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周易研究会
史部 其他 后汉纪
后汉纪校注 目录

  〔晋〕袁宏撰,周天游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第一版。

  前言
  凡例
  原序
  光武帝纪
  卷一
  更始元年
  卷二
  更始二年
  卷三
  建武元年
  卷四
  建武二年
  建武三年
  建武四年
  卷五
  建武五年
  建武六年
  卷六
  建武七年
  建武八年
  建武九年
  建武十年
  建武十一年
  建武十二年
  卷七
  建武十三年
  建武十四年
  建武十五年
  建武十六年
  建武十七年
  建武十八年
  建武十九年
  建武二十年
  建武二十一年
  卷八
  建武二十二年
  建武二十三年
  建武二十四年
  建武二十五年
  建武二十六年
  建武二十七年
  建武二十八年
  建武二十九年
  建武三十年
  建武三十一年
  中元元年
  中元二年
  明帝纪
  卷九
  永平元年
  永平二年
  永平三年
  永平四年
  永平五年
  永平六年
  永平七年
  卷十
  永平八年
  永平九年
  永平十年
  永平十一年
  永平十二年
  永平十三年
  永平十四年
  永平十五年
  永平十六年
  永平十七年
  永平十八年
  章帝纪
  卷十一
  建初元年
  建初二年
  建初三年
  建初四年
  建初五年
  建初六年
  建初七年
  卷十二
  建初八年
  元和元年
  元和二年
  元和三年
  章和元年
  章和二年
  和帝纪
  卷十三
  永元元年
  永元二年
  永元三年
  永元四年
  永元五年
  永元六年
  永元七年
  永元八年
  卷十四
  永元九年
  永元十年
  永元十一年
  永元十二年
  永元十三年
  永元十四年
  永元十五年
  永元十六年
  永兴元年
  殇帝纪
  卷十五
  延平元年
  安帝纪
  卷十六
  永初元年
  永初二年
  永初三年
  永初四年
  永初五年
  永初六年
  永初七年
  元初元年
  元初二年
  元初三年
  元初四年
  元初五年
  元初六年
  永宁元年
  卷十七
  建光元年
  延光元年
  延光二年
  延光三年
  延光四年
  顺帝纪
  卷十八
  永建元年
  永建二年
  永建三年
  永建四年
  永建五年
  永建六年
  阳嘉元年
  阳嘉二年
  阳嘉三年
  阳嘉四年
  永和元年
  永和二年
  永和三年
  卷十九
  永和四年
  永和五年
  永和六年
  汉安元年
  汉安二年
  建康元年
  质帝纪
  卷二十
  元嘉元年
  本初元年
  桓帝纪
  卷二十一
  建和元年
  建和二年
  建和三年
  和平元年
  元嘉元年
  元嘉二年
  永兴元年
  永兴二年
  元寿元年
  元寿二年
  元寿三年
  延熹元年
  延熹二年
  延熹三年
  卷二十二
  延熹四年
  延熹五年
  延熹六年
  延熹七年
  延熹八年
  延熹九年
  元康元年
  灵帝纪
  卷二十三
  建宁元年
  建宁二年
  建宁三年
  建宁四年
  建宁五年
  熹平元年
  熹平二年
  熹平三年
  卷二十四
  熹平四年
  熹平五年
  熹平六年
  光和元年
  光和二年
  光和三年
  光和四年
  光和五年
  光和六年
  中平元年
  卷二十五
  中平二年
  中平三年
  中平四年
  中平五年
  中平六年
  献帝纪
  卷二十六
  初平元年
  初平二年
  卷二十七
  初平三年
  初平四年
  兴平元年
  卷二十八
  兴平二年
  卷二十九
  建安元年
  建安二年
  建安三年
  建安四年
  建安五年
  建安六年
  建安七年
  建安八年
  建安九年
  建安十年
  建安十一年
  卷三十
  建安十二年
  建安十三年
  建安十四年
  建安十五年
  建安十六年
  建安十七年
  建安十八年
  建安十九年
  建安二十年
  建安二十一年
  建安二十二年
  建安二十三年
  建安二十四年
  建安二十五年
  附录
  附录一:后汉纪佚文
  附录二:袁宏传及其轶事
  晋书袁宏传
  檀道鸾晋阳春秋
  世说新语
  附录三:历代著录及杂论
  附录四:序跋
  (一)宋王铚两汉纪后序
  (二)明黄姬水刻两汉纪序
  (三)南监本袁纪明冯班跋
  (四)清宋荦序
  (五)清邵长蘅序
  (六)清毛奇龄序
  (七)清蒋毓英重刻前后汉纪序
  (八)清蒋国祚两汉纪异同考序
  (九)清陈璞两汉纪校记叙
  (十)清钮永建两汉纪校释后记
  (十一)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
  引用书目

   前 言

      一

    袁宏字彦伯,东晋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晋成帝咸和三年(公元三二八年)出生于一个世族家庭。他的七世祖袁滂曾任东汉灵帝时的司徒,六世祖袁涣任过曹魏的郎中令,其后“袁氏子孙世有名位”。然而在袁宏年少的时候,其父临汝令袁勖去世,家道因之中衰,他不得不以运租自业。由于一个偶然的机遇,袁宏以他的咏史诗受到谢尚的赏识,故于谢尚任安西将军、豫州刺史时,特聘其参议军事,从此踏上仕途。以后迁任大司马桓温府记室,因桓温重其文笔快捷典雅,遂专综书记。但是袁宏不满意桓温的专横跋扈和图谋篡逆,因而于着文或谈论中,多次冒犯桓温,故“荣任不至”。直到桓温死后,袁宏才由吏部郎出任东阳郡太守。不久,即于晋孝武帝太元元年(

  公元三一六年)病死在任所,时年四十九岁。

    袁宏一生写下诗赋诔表等计三百余篇,其中脍炙人口的则有东征赋、北征赋和三国名臣序赞。当时,王珣尝发出“当今文章之美,故当共推此生”的感慨。所以袁宏是以“一时文宗”而着称于世的。唐代撰修晋书时,仍将他列入文苑传。但是袁宏的主要成就并不表现在文学方面,而是反映在他的史着中。除了久已散佚的竹林名士传外,后汉纪是他流传至今的唯一精心史作。

    后汉纪仿荀悦汉纪而写,是一部出色的编年体断代史。其书共三十卷,约二十一万多字。所载起自王莽末年的农民大起义,迄于曹丕代汉,刘备称帝,记述了东汉二百余年的兴衰史。后汉纪的成书要早于范晔后汉书五十余年,是现存有关东汉史史籍二大部中的一部。正如当年袁宏往往被人视作文章家而不是史学家一样,后汉纪长期以来一直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不能不令人为之惋惜。

      二

    魏晋时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在战乱频仍、政局变幻莫测的形势下,有的人为了给统治者提供历史的镜鉴,探求削平乱世的灵丹妙药;有的人在仕途得意之际,为了显示自己的才华以邀宠信;有的人在仕途失意之后,退而着述以寄托情怀,因而涌现出大量的史书。这些着史者大多出身于魏晋名门,为了昭明世系,炫耀门庭,在追溯士族源流之际,又多以东汉史作为其毕生努力之目标。在袁宏着作后汉纪的前后,有关东汉史的有影向的着作,就有谢承的后汉书、薛莹的后汉记、司马彪的续汉书、华峤的汉后书、谢沈的后汉书、张莹的后汉南记、袁山松的后汉书(以上纪传体)和张璠的后汉纪(编年体)。这些着作主要都取材于东汉时断断续续修撰而成的东观汉记,但在取材的精疏、史识的高下、文笔的优劣、体例的纯驳、篇幅的繁简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袁宏不满意他所见到的诸种后汉书,于是发愤披阅资料,重加厘订,历时八年之久,终于撰成了后汉纪。其取材不可谓不富,撰述不可谓不勤,与主要是删削汉书而成汉纪的荀悦相比较,他所遇到的困难要多得多,所付出的努力也大得多,因而所取得的成就也更显得宝贵。

    在魏晋时撰成的东汉史着中,后汉纪硕果仅存,绝非偶然。

    首先,袁宏几乎搜集了当时有关东汉史的所有材料,在吸取诸书精华的基础上,删繁补缺,纠谬释疑,反复修改,不惮其烦,故能取得“比诸家号为精密”的评价。即使在后汉纪初稿流传后,袁宏发现张璠纪所言汉末之事,颇有可采,就又及时补充进来,使后汉纪关于汉末的记载,不仅远远超过同时代的诸家后汉书,而且连晚出的范晔后汉书也不如其翔实。

    其次,袁宏采用左传的史法,以汉纪作范本,完成了又一部便于观览而又详略有体的编年体断代史,在当时纪传体如林的史界中,别开一番洞天,因而也就受到许多学者的重视。

    然而清王鸣盛于十七史商榷中言:“宏所采亦云博矣,乃竟少有出范书外者,然则诸书精实之语,范氏摭拾已尽。”这就是说,范书是诸家后汉书的总结性之作,要想弄清东汉历史,只要有范书就足够了,而包括袁宏后汉纪在内的其他诸家后汉书,已没有什么参考价值。这一观点确实代表了不少学者的看法。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范书博大精深,许多成就确非袁宏后汉纪所能企及。但是袁纪一则早成于范书五十多年,不少方面更接近于原始材料,因而史料价值不仅不低于范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要高于范书。二则袁纪的精实之语,也并非全被范书所吸取,“其中多有范氏所删取而不尽录者 ”,往往可以订正范书的谬误和补充范书的不足。

    如鲁丕举贤良方正对策、尚敏陈广学校疏、张衡和马融的阳嘉二年京师地震对策、朱宠与郑凯论颍川士人,以及明、章二帝的某些诏文,均不见于范书。其他与范书各有详略的情况则更多。如卷二十引朱穆奏记中有一段范书即失载,其文曰:“河内一郡,尝调缣素绮縠才八万余匹,今乃十五万匹。官无见钱,皆出于民。民多流亡,皆虚张户口,户口既少,而无赀者多,当复割剥,公赋重敛。”对了解东汉中期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及其恶果很有帮助。

    再如马续补撰班固汉书七表及天文志之事,有关佛与佛学思想在汉时传播的情况,有关朱宠生平和邓禹子邓股的事迹,均赖袁纪而得以保存下来。

    此外,袁纪(一)可以订正范书的时间之误,如建武十一年光武帝幸南阳的月份、建宁元年九月朱瑀盗发窦武奏疏的日子,通鉴都舍范书而从袁纪。(二)可以订正范书地名之误,如和帝系葬于顺陵而非慎陵,刘攽即据袁纪以纠正范书及李贤注的错误。(三)可以订正范书谥号之误,如舂陵考侯当是孝侯之误。(四)可以订正范书姓名之误,如寒朗当作寋朗。(五)可以订正范书职称之误,如乐松非任中常侍而是侍中。(六)可以订正范书史实之误,如田况非败于赤眉,而是赤眉战败,不得不转入青州。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正如王铨所说的那样,“读荀袁之纪,如未尝有班范之书;读班范之书,亦如未尝有荀袁之纪也。各以所存,自达于后也”。范袁二书各有其不可泯灭的史料价值,不可有所偏废。清惠栋后汉书补注之所以能取得较大成就,就与大量利用袁纪的材料以考订范书有关。

    不仅如此,袁纪还保存了东观记天文志、五行志及西域传佚文十五条,华峤书之论四条。既让我们能更多地窥知这些佚书的原貌,也推翻四库馆臣关于东观记天文志已全阙的旧说。

    无怪刘知几曰:“世言汉中兴史者,唯范、袁二家而已。”这一书一纪,相得益彰,以袁纪配范书,符合事实,绝非溢美之辞。

    显而易见,袁宏后汉纪这座有待进一步发掘的史料宝库,是研究秦汉史必不可少的重要典籍。

      三

    后汉纪在史学上也颇具特色,有所创新。

    首先,袁宏在荀悦“通比其事,例系年月”写作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言行趣舍;各以类书” 的撰述方法,以达到“观其名迹,想见其人”的目的。

    袁宏的“类书”,归纳起来有以下二种形式:

    其一,把某人的某一品德,因类举事,末尾概括为“某某皆此类也”的品题式结语。如写王丹,则曰“ 其高抗不屈皆此类也”;写朱晖,则曰“其信义慎终皆此类也”;写乐恢,则曰“其不念旧恶,耻交进趣,皆此类也”;写周举,则曰“其公亮不挠皆此类也”。

    其二,把时代相近而德行类似的人放在一起写。如卷五类书严光、周党、王霸、逢萌等所谓隐士;卷十一类书江革、毛义、薛苞等所谓孝子;卷十九类书任峻、苏章、陈琦、吴佑、第五访等所谓良二千石;卷二十二类书徐稚、姜肱、袁阆、韦着、李昙等所谓五处士。

    而在卷二十二中,袁宏于叙述郭泰事迹的同时,涉及仇香、袁闳、黄宪、茅容、魏昭、孟敏、左原、黄元艾、贾子序等多人,文末概括以“其弘明善恶皆此类也”,“其善诱皆此类也”,接着又进一步类书与泰齐名的仇香、黄宪、陈寔三名士。于此袁宏合二形式为一,全文长达四千余字,所叙人物一个个活龙活现,颇有传神之笔。

    自然上述方法处理得当,可以开拓编年史体的容量,使作者认为足以为法式的言行,更为集中地表达出来,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然而用之过度,则亦往往造成体例的不纯,连缀而出的名人小传,使编年史的特点为之减色。而袁宏喜欢品题人物,这种夸夸其谈的名士作风,也使他所推崇的人物偶象化、概念化,常由此导致写作的失败。于是,“类书”的成功也就与失败相伴随,既矛盾而又不可分割地反映在他的后汉纪中。

    其次,袁纪详略有体,重点突出。他分别以八卷和六卷的篇幅叙述了东汉始建国和汉末纷乱的历史。两个时期各有众多的人物登场,事件也千头万绪,错杂纷纭。而袁宏宛如一个杰出的导演,把众多的人物和复杂的事件安排得井井有条,真正做到事繁而不乱,文约而不漏,其驾驭史料的能力令人惊叹。其中关于赤壁之战的描述,主要通过周瑜、诸葛亮、孙权三人的慷慨陈辞,展现了三位政治家的非凡胆略和远见卓识,最终以“ 曹操与周瑜战于赤壁,操师大败”一句收尾,文字洗练,语言生动,寓大战胜负于谈笑纵论之中,袁宏的文才于此得到高度的发挥。它为司马光写赤壁之战,提供了良好的先例。

    这二部分是袁纪的精华所在,也是最堪补正范书不足之所在。

    再则,袁纪很注重论赞,全书之论共计五十五条(包括所引华峤论四条),最长的达一千零三十四字,最短的四十一字,一般都在三百字上下,共计约一万七千字左右,占全书篇幅的十二分之一,为历来史书所仅见。

    固然,袁宏之论以名教观为核心,多迂腐陈旧之说,是魏晋士族腐朽世界观的一个缩影。刘知几批评他 “务饰玄言,玉卮无当”,可谓一针见血!与荀悦尚能从经济方面探求动乱之由,还知道重民务实相比较,他的名教观可以说毫不足取。

    但是,凡事不可一概而论,撇开其名教观,其中也间有佳篇。

    如袁宏纪卷二十二论风俗变迁,上下纵贯近千年,笔势放纵,较客观地反映了从春秋至汉末之风俗变迁的概貌。被后人推崇的范晔党锢列传序,其中两汉风俗部分,实取资于袁纪。

    另外,如他肯定学术分歧,自古已然,天下之事,不必相袭,主张诸子百家,各存其说,不必强求整齐划一,并提出“道明其本,儒言其用”的观点,也非一般俗儒所能言及。又如他指斥谶纬之虚妄,还借用贾谊之言,主张礼制非天之所设,乃人之所为,不修则坏,损益宜随时,其强调人为的作用和顺应时代而改革的看法,无疑是可取的。同时他又主张神道设教,在非人力所能解难释疑的时候,当借助鬼神的力量来应变适会。他说:“神实聪明正直,依人而行者也。”可见,袁宏并不把神看作是一种值得敬畏而不可捉摸的东西,他更强调人的作用,把神道作为人道的必不可少的辅助手段,比起迷恋天人感应及图纬谶记的神学家来,袁宏更少一些迷信色彩,更多一点实用主义。

    不难看出,袁宏后汉纪是一部可与荀悦汉纪相匹敌的编年体断代史代表作,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学史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

      四

    袁宏后汉纪的流传几经波折,不绝一□,迄今尚无善本。

    早在宋代,后汉纪的刻本已“衍文助语,乱布错置,往往不可句读”。祥符中之钱唐刻本和绍兴中之浙东刻本,今已不可得见。至明初,袁纪“尤所希觏”,以至成弘年间吕楠校刻荀悦汉纪时,竟未能刻及后汉纪。幸赖嘉靖黄姬水刊本和万历南京国子监本,才能使我们得以看到后汉纪的基本原貌。然而二刻脱讹滋甚,令人遗憾。

    清康熙年间襄平蒋国祚、蒋国祥兄弟取黄本与南监本互校,复采范书及章怀诸注为证,祥加考校,宁阙勿妄,号称近代精本,不愧为袁纪功臣。而陈璞言其“ 校改黄本,亦十不及五,且有误改”,也确系事实。故陈璞于清末取陈澧、果亲王所校之黄本与蒋本对校,复用东观汉记、魏志裴注、范书章怀注、续汉志刘昭注、通鉴考异诸书校正之,遂刻之于广东学海堂。惜其未见南监本,且识见不高,所获亦甚少。此外尚有龙溪精舍刻本,乃依蒋氏本,而略加校改而成;四部丛刊本则影印明本,实黄本之滥觞,从广流布,而与校勘无补。

