画如一,可以相套,直同影刻。惟吴本卷首多“晋常璩着”与“明吴琯校”二行,致将“州牧”至“甄其”二行顺移下页。又,张刻骑页折线上为“

《华阳国志》卷一”六字,吴本作《华阳国志》与“卷之一”两段于墨界上下。其他五十余处皆为此式。盖为求全书五十五种行款一致而改,于原文无所改也。

   2 江原常氏《士女目录》,张佳胤所辑(吴本已明着于题下),万历以前唯张刻有之,跋语作“佳胤曰”云云;吴本亦有之,同作“佳胤曰”云云。夫惟张氏自刻乃可作“佳胤曰”。他人刻本即当加上“张”字,而吴本无之,足见其是全用张刻,更无所用心于其间。

   3 吴本有“校刻《华阳国志》凡例”六条,其第二条云:“

《先贤志》遗第二卷《巴郡士女》计七十八人传赞,故旧逸也,宋李叔仅校刻曾未指出,今考明阙之,庶备搜补”。然吴本《先贤志》仅《汉中士女》、《梓潼士女》两篇,且皆无赞。无论巴郡,即蜀、广、犍三郡《士女赞传》亦无。验以另引之耿氏《藏书记》,则吴本所据仅为张刻之残阙本,而此凡例六条,实张刻文,故与吴本不相应也。

  (4) 武林何允中刻《汉魏丛书》本(以下省称何本)。《汉魏丛书》创辑于浙江括苍人何镗(字振卿,号宾岩,嘉靖进士,见《

浙江通志》),原辑书一百种,分经、史、子、集四部,包有《华阳国志》。万历己卯(一五七九),东海屠隆(字纬真,《明史》卷二百八十八附《徐渭传》)为之改排为典雅、奇丽、鸿肆、藻艳四部,写有序文。但未刊行。新安书估程荣,购得其书三十八种,仍分经、史、子(集部全阙),于壬辰年(一五九二)刻行。有屠隆序,隆盖其介购者。此三十八种中无《华阳国志》,疑是被吴琯分购去矣。

  何允中刊行《汉魏丛书》约在十七世纪初叶,即万历末年,分经翼、别史、子余、载籍四部,增辑为八十种。多取吴琯《古今逸史》诸书。其《华阳国志》编入载籍,内容与吴本全同。每行二十字,各行首尾起讫,与吴本毫无参差。惟每面只九行,故各页起讫不同。又无凡例。《目录》与各篇标题亦大悬殊。其《目录》不标卷数,作十四行平排。吴本之《李特雄寿势志》,何本作《雄寿势志》,而书中标题作《李志》。无《先贤志》,但有《汉中士女志》与《梓潼士女志》两目。(吴本则作“卷十、《汉中士女志》”,非用张刻旧目)。《后贤志》,作《西州后贤志》。各卷首行,何本标目顶格,不记卷数,其下有“晋常璩着”及“某县某人阅”共一行。如此相异而已。亦阙《大同志》四页与《先贤志》前二子卷,为其依照吴本,而非与吴氏同用张刻为蓝本之证。其最大荒谬处在于以《三州士女目录》为《序志》,而以常氏《序志》为《序志后语》。个别文字镌误,亦较吴本为多。在宋明刻《华阳国志》中,此为最劣。

  何允中字文开,武林县人,见所题《丛书目录款识》,余无可考。其人盖略知文艺而不通豁,敢于剽窃改窜,而巧于推广销场之书估。其书每卷皆镌有校阅人名贯,如《巴志》,“武林黄嘉惠阅”;《

汉中志》,“蜀郡刘志曜阅”;《蜀志》、《南中志》,“吴郡汪明际阅”,如此广泛引列当时知名人物以壮声势,实皆未曾从事校阅。至如《序志》“武林钱敬臣阅”,竟不知其内容为《三州士女目录》。《序志后语》,“武林何士锡阅”,亦不知其为常璩《自序》,则其校阅名实可知。然竟藉此虚声,迷惑无识之八股文士,一时行销甚多。四川省图书馆藏有明刻单行之《华阳国志》一部,即用此本翻刻者也。

  (5) 天启丙寅(一六二六)李一公成都刻本(以下简称李本)。有知成都府李一公与钦差四川恤刑范汝梓两序(另载《附录》),均称“重刻《华阳国志》”。时距刘刻仅六十三年,非由版片敝败,盖不满刘本字体庸俗与段落谬乱,略作调整而重刻之。

  今未求得李本原刻,但从《函海》校注中知其文全据刘本,仅有极少异字。所录宋人校语,移在书头如眉批。提行分段则与刘本大异。又移《序志》于《巴志》之前,是为特点。刊行未二十年而蜀大乱,故流行亦不甚广。

  (6) 影写《永乐大典》本。《永乐大典》中收有《华阳国志》,系依李□校刻本缮正。清武英殿聚珍版《钦定四库全书考证》卷三十八之《华阳国志考证》,即对《永乐大典》辑出本之校勘文也。原辑本未经刊行,今《永乐大典》已散帙不可得。

  (7) 嘉靖中钱谷手钞本(以下省称钱本)。钱谷字叔宝,号罄室,出身孤贫,好读书。每得善本,手自钞写,穷日夜校勘,至老不衰。游文征明门,师其书画。《明史》卷二百八十七,附《文征明传》。查文征明生于成化六年,卒于嘉靖三十八年(一四七0--一五五九),钱氏游其门下,当在中岁,即正德、嘉靖之间。其手钞《

华阳国志》,今有《四部丛刊》影印本。就其笔力与印章推测,又当是钱氏晚岁所作,大约钞于嘉靖末年,或隆庆之世。在刘、张二刻之后。或与同时。其板本与刘、张二本又不同,是其所钞为李□刻本。审其内容,有为钞自李刻之证据数端:

   1 仅有李□《重刊<华阳国志>序》。

   2 各篇文字,殆与刘本相同,但多古字,无俗字。

   3 提行空格,皆有法度。每有无文空格,其格数与校得宋刻原阙或作黑疤之字数相当。(并详本书校注)。

   4 文中小字夹注,经考订可知全属宋刻已有之校语。

   5 多有避宋庙讳,如恒作●之类,至敦字缺笔为避光宗讳,故知为依南宋刊本。

   6 卷十分上中下三子卷,标题为《先贤士女总赞》,各传本为注文,此与刘本均通为大字。与《四库全书提要》之“《总赞》相续成文”,及“□本第十卷分上中下”各语符合。

   7 提行处与刘本大异,则非据刘本。《蜀郡士女志》后无“

佳胤曰”按语,亦不附《江原常氏士女志》,则非据张刻。第三卷《

越嶲郡》及第九卷《李势志》后,李□按语皆作大字低格钞入,亦李刻之证。

  今世不可复见李□刻本,清初江南藏书家固当有之,藉钱氏此钞,获于今日识见李刻形制,为益甚大。惜原钞不言所据版本,殊劳猜测耳。

  (8) 附论明何宇度刻《华阳国志》单行本的有无问题。清干隆中撰《钦定四库全书提要》屡屡提及,颇似当时馆阁笔人,曾亲见何宇度刊之《华阳国志》单行本,并取以与吴琯、何镗二本校勘者。然今未见有何宇度刻《华阳国志》单行本,自此《提要》外,亦更未见他文论及何刻此书。

  查《四川通志》卷八十八,《经籍志.史部附录》(原例录非蜀人官蜀者所刻之书)有如此一条:“《益部谈资》三卷,明何宇度撰。宇度里贯未详,万历中官夔州通判。”又查《夔州府志》卷二十三《秩官》,明代通判有“何宇度,湖广德安守御所官籍恩生”一条。再查《湖北通志》中的《选举志》、《人物志》皆无其人。惟卷八十一《艺文志》五有“《益部谈资》三卷,明何宇度撰”一条,云:“

宇度字仁仲,安陆人,侍郎迁仲子,官詹事,主簿,出为夔州通判……”并无曾刊《华阳国志》之说。再查《明史》卷二八三《何迁传》,安陆人,字益之,永乐进士,官至刑部侍郎。则宇度官夔州时,只能在仁、宣之季,最迟不得过正统间,果曾刊行《华阳国志》,则是刻此书之最早者。嘉靖以后诸刻,应或取校于此书,清代藏书家、校雠家,亦当有所接触,乃皆无迹象可征。是可疑矣。

  细绎此则《提要》,不合实际之处甚多,例如何镗《汉魏丛书》并未刊行,即程荣刻本亦无《华阳国志》,而《提要》云有何镗《汉魏丛书》本,盖误以何允中为何镗也。明刻《华阳国志》之尤近于李□本者,当推张佳胤、刘大昌两本,《提要》均未提及,但言有影写本,应指影写《永乐大典》本或钱叔宝钞本。是搜讨犹未到也。《后贤志》二十人,只十八人有赞,各钞、刻本皆然,《提要》乃云“二十人有赞”,是其检覈疏忽也。至于以常氏《序志》“升于简端”,明刻惟李一公本为然。李刻亦有蜀、广汉、犍为《士女赞传》。初阅《提要》,以为所言何宇度本即李本。嗣因何与李不同时,何亦未官于成都,且《李序》与《范序》均未言有何宇度参加其事,判其不然。嗣疑所言何宇度即何允中,因考二人并不同时,且《汉魏丛书》本与单行本不可相混。亦判其不然。反覆推求,判此《提要》为馆阁诸人妄凭记忆,捕风捉影,信手写成,初未检覈原书,遂误以何允中为何镗,以《益部谈资》为《华阳国志》,又以李一公本为何宇度刻故也。何宇度实未刻有《华阳国志》。

  《四库提要》谬误颇多,近人已有纠谬专册印行,犹未论及此条,故并附录辨正于此。

 (七)清中叶刻本与校勘工作

  清代校勘《华阳国志》,始于干隆三十九年《四库全书考证》之《华阳国志考证》,只十二条,仅用何允中本及《后汉书》文订正《

永乐大典》辑出之影写本。且其书未印行,今置不论,但录曾刊行者与从事刊本之校补者如次:

  (1) 干隆通州李调元辑刻《函海》本(以下省称《函海》或《函》)。李调元字羹堂,号雨村,绵州罗江县人,干隆癸未(一七六三)进士,戊戌岁(一七七八)官直隶通永道时,搜集蜀人着述(

仅少量非蜀人作品)百五十九种镌成丛书四十函,称为《函海》,“

皆知不足斋所未采者”,号为当时三大丛书之一(《汉魏》、《知不足斋》、《函海》)。其书以《华阳国志》冠首,亦惟《华阳国志》一种为精校之本。其底本为苏州朱文游家所藏吴县惠氏红豆斋旧物,经惠定宇批校之宋椠。又有钱谷钤记,可能即钱谷据钞之底本。一时校勘名宿如吴骞、卢文弨、金榜、程瑶田、陈鳣等并推重之,许为邛州原刻。李氏从丁小山(名杰,浙江归安人,亦校雠家)家购得,并取刘大昌、李一公、吴琯、何允中本,手自校勘,注其异同。是为十八世纪内最为完善之足本《华阳国志》,《函海》一书,以此取重于时。

  《函海》开雕于辛丑(一七八一)秋,至壬寅(一七八二),全书将成,李因亏空撤职。刻工收工赀未足,不肯发版,赖其戚南部陈琮(字韫山,时官永定道)借银三百两赎回续雕,至甲辰(一七八四)春完成。李自撰有后序,见《附录》。

  此书校勘工作甚细致,态度矜慎。凡提行、空格,诸本异文、别字,各家批注,无不忠实注出,使阅者如兼得诸本。又无辄以己意窜改之迹,是其远胜宋明诸刻之处。所集明刻中无张佳胤本,故亦无《江原常氏士女目录》。

  《函海》初刻,自《华阳国志》外,他本讹脱颇多。各方对之多所指责。至嘉庆十四年(一八0九);调元从弟鼎元(字叔和,号墨庄)致仕回籍,检定全书,改正篇目,并校订文字若干处,付调元子重夔刊行。重夔讬言搬移损失,另刻新板,于道光乙酉(一八二五)完成,仍四十函,是为绵竹重刻《函海》。其内容与通州旧刻出入颇大。剔去旧刻十三种,新收入者十四种,各函编次之书殆与旧刻全异,而以《华阳国志》冠首如故。其《华阳国志》,较旧刻少吕、刘、李、范四序,仅存《李□序》一篇。余仍原版。因其非另一版本,故只附着于此。

  (2) 干隆江西建昌王谟刻《汉魏丛书》本(以下省称王本)。王谟字仁圃,江西金溪人,干隆丁酉(一七七七)进士,授知县,自乞教职,选建昌府教授。好着述。尝辑《汉魏遗书》五百余种,撰《江西考古录》,《豫章十代文献》等书。嫌程荣、何允中《汉魏丛书》义例未善,乃就学署增订为八十六种,干隆五十六年(一七九一)刊行。学使桂林陈兰森为之序。亦载屠隆原序。谟自撰《凡例》九条。又于《目录》后作《总跋》,指斥何允中本之谬。又载有“参阅姓氏”九十二人,皆南昌、南城、南丰、新城、泸溪诸县生员与建昌府学生。

  其中《华阳国志》一种,仍只翻刻何允中本,但从载籍转入别史,并加圈点而已。其以《三州士女目录》为《序志》,《序志》为《

序志后语》,及脱《大同志》四页与脱《先贤志》两子卷等重大缺点,皆无所指称与修正。故就《丛书》全面言,王本稍胜于何;就《华阳国志》言,则无毫厘差胜于何本,且其圈点谬妄,篇页错落之处颇多,实非佳书,而清代学人多重之,称“江西本”,足见其时认真读书者少也。

  其首卷《巴志》标目行下,有“晋常璩着,万载袁廷鳌校”十字。以下各卷则只“晋常璩着”四字,不更载校阅姓名。是为与何本唯一不同处。袁廷鳌者,干隆己亥(一七七九)乡试举人,选知县(见《江西通志》卷三十四《选举表》),盖王谟教职任内最先捷之门生,实未参加校阅,但藉其微名以自壮,仍是何允中攀载名流入书故智。乃此后直至清末,凡刻《汉魏丛书》者皆遵江西本,于《华阳国志》下亦皆有“万载袁廷鳌校”一行,可谓书林怪事。

  (3) 浙江杭州增补何允中《汉魏丛书》本(以下省称浙本)。自何允中刻《汉魏丛书》,至干隆时,已二百余年,原刻存于坊间者少而购者益多,至于书贾“多以建阳书林所刻《汉魏名文乘》冒充”(王谟《凡例》语),王谟因而增辑,别镌为江西本以夺其利。杭州书估又复訾短王本,乃更向江浙诸藏书家求得善本改易何刻《汉魏丛书》之一部分为浙江本以与相竞。所刻仍依何允中原式。镌刻时间未详。

  其中《华阳国志》一种,原用何本影刻,雕成,乃更剜补成为足本。其改补何本之处,约举如次:

   1 《目录》依常氏《序志》十二卷原目,改用吴本款式,卷数与题目各占一行,而第十卷又分上中下,共占二十九行。洗去何本《序志后语》等荒谬标题。惟卷十上、中、下卷分题为《先贤士女总赞》,《广汉士女总赞》,《汉中士女总赞》,与原着剌谬。

   2 劖去各卷首行下“晋常璩着”与校阅人名贯各字。

   3 第一至九卷,行、叶全同何本,惟多有剜补拥挤字及剜余空白处。例如:卷五第五叶下,何本原文“汉二十二世孝灵皇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太常刘(以上第四行)焉字君朗江夏竟陵人汉鲁恭王之裔建议……”(第五行)两行,此本在前行刘字上剜补“竟陵”二字挤刻。于次行朗字下,剜去“江夏竟陵人汉鲁恭王之裔”十一字为空格。如此例多不胜举,故文虽改易而各行首尾与叶数皆仍旧刻无变动。

   4 卷第八(《大同志》),除剜补挤刻字外,又补原脱宋刻四叶文字。其处理方法为:于第九页末行“廞腹心也”句下空白处增小字夹注云:“此下向有脱文,今补刻四叶。”其所补刻,自“永宁元年”以下共六十行一千一百九十四字。其叶数番号则改第九叶为“

九之一”。所补为九之二,之三,之四,之五。以下乃为第十叶,故亦未移乱旧刻叶序。但因旧刻为每面九行,行二十字,此千一百九十四字不能恰满四叶,故“九之五”又空一面零三行无字。“太安元年”以下仍旧从第十叶起,剜补之文仍同前法挤排。

   5 第十卷补上中二子卷及赞如钱钞本,共有二十四叶(原何本只八叶),则完全不同何本矣。

   6 删去旧《西州后贤志》标目之西州二字。

   7 纠正何本《序志》标题,仍为《益梁宁三州先汉以来士女目录》。改次行“晋常璩着武林钱敬臣阅”为“常道将集”四字。空第三行。自第四行起复与何本行、叶从同,但多增补各人品题字,挤刻于行首。例如:第二条“林闾字公孺”上增“高尚逸民”四字,九字挤刻,孺字以下小字不动。第四扬雄条,多“德行”二字,与“给事黄门”六字挤刻,“侍郎”以下字不动。

   8 改正何本《序志后语》标题,仍为《序志》。

   9 改所有“撰曰”为“赞曰”。

   10删除原附《江原常氏士女目录》一篇。

  此书未着镌刻时间与剜补缘由和依据。兹就上列特点推之:因改“撰曰”为“赞曰”,是《函海》特点,所补各叶文,又皆《函海》所有,所删《江原常氏士女目录》,亦《函海》所未收;故可疑其剜改所据为《函海》。剜补时间,当在王谟镌行江西本不久,即干、嘉交替之间(一七九六前后),盖欲以此诸优点压倒王谟本,亦坊间决胜之一着也。惟此刻亦有廖本所具而《函海》所无者二特点:一为《巴志》“殷人前徒倒戈”句增“前徒”二字,一为《三州士女目录》中所增品题各字,则又似廖本刊行以后即嘉庆末岁(一八二0前后)始剜补者。卢校本固曾先据《函海》本而又别有所增订也。细考其所依据,乃卢文弨校本。

  (4) 嘉庆甲戌(一八一四)廖寅南京刻本(以下省称廖本)。廖寅(一七五二--一八二五)字亮工,号复堂,四川邻水县人,干隆己亥(一七七九)乡试举人,捐选河南叶县知县。因擒获白莲教首刘之协超升镇江知府,赏戴花翎;旋护常镇通海道,兼管扬州税关;转江西吉南赣宁道;未久复升两淮都转运使。皆当时所谓“肥缺”。既富盛岁赀,谬附风雅,借钞得孙星衍家藏宋本《华阳国志》,先后邀请元和顾广圻、江宁顾槐三为之校勘,雇名刻工刘文奎兄弟就所居题襟馆镌刻。甲戌年刻成。世称题襟馆本。

  廖本胜于以前诸本之处,专在于校勘,其校勘态度之审慎,见解之精辟,表现于下列各点:(1),虽有宋本依据,仍复引据群书,多所订正。(2),校语简洁,夹注行间;订正虽多,未尝改窜原本,阅者循文及注,其义自通。(3),凡所订正,虽多用臆测,后经别本证实其正确,足见其识力。(4),校正地名错字皆发前人所未发。(5),首先指出旧刻汶山、越嶲两郡间脱简,并搜列旧籍所引此段脱简中文字五条,提出考订线索。凡此诸优胜处,皆出于顾千里手,以及顾槐三之参订斟酌,廖寅无所预也。其缺点在于未多征集异本参校,不惟蜀中刘、李诸刻及蒲州张刻为所未见,即比较完善之《

函海》本已经行世三十余年,亦未取供参考,故着力虽多,取信不足,较之《函海》,互有短长。今从北京先后借得顾氏原稿覈之,其手笔即批注于经何焯校录之元丰底本上,而二顾竟无所觉,真可怪也。

  (5) 清中叶校勘《华阳国志》诸家。干隆时《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中,有《四库全书考证》一种,其卷三十八《华阳国志考证》十二条,署“臣章宗瀛恭校”,仅据何允中本改补《永乐大典》本十余字,陋无足述。其时江南多大藏书家与校雠家,如歙县鲍氏知不足斋,吴县惠氏红豆斋,黄氏百宋一廛,江都秦氏五笥仙馆,余姚卢氏抱经堂,海宁吴氏拜经楼,陈氏紫微山馆,归安丁氏小酉山房等,皆盛名籍籍,殆与皇宬竞富。他如江都程晋芳、阳湖孙星衍、鄱阳胡克家、江宁严长明、钱塘汪宪等皆称数十万卷。或兼刻书,或擅校雠。其校雠皆以淹贯经史,兼通小学为基础,空前精辟,不同浅学者流,远非四库馆校阅诸臣所及。惜清廷未能延致,仅用章宗瀛十二条搪塞此书。

  于时民间校本多未刊行。其于《华阳国志》有所贡献者,据所知有惠栋、卢文弨、顾广圻等诸大家,略述于次。

  红豆斋惠氏者,其先惠恕字元龙,一名周惕,康熙辛未(一六九一)进士,官密云知县。其子士奇(一六七0--一七四一),辛卯(一七一一)进士,官广东学政。父子皆好藏书。士奇子栋(一六八七--一七五八)字定宇,号松崖,不乐仕进,专力学艺,恒以校书自娱。家藏旧刻既多,互用勘正,俱成善本。故有得其藏书钤记及校注批札者皆珍视之,称惠校本。惠氏不刻书,但以校本、复本与他藏书家掉易秘藏。其时宋明刻本《华阳国志》惟吴琯、何允中二本在江南流行。惠氏所***有李□刻本,较吴、何本多数十叶,称为足本,历世珍秘,专以校订本与人掉易他书。其书有钱谷钤记,盖即谷钞本所据。惠栋死后,家落书散,此本入于同邑朱氏。干隆戊戌(一七七八)又转入归安丁氏,即《函海》所据本也(参看《附录》《函海》诸跋文)。其中惠栋批注仅数处,一时士流,皆以其为红豆斋旧物而重之。

  干隆癸巳(一七七三)开四库馆,征求遗书,歙县鲍廷博(一七一八--一八0三)献书最多,时称为江南第一藏书家。所藏《华阳国志》皆吴、何本,所刻《知不足斋丛书》亦未收录。故惠校足本出世,曾经哄动一时。实则其所取据为蜀刻刘、李本,故其增补文字,与刘、李本略同,出入不大。小酉山房主人丁杰(一七三八--一八0七)于一七七八年购得朱文然所藏红豆斋足本,曾取蜀刻刘、李本校勘,有陈竹厂诸人襄其事。见《程瑶田跋》。一七八一年,乃由程晋芳(一七一八--一七八四)介让与李调元,为《函海》冠冕。李调元再取明刻各本细校镌行。

  惠栋另有校补《华阳国志》足本,曾经抱经堂卢氏换得。抱经堂卢氏者,先有余姚富人卢存心,好藏书,干隆丙辰(一七三六)举博学鸿词,未仕。其子文弨(一七一七--一七九五)字召弓,壬申(

一七五二)进士,一七六八年弃官归养。潜心汉学,尤嗜校雠。所校经、史、诸子、小学书甚富,或刊行之,或总为《群书拾补》。有江阴诸生赵曦明者襄赞其事。所校《华阳国志》,使用版本已多。又为江南藏书家中最先得蒲州刻本者。

  《山右丛书》载耿文光《万卷精华楼藏书记》卷四十又有“卢氏校张本”一条云:“干隆二十五年丁丑二月,卢氏校张本。卷十缺上中二卷,但存下卷,今补足。先《总赞》,次《士女传》。《蜀中士女》为上卷。《巴郡士女》宋本已缺。《广汉犍为士女》为中卷。《

汉中梓潼士女》为下卷。”

  又录有按语一条云:“常璩《三州士女目录.巴郡士女》范目以下共一十八人,当列《蜀郡》后为第二卷。今按本志赞传并阙,岂称全典哉?自宋吕大防、李□二刻已无闻矣。先民往则,宜垂竹素。强识之士,不重有感耶?”(原有双行小注云“此条在第十卷《蜀郡士女赞》后”。)盖即购得卢校张本后题记也。

  卢氏得张佳胤刻本于干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亦系脱卷十上中二子卷与《大同志》四叶者,即吴琯所据之本,系明代江南所有唯一之张氏刻本,卢氏依惠氏校本补足,仍阙《巴郡士女赞传》。其第九卷末有题字云:“按《魏书.崔鸿传》,云常璩所撰李雄父子据蜀时书,寻访不获,久思陈奏乞缘边求采云云。然则元魏时已阙此卷。抑不知璩本有录无书,不补可也。又按其子子元云:正光三年购访始得。是有此卷。”(参看附录耿文光题记)则考订亦殊未精。大抵卢氏长于经学,于史事未能深透故也。

  卢氏晚居杭州新桥之抱经堂,所校书不似惠氏之秘护,而乐于流通。除自刊行外,常听友好转钞。上述杭州剜补之《汉魏丛书》本《

华阳国志》,即据卢校本改补者也。

  卢校《华阳国志》足本,于干隆癸丑(一七九三)经海宁陈鳣(

一七五二--一八一七)借钞。鳣尝携至苏州上津桥石泉古舍,于一八0九年与黄丕烈校阅,有批注。此本后为山西耿氏万卷精华楼所得,亦见《耿文光题记》,称为“卢氏校张本”。陈鳣校语,细楷朱书,录于张本上端,自别于卢氏校语。鳣字仲鱼,嘉庆三年(一七九八)举人,好校雠。与嘉定钱大昕、大兴翁方纲、金坛段玉裁、苏州黄丕烈诸人友好,其经学之深与藏书之富,并为当时浙中首屈。黄丕烈字荛圃,苏州吴县人,干隆戊申(一七八八)举人,博学嗜书,收藏宋版极多,名所藏书处曰“百宋一廛”,自号“佞宋主人”。亦好校雠与镌刻。所刻古籍,务遵原本款式,不容妄改,为一代刻书程法。他与陈鳣订交于晚岁,以互出秘本勘校为乐。

  耿文光初欲以所得“卢氏校张本”付刻,嗣觉其校犹未精而止。耿氏自记云:“见赞中一条,至名齐吴王止。张本旁注下有阙文。卢校云:名齐吴王耳,非阙文也。乍读之,疑王字实玉字之讹。名齐吴王,实不成句。因取《函海》本对勘之,果是吴玉。……卢校反逊《

函海》之刻,遂置之。”(参看《先贤志》吴玉条校注)。于此,足见卢氏校勘之深度殊逊于《函海》。亦足见惠氏校本与卢氏校本相异之处。

  阳湖孙星衍(一七五三--一八一八)字渊如,干隆丁未(一七八七)进士,历官山东道员,至布政使。富于藏书,亦好校雠,所镌地理书颇多。其家藏有校录元丰吕刻残本《华阳国志》,有何焯、李调元、段玉裁校阅批字。未刊,让与廖寅,并劝其延元和顾广圻为之校勘刊行之。即题襟馆本所据底本也。

  顾广圻(一七七0--一八三九)字千里,号涧●,元和县学生。师事同县经师江声(一七二一--一七九九),通经史、训诂、天算、舆地之学,目录学尤为专长,不求仕进,以校雠、着述为业。当时名宿孙星衍,张敦仁,黄丕烈,胡克家皆延请其校勘宋版经籍,考订文字,咸以精当见称。其为廖寅校《华阳国志》,在嘉庆庚午(一八一0),即廖寅年届六十,两淮盐运使任内。顾氏时年四十余,矜负意气,颇与廖不惬洽,中途辞去。终其业者实为顾槐三。

  顾氏手稿前四卷现藏北大图书馆,经川大拍照保存。其稿系就吴琯刻本上用朱墨标识,批注行间格外殆遍。亦杂有他人参校批语。顾氏大字行书。参订者字娟秀真书,其一处云“秋碧按”,盖顾槐三手笔也。其下方栏外,每有墨渍掩字,未能全读。首卷《吕大防序》题作《华阳国志引》,顾眉批云:“《四川通志》作《后序》。”又批“抄本无此序”,谓孙星衍所钞宋本也。序末“元丰戊申秋日吕大防微仲撰”句上,批云:“元丰无戊申。戊午,元年也。庚申,三年也。”初未肯定何年,刻本乃作戊午,盖刻时乃依《函海》本定之。即此一点,亦足见顾氏校书未尝注意版本,但以意为之。然甚精细与慎重。

  顾氏校勘此书之方法:首在清理其郡县体系,撮取前四卷中各郡属县名称、数目、置废、度移等文记,整理为表。廖刻所附《补华阳国志三州郡县目录》,署称“邻水廖寅”者,实剽夺顾氏创作。顾氏原稿写在《目录》叶后空白处,字迹可辨。地理说明,全局在握,乃更从汉、魏群书中摘录引用《华阳国志》诸文若干条,汇写一处,以便核对(写在《目录》叶后,正文首叶前)。以下乃于正文行间格外,批注其纠误、存疑及考订文字。其准备工作,甚有法度。