    鉴于上述情况,以康熙蒋氏本兼取黄本、南监本之长,校刻较为审慎,故取其为工作底本。又以北京图书馆所藏之经果亲王、陈澧批校的黄本、明冯班批校的南监本与之重校一过,兼取学海堂本、龙溪精舍本、四部丛刊本之长,尽己所能以恢复后汉纪之本来面目。

    在已故导师陈直先生的关怀下,此项工作自一九七九年初始,三易其稿,至今已四年有余。虽兢兢业业,不敢少辍,然而学既不广,识见亦浅,率尔操觚,疏谬之处,实所难免。每念及此,不禁汗颜。今以此稿奉献读者,实为抛砖引玉,力促后汉纪这一优秀史作能引起史界的重视,使之重放异彩。校注不到之处,恳请读者不吝赐教。

    最后必须一谈的是,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一直得到西北大学历史系师友的关怀和帮助。其中张岂之、林剑鸣、戴南海、杨绳信诸先生从业务上多有指教,而游钦赐、张天杰诸先生又在工作上给予照顾。此外,北京图书馆的李致忠、薛殿玺二同志及善本书室工作人员,在图书借阅上提供了不少方便。中山大学历史系的张荣芳同志在百忙中,代为抄录了陈澧东塾遗稿中读后汉纪全文。天津古籍出版社的王沛霖同志在通阅全稿时,又多有指正。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周天游一九八三年五月于西安

     凡 例

    一、本书的校勘,以清康熙蒋国祚、蒋国祥兄弟刊本为工作底本,用果亲王、陈澧手校的明嘉靖黄姬水本、冯班手校的明万历南京国子监本、清光绪广东学海堂本、龙溪精舍丛书覆校蒋氏本、四部丛刊影明本与之相较。迷信古书,不敢轻改一字,其蔽失之陋;遇所不解,奋笔随意改窜,其蔽失之妄。故整理古籍一要慎重细致,二要当改则改。为了使当校改者尽量得到校改,而即使出现纰漏,也使读者有纠正的可能,特作如下处理:凡底本不误,他本讹误者,一律不出注;其文字有重要不同,且具参考价值者,则出注。凡可直接改正者,迳改之,并于注中说明;疑而不能决者,亦于注中提出倾向性意见。凡属误文、衍文当删者,括以圆括弧;凡已改正之正文和应补入之脱文,括以方括弧。

    二、现存后汉纪诸本多有讹脱,故本书除版本互校外,又用范晔后汉书、陈寿三国志、东观汉记、七家后汉书诸书,比较异同,以资校助。

    三、本书前人已做过不少校勘工作,如陈澧东塾遗稿之读后汉纪、蒋国祚两汉纪字句异同考、陈璞两汉纪校记、纽永建两汉纪校释,以及果亲王、陈澧、冯班的眉批,本书不同程度地吸取了他们的成果,并于注中一一标明所出。

    四、除文字校勘外,本书注释着重于史实的考订,并尽量吸收前人和今人的研究成果,为研究东汉史的读者提供方便。

    五、仿资治通鉴点校本之例,于诸年号下括注干支和公历,以便检查。

    六、本书辑得佚文七条,除附录于书末外,且分别列入相应卷之注中,予以说明。对其一、二条有疑义者,亦考辩之。

    七、有关袁宏生平及着述的记载或评论,均不多见,是研究袁宏及其史学思想的宝贵资料。现尽力网罗,分别归入袁宏传及其轶事、历代着录及杂论、叙跋诸目下,附之书末。

    八、为读者阅读方便,书后还编附引用书目。

     原 序

    予尝读后汉书,烦秽杂乱,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为后汉纪。其所缀会汉纪〔一〕、谢承书、司马彪书、华峤书、谢忱书、〔二〕汉山阳公记、汉灵献起居注、汉名臣奏,旁及诸郡耆旧先贤传,凡数百卷。前史阙略,多不次叙,错谬同异,谁使正之?经营八年,疲而不能定。颇有传者,始见张璠所撰书,其言汉末之事差详,故复探而益之。

  〔一〕 四库提要以为此“汉纪”, “盖指荀悦之书涉及东汉初事者”,甚谬。按此“汉纪 ”,实乃“汉记”之误,即东观汉记也。袁纪卷首虽接续荀纪言西汉末史事,而行文绝无相袭之处,一阅即可知。而东观汉记乃诸家后汉书之本源,袁纪亦不例外。古者纪、记多混用,不可随文附会。

  〔二〕 “谢忱”乃“谢沈”之误。晋书本传、北堂书钞卷五七引何法盛晋中兴书俱作“谢沈”,隋志及新旧唐志亦然。

    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丘明之作,广大悉备。史迁剖判六家,建立十书〔一〕,非徒记事而已,信足扶明义教,网罗治体,然未尽之。班固源流周赡,近乎通人之作;然因籍史迁,无所甄明。荀悦才智经纶,足为嘉史,所述当也,大得治功已矣;然名教之本,帝王高义,韫而未叙。今因前代遗事,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前史之阙。古者方今不同,其流亦异,言行趣舍,各以类书。故观其名迹,想见其人。丘明所以斟酌抑扬,寄其高怀,末吏区区注疏而已〔二〕。其所称美,止于事义;疏外之意,殁而不传,其遗风余趣蔑如也。今之史书,或非古之人心,恐千载之外,所诬者多,所以怅怏踌躇,操笔悢然者也。

  〔一〕 史记有八书,此作“十书” ,乃袁宏为行文方便,约略言之。

  〔二〕 陈澧曰:“末吏者,谓末世史官也。注疏者,条记其事也。”

  后汉纪校注

  后汉光武皇帝纪卷第一  袁宏

    孝景帝生长沙定王发。武帝世,诸侯得分封子弟〔一〕,以泠道县舂陵封发中子买,为舂陵节侯。买生郁林太守外,外生钜鹿都尉回,回生南顿令钦,钦生光武皇帝。元帝时,节侯之孙孝侯以南方卑湿〔二〕,请徙南阳。于是以蔡阳白水乡为舂陵侯封邑,而与从昆弟钜鹿君及宗亲俱徙焉。湖阳人樊重女曰归都〔三〕,自为童儿,不正容不出于房。南顿君聘焉,生齐武王縯、鲁哀王仲、世祖、〔湖阳〕、新野、宁平公主〔四〕。

  〔一〕 汉书主文偃传曰:“偃说上曰:‘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彊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乱,急则阻其彊,而合从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则逆节萌起,前日朝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地之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必稍其销弱矣。’于是上从其计。”

  〔二〕 按:范晔后汉书城阳恭王祉传曰(以下简称范书):“熊渠卒,子考侯仁嗣。”文选卷四南都赋李善注曰:“东观汉记曰:‘舂陵节侯,长沙定王中子买。节侯生戴侯,戴侯生考侯。考侯仁以为舂陵地势下湿,难以久处,上书愿徙南阳,守坟墓。元帝许之,于是北徙。’考或作孝,非也。”范书祉传李贤注引东观记亦作“考侯”。清人编四库全书,改东观汉记原辑文“孝侯”为“考侯”,即以范书和李善注为据。殊不知汉书王子侯表明载:“元康元 年,孝侯仁嗣。”东观记之光武帝纪,乃班固主持撰写,自不当与汉书相抵牾。且范书安城孝侯赐传、艺文类聚(以下简称类聚)卷十二引东观记均作“

  孝侯”。孝、考形近易讹,恐当以孝侯为是。袁纪此文亦可谓有力佐证。

  〔三〕 范书北海靖王兴传作“娴都 ”。

  〔四〕 范书北海靖王兴传曰:“生三男三女:长男伯升,次仲,次光武;长女黄,次元,次伯姬。”又曰:“建武二年,封黄为湖阳长公主,伯姬为宁平长公主。元与仲俱殁于小长安,追爵元为新野长公主。十五年,追谥仲为鲁哀王。”据此则袁纪脱“ 湖阳”二字,故补之。

    世祖讳秀,字文叔。初,南顿君为济阳令而世祖生,夜有赤光,室中皆明。使卜者筮之,曰:“贵不可言!”是岁,嘉禾生,县界大熟,因名曰秀。为人隆准,日角,大口,美须眉,长七尺三寸。乐施爱人,勤于稼穑。尝之长安,受尚书,大义略举〔一〕。兄縯,字伯升,慷慨有大节。王莽篡汉,刘氏抑废,常有兴复之志,不事产业,倾身以结豪杰,豪杰以此归之。

  〔一〕 东观记光武帝纪曰:“年九岁,而南顿君卒。随其叔父在萧,入小学。后至长安,受尚书于中大夫庐江许子威。资用乏,与同舍生韩子合钱买驴,令从者僦以给诸公费。大义略举,因学世事,朝政每下,必先闻知,具为同舍解说。高才好学,然亦喜游侠,斗鸡走马,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时会朝请,舍长安尚冠里,南阳大人贤者,往来长安,为之邸,闇稽疑议。”按:“其叔父”者,赵孝王刘良也。良,汉平帝时举孝廉,为萧令。光武兄弟少孤,良抚养甚笃。

    新野人邓晨,字伟卿,家富于财。晨少受易,好节义。世祖与之善,以姊妻之,是为新野公主。世祖与晨游宛,穣人蔡少公,道术之士也,言“刘秀当为天子 ”。或曰:“是国师公刘子骏也。”〔一〕世祖笑曰: “何知非仆耶?”坐者皆笑。当是时,莽行一切之法,犯罪辄斩之,名曰“不顺时令”〔二〕。晨谓世祖曰: “王莽暴虐,盛夏斩人,此天亡之时,宛下言傥能应也。”世祖笑而不应。

  〔一〕 子骏,刘歆之字。汉书楚元王传曰:“初,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字颖叔。及王莽篡位,歆为国师。”应劭注曰,“河图赤伏符云‘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故改名,几以趣也。”

  〔二〕 汉书王莽传下曰:“地皇元年正月乙未,赦天下。下书曰:‘方出军行师,敢有趋讙犯法者,辄论斩,毋须时,尽岁止。’于是春夏斩人都市,百姓震惧,道路以目。”又曰:“自莽为不顺时令,百姓怨恨,莽犹安之,又下书曰:‘惟设此壹切之法以来,常安六卿巨邑之都,枹鼓稀鸣,盗贼衰少,百姓安土,岁以有年,此乃立权之力也。今胡虏未灭诛,蛮僰未绝焚,江湖海泽麻沸,盗贼未尽破殄,又兴奉宗庙社稷之大作,民众动摇。今复壹切行此令,尽二年止之,以全元元,救愚奸。’”师古曰:“一切者,权时之事,非经常也。犹如以刀切物,苟取整齐,不顾长短纵横,故言一切。”据上可知,王莽因起义所在蜂起,故行一切之法,凡犯法者立斩决,不待秋后。于是春夏斩人,故又称之曰“不顺时令”。

    宛人李通,字次元〔一〕。父守为王莽宗卿师〔二〕。守身长八尺〔三〕,容貌绝异,治家与子孙如官府。少事刘歆,好星历谶记之言,云:“汉当复兴,李氏为辅。”私窃议之,非一朝也。通尝为吏,有能名〔四〕。见王莽政令凌迟,挟父守所言,又居家富佚〔五〕,为闾里豪,自免归。从弟轶,亦好事者,谓通曰: “今四方兵起,王氏且亡,刘氏当兴。南阳宗室,独有刘伯升兄弟泛爱众,可以谋大事。”通甚然之。世祖常避吏于宛〔六〕,通遣轶候世祖。初,通同母弟申屠臣善为医术〔七〕,以其难使也,縯杀之,故世祖不欲见轶。轶辄来不止,世祖乃彊见之。轶徐达通意,殊不以申屠臣为恨,世祖不得已,乃许之往。时通病卧室内,世祖与通兄倏、弟宠及轶语。倏等喜悦,并言天下兵起、王莽亡败之状。世祖初以士君子道相慕,故往答之。及闻其语,大惊,不敢应,起入室候通,通握手极欢。移日复言及兵起及谶文,世祖微难通曰〔八〕:“即如是,当如宗卿师何?”通曰:“已自有度。”世祖深知通意,遂相结〔九〕。

  〔一〕 汪文台七家后汉书所辑华峤书李通传作“字文元”。汪注曰引自初学记卷十一、北堂书钞卷五十一(以下简称书钞)。今按:初学记作“ 文元”,而书钞所引实出卷五十二。明陈禹谟本脱“字文元”三字,清孔广陶影刻宋钞本则作“字次元”,与袁纪同。恐当作“

  次元”为是。又东观记光武帝纪曰:“宛大姓李伯玉从弟轶,数遣客求帝。”据此则通又字伯玉。然袁纪曰通有兄倏”,故字不当称“伯”,作 “伯玉”亦恐误。

  〔二〕 李贤曰:“平帝五年,王莽摄政,郡国置宗师以主宗室,盖特尊之,故曰宗卿师也。”胡三省曰:“余按莽置宗师,主汉宗室耳。此宗卿师,莽篡时所置也。”胡说是。

  〔三〕 范书李通传作“身长九尺” 。

  〔四〕 据范书本传,通曾任五威将军从事,出补巫丞。

  〔五〕 佚通逸,荀子尧问篇曰:“ 舍佚而为劳。”

  〔六〕 范书光武纪曰:“光武避吏新野,因卖谷于宛。”注云“续汉书曰:‘伯升宾客劫人,上避吏于新野邓晨家。’东观记曰:‘时南阳旱饥,而上田独收。’”常即尝,古通用。

  〔七〕 按申屠臣,东观记光武纪作 “公孙臣”。范书李通传注引续汉书作“申徒臣”。又按:吴树平风俗通义佚文曰:“(申徒氏)本申屠氏,随音改为申徒氏。”则申徒臣即申屠臣。申屠一作胜屠,见史记酷吏传索隐引风俗通。又王符潜夫论志氏姓曰:“信都者,司徒也。俗前音不正,曰信都,或曰申徒,或胜屠,然其本共一司徒耳。”据此则申徒、胜屠、申屠,皆司徒之音转。按东观记李通传亦作“

  申屠臣”,故纪作“公孙臣”,非也。

  〔八〕 范书李通传作“微观通”。王先谦曰:“谷梁传:‘常事曰视,非常曰观。’谓以其家重大事指示之,感动其意虑也。”按“观”,文义较“难”为长。

  〔九〕 东观记光武纪曰:“(李通)兄弟为帝言天下扰乱饥饿,下江兵盛,南阳豪右云扰。因具言谶文事,刘氏当复起,李氏为辅。帝殊不意,独内念李氏富厚,父为宗卿师,语言谲诡,殊非次第;尝疾毒诸家子数犯法令,李氏家富厚,何为如是,不然诺其言。诸李遂与南阳府掾史张顺等连谋。帝深念良久,天变已成,遂市兵***、绛衣、赤帻。”按:张顺事迹,诸家后汉书唯此一见,录以补袁纪不足。

    初,琅邪吕母之子为县长所杀。吕母家产数百金〔一〕,志欲报怨,乃治酒多买刀兵,少年随其所乏而与之。如此数岁,财产单尽,少年相与偿母。母涕泣曰:“所以相待,非治产求利也,欲以为子报怨耳!诸君宁能相哀也?”〔二〕少年壮之,又素被恩,皆许诺。聚众数百人,母自号将军,攻县长及掾吏。既而解掾吏曰:“诸卿无罪,唯欲报长耳。”诸吏叩头为长请。母曰:“吾子犯小罪,不当死,长杀之。杀人当死,又何请乎?”母遂手杀之,以其首祭子墓。自是莒人樊崇〔三〕、东〔莞〕(宛)人逄安〔四〕、东海人徐宣、谢禄并为盗贼,一岁间众各数万人。王莽沐阳侯田况大破之〔五〕,遂残州郡,所过抄掠百姓。

  〔一〕 范书刘盆子传作“赀产数百万”。按:汉书食货志载,王莽时,“黄金重一斤,直钱万”。范书作“数百万”,乃指钱而言,实与数百金值相当。

  〔二〕 报怨即复雠,两汉时此风极盛。报怨以报父母之仇为主,兼及为兄弟、举主、师长、友朋复雠。参与其事者,上自天子,下至百姓,不分男女老幼,遍及城乡僻野。甚而子孙相报,后忿深前,至于灭户殄业。两汉诸史,多有记述,此不一一论列。吕母即以报子仇为起因,而发展为农民起义。

  〔三〕 钮永建后汉纪校释曰:“按:刘盆子传云琅玡人樊崇起兵于莒,是樊崇非莒人也。 ”今按:范书刘盆子传曰:“或说崇曰:‘莒,父母之国,奈何攻之?’乃解去。”则樊崇是莒人无疑。莒属琅邪郡,故传云“琅邪人樊崇”,是泛以郡国名称代出生地。又如逄安,东莞人,属琅邪郡,故传称“崇同郡人”。徐宣、谢禄、杨音均系临沂人,皆以所属郡称“ 东海人”。钮说失考。

  〔四〕 按范书刘盆子传注引东观记曰:“‘逄’音庞。安字少子,东莞人也。”又汉书地理志琅邪郡只有东莞县,无东宛,故据改。又“逄”原误作“逢”,据黄本迳改。

  〔五〕 钮永建曰:“沐阳侯,据盆子传作‘探汤侯’。李贤注云:‘王莽改北海益县曰探汤。’今考地理志,云:‘益,莽曰探阳。’三文互异。”今按:王莽改易郡县名,多据经义。益之改名,乃封田况镇压赤眉起义军之功,其意盖本论语季氏篇之“ 见不善如探汤”。故作“探汤”者是。汉书地理志作“ 探阳”,乃形近而讹。袁纪作“

  沐阳”,则失之 远矣。又按:范书刘盆子传曰:“因击王莽探汤侯田况,大破之,杀万余人,遂北入青州,所过虏掠。”又御览卷四二引郡国志曰:“东海有谢禄山。按汉书,王莽时,东海徐宣、谢禄等击王莽将田况,大破之,曾屯兵于此,因名谢禄山。”据上二引,则袁纪“王莽沐阳侯田况”上似脱“击”字。此事通鉴略而不述,必有疑焉。今按汉书王莽传曰:“唯翼平连率田况素果敢,发民年十八以上四万余人,授与库兵,与刻石为约,赤眉闻之,不敢入界。田况有此声威,则此前必无败绩。又田况于天凤六年始进封为伯,则封探阳侯必在是年之后。王莽传地皇二年曰:“后况自请出界击贼,所向皆破。莽以玺书令况领青、徐二州牧事。”况所任翼平郡,乃分北海郡而置,属青州。谢禄山在东海,属徐州。战役发生于谢禄山一带,则必系况出界击贼时事。若况一败涂地,岂能得探汤侯之封?又岂能兼领青、徐二州牧事?则袁纪不误,范书之说不足取也。

    初,崇等以困穷为贼,无攻城略地之心。结聚浸盛,乃相与为约杀人号令〔一〕。最尊者称三老,其次从事、卒〔史〕(吏)〔二〕。王莽遣平均公廉丹〔三〕、太师王匡东击之。军至定陶,莽诏丹曰:“仓廪尽矣,府库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战矣。”丹惶恐,夜召掾冯衍,以书示之。衍因说丹曰:“张良以五世相韩,椎秦始皇于博浪之中,勇冠乎贲、育〔四〕,名高乎泰山。将军之先,为汉信臣〔五〕。新室之兴,英俊不附。今海内溃乱,百姓涂炭,民之思汉,甚于诗人之思邵公也,爱其甘棠,况其子孙〔六〕?民所歌舞,天必从之〔七〕。方今为将军计,莫若先据大郡,镇抚吏士,百里之内,牛酒日赐,纳雄杰之士,询忠智之谋,兴社稷之计,除万民之害,则福流于无穷,勋着于不朽。与其军覆于中原,身分于草野,功败名灭,耻及先祖者哉?圣人转祸而为福,智士因败而为功,愿明公深计而无与俗同。”丹不能从。进及睢阳,复说丹曰:“盖闻明者见于无形,智者虑于未萌〔八〕,况其昭哲者乎?凡患生于所忽,祸发于细微,败不可悔,时不可失。公孙鞅曰:‘有高人之行,负非于世;有独见之虑,见疑于人。’〔九〕故信庸庸之论,破金石之策,袭当世之操,失高明之德。夫决者智之君也,疑者事之役也。时不重至,公勿再计。”丹不听。衍,奉世曾孙也〔十〕。

  〔一〕 范书刘盆子传曰:“众既寖盛,乃相与为约: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以言辞为约束,无文书、旌旗、部曲、号令。”袁纪恐有脱文。

  〔二〕 据刘攽东汉刊误改。又范书 “卒史”下尚有“泛相称曰巨人”句。

  〔三〕 按汉书王莽传作“更始将军平均侯之兖州”,至攻拔无盐后,始进爵为公。袁纪下文有“进爵为公”句,此当作“平均侯”为是。

  〔四〕 即孟贲、夏育,皆卫国之勇士。史称贲生拔牛角,育力举千钧。

  〔五〕 李贤曰:“廉褒,襄武人,宣帝时为后将军,即丹之先。”又惠栋曰:“案廉范传,帝问范云:‘卿与右将军褒,大司马丹,有亲属乎? ’范对曰:‘褒,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案此褒乃丹之父也。”

  〔六〕 邵公,周宣王时名相。曾出巡南国,舍于甘棠树下。既去,民思其德政,爱及此树,作诗以咏之。其辞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发。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见诗召南甘棠之章。

  〔七〕 诗小雅车辖曰:“虽无德与汝,式歌且舞。”又尚书泰誓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八〕 语见商君书更法篇,亦见史记商君列传。

  〔九〕 商君书更法篇曰:“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智之虑者,必见骜于民。 ”史记商君列传“负”作“非”,“骜”作“

  敖”。骜、敖均为謷之借字,作嘲笑解。索隐引商君书又作“訾”,与袁纪作“疑”,三解均可通,然恐当以“敖”最近原本。

  〔十〕 冯奉世,汉冯唐之后。元帝时官至左将军、光禄勋,为折冲宿将,功次赵充国。汉书有传。

    崇等欲战,恐其众与莽兵乱,乃皆朱眉,以相识别,由是号曰赤眉。赤眉别校董宪等众数万人,在梁郡。匡、丹攻拔无盐,莽遣中郎将奉玺书劳匡、丹,进爵为公。王匡〔欲〕(故)进击宪〔一〕,廉丹以为新拔城罢劳,当且休士养威。匡不听,引兵独进,丹随之。合战成昌,兵败,匡走。丹使吏持其印韍、符节付匡曰:“小儿可走,吾不可!”遂止,战死。校尉汝云、王隆等二十余人别斗,闻之皆曰:“廉公已死,吾谁为生!”驰奔贼,皆战死。莽伤之,下书曰:“

  惟公多拥选士精兵,众郡骏马、仓谷、帑藏,皆得自调,忽于诏策,离其威节,骑马呵噪,为狂刃所害,呜呼哀哉!赐谥曰果公。”

  〔一〕 据陈澧校而改。

    国将褒章谓莽曰〔一〕:“皇祖考黄帝之时,中黄直为将,破杀蚩尤。今臣居中黄直之位,愿平山东。 ”莽遣章驰东,与太师匡并力。又遣大将军阳浚守敖仓,司徒王寻将十余万屯雒阳填南宫,大司马董忠养士习射中军北垒〔二〕,大司空王邑兼三公之职。司徒寻初发长安,宿霸昌厩,亡其黄钺。寻士房扬素狂直,迺哭曰:“此经所谓‘丧其齐斧’者也〔三〕。”自劾去。莽击杀扬。

  〔一〕 汉书、范书、通鉴“褒章” 均作“哀章”。

  〔二〕 胡三省曰:“恐当作‘北军中垒’。”

  〔三〕 见易巽卦。

    四方盗贼往往数万人,攻城邑,杀二千石以下。太师王匡等战,数不利。莽知天下溃畔,事穷计迫,迺议遣风俗大夫司国宪等分行天下〔一〕,除井田、奴婢、山泽、六管之禁〔二〕即位以来,诏令不便于民者皆收还之。待见未发,会世祖与通定谋议,期以材官都试骑士日〔三〕,欲劫前队大夫甄阜及属正梁丘赐〔四〕,因以号令大众。乃使世祖与轶归舂陵,举兵以相应。遣从兄子季之长安,以事报父李守。季于道病死。守密知之,欲亡归。素与邑人黄显相善,时显为中郎将,闻之谓守曰:“今关门禁严,君状貌非凡,将以此安之?不如诣阙自归。事既未然,脱可免祸。”守从其计,即上书归死,章未及报,留阙下。会事发觉,通得亡走,莽闻之,乃系守于狱。而黄显为请曰:“守闻子无状〔五〕,不敢逃亡,守义自信〔六〕,归命宫阙。臣显愿质守俱东,晓说其子。如遂悖逆,令守北向刎首,以谢大恩。”莽然其书。会前队复上通起兵之状,莽怒,欲杀守,显争之,遂并被诛,及守家在长安者尽杀之。南阳亦诛通兄弟、门宗六十四人,皆焚尸宛市。

  〔一〕 先师陈直汉书新证曰:“风俗大夫官名,姓司国名宪,此句历来无注。十六金符斋续百家姓谱十一页,有‘司国奋’、‘司国胜’、‘司国汉成’三印。十钟山房印举举二十六,二十页,有‘ 司国黾’二印。汉印文字征第四,九页,有‘司国鸾印 ’。足证司国在两汉为习见之姓,但此姓在古籍中,仅此一见。亦不见于元和姓纂、姓氏急就篇等姓书。”按袁纪此文实录自汉书,虽使“司国”之姓再见于古籍,其源一也。又姓解卷三载“司国”之姓,其注曰:“姓苑:汉有朝议郎司国吉。”则此姓亦见载于古姓书也。 ”

  〔二〕 按汉书王莽传,始建国元年,莽令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始建国二年,又设六管之令,命县官酤酒,卖盐铁器,铸钱,诸采取名山大泽众物者税之。又令市官收贱卖贵,赊贷予民,收息百月三。

  〔三〕 李贤曰:“汉法以立秋日都试骑士,谓课殿最也。翟义诛王莽,以九月都试日勒车骑材官士是也。”又汉官仪曰:“平地用车骑,山阻用材官。”骑士乃骑兵,材官乃步卒。

  〔四〕 李贤曰:“王莽置六队,郡置大夫一人,职如太守。南阳为前队,河内为后队,颍川为左队,弘农为右队,河东为北队,荥阳为祈队。队音遂。”又属正者,都尉也,亦王莽所改。

  〔五〕 李贤注:“无状,谓祸大不可名言其状也。”杨树达积微居读书记曰:“李说非也。前书东方朔传“妾无状”。颜注:“状,形貌也。无状,犹言无颜面以见人也。一日自言所行丑恶无善状。 ”颜有二说,后说尤长。皇甫规传注云:“无状者,谓无善状。”是也。”杨说甚是。

  〔六〕 冯班曰:“信,告也。”

    时刘縯召诸豪杰计议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连年,兵革并起。此亦天亡之时,复高祖之业,定万世之秋也。”众皆然之。于是分遣亲客,使邓晨起新野,世祖与李通、李轶起于宛。伯升自发舂陵子弟。诸家子弟恐惧,皆亡逃自匿,曰:“伯升杀我!”及见世祖绛衣大冠〔一〕,皆惊曰:“谨厚者亦复为之! ”乃稍自安。凡得子弟七八千人,部署宾客,自称“柱天都部”。

  〔一〕 东观记光武帝纪曰:“上时绛衣大冠,将军服也。”

    使宗室刘嘉往诱新市、平林兵与其帅王凤、陈牧等,合军而进,〔一〕西击长聚。世祖初乘牛,杀新野尉乃得马。进屠唐子乡,杀湖阳尉。军中分财物不均,众恚恨,欲反攻诸刘;世祖敛宗人所得物,悉与之,众乃悦,进拔棘阳。与莽前队大夫甄阜、属正梁丘赐战于小长安,汉军大败,还保棘阳。阜、赐乘胜留辎重蓝乡,引兵南渡。伯升飨士设盟,潜师夜袭蓝乡,尽获其辎重。

  〔一〕 范书齐武王縯传“王凤”作 “王匡”。二人虽俱为新市兵领袖,然推其首帅当以王匡为是。

    十一月,有星孛于张,东南行五日不见。孛星者,恶气所生,或谓之慧星;张为周分。其后世祖都洛阳,除秽布新之象。

  更始元年〔一〕(癸未、二三)

  〔一〕 惠栋曰:“张衡以为更始居位,人无异望。光武初为其将,然后即真,宜以更始年号,建于光武之初。东观诸书,不为更始立纪,蔚宗集中亦言其失。其作汉书,独书更始元年者,盖从平子之说也。”按袁纪有此纪年,则从平子之说者,非自范晔始明矣。

    正月,斩阜、赐,死者万余人〔一〕。严尤、陈茂闻阜、赐死,驰欲据宛。伯升乃焚积聚,破釜甑,与茂战于育阳,大破之,斩首二千余级〔二〕。尤、茂走汝南,汉兵遂围宛。伯升自号柱天将军,圣公称更始将军。王莽恶之,购伯升五万户,黄金十万斤,使长安中诸宫署及天下乡亭皆画伯升像〔三〕,使旦起射之。

  〔一〕 范书齐武王縯传作“死者二万余人”。

  〔二〕 范书齐武王縯传作“斩首三千余级”。

  〔三〕 范书齐武王縯传“宫署”作 “官署”,恐当以范书为是。

    自阜、赐死后,降者十余万,无所统一,诸将请立君。南阳英雄及王常皆投归伯升,然汉兵以新市、平林为本,其将帅起草野,苟乐放纵,无为国之略,皆惮伯升而狎圣公。

    二月辛巳〔一〕,朱鲔等于济水上设坛场〔二〕,立圣公为天子,议示诸将。伯升曰:“诸公妄尊宗室,甚厚无益,然愚窃有所难。闻赤眉起青徐,众数十万,其中必有诸刘,若南阳有所立,此必将内争。王莽未灭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损权,非所以破莽之道也。且首兵唱号,鲜有能遂,陈涉、项羽是也。舂陵去宛才三百里,功德未有所施,遽自尊立,为天〔下〕(子)准的〔三〕,后人将得承吾弊,非计之善者也。为将军计,不如且称王,王势亦足以斩诸将。今赤眉所立者贤,相率而往从之,必不夺吾爵位;如无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后举尊号,亦未晚也。”诸将多曰:“善!可且为更始王。”〔四〕将军张斤拔剑击地〔五〕,曰: “疑事无功〔六〕,今日之议,不得有二!”乃立圣公。圣公素懦弱,流汗不敢言〔七〕。以次拜诸将,刘良为国三老,王匡为定国上公,王凤为成国上公,朱鲔为大司马,刘縯为大司徒,陈牧为大司空,世祖为太常卿,余皆九卿将军〔八〕。改元为更始元年。于是豪杰失望。

  〔一〕 范书与袁纪同,而汉书王莽传作“三月辛巳朔”,惠栋以为汉书误。杨树达曰:“ 莽改历,以建丑为正月,则莽之三月正汉之二月,前书据莽历言之,不为误也。”杨说是。

  〔二〕 范书刘玄传“济水”作“淯水”。按水经注卷三十一淯水曰:“王莽地皇二年,朱鲔等共于城南会诸将,设坛燔燎,立圣公为天子于斯水上。”又按卷八济水,其一出王屋山,与黄河相交后,又平行东入于海;其二出河北赞皇山,于钜鹿南汇入泜水。二水所经均与绿林军活动地区无涉。袁纪作济水误。

  〔三〕 据陈澧校而改。

  〔四〕 东观记刘玄载记曰:“马武、王匡以为王莽未灭,不如且称王。”

  〔五〕 东观记刘玄载记作“张卬” 范书亦同。通鉴考异曰:“司马彪续汉书‘卬’作‘印 ’,袁宏后汉纪作‘斤’,皆误。今 从范晔后汉书。”考异之说是。今仍其旧文而明其误。

  〔六〕 语见战国策赵策二。

  〔七〕 观刘玄结客报怨,复以诈死拔父于狱;诛莽后,纳郑兴之谏,断然西都长安,绝非一般怯懦无能之辈。袁纪此文因袭东观记,实东汉史臣美谀光武、贬恶刘玄之曲笔也。

  〔八〕 胡三省曰:“匡、凤皆位上公而加定国、成国美号也。九卿将军,职为九卿,各带将军之号,仍王莽之制也。”按范书光武帝纪曰“光帝为太常偏将军”,即其例也。

    刘稷击鲁阳,闻更始立,怒曰:“本宗室谋讨王莽复社稷者,伯升兄弟也。更始何为者!”不肯诣宛。更始大臣不悦,世祖恶之,谓伯升曰:“事欲不善。” 伯升笑曰:“如是耳。”李轶初与世祖善,后谄新贵而疏世祖。世祖诫伯升曰:“此人不可亲也!”伯升不从。平林兵围新野,不能下,其宰潘临登城曰:“愿得刘公一信。”伯升降之。伯升威名日盛,更始君臣内不自安。顷时,诏示縯七尺宝剑,〔一〕申屠建随献王玦示。樊宏曰:“昔鸿门之会,范曾举玦示项羽,指在高祖,建得无不善乎?”而縯不应。及世祖将至颍川,复深诫伯升。

  〔一〕 范书齐武王縯传作“更始取伯升宝剑视之”。

    三月,世祖与诸将略地颍川,父城人冯异、内乡人铫期〔一〕、颍阳人王霸、襄城人俊傅、棘阳人马成皆从世祖。

  〔一〕 按两汉志颍川郡无内乡县,范书作郏人,袁纪恐误。或其为长社县之向乡亦未可知。

    异字公孙,通左氏春秋,好孙子兵法,为郡功曹,监五县事〔一〕,与父城令苗萌共守。异出行属县,为汉兵所得。异曰:“老母在城中,且一夫之用,不足为彊,愿据五城以效功。”世祖善之。异归谓萌曰:“ 观诸将皆壮士屈起,如刘将军非庸人也,可以归身,死生同命。”萌曰:“愿从公计。”〔二〕

  〔一〕 钮永建曰:“为郡功曹,范书冯异传云,异以郡据监五县。按续汉志,郡有功曹史,主选署功劳。有五官掾,署功曹及诸曹事。其监属县,有五部督邮,曹掾一人。据此则掾与功曹不同,冯异盖以功曹兼督邮之职者。范书云郡掾,盖以督邮有曹掾之称而偏举也。”

  〔二〕 范书冯异传作“敬从子计” 。

    期字次况,身长八尺二寸,容貌壮异。父卒,期行丧三年,乡里义之。世祖闻其气勇有志义,召为掾。

    霸字元伯,家世狱官。霸为狱吏,不乐文法,慷慨有大志,其父奇之,使学于长安。数年归,会世祖过颍阳,以宾客见世祖曰:“闻将军兴义兵,诛篡逆,窃不自量,贪慕威德,愿充行伍,故敢求见。”世祖曰: “今天下散乱,兵革并兴,得士者昌,失士者亡。梦想贤士,共成功业,岂有二哉!”霸父谓霸曰:“吾老矣,不任军旅,汝往,勉之!”