  正文首行标题《巴志》下,行书大字二行云:“癸酉十月,重读一过,颇有点窜处,后之得此者□□之。涧●记”。(中二字照片不明)。癸酉,嘉庆十八年(一八一三),即开雕前一年,盖顾初辞去时持去此稿,廖寅既决定付雕时乃索得之。由于顾氏受其薪给,故不得不付。廖寅并未遵其原稿刻行,而别取顾槐三之说,又并攘为己作焉。

  顾槐三字秋碧,江宁县人。幼着文名,不求仕进。所着有《补后汉书艺文志》十卷,《补五代史艺文志》一卷,俱收在《廿五史补编》。又有《然松阁赋钞》与《诗钞》。生卒年月无考。据蒋国榜跋,为干嘉时人。盖与顾广圻先后受廖寅聘校此书者,最后定稿实出其手,廖序似亦彼所代撰。序中单称顾广圻者,自逊让,不敢与千里争名也。其序别创奇说,妄谓“华山在岐州之北,其南正值梁益,与太华不同”。足见其人浅薄无根柢,非可以赓续顾千里事业者也。

  顾槐三改易广圻校语处与遵用处,可于此稿本明白指出。兹举《

巴志》首段为例:廖刻本“历夏殷周”句下有小注云“当作历虞夏殷,脱虞字,衍周字”十二字,顾氏原稿并无此语。应是顾槐三意。细审常氏原意,固不当有虞字,顾广圻亦不至有此谬注(参看卷一校注)。又顾千里原稿,首段上方栏外有行书额批云:“广圻按,自此至凡统郡一十一,县五十八是《总序》。十一郡者,蜀郡、巴郡、广汉郡、犍为郡、汉中郡,牂柯郡、西城、永昌、建宁、朱提也。”此批语四十八字,有朱笔泐勾,下批真书二小字云“不然”,盖秋碧批驳字。廖刻本亦即无此校注。又转下叶“分益州巴汉七郡置梁州”句额上,原稿有“广圻按,此谓巴一,巴东二,涪陵三,巴西四,宕渠五,汉中六,梓潼七也”。挨下“更割雍州之武都阴平荆州之新城上庸魏兴以属焉”句,原稿于新城侧注“十”,上庸侧注“十一”,魏兴侧注“十二”等共五字。又于其额上批“十二明甚”四大字。廖刻本于“凡统郡一十一”下有校注云:“当作二。按巴汉七郡者,巴一……梓潼七也。所广益者:武都八,阴平九,新城十,上庸十一,魏兴十二,故梁州之统郡一十二也。”则是全采广圻原稿。又“洛书”句上,原稿额批“广圻按,当提行另起”亦被朱泐,旁有真书“不然”二字。廖刻本亦即以“洛书曰上连”,不提行另起。如此反映廖刻对顾广圻原校遵与不遵之处不一。可知顾槐三并非与顾广圻同时参订之人,亦非广圻友好;而是广圻辞去后,乃受廖寅延聘为其撰写校注之捉刀人,故得迳以己意删抹千里原稿,自为校注也。世谓廖刻为“顾千里校本”,殊不尽然。谓此稿本为“千里与秋碧商讨本”者亦谬。此稿本,盖由顾千里辞廖馆后,更于癸酉岁重阅修订,寄付廖寅,寅以付顾槐三作撰定校注参考。故槐三得迳以意涂抹批驳,并无商酌语,直如宗师批阅试课者然。其稿本前四卷转入北大图书馆,后八卷,不知何故分散,现藏向觉明(达)家。说在《附录》。

  以上所述,清干隆、嘉庆年代曾经校勘《华阳国志》者,除《四库全书》馆诸人外,有惠栋、丁杰、陈竹厂、程瑶田、李调元、李鼎元、卢文弨、陈鳣、黄丕烈、孙星衍,顾广圻、顾槐三诸家,就中卢文弨、李调元与二顾着力最多,顾广圻识见卓绝,贡献最大。李调元广征异本,校其异同,保存逸刻旧文;卢文弨劈破秘藏善本陋习,使江南人士得见宋刻足本;顾槐三因缘时会,削顾千里校以就己意,然究以保存原校之处为多,非同掠美;皆其有功于常氏之处。

  (八)道咸以来之翻刻与校勘

  嘉庆以前,刻书者志在流通,不尽在于牟利。故其校刻往往绝精,成本甚高,非富有者与有志学人莫能为之。海禁既开以后,商品流通畅便,购书者多,书业成为商业之一种,文士经营商业者往往开设书肆,翻印旧刻,目的专在牟利;多为妄言欺冒,以争市场;校雠之学,固摈而不用;即精雕艺人,亦鲜有人延致。出书愈多,善本愈少。此社会风习一大转变。其反映于《华阳国志》者亦殊明朗。道光乙酉(一八二五)李朝夔重刻《函海》,乃其叔父鼎元迫令为之,政府亦多方奖借,乃克卒业。其书较旧刻为佳。盖犹具干嘉流风余绪。同治以后刻此书者,每况愈下,至于不堪,有如下列所举:

  (1)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绵竹常氏刻益州佳史馆本(以下简称常本)。绵州照藜书屋主人常某,见题襟馆本为时所称,自记为常璩后裔,乃于绵州影刻廖本,铲去原刻“题襟馆藏”四字,改刻为“益州佳史馆”。此外一无所易。并“金陵刘文奎,弟文模、文楷镌”一行亦保存焉。其荒谬处尤在其首叶(旧云封面)有“嘉庆甲子重刊”一行。嘉庆甲子为嘉庆九年,尚早于廖刻十年。书贾剽盗无耻,竟至于此。由此破绽,大为士流所讥,其书竟不流行。或谓其书实系刻于光绪年代。或谓其书实系刻于同治甲子。同治甲子,上距李朝夔刻《函海》仅三十八年,旧时良刻工尚有留于绵州者,故其镌刻技艺,略可追踪题襟馆,无讹误笔画,但字较瘦,亦翻刻之较佳者。

  (2) 光绪丙子(一八七六)叙州卢氏红杏山房刻《汉魏丛书》本(以下省称卢本)。宜宾书贾红杏山房主人卢秉钧,于光绪二年江西本版片漫漶之际,出其旧藏较为清楚之《汉魏丛书》影刻。自撰《小引》次于《屠隆序》后,其文如土讼师牒词,鄙陋可笑。末有“

无奈干隆迄今又历一百余年……钧不揣冒昧爰将家藏善本出而逐一勘对补残校谬重付枣梨俾读者开卷了然”云云。至其所改,就《华阳国志》言,仅首卷《巴志》标题下有“马湖卢秉钧重校”七字(次行仍“晋常璩着万载袁廷鳌校”十字)。又改“撰曰”为“赞曰”,末行“《巴志》终”下,镌有“马湖卢秉钧较刊”(原文如此)七字。以下各卷,则俱于次行“晋常璩着”下镌“马湖卢秉钧校刊”七字。又仍用“撰曰”未改。正文中偶有与江西本相异之字,似由刻手误镌,非卢贾曾有校改也。

  (3) 光绪戊寅(一八七八)成都二酉山房翻刻题襟馆本(以下省称酉本)。篇叶行款与各卷文字均同廖本。仅无“金陵刘文奎弟文模文楷镌”一行。有“光绪戊寅仲秋月重刊于二酉山房”一行。疑廖氏子孙所为。四川省图书馆有此书,夹有唐百川校笺。

  (4) 光绪辛巳(一八八一)广汉钟登甲缩镌《函海》之《华阳国志》为单行本(以下省称钟本)。汉州征文斋书肆主人钟登甲,以《函海》卷帙太多,人不易购,亦独《华阳国志》一种为士林所爱,乃于光绪七年八月,改写缩镌为十六开本。行款并遵《函海》程式,但将夹注小字放大为每格二字(原每格四字),故各行起讫不同。首叶黄纸,题“华阳国志”四大字,华作业头。尤怪在每卷标题皆遵《函海》原款有“晋散骑常侍蜀郡常璩道将撰,宋丹棱李□叔仅刊本,绵州李调元赞庵校定”三十字,而其所冠序文,自宋吕、李两篇外,乃有题襟馆本之廖寅原序。然其书镌刻颇佳,小巧便于携带,故流行甚广。余自北京隆福寺购回一部,原标“邻水廖寅刻本”,审乃钟本,盖由其有廖序而误传也。

  (5) 光绪壬午(一八八二)广汉乐道斋缩刻《函海》本。乐道斋主人未暇考。其书全部缩雕李朝夔重镌之《函海》为十六开本,仍四十函,书一百五十九种。刻工颇佳。其《华阳国志》,首叶黄纸真书“函海”二大字,上款“川西李雨村编”,下款“仿万卷楼原本”,底面“光绪壬午锓于乐道斋”十字则极丑劣。内容一如钟本。

  (6) 光绪庚寅(一八九0)邻水李氏悔过斋补刻题襟馆本(

以下称为陶本)。廖寅南京刻本版片,在太平天国年间展转迁流,为会稽陶氏购得。光绪庚寅,廖妻族有邻水李铁船者,从会稽陶浚宣处购回,补刻其蠹残、遗失与漫漶之部,并从《太平御览》引文增刻《

张翕传》百零五字。其介购、增补、题识、督刻并出陶手,故省称之为陶本。原刻似在上海,镌板运回邻水。

  陶浚宣书法甚佳,于此刻首叶篆题“华阳国志”四字(志下“心”多一画),叶底有“廖氏题襟馆原本,光绪庚寅十月,板归邻水李氏悔过斋。陶浚宣题记”二十七字(文载《附录》)。其书末陶氏跋文与所增《张翕传》,皆陶手书,精刻俨如墨迹。此外与题襟馆本无异。廖序叶末仍有“金陵刘文奎弟文模文楷镌”一行。

  (7) 光绪甲午(一八九四)湖南艺文书局刻《汉魏丛书》本(以下省称湘本)。十六开本。较王谟本多杨廷瑞《重镌<汉魏丛书>序》与长沙王先谦撰之《盐铁论序》(此书改曰《后序》),冠于全书。又删《陈兰森序》。其《华阳国志》,改用题襟馆本缩写,有吕、李两序而无廖序。书末又有王谟江西本原跋。张冠李戴,牛头马颈,殊可骇异。其荒谬处,刻工亦能知之,在《后贤志》二十八叶《

谯登传》末行应空六格处镌“永人你不通也”六字,杨竟不觉,随书流行,甚可笑。

  (8) 宣统辛亥(一九一一)上海大通书局石印本与民初育文书局石印《汉魏丛书》本(以下省称石印本)。皆有光纸石印十六开本。有“辛亥孟秋精校重印”与“通州张謇重序,会稽陶浚宣书”等题识。为书九十六种(比王谟本多十种)。其《华阳国志》则全依王谟本,仅存吕大防一序与王谟跋语,无论未曾参考明刻及《函海》与廖本,即浙江补刻本亦未参订。通体简陋,与张謇序称“广集新旧之刻,特聘通儒,详加考究”语气完全不符,书商欺讹射利,至此为极。由于石印价廉,复在上海出售,销行极速,一年之内翻印达七次之多。宣统退位后复由上海育文书局承接翻印,印本完全与大通书局本同,只版权所属不同而已。

  (9) 一九一七年,上海隐脩堂刻《龙溪精舍丛书》本(以下省称郑本)。广东潮阳人郑国勋字荛臣,游宦寓居上海,辑近出善本为《龙溪精舍丛书》,在沪用木板精刻,以民国七年二月齐燿琳序冠首。郑氏《自序》称“岁在彊宇大荒长至日,潮阳郑国勋序于上海寓庐之隐脩堂”。盖清室遗老嗜古者发宦囊为之。彊宇大荒即丁巳。长至,夏至日。龙溪精舍,其潮州故寓名也。其《华阳国志》全遵题襟馆本,仅字画朴拙与偶有误字为异。特点在附有金山顾观光《校勘记》,及廖序前有《钦定四库全书提要》三页及《补华阳国志三州郡县目录》在正文前,为不同。书末有“广陵邱义卿绍周监刻,扬州周楚江刻”一行。

  (10)上海中华书局校刊《四部备要》本。上海中华书局仿宋字排印《四部备要》,其《华阳国志》一种全据廖本。封底有“上海中华书局据顾校廖刻本校刊”及“桐乡陆费逵总勘,杭县高时显、吴汝霖辑校,杭县丁辑之监造”三行。不称题襟馆本,而称顾校廖刻本,盖随俗传,以为校注全出顾千里。

  此书校对甚佳,与原刻毫无讹谬。亦无他增饰。原线装本发行于一九一七年。其后复摄影缩印为平装本,今多存者。

  (11)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明钱谷钞本。

  (12)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明吴琯《古今逸史》本。

  上两种皆取明本摄影印行,毫厘不失原貌。其内容前俱已经论述。影印不成其为新版本。兹但举其名,备检取参校耳。《四部丛刊》亦有缩印平装本。

  (13)成都志古堂翻刻题襟馆本及顾观光《校勘记》(以后省称志古堂本)。成都志古堂书肆主人王祖佑于一九三七年影刻题襟馆本,并据《龙溪精舍丛书》附镌顾观光《校勘记》,又据陶本附刻“

《华阳国志》佚文”一页,即《张翕传》百零五字。当时名士林山腴实主其事,期为此书之空前善本。刻工校对均佳。书末有“华阳王祖佑新培重刻,华阳陈迹践室初校,华阳林思进山腴覆校,成都邱光第仲翔覆校,岳池何青亭绍恩刻字”五行比排,独刻工一行特低二格。

  此书当时并未峻工。解放后,王祖佑将刻板捐献给人民政府,并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印行,增刻封面一叶,有“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就成都志古堂原版印行”二十二字者是也。

  (14)清末叶校勘《华阳国志》诸家。道咸以来,刻书者专事翻板,其所谓校,皆专指校对旧本与新刻间有无不同,与干嘉校雠、校勘之义不符。校雠既无市场,学人多弃而不顾。偶有兴趣所属,业余从事者,亦每每仅从搜采故籍辑录异文方面用功。其于《华阳国志》尚能注意版本异同者,则有山西耿文光、北京傅沅叔(名增湘,本江安人,寓居北京)。能征采异文者,则有会稽陶浚宣,成都唐百川。兼而能之者,则有金山顾观光。耿、傅、陶三家论着,上文已引。《附录》收其全文。以下补述顾观光与唐百川二家。

  顾观光(一七九九--一八六二)字宾王,亦字尚之,江苏金山县(今属上海)人。好学博通,经史百家,天算舆地,无不涉猎。尤精数学,所着算术与历法书籍甚多,精辟每出西人之上。又好辑古人逸书,所辑凡数十种。同治元年卒,年六十四。《清史稿》有传。所撰《华阳国志校勘记》,旧载《武林山人遗书》中。一九一六年,郑国勋收入《龙溪精舍丛书》,附《华阳国志》后。一九一九年,成都存古书局据《武林丛书》,镌成单行本。一九三七年,成都志古堂又据存古书局本,镌附于《华阳国志》。《武林山人遗书》,存古堂本,龙溪精舍本皆每面十行,行二十二字。志古堂本改依廖本《华阳国志》,作每面十行,行二十字。内容全同。

  顾氏《校勘记》遵用题襟馆本,有时称“廖刻本”,有时迳称“

廖校”“廖云”,盖未知其捉刀人有先后二顾也。又或称为“宋本”,盖以为所依系宋本,非曾真得宋本核对也。其校语大都肯定廖本校注,偶有不同见解。其斥何、王《汉魏丛书》本为“俗本”,与《函海》同;但又似未见《函海》本,故全未引及《函海》引校诸本异字。其多于二顾校语处在广引类书。如《北堂书钞》(顾省作《书钞》),《艺文类聚》(顾省作《艺文》),《初学记》及《太平御览》(顾省作《御览》),《太平广记》(省作《广记》)等,皆记录卷数,便于核对。此外所引《史记》注、《两汉书》注、《三国志》与《裴注》,《文选注》、《水经注》、《路史》等亦多。皆以原书标明引据《华阳国志》者为限。未曾引用《后汉书》、《晋书》,亦未引及《寰宇记》及《舆地纪胜》等地理书,故所引《华阳国志》逸文亦未能尽。对廖本多于“俗本”之文,如《先贤志》前二子卷与《大同志》四叶脱文,及“俗本”多于廖本之文,如《先主传》中所衍《

三国志》文,皆录存而不加校勘。于《巴郡士女》,则据类书补有关任文公父子、徐诵、谯隆、陈禅、张翕、郝伯都七人逸文。又补“诸书所引士女姓氏有不见《目录》者”四条,是其最大贡献,较陶浚宣之仅补张翕一条为博览矣。其功之勤实在嘉庆二顾之上,见解则多逊之。

  唐百川本名鸿学,后以字行。云南大关厅人,四川提督唐友耕第六子,捐班道员。曾任四川官印刷局局长。其父在时,营粹英堂书肆于成都,刻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百川继之,刻有《怡兰丛书》。又为布政使许涵度刻《三朝北盟会编》。颇治目录、板本、校雠诸艺。卒于一九四四年前后。晚年闲居,以校勘《华阳国志》自娱。用二酉山房刻本为底本,每得一条,书签贴于文上,或朱或墨,凡约三百条左右。大抵采辑《初学记》、《太平御览》引文及《函海》与《汉魏丛书》本异字。随得随贴,未及竟业而死。其底本八册用木匣精装,现归四川省图书馆。原贴似用口津,今全脱落,颇有零乱。人以其贡献不大,未甚注意。本书校注每亦采之,凡称“唐笺”者是也。

  上述元丰以来,属于《华阳国志》之刊本钞本,及校勘《华阳国志》之刻本稿本,举可知者凡约三十余种,遗漏者自必尚有,要其主要刻本承袭源流,与其异同增损之间,是非优劣之较,大体已得端绪。校补准备工作虽有未尽,亦粗胜于往昔诸人之率尔操觚矣。下附《

华阳国志版本源流图》,藉以结束上文。

┌300 ┌────────────────┬──────────────────┐

│    │   华        晋咸康中│常璩四十岁,仕蜀。         │

│    │                │撰成益、梁、宁三州地记与《蜀汉书》。│

│    │   阳            │撰成《华阳国志》(在江左)。    │

│    │             义熙中│徐广《晋纪》采。          │

│    │   国            │                  │

├400 ├────────────────┼──────────────────┤

│    │   志        宋元嘉中│范晔《后汉书》采。         │

│    │                  │裴注《三国志》引。         │

│    │     版            │                  │

│    │                  │                  │

│    │   本        魏太和中│郦道元《水经注》采。        │

├500 ├─────────────景明中┼崔鸿《十六国春秋》采。───────┤

│    │   源        梁天监中│刘昭《续汉志注》引。        │

│    │             大清中│萧方等《三十国春秋》采。      │

│    │   流            │                  │

│    │                │                  │

│    │   图            │                  │

├600 ├────────────────┼──────────────────┤

│    │            隋大业中│《北堂书钞》采。          │

│    │            唐贞观中│《晋书》采。            │

│    │                │《艺文类聚》采。          │

│    │                │《括地志》引。           │

│    │             上元中│李贤注《后汉书》引,《文选注》引。 │

├700 ├─────────────景龙中┼刘知几《史通》称引。────────┤

│      │                │                  │

│    │             开元中│《初学记》引。           │

│    │                │                  │

│    │                │                  │

│    │             元和中│李吉甫《郡县图志》采。       │

├800 ├────────────────┼──────────────────┤

│    │                │                  │

│    │                │                  │

│    │                │                  │

│    │                │                  │

│    │                │                  │

├900 ├────────────────┼──────────────────┤

│    │                │                  │

│    │           宋太平兴国│《太平御览》引。          │

│    │                │《太平寰宇记》引。         │

│    │                │                  │

│    │                │                  │

├1000├────────────────┼──────────────────┤

│    │                │                  │

│    │         1078   │                  │

│    │           ┌────┤                  │

│    │          吕│    │                  │

├1100├──────────大┼────┼──────────────────┤

│    │          防│南宋时 │川峡各州图经引。          │

│    │          成│    │欧阳忞《舆地广记》采。       │

│    │          都│    │王象之《舆地纪胜》引。       │

│    │          刻│    │                  │

│    │          本│    │                  │

│    │           │    ↓                  │

│    │           │    钞                  │

│    │           │    本                  │

├1200├───────────┴────┼──────────────────┤

│    │               ┌──┤                  │

│    │          1204李│    │吕                 │

│    │              □│  │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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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州│  │成                 │

├1250│              刻│  │都                 │

│    │            本│  │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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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407│《永乐大典》写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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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1550│             │  │               │  │

│    │        钱谷钞本 │  │               │  │

│    ├┬────────────┤  │               │  │

│    ││┌───────────┼──┴────────┐      │  │

│    │││刘大昌成都刻本1564│1564张佳胤蒲州刻本├┐     │  │

├1600├┼┼───────────┼───────────┤├─────┤  ┤

│    │││1626       │           │├┐    │  │

│    ││├─┐         │           │││    │  │

│    │││ │李        │           │││    │  │

│    │││ │一        │           │││    │  │

├1650│││ │公        │           │││    │  ┤

│    │││ │成        │           │││    │  │

│    │││ │都        │           │││    │  │

│    │││ │刻        │           │││    │  │

├1700├┼┼─┼本────────┼───────────┼┼┼────┤  ┤

│    │││ │         │           │││    │  │

│    │││ │       惠┌┘           │││    │  │

│    │││ │       校│            │││    │  │

│    │││ │       本│            │││    │  │

├1750│││ │        │            │││    │  ┤

│    │││ │        │            │││    │  │

│    │││ │ 1784   ├───────────┐│││    │  │

│    │││ │   ┌────┤孙校本    1793│││├─┐  │  │

│    │││ │   │    │─┐ 顾千里校本  ┌┤│││ │  │  │

├1800├┼┼─┴───┼────┤ │───────┐││││├┐├──┤  ┤

│    │││ ↓  1828  ↓ ↓1814   ││││││││  │  │

│    │││ 李  ┌┤    惠 孙 │顾尚之校本││││││││  │  │

│    │││ 本  ││    校 校 ├────┐││││││││  │  │

│    │││    ││    本 本 │    │││││││││  │  │

├1850│││1881││1864────┤    │││││││1876│  ┤

│    │││  ┌─┤│  │1878 │    ││││││││├─┐│  │

│    │││  │1882 │┌────┤    │││││││││ ││  │

│    │││  │┌┤│  ││1890│    │││││││││ ││  │

│    │││  ││││  ││ │1894│1917│││││││ ││  │

├1900├┼┼──┼┼┼┼──┼┼ │┌─┼─┐┌─┼┼┼┼┼┼┼┼┼─┼┤  ┤

│    │││  ││││  │├┐││┌┤ ││┌┤││││││││1911 │

│    │││  ││││  ││││││├1934││││││││││├┐  │

│    │││  ││││  │││││││││││││││││││││││  │

│    │││  ││││  │││││││││││││││││││││││  │

├1950│钱刘  钟缩重︽  常酉唐陶湘︽廖志郑龙存︽二陈卢张吴何浙王石卢︽  ┤

│    │本本  本刻刻函  本本校本本四本古本溪古武顾校校本本本本本印本永  │

│    │︵   ︵︽︽海  ︵︵本︵︵部︵堂︵精堂林校本本 ︵︵︵︵本︵乐  │

│    │︽   缩函函︾  益二︵补艺备题本︽舍本遗本   ︽︽剜江 叙︾  │

│    │四   刻海海本  州酉唐刻文要襟 龙本 书    古汉补西 州写  │

│    │部   单︾︾   佳山百题书︾馆 溪  ︾    今魏本本 本本  │

│    │丛   行本本   史房川襟局本本 精  本    逸丛︶︶ ︶   │

│    │刊   本     本本校馆本 ︶ 舍       史书       │

│    │︾   ︶     ︶︶本本︶   丛       ︾︾       │

│    │本           ︶︶    书       本本       │

│    │︶                 ︾       ︶︶       │

│    │                  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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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旧刻遗存问题与此次整理目的

  如上所述,《华阳国志》成书之初,本身已有阙漏未补、抵牾未正、重复未剔及规避忌讳嗫嚅其词未能率性畅达之处。更经七百年之传钞讹乱,始得镌板。镌板九百年来,虽经多次之校勘整理,渐复旧观,而纷歧、淆乱之处仍复滋生。直至近世,尚无可以称为完善之印本。阅者私其一种,则如在井窥天;比较诸刻,则如乱丝难理。诚为节省览者校覈之劳,折衷之力,俾一目而诸本异同俱在,取舍可决,则汇校刊正之业,正有待于今日。此旧刻遗存问题有待解决者一也。

  此书刻本盛于明清两代。其中,又以张佳胤、吴琯、何允中、王谟等一系相承之残阙本流行最广,深入人心。比较完足之刘、李、《函海》本反湮滞一隅,鲜为中原与江南人士所注意。硕学通儒如惠栋、卢文弨等虽已辑足宋本,并由《函海》与浙本、廖本镌刻行世,乃其后数十年坊间尚流行王谟之残阙本,虽如张季直、陶浚宣主持之石印本亦采用之。习非为是,良可叹息。世既安于残阙,人遂慵于辑补,真足本乃不可得。顾千里为廖寅校出《蜀志》三郡脱简,并已得辑补线索,究以非关时尚,莫为赓续。其他篇中短句片文,明有脱落,未加修葺,以致文气格塞、语意零断,不可卒读者尚多;搜讨补缀,不乏援据。而昔人谬讬谨慎,谓无书证得原字,即当仍其旧刻。夫书传所重,在于行意。意所确指,固存乎文;设其文亡而意可知,则斟酌葺补以畅其意,自较“郭公”“夏五”,文存而意废者差胜。况《史》、《汉》引据经籍,尚且多为别字异文以通其意;他书之引用《常志》,讵遂能全遵旧文?然则必待获得引用《常志》之文以补《

常志》者,亦守株待兔、胶柱鼓瑟之计耳。此阙文未补,为旧刻遗存问题尚待解决者二也。

  历史以地理为基础,地理资图本而明确。故“左图右史”以相参,则“扣槃扪烛”可不误。是实测地图者,治史最要之工具,亦即最客观之资料也。常璩此书,地理四篇最为时重,而历世未有图本;郡邑形势,托诸空言;古今地名,难为参核;故文字偶有脱误,界划遂不分明;州部屡见载言,境域莫可确指。顾千里校勘此书,先从清理郡县入手,列表既成,部位朗豁,惜尚无图,亦未考订古今地名。他本对于地理,更无涓埃贡献。夫《常志》本以地理取重,而为之刊行者乃不能考古证今、通其沿革、订其部位、使全局朗然于几席之上,以便读者,则何贵于有此镌行乎?此旧刻遗存问题尚待解决者三也。

  常璩于千六百年前写成此书,而所用文字又复模拟更早时代之语言风格,且勿论引据文典已多为今世所不习,即其命意遣词,在当时出于习惯自然,在今日亦须解释而后明。至于隐讳未彰之义,有待阐明;增补删易之文,有待解说;古今地名之变,有待会通;群书相异之字,有待参订;欲使全文明快,通于今语,以便使用,则诠释挹注必所当有。而旧刻唯有校注,无诠注,未合今世需要,此又遗存问题之待解决者四也。

  注文必溢于正文以外,有待阅者往复检寻,耗时恒多。是初治其书者所必资,而谙习浏览者所勿用。有时点断句读,其义自明,必有困惑而后检注,则节时省事,为便实多。《华阳国志》旧刻,惟江西本加镌圈点,然时有时无,有处亦多悖于文义,不惟无益,反滋诟病。其或通人校语,每有“属上属下”字样者,万不得一。斟酌文义,审其句读,为之标点,是今日阅者所必需,而曩昔校刊者所未能,此又有待于今日解决之问题五也。

  凡此五端,包罗百项,使全解决,亦不过调理古今语言,通正常氏本旨。若其为历史时代所局限,观点立场之谬,抑扬褒贬之失,有待批判吸收,抉择扬弃,与夫突出重点,酌为补充,以收古为今用之效者,自属犹多。此则非笔者个人水平所能胜任,然亦不能遂无所努力。蓝缕筚路,启其一隅者亦颇有之。厘正纠绳,发展鸿拓,固有待于来者。本书任务,实偏重于前此五端,故定名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标点虽具,认为今世刊书所当然,故不以入书称。