    俊字子卫,成字君迁,以县吏、亭长从〔一〕。

  〔一〕 俊为亭长,成乃县吏,均见范书本传。

    夏五月,王莽遣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将四十万兵,号百万众,至颍川。严尤、陈茂复与二公遇。莽之遣二公也,欲盛威武,以震山东,至赉猛兽、车甲攻战之具,辎重千里。世祖与下江、新市、平林兵数万人,击之于阳关。二公〔兵盛,汉〕兵反走〔一〕,世祖入昆阳,诸将惶怖,各欲归保所得城。世祖曰:“昆阳即破,一日之间,诸将亦灭。不同力救之,及欲归守妻子财物耶?”诸将怒曰:“刘将军何以敢如此!”世祖乃笑而去,唯王常然世祖之计。会候还言:“大兵来,长数百里,不见头尾,颇至城北矣!”诸将乃遽更请刘将军计之,世祖复为陈相救之势。诸将素轻世祖,及追急,世祖为画成败,皆从所言。时汉兵在城中者八九千人,世祖留王凤、王常守昆阳,夜与宗佻、李轶、邓晨十三骑出城。

  〔一〕 东观记光武帝纪:“帝邀之于阳关。寻、邑兵盛,汉兵反走,帝驰入昆阳,诸将惶恐,各欲散归。”范书光武帝纪亦同。袁纪有脱文,故据以补。

    时二公至城下者且十万人,世祖几不得出。严尤说王邑曰:“昆阳城小而坚,今称尊号者在宛,然进大兵向宛〔一〕,彼必奔走;宛下兵败,昆阳自服。”邑不听。遂环昆阳作营,围之数重,云车十余丈,旗帜蔽野,金鼓之声闻数十里。或为地窟,或作冲车,***射城中如雨,城中负户以汲〔二〕。二公自以功在刻漏,校尉、司马请托郡县,取受贿赂,不以军事为忧。有流星堕营中,正书有云气若坏山,直于营而堕,不及地尺而灭〔三〕,吏士皆压仆。

  〔一〕 “然”恐是“亟”之误,范书作“亟”。

  〔二〕 范书此句下有“王凤等乞降,不许”句。又惠栋曰:“言户内穿井,故云负户。通典一百五十八卷作负楯。”按周寿昌曰:“此说非也。户,门扇也,所以避***矢之乱发也。”周说是。

  〔三〕 杨树达曰:“庄七年公羊传云:‘雨星不及地尺而复。’”

    世祖既至定陵,晨悉发诸营精兵救昆阳。诸将恋辎重,欲留兵守之。世祖曰:“今同心并力以破二公,珍宝万倍,大功可成。如为所败,身首无余,何财物之有!”诸将闻二公兵盛,皆震惧。世祖为陈天命历数,说其意请为前行。诸将不得已皆从世祖。世祖将步骑千余人居诸将前,二公遣步骑千余人来合战,斩首数十级。诸将喜曰:“

  刘将军平生见小敌怯,今见大敌勇,甚可怪!”世祖复进,诸将乘之,斩首数百级〔一〕。连战辄胜,诸将益奋。

  〔一〕 东观记、范书均作“数百千级”。

    棘阳人岑彭,字君然,以郡吏共严说守宛城〔一〕。伯升攻之数月,城中相食。是月,岑彭、严说举城降。诸将欲诛之,伯升曰:“

  彭为郡吏,执心坚守,是其节也。举大事,当表义士,不如封之,以劝后人。”更始乃封彭为归德侯。更始入都太守府,封宗室诸将,皆为列侯者百余人。

  〔一〕 按范书岑彭传,彭本守棘阳长。严说,注引东观记作“贰师严尤”,误。说乃前队贰,即李贤所谓甄阜之副也。

    宛城之拔,昆阳未知也。世祖为书与城中,言“ 宛下兵复至昆阳”,坠其书〔一〕,二公得书,恐。六月己卯,世祖选精兵三千,从城西水上奔二公阵,二公兵走北,杀司徒王寻。而昆阳城中兵亦鼓噪而出,中外并击。会大风雷雨,滍水盛〔二〕,二公大众遂溃,奔走赴水溺死以数万,滍水为之不流。王邑、严尤、陈茂轻骑逃去。汉军获其辎重、车甲,连月不尽,或焚燃其余。

  〔一〕 陈璞校记据范书改“昆”为 “而”,作“言‘宛下兵复至’,而阳坠其书”。

  〔二〕 东观记、范书“盛”下有“ 溢”字,袁纪恐脱。

    于是刘稷诣宛、李轶等共谮之,更始乃陈兵收稷。伯升固争之,遂并杀伯升。以光禄勋刘赐为大司徒。时世祖在父城,乃诣宛谢之,不伐昆阳之功。更始以是惭,拜世祖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

    秋八月,故钟武侯刘望据汝南,自立为定汉王〔一〕,严尤、陈茂皆归之。

  〔一〕 望,长沙定王发之孙,钟武节侯度之子也。汉书王莽传“望”作“圣”。又范书刘玄传作“自立为天子”,而袁纪冬十月始自立为天子,恐别有所据。通鉴从范书。

    王莽遣太师王匡、国将褒章守洛阳,以距更始。更始遣西屏将军申屠建、司直李松攻关,定国王匡攻洛阳〔一〕,三辅震动。长安中兵起,共攻莽。

  〔一〕 司直,乃丞相司直。李松,李通之从弟也。关,武关,非如常例指函谷关。定国是定国上公之省文也。

    九月丙子,东海公孙宾就斩莽首〔一〕。会申屠建、李松至,传莽首及玺绶诣宛。更始视之曰:“莽不如是,当与霍光等。”更始韩夫人言云:“不如此者,帝当那得之?”

  〔一〕 汉书王莽传曰:“商人杜吴杀莽,取其绶。校尉东海公宾就斩莽首。”师古曰:“ 公宾,姓也。就,名也。”风俗通曰:“公宾,姓也。鲁大夫公宾庚之后。”东观记、范书亦作“公宾就”,惟两汉纪均作“公孙宾就”,恐误。

    是月,王匡亦拔洛阳,执太师公王匡、国将褒章,至宛斩之。

    冬十月,刘望自立为天子,严尤为大司马,陈茂为丞相。更始使刘信击之〔一〕,望兄子回杀望降,严尤、陈茂走朗陵,为故吏所杀。

  〔一〕 刘信,更始大司徒刘赐兄显之子,官拜奋威大将军。

    更始欲北之洛阳,以世祖为司隶校尉。初,三辅官府吏东迎者,见更始诸将数十辈,皆冠帻而衣妇人衣〔一〕,大为长安所笑〔二〕,智者或亡入边郡。及司隶官属至,衣冠制度皆如旧仪。父老、旧吏见之,莫不垂涕悲喜曰:“何幸今日又见汉官威仪!”

  〔一〕 汉官仪曰:“帻者,古之卑贱执事不冠者之所服也。”范书“妇人衣”下有“诸于绣镼”四字。李贤曰:“前书音义 曰:‘诸于,大掖衣也,如妇人之褂衣。’”又曰:“扬雄方言曰:‘襜褕,其短者,自关之西谓之裗□。’郭璞注云:‘俗名□掖。’据此,即是诸于上加绣□,如今之半臂也。”

  〔二〕 长安者,三辅官府吏东迎者也。

    更始至洛阳,遣使降樊崇等。樊崇等与渠帅二十余人至洛阳降,皆封为列侯。其留者相率叛之,崇等即皆亡去,复领其众,分为二队,崇自开封出南阳,徐宣、谢禄等从阳翟击河南。

    是时豪杰并起:〔李宪起〕庐江〔一〕,张步起琅邪,刘芳起安定,董宪起东海,秦丰起黎丘,其余赤眉、铜马、青犊、高湖、董达〔二〕等众各数万,旬月之间,天下皆遍。

  〔一〕 据范书李宪传补。宪,王莽时为庐江属令。莽败后,据郡自守。更始元年,自称淮南王。观袁纪下文亦可知。

  〔二〕 董达,下又作董连,皆误。他书均作“重连”。

    隗嚣字季孟,天水成纪人,少为郡吏,着名叙州。季父崔,豪侠能得众情。闻莽兵败昆阳,更始立于宛,谋起兵以应汉。嚣止之曰:“兵,凶事也。宗族何幸!”崔不从,收兵得数千人,攻莽镇夷大尹李育〔一〕,杀之。既而推嚣为主,不得已乃聘平陵人方望为军帅。〔二〕望说嚣曰:“今欲承天顺民,辅汉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阳〔三〕,莽尚据长安,言为汉,无所受命,何以见信于众乎?宜急立汉高庙,称臣奉祠,所谓 ‘神道设教’〔四〕,求助民神者也。且礼有损益,质文无常。茅茨土阶,致其肃(也)敬〔五〕。虽未备物,神明其舍诸。”嚣从其言,遂立汉祖宗庙。祀毕,相与盟曰:“凡我同盟,允承天道,与辅刘宗。或怀奸虑,神明殛之!”嚣乃勒兵十万,将攻安定。安定太守王向〔六〕,莽从弟谭之子,威行郡中,属县未敢叛。嚣喻向以天命,向不从。嚣复为言“重顿兵,血刃,伤害吏士”,终不听。乃进兵虏向,以徇百姓,然后行戮,安定悉降。而长安中亦起兵诛莽。嚣遂分遣诸将徇陇西、武都、全城、武威、张掖、酒泉、炖煌,皆下之。

  〔一〕 范书隗嚣传作“镇戎大尹” 。又汉书地理志亦作“填戎”。此乃天水郡守之意,袁纪误。

  〔二〕 军帅,他书均作“军师”。袁纪乃避晋讳也。

  〔三〕 据东观记、范书补。

  〔四〕 出自易观卦。

  〔五〕 据陈璞校记删“也”字。

  〔六〕 范书隗嚣传作“安定大尹” 。按袁纪王莽官属皆依新制,此偶失之耳。又汉书王莽传作“安定卒正王旬”,未知孰是。

    公孙述字子阳,茂陵人。成帝时,为清水长,兼治五县,奸不得发,郡中谓有神。王莽时,守导江卒正〔一〕,复有能名。更始之立,南阳人宗成自称将军〔二〕,收兵汉中,众数万人,遂至成都。是时导江治临邛,述召县中豪杰,谓之曰:“天下同苦新室,思刘氏矣,故闻汉将军至,驰迎道路。今百姓无辜,父子俘获〔三〕,室家烧燔,此寇贼,非义兵也。吾欲执郡自守,以待真主。诸公并力者即留,不欲者即去。”豪杰皆叩头愿效死,乃发城中兵千余人。述使人诈称汉使者自东方来,拜受印绶,因号曰“辅汉将军”、兼益州牧。北至成都〔四〕,众数千人,遂攻宗成,大破之,尽有益州。

  〔一〕 即蜀郡太守。

  〔二〕 华阳国志作“宗成垣”。

  〔三〕 范书公孙述传作“妇子系获 ”。

  〔四〕 按范书及通鉴均作“西击成等”。胡三省曰:“按临邛在成都西南,述兵自临邛迎击宗成等,非西向也。”袁纪作北向是。

    李宪,颖川人。王莽时,(于)庐江贼起〔一〕,众至十余万。莽以宪为偏将军,连年击平之〔二〕。莽败,宪据郡守,自称淮南王。张步〔三〕,琅邪人。汉兵起,步亦聚众千余人,击攻傍县数十城〔四〕。刘芳〔五〕,安定三川人〔六〕,本姓庐。王莽末,天下咸思汉,芳由是诈自称武帝后,变姓名为刘文伯。及莽败,芳与三川属国羌胡起兵北边。董宪字侨卿,东海朐人。父为人所杀,宪聚客报冤,众稍多,遂攻属县。秦丰,南郡黎〔丘〕乡人〔七〕。少时受律令,为县吏。汉兵起,与同乡蔡张、赵京等起兵,众数千人,攻宜城、襄阳诸县,下之,自称黎丘王〔八〕。

  〔一〕 范书李宪传曰:“莽末,江贼王州公等起众数余万,攻掠郡县。”“于”系衍文,删。

  〔二〕 陈璞曰:“连年恐连率之误。”按范书正作“庐江连率”,此句恐当作“莽以宪为偏将军、庐江连率击平之”。

  〔三〕 张步字文公。琅邪不其人。

  〔四〕 范书张步传作“下数城”。

  〔五〕 刘芳字君期。

  〔六〕 按汉书地理志,安定郡无“ 三川”,有“三水”。范书庐芳传正作“安定三水人” ,袁纪误。三水系属国都尉治,袁纪下文“三川属国” ,亦系“三水属国”之误。

  〔七〕 据上文“起黎丘”补。参阅下注。

  〔八〕 范书光武帝纪作“自号楚黎王”。李贤注引习凿齿襄阳记曰:“秦丰,黎丘乡人。黎丘楚地,故称楚黎王。”又惠栋引余知古渚宫故事曰:“丰少有雄气,王莽末,结乡里豪杰起兵,掠荆州十二县,据襄阳之黎邱,自称楚黎王。”王先谦曰:“续志□有犁丘城是也。”又引水经注曰:“沔水东南迳黎邱故城西,其城下对缮洲,秦丰居之,故更名秦洲。” 据此,则“黎丘王”当作“楚黎王”。

    更始封刘永为梁王〔一〕。永,故梁王子也〔二〕。王莽时废为家人,更始立,诣洛阳,故得封。

  〔一〕 梁孝王刘武八世孙。

  〔二〕 故梁王,刘立也。据汉书所载,元始中,坐与平帝外家中山卫氏交通,废为庶人,徙汉中,遂自杀。

    更始将使大将平河北,刘赐〔言〕诸宗室无可使者〔一〕,独有世祖也。朱鲔等以为不可,而左丞相曹竞父子用事〔二〕,冯异劝世祖厚结焉,由是以世祖为大司马,遣平河北。于是冯异铫期、坚镡、祭遵、臧宫、王霸皆以为掾吏,从至河北。宾客多去者,世祖谓霸曰:“颖川从我者皆已亡矣,疾风知劲草,尔其勉之! ”

  〔一〕 据范书补。

  〔二〕 范书作“曹竟”。按汉书王贡两龚鲍传曰:山阳曹竟子期,儒生也。“去官不仕于莽。莽死,汉更始征竟以为丞相,封侯。竟不受侯爵。会赤眉入长安,欲降竟,竟手剑格死。”又钮永建曰: “汉人名字,其义多相应,竟字子期,谓以终相期也。纪文作竞,不可通。”

    坚镡字子伋,襄城人也,以县吏从世祖。祭遵字弟孙,颖阳人。家富给而遵恶衣服,不自修饰,又好经学。母死,负土成坟,以孝谨闻。常为亭长所侵辱,遵结客杀亭长,县中称其儒而有勇也。世祖破二公于昆阳,还颖阳,遵以县吏数进见,上爱其姿容,谓遵曰:“ 欲从我乎?”曰:“愿从。”因署门下吏。臧宫字君翁,郏人。为县亭长,率宾客入下江兵中。昆阳之战,诸将称其勇。世祖察宫勤力少言,独亲纳之。

    初,伯升之遇害,世祖不敢制服,饮食笑言语如平常〔一〕。冯异见世祖独居,不御酒肉,被席有涕泣处。异独宽解世祖。世祖曰:“卿勿妄言,何有是乎? ”异因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汉家。今下江诸将纵横恣意,所至虏掠财物,略人妇女,百姓已复失望,无所戴矣。今公专命方面,广施恩德。有桀纣之乱,乃见汤武之功;民之饥渴,易为饮食时也〔二〕。宜急分遣官属,理冤结,施恩惠。”于是乃遣异与铫期乘传抚循百姓,所至二千石、长吏、三老皆具食,宥囚徒,除苛政,反汉官,申旧章。吏民大喜,牛酒盈路,皆辞而不受。

  〔一〕 东观记有“语”无“言”,范书有“言”无“语”。陈璞曰“应删言字”。

  〔二〕 孟子公孙丑上曰:“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

    南阳新野人邓禹,字仲华。少以德行称,尝游学长安,见世祖,知非常人也。更始立,人多荐举禹,不肯从。闻世祖平河北,乃杖策追之,及世祖于邺。世祖见禹甚喜,谓禹曰:“欲仕乎?”曰:“不愿。”世祖曰:“即如是,欲何为?”对曰:“使明公威德加于海内,禹得效其尺寸之功,垂名竹素〔一〕,此其愿也。 ”世祖留禹宿,禹因进说曰:“古人有言:圣人不得违时,时亦不可失也。历观往古圣明之兴,因时立功,二科而已,天事与人事也。今以天事观之,更始既立而〔灾〕变方兴〔二〕;人事观之,帝王大业非凡夫所任,更始既是庸才,而其辅佐无有忠良明智,深谋远虑,欲尊王安民者也。以古人度观之,今败可见也。公推诚接士,总览英雄,天下之人,皆乐为驱驰,公之德众所归也。初战昆阳,破王莽四十万众,天下闻之,莫不震靡,公之武众所服也。军政齐肃,少长有礼,赏善如不及,讨恶如虑遥,公之文众所安也。聪明神武,所谓天下圣人也。民之归治,如水趋海。以公之威德,应民之望,收天下英雄而分授之。河内被山带河,足以为固,其土地富贵,殷之旧都,公之有此,犹高祖之有关中也。进兵定冀州,北取幽并,胡马之用;东举青徐,引负海之利。三州既集,南面以号令天下,天下不足定也。” 上笑曰:“且相随北去。”因敕左右,号禹曰邓将军。

  〔一〕 竹,竹简也;素,缣素也。竹素者,以喻史册。

  〔二〕 “历观”以下,范书所不载。通鉴略引之,“变”上有“灾”字,今据补。

    钜鹿宋子人耿纯,字伯山。说李轶曰:“将军以龙虎之姿,〔遭〕风云之时〔一〕,奋迅而起,期月之间,兄弟富贵。德信不闻于士民,功劳未施于百姓,而宠禄暴兴,此智者之所忌也。竞竞自危,犹惧不终,而况沛然自足,可以成功者乎?”轶奇之,乃授纯节,令安集赵魏。是时世祖在邯郸,纯见世祖长者,官属齐肃,遂求自纳焉。