  以下略述此次进行校、补、图、注、标点之工作方法与其义例。

 (十)校勘述例

  古书行世历久,钞刻纷庞,每有残乱讹夺。为之考覈群籍,比对异同,正其是非,求其本旨,折衷文理,厘订章节,俾符原作面貌,是为校雠。自汉刘向开端,历世发展,至清而成专门之学。操此者务在博览强识,字斟句审;一字推敲之间,有如两造互控,老吏究诘,断案成谳,义无可翻。如或偏任小慧,出以师心,影响臆测,擅为改窜,则治丝愈棼,益误来者。此校雠所大忌,而昔人每多犯之。其在《华阳国志》,如宋吕大防、李□、明张佳胤,清李调元、王谟、廖寅刻本皆不能免。他更无论矣。又有偏执一本,胶于先入,毁所不见,沿误自是,讼败而不肯服者;其在此书,则江西本、卢本、石印本尤为突出。又有明知文讹义乖,有待厘正,而以未得善本勘合为解,沿而不变,或仅注“疑阙”、“疑误”等字,不加解说,自诩谨慎,云“待来者”;正如探路得阱,不为填塞而去,则一行何贵有此先遣者哉?干嘉诸校雠家每有此失,而后人乃以为贤,是亦惑矣。校雠既无裨于实际,故刻书者亦每不采用。清代校此书者号称二十余家,其刊行者仅李调元、章宗瀛、顾广圻、顾槐三与顾观光五家。李调元参合板本,顾观光广征群籍,皆值称道。顾广圻虽参验不足,而所判断,往往有异本为之证实;又只注其意而不率易原字,俾览者自能抉择;盖不仅以识见服人,工作态度亦正可师也。

  此次校勘《华阳国志》,于处理旧刻各本异字之方法,取法《函海》;审订原着文意,勘正讹夺,则取法于顾广圻;博采群籍,甄别文字,则取法于顾观光;期合三家之长,以成善本。限于学识,加以耄昏,才不副志,力不从心,存留遗憾必多。但有竭其骀蹶而已。

  此次校勘,以廖寅题襟馆本为底本,取其为最近刻行比较完善之本,且易购得也。其他各本与此本文字相异之处与裁定意见,均加简明校语,余如行款、抬头、空格等等之不同,间亦有所说明。其各本原有小注夹存者,则括以引用号,注其版本,嵌入新校语中或附于后。惟原注冗长属于诠释性质与其当批判辨论者,则用“详注”二字代之,别于各段分注栏叙录。期在校语不繁而宋、明、清三十余种刻本之异同备焉。

  《校记》中所举板本,每种只有一字代替。其影刻他本者不录,写刻他本偶有异字者录之。所引凡十五种,其代字如下表:

  元丰--清人何焯校录宋元丰刻本。

   刘--明嘉靖成都刘大昌刻本。

   张--明嘉靖蒲州张佳胤刻本。

   钱--《四部丛刊》影印明钱叔宝钞本。

   吴--商务印书馆影印明吴琯《古今逸史》本。

   何--明万历何允中杭州刻《汉魏丛书》本。

   李--《函海》引明天启成都李一公刻本。

   函--清干隆通州李调元刻《函海》本。道光绵州李重夔重镌本同。

   王--清干隆南昌王谟刻《汉魏丛书》本。

   浙--清杭州剜补《广汉魏丛书》本。

   廖--清嘉庆南京二顾校廖寅刻题襟馆本。益州佳史馆、二酉山房影刻本同。

   卢--清光绪叙州卢秉钧刻《汉魏丛书》本。

   钟--清光绪广汉钟登甲缩刻《函海》单行本。乐道斋缩刻《

函海》本同。

   湘--清光绪湖南艺文书局刻《汉魏丛书》本。

   石--清宣统上海大通书局石印《汉魏丛书》本。民国育文书局石印本同。

  校注中引用各家校勘文字,则每种用二字代替如下表:

   惠校--吴县惠栋红豆斋批校稿(未见原稿)。

   卢校--余姚卢文弨抱经批补稿本。(未见原稿)。

   《函海》--《函海》本李调元校语。

   千里--元和顾广圻手校底本。

   秋碧--同上顾广圻手稿文间顾槐三批注。

   尚之--金山顾观光校勘记。

   百川--成都唐鸿学校笺。

  此次校勘,不尽依板本与前人校稿,每亦采用前人引据以外之书志引文(例如《寰宇记》、《舆地纪胜》及其他方志之文)。甚或无所引据,但用它书文字从侧面推测,从本书上下文理与历代钞刻致误之规律推断者。惟皆不动原刻文字,别以符号区别其所当增删移改之字,并于注释内说明其增删移改之理由,留待阅者评定之。例如:廖本《巴志》“园有芳蒻香茗给客橙●”句,刘、李本,钱钞本皆作●字,是宋本原是●字。张、吴、何、函、王、浙、钟本皆作葵,《函海》校注:“原讹●。何本作葵。刘本亦作●。”是惠校所据宋本亦作●。张佳胤乃改葵字。吴、何本遵之,雨村又依何本改入《函海》为误。顾千里手稿此处无注。廖刻本原是●字。校注乃于橙字下云,“当衍”,●字下云,“当作□。□即橙字”,应是秋碧意,实不可通。六朝人惯用四字为读,上文皆然,何得此处独为三字?且常氏为文平朴,非好用古文奇字者。何至弃橙字不用,改写作□。又字书,□是草,非果蔬。《玉篇》作“金□草”,《正字通》作“苦艼”。释为橙字,亦无前例。●字不见经籍,盖扶留之别名,亦作荜茇,六朝时士流喜食槟榔,须拌扶留与蚌灰,故扶留迅速自日南移种于岭南滇桂和川东南之长江河谷,此文省称为●,与橙皆巴江特产以供客者。宋以后以荜茇与扶留别为二物,明人不知,误改作葵。葵即菟葵,是常蔬,非园艺物,未得与橙比提。故正文依廖本作“橙、●”字,并删《函海》、廖本两注,但存各本异字,更为校语云:“●字是,即扶留,另详注释。”又如巴西郡“东接巴郡,南接,西接梓潼,北接凉、西域”。钱、刘、李、《函》与吴、何、王等本皆作“南接梓潼”,无“西接”二字。千里校稿,于吴本“梓潼”二字上下加朱泐,示有疑问。廖本独有“西接”二字,于“南接”下注云“有脱”,不定脱何字,此明是原作“南接广汉,西接梓潼”八字。唐宋人不知李成与晋之广汉郡不是治雒县之广汉郡,而是涪江下游即蜀之东广汉郡地,骇不敢遵,或有妄删者,宋刻亦不能定而阙之。后人遂误为“

南接梓潼”。夫晋梓潼郡在广汉郡北,在巴西郡西北;广汉郡在巴郡西北,巴西郡西南;安得设想为常璩文是巴西郡“南接梓潼”乎?此处虽无他本依据,亦迳补入“广汉”二字,合廖本“西接”二字,为补四字,均用补阙号别之。

  盖校勘目的,在于寻绎原着之本来面目,固未可以一己偏私之见强加前人,妄改其字(如上举之葵字、□字);亦未可妄持谨慎,明知蠹夺,而亦听其阙误,无所用心。譬如发掘古物,得残品破件,必为之嵌镶补缀,求还原貌。苟有误缀,识者再为纠正。固未可袖手以待来者也。校勘文字一律夹于正文中。

  本书校勘中作增、删、移、改的情况和所用符号如下:

  一、增补文字,旁加“▲”,如巴西郡之“南接▲广汉,西接△梓潼”。

  二、衍文用小一号字排,并于其字、句之前后加圆括弧。如《巴志》言范目“封渡沔侯”,查秦汉无渡沔县,依廖本注语,“县”字当衍,故排作“封渡沔(县)侯”。

  三、原刻误倒及旧钞讹乱、飞句别出之当乙正处,亦依文字增删例表示。如《南中志》叙诸葛亮“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军号飞”,钱钞与刘、李、《函海》本同,而“飞”下注有一“阙”字,张佳胤、吴琯、何允中本“前”字下作“号为飞军”四字,盖元丰本原自如此(张佳胤自言得元丰本)。审文义当遵。今此句排作“(军)号▲为△飞▲军△”,表示增一“为”字,移“军”字到句末。

  四、校改文字,当改之字和所改之字亦分别加删、增处理。如《

蜀志》“元光四年,置蜀四部都尉”,考此“四部”,当为“西部”字讹,理据充足,故作“置蜀(四)▲西△部都尉”,其理由则在注中述之。至于古字、别体、俗体等,则酌情出校。

  五、明清各本,每有遵用宋刻小字校语,或改作大字低格附于正文,或仍作小字夹于行间;又有各家自作校注,或入行间,或在书额者,本书一概存其原文于注释中,并作考正。

 (十一)阙文辑补述例

  《华阳国志》镌本,自宋吕大防刻本即多残缺。宋时已有李□校语增补《李势志》,又“整顿”其汶山越嶲二郡间一段文字,均见原跋。是宋人辑补阙文先例也。然所补不仅短陋,亦去原作精神、面貌太远,甚至加重谬误;及今视之,非惟无功,且增混乱。

  宋刻如此,明张佳胤所得,仍是元丰之残阙本,错简脱叶与全行漫灭之处颇多。张氏亦曾进行补缀,但皆未测原作字数与旧本行页,以及常氏行文特点,而以私意所喜任情为之,泛溢臃肿,或至数十字数百字之多;甚且骈枝复出,文不相应。例如,张本《先主志》于赤壁战后,至“琦病死,先主领荆州牧,治公安,权进妹”以下,其所据本原脱一叶。今较以刘本实脱二百八十八字。张氏直用《三国志.先主纪》建安十二,十六,十九年三段原文补之,多至六百八十一字。并将此下《常志》原文,改从《三国志》文者多处,然后转归旧本。核其所补文,仅适用于《三国志》而不适用于常着之处颇多。如:建安十六年,张松说刘璋迎先主以讨张鲁及先主入益州取刘璋经过五百余字,《三国志》固在《先主纪》内;常着则先已载于《刘二牧志》,故于《先主志》仅用“十六年,益州牧刘璋遣法正迎,遂西入益州”十七字带过。而张氏竟仍依《先主纪》补出全文,致前后重复五百余字。此不当补而补也。又,《三国志》“权遣使云,欲共取蜀。或以为宜报听许……荆州主簿殷观进曰……”此上距“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隔有五十余字,且杂叙他事,故于殷观,必称“荆州主簿”以明其职位。若《常志》,则述殷观语于直承上文“及得荆州,复有人众”句,故只称“主簿殷观”即可明其为荆州主簿矣。张氏于此仍用常文,而妄援《三国志》增“荆州”二字于主簿上,此不按行文规律而妄补也。又其后叙先主入成都,《三国志》文为:“蜀中殷盛丰乐。先主置酒飨士卒。取蜀城中金银分赐将士,还其谷帛。”夫“取蜀城中”云者,谓入城后纵将士分掠抗命诸家也。用其金银以赏将士而“还其谷帛”,俾资生存耳。常璩改写为“蜀中丰富盛乐。置酒大会,飨食三军,取蜀城中民金银颁赐将士,还其谷帛”,符合当时实际,正是陈氏本旨。张氏乃亦改从《陈志》原文,而又将“还其谷帛”一句删去,实于陈寿本旨悖谬。如是妄改妄删以为补,正如剪锦衣以饰短褐,其妄已甚。后人无识如吴琯、何允中、王谟等,乃亦遵而用之。宜识者之斥其为“俗本”也。

  清人辑补此书者,则如卢文弨据别本以补何允中本至两子卷与四整叶之多。然别本所无者亦即不补。似有贤于张佳胤处,而实未尽辑补旧籍之全力。当时尚有宋刻在世,使能博征善覈,力求全貌,应尚可及。迁延至今,着手更难。虽然,今日为之,犹将胜于因陋就简,袖手不为。兹故因校勘之便,更竭绵力,辑补旧阙。蓝缕草创,谬误必多。姑且陈力竟志,以待来者裒削订正耳。

  此次辑补常志之方法,坚持五点。(1),估计原着阙佚篇页,文字数量。藉字数控制所补文字,不容失于太啬,亦不容失于泛溢。(2),力求常氏撰述精神,行文规律,用以审核辑得资料,慎重补缀;虽不能似,求能似之。(3),所辑资料,不限于故籍明白标定为引《常志》之文。凡可估为其文出自常着者皆采用之。即属明白标为引《华阳国志》者,亦不尽遵原字。盖知昔人着书多不言所引据,引书亦不尽遵用原文故也。(4),补文皆于校记中注“补”字。(

5),补文嵌入正文,旁加小三角(▲)记号,以便检核。

  以下略举数例以申述之。

  如《蜀志》,宋版原阙汶山郡至越嶲郡约六页之多。旧刻《汶山郡序》,“宣帝地节元年,武都白马羌反,使者骆武平之。因”,因字以下,误接至越嶲郡之“拜越嶲太守,迎者如云”句。旧校诸家皆无所觉。顾千里整理《益州郡县目录》,至汶山郡,始发现原刻属县皆当属于越嶲。今其《益州郡县表》初稿,汶山郡下无县。而钞附有《水经注》一条,云“《水经注》三十六:沫水东北与青衣水合。引《华阳国记》曰:二水于汉嘉青衣县东合为一川,以下亦谓之青衣水。”又另录一条云:“宋白茂州下注(按指《续通典》)引《华阳国志》云:宣帝地节三年,武都白马羌反,使骆武平定之。汶山吏民诣武自讼:一岁再度更赋至重,边人贫苦,无以供给,求省郡。遂省汶山郡,复置都尉。今自汶山吏民以下皆无之。盖又非宋白所见之本矣。”顾氏当时仅得“骆武平之”以下阙文之端绪如此。廖刻本中,因字下已有大段校注,列举《太平寰宇记》、《续汉郡国志》注、《汉书.货殖传》注、《水经注》等所引《华阳国志》属于汶山、汉嘉二郡之文,又据《晋书.地理志》考列其属县。盖亦顾氏续所辑得也。此注后又补有“汉嘉郡”、“越嶲郡”二目,但皆未补属县与志文。查《寰宇记》卷七十八引《华阳国志》此文,又较多于宋白。其文云:

    宣帝地节三年,武都白马羌反,使骆武平定之。因慰劳汶山。吏及百姓(诣)武自讼:“一岁再(役),更赋至重。边人贫苦,无以供给。求省(郡)。”郡建以来四十五年矣。武以状上。遂省汶山郡,复置都尉。(当作“北部都尉,合蜀郡”。下详其说。)

  乐史、宋白皆引自《华阳国志》而文微异,恰便互勘,用以补足宋版大段阙文甚为现成。

  以下则按常氏叙述郡县之规律,采用《续汉.郡国志》、《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与洪亮吉、谢钟英等所补辑之《三国疆域志》,排列汶山、汉嘉两郡属县。再征采各种史籍,地书、类书所载关于汶山、汉嘉、越嶲三郡之文字,为应补各郡县文准备。除廖刻已经摘出旧籍所引关于此三郡之《华阳国志》轶文外,又得群书中关于此三郡文字之可能出自《华阳国志》者八十余条,三千余字。再经反覆审覈,裁剪其未合常氏格局及不必要之部分,但存七十余条,二千三百余字。均各有注语说明,载在书中。兹摘举二三处以示一般。

  《后汉书》卷一百十六《冉駹夷传》:“至地节三年,夷人以立郡赋重。宣帝乃省并蜀郡,为北部都尉。”《宋书.州郡志.汶山郡》云:“晋《太康地志》:汉孝武帝立。孝宣地节三年合蜀郡。”据此,知《寰宇记》所引《华阳国志》文虽较宋白为多,亦已经有所删节。前汉都尉无属县,省郡后,原辖县归并蜀郡,常氏必有明文。蜀郡旧有西部都尉治青衣,南部都尉治南广,则省汶山郡后所置都尉当为北部都尉。“北部”二字亦不可省。兹故依《后汉书》于“都尉”上补“北部”二字,依宋书所引《太康地志》补“合蜀郡”三字。不用《范书》“并蜀郡”三字者,于文谓“省并蜀郡,为北部都尉”则可,谓“复置北部都尉并蜀郡”则不可。既用乐史所引《华阳国志》文,则只可依《太康地志》文,不能用《范史》文也。

  旧籍引文,不惟随意删节,亦多有不适当之窜改与增溢处。例如《后汉书.郡国志.蜀郡汶江道》,刘昭注:“《华阳国志》曰,濊水駹水出焉。多冰寒,盛夏凝冻不释。孝安延光三年,复立之以为郡。”此虽引自常氏原书,而并未遵用原文,其颠乱、增删之迹有灼然可见者数点:(1),“濊水駹水出焉”之上,必有山名。汶江道治是今威州(茂汶羌族自治县县治),在岷江河谷低暖处,安得为濊、駹二水所出?考濊水即《汉志》之渽水,《水经注》作涐水,今为大小金川,其下游曰大渡河者是也;駹水即《汉志》之“江沱”,《水经注》之“汶江”,今为杂谷河,自威州入江者是也。其发源处在今马尔康县东马塘附近之鹧鸪山。自鹧鸪山北连松潘县之羊膊岭,南连小金县东界之巴朗山,在晋通称汶山(《禹贡》曰岷山,《汉志》曰崏山)。《汉志.湔氐道》:“《禹贡》崏山在西徼外。”又“汶江县”条:“渽水出徼外,……江沱在西南,东入江。”皆言山与江源、渽源及江沱源在汶山郡徼外;《汉志》无《郡序》,故分系之于其所近各县也。常氏尊《汉志》,亦当以江源、濊源与駹源分载于《汉志》所当之县,而变通其文义以符晋人习称。其文当为“汶山在徼外,濊水、駹水出焉”。《汉志》之汶江县,后汉为汶江道,蜀汉改汶山县,晋因之。故知《常志》此文在汶山县。刘昭系于汶江道,是,截去前五字,则大谬矣。(2),“多冰寒,盛夏凝冻不释”九字,《常志》已载于《汶山郡序》,历今未轶。《后汉书.冉駹夷传》作:“土气多寒,在盛夏冰犹不释,故夷人冬则避寒入蜀为佣。”可证今刻本此九字正是《常志》叙述原语原位。刘昭乃移于“濊水駹水出焉”之下。既非《常志》原文位置,文义更属难通。夫常氏于《郡序》中为此语,固谓郡境冰寒山地多,低暖耕地少,故其文为“土地刚卤,不宜五谷,惟种麦。而多冰寒,盛夏凝冻不释。故夷人冬则……”云云,将雪山与耕地配布之实际情况,分别言之,符合实际。若刘昭所窜引,则似汶山全郡或汶江道全境皆“盛夏凝冻不释”,不复有可耕可牧之地矣。此窜移原文位置之谬也。(3),“延光三年复立之以为郡”句,乃叙述建置沿革之文,必当属于《郡序》,且必紧承于地节三年“省郡为都尉”之后。不当单在分县文中提出。刘昭盖以当时郡治在汶江县,故摘《常志.郡序》文于此。“之以”二字亦非常氏原有。据此判断,刘昭所引“《华阳国志》曰”二十七字实从《

华阳国志.汶山郡序》与其属县志文中摘出之三段。确为《常志》原文者仅二十五字。又复截头去脚,颠倒紊乱以系于汶江道下。旧籍引文虽足珍贵,若不细心加以分析,遂谓其为原文而遵用之,亦一大惑矣。夫辑补阙文工作,惟不难于搜集资料,尤难在鉴定资料之有识力。有识力而后有胆力。胆力过锐则难免于主观武断;故又需济以先自反复诘难,保其符合客观真实情况,具有与人辩论决胜之保证,然后可能建立信心,敢于落笔。不如此则不可以从事于辑补也。

  《常志》于各郡县,多称举其地方杰出人物。汉晋间,汶山、越嶲等郡尚甚落后,固无足供常氏称道之人物。若汉嘉郡则不然。王谋、卫继、向举皆季汉名宦,着于《三国志》;樊敏、高颐,皆名二千石,着于各碑目、金石书,今其碑阙具在,文犹可验;张休与王谋同载《三州士女目录》;近年又发现王晖石棺,皆足称述。常氏去汉未远,必当录之。兹补汉嘉郡、县阙文,除从各旧籍搜讨关于此区建置沿革、风土特产、地方掌故等资料外,于汉嘉县补“郡建后,人文日起,王元泰州里无继,樊叔达号为吏师,向举一时表率,高颐、张休、王晖皆以俊彦称也”。于严道县补“刘氏时,卫继为车骑将军、大尚书”等字,以副常着本旨。

  宋版阙文之下所接“拜越嶲太守,迎者如云”句,正是《太平御览》卷六十引《华阳国志》叙张翕父子事文。按《后汉书》卷一百十六《邛都夷传记》张翕父子事,在顺桓以前,安帝元初之际。自元封开郡至是,已阅二百二十余年,中经王莽之世,邛谷王任贵据郡建国一段大事,旧校者“整理”之残文,亦正有之,而仅寥寥十三字,首尾不具。又将远在其后百年之张翕父子事叙在其前,而上连汶山郡之骆武。又复因原刻误湍为温,从而妄入蜀都赵温。至于张翕父子先后出守之间,西南夷大叛乱与杨竦平乱事,则全未着录。但以“自建武后数叛”一语径接至“章武三年”。谬乱殊甚,而曰“整理”,是真有待于今日为之拆破重行整理者也。惟自《御览》保存张翕父子事外,更无它书引载常氏越嶲郡文者。乃取《后汉书》与《水经注》所记越嶲郡事,补成章武以前五百零八字。对于宋椠原刻所有之字皆予保存,嵌载于此次整理文中。

  此次辑补汶山、汉嘉、越嶲三郡阙文,虽不能与常氏原作完全符合,要其大体段落、次第、内容、风格不致相差太远。文字分量,或仍失于稍多。然既属补缀,则所忌在啬,稍多应无伤也。

  此一辑补,取材于《后汉书.西南夷传》特多。范晔之书,固多取材于《东观汉记》与各家《续汉记》,然于西南夷部则多来自常璩之书。常璩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部分,亦有来自《东观汉记.外裔列传》处,但更多来自巴蜀先民之传说与自少数民族地区还蜀流民之谈述。故其所述边区情俗风土,较为真实生动,可以征信,为世所爱,远出于官撰之《外裔列传》以上。《范史.南蛮传》中“板楯蛮夷”一篇,《西南夷传》中“夜郎国”、“滇王”、“哀牢夷”三篇,内容及实质与《常志》完全相同;即文字亦沿用《常志》者什八九。其为来自《常志》甚明。其“邛都夷”、“莋都夷”、“冉駹夷”三篇,应不至别有他书依据。即如《常志》残存之《汶山郡序》一百五十九字,与《范史》“冉駹夷”篇相较,亦可证范氏采于《常志》,但稍变其文耳。如常云“有六夷、羌胡、羌虏、白兰、●、九种之戎”。范作“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常云“土地刚卤,不宜五谷,惟种麦”;范云“土地刚卤,不生谷粟麻菽,唯以麦为资”。常云“而多冰寒,盛夏凝冻不释,故夷人冬则避寒入蜀庸赁自食,夏则避暑反落,岁以为常”。范云“土气多寒,在盛夏冰犹不释,故夷人冬则避寒入蜀为佣,夏则违暑反其邑”。等等。其所不同,仅在范氏又有追加解释之句,并调移前后序次,又于建置沿革较《常志》为略而已。《常志.越嶲郡》全脱两汉之部。然如旧校“整顿”删剔后所保存之三十七字中所曾言及邛谷王、张翕父子与夷人数叛三事,《范史》皆有长文叙述,足见其亦采自常氏也。《范史》后出于《常志》七十余年,时江左人尚多不晓蜀事,而范之列传收录西南人物特多且详。其皆采录《常志》为之明白可验。今补《常志》,固当以《范史》为主要线索也。

  又如常璩《序志》固云“述《李特雄期寿势志》”(以下省称《

李志》),而元丰旧刻,此篇(《李志》)叙事仅至咸康五年,即李寿夺位后第二年,李寿部分尚有五年未见一字,而李势部分全阙。宋刻本及钞本皆然。盖璩在江左改写其旧作为《华阳国志》时,为避忌讳,即未着录。但有私藏别本《蜀书》已经续写完成。其后为崔氏所得,别行于北方。故崔鸿撰《十六国春秋》与萧方等之《三十国春秋》皆具寿、势始末。唐贞观中撰《晋书》,宋司马光撰《通鉴》所依据者是。前述《魏书.崔鸿传》载其子子元表称鸿“正光三年购访始得”之“李雄《蜀书》”或即此本也。司马光《通鉴考异》称今存之《十六国春秋》为《十六国春秋钞》,足见其仅属崔鸿百卷本之节文。崔鸿原本文殊繁重,《晋书.载记》所录多是也。或谓“今世所传《十六国春秋》,乃后人采《晋书》、《北史》、《册府元龟》、《

太平御览》等书集成之”(见王谟《汉魏丛书跋》),不知《晋书》、《北史》、《册府》、《御览》等书所据仍直接依据常氏,或间接取自崔鸿、萧方等之书,非有他种文籍可据也。《通鉴》于桓温灭蜀以前,叙蜀事颇详,且多不依《晋书.帝纪》,而采《常志》之文;迨灭蜀后,所纪蜀事遂少,往往仅录《晋书.本纪》文,更不能有所裒益。《晋书》亦惟永和三年以前载蜀事较多。故知《晋书》与《通鉴》虽博采群籍,于蜀事仍皆以常璩书为原始资料,但南北流行本有不同耳。(北方流行《蜀汉书》,南方流行《华阳国志》,二本于李氏始末内容不同。)常璩改撰《序志》时所欲叙述之寿、势二志,虽避忌无文,固亦可补;其文即自《晋书》与《通鉴》取之可也。(《

册府元龟》可资参订。)

  然《晋书.载记》与《通鉴》所记关于李寿、李势之文亦嫌太多,设全收录,则与此卷李雄、李期二纪文字分量不相厮称;故必当有所剪裁,始符常氏所拟改写成为此卷之格局。兹于李寿事即以附晋称藩与绝晋自强两种争议为中心,庶协常氏原稿旨趣。于李势事则略循旧补文字,增益《常志》体例所当具与李氏败亡情势所宜及者;厘正时次,兼及范贲始末,藉明当时蜀人对李雄遗业之留恋,盖亦常氏着书之本旨也。其详细说明,在卷九之四、五两章。

  此外小段补缀,或一行半行,甚或仅一字者,共达一百数十处。

  如《后主纪》延熙九年,旧刻“但光好指擿利病。大长秋南阳许慈,普记阙性;光禄来敏,举措不慎,失势事者指;当世美名,不及特进”。普记下元丰本空三格乃为性字。李□本原注有阙字。明代诸本或空四格,连阙字为五格。刘本或空五格,连阙字为六格(钱本)。明其所阙为五字或六字。吴、何等丛书本不空,填入“载籍,掌典旧文”六字,并删去“性”字。盖张佳胤取《三国志.许慈传》文所改补。如此改补殊失常氏文旨。常氏此文,志当时诸臣之长短优劣。特指出孟光、许慈、来敏三人虽有当时美名而竟不得“特进”之原因,应偏在指出短处。若如张氏补文则无短可指,于全文即不可通。又平白删去“性”字,皆属鲁莽粗疏、未审文意之谬举,决无可采者也。查《三国志.许慈传》:“与孟光、来敏等典掌旧文。值庶事草创,动多疑议。慈、潜(胡潜)更相克伐,谤讟忿争,形于声色。书籍有无,不相通借。时寻楚挞,以相震攇。其矜己妒彼,乃至于此。”兹取其意,改补作“普记旧文,矜妒成性”。与上下孟光、来敏,褒贬并寓之文旨符合,并保存性字不废。

  又《先贤志.巴郡(合巴、巴东、巴西诸郡言之)士女总赞》与其原注之诸人小传,宋刻皆脱。惟《巴郡士女目录》尚存。顾千里校依原书“撰曰:二州人士自汉及魏二百四十八人而已”句,减除蜀、广汉、犍为、汉中、梓潼五子卷所赞之一百九十四人,判断巴郡子卷所阙《士女赞传》为士四十七人,女七人,共五十四人。此次校补,于《巴郡士女目录》之七十八人中,按常氏所赞他五郡士女标准,估定其人姓名与排列次序,搜集其行事资料与各书引文,觉亦可补。其各人小传佚文,经顾观光从《太平御览》等类书中辑得任文公父子、徐诵、谯隆、陈禅、郝伯都等六条。并用《后汉书》、《北堂书钞》及《御览》别条引《华阳国志》文校订《御览》所引《张翕传》文。此次校补,又复从《舆地纪胜.渠州》卷辑得所引《华阳国志》元贺、庞雄、王平、赵姬、赵万妻五人小传,较前又多出一倍,皆《常志》原文也。其余诸史所载文志多可借补。惟赞语未曾辑得一字,又有数人行事全失,不可补。仅将各条辑获之文与各家关于此子卷之校语列出。至于史传关于巴郡人物之记载,则别于《目录》下各系之小注,治史者如须参考,可以随手检得之。故虽不补《巴郡士女赞传》,就本书之效用言,如已补矣。