  〔一〕 据南监本补。

    南阳宛人朱佑〔一〕,字仲先,世祖之旧也。伯升之起,以佑为护军。伯升败,佑常独怨望,世祖每短绝之。佑自洛阳将之河北,刘嘉问佑曰:“子将何之? ”佑曰:“将之长安。”嘉素奇世祖,知佑有旧,谓佑曰:“子与刘公善,胡不北乎?嘉有劳苦吏,欲讬之刘公。”佑曰:“若是,愿与之俱。”乃给其车马,使贾复、陈俊与佑俱北,及世祖于柏人。世祖复以佑为护军,常居中亲幸。佑从容问世祖曰:“更始政乱,公有日角之相,天之所命也。”世祖怒,将收之,乃不敢言。

  〔一〕 李贤曰:“东观记‘佑’作 ‘福’,避安帝讳。”后汉书集解曰:“刘攽曰:‘案注引东观记安帝讳,则此人当名祜,前后皆误矣。’王先谦曰:考异云范书、袁纪祜皆作佑,东观记皆作福,避安帝讳。说文祜字无解,云上讳。然则祜名当作示旁古,古今之古,不当作左右之右也。案考异说至晰,今刊范书仍作佑,以存其真。”通鉴径改佑作祜。今仿集解之意,辨其伪而存其旧文。

    贾复字君文,南阳冠军人。初事武阴李生〔一〕,李生奇之,谓门人曰:“贾生容貌志气如此,而勤于学,将相之器也。”尝为县吏,迎盐河东,会盗贼起,同辈十余人皆弃盐去,复独送至县〔二〕,县中称其信。及汉兵起,复聚众数百人于羽山,既而将其兵属刘嘉,为校尉。复见更始纲纪日替,令嘉远为之虑,乃说嘉曰:“臣闻图尧舜之事而不能至者,汤武是也;图汤武之事而不能至者,桓文是也;图桓文之事而不能至者,六国是也;图六国之事而不能至者,亡六国是也。今汉氏中兴,大王以亲戚为辅,天下未定而安所保〔三〕,所保得无不可保乎?”嘉曰:“公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马刘公在河北,可往投之。”去见上。上复奇之,又邓禹亦称有将帅才,于是署复为都督〔四〕,解左骖以赐之〔五〕。

  〔一〕 范书贾复传“武阴”作“舞阴”。按两汉志均作“舞阴”,此作“武阴”误。

  〔二〕 东观记曰:“等辈欺没其盐,复独完致县中。”

  〔三〕 据范书本传,“安”下有“ 守”字。

  〔四〕 钮永建曰:“按光武时未有都督之官。范书贾复传云:于是署复破虏将军督盗贼。据此则复所署者破虏将军也。纪文作都督,殆必旧史有督盗贼句,相涉而误。”按:通鉴亦作“秀以复为破虏将军”。然范书光武帝纪明言“乃遣光武以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贾复岂能再任此职!通鉴与钮说大谬。沈钦韩曰:“光武以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故署复为督盗贼,亦如太守府有门下督盗贼。”又曰:“袁宏纪置复为都督,盖汉魏以来,领兵将军帐下有护军,有都督。吕范请于孙策曰:‘愿暂领都督,佐将军部份’是也。光武以来,佑为护军,而称复曰贾督,实始于此。”沈说是。

  〔五〕 李贤曰:“骖者,服外之马也。东观记、续汉书‘左’并作‘右’。”按唯袁纪与范书同。

    陈俊字子昭,南阳西鄂人也。少学长安,归为郡吏。汉兵起,为刘嘉长史。既遇世祖,调补曲阳长,谓世祖曰:“欲与君为左右,小县长何足以留之!”俊即解印绶去〔一〕。世祖以俊为彊***将军,将中坚士〔二〕。俊教习进退,皆应旗鼓,临敌奋击,所向皆破。世祖曰:“诸将皆如此,复何忧哉!”

  〔一〕 范书陈俊传注引东观记曰: “俊初调补曲阳长,上曰:‘欲与君为左右,小县何足贪乎?’俊即拜,解印绶,上以 为安集掾。”袁纪恐有误。

  〔二〕 范书同。而华峤书作“拜为彊***偏将军”,又曰“赐绛衣九百领”。东观记作“三百领”。又惠栋曰:“中坚,谓中军坚锐之兵。杜茂为中坚将军是也。”

    王昌字郎,邯郸人。初,闻赤眉大众将至,百姓骚动。郎明星历,以为河北有天子气,素与赵缪王子林善,豪侠于赵,欲因此起兵。初,王莽时或称成帝子子舆,为莽杀之。郎于是诈称子舆以诳动林等,林等亦欲以为乱,乃与赵国大豪李育〔一〕、张参先宣言赤眉将至,立刘子舆以动众心。遂率车骑数百,晨入邯郸,止王宫。十二月壬辰,郎自立为天子。外遣将帅徇幽冀。曰:“朕,孝成皇帝子子舆者也。遭赵氏之祸,王莽篡弑,赖知命者将护朕躬〔二〕,解形河滨,削迹赵魏。王莽窃位,获罪于天,天命佑汉,故使东郡太守翟义、严乡侯刘信拥兵征讨,出入胡、汉。普天率土,知朕隐在人间。今也,南岳诸刘,为朕先驱〔三〕。朕观天文,乃兴于斯。而圣公未知,故且持帝号。今已诏圣公及翟太守骤与功臣诣行在所。荆州刺史、太守皆圣公、翟义所置,彊者负力,弱者疑惑,顿兵伤士,元元丧气,朕甚悼焉,故遣使者颁下诏书。”是时百姓思汉,言翟义不死,故郎称之,从民望也。于是自赵国已东,至于辽左〔四〕,皆从风而靡矣。

  〔一〕 周寿昌曰:“隗嚣传:杀莽镇戎大尹。前书王莽传,镇戎大尹李育,即此被杀者也。公孙述传,有李育为将军,后 降光武。儒林传,李育曾事东平王苍,永平初年人。凡三李育,先后同时。”按此则又一李育也,为王郎大司马。则其时实四李育也。此李育亦见范书王郎传,周寿昌可谓失之眉睫者矣。又初学记卷十七引谢承书曰:“

  李鸿字奉逊,礼信仁孝,友于兄弟。弟育为人所侵辱,育后阴结客报怨,为执法吏所得,当伏罪。”则东汉又有一李育也,惜不详其生卒年代。

  〔二〕 知命者,范书作“郎中李曼卿”,然东观记作“侍郎韩公等”。

  〔三〕 李贤曰:“圣公、光武本自舂陵北徙,故舂陵近衡山,故曰南岳诸刘也。”

  〔四〕 范书王郎传作“赵国以北,辽东以西”。通鉴从范书。

    茂陵人耿弇,字伯昭。父况,王莽时为朔调连率〔一〕。更始立,诸将略地者前后非一,弇乃辞况至京师,因献贡以自固。弇时年二十一矣。至宋子,会王郎反,从县吏孙仓、卫苞劝弇降邯郸〔二〕。弇按剑叱之曰:“所以涉难至长安者,欲以辅刘氏也。今我至京师,陈上谷、渔阳兵马之用,还出太原、代郡,反覆数十日,归发突骑以奔乌合之众,如摧枯折腐耳。观公等族灭不久。”孙仓、卫苞不从,皆亡去。弇闻世祖在卢奴,乃北谒之,世祖置弇门下吏。弇因护军朱佑求归发兵,世祖壮之。弇亦书与况,盛陈世祖度略,宜速来相见。况乃驰至昌平,遣小子舒献马焉。

  〔一〕 李贤曰:“王莽改上谷郡曰朔调,守曰连率。”

  〔二〕 范书作“卫包”。

  后汉光武皇帝纪卷第二  袁宏

  二年(甲申、二四)

    春正月,公到蓟。王郎购公十万户,蓟中惊恐,言郎使者方至,太守已下皆出城迎。公见官属议,耿弇曰:“今兵从南方来,不可南行。上谷太守耿况,〔即弇父也〕;渔阳太守彭宠,公邑人也〔一〕。发此两〔郡〕(都)控弦彊***万骑〔二〕,所向无前,邯郸不足平也。”公曰:“卿言善!”时公官属尽南方人,莫有欲北者,皆曰:“死南首,奈何北行?”公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公驾出,官属不尽相及,弇与公相失。道路扰攘,皆欲击公,铫期奋戟在前,嗔目叱之。至城门,已闭矣,攻之得出。兼晨夜,蒙霜雪,所过城邑不敢入,或绝日不食。至饶阳芜蒌亭,冯异进豆粥,公曰:“得公孙豆粥,饥寒俱解。”公将出,或曰:“闭之。”亭长曰:“天下讵可知,何闭长者为!”遂南行〔三〕。

  〔一〕 按:耿况乃扶风茂陵人,其先于武帝时,以吏二千石自钜鹿徙,非刘秀邑人。范书、通鉴“耿况”下均有“即弇父 也 ”四字,故据以补。又彭宠乃南阳宛人,故称公之邑人。

  〔二〕 郡、都形近而讹,亦据范书、通鉴而改。

  〔三〕 东观记光武帝纪曰:“至饶阳,官属皆乏食,帝乃自称邯郸使者,入传舍。传吏方进食,从者饥,争夺之。传吏疑其伪,乃椎鼓数十通,绐言邯郸将军至。官属皆失色。帝升车欲驰,而惧不免,还坐曰:‘请邯郸将军入。’久乃驾去。”范书与东观记略同,下复曰:“传中人遥语门者闭之。门长曰: ‘天下讵可知,而闭长者乎?’遂得南出。又东观记芜蒌亭事在此后,且曰:“异进一笥麦饭免肩,闻王郎兵至,复惊去。”均与袁纪异。通鉴折中而书,先叙芜蒌亭冯异进豆粥,再述至饶阳传舍事。诸书所载,错杂纷纭,未衷一是,录以存疑。

    至呼沱河,导吏还言河水流澌,无船,不可渡。官属皆失色。公遣王霸视之,信然。霸恐惊众,〔虽〕不可渡〔一〕,且前依水为阻,即言:“冰坚可渡。” 士众大喜。比至,冰合可涉〔二〕既渡,公谓霸曰:“ 安吾众令渡者,卿力也。”霸曰:“此明公至德,神灵之佑,虽武王渡河白鱼之应〔三〕,无以加也。”公曰:“王霸权时以安众,是王瑞也。为善不赏,无以劝后。”以霸为军正,赐爵关内侯。

  〔一〕 据东观记王霸传补。

  〔二〕 东观记王霸传曰:“上令霸护渡,马欲僵,各以囊盛沙布冰上,乃渡,渡未毕数车而冰陷。”

  〔三〕 类聚卷十引尚书中候曰:“ 武王发渡于孟津,中流,白鱼跃入王船。王俯取鱼,长三尺,有文王字。”此乃征应、符命之类的迷信传说。

    于是未知所之,有老公在道旁,曰:“信都为长安守〔一〕,去此八十里。”乃至信都。太守任光、都尉李忠闻世祖至,开门出迎。世祖见光喜,曰:“伯卿,兵少不足用,如何?”光曰:“可发奔命,攻旁县,不降者掠之。兵贪财物,可大致也。”以光为左大将军,封武成侯。忠为右大将军,封武固侯。

  〔一〕 惠栋曰:“时更始都长安,故云为长安守。”

    光字伯卿,南阳宛人。好黄老言,为人纯厚,乡里爱之。(知)汉兵至宛〔一〕,或见光衣服鲜明,欲杀之。解衣未已,会安城侯刘赐适至,见光容貌长者,救全之。因率与党从赐,为偏将军,与世祖共破二公兵于昆阳。后,更始拜光为信都太守。

  〔一〕 “知”字无解,当衍,故删。

    李忠字仲卿〔一〕,东莱人。以好礼称。王莽时,为信都都尉。〔二〕更始立,以忠郡中为所敬信〔三〕,即拜忠为都尉,兼玺书劳勉焉。王郎起,光与忠发兵固守。廷掾有持郎檄诣府者,光斩之,以令百姓。

  〔一〕 范书李忠传作“字仲都”,东观记、续汉书亦同。袁纪恐涉任光之字而误。

  〔二〕 范书从莽制,作“新博属长 ”。袁纪从汉称,自乱其例也。

  〔三〕 疑“为”字当在“郡中”之上。

    邳彤字伟君,信都人。王莽时,分钜鹿为和成郡,以彤为郡卒正〔一〕。公之平河北,彤举城降,复以彤为太守。是时,郡县得王郎檄,皆望风向应,唯信都、和成二郡不降。彤闻公来失众,使五官掾张万将精骑二千诣公所。彤与公会信都,议者或言可因信都兵,自送入关。彤庭对曰:“议者之言皆非也。何者?吏民思汉久矣,故更始之立,天下向应。当此之时,一夫大呼,无不捐城遁逃,虏伏请降。自上古已来,用兵之盛,未有如此者也。邯郸刘胡子等假此威势〔二〕,惑乱吏民,诈以卜有王郎为成帝子,拥而立之。其众乌合,无有根本之固。明公奋二郡之兵,扬向应之威,以攻,则何城不克,以战,则何军不服!今释此而西归,非徒亡失河北,又惊动三辅,其隳损威重,安可量也。明公审无征伐之计,则虽信都之众,难可合也。何者?明公西,则邯郸、和成民不肯捐弃亲戚,而千里送公〔三〕,其离散逃亡,诚可必见。”以彤为后大将军。

  〔一〕 郡卒正,即太守也,莽所改。

  〔二〕 惠栋曰:“赵缪王子林,盖字胡子也。”

  〔三〕 通鉴曰:“则邯郸势成,民不肯捐父母、背成主而千里送公。”考异曰:“范书邳彤传:‘邯郸成民不肯背成主’,字皆作‘城’。袁纪作‘邯郸和城,民不肯捐和城而千里送公’,汉春秋作 “邯郸之民不能捐父母、背成主’。按文意,‘城’皆当作‘成’。邯郸成,谓邯郸势成也。成主,谓王郎为已成之主也。”按袁纪“邯郸和成”四字,必有误 夺,或“和”系“势”之误,或“邯郸 ”下脱“势成”二字。通鉴之文,明白条畅,最近乎原意。又陈璞据考异所引袁纪之文,谓蒋本改“和成”作 “亲戚”,非也。然蒋本乃从南监本,非妄改。考异所据与黄姬水本同。陈澧校,亦据南监本改黄本“和成” 为“亲戚”。今从之。

    世祖使宗广守信都,李忠、邳彤征伐。

    耿纯率宗族二百余人,老者载棺而随之,及宾客二千人,并衣襦迎公于贯〔一〕。钜鹿人刘植亦率宾客数十人,开城门迎〔二〕。公大悦,以纯为前将军,植为骁骑将军。耿〔纯〕(况)攻〔下〕曲阳,皆下之〔三〕。众益盛,乃渡呼沱,攻中山。所过郡县,望风影附。耿纯使从弟欣归烧宗室庐舍。公以问纯,纯曰:“ 窃见明公单车临河北,非有府藏之畜,重赏甘饵,以聚人者也。接下以至诚,待之以恩德,是以士众旁来,思乐僵仆。今邯郸自立,北州疑惑,纯虽举宗归命,老弱充行,犹恐宗人宾客卒有异心,无以自固,燔烧庐舍,绝其反顾之望。”公善之。

  〔一〕 范书耿纯传作“育”,李贤曰:“育,县名,故城在冀州。”通鉴胡注曰:“余考两汉志,无育县,盖‘贳’字之误。”沈钦韩曰:“前志钜鹿郡有贯县。一统志:今保定府束鹿县西南。此育字误。据通鉴,则沿讹已久。”袁纪作“贯”,亦误。贳,音世。

  〔二〕 按范书刘植传,时植据昌城以迎世祖。惠栋曰:“水经注曰:“世祖下堂阳,植率宗亲子弟据邑以奉世祖。”

  〔三〕 此句原在下文“宪还东海,攻利城”之下,实唐突不类。按范书耿况传,况无攻下曲阳事。范书耿纯传曰:“拜 纯为前将军,封耿乡侯,欣、宿、植皆偏将军,使与纯居前,降宋子,从攻下曲阳及中山。”通鉴亦曰:“拜纯为前将军。进攻下曲阳,降之。众稍合,至数万人,复北击中山。”可知此乃耿纯迎世祖后之事。袁纪错简,故据范书、通鉴移置于此以正之。“况”系“纯”之误,又“曲阳”上脱“下”字,亦皆改补。

    更始将相皆山东人也,咸劝更始都洛阳。丞相长史郑兴说更始曰:“陛下起自荆楚,无施于民,举号南阳,而雄杰已诛王莽,开门而迎者,何也?苦王氏,思高祖之旧德也。今不久抚之,臣恐百姓心动,盗贼复起。议者欲平赤眉而后入关,是不守其本而争其末也。恐国家之守转在函谷〔一〕,虽卧洛阳,得安枕邪?”更始曰:“朕西,决矣!”乃以兴为梁州刺史〔二〕。

  〔一〕 李贤曰:“言若不早都关中,有人先入,则国家镇守,转在函谷也。”

  〔二〕 袁纪“叙”多作“梁”。

    二月,更始西至长安。自王莽之败,西宫燔烧,东宫、府、市里、太仓、武库皆如故。更始居于东宫,郎吏以次侍,更始媿不能视。〔一〕诸将后至者,更始劳之曰:“掠得几返?”左右大惊。

  〔一〕 乃东观记曲笔之谬种流传。

    李松、赵萌说更始宜立诸功臣为王,以报其功。朱鲔以为高祖之约,非刘氏不得王。更始乃先封宗室:刘祉为定陶王,刘赐为宛王,刘庆为燕王,刘歙为元氏王,刘嘉为汉中王。后遂立王匡为比阳王,王凤为宜城王,朱鲔为胶东王,张邛为淮阳王〔一〕,王常为邓王,廖湛为殷王〔二〕,申屠建为平氏王,胡殷为随王,李通为西平王,李轶为武阴王〔三〕,成丹为襄邑王,陈茂为阴平王〔四〕,宋佻为颖阴王〔五〕。以李松为丞相,赵萌为大司马〔六〕,隗嚣为御史大夫。

  〔一〕 张邛乃张卬之误,下同,说见上卷注。又沈家本后汉书琐言曰:“岑彭传:更始遣立威王张卬。按圣公传卬封淮阳王,而此曰立威者,殆先封立威,更封淮阳欤?”