 (十二)绘图述例

  左图右史,交互参证,为古今学人所公认之重要治学方法。凡史地诸书,能条理明晰,铺序秩然,可以反覆勘合而不乱者,其撰定时大多先有图籍依据,胸罗全局形势,乃有可能。此马、班之史所以能包万象而无所抵牾也。常璩此书最出色处尤在地志。其必曾得当时完善地图相印证甚为明显。故其《序志》曰:“汉晋方隆,官司星列,提封图簿,岁集司空,故人君学士,荫高堂,翳帷幕,足综物土。”极言地图与版籍之重要,与汉晋官司征采之郑重。又斥班氏“《地理志》颇言山水……辨物知方犹未详备”。足见其得力于图籍之处为多。缘璩在蜀久任史官,获见罗尚、李雄时之图簿与诸先辈地记,凭藉丰赡,是其优于其他史家之处也。然其书无图。后之读者,徒据其文,或有传钞讹夺,遂惘然莫知所正。展转牵讹,而益棼乱者亦颇有之。顾千里校勘之先,必厘订其郡县为表,以表印证当时简陋之地图,亦可明了于晋代地理轮廓,故其校语多有卓识隽义,为他人所莫及。

  笔者幸生晚近,获读实测十万分一缩尺之四川全省地图与五十万分一缩尺之陕西省图,及其他较为近出具有县界之湖北、贵州、云南、陕西、甘肃等邻省地图,参印各种地书、方志、杂志论文与乎个人实地考察研究之记录,并在编制《四川历史沿革图说》过程中久经洗炼,于大西南地区之地理形势,建置沿革与历史发展过程略窥门径。藉此基础以考订《常志》地理之部,今古对勘,若合符契。故用力较前人为省而鉴识乃或更真。此次校补,于地志四卷考订尤详;其他各卷史文有关地理形势之处,亦皆尽其绵力;期使历世悬而未定之地名落实入图,无复再有悬空含混,惝恍迷离之病。秉此信心,努力以赴。虽未能尽偿初志,亦已大体开朗明晰,为未来辟出较为宽广之途径矣。中间头绪万端,难以例举,具体表现,即在插图。详细说明,分载入注。阅者取图验志,参看注释,庶于晋代梁、益、宁三州地理形势无不了者。

  今绘图十九幅,插附各卷前和适当篇页中,计有:

  第一卷,《巴志》四幅:

   (1) 《巴志形势总图》。具有郡、县界线与郡、县治位置及《巴志》篇中重要地名。

   (2) 《巴族历史发展图》。具有巴国历史发展各阶段中之政治经济中心位置与其民族活动范围等线条,与国都位置。

   (3) 《江州三峡图》。具有每五十公尺同高线之地形图,标有南北府城,龟亭,新市里,涂山,汶江,巴江,后山,阳关,东突峡等古地名,附注今地名。

   (4) 《巴西宕渠两郡图》。

  第二卷,《汉中志》插图四幅:

   (1) 《汉中志形势总图》。

   (2) 《汉、沔流变图》。表达汉、沔合流故道与现今东西汉水分流形势。并标出阳平、白马、金牛、五丁、定军、乐城诸故址。分三幅。

  第三卷,《蜀志》插图七幅:

   (1) 《蜀志形势总图》。

   (2) 《李冰治水遗迹图》。

   (3) 《都江堰工程略图》。

   (4) 《沫水离堆图》。

   (5) 《秦汉成都市郊示意图》、《秦汉成都城址比较图》。表达秦汉时成都故城位置与大城,少城,十八郭,七桥,五津,万岁,千秋两池及郫、检二江之位置和形势。

   (6) 《李冰造七星桥位置图》。

  第四卷,《南中志》插图四幅:

   (1) 《南中志形势总图》。大幅。包括南中七郡之郡、县治位置与境界。河流、道路,及其邻接地区。

   (2) 《诸葛亮南征路线图》。包括蜀汉时南中郡县位置、境界、道路与诸葛亮进军,回军及马忠等分道出军路线。

   (3) 《云南东北部湖渍盆地图》。

   (4) 《庄跷入滇路线图》。

  以上各图,不仅徒为《常志》原文注脚,亦多有超越《常志》文外,更作阐发者。图与注相须为用。如:各图中古今地名沿革之考订,多有超越一般地书所曾考订之范围者,又多有订正旧籍谬误之处者,是皆羽翼《常志》而当表之以图者。图不自言,待注发之。其例殊多,详载各注文中,兹不更举。

  (十三)注解与标点述例

  常璩于一千七百年前写成此书,在今日欲使人人能读,通其旨趣,则必加以注释。举如僻字晦义,成语典实及相关之人名地名,皆须征引群书,方可诠释疏通。是此次作注任务之一。校勘、辑补工作中,每有疑难问题,或当推翻旧说之处,虽可定案,仍须有以阐明。皆未便夹叙入正文,宜别以注语剖析之。是此次作注任务之二。《常志》多引据《史》、《汉》、《三国》及其他古籍之处,而《水经注》、《后汉书》、《晋书》等又多引用《常志》。文义歧出相异,有当校订之处,往往溢出校补范围以外,故于考订本书文义所当及者,搜订征验,斟酌厘正,以省览者考核之劳,是此次作注任务之三。常璩限于时代,其未能提出之问题,在今日研究其书则必当提出者,诸如巴、蜀民族来源,大西南社会发展历史阶段划分,各少数民族分布地域与其生活特点、发展过程,以及关于西南古代社会的经济等其他问题,皆为研究本书必须涉及之重要问题。提出问题,加以讨论,以待来者审覈,是此次作注任务之四。古地名之正确位置,物名之正确含义,每有争论千百年而不能得其定解者。此次作注,必须使其皆明确可征,地名并能入图。如蚕丛、丹犁、夜郎、苴兰、□□、沈黎、枸酱、邛竹、灵关、丹穴之类,故博考精辨,甄采群言,理其纷歧,勒为定说,是此次作注任务之五。

  凡此五端,动须长文。注语繁,则喧宾夺主,失于简则不足以完成全部任务而有苟且塞责之嫌。且阅者文学修养之程度不同,对注文之分量、深度要求亦即不同;研究部门不同,对其内容各方面之轻重、宽窄要求亦将不同;欲尽一人之力以满足多人之意,必不可能。此作注之所以为难也。然又不可无注。踌蹰累年,兹临定稿,仍莫知适从。乃始仍原订初稿计划程式,除力从意足字省方面统一文格外,先将原书各卷文字划分为若干章(原书不分章节,通体连写,宋刻乃有提行空格,暗别章节)。每章作一按语,其任务在阐明全章旨趣,指出其要点特点及联系他章之关键。文内当系注处,嵌以注码,注文缮写在每章按语下。

  此次诠注工作,主要在直接查验经史诸子百家原文,求其义理所当。中间颇有因检覈经史而校出旧刻谬误及旧校疏忽之处。例如《巴志》1章之校注,定“贯利”为常氏原文,驳斥旧刻“宝利”、“货利”等窜改字。如此之例犹多,不可胜举。又颇有一字一义久不得解,稽滞旬月,遍检群籍,始获典祖;或更因而发现旧书字误之事。兹举一例,藉明工作未尝苟且。

  第九卷(《李志》)“撰曰”,有“每惟殷人《丘墟》之叹,贾生《过秦》之论,亡国破家,其监(鉴)不远矣”句。诠释之初,必以“殷人《丘墟》之叹”便是用《史记.宋微子世家》“箕子朝周,过故殷虚,感宫室毁坏生禾黍……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故事。嗣以为不然。如系用此故事,则箕子《麦秀》之歌与“贾谊《过秦》之论”恰成对偶,何至作“殷人《丘墟》之叹”句?更进而寻求常氏未用“箕子《麦秀》之歌”以对“贾谊《过秦》之论”的原因,则又发觉《史记.宋微子世家》“其后箕子朝周”以下八十字乃后人所窜入,非马迁原文所固有。常璩所见之《史记》,不可能有此条,更足证常氏此文非用箕子故事,而当另寻其典所自出以为校注语。

  《淮南衡山列传》记伍被谏淮南王语,有曰:“臣闻微子过故国而悲,于是作《麦秀》之歌。是痛纣之不用王子比干也。”《史记》既存伍被之说,则固以为《麦秀歌》是微子所作矣。何得更于《微子世家》又有此箕子作歌之八十字?自褚先生以下至于裴骃《集解》,皆莫曾指出此歧出处。则其八十字为魏晋以后人所窜入可知。或者是后人取张晏之说(下详)注入《史记》行间为此八十字,遂被宋刻乱入正文耳。裴骃实未见有此歌,常璩固无由见之,又安得而引以入其书乎?

  或谓:《汉书.伍被传》,全用《史记.淮南列传》,乃其文作“箕子”。颜师古注:“张晏曰:箕子将朝周,过殷故都,见麦及禾黍,心悲,乃作歌曰:‘麦秀之渐渐兮!黍苗之绳绳兮!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狡童,谓纣也。”其言与《史记.世家》同。然则《

世家》不讹,《淮南传》乃讹箕作微耶?此亦似是而非之说也。《世家》此八十字,全是箕子自悲不用,无吊王子比干之意,则非缘伍被之意可知。颜师古唐代人。所引张晏说,乃张晏别传之故事,非晏为汉书作校注之语。颜氏固云:“汉书旧无注解。”则张晏非为《汉书》作注以证其文当作箕子也。且张晏亦未曾见《史记》世家有此八十字。如其已见,则歌词必迳引史记,何至改“禾黍油油”为“黍苗之绳绳兮”乎?不惟张晏未见此八十字,即颜师古亦未见也;如其已见,则迳引《史记》世家以证《汉书》此“箕子”二字,不甚直捷明快,而必曲引张晏之说乎?然则《汉书》引伍被说而文作“箕子”者,亦字讹耳。《史记》列传固未误,则引用其文者不当改其人名。当是后人妄依窜乱本《史记》世家以改《汉书》字,而颜师古又妄援张晏小说以注《汉书》讹字耳。

  更强有力之证据,为孔颖达撰《诗正义》,所注郑玄《诗谱》,有句云:“《史记》称微子过殷墟而作雅声。”亦明是用《史记》伍被之说,未用《世家》说。则其所见之《史记》固无此箕子作歌之八十字。孔氏与颜氏同时。其所见之《史记》本当同。故知《史记.宋世家》无箕子作歌八十字,而《汉书》伍被说本作微子。以此定常璩非用箕子吊殷墟典,为确切不移矣。或问:《史记.宋世家》“其后箕子朝周”不可谓为微子之讹乎?曰:断不可能。今本《世家》文于此八十字下,乃续云,“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当国”及“

诛武庚,杀管蔡”,封微子事。微子降周,入居镐京,诛武庚后始封就国。未封以前,何得有“朝周,过故殷虚”句?以此知其断不然。

  以上,为笔者不用《史记.宋世家》箕子《麦秀歌》解说“殷人丘墟之叹”的理据。初由怀疑《史记》而细审其文,而参订他书,遂先发觉《宋世家》中此八十字为后人窜乱之文。窜乱时间,在唐与五代之世。宋刻遂成正文。同时发觉《汉书.伍被传》之“箕子”,亦是讹字。从而肯定《常志》“殷人”句非用箕子故事,获得解决。虽然,“殷人丘墟之叹”究何所指,则未得也。于是尽个人之力遍检经史诸子,凡与咏叹故国破亡之文,皆细审之,阅月余时间,终于从刘向《新序》卷四中找到了答案,说在本书九卷六章之注。

  似此因考证一字一义而泛检群书,从而更正他书文字错误者亦多。例如《史记.西南夷传》:“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

道西北牂柯’。牂柯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汉书.西南夷传》用其文而改作“道西北牂柯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司马光《

通鉴》依《汉书》文,清儒亦多盛称《汉书》所改为隽允。常璩此书则云:“曰‘牂柯来’。”不重江字。兹细考审,定《史记》与《常志》不误,《汉书》妄改,大失原意。《通鉴》与清儒皆盲从附和。说在《南中志》1章之注。如此之类,校订《史》、《汉》、《三国》、《后汉志》、《晋书》及各史注文,《水经注》、《元和志》、《寰宇记》等地理书之脱衍讹讹,多至数十百处,仅如《三国志》一种,于《公孙刘二牧志》得十一处,《先主》、《后主》二志得二十八处,它如《巴志》、《蜀志》、《南中志》亦有。共四十余条。

  然注文的主要任务,在于考地理,辨名物,订史实,正讹讹,析章节,诠晦义。而于各地区经济文化之发展过程尤再三注意。中间亦多有批判《常志》谬误之处。各条注文,有长达数千字者,或特附专题(如《枸酱考略》、《笻杖考略》、《蜀布考略》及《蚕丛考》等),或就注详考(如巴国发展与巴东盐泉之关系,蜀国发展与蚕丝业之关系,李冰勋绩在于提倡成都平原种稻等属于探索地方历史发展规律性之长文,均散在各注释中)。对于各少数民族历史发展与地区产业发展之史料考订尤为详密。其为事理之必然而前人所未发者,亦各数十百条之多。注文分量盖已五十万字,每欲裁割而苦难下笔者,窃谓其深入细密,前后相关,多属创见确证,为后来人研讨旧籍节约时间,固当如此也。

  标点助人了解文义,功用同于简明之注释。每见整理古籍印行各书中,仍有标点错误,盖古文含义多端,句读难定,非经细致咀嚼,推求义旨,即易流于误解误断。故标点之难,并不让于诠注。世或以标点为易事而轻率付人为之,其害能导人于沿误曲解,迳赴迷途。是不可不慎也。

  近见四川省图书馆所藏明刻《华阳国志》三本,有未署名者进行标点两次,人名用朱标,句读用蓝点,乃其误标误点之处十居五六。兹就首卷《巴志》举例二处。其第四页原标点有如此一段:

   于是夷朐忍廖仲药何射虎秦精等乃作白竹***、于高楼上射虎、中头三节。(原标廖仲药、何射虎、秦精为人名。)

  如此短短二十九字间,即有甚大误解三点。(1)原标以廖仲药、何射虎、秦精为三人,盖用近代通常姓氏断之。按本书《大同志》言,“涪陵民药伸,杜阿应尚”,则巴东固有药姓也。章怀太子注《

后汉书.板楯夷传》“射杀白虎”句云“《华阳国志》曰:巴夷廖仲等射杀之也”。张澍《蜀典》卷十二《药氏》云,“按《华阳国志》:巴夷药何与廖仲秦精等作白竹***射白虎者”。是皆以廖仲、药何与射虎秦精为三人。秦汉习俗,有复姓,罕复名。此等巴夷方慕汉习,初有姓氏,自不可设想其为三字姓名。此原标三人之谬也。(2)原文于秦精上特加“射虎”二字,表示廖、药皆非能射虎者,仅秦精为名猎手,以善射虎知名。廖与药则大姓,有财势,为一方领袖;或延秦精为之设计射虎,以博重赏;或由秦精思得杀虎之术,不能自致,往说大姓廖、药应募取赏,藉以表现其劳动智慧。故秦精上特加射虎二字,不仅表达此一功勋之实际主人,且足体现当时巴夷社会大姓与劳动人民之政治地位,意义殊属重大。原标点者乃曲解为“何射虎”,似元明小说绰号,悖于古义何太远耶!(3)白竹,今云“白甲竹”,为竹中尤劲强者,缚之为巨弓,以机发之,则射能远及。故秦精教药、廖于高楼上设之以伺虎。得当发机,遂能使箭贯虎,没其三节。秦时皆用竹箭,节短者尤劲。“三节”约当尺余,故虎遂死。“于高楼上”者,便于作机***伺虎,非谓藉楼避虎而手射之也。如是手***,则达楼下已成***末,安能中没入三节乎?原点“于高楼上射虎”为读,则所言当是手***,是体物疏谬,反映于标点,非惟削弱文势,且能导人于误解之处也。兹于此二十九字作如下标点,故虽不加注语,而当时杀虎之情势事实,宛然自现于纸上。

   于是,夷朐忍廖仲、药何、射虎秦精等,乃作白竹***于高楼上,射虎,中头三节。

  初看前举标点者,未必遂能觉其有误。试以后一标点较之,其对文义体会之差距,难以道里计矣。标点之未可轻易为之,有如此也。

  (十四)附录搜辑述例

  常璩于蜀、巴、广、犍、汉、梓诸郡士女传赞以外,别辑《益梁宁三州士女目录》,合《序志》为一卷,是为本书辑载附录之始。其后张佳胤辑《江原常氏士女目录》,《函海》辑附历代关于常氏着述评述之文,廖刻本有《三州郡县目录》,陶浚宣辑张翕事为附录,《

龙溪精舍》本附顾观光《校勘记》。志古堂本据廖本补《三州郡县目录》,又据陶本补《华阳国志》佚文张翕一条,仍据《武林山人遗书》附载顾氏《校勘记》,为附录之较多者,然实皆颇陋,不足尽羽翼常着之能事。兹从此书相关之各方面,搜辑下列各文记,附载卷末,俾览者秩然了解历代着述对于此书之看法与其所作贡献。除关于文字校勘方面已收录于校注外,其收入此附录者有下列各类:

  (1) 旧刊已具之附录。如《三州郡县目录》,《江原常氏士女目录》皆略附校注。其常氏自辑之《三州士女目录》,则作正文看待。

  (2) 旧刊各本之序文、凡例及跋文。自宋刻至近世刻本,凡属专序《华阳国志》者,并依时代先后录附。其属丛书总序,不专指《华阳国志》者不录,各本从同者于题下注明之。卷首即不更依成习冠以旧刻原序。

  (3) 记述常氏着述卷帙、板本及评论常着之文字。例如《晋书》载记、《十六国春秋钞》关于常璩身世之文,《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等官书记录常璩着述之文;《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通志.艺文略》、《通考.经籍考》、《玉海》、《说郛》、《国史经籍志》等私家撰述关于常着之文字(以上均见本书附录十二《函海华阳国志附录》);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山西耿氏《万卷精华楼藏书记》、北京傅氏《藏园群书题记》等考订常着版本与其内容之文字(已收入前言与注释者不更录)。

  (4) 各赏鉴家、校勘家在旧本上之题字与批语之未采入校注者。例如红豆斋本上之丁小山、程瑶田等跋语,抱经堂本之程鱼门跋语,顾千里手稿中之部分文字等是。

  总之,这次校注工作仅限于探索常氏原着之精神实质,寻求原文本旨,纠正传钞与刻板讹乱讹夺之部,通正其隐晦扞隔之义,并估定大西南地区社会发展之历史阶段,明确其阶级分化与阶级斗争之大体过程而阐述之。仅此要求,亦非绵力所能克致。主要目的,仍在于草创条理,以待海内硕学之修订补益,使成善本而已。

  当前遗憾,主要在于政治理论水平过低,所有分析原着之观点,不能正确者必多。夫千六百年前之方志,就今日建设社会主义之现实要求言之,其所以仍不当废者,端在于研习一方古代社会发展过程所必取资而已。固必待有精通唯物史观之学者博检群籍,搜罗资料,精细抉择其有裨于今用者,纂述阐发之,汰除冗义,精简诠释,始得成为现代学人适用之书。非惟注语文不能多,即正本亦可酌予删弃,始符整理古籍之义,而于览者有益。若个人之识力卑弱,率尔操觚,固不足以胜其任也。凡兹所为,但能初步搜讨资料,以备未来雅识学人之整刷而已。

  其他琐杂谬误之处,应亦甚多,均盼在取得海内学者指正后厘正。 任乃强 一九六一年初稿 一九六二年修订 一九八二年再校,微有删改。

 

 

 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一  巴志      一

  昔在唐尧,洪水滔天。鲧功无成,圣禹嗣兴,导江疏河,百川蠲脩;封殖天下,因古九囿以置九州。仰禀参伐,俯壤华阳,黑水、江、汉为梁州。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赋惟下中。厥贡璆、铁、银、镂、砮、磬、熊、罴、狐、狸、织皮。于是四隩刘、钱、《函》、张、吴、何、王等旧本皆作奥。《函海》注云:“惠校改隩。”廖本作隩。既宅,九州攸宋、明刻本作逌。清代刻本作攸。古今字。同,六府孔脩,元丰本作脩。嘉泰本作修。庶土交正,底刘、钱、《函》、廖本作厎。张、吴、何、王本作底。□古慎字。元丰本如此。嘉泰本避孝宗讳缺一笔。惠栋校改□。《函》、廖本同。财赋,成贡中国。盖时雍之化,东被西渐矣。

  历夏、殷、周,廖本注:“当作历虞夏殷。脱虞字,衍周字。”兹不取。九州牧伯率职。周文为伯,西有九国。及武王克商,并徐合青,省梁合雍,而职方氏犹掌其地,辨其土壤,甄其【宝】〔贯〕利。旧各本俱作宝利。惠校改作货利。兹按,《周礼.职方氏》:“乃辨九州之国,使同贯利。”郑玄注:“贯,事也。谓九谷六畜等财用之事。”常氏用《职方》文,则当是贯字。兹改正。迄于秦帝。旧各本皆作“起于秦帝”。惟廖本改起作迄,无说。兹查《说文》走部:“起,能立也。”“●,直行也。”辵部:“●,古文起。”“●,至也。”盖常氏谓职方之制,行至秦帝时。后人写讹为起。惠校改作●,故廖本作迄也。句断。汉兴,高祖藉之成业。〔武帝开拓疆壤〕,乃改雍曰凉,革梁曰益。旧刻皆乃字上接高祖句。当是有脱。按《

汉书.地理志》:“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南置交址,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凡十三部。”常氏实用其说,宛然原句,则其脱武帝一句明矣。《水经注》卷三十三,引《地理风俗记》曰:“元朔二年,改梁曰益州。以新启犍为、牂柯、越嶲、州之疆壤益广,故称益云。”兹据以补六字。故巴、汉、庸、蜀属益州。至魏咸熙元年平蜀,始分益【州】〔之〕旧皆作州。按“益州”既为州名,亦为州部属郡名。与巴、汉连称,甚碍文义。上益,亦不连州字。此益下州盖之字讹。巴、汉七郡置梁州。治汉中。以相国参军中山耿黼为刺史。元康六年,广【汉益】〔

魏梁〕州,旧各本皆作“广汉益州”。廖本注云:“当作广益梁州。”今按:所广者魏之梁州。原文当是“广魏梁州”。传钞者因魏改广汉为广魏,每见广魏字即改为广汉。展转遂并讹梁益字也。广与益为一义。廖本所注亦非。兹改二字。更割雍州之武都、阴平,荆州之新城、上庸、魏兴以属焉。凡统郡【一十一】〔十二〕,县五十八。旧本尽作“凡统郡一十一”。顾广圻校云:“当云统郡一十二。巴郡、巴东郡、涪陵郡、巴西郡、宕渠郡、汉中郡、魏兴郡、上庸郡、新城郡、梓潼郡、武都郡、阴平郡。县五十八者,不数省。”廖本据以入注。汉晋人记数,十、百、千、万上,例不着“一”字。原文当作“

郡十二”。县不数省者,谓如乐城、常安、宣汉,晋世已省并县,不在五十八县内。

      二

  《洛书》曰:“人皇始出,继地皇之后,兄弟九人,分理九州,为九囿。人皇居中州,制八辅。”华阳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国,则巴蜀矣。其分野,舆鬼、东井。其君,上世未闻。五帝以来,黄帝、高阳之支庶,世为侯伯。及禹治水命州,巴、蜀以属梁州。禹娶于涂山,辛、壬、癸、甲而去。生子启,呱呱啼,不及视。三过其门而不入室,务在救时。今江州涂山是也,帝禹之庙铭存焉。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着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殷人〕倒戈。旧各本不重殷人字,即无法句读。王本以“殷人倒戈”为句。则上句无宾词。廖本用《武成》文,补“前徒”二字。亦句无主语。必作“殷前徒”乃可。兹重“殷人”二字。意乃足矣。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武王既克殷,以《函海》注云:“或改封。”其宗姬【封】于巴,廖本姬下有封字。他各本无。按常氏原意,谓因有宗姬在巴,而予巴以子爵。非谓封宗姬于巴。于,在也。巴既助伐纣有功,则何能更封宗姬夺其君位哉?抑或是巴冒姬姓往,武王以为宗姬也。爵之以子。古者,远国虽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曰子。此下,旧本或空格,或连。顾广圻校稿云“当提行另起”。

      三

  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土植五榖。牲具六畜。桑、蚕、麻、苎,旧刻本作纻。兹从钱写本作苎。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支或本作芰。蔓有辛蒟,园有芳蒻、香茗,给客橙、●。旧本作●。《函海》作葵,注云:“原讹●。何本作葵。刘、李本亦作●。”廖本未改字,而有注云:“橙字当衍。●当作□。□即橙字。”今按:给客橙,三字读。●即荜茇。说详注。其药物之异者,有巴戟天、椒。竹木之□钱写作贵。者,有桃支、灵寿。其名山有涂、籍、灵台、石书、刊山。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有先民之流。原省韵字。故其诗曰:“川崖钱写作□。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野惟阜丘,彼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养母。”其祭祀之诗曰:“惟月孟春,獭祭彼崖。永言孝思,享祀孔嘉。彼黍既洁,彼牺刘、李、廖本作牺。他本作仪。惟泽。蒸命良辰,祖考来格。”其好古乐道之诗曰:“日月明明,亦惟其名。谁能长生,不朽难获。”又曰:“惟德实宝,富贵何常。我思古人,令问令望。”而其失,在于重迟鲁钝。俗素朴,无造次辨丽之气。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蛮。

      四

  周之仲世,虽奉王职,与秦、楚、邓为比。《春秋》鲁桓公九年,巴子使韩服告楚,请与邓为好。楚子使道朔将巴客聘邓。邓南鄙《

左传》此下有“鄾人”字。攻而夺其币。巴子怒,伐邓,败之。其后巴师、楚师伐申。楚子惊巴师。鲁庄公十八年,巴伐楚,克之。《左传》作:“巴人叛楚而伐那处。取之。”鲁文公十六年,巴与秦、楚共灭庸。〔鲁〕原脱。按上桓、庄、文例。当补。哀公十八年,巴人伐楚,败于鄾。《左传》作:“巴人伐楚,围鄾。……三月,楚公孙宁、吴由于薳固,败巴师于鄾。”是后,楚主夏盟,秦擅西土,巴国分远,故于盟会希。此下,张、吴、何、王本有与字。当衍。战国时,尝与楚婚。“战国时”,有误。说在注。及七国称王,巴亦称王。此下旧本或空格、或连。兹提行。下提行处同。

  周之季世,巴国有乱。将军【有】此下廖本多一有字。浙本挤刻增。他各本无。蔓子请师于楚,许以三城。楚王救巴。巴国既宁,楚使请城。蔓子曰:“藉楚之灵,克弭祸难。诚许楚王城。将吾头往谢之。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头授楚使。〔楚〕王叹曰:“使吾得臣若巴蔓子,用城何为!”乃以上卿礼葬其头。巴国葬其身,亦以上卿礼。

  周显王时,【楚】〔巴〕国衰弱。旧各本皆作“楚国”。于文不应。且显王时楚国方强,祇巴已衰弱耳。秦惠文王与巴、蜀为好。蜀王弟苴〔侯〕私亲于巴。旧脱侯字。按下文,当有。廖本有注。兹迳补。巴蜀世战争,此下刘本提行。钱、《函》、廖本空格。他各本连。审文意,不当断句。周慎王五年,蜀王伐苴。【侯】旧各本均衍侯字为句。审文,不当有。苴侯奔巴。巴为求救于秦。秦惠文王遣张仪、司马错救苴、巴。遂伐蜀,灭之。仪贪巴、苴之富,刘、钱、《函》本作“巴道之富”。傅增湘校刘本,以道为佳字。兹不取,依元丰及张、廖本。因取巴,湘本依《路史》作“巴丸王”断句。兹仍旧刻作执王,句下属。执王刘本作玉。以归。置巴、蜀、及汉中郡。分其地为〔四十〕一县。旧各本,张、吴、何、王、浙本作“为二县”,刘、钱、《函》、廖本作“为一县”。廖本一下注云“当衍”。皆不成文。查《汉书.高帝纪》“王巴、蜀、汉中四十一县”。是秦置此三郡时,共有四十一县。《常志》据之。旧传钞者脱上二字也。兹补。顾观光《校勘记》作三十二县。其说云:“宋本脱去‘三十’二字。俗本改一为二。廖校遂欲删去此字。皆失考也。今依《路史.太昊纪》注补正。”查《路史》罗苹注,引《华阳国志》云:“顺王五年,张仪、司马错伐蜀。因取巴地。分为三十二县。”(未遵原文。又误慎为顺。)又查《史记.高帝纪》“王巴蜀汉中”句下无县数。有《集注》引“徐广曰:三十二县”。广,刘宋人,应曾见《常志》,故所说与罗苹引数合。大抵,宋元丰本,依罗苹所见本,而脱“三十”字。嘉泰本改从《汉书》,作四十一县,亦复脱“四十”字。故张本只作“二县”,刘本只作“一县”。《汉书》作“四十一县”者,秦灭巴、蜀、苴,以其地置三十二县。汉中为秦旧郡,时存九县。高帝为汉王,王巴、蜀与汉中三郡,固应是四十一县。若仅言分巴、蜀地置县,乃当是三十二县。此文既系统蜀、巴、汉中三郡言之,则当以四十一县为正。徐广、罗苹所据,亦误本也。仪城江州。司马错自巴涪水,取楚商于地,为黔中郡。

      五

  秦昭襄王时,白虎为害,自【秦】〔黔〕、旧各本皆作秦字。按,下言“四郡”,则此字当指黔中郡。《后汉书》作秦,缘音讹也。后人不知秦有黔中郡,又援《范书》改讹耳。蜀、巴、汉患之。秦王乃重募国中:“有能煞古杀字。《函海》注云“应作杀”。虎者邑万家,金帛称之。”于是夷朐忍李本作□。廖仲、药何、射虎秦精等乃作白竹***于高楼上,射虎。中头三节。李本作箭。《太平广记》引作矢。白虎常从群虎,瞠恚,尽搏煞群虎,大呴《太平广记》引作吼。古音义并通。而死。秦王嘉之【白】〔曰〕:钱本作曰,据改。“虎历四郡,害千二百人。一朝患除,功莫大焉。”欲如约,旧本作要。《函海》注“当作约”。廖本作约。义同。【王】旧有王字,兹删。嫌其夷人。《太平御览》引作“以其夷,不欲封”。乃刻石为盟要: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论;《广记》引作“不论”。煞人雇《函海》注云:“刘、吴、何、李本作顾。”死,当有纳字。倓钱《广记》引作“不死”。无“倓钱”字。盟曰:“秦犯夷,输黄龙当作珑。一双。《广记》引作“黄金一两”。夷犯秦,输清酒一钟。”夷人安之。汉兴,亦从高祖定乱,元丰与廖本作乱。嘉泰与明清各本作秦。当作乱。有功。高祖因复之,专以射【白】虎为事。旧各本虎上有白字。疑衍。户岁出賨钱口四十。故世号白虎复夷。一曰板楯蛮。今所谓●头虎子者也。

  汉高帝灭秦,为汉王,王巴、蜀。阆中人范目,有恩信方略,知帝必疑当作欲。定天下,说帝,为募发賨民,《太平御览》无说字。作“为帝募发賨民”。要与共定秦。秦地既定,封目为长安建章乡侯。帝将讨关东,賨民皆思归;帝嘉其功而难伤其意,遂听还巴。谓目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耳。”徙封阆中慈乡侯。《蜀都赋注》引《风俗通》作“慈凫乡侯”。目固辞。乃封渡沔【县】侯。旧本侯上皆有县字。古无渡沔县。且目辞乡侯,则渡沔为名号侯也。县字衍。故世谓:“〔三秦〕亡【秦】,范三侯”也。廖本改作“亡秦范三侯也”。范目功在率賨人助汉灭封于秦地之雍、塞、翟三国。非亡秦。此其乡人谓目灭三国亦三度封侯耳。三秦非秦。廖改非是。目复〔请〕除民罗、朴、昝、鄂、度、夕、龚七姓不供租赋。《蜀都赋》注引《风俗通》作“并复除目所发賨之卢、朴、沓、鄂、度、夕、袭七姓不供租赋。”今按:目无权免除七姓租赋。当脱有请字。复与除,义有分别。阆中有渝水。賨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陷阵,锐气喜舞。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令乐人习学之。今所谓《巴渝舞》也。

  天下既定,高帝乃分巴、〔蜀〕旧脱蜀字。依下文当补。置广汉郡。孝武帝又两割置犍为郡。故世曰“分巴割蜀,以成犍、广”也。

      六

  自时厥后,五教雍和,秀茂挺逸。英伟既多,而风谣旁作。故朝廷有忠贞尽节之臣,乡党有主文歌咏之音。巴郡谯君黄,仕成哀之世,为谏议大夫。《函海》注云:“当去议字”。查考《后汉.百官志》光禄勋属,有光禄大夫、太中大夫、中散大夫、谏议大夫,与议郎等官。“谏议大夫注”:“武帝元狩五年置谏大夫为光禄大夫,世祖中兴以为谏议大夫。”《函海》据此为说也。然本书目录作“太中大夫。”《后汉.独行传》作“中散大夫”。数进忠言。后违避王莽。又不仕公孙述。述怒,遣使赉药酒以惧之。君黄笑曰:“吾不省药乎?”其子锳,纳钱八百万,得免。国人作诗曰:“肃肃清节士,执德寔固贞。违恶以授命,没世遗令声。”巴郡陈纪山,为汉司隶校尉,严明正直。西虏献眩,王庭试之,分公卿以为嬉。《函海》以眩王断句。谓其人技绝高,号为眩王也。顾槐三校云“当作眩人”。亦是于王字断句。查《后汉书.陈禅传》作:“永宁元年,西南夷掸国王献乐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明年元会,作之于庭。安帝与群臣共观,大奇之。”《史记.大宛传》亦言“黎轩善眩人”。均不称彼人为眩王。汉庭自合称“王庭”。眩句断。纪山独不视。京师称之。巴人歌曰:“筑室载直梁,国人以贞真。邪娱不扬目,枉行不动身。奸张、吴、何、王本作奸。刘、钱、《函》本作□。下同。轨辟旧各本作僻。《函海》注云“应作辟”。避、辟字通。兹依廖本。乎远,理义协乎民。”巴郡严王思,刘、李本严作庄。他各本作严。为扬《函海》本扬字多作杨。上扬同。州刺史,惠爱在民。每当迁官,吏民塞路攀辕,诏遂留之。居官十八年卒,百姓若丧考妣。义送者赉钱百万,欲以赡王思家。其子徐州刺史〔羽〕据《目录》补。不受。送吏义崇不忍持还,乃散以为食,食行客。巴郡太守汝南应季先善而美之,乃作诗曰:“乘彼西汉,潭潭其渊。君子恺悌,作民二亲。没世遗爱,式镜后人。”

  汉安帝时,巴郡太守连失道。国人风之曰:“明明上天,下土是观。帝选元后,求定民安。孰可不念,祸福由人。愿君奉诏,惟德日亲。”永初中,广汉、汉中羌反,虐及巴郡。《太平御览》引《益部耆旧》记此事在中平五年。是误。有马妙祈妻义,王元愦妻姬,赵蔓君妻华《目录》蔓作云。夙丧夫,执共刘、李、《函》、钱作恭。姜之节,守一醮之礼,号曰“三贞”。遭乱兵迫匿,惧见拘辱,三人同时自沈于西汉水而没。死,当衍。有黄鸟鸣其亡处,徘徊焉。亡字,张、吴、何、王本作葬。国人伤之,乃作诗曰:“关关黄鸟,爰集于树。窈窕淑女,是绣是黼。惟彼绣黼,其心匪石。嗟尔临川,邈不可获!”永建中,泰山吴资元约为郡守,旧各本讹泰作秦。《函海》注“应作泰”。廖本作泰,是。屡获丰年。民歌之曰:“习习晨风动,澍雨润乎苗。我后恤时务,我民以优饶。”及资迁去,民人思慕,又曰:“望远忽不见。惆怅尝徘钱写作●。张、吴、何、王本作伭。刘、李、《函》、廖、浙本作徘。徊。恩泽实难忘,悠悠心永怀。”

  孝桓帝时,河南李盛仲和为郡守,贪财重赋。国人刺之曰:“狗吠何喧喧,有吏来在门。披衣出门应,府记欲得钱。语穷乞请期,吏怒反见尤。旋步顾家中,家中无可【为】与。旧本皆作与。思往从邻贷,邻此下,钱写衍步字。人已旧各本作以。疑是□字变。廖本作已。得《常志》原字。言匮。旧皆讹作遗。廖本作匮。盖顾校改之佳字也。上与“思往”文协。下与悴字韵协。钱钱何难得,令我独憔悴!”汉末政衰,牧守自擅,民人思治,作诗曰:“混混浊沼鱼,习习激清流。温温乱国民,业业仰前《函海》作有,并注云:“刘、吴、何、李本作前。”实则他各本俱作前。脩。”疑当作休。其德操、仁义、文学、政干,若洛下闳、任文公、冯鸿卿、庞宣孟、玄清代刻本避讳作元。文和、玄贺字,《东观记》作文宕。《舆地广记》作“文若”。赵温柔、龚升侯、《目录》作叔侯。李本亦作叔。他各本作升。隶书叔字与升易混,名调,则作升是。杨文义等,播名立事,言行表世者,不胜次载【者】当衍。也。

      七

  孝安帝【元】〔永〕初三年,旧作元初。兹依《后汉书》改正。凉吴、何、王本讹作梁。州羌入汉中,杀太守董炳,扰动巴中。中郎将尹就讨之,〔连年〕依《后汉书.王堂传》补二字。不克。益州诸郡皆起兵御之。三府举广汉王堂为巴郡太守。下省堂字。拨乱致治,进贤达士。贡孝子严永,隐士黄错,名儒陈髦,俊士张璊,元丰本作璜。浙本改从。他各本及《目录》皆作璊。廖本注云:“以后书订之,璊当作湍。”皆至大位。益州刺史张乔,表其尤异。徙右扶风。民为立祠。

  孝桓帝以并州刺史泰旧各本作秦。廖本作泰。山但望【字】伯阖为巴郡太守。旧各本望下有字字。按本书通例。不当有。懃钱写作勤。恤民隐。郡文学掾宕渠赵芬,掾张、吴、何、王本无此字。刘、李、钱、《函》、廖本有。浙本剜补。弘农冯尤,垫江龚荣、王祈、李温,临江严就、胡良、文恺,安汉陈禧,阆中黄阊,江州【毋】母《

函海》作毋,注云“何李本作母”。刘本作毋。廖作毋。成、阳誉、乔就、张绍、牟存、平直等,诣望自讼曰:“郡境广远,千里给吏。兼将人从,冬往夏还。夏单冬复。惟逾时之役,怀怨旷之思。其【昏】忧明清旧本作忧。惠校改昏。《函海》注云“应作昏”。廖本与浙本改昏。按:忧,谓家人疾病,行役人不得闻见。昏谓婚事,当预定其期,无碍于行役。不当改。丧吉凶,不得相见。解缓补绽,下至薪菜之物,无不躬买于市。富者财得自供。贫者无以自久。刘、李本作支。是以清俭,夭枉不闻。加以水陆艰难,山有猛禽;旧本皆作禽。廖本作兽。《函海》亦注云“当作兽”。今按禽字古义通用于鸟与兽。无庸改。思迫期会,陨身江河,投死虎口。咨嗟之叹,历世所苦。天之应感,乃遭明府,欲为更新。童儿匹妇,欢喜相贺:‘将去远就近,释危蒙安。’县无数十,人无远迩,恩加未生,泽及来世。巍巍之功,勒于金石。乞以文书付计掾史。人鬼同符,必获嘉报。芬等幸甚。”望深纳之。郡户曹史枳顾广圻校稿云:“枳是县。下脱史名。”今按:巴郡户曹掾姓史名枳耳。户曹,犹功曹、贼曹,掾字省。白望曰:“芬等前后百余人,历政《函海》注云“应作证”。今按历政犹云历任太守时耳。讼诉,未蒙感悟。刘、李、钱、《函》、廖本作寤。他各本作悟。古音义通。明府运机当作玑。《尚书》“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布政,稽当皇极。为民庶请命救患,德合天地,泽润河海。开辟以来,今遇慈父。经曰:‘奕奕梁山,惟禹甸之。有倬其道,韩侯受命。’比隆等盛,于斯为美。”

  永兴二年,三月甲午,望上疏曰:“谨按《巴郡图经》境界南北四千,东西五千,周万余里。属县十四。盐铁五官,各有丞史。户四十六万四千七百八十。口百八十七万五千五百三十五。远县去郡千二百至千五百里。乡亭去县,或三四百,或及千里。土界遐远,令尉不能穷诘奸凶。时有贼发,督邮追案,十日乃到。贼已远逃,踪迹【灭】绝〔灭〕。廖本倒作灭绝。罪录逮捕,吴、何、王本脱录字。他本有。浙本剜补。疑当作录罪。证验文书,诘讯,即从春至冬,不能究讫。绳宪未加,或遇德令。是以贼盗公行,奸宄不绝。〔郡掾龚〕荣等,旧各本省荣姓与职名。记述文,承上可省。此为录望原《疏》,则不可省。故补三字。及陇西太守冯含、上谷太守陈弘按《士女目录》,作上庸太守。说:往者,至有劫廖本作劫,阆中令杨殷、终津侯姜吴、何本讹作美。昊,伤尉苏鸿、彭亭侯孙鲁、雍亭侯陈已、殷侯乐普。又有女服贼千有余人,布散千里,不即发觉,谋成乃诛。其水陆覆害,煞《函海》注云“应作杀”。郡掾枳谢盛、【塞】蹇元丰本作蹇。他各本作塞。《函海》注云“塞疑蹇”。威、张御,鱼复令尹寻,主簿胡直,若此非一。给吏休谒,往还数千。原省里字。闭囚须报,或有弹劾,动便历年。吏坐逾科,恐失冬节,侵疑先死。如当移传,不能何、王、浙本作不得。待报,辄自刑戮。或长吏忿怒,冤枉弱民,欲赴诉郡官,每惮还往。太守行桑农,不到四县。刺史行部,不到十县。郡治江州,时有温风。遥县客吏,多有疾病。地势刚险,《水经注》作“侧险”。廖本注云“当作侧”。皆重屋累居,数有火害。又不相容,结舫水居五百余家。承三江之会,廖本注三字下云“

当作二。见《水经注》”。今按三江,谓三大河谷。内水、外水与合流后之长江。舟人结帮,各从一水,不相参越。直至近世,犹是三帮。故其人习称“三江”。此不可缘地理概念说为二江也。夏水涨盛,坏散颠溺,死者无数。而江州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精敏轻疾〕【姿态敦重】。垫江以西,土地平敞,〔姿态敦重〕【精敏轻疾】。旧各本误易二句。《汉书.地理志》论楚俗云“急疾有气势”。论吴俗云“轻死易发”。又曰“吴粤与楚接比,数相兼并,故民俗略同”。此楚人轻疾之验也。盖操舟之民,无不轻疾。经商之民,无不精敏。而农户儒士,态度无不敦重。上文论巴风俗,以“重迟、鲁钝,素朴无造次辨丽之气”为失。所指皆垫江以北之人也(参看3章注)。故知《但望疏》原语,“精敏轻疾”承其人半楚言。“姿态敦重”承垫江以上言也。兹移正。上下殊俗,情性不同。敢欲分为二郡:一治临江。一治安汉。各有桑麻丹漆,布帛鱼池。盐铁足相供给。两近京师。荣等自欲义出财帛,造立府寺。不费县官,得百姓欢心。何、李本作娱。孝武以来,亦分吴蜀诸郡。圣德广被,民物滋繁。增置郡土,释民之劳,诚圣主之盛业也。臣吴、何本脱此字。浙本剜补。虽贪大郡以自优【假】〔暇〕,廖本作假,误。不忍小民颙颙蔽隔,谨具以闻。”朝议未许。遂不分郡。分郡之议,始于是矣。【哉】旧各本有哉字。廖本无。《函海》注云:“李本无哉字。各本有。或作汉。此下吴、何本连。”盖张佳胤改哉作汉下连顺桓句读也。李、廖本删之,是。

      八

  顺桓之世,板楯数反。考当作灵帝之世,列在下条之后。详注释。太守蜀郡赵温,恩信降服。于是宕渠出九穗之禾,朐忍有连理之木。

  光和二年,板楯复叛,攻害三蜀、汉中,州郡连年苦之。天子欲大出军。张、吴、何、王本倒作“出大军”。时征役疲弊。问益州计曹,考以方略。刘、李、钱、《函》本作计略。益州计曹掾当从《范史》作“汉中上计”。程包《先贤志》作苞。《士女目录》同。《范史》同此作包。对曰:“板楯七姓,以射【白】虎为业,立功先汉。《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板楯蛮夷”条引作“射杀白虎立功,先世复为义人”。《通鉴》系在光和五年七月。引作“自秦世立功,复其租赋”。皆不同于此文。按上文,射白虎在秦世。一次而绝,不得云“以射白虎为业”。当是传钞者衍白字。本为义民。复除徭役,但出賨钱,口岁四十。其人勇敢能战。昔羌数入汉中,郡县破坏,不绝若线。后得板楯,来虏弥廖本注云“当作殄”。尽。《后汉书》引作“羌死败殆尽”,《通鉴》同。号为神兵。羌人畏忌,传语种辈,勿复南行。后建【宁】〔和〕宋明旧本皆有小注云《后汉书》作“建和”。考当作和。兹迳改。二年,刘本二年提行。谬。羌复入汉,牧守遑遑。赖板楯破之。若微板楯,则蜀、汉之民为左衽矣。前车骑将军冯绲南征,虽授丹阳吴、何、王本讹作杨。精兵,亦倚板楯。近益州之乱,朱龟以并凉劲卒讨之,无功;太守李颙以板楯平之。忠功如此,本无恶心。长吏乡亭,更赋至重;仆役过于奴婢,箠楚【降】隆旧本作隆。廖本改作降,失其义。隆,多也,犹胜。然疑是酷字钞讹。《后汉书》作“仆役箠楚,过于奴虏”。于囚虏;至乃嫁妻卖子,或自刭割。陈□州郡,牧守不理。去阙庭遥远,不能自闻。含怨呼天,叩心穷谷。愁于赋役,困于刑酷,邑域相聚,以致叛戾。非有深谋至计,僭号不轨。但选明能牧守,益其资谷,安便赏募,从其利隙,自然安集。不烦征伐也。昔中郎将尹就伐羌,扰动益部。百姓谚云:‘虏来尚可,尹将杀我!’就征还后,羌自破退。如臣愚见权之,遣军不如任之州郡。”天子从之,遣太守曹谦,宣诏降赦。一朝清戢。

      九

  献帝初平【元】〔六〕年,旧本皆作“初平元年”。刘昭《郡国志》注引谯周《巴记》作“初平六年”。兹据改。初平元年刘焉初入蜀。五年,焉卒,子璋为牧,乃得分郡。初平五年改元兴平。浅人以为初平无六年,妄以为是元字讹而改之也。盖蜀乱道闭,颁朔不至,蜀人犹奉初平年号。六年,即兴平二年也。征东中郎将安汉赵颖卷五作赵韪。《三国志》、《后汉书》并同。然旧刻各本于此皆作颖。当时人有改名习,后史每并存之。本书多见。建议分巴为二郡。颖欲得巴旧名,故白《函海》本小注云:“惠校改曰,非是。刘本作曰。”益州牧刘璋,以垫江以上为巴郡,江南庞羲为太守,治安汉。此下有脱。脱江州以东郡名与治所。然亦可省。兹但补两字。 〔璋更〕以江州至临江为永宁郡,朐忍至鱼复为固陵郡,巴遂分矣。

  建安六年,鱼复蹇胤宋本避太祖讳缺笔,明本均作□。清各本又避讳作允。或亦缺笔。白璋,争巴名。璋乃改永宁为巴郡,以固陵为巴东,徙当作改。羲为巴西太守。是为三巴。于是涪陵谢本白璋,求【以】〔分置〕丹兴、汉发二县,〔以涪陵〕为郡。旧本皆作“求以丹兴汉发二县为郡”。查两汉无此二县。谢本亦必不愿失涪陵为郡。应是旧有脱乱。兹补四字,移以字,以通其意。 〔璋〕初以为巴东属国。后遂为涪陵郡。此下,旧本连接《巴郡序》。兹断章。并补巴郡字另起。

      十

  〔巴郡,旧属县十四。郡〕分后,属县七,户二万。旧各本分字误连上文。显有脱谬。兹分章,并补八字。去洛三千七百八十五里。东接朐忍。西接【蒋】符县。旧各本皆作“蒋县”。廖本注“当作符”。兹改。南接涪陵。北接安汉、德阳。巴子时虽都江州,或治垫江,或治平都。后治阆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其畜牧在沮,今东突硖下畜沮是也。又立市于龟亭北岸,今新市里是也。其郡东枳,疑原作“东至枳”。有明月硖,广德屿,〔及鸡鸣硖〕。广德屿下,顾广圻校稿批“《水经注》黄葛峡”六字。廖本注云:“此有误也。以《水经注》订之,当作黄葛峡。故下文言巴亦有三硖。《续汉志》注引此作广德屿。当是传写之误。李□又依彼误改此耳。”今按:《水经注》明白定为黄葛、明月、鸡鸣三峡。以今地理考之,黄葛峡即东突峡,今云铜锣峡。明月峡外有离堆曰尖山子,即广德屿。鸡鸣峡在枳县界。应是旧本脱“鸡鸣峡”耳。兹补四字。故巴亦有三硖。巴楚数相攻伐,故置扞关、阳关及沔关。汉世,郡治江州巴水北,有甘张、吴、何、王本作柑。古今字。橘官,今北府城是也。后乃【迁】还廖本作迁。南城。

  刘先主初以江夏费瓘《水经注》作观。《三国志》亦屡见费观。《三国志.杨戏传》字宾伯。当以观字为正。为太守,领江州都督。后都护李严更城大城,周回十六里。欲穿城后山,自汶江通水入巴江,使城为州。李本作洲。古今字。求以五郡旧作都。顾广圻校,依《

水经注》改作郡。廖本同。置巴州。丞相诸葛亮不许。亮将北征,召严汉中。故穿山不逮。然造苍龙、白虎门。别郡县仓皆有城。严子丰廖本依《三国志》改丰。旧各本作农。下同。代为都督。丰解后,梓潼宋本与刘、李、钱、《函》本讹作漠。李福为都督。延熙中,车骑将军邓芝刘、钱、《函》本作艾。《函海》注云:“吴、何本作文。《邓艾碑》作乂。李本作芝。”廖本同《三国志》作芝。为都督,治阳关。十七年,省平都、乐城、常安。

  咸熙元年,但四县。以镇西参军陇西怡思和为太守,廖本怡上有小注云“当有脱”。盖疑其人名怡字思和,脱姓也。今按,怡自是姓,未见为脱。下文二部句无动词,乃真脱领字也。 〔领〕二部守军。

      十一

  江州县  郡治。涂山,有禹王祠及涂后《水经注》字作君。祠。北水有铭书,词李本作祠。云:“汉初,犍为张君为太守,忽得仙道,从此升度。”钱、吴、何、《函》、王本作渡。刘、李、廖本作度。今民曰张府君祠。县下有清水穴。巴人以此水为粉,则膏晖鲜芳;贡粉京师,因名粉水。故世谓“江州堕【休】〔林〕刘、李、钱、《函》本作休。张、吴、何、王、浙本作林。廖本亦作休而注云“当作林”。粉”也。有荔支元丰、《函海》本作支。他各本作枝。廖本作芰。园。至熟,二千石常设厨膳,命士大夫共会树下食之。县北有稻田,出御米;《函海》作朱。注云“刘、吴、何、李本作米”。陂池出蒲蒻蔺刘、李本作兰。他各本皆作蔺。席。其冠族有波、铅、【

毋】〔母〕、谢、然、●、李本作盖。杨、白、上官、程、常,世有大官也。

  枳县  郡东四百里,治涪陵水会。土地确瘠。时多人士。有章、常、连、黎、牟、阳,旧各本作杨。廖本作阳。郡冠首也。

  临江县  枳东四刘、李、吴、何、钱、《函》、王、浙本作西。元丰、张、廖本作四。百里。接朐忍。顾广圻校稿据《水经注》卷三十三引,于接上补东字。然可省。有盐官,在监涂何本作除。二溪,一郡所仰。其豪门亦家有盐井。【又】各本有又字。当衍。严、甘、文、杨、杜为大姓。晋初,文立实作常伯,纳言左右。杨宗符廖本注云“当作有”。称武【隆】〔陵〕。旧各本皆作隆。廖本于此注云“当作陵。读以‘杨宗有称武陵’六字为一句。《后贤志》及《目录》宗作崇”。今按:杨宗事在《大同志》。平吴前任武陵太守,有称。隆字应讹。符字未谬。不改。 〔甘宁轻侠杀〕人,在吴为孙氏虎臣也。旧各刻本皆以人字与武隆字连。廖本于此注云:“按,此有误也。考《三国志.甘宁传》云:‘巴郡临江人也。’当是人上脱‘甘宁县’三字。”今按:常氏先举临江五大姓,下乃以文立、杨宗、甘宁为之疏证。文、杨不赘县人字,何得独施于甘宁?查《甘宁传》,其人盖巴地大盗也。然为孙氏虎臣,着于陈寿《赞语》。常氏标榜人物,偏重忠节孝义。故《巴郡士女》不收赵韪。而此疏证亦不举严颜。于甘宁、臧否兼及,而列之举末。所阙,盖贬宁语。兹用《裴注》引韦曜《吴书》,补五字。

  平都县  蜀延熙时省。大姓殷、吕、蔡氏。

  垫江县  郡西北【中】〔内〕水旧本尽作中水。中水,今沱江。从来各书皆以涪江为内水。垫江在涪入嘉陵处。当是旧误作中。四百里。有桑蚕牛马。汉时,龚荣以俊才为荆州刺史。后有龚扬、赵敏,以元丰本有以字。廖本亦有。他本无。令德为巴郡太守。淳于长宁钱写本无宁字。他各本有。雅有美貌。《函海》作□。古今字。黎、夏、杜,皆大姓也。

  乐城县  在西州江三百里。延熙十七年省。此下,宋明各本皆连,不提行。廖本于各县名皆提行,下空二格。

  常安县  亦省。

      十二

  巴东郡,先主入益州,改为江关都尉。建安二十一年,以朐忍、鱼复、此下钱写本有空格,明有脱字。《函海》本与顾广圻校稿并谓是汉丰字,按后文,当是。《函海》注谓“刘吴何李本无空位”,盖误以宜都为县,成六数也。 〔汉丰〕、羊渠,此下,张、吴、何、王本有小注云“按《晋志》,巴东郡有宕渠”。何焯过录元丰本泐之,是。宕渠在巴西郡。及宜都之巫、北井六县为固陵郡。武陵康立为太守,〔治故陵溪会〕。何焯校元丰本,此下有五空格。当是原有“郡治固陵邑”,或“治羊渠水会”五字,嘉泰本以治不在县阙之。太守治不在县,古曾有之。故补。又,《函海》本为字下注云:“似宜加汉丰二字。”原在鱼复字下,重刻时误写于此也。章武元年,朐忍徐【惠】〔虑〕、据钱本改。鱼复蹇机,以失巴名,上表自讼。先主听复为巴东。南郡辅匡宋、清并避庙讳缺笔。为太守。先主征吴,于夷道还,薨斯郡。以尚书令李严为都督,造设围戍。严还江州,征西将军汝南陈到为都督。到卒官,以征北大将军南阳宗预为都督。预还,内领军襄阳罗献为代。蜀平,献仍其任,拜凌江将军,领武陵太守。《三国志.吴书》《晋书》并作罗宪。又凌江,《晋书》作陵江。刘、张、吴、何、《函海》本作凌江。