  〔二〕 范书刘玄传作“穣王”。按两汉志无殷县,袁纪误。

  〔三〕 武阴当是舞阴之误。袁纪“ 舞”常作“武”,下同。

  〔四〕 更始将无陈茂,此乃陈牧之误。范书作“大司空陈牧为阴平王”。

  〔五〕 范书刘玄传与袁纪同。而光武帝纪作“宗佻”。袁纪上卷及通鉴亦作“宗佻”,未知孰是。

  〔六〕 范书刘玄传作“右大司马” 。时朱鲔为左大司马,刘赐为前大司马,皆出镇关东,唯萌留长安。袁纪此乃省文也。

    即拜张步为辅汉大将军,步弟弘为卫将军,蓝玄武将军,寿高密太守〔一〕。步乃分兵略地,尽得琅邪、泰山、城阳、东莱、高密、胶东、北海、齐郡、济南。拜董宪为临淮太守〔二〕。宪还东海,攻利城〔三〕。拜刘芳为骑都尉,使镇抚安定以西。

  〔一〕 范书张步传曰:“时梁王刘永以更始所立,贪步兵彊,承制拜步辅汉大将军、忠节侯,督青、徐二州,使征不从命者。步贪其爵号,遂受之。乃理兵于剧,以弟弘为卫将军,弘弟蓝玄武大将军,蓝弟寿高密太守。”袁纪略言之耳。

  〔二〕 范书刘永传曰:“永遣使拜宪翼汉大将军。”临淮太守非董宪,乃侯霸也,袁纪卷五及范书均同,此误。

  〔三〕 此下有“耿况攻曲阳,皆下之”句,已移于前,详见前注。

    更始以赵萌女为夫人,有宠,委政于萌。更始日在后宫,与妇女饮酒。诸将欲言事,更始醉不能见,请者数来,不得已,令侍中于帷中与语。诸将又识非更始声,皆怨曰:“天下未可知,欲见不得!”而韩夫人尤嗜酒,手自滴酒,谓常侍曰:“帝方对我乐饮,间时多,正用饮时即事来为!”起,抵书按破之。议郎有谏者言“萌放纵,县官但用赵氏家语署耳”,更始怒,拔剑斫议郎。时御史大夫隗嚣在旁,起谓左右曰:“无漏泄省中事。”萌尝以私事扶侍中下斩之,侍中呼曰:“陛下救我!”更始言:“大司马哀纵之。”萌曰:“臣不奉诏!”遂斩之。如此者数。李轶等擅命于外,所置牧守交错,州郡不知所从,彊者为右。王匡、张卬之属横暴长安,三辅苦之。又所署官爵多群小,长安为之语曰:“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一〕由是四方不信,豪杰离心。

  〔一〕 东观记、范书、通鉴尚有“ 烂羊头,关内侯”句,袁纪恐误脱。

    博士李淑谏曰〔一〕:“方今贼臣始诛,王化未行,百官有司宜得其人。陛下本因下江、平林之势,假以成业,斯亦临时之宜。事定之后,宜厘改制度,更延英俊,以匡王国。今者公卿尚书,皆戎阵亭长凡庸之隶,而当辅佐之任。望其有益,犹缘木求鱼〔二〕,终无所获。海内望此,知汉祚未兴。臣非有憎疾以求进也,但为陛下惜此举措。愿陛下更选英彦,以充廊庙,永隆周文济济之盛〔三〕。”更始怒,收淑系之诏狱历年,至更始之败,乃免。

  〔一〕 按范书刘玄传作“军帅将军 ”。“帅”当作“师”。

  〔二〕 李贤曰:“求之非所,不可得也。孟子对粱惠王曰:‘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求鱼也。’”周寿昌曰:“注梁惠当作齐宣。”周说是。

  〔三〕 诗大雅文王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

    初,隗嚣被征将行,方望止之曰:“更始未可保,且观百姓所归。”嚣不听,以书谢嚣曰:“足下将建伊、吕之业,任存亡之权,大事草创,雄杰未集。以望异域之人〔一〕,疵瑕未暴于众,可且依讬,亦有所宗,望知大指,顺风不让。幸赖将军尊贤广谋,动有功,发中权,基业已定,英杰云集,思为羽翮比肩是也〔二〕。望久以羁旅抱空,资讬宾客之上,诚自媿也。假望怀介然之节,洁去就之分,又不贰其志矣。何则?范蠡收续于姑苏〔三〕,狐犯谢罪于始入〔四〕。夫以二子之勤,从君二十余年,蠡苞七术之机〔五〕,犯为舅氏之亲,然至际会,犹释罪削迹,请命乞身,盖亦宜也。望闻乌氏有龙池之山,微径南通,与汉相连,其旁有奇人,聊及闲暇,广求其真。愿将军勉之而已。”嚣固留,望遂去。

  〔一〕 李贤曰:“望,平陵人,以与嚣别郡,故言异域。”

  〔二〕 李贤曰:“管子曰:桓公谓管仲曰:‘寡人之有仲父,犹飞鸿之有羽翼耳。’”

  〔三〕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范蠡事越王勾践,深谋二十余年,困吴王夫差于姑苏之山,遂灭吴。蠡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与处安,为书辞勾践曰:“臣闻主忧臣劳,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于会稽,所以不死,为此事也。今既以雪耻,臣请从会稽之诛。”乃乘舟浮海以行。

  〔四〕 僖公二十四年左传曰:“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负羁绁从君巡于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犹知之,而况君乎?请由此亡。’公子曰:‘所不与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狐偃字子犯,或作狐犯。乃重耳之舅,故亦称舅犯。又作咎犯,诸本作“狐犯”,唯蒋本作“姑犯”,迳改之。

  〔五〕 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载:越王乃赐文种剑曰:“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种遂自杀。正义引越绝书作“九术”,即“一曰尊天事鬼,二曰重财币以遗其君;三曰贵籴粟稿以空其邦;四曰遗之好美以荧其志;五曰遗之巧臣,使起宫室高台,以尽其财,以疲其力;六曰贵其谀臣,使之易伐;七曰彊其谏臣,使之自杀;八曰邦家富而备器利;九曰坚甲利兵以承其弊” 。

    嚣诣长安,更始以嚣为右将军,季父崔为白虎将军,义为左将军。既而崔、义谋叛西归,嚣惧并诛,即求见而告其谋,二人诛死。更始以嚣为忠,故以为御史大夫。

    方望既去隗嚣,遂说安陵人弓林曰:“更始必败,刘氏真人当受命。刘婴本当嗣孝平帝,王莽以婴为孺子,依讬周公,以夺其位,以为安定公,今在民间,此当是也。”林等信之,于长安求得婴,将至临泾,聚党数千人,立婴为天子,望为丞相,林为大司马〔一〕。更始遣李松、苏茂等击,皆斩之。

  〔一〕 范书及通鉴均作更始三年春正月事。

    公之击赵国,引兵入钜鹿,降广阿。

    更始初立,遣使徇诸国,曰:“先降者复爵位。 ”上谷太守耿况出迎使者,上印绶,使者无还意。功曹寇恂勒兵入,请印绶。使者曰:“天王使者,功曹欲胁之邪?”恂曰:“非敢胁使君,窃伤计之不详也。今天下初定,国信未宣,使君立节衔命,以临四方,郡国莫不延颈倾耳,望风归命。今至上谷而隳〔一〕,阻向化之心,生离叛之隙,何以复令他郡乎?且耿况在上谷,久为吏民所亲,今易之,得贤则造次未安〔二〕,不贤则为乱。为使君计,莫若复况,以安上谷,外以宣恩信。”使者不应。恂因顾叱左右,以使者教召况。况至,恂前取印绶带况。使者不得已,承诏授之,况遂拜受而出。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家世为郡县之着姓。恂好学,为郡功曹,耿况甚重之。

  〔一〕 范书寇恂传作“今始至上谷而先堕大信”,袁纪恐脱“大信”二字。

  〔二〕 造次,仓卒也。

    时,王郎使上谷发兵。恂与门下掾闵业议:“邯郸拔起,不可信。王莽末时,所难伯升。今闻大司马,伯升亲弟,尊贤下士,所至见说,可归附也。”况曰: “邯郸兵彊,不能独距,如何?”对曰:“

  今据大郡,悉举其众,控弦万骑,可以详择去就。恂请东约渔阳太守,与合为一,邯郸不足图也。”耿弇之与公相失也,间行归上谷,会适至,劝况发兵,乃遣寇恂至渔阳说太守彭宠。

    初,吴汉说宠曰:“渔阳、上谷突骑,天下所闻也。君何不率勉上谷共遣精锐,以诣刘公,并力击邯郸,此一时之功也。”护军盖延、狐奴令王梁亦劝宠,宠欲从之,其官属不听。汉知宠不得自专,乃辞,去城外思所以调其众者。时道多饥民,见一诸生,汉使人召之,乃问所闻见。此生具说刘公所过为郡县所称,言邯郸刘子舆非刘氏也。汉乃独为檄,发渔阳兵,使此生奉檄诣宠。宠官属皆疑,会恂至,宠遂发兵。以汉行长史事,与都尉严宣、护军盖延、王梁等将步骑三千人,共攻蓟,诛王郎大将赵闳等。所过攻下城邑,诛其将帅。

    将及广阿,闻城中车骑甚众,汉乃勒兵问曰:“ 此何兵?”曰:“大司马公也。”时王郎亦遣大司马略地,汉复问曰:“大司马为何公也?”对曰:“刘公也。”汉闻之喜,即进兵城下。

    初闻二郡兵且至,或云王郎来,甚忧之。及闻外有大兵,公亲乘城勒兵传问之,汉等答曰:“上谷兵,为刘公。”诸部莫不喜跃。“

  耿弇得所归附矣?”〔一〕耿弇拜于城下,具言发兵状。公迺悉召入,笑曰:“邯郸将帅数言我发渔阳、上谷兵,吾聊应一言‘我亦发之’,何意二郡良为吾来〔二〕!方与士大夫共此功名耳。”乃皆以为偏将军,加况、宠大将军,封列侯。

  〔一〕 此句上恐脱“公曰”二字。

  〔二〕 通鉴考异曰:“袁纪作‘良牧为吾来’,今从景丹传。”陈璞曰:“今本无牧字,是后人据范书改。”通鉴所引袁纪每每与今本异,现存明清诸本恐多有改窜。又胡三省曰:“良,首也,信也。”

    吴汉为人质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辞自达,然沈勇有智略。邓禹及诸将多知之,数相荐举,乃得召见,遂见亲信,常居门下。

    更始遣尚书令谢躬率六将军讨王郎,不能下。王郎遣将攻信都,信都大姓马宠等开城内之,收太守宗广及武固侯李忠母、妻,而令亲属招呼忠。时宠弟从忠为校尉,忠即时召见,责数以背恩反城,因格杀之。诸将皆惊曰:“家属在人手中,杀其弟何猛也?”忠曰:“ 若纵贼不诛,则二心也。”公闻而美之,谓忠曰:“今吾兵已成矣,将军可归救老母妻子,宜自募吏民能得家属者,赐钱千万,来从我取。”忠曰:“蒙明公大恩,思得效命,诚不敢内顾宗亲。”

    郎所置信都王捕系后大将军邳彤父、弟及妻子,使为手书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族灭。”彤涕泣报曰:“事君者不得顾家。彤亲属所以至今得安于信都者,刘公之恩也。公方争国事,彤不得复念私也。”公乃使左大将军任光将兵救信都,光兵于道散降王郎,无功而还。会更始所遣将攻拔信都,败走王郎兵,忠、彤家属悉全。公因使忠行太守事,还归信都,诛郡中反者数百人。

    公东击钜鹿,未下。耿纯说公曰:“守钜鹿,士众疲弊,虽屠其城,邯郸存。不如以精锐击邯郸,若王郎已诛,钜鹿不战自服矣。”公从之。

    夏四月,攻邯郸。王郎使杜威持节诣军。威曰: “实成帝遗体子也。”公曰:“设使成帝复生,天下亦不可得也,况诈子舆者乎!”威固请降,求万户侯。公曰:“一户不可,顾得全身耳。”威曰:“

  邯郸虽鄙,并力城守,尚旷日月,终不君臣俱降,但欲全身也!”乃辞去。

    少傅李立反,开城门。五月甲辰,破邯郸,诛王郎。公得文书,谤毁公者皆烧之,曰:“令反侧子自安也。”

    更始遣使封公为萧王,令罢兵,将有功者诣行在所。遣幽州牧苗曾之部〔一〕。

  〔一〕 据范书耿弇传载,随苗曾之部者,尚有上谷太守韦顺,渔阳太守蔡充二人。后耿弇北发幽州突骑,至上谷,并诛之。

    王幸温明殿,耿弇请问曰:“吏士死伤者多,愿归上谷益兵。”王曰:“王郎已破,河北略平,国家今都长安,天下大定,复用兵何为?”弇曰:“王郎虽破,天下兵革乃始耳。今使者来,欲罢兵,不听也〔一〕。铜马、赤眉之属数千万人,所向无前,圣公不能办也,〔二〕败必不久。”王曰:“卿勿妄言,我告斩卿? ”弇曰:“大王哀厚弇如父子,故敢披赤心。”王曰: “我戏卿耳,何以言之?”弇曰:“百姓患苦王莽,复思刘氏,闻汉兵起,莫不欢喜从风,如去虎口,得归慈母,倒戟横矢,不足以喻。更始未都长安时,百姓未具责也。今都长安,即位宫室,成以为天子,而大臣专权,贵戚纵横,夫政令不出城,诸将虏掠,甚于贼盗,百姓愁怨,天下失望,是以知必败也。明公首事南阳,破昆阳下百万众;今复定河北,以义征伐,表善惩恶,躬自克薄,发号向应,望风而至。天下至重,公可自取,无令他姓得之。”王曰:“卿得无为人道之?”弇曰: “此重事,不敢为人道。”

  〔一〕 钮永建曰:“不”下脱一“ 可”字。

  〔二〕 胡三省曰:“贤曰:办,犹成也。余据史记,项梁曰‘使公主某事不能办’,即此之意。今人谓了事为办事。”

    于是王谓邓禹曰:“吾欲取幽州突骑,谁可使者?”禹曰:“吴汉文能柔未附,武足断大事,可用也。 ”乃以汉为大将军,持节与耿弇发幽州十郡兵。幽州牧苗曾不肯调,汉将二十骑至无终。曾以汉无备,出迎汉,汉麾骑收曾,即诛之。遂取其军,威振北州。汉将兵诣王所,诸将望见汉还,兵马甚盛,皆曰:“此欲自将之,何肯与人?”及汉至,上公簿〔一〕,请所付,诸将各多请之。王曰:“属者恐其不与人,今所请又何多也?”诸将由是服焉。

  〔一〕 簿,兵簿,即军士之名册也。范书吴汉传作“上兵簿”。

    秋,王击铜马于清阳,破之。又击高明、董连〔一〕,大破之。众十余万悉降,皆封其渠帅。诸将未能信贼,贼示二其心。王敕降贼各勤兵,王将轻骑入其营。渠帅曰:“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二〕 ”由是遂安,悉以贼配诸将营。

  〔一〕 “高明”当作“高湖”。“ 湖”一作“胡”,“明”、“胡”形近而讹。又“董连 ”当作“重连”,详见卷一注。

  〔二〕 胡三省曰:“投,托也,讬以死也。”

    更始柱功侯李宝、益州刺史张忠徇益州,公孙述使弟将兵要之绵竹〔一〕,大破宝、忠,由是威振益州。功曹李熊说述曰:“方今四海震荡,匹夫横议。将军割据千里,地十汤武〔二〕,奋发威德,以投天隙〔三〕,王霸之业成矣。宜改名〔号〕〔四〕,以镇百姓。 ”述以为然,乃自立为蜀王。遣将军侯丹守句水关,任满据扞关。蜀地肥饶,民彊兵实,远方多归之。邛人长贵杀王莽越嶲太守,自立为邛谷王〔五〕,称臣于术。塞外君长皆贡述。

  〔一〕 述之弟,乃公孙恢也。

  〔二〕 李贤曰:“枚乘谏吴王曰: ‘汤武之土,不过百里。’述据地千里,故曰“十汤武 ”。

  〔三〕 列子说符篇曰:“施氏曰: ‘凡得时者昌,失时者亡。投隙抵时,应事无方,属乎智。’”

  〔四〕 据范书公孙述传补。

  〔五〕 范书西南夷传与袁纪同。而公孙述传作“越嶲任贵”。按汉书西南夷传亦作“粤嶲蛮夷任贵”,袁纪卷七同,此作长贵”,恐误。

    更始武阴王李轶据洛阳,尚书谢躬据邺,各十余万,王患焉,将取河内以迫之。谓邓禹曰:“卿言吾之有河内,犹高祖之有关中。关中人非萧何谁能(之)使一方晏然〔一〕,高祖无西顾之忧者矣!吴汉之能,卿之举矣,复为吾举萧何。”禹曰:“寇恂才兼文武,有御众才,非恂莫可安河内也〔二〕。”

  〔一〕 “之”字系衍文,涉“吴汉之能”而误,故删。

  〔二〕 按通鉴考异曰:“袁纪:‘ 邓禹初见王于邺,即言欲据河内’;至此又曰‘王患焉,将取河内以迫之,谓邓禹’云云按世祖既贰更始,先得河内、魏郡,因欲守之,以比关中,非本心造谋即欲指取河内也。今依范书为定。”今按续汉书所载,与袁纪略同,恐别有所据。