  泰始二年,当作延熙元年。按《吴书.孙休纪》“永安七年,进兵巴东”。即魏灭蜀年也。《晋书.罗宪传》“泰始初入朝”,在败吴师后。《通鉴》不误。吴大将步阐、《吴书》作步协。当是阐受命,以弟代行。唐咨攻献,献保城。咨西侵至朐忍。故蜀尚书郎巴郡杨宗告急于洛,未还,献出击阐,大破之。〔阐〕、廖本无此字,他各本俱有。咨退,献迁监军、假节、安南将军,封西鄂侯。入朝,加锡御盖朝服。吴武陵太守孙恢寇南浦,安蛮护军杨宗讨之,退走。〔献〕因表以宗为武陵太守,住南浦;诱恤武陵蛮夷,得三县初附民。献卒,以犍为太守天水杨攸为监军。攸迁凉张、吴、何、王本作梁。州刺史,朝议以唐彬及宗为代。【晋】当衍。晋人在晋朝举晋年号,不当赘晋字。惟如是其在蜀撰《巴汉志》旧文,乃当有。武帝问散骑常侍文立曰:“彬、宗孰可用?”立对曰:“彬、宗俱立事绩,在西不可失者。然宗才诚佳,有酒嗜。彬亦其人,性在财欲。惟陛下裁之。”帝曰:“财欲可足。酒嗜难改。”遂用彬为监军。加广武将军。

  迄吴平【巴东】二字旧各本同有。是旧钞衍。后,省羊渠【置】〔入〕南浦。按上下文,晋初已有南浦县。何待平吴后置?考羊渠是蜀汉旧县,建兴八年曾经改名南浦,见沈约《宋书.州郡志》。本书言孙恢寇南浦,即此羊渠改名之南浦。经杨宗击退后,乃分为羊渠南浦二县,羊渠仍故治,南浦则徙治长江岸,为武陵太守杨宗所住,今云武陵镇是也。既平吴后,晋武陵太守移就吴武陵郡治,南浦还属巴东郡,故省羊渠入南浦。南浦县治亦北徙百五十里即今万县市处。故万县旧名南浦。今长滩井地区即晋羊渠县地,仍属万县。是定此“入南浦”一“入”字的明证。《水经注》曾称羊渠为“南浦故县”,又云“南浦侨县”,亦皆是“省羊渠”,其地必入南浦的旁证。【晋】当衍,同上。太康初,将巫、北井还建平,但五县。顾广圻校稿改作“四县”。廖本未改而注云“当作四”。今按,巴郡列省县乐城、常安。则此亦当列羊渠为五县也。去洛二千五百里。东接建平。南接武陵。西接钱写脱此二字。他各本有。巴郡。北接【房陵】〔上庸〕。旧各本皆作“房陵”。查《汉志》但有房陵县,属汉中郡。本书《汉中志》“汉末以为房陵郡。”同时仍有上庸郡。魏改房陵为新城郡。《晋志》新城郡统房陵等四县,与本书同。考其地皆在建平、上庸两郡之东,不与巴东郡境相接。此房陵字,应是“上庸”乃合。原书已误作“房陵”。 〔其属有〕仿《巴郡总序》增。奴、獽、夷、蜑之蛮【民】。

      十三

  鱼复县  郡治。公孙述更名白帝。章武二年,改曰永安。咸熙初复。有橘官,〔盐泉〕。又有泽水神,天旱,鸣鼓于旁即雨也。〔

巴楚相攻,故置江关,旧在〕赤〔甲城,后移在江南岸,对白帝城故基〕。依《后汉书》注引《华阳国志》文补。

  朐忍县  郡旧本无此字,廖本有。西二百九十里。水道有东阳、下瞿数滩。山有大、小石城势。张、吴、何本作并。〔故陵郡旧治,有巴乡名酒〕、灵寿木此下廖本注云:“当有橘圃二字。《水经注》引不误。”〔橘圃〕、盐井、顾广圻校稿删此二字。云,“《水经注》三三,无盐井字”。然汤溪盐井正属此县。灵龟。〔汤溪盐井,粒大者方寸〕。并据《水经注》补。咸熙元年,献灵龟于相府。大姓扶、先、徐氏。汉时有扶徐,〔功在〕荆州,着【石】〔名〕《楚【

访】〔记〕》。宋椠作“扶徐荆州,着石楚访”八字。有注云:“着石楚访四字未详。”明清各本因之。读者莫识其义。顾广圻校稿谓是“着名《楚记》”。廖本从以入注,俱未能详其说。兹考扶徐即《后汉书.度尚传》之抗徐。《楚记》为《荆州记》之别称。名、石二字形似易混。扶抗二字亦易混。此谓县人扶徐,立功于荆州,为楚人方志所称道耳。 〔其属〕有●头白虎复夷者也。

  汉丰县  建安二十一年置。在郡西北彭溪【源】〔原〕。旧各本作源。县距溪源数百里。皆行山谷,惟县治处为小平原。故改作“

原”。

  南浦县  郡南三百里。晋初置〔武陵郡〕,主夷。各本“置”接“主夷”字。张、吴、何、王本作“主夷郡”。今按:《宋书.州郡志》蜀汉时已有南浦县,非晋置。此云“晋初置武陵郡主夷”,非县无汉民也。但郡守杨宗职在抚夷耳。

  郡与楚接,人多劲勇,少文学,有将帅材。此郡字亦承“武陵郡”言。刘、廖本提行,钱、《函》本空格,张、吴、何、王、本重郡字,俱非。杨宗为武陵太守,初只寄居南浦。故称县为郡也。

  〔羊渠县  汉末置。平吴后省入南浦。〕

  〔巫,北井  还属建平郡。〕

      十四

  涪陵郡,巴之南鄙。从枳南入,【析】〔折〕《寰宇记》引作溯。廖本作析。他本多作折。丹涪水,刘昭《后汉书郡国志注》引涪下有陵字。本与楚商于之地接。秦将司马错【由之】取楚商于地为黔中郡也。丹涪水与巴涪水异,参看3章之注。汉刘、李、钱、《函》、浙本有。张、吴、何、王本无。【后】〔兴〕《寰宇记》引作“汉兴”。考当从。恒有都尉何、王、浙本作郡尉。他各本作都尉。守之。旧属县五。去洛五千一百七十里。东接巴东。南接武陵。西接牂柯。张、吴、何、王、浙本作牂牁。《汉志》牂柯。北接巴郡。土地山险、水滩。人〔多〕戆勇,廖本无多字。他各本有。据补。多獽蜑之民。县邑阿党,斗讼必死。【无蚕桑】少文学。〔无蚕桑〕。此三字,旧本在“少文学”上。兹倒在下。惟出茶、丹、漆、蜜、蜡宋本与刘本作□。汉时,赤甲军常取其民。蜀丞相亮亦发其劲卒三千人为连***士,遂移家汉中。延熙十三年,大姓徐巨反。车骑将军邓芝讨平之。《三国志.邓芝传》作延熙十一年。见玄清刻各本避讳作元。猿缘其山,《三国志》注引无其字。《北堂书钞》引同。宋、明、清写、刻本,并有。于文当有。芝性好***,手自射猿,中之。猿子拔其箭,《

裴注》引此句无子字。《水经注》卷三十三作“自拔矢”。《裴注》又引别本作“芝见猿抱子在树上,引***射之,中猿母。其子为拔箭”。《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引并同。卷木叶塞其创。其字,《裴注》引前种有,后种无。《类聚》《御览》引亦无。芝叹曰:“嘻!吾伤《裴注》引作违。物之性,其将死矣。”《裴注》引另本作“芝乃叹息。投***水中,自知当死。”《类聚》《御览》引同,无后四字。乃移其豪徐、蔺、谢、范五千家于蜀,为猎射官。分羸弱配督将韩、蒋等,名为助郡军;遂世掌部曲,为大姓。蒋字下,元丰本空三格。嘉泰空二格(据钱本),刘、《函》本空一格。似原有姓氏漫灭。然不可补。只补一等字。晋初,移***士于冯翊莲勺。其人性质直,虽徙他所,风俗不变。故迄今【有】〔在〕蜀、汉、关中、涪陵,有,当作在。下贯至“犹存”为句。今改。其当作及。为军在南方当作南中。者犹存。山有大龟,其甲可卜;其缘可作□,古钗字。《书钞》《类聚》、《御览》引并作钗。下同。世号灵□。

      十五

  涪陵县  郡治。宋本涪字不提行,只于叉字下空一格。张、吴、何、王本遂于空格补一出字连下。大谬。

  丹兴县旧本脱县字。廖本有。  蜀时省。山出名丹。

  汉平县  延熙十三年置。

  万宁县  孝灵帝时置,旧本脱置字。廖本有。本名永宁。

  汉发《晋志》作汉复。县  有盐井。【诸】县北有獽、蜑,又有蟾夷也。十一字,旧本皆上连。廖本提行。皆衍诸字。

  〔汉葭县  省入涪陵。〕

      十六

  巴西郡,属县七。去洛二千八百一十五里。东接巴郡。南接此下旧各本俱连“梓潼”字。脱“西接”。廖本注云“当有脱”。盖脱“

广汉”二字。汉广汉郡辖地包涪江全流。在巴西之西南。 〔广汉〕。西接旧本并脱此二字,廖本有。梓潼。北接【凉】张、吴、何、王本作梁。他各本作凉。并是汉字讹。又脱中字。 〔汉中〕、西城。土地山原多平,有牛马桑蚕。其元丰与廖本有其字。他各本无。人,自先汉以来,傀伟俶傥,冠冕三巴。及郡分后,叔布、《函海》注:“周舒,子群,孙巨。”荣始、《函海》注:“谯□,子周。”周群父子、程公弘等,或学兼三才,或精李本作清。秀奇逸。其次,马盛衡《

函海》注勋。承伯,《函》注参。才藻清李本作精。妙;龚德绪兄弟,《函海》注“禄、皦”。英气晔然;黄公衡《函》注权。应权通变;马德信、《函》注忠。王子均、《函》注平。勾孝兴、《函》注扶。张伯岐《函》注嶷。建功立事;刘二主之世,称美荆楚。〔若〕乃先汉以来,〔范三侯〕、旧本无,按《巴总序》当有范目。冯车骑、《函》注绲。【范】〔马〕镇南,《函海》不注。与他各本俱作“范镇南”。查《士女目录》巴西无范姓官镇南将军者。惟马忠有是衔。范姓惟范目是名将。应是旧写脱乱。皆植斯乡,故曰“巴有将,蜀有相”也。及晋,谯侯《函》注周。脩文于前,陈君《函》注寿。焕刘、李、《函》本作涣。炳于后,并迁双固,倬群颖世。甄在传记,缙绅之徒,不胜次载焉。

      十七

  阆中县  郡治。有彭池大泽。名山灵台,见文纬书谶。廖本注云“当作《孔子内谶》。见《续汉志注》”。大姓有三狐、五马,蒲、赵、任、黄、严也。

  【南】〔西〕充国县  〔故充国,〕和帝时置。有盐井。大姓侯、谯氏。〔汉末分置南充国时改名。〕两汉有充国县,无西充国。《后汉志》谓充国“永元二年置”,和帝即位之第三年也。又谓南充国“初平四年置”,汉末献帝年号也。《三国志》,谯周“巴西西充国人”。周生于建安六年,上距初平只六年。是其时已有西充国,而《后汉志》无之者,足知其是充国分后改名。谯周、陈寿皆生于巴西,所传应不误。二县惟西充国有盐井。谯亦西充国大姓。常氏崇用《

汉志》与谯、陈之书,不当误属于南充国。而自宋椠至于廖刻,皆误此为“南充国县”,莫能订正。又脱西充国,而以平州足成七县之数。兹考订厘补,庶复常氏之真。

  〔南充国县  汉末置。大姓张氏。〕

  安汉县  号出人士。大姓陈、范、阎、赵。

  平州县  〔太康元年置。〕用《宋书.州郡志》文补。删其“

以野人归化”五字。

  其二县为郡。旧本皆与平州县三字连。廖本提行。二县,谓宕渠与汉昌为宕渠郡也。

      十八

  宕渠郡,【延熙中】〔蜀先主〕置。以广汉王士为太守。郡建九年省。〔延熙中复置。寻又省〕旧刻脱误。兹依《隋志》与《寰宇记》改补。永兴元年,李雄复置。今遂为郡。长老言:“宕渠盖为故賨国。今有賨城、卢城。”秦始皇时,有长人二十五丈见宕渠。秦史胡母敬曰:“是后五百年外,《十六国春秋》引无外字。《太平御览》引有。必有异人为大人者。”及雄之王,祖世出自宕渠,有识者皆以为应之。先汉以来,士女贤贞。县民、车骑将军冯绲、大司农玄贺、大鸿胪庞雄、桂阳太守李温《函海》注云:“《目录》作然。”等,皆建功立事,有补于世。绲、温各葬所在。廖本注云“当作任”。常以三月,二子之灵还乡里,水暴涨。郡县吏民,莫不于水上祭之。其列女节义在《先贤志》。《巴郡先贤》,宋椠已阙。今无可考。

  宕渠县  郡治。有铁官。石蜜,山图所采也。

  汉昌县  和帝时置。大姓勾氏。

  宣汉县  今省。

      十九

  右巴国,凡张、吴、何、王本无此字。他各本有。分为五郡,二十三县。二十三县者,按上文,巴郡七县,具三省。巴东五县。涪陵五县,省一县。巴西五县。宕渠三县,省一县。应共为二十七县。不数省,则当为二十二县。而云二十三县者,脱西充国故也。此十二字,张、吴、何、王、浙本,直承宣汉县行,但空格。

  撰曰:元丰、《函海》与浙剜改本作赞曰。他篇仍皆作“撰”。巴国,远世则黄【炎】〔帝〕《巴志总序》言“黄帝、高阳之支庶世为侯伯”。无炎帝支封之意。且炎帝在黄帝前,使常氏本意为炎、黄,亦不当倒炎在下。其炎为帝字之讹甚明。之支封;在周则宗姬之戚亲;故于春秋,班侔秦楚,示甸卫也。若蔓子之忠烈,范目之果毅;风淳俗厚,世挺名将;斯乃江汉之含灵,山岳之精爽乎?观其俗,刘、钱本空格,注一小阙字。《函海》夹注云:“原阙。惠校李本改俗字。”张、吴、何、王本皆不空,径填为俗字。廖本无俗字,注云“

旧校云阙”。足以知其敦壹矣。昔沙麓崩,卜偃言:“其后当有圣女兴。”元城郭廖本注云:“当作建。见《汉书》。”公谓王翁孺属当其时。故有政君。李雄,宕渠之【斯】厮廖、湘本作斯。伍,略阳之黔首耳。起自流隶,君获廖本注云“当作获君。误倒。”兹不取。士民;其长人之魄,良有以也?也读如耶。疑似语。

  附

   说盐

  食盐(氯化钠),为化学盐类的一种。人类自来就很重视食盐的消费。由于食盐的产地不普遍,它在原始社会里,能起推动社会组成,和发展前进的作用。这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1、产盐的地区,或食盐供应方便的地区,便是人类乐于聚居的地区。相反,取得食盐不便的地区,必然是人口稀少,甚至无人居住的地区。

  2、人类最早的商品交换,虽以农、牧生产品、猎获品与手工艺品的数量为多,但具有商场控制的主要力量还是食盐。可以说,食盐是最早推动商业发展的商品。因为粮食、皮革日用必需品随地自有,食盐消费数量虽小却不尽是自己地区能取给的,而又是日常生活所必需的。所以食盐过剩的地方,其他生活用品纵很贫乏,也会有人自己给搬运来供应,以换取食盐。商业便是这样开始的。

  3、人类文化,总是从产盐地方首先发展起来,并随着食盐的生产和运销,扩展其文化领域。文化领域扩展的速度,殆与其地理条件和社会条件是否有利于食盐运销的程度成正比例。起码,在十七世纪以前,整个世界历史,都不能摆脱这三条基本规律。十八世纪以后,情形不同了,人们大都已经不感觉到食盐的贵重了。其实也只是由于交通便利,商品流通方便而无须注意到它。若还围城十年,断其盐源,而不断其水源粮源,其城也会不攻自下的。除非他自己发明了食盐的代用品,或新的制盐方法(欧洲就曾发生过这样的事例)。

  我国的历史,可以举出这样的事例也不少。只缘过去的史学家从未注意到它,一般人也就无缘感觉到它。以下举几个一说便明的例:

  例一:我国文化,孕育于中原地区。一般已见到的重要因素是:黄土(卢斯)地面,适合于农业社会的文化发展。但,黄土分布地面很宽,又都是一样平坦腴沃的,而文化发展的时间却很不一致。河东解池地区,大河绕于前,群山阻于后,山谷盘错,沮洳泻卤,甚不利于农业文化的发展,而乃偏偏最先成为孕育中华文化的核心地区。尧都平阳,舜都蒲阪,禹都安邑,都是围绕解池立国。由解池这个核心向四方推进,又才有河南的伊洛文化,河内的殷墟文化,渭水平原的周秦文化,和汾水盆地的晋文化发展起来。《左传》成六年:“晋人谋去故绛。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饶而近盬。国利君乐,不可失也。’”这个盬字,便是指的解池的食盐之利(许氏《说文》详)。说他能使国强君乐。后来晋侯以问韩献子。韩献子力排众议,主张徙邑于新田。他的理由是:“郇瑕氏土薄水浅,其恶易觏。易觏则民愁。民愁则垫隘,于是乎有沈溺重膇之疾(谓民趋商业之利,则侈靡偷惰,使国家削弱)。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这乃是农本主义的理论。也是中华文化随食盐之利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要转而提倡农本,这一时代思潮的反映。他还说:“夫山泽林盬,国之宝也。国饶则民骄佚。近宝,公室乃贫,不可谓乐。”这就把盬的商品含义,表达得非常清楚了。晋侯听从了他,徙邑新田,使晋国继续强盛。但并不就是放弃了解池盐利,而是更加强了用食盐控制列国的条件。所以晋能独霸中原几百年之久。三家分晋后,解池为魏所有。赵国,因那时沿海盐田与河套盐池已经出世,能食盐自给。秦、燕、齐、楚皆已自拥盐源,能够保持强大。惟独韩国分地无盐,政治、经济不能摆脱外国的操纵。故虽地丰乐,人慧巧,兵甲犀利,文化优越,一切高过了其他六国,而不能免于渐次削弱,最先灭亡。这乃是我国前代史论家所未涉想到的一条立国理论,而是社会发展规律所当依据的不易之理。离开这条理论,就无法说明韩最先亡的道理了。魏国失去西河,解池入秦后,亦即一蹶不振,浸至于亡,与韩相差不远,其理正同。

  例二,是为更鲜明的一个例。那就是川鄂接界的巫溪河流域,是与湖北神农架极其相似的一个山险水恶,农牧都有困难的贫瘠地区。只缘大宁的宝源山,有两眼盐泉涌出咸水来,经原始社会的猎人发见了。(相传是追神鹿至此。鹿舐土不去,被杀。因而发觉其水能晒盐。)进入煮盐运销之后,这个偏僻荒凉的山区,曾经发展成为长江中上游的文化中心(巴楚文化的核心)。即《山海经》说的“臷民之国”,又叫“巫臷”,又叫“巫山”。(今人称巴峡南北岸山为“巫山十二峰”,以北岸神女峰为主峰。乃是唐宋人因宋玉《高唐》、《神女》两赋傅会成的。其实宋玉所赋的“神女”是指的巫盐。巫溪沿岸诸山,才是巫山。)《大荒南经》说:“有臷民之国,为人黄色。帝舜生无***,降臷处。是谓巫臷。巫臷民□姓,食谷。不绩不经,服也。不稼不穑,食也。(郭璞注:“谓自然有布帛、谷物。”)爰有歌舞之鸟。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爰有百兽,相群爰处。百谷所聚。”此书描写极乐世界,都用鸾凤自歌舞来形容,如“丹穴之山”、“轩辕之国”与“嬴民封豕”皆然。此言臷民不耕不织,衣食之资自然丰足,岂非因为他拥有食盐,各地农牧人,都应其所需求,运其土产前来兑盐,遂成“百谷所聚”之富国乎?

  其《大荒西经》还说:成汤伐夏桀,斩其卫士耕。“耕既立,无首。走厥咎,乃降于巫山。”文把他叫作“夏耕之尸”。分析这章神话所表达的史事。应是夏桀这个大奴隶主,纠集为他耕种的奴隶群,抵抗成汤。这批奴隶的首领,被成汤杀了。奴隶们逃到巫山,投效于臷国。所以说他无首,而称为“夏耕之尸”。等于说:夏桀的耕种奴隶们早已知道巫臷这个地方也产盐,不只解池才有。还可能他们原是耕的三苗地区的土地。每当解盐接济不到,也兑过巫臷的盐。所以当夏桀命令他们抵御成汤,兵败国亡之后,他们便直跑来投附巫臷了。

  同篇还说:“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丰沮玉门。日月所入。有灵山,巫咸、巫即、巫□、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咸在。”丰沮,显然指的盐泉。玉巫两字,篆书常易相混。玉门有可能原是指的巫山河峡。灵山,也可能就是巫山字变。由于盐泉之利,聚人既多,农牧发展不利,猎业大兴,山中百药也被发见了。所以方士(巫)来采药者亦多。巫咸之名,见于《尚书》,为殷商宰相。巫彭即世传为殷太史的彭祖。“咸彭”联称,又屡见于《楚辞》,都可证是实有其人。这可说明:整个殷代,这里仍是一个独立而文化很高的小国。巫□的□,郭璞注:“音颁。”颁与巴音近,可能就是巴族的一个祖先。巴族,原是定居于洞庭彭蠡间,巴丘、巴水部位的渔业民,称为“巴诞”(《后汉书》注)。大概是因为有穷后羿所灭。一部分诞民东流,而为今世的蜑族。一部分人西流,依附巫臷,为他行盐经商,从而被称为巫诞了。这与巫颁游巫或许有些关系。巴人善于架独木舟,溯水而上,销盐至溪河上游部分。整个四川盆地,都有他行盐的脚迹。后遂建成了巴国。其盐循江下行,供给荆楚人民,又促进了楚国的文化发展。近世考古学家就地下发掘材料证明,巴楚两国文化有其共同特点。这恰是先有巫臷文化,再衍为巴楚文化这一历史发展过程的明证。

  巴东这个地层骈褶带,还有颇多的盐泉涌出。例如奉节南岸的盐碛坝,云阳西北的万军坝,开县东的温汤井,万县东南的长汤井,忠县的泔溪和涂溪二井,彭水的郁山盐泉,与长宁县的安宁盐井。除郁山盐泉与大宁盐泉同样是从山地涌出,能很早就被原始人类发见利用,克以形成一个原始文化区外,其他七处盐泉都是从河水底下涌出的,不易为原始人类发见和利用。唯独习于行水的巴人能首先发见它,并在巫臷文化的基础上设法圈隔咸淡水,汲以煮盐,从而扩大了行盐的效果,建成了巴国。并且至于强大到合并巫臷,压倒楚、蜀的大国。只因巴族成为富强的大奴隶主后,偷惰腐化,习气衰老,才被新兴的秦楚所分割了。

  秦灭巴蜀时,楚国亦已夺取巴国东部地盘至枳(今涪陵县)。几于完全占领了巴东南骈褶地区的所有盐泉。在秦楚对立之下,楚人扼制向秦地行盐。仅才这样对立了八年(公元前三一六至三0八,秦国的巴、蜀、汉中三郡人民克服不了缺乏食盐的痛苦,迫使秦不得不大举十万远征军浮船伐楚。直到夺得安宁盐泉与郁山盐泉,建立黔中郡<《六国表》与《楚世家》有明文>)后,初步解决了盐荒问题,才得安静二十余年。但在二十余年中,楚国又因大江水运之便从枳夺去了郁山盐泉,使秦人再感盐荒的压力、于是秦国开展了再一次争夺巴东盐泉的大举。从公元前二七九年(秦昭王三十六年,楚顷襄王二十年),一面命白起绕由东方的韩国地界,突袭楚的国都,拔鄢郢,烧夷陵,截断楚国援救巫黔中的道路。一面助蜀守张若再次大发兵,浮江取楚巫黔中。这次两路大举相配合,克以全部占有巴东盐泉地区(

《楚世家》与《六国表》亦有明文)。反使楚国断了食盐来源。于是顷襄王率其众奔陈,去仰给淮海食盐。是故苏代说,“楚得枳而国亡”(在《燕策》),谓枳为巴东盐泉枢纽之地,当秦人所必争,争之不得,则不能不出于灭楚也。

  秦国这次先灭楚社稷,以其地为南郡。大概因为巫黔中的楚人拚死抵抗,第二年(楚顷襄王二十二年)张若才取得了枳与巫山,再一次复立黔中郡。但是,楚人不能甘心丧失了巫黔盐源,促成了上下一心的新团结,如大盗庄跷,也率其众拥楚仇秦。只不过一年时间,顷襄王二十三年,因“秦江旁人民反秦”(《六国表》),“乃收东地兵,得十余万,复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秦。”(楚世家)这说明,顷襄王亡失鄢、郢、巫、黔只一年,又复国于郢,仍自据有巴东盐泉。起码也复占有巫山盐泉,建立巫郡,楚人不再闹盐荒了。宋玉的《高唐》、《神女》两赋,便作于此时。那是歌颂巫盐入楚的诗赋。把食盐比为神女,犹廪君故事(在《后汉书》)说的“盐水女神”是一样,并非真有一个神女来自荐枕席(另有分析文字从略)。大约在考烈王之世,楚仍失去了巫黔中,迫于东徙钜阳(考烈王十二年),秦乃第三次占有巫黔中,仍为黔中郡,并为秦始皇三十六郡之一。

  在顷襄王夺回巫黔中后,秦国正全力对付东方,无力从巴蜀出兵夺取巴东盐泉的一段时间,大约有四十多年(公元前三00至二五七)。秦国的蜀郡太守李冰,为了食盐自给,才创造地想出坑井取盐的办法。这种创举的科学论据,古无传者。用今天的地质学识推,是可以充分说明的。那就是四川盆地原就是几千万年前海底沈积的地层,土壤里原就含有盐分。表层经几千万年雨水及江河的洗涤,丧失了盐分,下层土内必然还保存得有,人工挖个深坑,汲取含盐较多的水煎煮,会能得盐。李冰是个具有科学头脑的人,他只须看见盐泉是从地下冒出的,从溪河深陷处冒出的更多,他就相信地层下部有盐,挖深坑就可能遇着盐泉。依他设想做去,果然在广都县的龙泉山脉部分取得食盐了。后来陆续在总冈山脉北侧(蒲江盐井)、火井槽山谷(火井)和龙门山脉南侧(什邡盐井)等处取得了同样的效果。并且坑愈深的盐愈多。着名的陵井(今仁寿县)、牛鞞井(简阳县)、富世井(富顺县),有发展到三十多丈深的,产盐量也与巴东盐井相当,蜀地食盐从而可以自给。再发展到唐末宋初发明了竹筒井,汲取百丈以下的盐层溶水,蜀地产盐量遂远远超过巴东各盐泉,于是湖湘、黔沅、陕南、甘南行盐之利,皆为井盐所夺。巴东泉盐退至全国产盐的末位,巫臷文化与巴楚文化亦即成为博物馆里的陈列品了。

  任何事物,都各自有其发生、发展、壮盛、衰老与息灭之时。食盐在人类社会发展各阶段里的重要性,不能例外。当其在人类初生阶段,尚未知有食盐这一物品时,只能向兽肉、鱼介、草木等食品中取得盐分。但一经发现食盐以后,便会使它成为人类生活不可一日离开的商品。产盐之地,便会成为最繁荣、最富裕和文化最高的核心地位。在原始社会阶段,这是衡量社会程度的重要条件。离开这个条件去研究原始社会,那就会如盲人扪象一样,无法认识原始社会的真面目。也只如沿海步行考察,没有舟楫帮助,之不可能认识海洋的真貌是一样徒劳无功的。

  然而,食盐是遇水就溶化的。积年水气也能使它解化消失,研究上古人类生活的历史学者,不可能从人类遗址中发见盐的作用。因而直至今天,从事地下发掘的考古学者,除在封建社会遗址中发觉有盐字殉葬品外,没有在原始社会遗址中找到盐来。从而轻易地抹煞了这一重要因素。这乃是考古学史上最大的遗憾!

  使我开始注意这一问题的启发者,是近年在巫山县大溪沟考古发掘中,发现旧、新石器时代的墓葬里,每有大量的鱼骨。我想:鱼是易腐之物,鲜鱼死去两三天便会发臭腐烂,非用盐腌制,不可用于殉葬。大量鱼骨,等于葬时大量使用了食盐。解放前,许多边远地区,盐价高得难于想像。例如宝兴县尧碛区杨文成同志谈:“解放前,三斗粮兑一斤盐。”(现在一斗粮兑十几斤盐)。我又曾见汉中子午谷地区,几于人人都长有喉瘿。据说:“唯食四川井盐可治,但无力购得。”可知用大量食盐腌鱼殉葬,是只有巫臷之民才能做到的。大溪沟在瞿唐峡口,东循江一百里至巫山峡口。巫溪在此合江。我与四川博物馆王家佑同志商讨,认为大溪沟是“臷溪沟”音变。从至之音,皆具岱音。此地是与巫溪盐泉区同在一个峡江内的自然区。正是巫臷文化的核心地区。他们是食盐有余的。所以稍有地位的人,都能用大量的盐腌鱼殉葬。

  瞿唐峡直长三十里,在巫臷上游。巫峡直长百余里,在巫臷下游。两座绝峡封锁着巫臷地区。其北是大巴山,其南七岳,帮助了封锁。只缘下水行盐较易,故两湖盆地自夏代的巴族,到周代的荆楚,都只能吃巫盐。行船,非巫臷人的长技,故他必须使用善于行水的巴族为之行盐。巴族亦藉行盐行之便,笼络得四川盆地的农牧民族,从而建成巴国。巴国日强,逐步吞并了巫臷,专有巴东盐泉之利,在春秋初年楚国也是听命于巴的。但其时沿海盐业渐兴,东楚的人不吃巫盐。所以楚襄王与考烈王在丧失巫黔中后,都向东楚奔迁。但巴、蜀、汉中与南郡的人却不能不食巴盐。所以秦楚都拚命争夺这一产盐地区。这是巴东泉盐的壮盛时代。它与河东解池是一样,从发生到壮盛,大约经过了一万年的时间。由于四周多种新兴产盐区的发展竞争,使盛极一时的解池和巴东盐利,显得日就衰老了。解池受到了海盐,内陆池盐如河套的花马池,宁夏的吉兰泰盐池,西海的茶卡盐池和冀北的多伦等池盐的竞争,丧失了统治地位。巴东泉盐,则大大受到了蜀地井盐的影响,退到从属地位来。但他们还不至于消灭。因为至少还有一部分人需要他。

  若还到了社会进化到交通便利,运费接近于零时,可以肯定他们都会要消灭。因为成本愈显得太大了,应该让位给不费大力就扫起来的海盐,和西北高原中盐湖遗迹的岩盐。纵使他们存在,也只能作为化学工厂的原料,而不是以食盐作为商品出售。这也是经济规律决定了的。

  盐这个字,就文字发展的历史说来,是最晚出的。可能是周代才有,殷商年代都还没有。

  那末,周代以前已经有食盐了么?有,又怎样称呼,怎样写法呢?我还不能解答这一问题,只可能提出几条研究线索。

  第一个,考虑到卤字。这个字,殷墟甲骨已经有了。我请教过川大伍仕谦先生,他说:“像●盛●中。●,盛器也。●,盐屑也。”我相信此解正确。因为原始人类是只有皮袋盛屑物。不过仍怀疑最古盐字作※,不作●。因为米粟的米,作正十字加●,表示分享农业劳动成果的谷物。故把得盐之劳动成果分享,作斜十加屑物。二字的产生约略同在很原始的年代,群体分享劳动成果的年代,初有文字创造年代。用个交×刀划,来表示平分。或许盐字还要早些,米字还会晚点。因为原始的人画个斜×比作正十容易些。而且它的发音就是×。因为食盐最早成为商品的地区在青藏高原(另详《羌族源流探索》,已发表在《民族问题》期刊)。至今羌番人民还把它叫“擦”。(青海的茶卡盐池,即《汉书地理志》陇西临羌县的“西海盐池”今作茶卡字,就是擦的译音。)《说文》解释卤字说:“西方咸地也。从西省。像盐形。安定有卤县。东方谓之斥,西方谓之卤。”这样把卤字专用为斥卤一义,是文字音义变化了几千年以后的看法。因为已通行盐字,便把卤的本义失掉了。反让引申借用之义夺去了原来含义。“从西省”的说法,不见就是的解。西字,小篆作●,象鸟归巢,日落时。字亦作●,作●与●相似,汉儒遂有如此猜测。试想:初造字时,鸟巢与盐袋相似,亦有可能。亦可说西字就是盐袋商品的象形字,因中原食盐,最先就是从西方青藏高原输入的,解池煮盐的发明的时间,大有可能在羌盐输销之后。因为相传最古的伏羲氏,就有可能是古羌族行盐入中原定居的部落。并且直至汉代,陇西地区都还是吃的“西海盐池”的羌盐(并下详)。中华古史,吸收有羌族文化的因素很多,解池晒盐的方法,有可能受羌族取盐方法的启迪(即是说,咸水蒸发后可以得盐的经验)。那末上古造字时以盐包商品代表西方,也是可能的。

  第二,可以考虑到宓字。《易系辞》的包羲氏,《帝王世纪》与汉代金石文刻多作宓羲氏。或伏羲氏。一作虙羲氏。还有说从他开始养牺牲以充庖厨,而作庖牺氏的。我考,《易系》是最先提出这个人物的书,其余都是晚出。庖牺一说,更晚,无取。只宓字与包字义近。可以设想:他是因贩运羌盐入中原的民族部落。包,是指的从西海盐池包装盐屑运华的盐包(借用怀孕的包字)。宓,是从他购得开包后兑出的盐屑,归来盖藏自享的含义。从必,不是借音而是※形之省变。故其本音为伏,不是必声。虙字,又是改借虍字代伏音,而以※存宓之义。决不能是必字的音义。《说文》指出:必字,小篆作●,“分极也。从八、弋。弋亦声。”是说的原始社会集体猎获物进行分配已获完毕之义。因其大小数量不同,难于平分,处理分配甚难。但已有共订标准,分配得妥善无争了,有必之义,如毕之声以成字。这种分配,与盐粟等屑物的分有根本不同,造字时亦先后不同,因而必字是最后出的,不可与※相乱。只缘隶变时形近而混,音亦非古耳。宓字,是伏羲氏的本字,是盐入私人持有之义。羲是颂赞之音,不能说为牺牲。

  第三,考虑到一个咸字。古原只作咸。从戈,与人、口。示盐之味具刺激性。加心,为感觉之感。加水,则味减,故为减退之减。箴、针皆取盐味刺激之义为字。故可设想:咸字即古用以表示食盐之字。《尚书.洪范》五行,“水曰润下。润下作咸”的咸字,才是表示水虽润土但若溶盐入土,则成泻卤,反能妨害生产之义。后世乃转为斥卤之义(盐咸土)。咸味为人人同嗜,盐溶于水,集体易得平享,故又引伸为普遍之义。星名有咸。《汉书.天文志》:“咸汉,星出西北。”这亦具有远古的华夏食盐来自西北之义。与宓羲氏含义相通。卦名有咸,“亨利贞。取女吉”。挟有盐者人乐依就之,故亨利贞,取女吉也。凡此皆可说明咸字在我国文化史上,产生很早,皆依食盐为义。即必有一个地区曾呼食盐为“咸”。

  第四,可以肯定临字是古代食盐的代称。《汉书.地理志》“金城郡临羌县”,“莽曰盐羌”,即是前代习称食盐为临之证。由于西海盐池(今都兰县的茶卡池)。是稠浓的盐水,羌人汲入皮袋,驮行几天,水分失去,便自成盐了。其旁纵横三十余里的地□,全是岩盐,挖出打碎,便成商品盐。古代羌人用牛皮包装,驮到陇西地区来兑换内地农产和工艺品,从黄河岸的临羌县城进口(今为兴海县处),故秦汉置县其地,取名临羌。王莽时汉人已不呼盐为临了,故改称盐羌,存古名之义。这个临字,显然不是面临之义。因为金城、武威、张掖、酒泉、陇西、阴平等郡几十县无不临接西羌,不当许此一县独有临羌之名。唯因羌盐运入内地必由此处,才把他叫作临羌(盐羌)。《汉志》地名具临字的,还有很多,也都具食盐之义。例如:“越嶲郡姑复县”云“临池泽,在南”。《后汉志》注引《地道记》云:“盐池泽,在南。”明是临盐二字可以通用之证。巴郡临江县,是因监涂二溪盐利特大而有名的,决不能是因县城临江而得名的。当时巴蜀与荆湘的郡县,没一个不是置于江岸上。何得只此县有临江之称呢?此外之例还多,无须琐琐列举了。

  临字最原始的写法作●,象人目注视三口锅,察其火候。窃谓是人类最先煮盐时所造字。其先或只作●。发展为注视三锅,是煎盐术已有进步时的新字了。因为初创煎盐泉盐池与海水为盐时,只有一锅。其后利用余热,才有二锅、三锅与尾锅。头锅热量大,蒸发快,成盐早。二锅、三锅次之。当头锅成盐时,二锅只是浓汁,三锅更是水淡,尾锅无论设置多少,只能藉火尾热力,微微蒸发一部分水,待头二锅成盐后移入煎盐。近世煎盐之法如此,也只是承用的古法。临字与盐的关系,当如此解。面临、临近的临,只是引申之义。盐字既行,临字本义反无人知了。

  第五当考虑到监字。这是缘临字产生的。窃认为是皿盛临(盐)之省文,表示盐已煎成了。入皿,以人守之。甲文作●,金文作●,都可认为是临与皿的合体字。省去三锅而代以一点。点,表示盐。故监、临两字同义,人类语复化以后,恒连为一词使用。《汉书.地理志》里记有王莽所改产盐诸县的地名,用监字代替临字的特多。例如上举巴郡的临江,“莽曰监江”。蜀郡临邛,是因有火井盐泉而着名的,“莽曰监邛”。西河郡临水县,在吉兰泰池附近,“莽曰监水”。朔方郡临河县,有河套盐池之利,“莽曰监河”。他如郁林郡临尘县,“莽曰监尘”。颍川郡临颍县,“莽曰监颍”。齐郡临朐县,“

莽曰监朐”。东莱郡临朐县同。或为产盐之县,或为当时盐商集中之地。总之与盐有关。可以说临与监是当时习用的同义语和古今字。改临作监,是为了当时习便。正如改彤为铜,改●为铁,改厘为僖,改□为道一样。字改而含义不变。不过因为盆盎盛冰或盛水,可以反映人的面貌,后来人把照形的铜镜,也写作鉴,是使用了监字的音义。那是因为盐字通行以后,人们便把监字只作为鉴字解释,以至于失去盐的含义了。据上举王莽改地名诸字推,其时的监字,并无镜形之义。并有可能不作鉴音,而是读如临音,或盐音。可以设想:盐字,是为与鉴义区别而制造的。有个时期,监字就是盐字。

  第六个是盬字。《左传》成六年,“晋人谋去故绛。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饶而近盬。’……。”这明明指解池盐利为盬。孔颖达《正义》谓:“唯此地之盐独名为盬。余盐不名盬。”但《诗.小雅》中《四牡》、《杕杜》、《北山》等篇,都有许多“王事靡盬”的语句,也都是西周王臣叹息王室危难之诗。作于秦陇西北地区,表示为盐晶溶解之义。则当西周年代,秦陇皆呼盐为盬。至唐代,则已称各地所产之食盐皆为盐,只河东地区人民尚保守其盬字旧称,孔颖达乃有此解也。食盐过浓则味苦,是汉儒解释盬字的音义(

见《说文》)。但这恐不是的解。可能是沽(兑换)估(商业)的音义。还有可能只是临字的形变和声变。因为临字的古文,有作●的(

见《康熙字典》),伍先生写成篆文给我看,作●。象三个人各掌一个盐锅,另一人高梃注视之形。这与临字造形取义完全一样。只三圆锅改为古字;加三个人,表示一个老师,带三个徒弟做煎盐工作,其音已变为古了。这也是煎盐工业发展到较高阶段时才有的,西周至春秋时人已经把它简化作盬了。

  第七,才考虑到盐这个字的。它首见于《周礼.天官》的“盐人,掌盐之政令”。《易经》有临卦无盐字。都可说殷代还无盐字,只有临字。由临发展演变为监。由监衍变为盬。由盬再变为盐。秦汉以后中原人直用盐字至今。

  第八,还当考虑到一些表示食盐名称的别字。如鹾,最早见于《

小戴礼》“盐曰咸鹾”。其实就是羌蕃语称盐为擦的译音字。这说明羌盐在秦、汉间还是行销入中原的,并且受到内地人的尊重,用为祭品。阅唐宋迄清,内地人还把盐商称为“鹾贾”。

  《广雅》又有●字,●字,●字,皆云“盐也”。●为鹾的别字,可定。●、●不知又是何地人的称呼。这还是六朝时人的语言。到了唐宋,造出盐的同义字更多。《广韵》有●、●、●、●、●、鹾等字。●又或作●,作●。要皆录存各地语言所造字,不可尽考。由这些地区语言的分歧变化,来看各地古今语言的历史变化,则食盐字音义之变动不居,可以不待繁琐考证了。

  第九,还得分析这个●字。《广韵》《集韵》皆有,“音灵”。与《汉志》临邛、临羌、临江、临池、泽之临同音义。可以说是直至唐宋仍还有许多民族或地区语言呼盐作临。由于临字在当时一般人不知为盐,设想不到古之临字,便只好别造一个●字来使用了。上举《

山海经》说巫咸等十巫所升的“灵山”,即上古产盐的巫山。由此●字音灵联想,亦可以说呼盐为●是巫臷地区人民保持下来的。巫臷人就呼盐为●(灵),故《山海经》把巫山叫作“灵山”。秦汉人把盐江叫作临江,表示因其地近巫臷,保存临字最久。王莽再改它作监江,是一般人已不知临就是盐,只有读书好古的王莽还知此义之证。

  再联想到蜀王“以褒斜为前门,灵关为后户”的灵关,为甚么要叫灵关?可能是临邛火井槽的盐(那是蜀国最古的食盐给源,产量不大),是从灵关(在今芦山与宝兴界上)运致的,与临邛之临同是一义。又当蜀地盐不足给时,亦有邛民运盐入蜀。邛滇之人呼盐为零(

有“临池泽”地名作证)。故司马相如有“镂零山”之文。即是因为今之小相岭,为古时邛盐入销于蜀地之路。这些临、灵、零字音,保存到唐宋,便被臷字代替了。

  第十,汉益州郡有连然县,“有盐官”。其地即滇池西之安宁盐井,历来为滇东、黔西诸部民食所仰。“连然”是何取义,不可得解,应只是译用民族本语。有可能即是“盐泉”之义。临、灵、零、●、廉、连同部,音近。最初译人任取一字,译定后遂多分歧耳。

  又如《前汉.西南夷传》与《华阳国志》并谓昭帝始元元年,“

益州廉头、姑缯等二十四县民反”。姑缯,为羌族居入云南高原者的古称。旧曾被称为“昆明”。今世作“古宗”字。《地理志》越嶲郡姑复县,“临池泽在南”。其地应在今盐源与渡口市之间。与青蛉、连然皆产盐之县,分在金沙江南北。县名姑复者,盖亦如鱼复,因土民服煎盐之务,免除其他徭役之义。“廉头”二字,则既非郡县地名,又非民族名称。而乃冒于姑缯之上,称“益州廉头”。益州与越嶲两郡盐利,皆昆明夷人所开。此廉头字,可以联想即制盐的头人,他们是连然县承办制盐的工人,因不胜剥削与歧视,发动反抗,于是越嶲郡盐工(姑缯)亦响应同叛。素来仰食其盐的二十四县人民也一同反叛了。即是说:这是一次反抗盐税过重的斗争。由益州郡连然县盐工头目倡议,各地盐工同时响应(包括越嶲郡的姑复、青蛉等县)和仰食于两郡给盐的人民,牵涉到牂柯郡的钩町、漏卧、夜郎等部,祸乱达数年之久。人畜伤亡至数十万,才得平息。还当注意的,这次大乱并非民族部落的国王、邑君倡导,而只是盐工。正因为食盐供求是当时南中人民生活中的第一大事,所以才会有这样大的叛乱局面。

  连然、廉头与临池泽三字联系起来看,最能说明都是一个盐字的别译。虽夜郎语或昆明语久已灭迹,无法取证,亦是可以决定下来的。这乃是历史地理学的考订方法。用此方法,可以在文字资料业已穷尽后,解决民族古史里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

 

 

 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二  汉中志      一

  汉中郡,本【附】旧本并衍此字,兹删。庸国〔地。周匡王二年,巴、秦、楚灭庸,其地分〕属〔秦、巴。〕旧本此页脱乱,不成文理。盖元丰本所据首叶烂脱,残字零乱,吕刻黏接失考所致。兹依《

左传》补灭庸事。又残存属字下补秦巴二字。说详注。 〔六国时,楚强盛,略有其地。后为蜀。〕蜀字元丰本接在首句“庸国”下。考当在此。嘉泰本以下,皆作“后为秦”。非也。 〔恒成争地。〕此上十七字,宋刻误接在“略侔三蜀”句下。夫秦惠文王灭蜀巴后乃置汉中郡。岂能以六国时楚得汉中叙列置郡之后?云“恒成争地”者,谓秦、巴、楚、蜀互争汉中,历三百年而后秦终定之以为郡也。旧刻为脱简误接甚明。兹移正。并详注释。周赧王【二】〔三〕年旧各本皆作二年。按《秦本纪》、《六国表》,皆当作三。当是旧刻脱一画耳。秦惠文王置郡。因水名也。

  汉有二源:东源出武都氐道漾山,因名漾。《水经注》卷二十引此作“为漾水”三字。古时引文不必全遵原字也。《禹贡》“流漾为汉”是也。《水经注》引作“导漾东流为汉是也”。西源出陇西〔西县〕旧本脱此二字。《水经注》引,赵本、官本、王氏合校本并有。朱本亦脱。当有。嶓冢山,会白水,经葭萌,入汉。始源曰沔,《水经注》引至此止。经作迳。故曰“汉沔。”常氏此上四十九字,几于无句不谬。又非如上文脱乱可比。按之《水经注》引,则是常氏原误也。另于注释辨订之。在《诗》曰:“滔滔江汉,南国之纪。”其应上【照】〔昭〕廖本作照于天。又曰:“惟天有汉。”其分野,与巴、蜀同占。其地东接南郡。南接【广汉】〔于巴〕。旧本四至被传钞误改者甚多。如此“南接广汉”,以本书校,广汉郡不言接汉中,而《巴志》云“北接汉中”。实际亦是巴西郡北接汉中,广汉郡只葭萌驿道一线通联汉中而已。兹仿《蜀志》“南接于越”文,作“接于巴”。庶还常氏原语。西接【陇西、阴平】〔武都〕。陇西、阴平二郡,从未与汉中接。就秦世言,无阴平郡。就汉初言,汉中西界为广汉西部都尉治。就武帝以后言,则已置武都郡矣。本书武都东接下脱文,是脱汉中二字可定。故推常氏此文为“西接武都”亦可定。北接秦川。此指渭水平原,即所谓“三辅”郡县。与上“汉沔”皆用《隆中对》文。厥壤沃美。赋贡所出,略侔三蜀。【六国时楚强盛,略有其地。后为秦。恒成争地。】十七字,旧刻全皆误缀在此。时叙谬乱,义无可通。夫秦灭巴蜀而后置此郡,时楚削弱已濒于亡。则谁更与秦争此地乎(参看注)?其为秦惠文王置郡前脱简误缀甚明。兹上移。并改秦为蜀字。

  汉高帝既克秦,获子婴,〔当王关中〕。旧本脱此四字,于史法,文意皆有未合。应是写本首页蠹蚀。兹用《史记》文补。项羽封高帝为汉王。王巴、蜀、〔汉中四〕【三】十一县。旧脱汉中二字,又作“三十一县”。兹依《汉书.高帝纪》文改补。常氏所据正是《汉书》。后人因《巴志》有“三十二县”文误改之也。帝不悦。丞相萧何谋曰:“虽王汉【中】之恶,《汉书》汉下有中字。廖本据补。旧各本无。常氏夺之也。于文义称“王汉”实胜“王汉中”。不犹愈于死乎?《汉书》下文云:“汉王曰:‘何为乃死也?’何曰:‘今众弗如,百战百败,不死何为’”《周书》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下接“语曰天汉”。常氏删之。且语曰‘天汉’,其称甚美。夫能屈《汉书》作诎。于一人之下,则《汉书》作而伸《汉书》作信。亦读如伸。古二字通。于万乘之上者,汤、武是也。愿大王王汉中,抚《汉书》作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帝从之。都南郑。及【项籍弑义帝】高帝东伐,汉高东伐,在羽弑义帝前。且上文称羽此乃称籍。明是后人赘入五字。于文亦当删。萧何【常】当衍。居守汉中,足食足兵。既定三秦,萧何镇关中。资其众,卒平天下。〔高帝九年,〕以田叔为汉中守。〔治西城〕。属县十二。元丰本作十□。它各本作十一。廖本作十二。今按《前汉志》汉中郡十二县,治西城。后分西城、锡、安阳、旬阳、长利为西城郡。上庸、武陵二县为上庸郡,房陵县地立房陵郡汉中郡只四旧县。蜀汉时置西乡县。晋置蒲池县。合成为本书汉中六县。元丰本作“十二县”,是《班志》旧文。郡治西城,亦班氏旧文也。又考《班志》十二县中,武陵、上庸、长利三县,皆汉代新置,故后列。秦代汉中郡只九县。迨灭巴、蜀,新置三十二县,合汉中九县为四十一县。与《

高帝纪》合。【去洛一千九十一里】。旧衍此句。上下文皆田叔事。其时洛阳非国都,何得插叙去洛道里?若如《前汉志》郡治西城,则西城“去洛千七百里”明着于魏兴郡,何得于此又云“千九十一里”。若如《后汉志》郡治南郑,则在“洛阳西千九百里”亦有明文。再如本书所记上庸、房陵去洛道里,皆在千六百里以上。则不能更有汉中属县近至千一百里以内者可知。然则所指郡治究何在乎?此必后之浅人嫌此郡属县数下独无去洛道里,妄以其时图籍所传横窜之入。遂致腰断常文,而与魏兴郡复出立异。故删除之。叔既馈以军饟,又致名材,立宫室。帝嘉之。【后为鲁相】。此四字亦后人旁注被写入正文。非常文固有。田叔事多,无关汉中者例不当收。汉中守转鲁相非优迁,亦与“帝嘉之”之义无所补,又碍下文气势。然以帝业所兴,不封藩王。此承上文“立宫室”言之。谓南郑城内虽立宫室,不建藩封。非谓蜀巴汉无封国也。

      二

  自叔之后,此句原连1章末句,误。兹提作此章首句。世脩文教,有俶傥之士,异人并挺:邓公抗言于孝景之朝,以明忠枉之情。张骞特以蒙险远,为孝武帝帝字当衍。开缘边之地,宾沙越之国,致大宛之马,入南海之象,而车渠、玛瑙、珊瑚、琳《函海》作林。碧、罽宝、明珠、玳瑁、虎魄、刘本作虎●。张、吴、何、王本作琥珀。浙本剜改作魄。水晶、刘、李、钱、《函》本作水精。琉璃、火浣之布、蒲桃之酒、笻竹、蒟酱,殊方奇玩,盈于市朝。振扬威灵,被于幽裔。遂登九列,杖节、绣衣,剖符博望。谷口子真,秉箕颍之操,湛然岳立,不营不求,德声钱写作望。迈流。杨王孙应至人之概。自建武以后,群儒脩业。开按图纬,汉之宰相,当出坤乡。于是司徒李公,屡登七政。太傅子坚,弈世论道。其珪璋、瑚琏之器,则陈伯台、此下廖本注云“当有脱”。李季子、〔陈〕申伯廖本注云:“当脱陈字。”之徒,文秀玮刘、钱、《函》本作暐。他本作玮。晔。其州牧、郡守,冠盖相继,于西州为盛。盖济济焉。

      三

  莽时,公孙述据蜀,跨有汉中。当秦陇之径,每罹于元丰、刘、李、钱、《函》、廖本有于字。浙本剜补。他本无。其害。安帝永初二年,阴平武都羌反,入元丰本作于汉中,煞张、吴、何、王本作杀。他本作煞。太守董炳,没略吏民。四年,羌复来。太守郑仅《后汉书.安帝纪》作勤。出屯褒中,欲与羌战。主簿段崇陈谏,旧各本皆讹作禅。廖本改作谏。是。以为:“但可坚守。来虏乘胜,其锋不可当。”仅不从。战,败绩。崇与门下史张、吴、何、王本改作吏。非。王宗、原展、及崇子勃、兄子伯生,力战捍仅,并命。功曹程信素居守,驰来赴难,冒寇殡殓仅。虏遂大刘、张、吴本作太。盛。天子乃拜巴郡陈禅为汉中太守。虏素惮禅,更来盘结。禅知攻守未可卒【

下】〔平〕,旧各本作下。兹改作平。而年荒民困,乃矫诏赦之。大小咸服。既,诛其乱首。天子善之,徙禅左冯翊太守。程信怨耻,乃结故吏、冠盖子弟严孳、李容、姜济、陈巴、吴、何、王本作已。他各本作巴。曹廉、勾矩、刘旌等二十五人,誓志报羌;各募壮士,豫结同死以待寇。太守邓成,命信为五官〔掾〕,孳等门下官属。元【

和】〔初〕廖本注云“当作初”。查《西羌传》正作元初。二年《阴平郡》作五年。羌复来。巴郡板楯救之。张、吴、何本作救。信等将其士卒,力奋讨。大破之。信被八创,二十五人战死。自是后,羌不敢南向。五年,天子下诏,褒叹信、崇等,赐其家谷各千斛,宗、展、孳等家谷各五百斛。列画东观。每新太守到,必先存问其家。以羌畏服陈禅,拜禅子澄刘本作登。汉中太守。

      四

  汉末,沛国张陵,学道于蜀鹤鸣山,造作道书,自称太清玄元,以惑百姓。陵死,子衡传其业。衡死,子鲁传其业。鲁字公祺,以鬼道见信于益州牧刘焉。鲁母有少容,往来焉家。初平中,以鲁为督义司马,住张、吴、何本作往。汉中,断谷道。鲁既至,行宽惠,以鬼道教。立义舍,置义米、义肉其中;行者取之,量腹而已,不得过。廖本删一过字。以多为句。他各本有。当断句。过多,云鬼病之。其市肆贾张、吴、何、王本作价。古今字。平,亦然。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学道【未】〔永〕刘、李本作永。信者,谓之鬼卒。后乃为祭酒。巴、汉夷民当倒作民、夷。谓汉民与賨、夷、羌、氐人。多便之。其供,【道】〔通〕旧各本作通。廖本改作道。无取。限出五□米。故世谓之“米道”。扶风苏固为汉中太守。鲁遣其党张脩攻固。成张、吴、何、王本作城。固人陈调,素游侠,学兵法,固以为门下掾,说固守捍御寇之术。固不能用。〔寇至,〕逾墻走,投南郑赵嵩。嵩将携取也。俱逃。贼盛。固遣嵩求隐避处。嵩未还,固又令【铃】〔钤〕旧各本作铃。兹改。下侦贼。贼得钤下,钱写本此字作钤,足知宋本作钤下。真书钤易写作铃。各本上铃字俱讹。钤下,谓家仆亲随者。遂得煞张本作杀,通俗。他各本作煞,义同。固。嵩痛愤,杖张、吴、何、王本作仗。他各本作杖。剑直入,〔死之。〕旧脱此二字。就事理言,如此必死。就文理言,下文陈调战死,有亦字。嵩为苏固死。故补二字。调亦聚其宾客百余人攻脩,战死。旧各本此下连“鲁遂有汉中”句,大谬。张鲁之有汉中,不因此二人之死。上文已言“鲁既至,行宽惠”矣。此不过带述郡中封建人物,表扬忠义。至“战死”结束。下文叙鲁叛刘焉。当另起矣。

  鲁【遂】〔既〕有汉中,旧作“遂有汉中”,系旧钞本误连上文成句所妄改。当另起,作既有。数害汉使。焉上书言“米贼断道。”此下,旧本空格。《函海》注云“李本无空位”。至刘焉子璋为牧时,鲁益骄恣。璋怒,廖本无“璋怒”二字。他各本有。又皆于其下空格,示分段、断句。兹不空,亦不断句。以协文理。建安五年杀鲁母、弟。鲁【说】〔率〕旧各本作率,廖本不知三夷王附属于鲁也。巴夷〔王〕依《三国志.魏武纪》文补王字。杜濩、朴胡、袁约等叛,为雠敌。鲁时使使汉朝,亦慢【骄】〔憍〕。廖本改作骄。帝室以乱,不能征,就拜【镇民】中郎将、汉宁太守。旧各本无镇民二字,廖本有。系依《三国志.鲁传》文补入,非常文所固有。“镇民”成何语?纵补,亦当依《范史》作“镇夷”。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旧本皆有为字。廖本删民字。兹删为字,存民字。璋数遣庞羲、李思疑是异字讹。李异与庞乐等叛杀赵韪,降璋,见裴注。等讨之,不能克,而巴夷日叛;乃以羲为巴西太守〔御鲁〕。依《二牧志》文补。又遣杨怀、高沛守关头。请刘先主讨鲁。先主此下,元丰本与浙本有讨鲁二字。刘、李本并脱上“先主讨鲁”四字。兹依钱、《函》、廖与张、吴本。更袭取璋。此下旧张、吴、何本连。钱、《