    王至河内,太守韩歆谋将城守。〔脩〕(备)武人卫文多奇计,〔一〕冯异素知之。异言于王,使卫文说歆令降。岑彭亦劝歆,遂从之。王以歆不即降,置之鼓下〔二〕,将斩之。彭在城内,使人召彭。初,彭赖伯升获免,因以兵属。伯升被害,更为朱鲔校尉。后为颖川太守,将之官,道不通,乃将麾下数百人,从邑人韩歆于河内。彭见王曰:“赤眉入关,更始危殆,四方蜂起,群雄竞逐。窃闻大王开拓河北,此诚皇天佑汉,士民之福也。彭赖司徒公得全济〔三〕,今复遇大王,诚愿出身自效,以报恩施。”王深纳之。因言歆南阳人,〔四〕可以为用。乃赦之。

  〔一〕 两汉志无备武县,地理志河内郡有脩武县,“脩”,“备”形近而讹。

  〔二〕 李贤曰:“中军将最尊,自执旗鼓。若置营,则立旗以为军门,并设鼓,戮人必于其下。”

  〔三〕 司徒公,伯升也。更始初立,以伯升为司徒。

  〔四〕 范书岑彭传作“南阳大人” ,注曰:“大人谓大家豪右。”袁纪恐脱“大”字。

    于是以冯异为孟津将军,寇恂为河内太守。王谓恂曰:“河内富实,带河为固,北通上党,南迫洛阳,吾将因是以济。高祖留萧何守关中,吾〔今〕(令)委卿以河内〔一〕。”恂乃伐汉园竹以为兵矢,收其租赋以给军粮,养马二千匹以供军用。

  〔一〕 据范书寇恂传改。

    刘隆字元伯,王之宗人〔一〕。更始初,为偏将军,预于昆阳之战。更始入关,请迎妻子,至洛阳。闻王在河北,隆单身归王,王以为骑都尉,使与冯异守洛阳。李轶闻隆归王,乃尽杀隆妻子。

  〔一〕 隆:南阳安众侯宗室也。

    河北既定,遣吴汉、岑彭击谢躬。〔躬〕时拒五校于隆虑〔一〕,令大将军刘庆守邺城。汉说魏郡太守陈康曰:“上智处危以求安,中智因危以为功,下愚安危以自亡。危亡之至,在人所由,不可不察。今京都败乱,四方云扰,刘公所向辄平之,公所见也。谢尚书不量力,内与萧王违戾,外失河北之心,公所知也。公据孤危之城,坚守自安,以待灭亡。义无所立,节无所成。不若开门内军,转祸为福,免下愚之危,收中智之功,此计之至者也。”于是陈康乃收刘庆及躬妻子,开门内汉军。躬闻汉等至,将轻骑归,不知汉已得其城,与数百骑夜至邺。时汉在城外,彭在城中,开门内躬,胁将诣传斩之〔二〕。

  〔一〕 陈璞曰:“时上尚脱‘躬’ 字。”据以补。

  〔二〕 传,传舍,客馆也。

    初,更始遣躬将马武等六将军,与世祖俱定河北。及王郎平,躬与世祖复俱(共)在邯郸中,〔分〕(不)居城内〔一〕。躬所领诸将多放纵,为百姓所苦,躬不能整;又数与王违戾,常欲袭之,以为兵彊故止。然躬勤于吏事,每至所在,理冤结,决词讼,王常称之曰:“谢尚书,真吏也。”躬由此不自疑。躬妻子尝诫之曰:“终为刘公所制焉!”

  〔一〕 据范书吴汉传改。

    马武字子张,南阳湖阳人。少时避怨绿林中,起随击甄阜、二公兵,故王常观引之。邯郸既平,王登台从容谓武曰:“吾得渔阳、上谷突骑,欲令将军主之,何如?”武让不敢当,然归心于王。武既降,置之帐下,每飨诸将,武斟酌于前,自以新属也,甚卑恭,不敢与南阳时等,王善之。

    冬十二月,赤眉西入关,更始定国上公王匡、襄邑王成丹、抗威王刘均据河东〔一〕,丞相李松、大司马朱鲔据弘农拒之。王度长安必危,方忧山东,关西未有所属,乃以邓禹为前将军,中分军西入关。以韩歆为军帅〔二〕,李文、程宪〔三〕、李春为祭酒,冯愔为积***将军,樊崇为骁骑将军,宗歆为大将军〔四〕,邓寻为建武将军,耿欣为赤眉将军,左于为军师〔将军〕〔五〕,戎士二万,王送邓禹于野王。

  〔一〕 范书邓禹传作“抗威将军刘均”。诸书均无刘均封王之记载,袁纪恐误。

  〔二〕 “军帅”当作“军师”。

  〔三〕 范书邓禹传作“程虑”。

  〔四〕 范书邓禹传宗歆作“车骑将军”。邓禹为前将军,宗歆为偏裨,不当有大将军名号,袁纪误。

  〔五〕 将军二字据范书补。

    王反而猎于道,见二人者即禽。王曰:“禽何向?”二人举手西指曰:“此中多虎,臣每即禽,虎亦即臣,大王勿往也。”王曰:“

  苟有备,虎何患!”二人曰:“何大王之谬也!昔汤即桀于鸣条,而大城于亳,其备非不深也,武王即纣而杀之。故即人者,人亦即之,虽有重备,岂能有守乎? ”王不自得,顾谓左右曰:“此隐者也。”将用之,乃不辞而俱去。

  后汉光武皇帝纪卷第三  袁宏

  建武元年(乙酉、二五)

    春正月,邓禹攻安邑。

    王匡、成丹、刘均等合兵十余万,共击禹。禹与战不利,骁骑将军樊崇临阵死。会日暮,兵疲,韩歆及诸将见战败而敌盛,皆谏禹,欲夜去,禹不听。明且癸〔亥〕(丑),匡等以六甲穷日不出〔一〕,禹得益治兵。敕军中曰:“匡等虽出,无妄动,令至营下乃击。 ”匡等悉至,禹鼓而并进,大破之,斩刘均、河东太守杨宝,遂定河东。禹承制拜军祭酒李文为太守,悉更置令镇抚之。

  〔一〕 钮永建曰:“邓禹传‘癸丑 ’作‘癸亥’。按六甲穷日者,谓六十甲子之尽日也。十干始甲而终癸,十二支始子而终亥,范书是,纪文写误。”据以改。又按是年正月庚午朔,无癸丑日,亦无癸亥日,袁纪置此役于三月前似系二月事。然范书光武帝纪作六月事恐当以范书为是。

    王击铜马于元氏〔一〕,使耿弇、吴汉将精兵在前,大破之。追至慎水北〔二〕,汉兵乘胜薄之,贼皆殊〔死〕战〔三〕,汉军大坏。王亲挥刃以御贼,未交锋,耿弇射之,贼不得前。岸高不得上,王自投马下。值突骑王丰,丰以马授王,王抚丰肩曰:“几为贼所突。”马武在后,战甚用力,故贼不得进。军士奔散者先保范阳,或言“

  王已没矣”,军中恐惧,不知所为。吴汉曰:“王兄子在南阳,何忧!”有顷,王至,众乃复振。夜,贼引去,(王)退入渔阳〔四〕,破之。吴汉别追至右北平,斩首三千余级〔五〕。

  〔一〕 钮永建曰:“按铜马已于前一年破灭,余众十余万悉降,无复遗类,故关西号光武为‘铜马帝’。此云击铜马,不可解。光武纪及耿弇、吴汉、马武等传皆云光武北击尤来、大枪、五幡于元氏,不云击铜马,疑纪文有误。”按:河北诸义军,铜马最强,他军多以铜马之命是从。时铜马虽败没,余部尚存,并与五幡、尤来、大枪诸军合兵并进。范书吴汉传载,建武二年,汉破铜马、五幡于新安,即可为证。又水经注亦曰:“光武追铜马、五幡,破之于顺水。”可见袁纪乃按当时习惯,以铜马统称诸义军。钮说失考。

  〔二〕 范书耿弇传亦作“慎水”,但光武纪作“顺水”。李贤曰:“郦元水经注云:‘徐水经北平县故城北,光武追铜马、五幡,破之于顺水,即徐水之别名也。’在今易州。本或作‘慎’者,误也。”李说是。“郦元”即郦道元。

  〔三〕 据范书及陈璞校记补。

  〔四〕 范书光武纪曰:“贼虽战胜,而素慑大威,客主不相知,夜遂引去。大军复进至安次,与战,破之,斩首三千余级。贼入渔阳。”则退入渔阳者非王明矣。袁纪作“王退”云云,与其上下文义亦不合。“王”系衍文,故删。

  〔五〕 范书耿弇传曰:“弇与吴汉、景丹、盖延、朱佑、邳彤、耿纯、刘植、岑彭、祭遵、坚镡、王霸、陈俊、马武十三将军追贼至潞东,及平谷,再战,斩首万三千余级,遂穷追于右北平、无终、土垠之间。”与此异。

    更始遣廪丘王田立、大司马朱鲔、白虎公陈侨将三十万众,助李轶守洛阳。冯异与李轶书曰:“愚闻明镜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也〔一〕。昔微子去殷而入周,项伯叛楚而归汉,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废昌邑。彼皆畏天知命,重祖宗而忧万民,睹存亡之符效,见废兴之必然,故能成功于一时,垂业于万世。今长安坏乱,赤眉在郊,王侯构难,大臣分离,朝无纪纲,而四方分崩,异姓并起,此刘氏之忧也。故萧王跋涉霜雪,躬当矢石,经营河北。英俊云集,百姓归往,豳岐见慕〔二〕,不足为喻。今马子张皆复亲幸爵位如此,谢躬达戾伏辜如彼,又明效也。季文诚能觉悟,亟断大计,论功古人,转祸为福,在此时矣。如猛将长驱,严兵围城,虽有悔恨,亦无及已矣。”初,轶谮害伯升,欲降而不自安,冀王开纳之。乃报异书曰:“轶本与萧王首谋造汉,约结死生,邂逅中道别离。今轶守洛阳,将军镇孟津,俱据机轴,千载一会,思成断金〔三〕。唯有深达萧王,冀得进愚策,以得佐国安人。” 异奏轶书,王报异曰:“季文多诈,人不能得其要领。今移其书告守、尉当警备者。”众以轶拥大众,据名都,欲有降意,怪上露之也。轶书既布,朱鲔得其书,使人杀轶,雒阳大众乖离,多出降者。

  〔一〕 沈钦韩曰:“大戴礼保傅篇:‘明镜者,所以察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

  〔二〕 史记周本纪曰:古公□父复脩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

  〔三〕 易系辞之语。

    萧王之北,朱鲔使苏茂将三万人,渡河袭温,鲔自将数万人攻平阴。寇恂乃发属县兵,令与恂会温。军吏皆谏曰:“洛阳兵渡河,前后不绝,宜待众兵毕至,乃可击之。”恂曰:“温者,郡之藩蔽,如失温,郡不可得守也。”遂驰赴之。明旦,陈兵未合,而冯异适至,恂乃令士卒乘城鼓噪曰:“公兵至!”茂阵动,因奔击,大破之。茂兵自投河死者过半,斩其副将贾彊,遂乘胜渡河,环洛阳城乃还。自是洛阳震恐,城门昼闭。初,传闻朱鲔破河内,有顷恂檄至,上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

    三月,李松与赤眉战于蓩乡,松大败。

    李熊说公孙述曰:“山东饥馑,人民相食,百姓涂炭,城邑丘墟。今蜀土丰沃,稼穑尝熟,果实所生,不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陆有器械之用,水浮转漕之便。北据汉中,杜褒、斜之险;东守巴郡,拒扞关之口。地方数千里,战士百万。见利则出兵而略地,无利则坚守而力农。东浮汉水以窥秦地,南顺江流以震荆、扬。所谓用天因地,成功之资也。今君王之声闻于天下,号位不定,志士狐疑,宜即大位,使远人有知。 ”述然其言。有龙出府殿中,夜有光,述以为符瑞。

    夏四月,公孙述自立为天子。

    广濮人李业〔一〕,字巨游。尝为郎,王莽居摄,谢病去,不应辟召,隐迹山谷。述素闻业名,欲以为博士,因辞病不起。述羞不致业,乃遣大鸿胪尹融奉诏持鸩曰:“业起,则授大位;不起,则赐鸩。”融喻业曰:“今天下三分,孰非孰是,何为区区身投不测之泉!朝廷募名德,于子厚矣。宜上奉知己,下为妻子计之,身名俱全,不亦优乎?今阻疑众心,凶祸立加,非计之得者也。”业乃叹曰:“‘

  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二〕,盖为此也。君子见危授命,何可诱以高位哉?”融见持心弥坚,复曰:“宜呼室家计之。”业曰:“丈夫内断于心久矣,何妻子之为乎?”遂仰鸩而死。

  〔一〕 黄本、南监本均作“□”,蒋本改作“濮”。按范书独行传作“广汉梓潼人”。又华阳国志公孙述刘二牧志亦曰:“广汉李业刎首死节,表其门闾。”与袁纪作“仰鸩而死”异。“汉”“汉” 形近而讹,作“汉”是。

  〔二〕 见论语泰伯篇。

      袁宏曰:夫名者,心志之标榜也〔一〕。故行着一家,一家称焉;德播一乡,一乡举焉。故博爱之谓仁,辨惑之谓智,犯难之谓勇,因实立名,未有殊其本者也。太上,遵理以修实,理着而名流。其次,存名以为己,故立名而物怼〔二〕。最下,讬名以胜物,故名盛而害深。故君子之人,洗心行道,唯恐德之不修,义之不高。崇善非以求名,而名彰于外;去恶非以邀誉,而誉宣于外。夫然,故名盛而人莫之害,誉高而世莫之争。

  〔一〕 标榜,相表扬也。同标榜、标搒。

  〔二〕 怼,怨也,音坠。

      末世陵迟,大路巇险。虽持诫行己,不求闻达,而谗胜道消,民怨其上。惧令名之格物〔一〕,或伐贤以示威;假仁义以济欲,或礼贤以自重。于是有颠沛而不得其死,屈辱而不获其所,此又贤人君子所宜深识远鉴,退藏于密者也〔二〕。

  〔一〕 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郑注:“格,来也。物,犹事也。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其知于恶深则来恶物,言事缘人所好来也。”

  〔二〕 密,深也。退藏于密,见易系辞。

      易曰“无咎无誉”〔一〕,衰世之道也。若夫洁己而不污其操,守善而不迁其业,存亡若一,灭身不悔者,此亦贞操之士也。呜呼!天道之行,万物与圣贤并通。及其衰也,君子不得其死,哀哉!

  〔一〕 见易坤卦。

    更始诸将惧赤眉至,申屠建等、御史大夫隗嚣共劝更始让帝位,〔一〕更始不应。建等谋劫更始,未行其计,侍中刘能卿知其谋,告之。更始召申屠建斩之。张邛、廖湛、胡殷于是自为王〔二〕,勒兵烧宫门,隗嚣将宾客奔天水。更始与三王战宫中,不胜,将妻子、车骑百余人东至新丰,从大司马赵萌。萌以为王匡、陈收〔三〕、成丹皆与三王有谋,可收斩之。更始乃召陈收、成丹即斩之。王匡不应召,因并将收、丹兵归长安,从三王于太子宫。赵萌、李松亦将其众从更始于太仓中。

  〔一〕 范书刘玄传曰:“卬与诸将议曰:‘赤眉近在郑、华阴间,旦暮且至。今独有长安,见灭不久,不如勒兵掠城中以自富,转攻所在,东归南阳,收宛王等兵。事若不集,复入湖池中为盗耳。’ 申屠建、廖湛等皆以为然,共入说更始。”按此无劝玄让帝位事。而隗嚣传曰:“流闻光武即位河北,嚣即说更始归政于光武叔父国三老良,更始不听。诸将欲劫更始东归,嚣亦与通谋。”据此则劝更始让帝位者唯嚣而已。

  〔二〕 范书刘玄传曰:“更始讬病不出,召张卬等。卬等皆入,将悉诛之,唯隗嚣不至。更始狐疑,使卬等四人且待于外庐。卬与湛、殷疑有变,遂突出,独申屠建在,更始斩之。卬与湛、殷遂勒兵掠东西市。昏时,烧门入,战于宫中,更始大败。”

  〔三〕 陈收与上卷作“陈茂”同误,皆当依卷一作“陈牧”。收、牧形近易讹,今明其误而存其异文。

    五月,萧王自渔阳过范阳,命收葬士卒死者。至中山,群臣上尊号曰:“大王初征昆阳则王莽败亡,后伏邯郸则北州平定,此岂人力哉!三分天下而有其二,跨州据土,带甲百万。武功论之,无所与争;文德论之,无所与让。宜正号位,为社稷计。”王不听。诸将固请,王曰:“寇贼未平,四面受敌,如遽欲正位号乎?诸将出〔一〕。”耿纯进曰:“天下士大夫捐亲戚,弃土壤,从大王于矢石之间者,其计固望攀龙鳞,附凤翼,以成其志耳〔二〕。今功业已定,天时人事已可知矣。而大王留时逆众,不正位号,纯恐士大夫望绝计穷,则有去归之思,无从大王也。”王感其言,使冯异问以群臣之议〔三〕。异至曰:“三王背叛,更始败亡,天下无主,宗庙之忧,在于大王。宜从众议,上以安社稷,下以济百姓。”〔四〕王曰:“我昨梦乘赤龙上天,觉悟,心中悸动,此何祥也?”异再拜贺曰:“此天帝命发于精神。心中悸动,大王重慎之至也。”会诸生彊华自长安奉赤伏符诣鄗,群臣复请曰:“受命之符,人应为大,今万里合信,周之白鱼,焉足〔比〕(此)乎〔五〕?符瑞昭澈,宜答天神,以光上帝。”

  〔一〕 范书光武帝纪“出”上有“ 且”字,袁纪恐脱。

  〔二〕 按范书“固望”下有“其” 字。杨树达曰:“土壤,谓乡里。前书孙宝传云:‘我与稚季幸同土壤。’谓同乡里也。古人单言土。论语云:‘小人怀土。’易云:‘安土敦乎仁,故能爱。’是也。汉人乃云‘土壤’。‘固望其’,‘其’字疑衍。 ”今按袁纪正无“