函》、廖本空格。兹提行另起。并补年上“建安”字。

  〔建安〕二十年,魏武帝西征鲁。鲁走巴中。先主将迎之。而鲁功曹巴西阎圃吴、何、王本讹作团。说鲁北降,归魏武,赞以大事。宜附讬〔杜濩、朴胡委质〕。依《三国志.张鲁传》补六字。说详注。不然,西结刘备以归之。鲁勃然曰:“宁为曹公作奴,不为刘备上客。”遂委质魏武。武帝拜鲁镇南将军,封襄平侯。又封其五子,皆列侯。时先主东【下】〔取〕江【安】〔州〕,汉无江安地名。兹依《张飞传》、《赵云传》改江州。巴、汉当作巴人。稽服。魏武以巴夷王杜濩、朴胡、袁《通鉴》卷六十七作任。约为三巴太守。留征西将军夏侯渊,及张郃、原脱衔。当时郃是将军,见《郃传》。益州刺史赵颙等守汉中。迁其民于关陇。

      五

  二十四年春,先主进军攻汉中。至定军,渊、郃、颙来战,大为先主所破。将军黄忠斩渊、颙首。魏武帝复西征先主。先主曰:“孟德虽来,无能为也。我必有汉川矣。”〔乃敛众拒险,终不交锋。魏武积月不能拔,果引军还。〕原脱一行,依《陈志.先主纪》与《魏武纪》补二十字,还足一行之数。先主遂为汉中王。将还成都,当得重将以镇汉中。众皆以必张飞。张飞心亦自许。先主乃以牙门延本传下有“将军”字。义阳魏延为镇远将军、汉中太守。先主大会群臣,问延曰:“今委卿以汉中。卿居之若何?”延本传作“欲云何”。对曰:“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若偏将十万而来,请为大王吞之。”众壮其言。初,魏武之留渊、郃也,以鸡肋示外。外人莫察。惟主簿杨脩知之,故曰:“夫鸡肋,弃之如可惜,食之无所得,以比汉中也。”裴注引《九州春秋》,为建安二十四年,将弃汉中时事。此以为征张鲁年事,当是常氏误笔。是后,处蜀、魏界,固险重守。自丞相〔亮〕、大司马〔琬〕、大将军〔祎〕,皆镇汉中。蜀大将军姜维即不镇汉中。按常氏行文规律,补三字。

      六

  蜀平,梁州治沔阳。太康中,【晋】武帝【子】〔孙〕依《晋书.武十三王传》改。汉王迪受封,更曰汉国。旧各本皆下连“郡”字。兹断句。 〔李雄时〕郡但六县。《晋志》“汉国领八县”。李雄得汉中,失黄金、兴道,乃为六县。

  南郑县  郡治。周贞王十【六】〔八〕年,原作十六年。《史记.六国表》秦“左庶长城南郑”在“定王十八年”。凡复谥可单用一字,皆谓贞定王也。秦厉公《六国表》作厉共公。《秦本纪》作厉公。城之。有池水,从旱山来入沔。大姓李、郑、元丰本作郑。他旧本皆作程。《函海》注云“应作郑”。廖本迳改作郑。赵氏。钱、《

函》二本氏作公。《函海》注云:“刘、吴、何、李本并作氏。”

  沔阳县  州治。有铁官。【又】有度水。水有二源:一曰清检,二曰浊检,〔并〕有鱼穴。清水出●,李本作魣。浊水出鲋,常以二月八月钱写本讹作日。取。蜀丞相诸葛亮葬定军山。

  褒中县  孝昭帝元凤六年置。本都尉治也。山名扶木。何本误作水。有唐公房祠也。

  成固县各旧本皆作城固。下同。《函海》注云:“前、后《汉》、《晋书》并作成。”廖本作成。  蜀时,以沔阳为汉城,成固为乐城。张、吴、何、王、浙本下连“蒲池县”。他本下二县提行或空格。

  蒲池县

  西乡县

      七

  魏兴郡,本汉中西城县。哀平之世,县民锡李、钱、《函》本作钖。光,字长冲,为交州刺史。徙交址张、吴、何、王、浙本作趾。太守。王莽篡位,【据】〔拒〕依旧本作拒。郡不附。莽方有事海内,未以为意。寻值所在兵起,遂自守。张、吴本起、遂二字倒。更始即位,旧本作祚。《函海》注云:“应作位。”廖本改作位。正其本官。世祖嘉其忠节,征拜为大将军朝侯祭酒,封盐水侯。后汉中数寇乱,县土独存。汉季世别为郡。建安二十四年,刘先主命宜都太守孟达从【姊】秭依旧本作秭。归北伐房陵、上庸。自汉中,又遣副军中郎将刘封钱写本脱封字。乘沔水会达上庸。以申耽弟仪为建信将军、西城太守。达、耽降魏。黄初二年,〔魏〕文帝旧本但文帝二字,非例。兹仿下文补。转仪为魏兴太守,封郧乡侯。〔住洵口。〕依《刘封传》补三字。蜀平,【遂】〔还〕治西城。旧失“洵口”句,故讹还为遂。兹补正。说在注。属县六。户万。去洛一千七百里。元丰本有里字,李本、廖本亦有,刘本有小里字与小字挤刻,钱、张、吴、《函》本无。土地险隘。其人半楚。风俗略与荆州、沔中【郡】同。

  西城县  郡治。元康元年,封越骑校尉蜀郡何攀为公国也。

  锡钱、《函》作钖。他本作锡。县  〔有锡穴。〕依《后汉志》补。

  安康县  〔本安阳县,太康中改。〕说在注。

  兴晋县  晋置。当云魏置平阳县,晋改名。

  郧刘、李、钱作员。下同。乡县  本名长利县。县有郧〔关〕【乡】。廖本注云:“当作郧关。见《汉书.地理志》。”

  洵阳县  〔北山〕洵水所出。依《汉书》补“北山”字。

      八

  上庸郡,故庸国,楚与巴秦所共灭者也。秦时属蜀。元丰本作属县。后属汉中。汉末为上庸郡。建安二十四年,孟达、刘封征上庸。上庸太守申耽《三国志》作耽。稽服,遣子弟及宗族诣成都。先主拜耽征北将军,封郧乡侯,仍当作“领”。郡如故。黄初中,降魏。文帝拜耽怀集将军,徙居南阳。钱写本此下有一“帝”字。省上庸,并新城。孟达诛后,复为郡。属县五。户七千。去洛一千七百里。

  上庸县  郡治。

  北巫县  安乐乡,刘、李本作乡。他各本皆作“县”,并作郡属县款式,提行或空格。成六县。当非。咸熙元年为公国,封刘后主也。廖本此下注云:“按当有误也。上文言属县五,而今有六县。或不数公国耳。但考《晋书.地理志》幽州燕国有‘安乐国相。蜀主刘禅封此县公’,明不得属上庸。此之云然,所未详矣。”廖刻不考板本,未见刘本与《函海》注,自迷惘。

  武陵县

  安富县

  微阳县

      九

  新城郡,本汉中房陵县也。秦始皇徙吕不韦舍人万家于房陵,以其隘地也。汉时宗族、大臣有罪,亦多徙此县。汉末,以为房陵郡。建安二十四年,孟达征房陵,煞钱、《函》本作煞,他本作杀。太守蒯祺,进平三郡。与刘封不和,封夺达鼓吹。关羽围樊城,求助于封、达。封、达以新据山郡,未可扰动为辞。羽为吴所破杀。达既忿封,又惧先主见责,遂拜书先主告叛,降魏。魏文帝善达姿才容观,以为散骑常侍、建武将军,〔使〕袭刘封。封败走,达据房陵。文帝合三郡为新城〔郡〕,以达为太守。【后】蜀丞相诸葛亮将北伐,招达为外援,故贻书曰:“嗟乎,孟子度!迩者,刘封侵凌足下,以伤先帝待士之望。慨然永叹!每存足下吴、何、王本皆误作“天下”。平素之志,岂虚讬名载策者哉!”都护李严亦与书曰:“吾与孔明,并受遗诏,思得良伴。”吴王孙权亦招之。达遂背魏,通吴、蜀。表请马、***于文帝,抚军司马宣王以为不可许。帝曰:“吾为天下主,义不先负人。当使吴、蜀知吾心。”乃多与之,过其所求。明帝太和初,达叛魏归蜀。时宣王屯宛,知其情,乃以书喻之曰:“将军昔弃刘备,讬身国家。〔国家〕委将军以疆场音邑。钱、《函》本从易。他各本作场,从昜。之任,任将军〔以〕廖本删此以字。图蜀之事,可谓心贯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齿于将军。诸葛亮欲相破,惟苦刘、钱本作恐。无路耳。模之所言,宋椠旧注云“郭模,亮遣诈降泄孟达谋者”。非小事也,亮岂轻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达【乃】以书与亮曰:“宛去洛八百,去此千二百里,闻吾举事,当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闲也;则吾城已固,诸军刘本误作“将军”。足辨。【

则】李本无。吾所在深险,司马公必不自来。诸将来,吾无患矣。”及兵到,达又告亮曰:“吾起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亮以其数反覆,亦不救。遂为宣王所诛灭。宣王分为三郡。新城属县四,户二万。去洛一千六百里。

  房陵县  郡治。旧各本无此二字。廖本有。有维山,维水所出,东入【泸】〔沔〕。此下,宋椠已有小注云:“泸字疑误。当作汉。”张、吴、何、王本又有加注云:“又按《巴汉志》新城郡有维水所出,亦云入泸。”盖张佳胤所注。廖本于旧校下云“今按当依《汉书.地理志》,作‘东至中庐入沔’。又《水经.沔水篇》云,‘又东过中庐县东,维水自房陵县维山东流注之。’亦其明证。旧校非也。”今按:常氏亦用《汉志》为文。非有他据。则依《汉志》正为入沔可也。固不当取“中庐”字。 〔筑水,北入沔。〕依《汉志》补。

  沶乡县刘李本作沴乡。钱、《函》本作□乡。他各本作沶。

  昌魏县

  绥阳县刘、李、钱、《函》本作“绶阳”。张、吴、何、王、浙本作“缓阳”。廖本作“绥阳”。兹依《晋志》、《宋志》、《齐志》定。

      十

  右三郡,汉中所分也。在汉【中】中字各本无。之东,故蜀汉谓之“东三郡”。蜀时为魏,属荆州。晋元康六年,始还梁州。山水艰阻,有黄金、子午,马【聪】〔鬃〕李本与《函海》本作鬃。他各本作聪。顾祖禹引《元和志》亦作鬃。今本《元和志》、《寰宇记》并作鬣。益足知旧本聪字是音讹。建鼓之阻。又有作道,九君抟土作人处。而其记及,《汉中记》不载。又不为李雄所据。璩识其大梗概,未能详其小委曲也。

      十一

  梓【橦】〔潼〕廖本作橦。下同。郡,本广汉属县也。建安十八年,刘先主自葭萌南攻州牧刘璋,留中郎将南郡霍峻守葭萌城。张鲁遣将杨帛诱峻,求共城守。峻曰:“小人头可得,城不可得也。”帛退。刘璋将向存、扶禁由巴阆水攻峻。岁余,不能克。峻众才八百人。存众万计,更为峻所破败,退走。成都既定,先主嘉峻功,此下,刘本提行,钱、《函》、廖本空格。句犹未结。兹连写。二十二张、吴、何、王本作“二十三”。应讹。年,分广汉置梓潼郡,以峻为太守。属县六。廖本注云“当作五”。户万。去洛二千八百三十八里。东接巴西。南接广汉。西接阴平。北接汉中。土地出金、银、丹、漆、药、蜜也。世有隽刘、钱、本作□彦,人侔于巴蜀。

  梓【橦】〔潼〕县  郡治。有五妇山,故蜀五丁士所拽蛇崩山处也。有善板祠,一曰恶子。民岁上雷杼钱写作杵。十枚。元丰本作枝。钱写作牧。岁尽,不复见,云雷取去。四姓,文、景、雍、邓者也。此下钱写本有单行小字云“一本作梓”。刘李本同有,字作“●”。应是李□注。钱写误。《函海》注云:“梓潼,一本作梓,刘李本作●”。廖本注:“旧校云,一本作梓橦。按当作潼。”张、吴、何、王、浙本无注。

  涪县  去成都三百五十里。水通于巴。刘、李本此下衍蜀字。【于】〔为,〕钱、《函》、廖本作于。刘、张、吴、何、王本作为。蜀【为】廖本此下有为字。东北之要。蜀时,大将军镇之。有【岩】〔宕〕田、【本】〔平〕稻田。廖本作“岩田本稻田”大谬,据钱本等改。孱水,出孱山。其源【出】〔有〕据钱本等改。金、银矿;洗取,火融合之,为金银。阳泉,出石丹,大司马蒋琬葬此。大姓杨、杜、李。人士多见《耆旧传》也。元丰本、廖本有传字。他各本无。当有。也字当衍。

  晋寿县  本葭萌城。刘氏更曰汉寿。水通于巴西,又入汉川。有金银矿,民今此下钱写本有一空位。如有阙字。他各本连。岁岁取洗原倒作“洗取”。之。蜀亦大将军镇之。漆、药、蜜所出也。大将军费祎葬【此】〔北〕山。旧各本皆作“此山”。兹改正。大姓葬此者多。

  白水县  有关尉,故州牧刘钱、廖、刘本有刘字。他各本无。璋将杨怀、高沛守也。

  〔昭欢县〕旧各本作广汉县。查本书《蜀志》自有广汉郡与广汉县。本郡序亦云“分广汉置”与“南接广汉”。则不得自有广汉县明矣。廖本径行删去作五县,亦不合。今考《晋志》、《宋志》晋寿郡皆有邵欢县。沈云“疑是蜀立,曰昭欢,晋改也。”兹依吴增仅《三国郡县表》改为昭欢县。(说详注。)

  汉德县旧各本皆作“德阳县”。顾广圻校稿云,“必汉德一县误分”。廖本径改作“汉德县”。并注云:“旧作‘广汉县,德阳县’。今删正。汉德县,沈约以为‘疑刘氏所立’。广汉郡之广汉县、德阳县,自在《蜀志》中,不得属梓潼也。”查《晋书.地理志》明言“刘备据蜀,又分广汉之葭萌、涪城、梓潼、白水四县,改葭萌曰‘

汉寿’,又立汉德县,以为梓潼郡”。则此为汉德县明矣。  有剑阁道三十里,至险。有阁尉,〔领〕桑下兵民也。廖本此下注云,“

当有误”。今按:非有误。阁尉所领只桑下兵民也。又,张、吴、何、王本,各县文皆连缮,惟县名上空格。独此“德阳县”与“有剑阁”间有空位,盖作为一县名也。顾广圻校稿云:“依《晋志》,有剑阁县,桓温所置。此不得有。”廖本所注“有误”、似即指此。

      十二

  武都郡,本广汉西部都尉治也。元鼎六年,别为郡。属县九。〔

户五万余。今〕户万。去洛一千八百七十八里。东接廖本注云,“当有脱”。 〔汉中。〕顾广圻校批云:“脱南至。”〔南接〕梓潼。西接天水。北接始平。李本讹作阴平。土地险阻钱本等作险岨。有麻田氐□,多羌戎之民。其人半秦,多勇戆。出名马,牛、羊、漆、蜜。廖本此下有注云:“《水经注.漾水篇》引常璩云‘郡居河池,一名仇池。池方百顷’,疑此有脱文。”今按:是范晔引常氏语变其文。非本语。有瞿堆百顷险势,氐□常依之为叛。汉世数征讨之。分徙其羌,远至酒泉、敦煌,其攻战垒、戍处所亦多。建安二十【四】〔二〕年,依《三国志.魏武帝纪》当作二十二年。《通鉴》同。先主遣将军雷同、吴兰平之。为魏将曹洪所破杀。魏益州刺史、天水杨阜治此郡。阜以滨蜀境,移其氐□于汧、雍及天水、略阳。建兴七年,丞相诸葛亮遣护军陈戒《三国志》作式。伐之,遂平武都、阴平二郡。还属益州。魏将夏侯渊、张郃、徐晃征伐,常由此郡;而蜀丞相亮及魏延、姜维等多从此出秦川;遂荒无留民。旧各本作“晋民”。是缘下文“晋民”讹。此汉世,不得云“晋民”。兹从廖本,作“留民”。其氐□、杨濮属魏,魏遥置其郡。此下廖本注云:“当重有郡字。”兹补作下二字。 〔惟地〕属蜀。蜀平,属雍州,此下各本有空位,示分节。兹连。太康六年还梁州。〔元康六〕【八】年,氐□齐万年反。旧本脱年号,承上为太康八年,大误。兹依《晋书》与《通鉴》改正。郡罹其寇,晋民流徙入蜀及梁州。

  永嘉初,天水氐□杨茂搜率种人为寇;保据其郡,贡献长安。愍帝以胡寇方盛,欲怀来戎翟,拜〔茂搜〕骠骑将军、此下旧各本皆空格,断“左贤王”字连刘曜,大谬。兹据《宋书.氏胡传》正。左贤王。刘曜破长安,丞相平昌公上陇,据天水。茂搜数馈〔献〕。旧各本脱献字,作馈平昌公断句。兹用《晋书》补。平昌公拜茂搜长子难敌征南将军,少子坚头龙骧将军。种众彊刘、李、钱、《函》本均误为疆。《函海》有注云“刘、李本亦误疆”。未改。兹依廖本。盛。东破梁州。南连李雄。威服羌戎。此下旧各本衍时字。句连。兹删正。【时】平昌公为刘曜所破,陈安作贼。于时,并氐□如一国。此下,旧各本连。刘、钱、《函》本于“数岁”下空格。兹正。茂搜死,敌、坚代为主。数岁,刘曜自攻武都。敌、坚南奔雄,至晋寿,遣子为质。又厚赂雄兄晋寿守将稚。曜不获敌、坚,引还。旧各本此下迳连“武都”字。廖本于“引还”上注云“当重有敌、坚字”。兹另补三字。 〔敌、坚还〕武都。恃险骄慢,攻走雄阴平太守罗演。演,稚舅也。稚忿恚,白兄含与雄,求征之。雄使含、稚将宋明旧本作含将稚。数千人攻之。时敌妻死,葬于阴平。含、稚径张、吴、何、王本误作征。至下辨,入武街城。以深入无继,尽为氐□所破煞。《函海》云:“李本作杀。”敌、坚死,子【盘】〔磐〕廖本作盘。毅复代为王。此下,张、吴、何、王本有小注云:“按下辨县名有赤亭。”他本无。又,刘本此下提行,张、吴、何、王、廖本连。咸康四年,敌、钱写本此下有坚字。从弟此下钱、函本有一空位。示宋椠原阙一字。初,煞磐、一作杀盘。音义同。毅兄弟,代为主,迄今。自茂搜父子之结据也,通晋李本作贡。家,及李雄、刘曜、石勒、石虎、张骏,皆称臣奉贡,受其官号;所向用其官及其年号。

      十三

  下辨县  郡治。一曰武街。何、王本此行上连郡序。

  武都县  【东】汉水所出。“东汉水”系常氏沿《前汉志》误文。《水经注》只称汉水或漾水。有天池泽。张、吴、何、王本作“

天地泽”,并注云“一本作天池泽。”刘、李、钱、《函》、廖本作池,无注。《后汉.郡国志》注引《华阳国志》作“大池泽”。《三秦记》云“百顷池”是也。

  上禄县旧各本脱县字,与“故道县”连。廖本另行,并补县字。当从。

  故道县

  河池县  泉街此下,各旧本衍县字。《函海》注云:“《汉志》注无县字。”谓颜师古引《华阳国志》文也。廖本删去并注云“旧衍县字。兹删正。”水,入沮,合汉也。钱写本以此上三县为一行。

  沮县  河池水《函海》注云:“《汉志》作沮水。《后汉志》作沔水。”廖本亦有注,意同。所出东狼谷也。

  平乐县

  脩城县元丰本作脩武县。张、吴、何、王、浙本同。嘉泰本作脩成县。廖本同。刘、钱、《函》本作脩城县。《函海》注云:“《汉志》作循城。”今按,隶书脩、循二字常互讹。

  嘉陵县《汉志》下辨、嘉陵、循城三县皆作道。

      十四

  阴平郡,本广汉北部都尉〔治〕。依武都郡文例当有治字。永平后,羌虏数反,遂置为郡。《太平御览》引作“遂立为郡以遏之”。属县四。户万。去洛二千三百四十四里。东接【汉中】〔武都〕。南接梓潼。西接【陇西】〔汶山〕。北接【酒泉】〔陇西〕。旧本四至不合,尤在酒泉去武都殆千里,中隔张掖、武威、金城、陇西四郡。武都为最密迩而脱之。汶山为武都同时开郡,亦脱之。汉中间隔一郡而接之。兹改正。土地山险。人民刚勇。多氐□。有黑、白水羌,紫羌,胡虏。风俗、所出,与武都略同。

  附 常志梁州郡县与两汉志及晋志对照表

       (县名前的数码表示该县在原书中的叙次)

      

《前汉.地理志》《后汉.郡国志》《华阳国志》《晋书.地理志》
益州 汉中郡益州 汉中郡梁州 汉中郡梁州 汉中郡
3南郑县1南郑县1南郑县1南郑县
8沔阳5沔阳2沔阳4沔阳
4褒中4褒中3褒中3褒中
7成固2成固4成固5成固
    5蒲池2蒲池
    6西乡6西乡
      7黄金
      8兴道
    梁州 魏兴郡荆州 魏兴郡
1西城3西城1西城县3西城县
9锡7锡2锡4锡
6安阳6安阳3安康2安康
    4兴晋1兴晋
12长利  5郧乡5长利
2旬阳  6洵阳6洵阳
    梁州 上庸郡荆州 上庸郡
11上庸8上庸1上庸县1上庸县
10武陵  2北巫3北巫
    3武陵4武陵
    4安富2安富
    5微阳6微阳
      5上廉
    梁州 新城郡荆州 新城郡
5房陵9房陵1房陵县1房陵
    2沶乡4沶乡
    3昌魏3昌魏
    4绥阳2绥阳
益州 广汉郡益州 广汉郡梁州 梓潼郡梁州 梓潼郡
1梓潼县6梓潼县1梓潼县1梓潼县
3涪5涪2涪2涪城
7葭明8葭萌3晋寿6晋寿
11白水7白水4白水8白水
    5昭欢  
    6汉德5汉德
      3武连
      4黄安
      7剑阁
 

  汉安帝永初二年,羌反,烧郡城。郡人退住白水。会汉阳诸羌反,溢入汉,煞太守。汉阳杜琦,自称将军,叛乱。广汉郡屯葭萌。汉使御史大夫唐喜讨琦,进讨羌。经年不下。诏赐死。更遣中郎将尹就讨羌,亦无功。诸郡太守皆屯涪。元初五年,巴郡板楯军救汉中。汉中《函海》注云:“李本二字不重出。”大破羌。羌乃退。郡复治。置助郡都尉。

  刘先主之入汉中也,争二郡不得。建兴七年,诸葛亮始命陈戒平之。魏亦遥置其郡,属雍州。自景谷有步道,径江油旧各本皆作由。廖本改作油。左儋行出涪。邓艾从之伐蜀。元康六年,还属梁州。永嘉末,太守王鉴粗暴,郡民毛深、左腾等逐出之,相率降李雄。晋民尽出蜀,氐羌为杨茂搜所占有。

  阴平县  郡治。汉曰阴平道也。〔有白水出徼外,入羌水。〕依《水经注》补正此九字。

  甸氐县  有【白】〔羌〕水出徼外,入汉。依《水经注》与《

汉书》颜注改白水为羌水。

  平武县钱、《函》本作武平县。  有关尉。【自景谷有步道,径江油左儋出涪,邓艾伐蜀道也】刘主时置义守。【号关尉】以上二十八字有昔人批注语,被传钞成正文。宋明以来各本皆有。与上文重叠者十九字。谬解者四字,并当删。惟六字是常氏原有,当存。

  刚氐县  涪水所出。有金银矿。

      十五

  右梁州。

  撰曰:汉沔彪炳,灵光上照。在天鉴为云汉。于地画为梁州。而皇刘应之,洪祚悠长。萧公之云,不亦宜乎。

  附 常志梁州郡县与两汉志及晋志对照表

       (县名前的数码表示该县在原书中的叙次)

      

《前汉.地理志》《后汉.郡国志》《华阳国志》《晋书.地理志》
益州 汉中郡益州 汉中郡梁州 汉中郡梁州 汉中郡
3南郑县1南郑县1南郑县1南郑县
8沔阳5沔阳2沔阳4沔阳
4褒中4褒中3褒中3褒中
7成固2成固4成固5成固
    5蒲池2蒲池
    6西乡6西乡
      7黄金
      8兴道
    梁州 魏兴郡荆州 魏兴郡
1西城3西城1西城县3西城县
9锡7锡2锡4锡
6安阳6安阳3安康2安康
    4兴晋1兴晋
12长利  5郧乡5长利
2旬阳  6洵阳6洵阳
    梁州 上庸郡荆州 上庸郡
11上庸8上庸1上庸县1上庸县
10武陵  2北巫3北巫
    3武陵4武陵
    4安富2安富
    5微阳6微阳
      5上廉
    梁州 新城郡荆州 新城郡
5房陵9房陵1房陵县1房陵
    2沶乡4沶乡
    3昌魏3昌魏
    4绥阳2绥阳
益州 广汉郡益州 广汉郡梁州 梓潼郡梁州 梓潼郡
1梓潼县6梓潼县1梓潼县1梓潼县
3涪5涪2涪2涪城
7葭明8葭萌3晋寿6晋寿
11白水7白水4白水8白水
    5昭欢  
    6汉德5汉德
      3武连
      4黄安
      7剑阁 
      梁州 广汉郡
6广汉10广汉  1广汉县
  11德阳  2德阳
8郪9郪  3五城
      梁州 新都郡
4雒1雒  1雒县
2汁方4什邡  2什方
5绵竹3绵竹  3绵竹
9新都2新都  4新都
  益州 广汉属国梁州 阴平郡秦州 阴平郡
13阴平道1阴平道1阴平县1阴平县
10甸氐道2甸氐道2甸氐  
    3平武2平广
12刚氐道3刚氐道4刚氐--
益州 武都郡凉州 武都郡梁州 武都郡秦州 武都郡
9下辨道1下辨县1下辨县1下辨县
1武都2武都道2武都4武都
2上禄3上禄3上禄--
3故道4故道4故道5故道
4河池5河池5河池2河池
6沮6沮6沮3沮
5平乐道  7平乐--
8循成道  8脩城--
7嘉陵道  9嘉陵道--
  7羌道 《前汉》属陇西郡  
益州 巴郡益州 巴郡梁州 巴郡梁州 巴郡
1江州县1江州县1江州县1江州县
3枳7枳2枳4枳
2临江6临江3临江3临江
  11平都4平都--
5垫江9垫江5垫江2垫江
    6乐城--
    7常安--
    梁州 巴东郡梁州 巴东郡
9鱼复5鱼复1鱼复县1鱼复县
6朐忍3朐忍2朐忍2朐□
    3汉丰--
    4南浦3南浦
    5羊渠--
    梁州 涪陵郡梁州 涪陵郡
11涪陵8涪陵1涪陵县2涪陵县
    2丹兴--
    3汉平3汉平
    4万宁5万宁
    5汉发1汉复
    6汉葭4汉葭 
    梁州 巴西郡梁州 巴西郡
4阆中4阆中1阆中县1阆中县
10充国12充国2西充国2西充国
    3南充国5南充国
7安汉10安汉4安汉8安汉
    5平州9平州
      3苍溪
      4岐惬
    梁州 宕渠郡
8宕渠2宕渠1宕渠7宕渠
  14汉昌2汉昌6汉昌
  13宣汉3宣汉--
荆州 南郡    荆州 建平郡
17巫县  (巫) 1巫县
    (北井) 2北井
      3秦昌
      4信陵
      5兴山
14夷道    6建始
13秭归    7秭归
      8沙渠
 

   晋梁州统汉中、梓潼、广汉、新都、涪陵、巴郡、巴西、巴东八郡。州治汉中。系太康元年建置。太康六年,并新都入广汉。惠帝时又分巴西立宕渠郡。又以新城、魏兴、上庸自荆州度入梁州。合为十一郡。李雄时全有梁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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