  其”字,是。

  〔三〕 范书冯异传曰:“乃召异诣鄗,问四方动静。”据此则“使”下脱“召”字。“下召”“使脱”字。

  〔四〕 通鉴考异曰:“光武本纪,冯异破苏茂,诸将上尊号,光武还至蓟,皆在四月前。而冯异传,异与李轶书云:‘长安坏乱,赤眉临郊,王侯构难,大臣乖离,纲纪已绝。’又劝光武称尊号,亦曰:‘三王反叛,更始败亡。’按是年六月己未,光武即位,是月甲子,邓禹破王匡等于安邑,王匡、张卬等还奔长安,乃谋以立秋貙瞜时,共劫更始。然则三王反叛,应在光武即位之后,夏秋之交,冯异安得于四月之前已言之也!或者史家润色其言,致此差互耳!”按袁纪据冯异之言,将更始诸将谋劫更始东归事置于前,似不妥,然恐别有所据,亦未可知。

  〔五〕 据黄本及范书改。

    六月己未,即皇帝位于鄗。改年为建武元年,大赦天下,改鄗为高邑。

      袁宏曰:夫天生蒸民而树之君,所以司牧群黎而为谋主。故权其所重而明之,则帝王之略也。因其所弘而申之,则风化之本也。夫以天下之大,群生之众,举一贤而加于民上,岂以资其私宠,养其厚大!将开物成务,正其性命,经纶会通,济其所欲。故立君之道,有仁有义。

      夫崇长推仁,自然之理也。好治恶乱,万物之心也。推仁则道足者宜君,恶乱则兼济者必王。故上古之世,民心纯朴,唯贤是授,揖让而治,此盖本乎天理,君以德建者也。

      夫爱敬忠信,出乎情性者也。故因其爱敬,则亲疏尊卑之义彰焉;因其忠信,而存本怀旧之节着焉。有尊有亲,则名器崇矣;有本有旧,则风教固矣。是以中古之世,继体相承,服膺名教,而仁心不二。此又因于物性,君以义立者也。

      然则立君之道,唯德与义,一民之心,莫大于斯。先王所以维持天下,同民之极,陈之千载,不易之道。

      昔周秦之末,四海鼎沸,义心绝于姬氏,干戈加于嬴族,天下无君,***无主,将求一时之杰,以成拨乱之功,必推百姓所与,以执万乘之柄。虽名如义帝,彊若西楚,焉得拟议斯事乎?由是观之,则高祖之有天下,以德而建矣。

      逮于成、哀之间,国嗣三绝〔一〕,王莽乘权,窃有神器。然继体之政,未为失民,刘氏德泽,实系物心。故立其寝庙,百姓睹而怀旧〔二〕;正其衣冠,父老见而垂泣〔三〕。其感德存念如此之深也。如彼王郎、卢芳,臧获之俦耳〔四〕,一假名号,百姓为之云集,而况刘氏之胄乎?

  〔一〕 李贤曰:“成、哀、平俱无子,是三绝也。”按“国嗣三绝”,一般如李贤所言。然袁纪作“成哀之间”,似不当置平帝于其间。据汉书外戚传,成帝时,班倢妤有男,数月失之。又许美人及故中宫史曹宫皆产子,为赵昭仪所害,故“国嗣三绝” ,当以此应之。

  〔二〕 指隗嚣初起,纳方望之策,立汉高庙,以见信于众。详见卷一。

  〔三〕 指刘秀任司隶校尉,前往洛阳整修宫室,以迎更始。时其官属衣冠皆如旧仪,父老旧吏见之,莫不垂涕悲喜曰:“何幸今日又见汉官威仪!”事见卷一。

  〔四〕 臧获,奴婢等下等劳动者之蔑称。荀子王霸曰:“如是,虽臧获不肯与天子易业。 ”注曰:“臧获,奴婢也。方言曰:‘荆淮海岱之间,骂奴曰臧,骂婢曰获。燕齐亡奴谓之臧,亡婢谓之获。 ’”按王郎、卢芳,一为卜相工,一为安定边民,皆下等人,故宏以臧获况之。

      于斯时也,君以义立。然则更始之起,乘义而动,号令禀乎一人,爵命班乎天下。及定咸阳而临四海,清旧宫而飨宗庙,成为君矣。世祖经略,受节而出,奉辞征伐,臣道足矣。然则三王作乱,勤王之师不至;长安犹存,建武之号已立,虽南面而有天下,以为道未尽也。

    初,赤眉二道入关,至弘农,复大合,分其众万人为一营。军中尝有齐巫祠城阳景王〔一〕,巫言:“ 景王大怒!当为县官则可,何故为盗贼?”有〔笑〕(灾)巫言辄病〔二〕。方望弟阳怨更始杀其兄,乃说樊崇等曰:“更始荒乱,政令不行。将军拥百万之众,西向帝城,而无称号,且为群贼,不可以久。不知挟宗室,以行诛伐,不敢不服!”崇等然之,又迫于巫言,乃求景王后,得七十余人,唯盆子最亲。

  〔一〕 范书刘盆子传李贤注:“以其定诸吕,安社稷,故郡国多为王立祠焉。盆子承其后,故军中祠之。”惠栋曰:“沈 约云:汉时城阳国人以刘章有功于汉,为之立祠,青州诸郡转相放效,济南尤盛。”杨树达曰:“此因尊崇景王而求立其孙,非因盆子为景王之后而祠景王也。注说殊误。光武十王琅邪孝王京传:‘国中有城阳景王祠。’ 耿弇传注引伏琛齐地记云:‘临淄小城内有汉景王祠。 ’风俗通义卷九城阳景王祠条下云:‘有琅邪青州大郡及渤海都邑乡亭聚落皆为立祠,虽陈蕃曹操一切禁绝,陈曹之后,稍复如故。’知汉时民间祀景王极盛矣。” 杨、惠二说是。

  〔二〕 灾、笑形近易讹:据范书刘盆子传改。

    是月,赤眉立盆子为天子。盆子年十五,被发徒跣,见众人拜,恐怖欲啼。崇等自相署置。崇本先起,有勇力方略,自徐宣等皆宗之,然不能书。徐宣故狱吏,通易经。于是推宣为丞相,崇为御史大夫。

    盆子者,故式侯萌子。王莽时废为家人。〔赤眉〕(更始)过式〔一〕,略盆子与二兄恭、茂俱在军中。〔崇等〕(更始)之诣洛阳〔二〕,恭随见南宫。恭前顿首曰:“故式侯世子,大汉复兴,圣主在堂,不胜欢喜,愿上寿。”有诏引上殿,称寿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更始悦之,即封为式侯。恭通尚书,以明经数幸言事,擢为侍中,从更始入关。茂与盆子留赤眉中,尝为刘侠卿牧牛〔三〕。盆子即立,犹朝夕拜侠卿,侠卿为之跪。后祠景王于郭北,使盆子乘鲜车大马。草中牧儿皆随车观曰:“盆子在是中。”至祠所,盆子拜,崇等皆为之拜。祠罢,复归侠卿所,时欲出从牧儿戏;侠卿怒止,崇等亦不复候视也。

  〔一〕 按汉书地理志,式属泰山郡,非更始军活动地区,更始岂能至式掠盆子及二兄于军中?范书刘盆子传作“赤眉过式”,甚是,据以改。下文“茂与盆子留赤眉中”亦为明证。

  〔二〕 范书刘盆子传曰:“恭少习尚书,略通大义。及随崇等降更始,即封为式侯。”则 “更始”乃“崇等”之误,故据以改,文义始通。

  〔三〕 太平御览卷八一四引袁山松书,“侠卿”作“仲卿”。他书均与袁纪同。

    秋七月辛未,前将军邓禹为大司徒,封酂侯〔一〕。野王令王梁为大司空,封武彊侯。初,赤伏符曰: “王良主卫作玄武。”〔二〕上以野王卫徙也,玄武水神也,大司空水土之官也,乃以梁为大司空。又以谶言,以平狄将军孙臧行大司马事〔三〕。众大不悦,佥曰:“吴汉、景丹应为大司马。”上曰:“景将军旧将,是其人也。然吴将军有建策之谋,又诛苗曾,收谢躬,其功大。”于是以吴汉为大司马,封武阳侯〔四〕,景丹为骠骑大将军。

  〔一〕 杨树达曰:“高祖封萧何为酂侯,初食邑八千户,后益二千户,合为万户。光武此封,以萧何拟禹也。

  〔二〕 谶文“王良”,类聚卷四七引续汉书、初学记卷一一引华峤书、范书、通鉴均作“ 王梁”。唯汪文台七家后汉书所辑华峤书与袁纪同。按谶文或本作“良”,后以梁应谶出任司空,而诸书改之,袁纪当仍其旧文也。

  〔三〕 东观记曰:“谶曰:‘孙咸征狄’。今以平狄将军孙咸行大司马事。咸以武名官,以应图谶。”他书均作“孙咸”袁纪作“孙臧”,恐误。

  〔四〕 范书吴汉传作“舞阳侯”。两汉志,武阳在犍为郡,为公孙述辖地,光武不可得而封也。袁纪误。

      袁宏曰:夫天地之性,非一物也;致物之方,非一道也。是以圣人仰观俯察,而备其法象,所以开物成务,以通天下之志。故有神道焉,有人道焉。微显阐幽〔一〕,远而必着,聪明正直,遂知来物,神之所为也。智以周变,仁以博施,理财正辞,禁民为非,人之所为也。故将有疑事,或言乎远,必神而明之,以一物心。此应变适会,用之神道者也。辩物设位,官方授能,三五以尽其性,黜陟以昭其功〔二〕。此经纶治体,用之人道者也。故求之神物,则着策存焉;取之人事,则考试陈焉。是〔故〕善为治者〔三〕,必体物宜,参而用之,所以作而无过,各得其方矣。

  〔一〕 “微显”似当作“显微”。

  〔二〕 “黜”原误作“默”,迳改。

  〔三〕 “故”字据南监本补。

      若夫谶记不经之言,奇怪妄异之事,非圣人之道。世祖中兴,王道草昧,格天之功,实赖台辅。不徇选贤,而信谶记之言,拔王梁于司空,委孙臧于上将,失其方矣。苟失其方,则任非其人,所以众心不悦,民有疑听,岂不宜乎?梁实负罪不暇,臧亦无所闻焉。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一〕此之谓也。

  〔一〕 见易鼎卦。

    上玺书劳邓禹曰:“将军与朕谋谟帷幄,决胜千里。孔子曰:‘

  自吾有回,门人益亲。’〔一〕平定山西,功效尤着,尔作司空,敬敷五教。”禹遂渡汾阴〔二〕,入夏阳。更始中郎将公乘歙将十万众拒禹于衙,禹击破之。时赤眉入关,三辅扰乱,民无所归。闻禹至衙,军兵整齐,百姓喜悦,相随迎禹,降者日以千数,号百万众。禹时年二十四,所止住仪节,白首耆老及诸将在军下,莫不饱满,名震关西。

  〔一〕 语见史记仲尼弟子传。

  〔二〕 自汾阴渡黄河也。范书作“ 汾阴河”,误。

    八月壬子,初祠社稷于怀。

    是时上新即位,军食不足,寇恂转运不绝,百官赖焉,以为奉上。上数玺书劳恂,茂陵人董崇说恂曰: “上新即位,四方未定。而以此时据大郡,内得人民,外破苏茂,威震远近,此谗人所因怨祸之时也。昔萧何守关中,悟鲍生之言而高祖悦〔一〕。今君所将,皆宗族兄弟也,无乃以前人为镜戒哉?宜从功遂身退之计。 ”恂然其言,称病不亲事,自请从上征。上曰:“河内未可离也。”固请,不听。恂乃遣兄子寇张、姊子谷崇愿为前锋。上悦,以为偏将军。

  〔一〕 史记萧相国世家曰:“汉三年,汉王与项羽相距京索之间,上数使使劳苦丞相。鲍生谓丞相曰:‘王暴衣露盖, 数使使劳苦君者,有疑君心也。为君计,莫若遗子孙昆弟能胜兵者悉诣军所,上必益信君。’于是何从其计,汉王大悦。”

    廪丘王田立降。赵萌、李松攻三王,三王败走,更始徙居长信宫。三王降赤眉,别兵出战。李松拒之,赤眉生得松。时松弟泛为城门校尉,赤眉使人诱泛曰: “开城,活汝兄。”泛遂开城门。

    九月,赤眉入长安,更始出渭滨。式侯恭以盆子之立,自系有司。赤眉入,吏民奔,式侯从狱中出,三械。见定陶王刘祉,解其械言:“帝在渭滨。”遂相随见更始于舟中。弘农太守公乘歙谓京兆尹解恽曰:“送帝入弘农,我自保之。”恽曰:“长安已破,吏民不可信。”右辅都尉严本恐失更始,为赤眉所诛,即曰:“ 高陵有精兵,可往。”时虎牙将军刘顺、定陶王刘祉、尚书任延君、侍中刘恭步将更始至高陵。严本将军兵城守,外如宿卫,内实围之。

    上闻更始失城守,未知所在,诏:“封更始为淮阳王,敢有害及妻子者,罪大逆;其送诣吏者封列侯。 ”

    赤眉〔下书曰〕〔一〕:“更始降者,以为长沙王。过二十日者,不受。”更始知严本所守,恐其(自)〔日〕尽〔二〕,即遣刘恭请降。赤眉遣大司徒谢禄受之。〔坐〕更始于庭下〔三〕,议杀之。式侯与谢禄共请,不听,逐更始去。式侯举刃欲自刎,崇等共止之,乃舍更始,封为畏威侯。式侯复守崇求本约〔四〕,竟封更始为长沙王。常依谢禄,式侯拥护之,颇得与故人宾客相见。故人有欲盗更始去者,事发,皆系狱。于是禄闭更始,自是式侯不得见也。

  〔一〕 据陈澧校及范书补。

  〔二〕 据四部丛刊本改。

  〔三〕 据果亲王校及陈澧校补。

  〔四〕 原作“守崇本求约”。陈璞曰:“‘求’疑当在‘守’字上。”按守即作求解,不当相叠,实“求本”误倒耳,今正之。

    赤眉诸将日会争功,各言所欲封,拔剑斫柱。稍得王莽时中黄门数十人,皆晓故事,颇得差整,数日辄复乱。初,三辅畏赤眉兵彊,又见更始降,诸县营长皆遣使奉献〔一〕,络绎道路;赤眉兵辄遮杀,取其物,吏民由是皆城守。上书封拜者不关盆子〔二〕,盆子日夜号泣,诣黄门中共卧起,登诸台榭,诸黄门皆哀怜之。

  〔一〕 胡三省曰:“时三辅豪杰处处屯聚,各有营长。”

  〔二〕 关,报也。不关盆子,即封拜诸事皆不报盆子而自行之。

    式侯知赤眉必败,自恐兄弟俱死,即劝盆子归玺绶,教习为辞让语。后崇等大会,式侯先于众中跪言: “诸君共立恭弟为君,德诚深厚。立且一年,散乱益甚,诚不足以相成,恐死而无益。愿得兄弟退为庶人,宜更求贤圣。今有君而更求,恐贤人不出,不知空其位而博选贤圣,唯诸君省察!”崇等谢曰:“皆某等罪也。 ”盆子因下床解玺绶,叩头曰:“今设为县官,而为盗贼如故。流闻四方,莫不怨恨,不复信向。此皆非其人之所致也。愿乞骸骨以避贤,兄弟备行伍。必欲杀盆子以塞事者,无所离死,诚冀诸君相哀之耳!”因涕泣歔欷。崇等及郎吏数百人,无不感恸,崇等下座顿首曰: “无状,负陛下,请自今已后相检敕,不敢放纵。”因共扶盆子,带以玺绶〔一〕。盆子号泣不得自在。崇等既罢,各闭门,不出卤掠。三辅闻之翕然,百姓争入长安中,市里且满。后二十余日,赤眉贪其财物,因大放兵虏掠,因纵火烧宫室。

  〔一〕 原作“授”,据黄本改。

    三王谢禄曰:“三辅营家多欲得更始者,一朝失之,必合兵攻赤眉,不如杀之也。”于是谢禄使兵杀更始。式侯夜往葬之。

    诸将劝邓禹取长安,禹曰:“玺书每至辄曰:‘ 无与穷赤眉争锋。’〔一〕今吾众虽多,能战者少,前无可仰之积,后无转运之饶。赤眉新拔长安,财富日盛〔二〕锋锐不可当也。盗贼群居,无终日计,财货虽多,变故万端,非能坚守长安也。上郡、北地饶谷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粮养士,观其弊,乃可图也。”于是引军北行,所至郡县皆降。顷之,积***将军冯愔与车骑将军宗歆在〔栒〕(愔)邑,〔三〕争权,愔杀歆,与禹相攻〔四〕上闻之,遣尚书宗广持节喻降冯愔〔五〕,及更始诸将王匡、胡殷、(成丹)等。广至安邑,尽诛之〔六〕。

  〔一〕 通鉴考异曰:“按世祖赐禹书,责其不攻长安,不容有此语。二年,十一月,诏征禹还,乃曰‘无与穷寇争锋’。袁纪误也。”

  〔二〕 “富”原作“赋”,他本与范书俱作“富”,蒋本妄改,今正之。

  〔三〕 栒邑,袁纪涉冯愔之愔而误作“愔邑”今据陈澧校及范书改。

  〔四〕 东观记曰:“冯愔反,禹征之,为愔所败。”

  〔五〕 宋广,范书及通鉴均作“宗广”。

  〔六〕 范书邓禹传曰:“乃遣尚书宗广持节降之。后月余,防果执愔,将其众归罪。更始诸将王匡、胡殷、成丹等皆诣广降,与共东归。至